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条尝言:“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汎,弥奢弥吝。”民国学人张舜徽读书至此,推其意以观“近世学者”,也发明“学术三反”之说,谓“弥言考证,而记诵弥衰;弥言词章,而文笔弥劣;弥言义理,而内行弥不可问,此亦学术之三反也”(《爱晚庐随笔·学术三反》)。顾、张二说各有语境,当然是有所为而作,尤其激于所处年代周遭之“风俗”“风尚”“风气”,而寓志于学,以为“匡时”“补世”。易言之,他们大概都属于章实斋所贵之能“辟风气”“持世而救偏”者,而不同于那些“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学者”(《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风气”中。精于“谈艺”的钱锺书便说,“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这需要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标准、要求等等,去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这样看来,无论是“趋”“徇”,还是“持”,也难逃“嗜好矛盾律”(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的笼罩,如钱先生道出的一种惨酷事实——“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世风同一,已然遍被华林,惟能“呼吸而领会之者”,不多得而已。

“由征观风”的史学,提示了灵动和高妙的境界,哪怕是追迹的“捕风”,也尽有它的“伟大”处。被观之世或观者所处之世,既均有风气,则风气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厉憬悟,诚因“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文史通义》外篇一、三,《淮南子洪保辨》《上辛楣宫詹书》《答沈枫墀论学》)。风气一旦而成“时趋”,则必有“可畏”处,或借用章太炎更加决绝的刻深之言,“学术本以救偏,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国粹学报》),这也便是前引顾、张二氏在各自时代观察到的“三反”情状之根由。

收在本集中的文字芜杂,大概是近十年(2011—2020)我在研究论文以外发表的“小文章”的部分,其范围仍不出学术史和学术评论两个方面。此次汇编一辑,聊迹鸿爪。我在自己的前一本书序言中自承为“一个尚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对于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自然还是懵懂,绝不敢有任何“学以持世”的妄想;至于文章之道,更远在三界之外,绝不敢取了一些化名“随笔”或“散文”、实际也只是在“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义的劳什子玩意,楞充什么“第二副笔墨”。我想,集内文字大概可以看做一个资浅但好问(有时近于好辩,不免“地命海心”)的当代学术亲历者自发、自愿所作的一点记录,间或也流露些微个人读书的偏好和趣味,至于“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全赖读者的理解和判断了。

我要感谢促成这些琐末、任性甚而有些不合时宜的文字变为铅字的诸报、刊编辑同仁,恕不一一具名,惟有铭念。集内有部分篇章,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发表之际出以笔名(此或亦本人“徇风气”之一端),此次各归本位。在此我要郑重感谢“日知丛书”主编的公心和雅量。这一插曲,或许也不自觉地充当了当代学术生态的一个微小见证。

本书书名拜内子所赐。“流水”者,语出唐代诗人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之名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原诗以洗练的拟喻传递漂泊不定、变幻无常、岁月如流、年华易逝的意象,言近旨幽,令人心折。本书中论及的近代史家郭廷以也喜引李白诗句“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拟史事为前水、后水,视作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过去十年,是家国巨变的十年,也是个人成长的十年,我们仿佛已然告别了什么,但不清楚即将迎来什么。其间遭逢的胶着、迷惘,我与我战,固不足与外人道,但有类似经验和心态者,必非仅见。《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事迹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入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傅斯年对此评论道,“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自知与终身之事业》)我想,时间的价值,仿佛流水,流水不争先,但终有它归海的方向,这大概也是一个持续的自我确认的进程。我实在不敢讲以何为“终身之事业”“终身守之”云云,但渐求“自知”而稍“自树”,不轻易为他者惑,倒是可行、可致的。至少,记取所从事者乃“为己之学”,勿忘己徇人,不要做傅斯年所不齿的那种“心气薄弱的中国人”,或流为乡先贤章实斋所讥“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

庚子十一节于复旦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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