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雪山的夏天
2012年夏天
路线：重庆—西昌—泸沽湖—香格里拉—德钦（梅里雪山）—拉萨—加德满都—博卡拉
CHAPTER 1
西 昌
两个David和一种生活
“四年后我再回到欧洲，去拜访亲朋好友，发现他们的生活毫无变化，要说有变化那就是换了台更大的电视机，换了辆更好的车……但他们还不满足。”
高原小城的夜色像泼了墨的画布，波兰人David坐在我对面，缓缓地说出这句话，语气里没有不满，只有平和。
我们在四川凉山州的首府西昌。这是个闭塞、落后的川西小城，低矮的楼房，尘土飞扬的大街，整个城市灰蒙蒙的，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迷雾。在街边还能看到穿着彝族传统服饰等公交车的妇女，用布裹着孩子背在背上。在这里，任何和时尚有关的打扮都是“奇装异服”，更何况是一个留着长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David带我去他家旁边的面馆吃牛肉面，那是家不足3平方米的小店，招牌已经被油渍染得看不见了，我们一人要了一碗面坐在外面。“这家店我经常来，比旁边挨着的那家卫生要好些，店里没有苍蝇。”David说完，熟练地用筷子夹起面条，吃了起来。那是我吃过的最别扭的一碗面。西昌虽说是个旅游城市，来的外国游客却没有丽江、大理多，我们两个坐在这样有烟火气的小店里用英文交谈，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垂下眼睛，避开众人的目光，他却对此早已熟视无睹，自己有滋有味地吃着那碗泛着油光的面。
四年前，他离开波兰，来了亚洲。起初只是想出门走走，几个月后就回来，没想到这一走就没有回过头。他在尼泊尔、印度游荡了两年，没有钱了就在青旅里打工换宿，帮人端过盘子，擦过地板，刷过墙，干过超过20份工作，至今尼泊尔还是他最喜欢的国家。后来他来了中国，抱着一把吉他在街头卖唱，从昆明一路流浪到丽江。白天赚够了一天的食宿费，晚上就住在青旅，停留几天，再前往下一个地方。最后他选择暂时在西昌落脚，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
他是我的沙发主人，公司配给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宽敞的两居室，在西昌城内一个老旧的普通居民楼里。他说：“我一个人住，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我的房间走到厕所需要超过五秒的时间……”
晚上他给我做饭，波兰特色的炖汤。他把切好的西红柿，土豆，玉米，胡萝卜倒进滚烫的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撒上些调料后，再拿锅盖盖上，等上一个小时，炖汤就好了。西红柿被煮得黏稠，变成了红色的汤底，土豆和胡萝卜软得入口即化，口感绵密，但这汤的味道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味蕾。我对着他尴尬地一笑，他坐在我对面抱着吉他，桌上放着的除了这一碗汤，还有到处散落的琴谱，和他自己写的歌词。
入夜，他说他要去找一个朋友看电影，问我想不想同行，我说好，就和他一起出了门。在这偏僻的川西小城，夜生活并没有大城市那样多姿多彩，人的欲望被减少到满足吃喝即可。西昌的晚风吹来清凉，人们围坐在路边摊上烧烤饮酒。David高高瘦瘦的，穿着简单的T恤和破洞的牛仔裤，像一阵风一样，疾步走在前面。
到了朋友家后，我发现他看电影的同伴是个衰老到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外国人，看上去七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已经要掉光了，连挪动脖子都显得艰难，说话气若游丝，吐出每个字都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老人是美国人，也叫David。
那天看的电影是好莱坞一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白片，老人家的客厅有个很大的放映幕。波兰David从家里带了一瓶红酒，我们一边喝红酒一边看电影，看完后一起聊天。西昌的外国人加起来不超过五个，我一下就认识了两个。老人很有思想和智慧，他已经在西昌住了6年，因为身体不便，也不常出门，每天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平常生活寂寞，David就经常过来陪他聊天，看电影。
听波兰David说老人在写书，我问：“书会出版吗？”“也许不会吧。”据David说，老人身体状况最近每况愈下，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经常咳嗽到说不出话来。老人没有回美国的计划，不出意外，某一天，他会在这个和故乡远隔万里的川西小城，再也醒不过来，枕边还放着没有完成的，也许永远不会出版的书。后来的我，读到一句话，“即使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想到老人，不禁唏嘘不已。
两个David，都抛弃了之前舒适的环境，一个从波兰，一个从美国，来到万里之外的异乡西昌，是贪恋这里的阳光充沛、人民淳朴吗？还是这里的宁静闲适？
那时候我没找到答案，直到自己去了欧洲。
我在鹿特丹的沙发主是个艺术家，留着一撇小胡子，穿着羊绒毛衣，头发用摩丝打的定型。他有家自己的设计公司，给政府设计公共空间。他的家在鹿特丹的市中心，是个独栋的房子，宽敞明亮。
鹿特丹靠海，我们的晚餐是三文鱼，在锡纸上放上几滴橄榄油，把新鲜的三文鱼放进烤箱里烤上20分钟，端出来后再撒点盐，味道鲜美的烤三文鱼就出炉了。餐后水果是早晨去市场买回来的草莓和牛油果。
聊天的时候，他指着他的房子告诉我：“我赚的钱已经超过了我的生活所需，所以我只能买台更大的电视机，住进更大的房子，来花掉这些多余的钱……”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我想起两年前的David，在那一刻醍醐灌顶。
“我所需要的就是一张床，一个房间，我可以在里面创作，弹吉他，写作，画画。”不从物质欲望中寻找满足感，内心平静的话，安居之处可以在西昌，可以在郑州，可以在巴黎，可以在任何地方。
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
雪山与何沁心
2012年8月4日，我搭上一辆运沙车，离开飞来寺准备进藏。走的时候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梅里雪山[1]上的云雾都散开了，终于可以看到全貌了。
身后飞来寺熟悉的街景与我渐行渐远，最后望了一眼卡瓦格博[2]，鼻子忍不住酸了。在心里默想，卡瓦格博，你会记得我吗？
后来我在西藏又见过许多雪山，但是已经没有一座可以比得上心中的梅里了。
1.
第一次知道梅里雪山是看到《转山》里的“雪山冰淇淋”，从未奢望过有天可以来到这里，更不知道这里便是向往了许久的藏区。2012年5月的时候决定暑假去做义工，在豆瓣小组随着自己的性子投了很多简历，大多都石沉大海，是梅里雪山的青旅老板最先回复我说：我叫莫言，我觉得你很适合做前台，给我打电话吧。
青旅叫觉色滇乡，和老莫确定了时间后，7月考完最后一门试后，我就收拾好行囊，从重庆上路了。
觉色滇乡的主楼
一路风尘仆仆也一路风景地经过成都，西昌，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才终于来到飞来寺，一个人走进觉色滇乡大门的时候不禁有点胆怯，但还是既忐忑又期待着接下来的生活。
义工的生活没有想象中清闲，实际上，我一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白天在前台忙着check-in，接电话，还要卖东西；有时间就去厨房帮厨，洗几十个人的碗碟，经常在厨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做客房的时候，日复一日地换百十来个床单被套，经常累得腰酸背痛，胳膊都抬不起来。
很多时候，义工之间因为工作内容不同，互相之间并无多少交流。刚来的几天，我经常面临无话可说的尴尬，人际关系也曾如履薄冰。有次自己感冒不舒服，留在房间睡觉，店长过来敲门提醒我该去工作了。看着她略显庄严的脸，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不好意思开口说自己病了，还是硬撑着起床工作。
2.
因为在青旅做前台，所以有机会接触很多客人，遇到投缘的，总想多留他们几天。以后山高水长，在这里遇到的很多人，都很难再相见了，所以人与人相遇后，迸发出那短暂又绚烂的火花，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珍贵。
我向来都是个不懂得如何轻巧面对离别的人，但青旅就是这样一个人来人往、聚散离合的地方。床铺总是空了又满，离别在这里是像家常便饭般稀松平常之事，于是人心渐冷。但遇到的有些人，有些事，还是像影子一样留在了记忆里。
记得有天早上，和其他义工一起做完客房后，累了就坐在二楼标间外面的椅子上，眺望着远处的梅里雪山。在飞来寺一抬头就能看到高原纯净的蓝天白云，但之前的我从未发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雪山那么美。天有些微凉，朋友点上一根烟，火花一闪一闪的，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忘了都说了些什么，大概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却不知道为何，总是对这个场景记忆很深。
到觉色的第二个晚上，和一个英国人在青旅的多人间聊天。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到现在也都不记得他的长相，却一直记得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他用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起他的故事，仿佛说起的是不相干的旁人的事。英国人本来与女友一起攒钱准备在伦敦买房，但世事难料，钱攒到以后，两个人却无奈地分手了。他用了两天的时间辞职，放弃了光鲜的建筑师的工作，决定用这笔钱去环游世界。也许失去了一个她，还有整个世界可以相拥入怀。他说一路上见过很多美景，但是回忆起来，记得的只有一些吉光片羽的片段，比如在他乡和朋友碰杯畅饮，微醺时说些真心话的时分，也许行过很多路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吧。
飞来寺观景台
第一次听到《董小姐》这首歌，也是在梅里雪山的那个夏天，我们围在朗玛厅的火塘边，听流浪至此的北漂歌手唱民谣。他是蒙古人，声音嘶哑，大碗喝酒，铁汉柔情。一年后，这首歌和宋胖子一起大红大紫，我又突然想起那个歌声飘扬的夜晚和那个歌手。我曾问过他，是谁教会你唱歌的，他告诉我说，是生活。
我记得有个男生刚高考完，一个人出来旅行，他戴着很厚的眼镜，声音里有着和年纪不符的沉稳。有天中午，他对我说：阿姐，来下盘棋吧。外面天光大亮，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照亮了房间一角空气中的浮尘。我们俩在朗姆厅里下了很久的五子棋，他一直不言不语。走的那天，他送了一串在香格里拉买的佛珠给我，我一直带在手上，偶尔会再想起他。
你说若是人情那么冷，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那么浅，为什么我却总是怀念，怀念那些那么短却又难忘的相遇。
3.
至于何沁心，她是我在觉色唯一的朋友，我们一起铺过青旅的几百个床单。她离开觉色的第二天，我也兴致索然地走了。后来一路进藏，又去了尼泊尔，从尼泊尔回来后，从拉萨回家的火车经过南京，我便顺道去看她。
一个月后再见面时，她已不是那个每日穿着冲锋衣、登山鞋的女生。飞来寺清凉的夏天离我们很遥远了，彼时是8月末南京依旧燥热的夏末，我背着80L的背包站在南大门口冲她微笑。
那个下午，她带我去了我一直想去的先锋书店，看到书店里十字架上写的那句“大地上的异乡者”，我有震动。走了那么久，我是不是也像个异乡者一般，失落了自己的原乡？偶然路过拉贝故居，在那座隐藏在幽静树荫下的老宅里，人很少，很静，院子里开满了不知名的花，走廊上只能听到我俩的脚步声。
再后来，我去了墨西哥，在临行前的机场，我给她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两个人都默默无言，我对她说：何沁心，你别不说话啊，我都要走了。却最终除了“珍重”，其他的话都显得多余烦琐了。再然后啊，她也去了台湾。
每次想起她，总觉得是个特别的朋友，也许是在觉色的日子，我并没有想象中坚强，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不动声色地陪伴我走过那段时光，显得格外珍贵吧。
4.
那一年的12月，我把自己微博的背景换成了日照金山，我想我想念那段日子了。
“行过许多路，翻越许多山，跨过许多河，饮过许多酒，见过许多人。”却不过是想找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吧。
王王子
来青旅认识的第一个人，叫王王子。这个雪山的王子，是个女生。
被藏族司机领进青旅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生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晾白色被单，她穿着宽大的黑色条纹衬衫和褪了色的牛仔裤，脚上踏着马克靴。院子里开着格桑花，午后温暖的光线打在她身上，照得她闪闪发亮，女生把头发随意地用夹子盘起，乱蓬蓬地散落在颈部，竟有种凌乱的美。
藏族司机有个有些奇葩的名字，叫扎史尼玛。由于经常在香格里拉到德钦这条线上跑，他和青旅的人都混了个眼熟。一看到这个女生，他像见到了熟人，拍着人家的肩膀问，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怎么都不回家的啊？女生眨着眼睛，笑得明亮，说因为喜欢这里啊，就掀起青旅的门帘，手里拿着晒好的白被单进屋去了。
王王子和我们不一样，她是青旅的长期工，也是店长兼客房部部长。青旅上上下下的事，除了两个老板以外，她是最清楚的。刚来青旅的时候，我做前台，一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在前台大喊一声“王～王～子～”，等声音绵绵长长地在青旅三楼的木房子里回荡，她会突然从客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抱着床单，隔着两层楼的距离，问，怎么了？
觉色滇乡的藏式大厅
青旅的员工，前台是轮班倒，做一天休一天，客房只有上午退房的时候比较忙，下午和晚上都会闲下来。但她永远都很忙，永远没时间和其他义工一起喝酒聊天，永远没时间去认识有意思的客人。她是老板最喜欢的那种员工，拿着一份的工资，做着两份的事，操着一整个青旅的心，还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后来和老板吵了一架，我就从前台调到了客房部，成了她的手下，和她有了更多的接触，才明白她那么忙的原因。青旅在滇藏线上，暑期是绝对的旺季，七八月的时候，每天都会住满。一百多个人的床单、被罩、枕套每天都要更换，二十几间客房的打扫，整个客房部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工作量可想而知。我成了白布天使，每天拿着床单跑来跑去。
从早上9点开始收拾客房，一间一间地清理，一个床铺一个床铺地收拾，换下客人用过的枕套、被套、床单，再换上新的。其中，最不容易更换的是被套，虽然是夏天，但飞来寺晚上气温低，青旅的被子厚，换的时候要把棉被整个从被套里扯下来。换一个被套等于换5个枕套，手臂很吃力。大床房的卫生打扫起来很麻烦，窗檐上的灰尘都要擦干净，木地板不能拿拖把拖，要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擦……我们还要赶在中午吃饭前收拾完所有客房。
中午吃完饭后，再把换下来的床单、被套拿去洗，洗完了再放到外面晾起来。7月是迪庆藏区的雨季，大雨经常说下就下，还要赶在淋湿前赶紧把所有的被单都收回来。青旅每天一百多人的床单、被套，只有两台洗衣机可以用，一台是全自动的，一台是半自动的。全自动的那台边角已经发黄，像个顽固的老古董，偶尔还会闹闹脾气，直接罢工，只剩下一台老旧的半自动洗衣机独自轰隆隆地运转着。
后来我才知道，下午的工作，王王子一个人全揽了下来。那时的我自然而然地以为，上午收拾完客房，下午就没有工作需要忙了。所以当我在朗玛厅里热热闹闹地找客人聊天时，并不知道她一个人守在洗衣机旁，洗了多少桶的被单，然后又一个人把所有被单晾在外面，等太阳落山后，再把它们都收回来……虽然是店长，但她并不习惯向别人发号施令，宁愿自己默默地把事情做了。我每天只是更换床单被套手臂就已经酸痛到抬不起来，可她的工作量是我的三倍，晚上熄灯后，她总是一沾床就能睡着。
和王王子在屋顶晾过一次床单。在高原上爬坡要付出比平原多几倍的力气，再加上拎着满满一桶的被单，等爬到屋顶的时候，我每次都气喘吁吁，几乎缺氧。头顶上的阳光倒是和煦，既不耀眼，也不灼人，摊开桶里的白被单，待它在风中尽力舒展开，再把它晾到绳子上，被单上的水珠弹到脸上，带来丝丝清凉。不一会儿，屋顶上目之所及已是一片纯白，忽略眼前的雪山高原，这里竟像极了台湾青春片里的场景。我瞥见她的马尾辫在白被单中若隐若现，像沉默的心事。我那时候好奇心重，总觉得这个不言不语的女生，应该是受了很重的情伤，才会想要一个人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独自疗伤吧。否则怎么会愿意放下北京新闻记者的工作，跑来这偏僻的藏区，每天洗床单被罩呢？
18岁的时候去西塘，我住在一家酒吧开的客栈里，里面有个客人在西塘住了一个月，生活就是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后，去市场买买菜，做做饭，傍晚在古镇散个步。那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待这么久，他看了我一眼，不以为意地说了一句：人生哪那么多为什么？
后来我又问王王子，为什么要来青旅做长期工？
她的答案和我第一天认识她的时候一样，因为，就是喜欢这里啊。喜欢这里面朝雪山，云卷云舒的日子，所以，就算天天与之相对，也并不觉得厌倦。
莫多情
两年前我们青旅养了一只猫，叫莫多情。
莫多情的主人叫莫言，青旅的二老板。猫是从香格里拉的青旅抱来的，老莫三十多岁，没有老婆，膝下更无儿女，他唤莫多情女儿。
哪个旅人没有过一个开青旅的梦呢？想象中的老板应该就是像老莫这样的吧，跋涉过万水千山，走过岁月山河，最后隐居某僻静之地，买菜做饭，闭口不谈往事。
老莫之前是当兵的，退伍之后，云游四方，最后来到这小小的飞来寺落脚，一待就是七八年。这些年来，客人熙来攘往，青旅也几度易主，老莫最忠实的朋友就是对面那云卷云舒的梅里十三峰。雪山上的冰川五千年不化，可只有老莫知道圣山也在悄然改变风貌。他偶尔会嘟嘟囔囔地和我们说，全球变暖让这几年的梅里雪山化得都快和玉龙一样看不见了。这么多年里，他不知看了多少次日照金山。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他灵魂中有个部分，是在默默守护着雪山的吧。
飞来寺不比丽江、大理，这里只有一条街，一个寺庙，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甚至连菜市场都没有，想买东西要去德钦县城。有人用高薪聘请老莫去香格里拉当店长，他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想守在这里。
身处这偏僻乡间，整日对着单调的雪山，老莫却也从不寂寞，每日睡到日上三竿天光大亮才醒。心情好的时候，请陌生人喝酒，在朗玛厅摆上满满一桌，把酒言欢，不醉不休。他当过中医，也不知从哪练就了一身好厨艺，有朋友从远方来，他就亲自下厨，切好牦牛肉，熬上一锅泡着枸杞、当归等十几味中药的鸡汤，香味会从厨房飘到整个青旅。
没人知道老莫的确切年龄，只看到他常年带着的鸭舌帽下有一块秃顶。青旅上上下下几十个人，每次有人生病，到他那里看一看，他望闻问切一下，就能开出药来。等到他自己生病了，却没人给他看病，照顾他了。青旅的大老板和老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旁人看了都甚是羡慕。他虽总嘴硬说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不用有人管我，却又在那次生病后，悄悄地从朋友那里抱来了一只猫。
莫多情刚出生，就从香格里拉被抱了过来。她的毛发灰白相间，一双眼睛圆溜溜的，瘦瘦小小的，特别可爱。莫多情身形矫健，很快就习惯了飞来寺的环境，上蹿下跳的，经常一溜烟就不见了。老莫叫她女儿，她也和老莫很亲，经常挠得他胳膊上都是划痕。有了这个女儿之后，老莫就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思了。飞来寺买不到新鲜牛奶，他就隔三差五地亲自开车去德钦买，因为心情好，还给我们这些义工捎来些旺旺雪饼吃。老莫看着莫多情咕噜咕噜喝牛奶的样子，总是一脸宠溺。
可好景不长，有一天莫多情突然就不见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她只是又乱跑了出去，过一会儿就会自己回来，毕竟飞来寺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她走不远的。可是随后一连几天都没有莫多情的影子，老莫急了，后来听人说在香格里拉见过莫多情，才知道莫多情是被青旅的客人抱走了。估计是和莫多情在一起玩的时候太爱不释手，就顺手牵羊带走了她。
老莫很生气。他在青旅界混了10年，全国知名青旅的老板几乎都认识。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资源，在云南所有的青旅下了军令状，要是见到一个抱着猫的女孩入住，就赶紧把猫截下，通知他。在全云南范围内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一只猫，这在青旅史上估计也不多见。可是女孩和猫还是自香格里拉之后就不知下落了。
老莫很伤心，默默收起了猫粮和莫多情常用的那只碗，再也不提她的名字。
从那以后，老莫再没养过猫。
逃跑的人
青旅来过一个单身的大姐。
我们青旅在滇藏线上，又是徒步雨崩的必经之处，来住店的客人多是一身冲锋衣，一双登山鞋的装扮，最好手上还拄着一根登山杖，清汤寡水到了极致。青旅在高原上，虽是夏日，白天却只有二十来摄氏度，我们平常都要加件外套穿，可大姐顶着一头时髦的卷发，穿着无袖衬衫，紧身短裤，脚上蹬着夏季新款的坡跟凉鞋，挎着个黄色的小洋包。每次她在青旅出现，都有一种刚从公司写字楼下班的违和感。
和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大姐，却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身份——义工。
大姐是老莫朋友的朋友，在深圳开了家自己的公司，据说生意不错，黑道白道都很吃得开。大姐每天在深圳呼朋引伴，山珍海味吃腻了，突然想换个口味，尝尝煎饼果子的味道。听说老莫的青旅面朝雪山，春暖花开，她突发奇想，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想来青旅做两个月义工，每天帮着拖拖地，换换床单。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利益纠葛，大姐一心想着在藏地静静待上一段时间，净化一下在深圳被污浊了的心灵。
老莫在电话那头欣然同意，大姐就真的雷厉风行，说走就走。在深圳交接了一下公司的业务，第二天就买了机票飞到香格里拉，再在汽车上颠簸7个小时到了飞来寺。
风驰电掣般，大姐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出现在了青旅，每次她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是闻声听人，她7厘米的高跟鞋踩在青旅木质的藏式房子里，发出“噔噔噔”的声音，听来格外刺耳。
刚来的那几天，她总是很热络地和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扫地拖地的活儿啊，我来帮着干。可哪有人在青旅穿着高跟鞋拖地的？我尴尬地笑笑，分一些活儿给她。可每次她主动要求拖过的地，都还是烟灰、纸屑满地，我们只好跟在她后面再拖几遍。
大姐和老莫年龄相仿，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也都还单身。大姐这样舍下一切，贸贸然就跑来了，而老莫这种隐居青旅的老江湖，向来只与闲云野鹤、淡泊名利之人相交，竟然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在青旅“供”了这样一个金主，实在不是他的风格。我们以为他俩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感情故事，就找老莫打趣，说这样的女人多好，上得了商场，下得了青旅，娶来当老婆吧。老莫冷笑一声，摊手说，谁伺候得了她这种城里来的富婆？
离开了深圳拥挤的车流人流，来到空气纯净的藏地，大姐心情大好，连呼吸都变顺畅了，每天下午都会出去走走，在观景台上看看雪山，发发呆，再脚步轻快地走回来。那时候，青旅还没有扩建，大部分房间都是床位，我们义工住在一楼的四人间里。当然，大姐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青旅总共只有四间大床房，她就占了其中一间。
刚开始的时候，大姐还会装装样子，帮忙干些活。但后来我们发现，她那双和别人签合同、开宝马的手实在不适合拿来拖地、洗抹布，也就不敢再分配任务给她了，她看着我们兀自忙碌的背影，站在后面讪讪地笑。
再后来，她从心理上也心安理得地从义工转变成了房客，每天和我们唯一的联系成了她打电话到前台，说“小凡啊，我房间的热水器好像坏了，你们过来看看帮忙修一下”“房间的马桶是不是没清理干净啊，看起来好脏啊”……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她房间，帮她修热水器，洗马桶，她站在窗台，用当年还不流行的“爱疯”手机打起了电话：“老王啊，那个三百万的合同……”
雪山虽美，终究单调。她一路逃，从深圳逃到滇西北，结果这里又成为了她想逃避的现在。
有一天，大姐的房间突然空了，她没有知会任何人，就悄悄地买了机票飞走了。老莫对此没有表示出丝毫惊讶，他叼着一根烟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我们问他，那你干嘛还让人家大费周折地来？来回折腾，光机票就好几千了！
他神秘莫测地笑了笑，吐了一口烟，然后说，这种“金主”，大床房160块一天的房间，她多住几天，我多赚几天啊！
一个老师和一所学校
青旅的大老板老何，我们都叫他何老师。
何老师和老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老莫感性，对酒当歌，把酒言欢，爱开玩笑，爱和义工们打成一片，按他的话说就是：二老板，终归是要“二”一些的。何老师则理智，不苟言笑，不抽烟，不喝酒，平时话也少，更像个本分的商人。
何老师是江苏无锡人，高高瘦瘦的，常年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厚，身上书卷气很浓。他爱穿一件灰色外套，配上他清瘦的形象，站着的时候，就像一棵青松。何老师确实也当过老师，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生意做了很多年，也很成功。何老师的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女儿是南京大学的高才生（就是那个每天和我一起铺床单的何沁心），家庭和睦美满，羡煞旁人。按理说人过四十，生活稳定，也不会有什么波澜，日子就该这么细水长流地过下去了。这个看似本分的男人却突然作出了一个叛逆、大胆的决定。他把公司转手托付给了别人，自己卸甲归田，远走藏区。
青旅偶尔会来一些支教老师，他们来自德钦县的一所藏文学校。支教老师来住店，何老师是一分钱不收的，还会专门给他们加餐，让厨房给他们切好牦牛肉，泡好松茸。何老师和青旅的缘分，也和这所藏文学校有关。
一年前，何老师一路从江南来了滇北，他去雨崩徒步前，就住在觉色滇乡青旅，那时青旅的老板还不是他。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老莫，也知道了在这梅里雪山的山脚下，有一所藏文学校需要支教老师。学校的学生多是孤儿、单亲或者贫困学生，急需帮助。
从小生长在富饶的江南，何老师哪里接触过这样的穷乡僻壤？在目睹了学校简陋的环境后，他被震撼了。人到中年，该挣的钱也挣得差不多了，何老师想，也许是时候可以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了，就留了下来，在小学里教数学。
学校环境艰苦。德钦在高原，只长青稞，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是从几百里外的大理运过来的，这中间价格就翻了不止一倍，肉和水果在这里都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货。食堂每天供应的只有干巴巴的土豆片，水煮大白菜，还有飘着零星肉腥味的汤，用筷子一拨就见了底。晚上睡的是硬板床，老鼠在床底蹿来蹿去，蟑螂也时不时出来捣蛋。可就是这样，何老师在这间藏文学校一待就是大半年。
后来觉色的老板有事要回北京，决定把青旅转手出去。何老师把心都留在了梅里雪山，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缘，不顾家人反对，花了一百多万把青旅盘了下来，成了同时守护着青旅和学校的何老师。
成了青旅老板的他，虽然不在学校支教了，却时刻心念着学校，呼吁他无锡的亲朋好友帮忙募捐。老莫每年资助三十个藏族学生，而何老师挂念的则是学校一百多名学生。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我本逍遥子，无如武贾缘。闲云邀野鹤，卸甲复归田。”这个中年男人，他沉默，他朴素，看起来一点都不酷，却在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大跌所有人的眼镜，逃脱了世俗的眼光，成了名隐居雪山的逍遥子。
可是我的好朋友，何老师的宝贝女儿何沁心告诉我，谁说我爹不酷了，我16岁的时候，他就带我自驾阿里的无人区了！或许这个男人没说出来的故事还藏在冰山下面吧……
藏人农布
有一天，老莫突然从外面领回来一个陌生的藏族小伙，拍拍他的肩膀对我们说，以后他就是我们家的员工了，语气和说今天的天气很好一样稀松平常，真的是非常老莫的风格。
义工们齐刷刷地看向他，小伙摸摸脑袋，腼腆地笑了。
他汉语说得不好，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像含了块石头，含含糊糊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农布，说完扯了扯自己的衣服，“布”，他又说了一遍。我一下子笑了，这个名字真可爱。
农布才18岁，康巴汉子，眼睛乌亮，眉毛浓郁，皮肤黝黑，身体硬朗，像藏人版的大卫雕塑。都说康巴汉子以彪悍威猛长得帅著称，果真名不虚传。可农布毕竟年纪小，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头发像杂草一样乱糟糟的，眼神中还有股涉世未深的懵懂，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不懂避闪。藏区教育普及率低，他早早就辍学了，帮着家里做些虫草买卖的生意。这次被老莫领来青旅，是来帮着做后勤工作的，扫地，拖地，整理大厅，清理厕所……可到底还是年轻，说是来工作，工作还没开始做，首先拿起的不是拖把，倒是大厅里的台球杆，趴在台球桌上潇洒地一挥，球一杆入洞。
老莫是在转山的时候认识他的。梅里雪山是藏族人心中圣洁的神山，主峰卡瓦格博更是藏族八大神山之首，绕着卡瓦格博外转一圈，在山脚下走上二十多天，可以洗刷今生罪恶，也为来生积功德。老莫没有信仰，却因为对雪山的情分，每年都会去转一次山，而农布就是老莫转山的藏族向导。别看农布个子不高，和他打闹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硬邦邦的，都是肌肉。这和城里人每日在健身房苦练出来的健硕不同，农布身上的六块腹肌是从小在山里采松茸、挖虫草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那一年，《舌尖上的中国》刚火，香格里拉地区的松茸也突然出了名，成了俏手货，我们住在青旅的一大趣事就是跟着农布去山里采松茸。
清晨的飞来寺刚下过雨，走进观景台后山的原始森林，树木郁郁葱葱，森林里空气清幽，虫鸣声四起，泥土上都还沾着雨露。森林里没有开辟好的路，我们扶着树干在参天大树中穿行。农布五岁就跟着父母在山里采松茸了，大山就是他的玩伴。他像个猴子一样在森林里上蹿下跳，毫无阻碍，一溜烟儿就没了踪影，而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好多各式各样的菌了。松茸珍贵、稀有，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本就很难采集，我们组团而来虽然说是为了松茸，但也明白只靠我们这几个野路子，采到的机会渺茫，于是就放宽心情欣赏山里的美景了。
雨后的森林，树下长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菌类，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一种不知名的蘑菇发着光，在一片静谧中，突然有了种神圣的气氛。我伸手刚想去摘，身后却突然传来农布的声音：“那蘑菇有毒，不要碰！”吓得我赶紧缩回手，再也不敢轻易碰它们。农布警告我们，长得越好看、颜色越漂亮的菌，越容易有毒，越危险。我们几个听到后都暗暗地想，真是菌也不可貌相。
农布手里倒是采了一堆各色菌类，装了满满一袋子。什么样的菌有毒，什么没有；哪些菌可以吃，哪些不可以，这些知识对农布来说不在教科书里，而在生活里，在他们藏人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里。那天晚上，我们把农布采来的野生蘑菇切了炖汤，挖了一勺喝起来，尝来尤其鲜美。
生活教会农布的还不只采松茸，他还是个没有驾照的司机。厨房的大师傅没空，他就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德钦县城买菜。我坐在他旁边，系紧安全带，看他开车直突突的，顿觉一阵心凉，只能在心里自求多福。其实从飞来寺去德钦这段20公里的路，他从小到大不知道走了多少遍，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去。去的路上有人搭车下山，农布让他们上来，每人收了十块钱。
我看着他打趣说：“哎呦，农布赚钱了，到了县城记得请姐姐喝酸奶啊！”他只是“嘿嘿”地咧嘴笑，也不说话。飞来寺物资少，小店里只有些易于保存的方便面、饼干、火腿肠，我来了以后半个月都没尝过酸奶的味道了，这平日在城市里并不稀罕的玩意儿，在高原可不普遍。
我转眼忘了这事儿，买了一根冰棍吃得开心。回去后，却在床头发现了一瓶酸奶。王王子对我说，“这是农布给你的”。
我看着它，仿佛看到了农布站在阴影里偷偷抿嘴笑的样子，脸上是黝黑透红的高原红。
花吃了那女孩
刚到青旅的时候，我在前台帮忙。青旅的正式前台，都是要做满一年的，像我这种只做一个月的义工，就在正式员工旁边打打下手，帮忙做些记账、登记客人信息、接电话的工作。
前台是轮班倒，其中一个女孩叫花花。花花是成都人，脸圆圆的，短发，一绺绿发跌下来，遮住脸颊，在众生恬淡的雪域，这绺绿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花花大学刚毕业就来了青旅工作，听说之前学过雅思，准备出国，至于为何流落这偏僻的藏区，不得而知。她人总是冷冷的，见到新义工来也并无打招呼的意思，对人事疏于打理，是我见过最不爱笑，对客人最不热情的前台。和她一起共事，总是浇得我一身冷水。
她唯一对我殷切相待的一次，是听说我会西班牙语，央着我在她的小本子上用西语写下几句祝福生日快乐的话。那个写满了陌生人祝福的小本子，是她要送给最好朋友的礼物。
她最好的朋友叫小白，在民族大学学藏语，才上大一，也是成都人。小白从成都坐了一夜的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跋山涉水坐火车、坐汽车到了梅里雪山。她暑期放假过来陪花花，也在觉色做义工。小白很高，一米七的样子，肩膀宽宽的，剪着男孩子气的短发，干净利落。花花虽然平时不爱笑，也不爱与人打交道，可每次看到小白，与她打闹的时候，眼里眉梢都是笑，藏都藏不住。
花花本来做事就有些爱偷懒，小白来了以后，更是经常把事情全都推给我做，就两个人偷跑出去了。她们喜欢坐在青旅外面的长椅上抽烟，一起说软绵绵的成都话。藏区湛蓝的天空下，远处的梅里雪山雾气氤氲，她们手中的烟雾也袅袅上升，烟头上的火花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
她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洗漱，甚至，一起睡觉。义工统一住在一楼的四人间，上下铺的床，特别狭小。房间里明明还有空位，可两人每晚都会一起挤在下铺的床上，而我就睡在上铺。房间熄灯后，大堂的灯光照进房间，忽明忽暗中，看到小白是拥着花花入眠的。
有次正午回房间拿东西，无意间撞上了刚上完夜班起床的花花，她正拿着吹风筒给小白吹头发。小白刚洗完澡，只穿了半身衣服，头发湿漉漉的，依依顺顺地坐在桌子前。房间没开灯，只有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小白的头发随着吹风筒飞扬，我隐约看到花花的侧面，她看小白的眼神里有说不出的温柔、柔情，那副呵护的样子，像对待一件天价的白玉盏。看到这一幕，我一开始是震惊，后来又觉得羞赧，拿到东西后就急急忙忙出去，把门带上了。而这件事，我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
后来大家都默默接受了她们在一起的事实，花花虽然性格并不讨喜，小白却为人仗义，特别会照顾人，我们也从没有在背后非议过她们。有一次，老莫亲自下厨，我们围在一起吃热腾腾的火锅，他不知是从哪里引出了话头，突然说了句“同性恋怎么了，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眼花花和小白，有些尴尬，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谁料花花竟然鼓起掌来，眉眼都笑开了，爽朗地对老莫说，这是我听你说过的话里最对的一句。
谁知道等她俩吃完饭走了以后，老莫又私下里对我们说，两个女生这样天天在一起，不好好工作，还当着客人的面抽烟，成何体统，真畸形！听得我们面面相觑。
就这样，没过多久，花花以没有通过试用期为由，被辞退了，小白也跟着走了，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不能说。后来，她俩一起去了香格里拉，去了普达措，去了大理，然后回了成都。花花另找了份工作，小白继续上学。
本来就没那么熟稔，我很久都不再有她们的消息。但后来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午后，无意间撞见的那一幕，女孩在昏暗的房间里，慢慢地为另一个女孩吹干头发，不再觉得羞赧，反而觉得有种令人心动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