1980年1月14日，夏鼐（1910—1985）日记写道：“下午在家，开始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翻阅1931—1934年日记，快50年了，不禁感慨系之。”这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劫波之后，夏鼐为老友兼老同学吴晗（1909—1969）所写的回忆文章。在他笔下，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园被喻作《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在那里，夏鼐和吴晗一起度过大学时光，由此结下超过三十年的友谊。夏鼐对清华园寄托了太多情感。而今天，再读《夏鼐日记》，可以发现在那里除了有世外桃源般的梦幻，其实也见证过一群年轻学人的激情、苦闷与迷惘。

第一次见面

夏鼐是温州人，吴晗是义乌人，算起来是浙江同乡。到北平前，都有在上海读书的经历，夏鼐在光华大学附中完成高中学业，吴晗则求学于中国公学。进清华前，都与燕京大学有过一段渊源。1930年夏鼐考上燕大社会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史学系；而吴晗几乎是前后脚北上，初打算转学燕大史学系，因错过考期未成，继在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谋到一份工作，1931年初又辞职，分别报考北大和清华，几经波折，终被清华史学系破格录取，成为二年级插班生。相比于夏鼐，吴晗的求学道路走得没有那么顺遂，但他足够幸运，遇到了前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这样的贵人大力提携，有人甚至说，胡适是他“开展生命新途的引路人”（潘光哲《胡适与吴晗》，收入《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两人同一年进清华，同系但不同级，据夏鼐回忆：“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便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真正结识已是在入学一年后了：

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他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了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复按夏鼐日记，回忆日期微误，初见那一幕发生在1932年11月24日：“晚间往见吴春晗君接洽现代史学社事。同学同系已一载余，此次尚为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谈了一点多钟才回来。”

这一年，吴晗二十三岁，夏鼐二十二岁。前者还用“吴春晗”的原名，在夏鼐印象中，“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入清华前，吴晗已写成《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等有分量的作品，在学界初露头角。甫一入学，即显示出超人一筹的学术能力，用“辰伯”的笔名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文近二十篇，入学第二年被该刊聘为文史栏编辑主任。他热情、肯干，善于组稿和网罗作者。夏鼐正是向《清华周刊》投稿的一个新人，因文章受到注意，故被约请去面谈。尽管两人不过相差一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吴晗明显表现出更强的“气场”，而夏鼐也自觉推崇他为“老大哥”。吴晗的传记作者还专门引用夏鼐的上述回忆，认为这“形象地记载了当时吴晗的活动才能”（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今人笔下，清华时期的吴晗被冠以“颇有名气的大学生”“青年学术活动家”等名号，并非过誉之辞。他不仅参与校内活动，在社会上也有广泛交游。在燕大时，已结识陈垣、顾颉刚、容庚、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前辈学者；入清华后，与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金岳霖、冯友兰等名教授都有交往；又常进城，到胡适家做客，自然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正因如此，吴晗很早就在北平学术圈有了一席之地，受到名流学者的赏识，如郑振铎还专门约请他一起创办《文学季刊》。吴晗在自传中，尽管自辩说与胡适、顾颉刚等人往来“并不多”，但也承认“他们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吴晗自传》）。

夏鼐的聪敏和苦学，均不少让于吴晗，然在性格上，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沉默、内向、不擅交际，平时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自学填充了业余时间的全部，而他内心并非不渴望积极的社交生活，日记里常流露的，是青年的敏感与苦闷。1931年1月19日记：

我真痛恨自己年来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习惯竟铸成那样落落寡合的状态，在同学交际会的时候，时觉局促不安。

1932年1月14日记：

今天在上中国通史课时，正在等待着教师的来临，大家谈笑声音充满了课堂，我忽然感到寂寞的袭来，心中充塞着伤感的情调，觉得自己似乎离人群愈来愈远了，嚷闹声、喧笑声变成无意义的乱响，引不起心弦的共鸣。

1932年4月3日记：

我现在的心情受两种势力的冲突，一方面深感觉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结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宝惜自己的光阴，以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总与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谓“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强求。终于只好决心任之自然，力求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固然不必勉强钻入人群之中，然也不必望而去之。

1933年1月23日记：

我时常自己思索，觉得自己似乎太与社会相隔离，与交际场所无接触，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来敷衍别人，便觉得是莫大的苦痛。

1933年4月4日记：

我是喜欢孤独的人，是喜欢热闹中的孤独，若像今日这种野庙孤僧的生活，独自在游廊上踽踽而行，与尘世相隔绝，那是连我也觉得太孤寂了。所谓“交游之乐”便是慰藉这种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夏鼐常常感到“孤寂”“朋友太少”。而吴晗算得上是他在清华时期结交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吴晗看重夏鼐有做学问的潜力，拉他加入史学社团，又常约稿。起初，夏鼐还是有些不自信：“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他在《清华周刊》发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洋书辨伪》《二程的人生哲学》等多篇文章，这与吴晗的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而受邀接手《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

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我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2月22日，夏鼐当时心理是——“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有的，但是我不会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则功课太忙，至多仅能做三四篇，内容未必满意，而字数定不会多，故只好拒绝。”不过，架不住吴晗苦劝，最后还是答应下来。拉稿方面，吴晗帮了不少忙，那年《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文史栏的稿子大多由他拉来，尤其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夏鼐主要负责审稿和退稿。日记记有不少两人合作情形。4月15日记：

上午遇吴晗，询其曾否向钱穆先生索“文史专号”文章，据云已向之索取。张德昌患伤寒入协和医院，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顾颉刚处当再向之索取，或有希望。

4月24日记：

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4月27日记：

晚间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

然而夏鼐终非擅长行政之人，一段时间后，痛感疲于应付——“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不久步吴晗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围绕《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两人有很多切磋机会。吴晗对清史著作有所批评，认为《清朝全史》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萧一山《清代通史》“虽为巨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这些谈话直接启发了夏鼐，也是他后来写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缘起。对吴晗的学问，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1933年2月26日记：

阅稿：辰伯（吴晗）《汉代的巫风》……辰伯对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

3月15日记：

阅稿：辰伯（吴晗）《读史杂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将此意作成一信以给吴晗君。

夏鼐去信提出意见，很快就得到回应，有谓“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云云。对吴晗热情满溢的回信，夏鼐加有按语——“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慨。实则我并无此野心。”

吴晗出身于清华史学系，研究方法上却“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他承认“治学的方法，以致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夏鼐在清华最亲近的老师是蒋廷黻，无论选择外交史为研究专攻，还是“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附识》）。这般宏远的学术抱负，皆受蒋氏所倡新史学指引。夏鼐的另一好友王栻在某次谈话中，直言“垦荒时代的史学界，考据工作似乎可少，因之不适于考据工作者，虽有综合之能力，亦英雄无用武之地，殊为可叹”，他亦深以为是，觉此“确有一部分的真理”。

清华园里史学双子星各具光芒，而吴晗这一颗无疑亮得更加耀目。夏鼐自谓缺乏“野心”，却未必没有竞胜之念。1933年上学期大考后日记：“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一位张姓室友直接拿他来与吴晗做对比，也令他内心泛起了一层波澜。1934年2月20日记：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鼐！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

因这番话夏鼐受到不小的刺激，有过严厉的自我批判，而末了还是接受了“性格即命运”的现实——“我自己岂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岂不感得改正自己弱点的必要！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啼笑皆非。”

十字街头和塔

1954年夏鼐重读清华园日记，有一段补记：“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醉生梦死”或是事过境迁的“自我批评”语，实际那时书斋中的夏鼐也曾经激动于窗外“喧扰的市声”，并且为如何选择而迷茫。1931年3月8日，读到《大公报》上有“要硬硬不起来，要软软不下去，不硬不软，又不甘心”一段话，深以为“这真道着现代青年的心理”。当年选择清华史学系，固出于追求学问的欲望，却也未失掉求解社会问题的初衷，用他自己话说，“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