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前言

《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前言

中国传统的书目四部分类体系中，子部的天文、五行类文献既重要又神秘。说它重要，是因其属于“星占历算之学”，在天人感应、天人一体的古代思维模式下，它所承载的“天命”是历代王朝建立及施行统治最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言其神秘，乃在于其知识需要通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由于它在内容上的特殊性和敏感性，统治者一般都严禁民间私自学习，因此这类知识的传承带有家族特色，学习的人限制在了极小的范围之内。长此以往，许多重要的典籍逐渐散佚以至于在我国消失。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术数简牍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先秦秦汉时期占卜情况的认识，为我们追寻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中古时期的占卜资料却十分有限，除了正史《天文志》、《历法志》和《五行志》的相关记载之外，现在一般能看到的就是李淳风的《乙巳占》、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占卜文书。幸运的是，在日本至今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典籍，有些甚至是我国已经失传了的珍贵书籍，其中就有唐前期的《天文要录》和《天地瑞祥志》两部占书。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存有唐代占卜类书《谯子五行志》。今天，这三部占书都已属于稀见的唐代典籍，前两种曾影印出版过a，最后一种至今深藏于国家图书馆，知者寥寥无几。下面，笔者将结合相关研究成果b，对这三部占书分别加以介绍。

一、《天文要录》

题为《天文要录》的典籍有两种：一为东晋陈卓撰，十卷；一为唐李凤撰，五十卷。陈卓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众多占书都会大量引用他的著作，可惜他撰写的《天文要录》没有流传下来，本次影印出版的是李凤撰写的五十卷《天文要录》。

中国古代文献对于李凤的这部《天文要录》没有丝毫记载，《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亦不见于后世的公私书目。但在日本，它却是一部重要的阴阳道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891年前）“天文家”著录，但未题撰者，另外还见于《通宪入道藏书目录》（成书于1159年）第卅四柜：“《天文要录》第一帙 十卷同第二帙 五卷同五帙 同四帙。”亦未题撰者。据中村璋八的考证，本书最早被日本《三代实录》（成书于892年）卷二九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876）七月”条引用：“廿七日壬寅，申一刻，东山下见五色云，傍山根，亘南北，形如虹而非虹，广可一丈五尺，长可四五丈。比及二刻，横而稍上，至岭消散。《天文要录·祥瑞图》曰：‘非气非烟，五色纷缊，是谓卿云，亦谓景云也。’占曰：‘王者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又曰：‘天子孝则景云见。’”此后，《政事要略》、《诸道勘文》、《朝野群载》、《朝臣纪》（一题《天文变异记》）、《玉海》、《园太历》、《亲长卿记》、《帝王编年记》、《吉日考秘传》、《方角禁忌》等书均有引用，时段大致从平安时期一直到镰仓、室町时期，不过，所引用者多是日本的天文家和历数家c。

李凤《天文要录》现存最古老的版本是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所藏平安时期钞本残卷二页的缩微胶卷，原本已不知去向。其次就是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珍藏的江户时期的钞本，卷首题记云，抄于贞享三年（1686）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三日，列今枝清八郎等二十余抄手名，存二十六卷。勘比之后发现，斯道文库残卷二页，属尊经阁文库本卷二十四的部分内容，二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祖本。除此之外，金泽市立图书馆加越能文库藏有文化七年（1810）钞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昭和七年（1932）钞本，皆抄自尊经阁文库本。但京大人文研钞本只存二十五卷，缺第四十六卷d。

本书作者李凤，据中村璋八考证，即唐高祖第十五子虢王李凤（622—674）e，拙意二者未必是同一个人。首先，日本的早期书目著录本书时都未注明作者，这说明本书在早期流传时很可能就是佚名的。到尊经阁本的第一卷标题下才有了“李凤撰”的题名，在序言末尾又有“大唐麟德元年五月十七日 河南左中三公郎将臣李凤奏上”的文字，这句落款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个李凤就是虢王李凤的话，麟德元年（664）正月他刚被授为使持节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而且终于此任上，最后的勋官是上柱国，那么他列自己官职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河南左中三公郎将”，况且唐朝也没有这样的官名。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其次，本书第一卷有“采例书名目录”一项，起首文字作“李凤天文要录图采例书名目录”，整句文字都被画上黑框，似乎是抄完之后再删除的意思，很可能原本并无此句，而且从语气上揣摩也像是后来添加的，非原本所有。第三，历史上的虢王李凤并无意于文化事业，史载：“高宗时滕王元婴、江王元祥、蒋王恽、虢王凤，俱以贪暴为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岭外荒裔，为之语曰：‘宁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蒋、虢。’”f他喜欢四处游玩打猎，对待下属尤其傲慢无礼，曾经让自己的奴仆蒙上虎皮去吓唬参军陆英俊，以此为乐g。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召集一班文人来撰写书籍，而且是星象占卜这样犯忌讳的书。综合以上三点，虢王李凤应该不是本书的作者。本书征引的文献中有《李凤镜》，可知“李凤”是一个有名的天文星象家，后世为了给这部佚名的书找一个作者，乃假托“李凤”之名，署名应该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本书第一卷“采例书名目录”记天文、星占、五行、历书六十种，其中不少书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均有记载。所列六十种书中，有三十六种其实并未在书内引用，另有不少引用书又不见于“采例书名目录”，最令人费解的是“采例书名目录”里出现了“麟德历二卷大唐紫金撰”这部书。高宗初年，因旧历使用不便，乃诏李淳风造新历，麟德二年（665）正月二十日，《麟德历》颁于天下，诏自来年开始施行。换言之，本书完成之时，《麟德历》还没有颁行，作者又如何得见？不过，由于书中并未引用《麟德历》，所以姑且将“采例书名目录”看作是作者撰写时拟定需要参考的图书目录，照此推测，作者可能与李淳风关系密切，故能提前得见。所谓“紫金”，可能指“赐紫金鱼袋”，李淳风奏上《麟德历》时是秘阁郎中，史籍并未提到有“赐紫金鱼袋”事。凡此种种，本书留下的疑点颇多。

全书卷帙浩繁，据第一卷末尾所记，总共引用占辞达14005条。考察现存的残本也可以发现，本书以记录唐前各家占辞为主，引用具体事例较少。每卷篇幅不一，卷首有总叙，下再根据天象情况引用占辞，除甘氏占、石氏占、黄帝占、京房占、海中占、陈卓占、郗萌占等比较有名的诸家星占外，还有一些是他书未曾引述的，如南朝宋钱乐撰写的《敕凤符表》、佚名《李凤镜》等。本书大量引用了纬书，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在辑佚《纬书集成》时，就曾参考过此书。作者在序言里谈到了古代星官体系。他说，《天文图》记录的恒星有“魏石申夫一百二十官八百八星，齐（甘）文卿一百十八官五百一十二星，殷巫咸四十四官一百三十三星”，三家合起来有“二百八十二官一千四百六十三星”。这应该就是陈卓定纪的甘、石、巫三家星官。他又提到“黄帝三十四官二百十六星，东晋陈卓一百一十九官七百五十星，周苌弘十二官五十三星”，“三家合一百六十五官一千十九星”。这可看作是对中古星官体系的新总结，是研究我国古代星官体系发展演变的重要论述h。从全书内容及编排可以看出，作者必定是一位精通天文星占的专业学者，而能够参考这么多的占卜著作，他不太可能来自民间，最大的可能性是供职于太史局，与李淳风同事。

如上所述，尽管本书还存在不少疑点，从日本书目的著录及学者的引用情况来看，本书为唐人撰述则无疑。作为一部珍稀的唐人典籍，我国唯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京大人文研钞本的影印本，此次即据这个本子影印出版。

二、《天地瑞祥志》

与《天文要录》一样，《天地瑞祥志》一书在我国古今书目都未有著录，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卅四“天文家”中著录有“天地瑞祥志廿”，《通宪入道藏书目录》第一百七十柜“月令部”也载有《天地瑞祥志》一书。本书现存最古老的本子是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所藏贞享三年（1686）钞本，与《天文要录》同时抄写，其蓝本原属阴阳道家的土御门家所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昭和七年（1932）的钞本，是尊经阁文库本的誊本。京大人文研钞本的文字排列以及行数都同于尊经阁本，即使是后者有误的地方仍照样抄写，但对一些错误之处则以朱色贴纸加以改正。除此之外，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藏有加越能文库文化七年（1810）钞本，但将其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并为一册，仅存15行i。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京大人文研钞本的复印本，本次即据这个本子影印。

《天地瑞祥志》的首次被引用，也是见于《三代实录》卷二九。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八月六日庚戌条云：“日入之时，赤云八条，起自东方，直指西方，广殆及竟天。《瑞祥志》曰：‘天气峙时，山川出云。占云：赤气如大道一条，若如三四条者大赦，人民安乐。’”此后该书频繁被日本的阴阳家所引述j。从《天文要录》和《天地瑞祥志》的流传过程看，这两部书应是在同一时期传入日本的。

本书原为二十卷，尊经阁文库本残存九卷（一、七、一二、一四、一六、一七、一八、一九、廿）。第一卷中有类似序文的“启”，是我们了解该书成书过程及全部构成的关键数据，现将水口干记订正之后的录文迻录如下k：

臣守真启：禀性愚瞢，无所开悟。伏奉令旨，使祗承谴诫，预避灾孽。一人有庆，百姓乂安。是以，臣广集诸家天文，披揽图谶。灾异虽有类聚，而□□相分。事目虽多，而不为条贯也。韩杨天文□□月蚀，应历数不占，不应历数乃占。又，杨《天文》序曰：“魏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日有食之。君弱臣强，反征其主。五月，高贵作难也。”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今以历术勘，甘露五年日食，是合历数，然而有殃也。由此观之，韩杨雷同，不详是非。今钞撰其要，庶可从□也。昔在庖羲之王天下也，观象察法，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故《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此明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然则政教兆于人理，瑞祥应乎天文。是故三皇迈德，七曜顺轨，日月无薄蚀之变，星辰靡错乱之妖。高阳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亦序三辰。唐虞命羲和，钦若昊天。夏禹因《雒书》而陈之，《洪范》是也。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遗记，于今不朽。其诸侯之史，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皆掌著天人。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官星占，存□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好事鬼神，尤崇巫觋之说，既为当时所尚，妖妄因此浸多。哀平已来，加之图谶，擅说吉凶。是以，司马谈父子继著《天官书》，光禄大夫刘向广《鸿范》，作《皇极论》。蓬莱士得海浮之文，著《海中占》。大史令郗萌、荆州牧刘表、董仲、班固、司马彪、魏郡太守京房、大史令陈卓、晋给事中韩杨等，并修天地灾异之占，各羡雄才，互为干戈。臣案《晋志》云“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皇世三坟，帝代五典，谓之经也，三坟既陈，五典斯炳，谓之纬也。历于三圣为淳，夫子已后为浇，浇浪荐臻，淳风永息。故坟典之经见弃于往年，九流之纬盛行乎兹日。纬不如经，既在典籍，庶令泯没经文，还昭晰于圣世，诸子□词，补甘、石之疏遗。守真凭日月之光耀，观图牒于前载，言涉于阴阳，义关于瑞祥，谶介之恶无隐，秋毫之善必陈。今拾明珠于龙渊，抽翠羽于凤穴，以类相从，成为廿卷。物阻山海，耳目未详者，皆据《尔雅》、《瑞应图》等，画其形色，兼注四声，名为《天地瑞祥志》也。所谓瑞祥者，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犹响之起空谷，镜之写质形也。在昔，殷主责躬，甘雨流润。周王自咎，嘉禾反风。以德胜妖，备诸彝典。伏惟大王殿下，惠泽光于日月，仁化浃于乾坤。握金镜而垂衣，运玉衡而负扆。臣幸逢昌运，谬承末职。辄率愚管，轻为撰著。臣所集撰，少或可观，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不任惶惧之至，谨奉启以闻。臣守真，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麟德三年四月□日 大史臣萨守真上启

以上文字的记载显示，本书是大史萨守真奉“大王殿下”之命撰写的，麟德三年（666）四月奏上。关于本书的作者，《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通宪入道藏书目录》都没有注明，尊经阁本的此段文字明确记载是萨守真奉命撰写，而且残本中常见有“守曰”字样，中村璋八据此确定作者就是唐人萨守真，但他颇怀疑“萨”是“薛”之误l。韩国学者权德永则认为本书是新罗人的著作，与唐朝无关，“萨守真”应是“薛秀真”之误。他的论据主要有三个。第一，唐高宗麟德三年正月因封禅泰山，改元乾封，所以在唐朝是不存在“麟德三年四月”这样的纪年的。但当时新罗采用的是唐朝纪年，改元的消息传到新罗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会出现一个时间差，当新罗还未获知改元消息时自然继续使用麟德年号。第二，萨守真所上文书为“启”，这是臣下对太子才使用的文书形式，因此文中的“大王殿下”指的是太子，然而中国不使用这样的称呼，这是新罗的制度。他也认为“萨”是“薛”的误写，萨守真很可能就是同时期的新罗人薛秀真，他曾经留学唐朝的可能性极大。第三，本书最后一卷全文收录了麟德二年八月唐朝、新罗、百济三国在就利山会盟时的盟约，此举意味深长，联系到前面两点，他认为本书其实是新罗的著作，而非唐人撰写m。水口干记进一步发挥了权德永的上述三点看法，另外他注意到“虎”、“民”、“渊”等唐代常见的避讳字在本书一概以正字出现，这似乎为“新罗撰述说”又增添了一条证据。不过他不排除唐人撰述的可能性，只是认为新罗的可能性更大n。

仔细分析权德永和水口干记列举出的证据，并无一条是确凿的。首先，说“萨守真”是“薛秀真”的误写，这是在“新罗撰述说”先入为主之后的一种猜想，没有确切的史料能证明这一点。书中全文收录了麟德二年八月的就利山盟约，其中的“序”不见于《旧唐书》及其他中国现存典籍，以此来佐证“新罗撰述说”不免牵强。其次，认为“大王殿下”是新罗对于太子的专门称呼，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是需要商榷的。梁昭明太子薨后，晋安王继任为太子，周弘正的奏记里就称他为“大王殿下”o；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十一月，南平王恪等一千人奉笺请奉湘东王（即后来的梁元帝）为相国，总百揆事，称呼湘东王为“大王殿下”p；何逊在给梁建安王的笺书里也称他为“大王殿下”q；唐武德四年六月傅弈上疏请抑制佛教势力的扩展，五年正月法琳给秦王李世民上“启”驳斥傅弈的观点，其中有“伏惟大王殿下”云云r。上述四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南北朝直至唐初这段时间里，“大王殿下”是对太子及诸侯王的一种叫法，并非新罗特有的称呼。再次，关于避讳问题，水口干记显然忘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子是17世纪的钞本，而非唐朝写本，原先的避讳字完全有可能在传抄过程中被改为正字。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笔者的看法。本书卷二十《封禅》载唐高宗封禅泰山改元乾封之事，时间为“大唐麟德三年岁次景寅”，“景”当是避讳，正字为“丙”，这也是唐朝最常见的避讳字。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本书就是出自唐人之手，那些原有的避讳字在流传过程中被改正过来，但并不彻底，所以在17世纪的钞本中还能看到“景寅”这样的词。最后是关于“麟德三年四月”的纪年问题。书中既然列有乾封改元事，说明作者知道麟德年号的行用到正月之后就停止了，那么“新罗撰述说”中年号使用的时间差问题其实就是不存在的。

如上所论，“新罗撰述说”不能成立，但“唐人著述说”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本书是奉命编纂，成书后又是直接呈给大王殿下，作者不可能把时间搞错，而去继续使用麟德年号。这是至今仍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关键疑点。尽管如此，本书是唐人撰述的可能性仍然是最大的。除了最直接的证据——“景寅”外，还可以举出一些来。如书中所引用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唐代之前的；引用的唐代文献中有唐太宗的诏书、成书于贞观年间的《汉书》颜师古注、吕才《阴阳书》；称唐太宗为“太宗文皇帝”；最后一卷所引《祠令》都是麟德之前的唐武德令、显庆令等等。

和《天文要录》基本只记星占条文不同，本书除了星占之外，还记录风、雨、云气、雷、电等自然现象，百谷、草木、禽兽等动植物，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宅器具、神鬼物怪，以及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也就是说，凡是能彰显“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的祥瑞灾祸、天文变异都进入作者的视野范围，其目的是通过对天地变异情况的记录，为现实的施政提供判断吉凶的基准。为此，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征应来佐证占辞，据不完全统计，引用文献达到250种以上，其中不少是早已失传了的珍贵典籍，由此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撰写《东洋天文学史纲》时就注意到了此书s，但之后该书就湮没无闻了很长一段时期，仁井田陞编纂《唐令拾遗》时就漏掉了此书。90年代，池田温先生注意到此书的最后一卷引用了不少唐代《祠令》，将之逐条辑入《唐令拾遗补》；中村裕一先生继续推进研究t。在我国，荣新江、史睿与李锦绣诸先生对俄藏Дx.3558号敦煌写本性质的争论文章里，此书所引《祠令》亦成为判定年代的标尺之一u。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和《开元占经》的目录作一个对比（见文末），会惊奇地发现《开元占经》似乎是综合了前两部书的内容，在结构编排上更加细致和清晰。以往我们对《开元占经》文本结构的研究十分薄弱，对这种结构编排的源流也不甚了解，《天文要录》和《天地瑞祥志》或许能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开元占经》提供一个参照，当然，这种工作只能建立在大量文本对照基础之上，这将是一个漫长、烦琐而艰巨的过程。

三、《谯子五行志》

中国国家图书藏有《谯子五行志》两种，五卷本，题唐濮阳夏撰。一种为明钞本，一册，编号为06845。墨格，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鱼尾下书卷数和页数，其中卷一鱼尾下书“谯子五行志”，其它四卷则书“樵子五行志”。半页12行，行24字，单行小字夹注，每字亦一格，楷书，间有行书，有后人校改。卷首无总目，各卷下分目。卷一首页有白文“稽瑞楼”、朱文“铁琴铜剑楼”、朱文“北京图书馆藏”印，卷五末有朱文“铁琴铜剑楼”、朱文“北京图书馆藏”印。另一种为清钞本，编号55860。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端书“谯子五行志”，下书卷数、页数。半页8行，行21字，单行夹注，楷书，有朱笔校改。玄、弦、紫缺笔，当是避康熙讳。卷首有朱文“耄逊”、白文“海日楼”印，卷一首页有朱文“兆洛审定”、朱文“北京图书馆藏”、白文“养壹”、白文“李兆洛印”，卷五末有白文“李兆洛印”、白文“养壹”、朱文“北京图书馆藏”印。本次据清钞本影印。

《谯子五行志》或名《樵子五行志》，成书的具体年代不详，《新唐书·艺文志》最早著录。文献中引用本书仅见两处，一是《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濮阳复的一条占辞：“日无光，主病。”v而《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濮阳复《蕉子五行志》五卷”，根据下表的历代著录情况可知，“蕉”当为“谯”或“樵”之讹，则“濮阳复”即“濮阳夏”。另一处见宋人强至记叶杲卿事：

君讳某，字杲卿，姓叶氏，世为杭州钱塘人……师事郡人林先生逋，先生篇翰为当时二绝，君尽得其妙。天禧末年，钱塘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异之，即问先生此何祥也，未有以对。先生以问，君乃按《谯子五行志》以应曰：其为万乘之忧乎？未几，真宗弃天下，于是益服君多闻，而始知谯子之志为奇书。w

是知该书在宋代即已不为人所知。以下是历代书目著录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家著录之《谯子五行志》，除去讹误外，其作者均题“濮阳夏”，濮氏为何人，今已不可考。书名所题或为“樵子”，或为“谯子”，宋元明，“樵子”多于“谯子”，清代以后基本都书“谯子”。世以“谯子”名显者，惟三国蜀地的谯周，可能是唐人假托谯周之名撰写了这部书。观书中每卷末都有“谯子曰”，则其书本名似应以《谯子五行志》为妥，“樵子”或为“谯子”之讹。

《谯子五行志》一直是以钞本形式流传，未见有刻本。明代虽有焦竑（1540—1620）《国史经籍志》、祁承熯（1563—1628）《澹生堂藏书目》、《近古堂书目》三家书目著录x，但确知藏有该书的只有祁承熯。近古堂藏书情况不明，焦竑此书多依《通志·艺文略》，四库馆臣评曰：“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y则焦竑很可能未见过《谯子五行志》。祁承熯著录“《樵子五行志》一册一卷澹生堂余苑本”，卷数与各家不同。所谓“澹生堂余苑本”，乃祁氏手抄之《澹生堂余苑》604卷，祁承熯曾谈及该书，云：

性尤喜小史、稗官之类，曾搜取四部之余，似经非经，似集非集，杂史小说，裒而集之，名为《四部余苑》，函以百计，种以二千计，每二十种为一函，俟成帙之后，听海内好事者各刻一二函。此亦宇宙间一大观也。z

是知祁氏曾抄录《樵子五行志》一部，并收入《澹生堂余苑》。《澹生堂余苑》在《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都有著录，但散佚很快，近人严倚帆认为：

由于此书没有刻本，故散失很快，清朝莫友芝编《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时，其中所著录只有40几种了，现中央图书馆尚存有六卷六种，分别是温公琐语、漫堂随笔、直率纪事、南窗纪谈、南野闲居录及杨公笔谈。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