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回想起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生活，虽只过去了数年光景，却有恍如隔世之感。当初搬到父母的乡下农场，本想做一个项目，获得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或者干脆享受一个悠长的假期。那时，我在大学里教授文学研究。我的几位同事博士毕业后，获得了一笔拨款，正巧可以花几年时间出国考察或做类似的科研工作。当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环境危机即将爆发，生态灾难步步逼近。如果有一天，你打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来，你插上插座，却没有电，你站在取款机前，却取不出钱……如果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人类将何去何从？我开始思忖全球资源流动模式，我深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却没有真正考虑过富裕和贫穷生活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是，我仓促地下了结论：如果我们想要应对气候危机，如果我们期盼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如果我们希望当现代文明的大厦轰然倒塌时，我们尚能有食果腹，有衣蔽体，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退隐乡间，去田间劳作，去林间砍柴，去沃野牧羊。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有些异想天开。我住在公寓里，乘车上下班。我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参加几次政治会议，去几趟素食餐厅。我们也曾热血沸腾，想要真正地有所作为，但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不过是写一篇论文或创建一个脸书小组。我和同事们自诩没有为经济增长和过度消费推波助澜，而细细想来，自己的工资却尽数花在奢侈品和吃喝玩乐上了。然而，在灵魂深处，总有一种信念在吸引着我，它若隐若现，却充满力量。我想要出去，走向外面的世界。在斯德哥尔摩，我就像一只家猫，整日慵懒地蜷缩在室内，我需要的一切都装在各种包裹和箱子里，伸手可及。我被安逸驯服，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知有多久不曾置身于真实的天地，不曾知晓外界的风云变幻。直到有一天，我不再犹豫，我要走出去，去直面风霜雨雪，去经受磨砺，去摸爬滚打。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我去市中心的另一边接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回家。跟往常一样，早晨上学和下午放学，都要在地铁上辗转四十分钟，孩子们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却只能忍受着地铁的轰鸣，躺在过道的地板上昏昏欲睡。我望着那一张张仿佛已被城市生活耗尽了活力的稚嫩面庞，默默地决定：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要走出去。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在我们想要逃离都市的时候，我父母正想离开他们的农场。那个农场堪称住宅、菜园、围场和农业建筑的完美结合体。二十世纪初，农庄是一个微型封建社会。除了农用建筑外，还有为农场上的工人们建造的住房。随着农业部门的改组，封建领主变成了小商人，住宅归房屋协会管理，巨大牛棚和宏伟的圆形谷仓（一种特殊的建筑，看起来像莎士比亚环形剧场和异教徒的大教堂的结合体）已被废弃，成为了历史。我们计划占据农场的核心部分，把大牧场和牛棚租出去。我们接管了一些房屋的租赁权，在使用高科技和燃油的现代化农场中，开辟了一个原始的小规模农业的绿洲。所有城里的朋友，那些曾和我一起在地铁上奔波的伙伴，都坚信我们很快就会打道回府。但为时已晚，如今，我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乡下牧羊人了。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的母亲受够了城里的浮躁和喧嚣，她常说：“这对孩子们可没什么好处。”而我常常不以为然地翻翻白眼，觉得她是个老古董。而如今，我已经成了她的坚挺支持者，我常说：“何止对孩子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来农场的第一年，夏末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和妻子的目光越过篱笆，投向无垠的旷野。我们整天都忙着收割各种根菜，单这一季的收成就足够养活全家人一整年了。忽然，一台联合收割机映入眼帘，它巨大前灯的光束扫过远处的田野，轰鸣声越来越响，向我们驶来，轻蔑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意识到，每一分钟，它都会吞下数千人的口粮。“这就是世界末日。”我喃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