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贺子珍寻儿记
1954年秋。北京，正是西山红叶火焰般燃烧的时候。
这天，坐落在大栅栏鲜鱼口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座常人看来颇为高雅豪华，专供全国各大单位组织干部下榻的寓所——迎来了两位极其普通的乡下“客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小伙。那中年妇女个儿矮小，大自然的风雨在她脸上留下的黝黑暗红的染色以及那身浆洗得干净硬朗的蓝布大襟衣，表明她是个地道的勤劳而朴实的农村妇女。那青年小伙叫她“奶奶”，是母子关系，但又让人感到有些异样。他个儿大，一头乌发发脚生得很后，露出一个宽大方正的额头，相貌令人眼熟。
他们来自遥远的革命战争年代曾有“红都”之称的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小山庄。
可是，这两个貌不惊人、普通得令人似乎不屑一顾的乡下人的到来，却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情景，他们受到了几乎比来访的外宾还要引人注目的礼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前来看望母子俩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接着，几位中央领导及夫人大驾亲临，与他们相见，他们在仔细地端详那青年后，都连连说：“像，很像毛毛！”……
这个被大家称为很像“毛毛”的青年名叫朱道来，他是从上海贺子珍那里来京的。
朱道来的照片转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朱道来就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正当大家为找到了小毛毛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从南京来的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中央组织部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要求归还给她。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
1
1953年——共和国诞生的第四个春秋，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朝鲜战场上的枪声也已经停息，那些曾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殊勋的功臣将帅，在筹划社会主义建设的闲暇之时，不免思念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失落的骨肉来了。于是，纷纷向中央反映，要求组织上为他们寻找那些失散的骨肉。
这年春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先后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和拍来电报，称：
长征前夕，有一批红军战士的孩子寄养在瑞金一带的老乡家里，现在他们想念这些孩子，组织上有责任帮助他们，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孩子的下落……
同年，幽居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省长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邵省长亲自部署了这件事，把任务交给了江西省民政厅，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厅长朱开铨把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组织上信任你，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要辜负红军战士的期望。”
王家珍，这个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人，1953年元月带着在朝鲜作战时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江西省民政厅工作。接受任务后，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心里不禁翻腾开了：时隔20年了，20年历经战火，兵荒马乱，国民党把血腥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老区，无数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倒下了，贺子珍的后代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吗？再说，即使幸存下来，人世沧桑，大地茫茫，又到何处去找寻呢？他有些茫然。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这些革命前辈和他们遗落了的孩子：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骨肉分离，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从小就离开爹娘，如今应已长大成人，可他们还没有见过亲生父母的面啊！
晚上，王家珍躺在床上，贺子珍信中那急切的呼唤，声声响在他的耳边：“现在我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我找一找！”
王家珍参军后，早就听老战士们说过，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同毛泽东生过几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人住在上海。对她传奇般的经历，王家珍充满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的坎坷遭遇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心理。他仿佛听到了她含泪发出的呼唤，他暗下决心，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帮她找到孩子，即使孩子已不在人世，也要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报给她一个准信儿。
就这样，王家珍带着党的重托，带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为老红军寻子的路程……
2
瑞金地处江西南部。起伏连绵的丘陵、峥嵘茂密的树木，环绕着美丽的县城。虽然它饱经战火，但依旧那样年轻，那样清秀，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
王家珍直奔瑞金后，先找到县长刘辉和红军女战士、副县长黄长娇汇报了来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查找线索，他们亲自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当年的苏区老干部、老红军战士一起帮助回忆。那天，在县城工作的十五六个老红军都来了，他们都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前留下孩子的事：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一律不准带小孩走。所有红军战士的小孩子，从襁褓中、从父母的怀抱里被抱了出来寄放到了老乡的家里……
座谈会上，有几个红军战士说：当时听说贺子珍有一个孩子，也留在这里，但留在哪村哪户却无人知晓。
老红军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偌大一个县，方圆数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即使在这里，又该到哪里去找呢？王家珍一筹莫展。他向县里建议，召开一个各乡乡长参加的会议，进一步扩大线索，了解情况。乡长们反映，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是保密的，很少有人提起这件事，而且那年月灾荒、疫病又多，再加上国民党一次次进犯，许多红军的后代都亡故或被杀害了，少数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也都相继被认领走了。
事情仍然没有进展，王家珍心急如焚，怎么办？“沉下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王家珍走了一村又一村，查了一寨又一寨，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这天王家珍从乡下返回县城，来到县档案馆查看1934年《瑞金县志》，偶然间他看到这样的记载：“‘毛贼’生有一子，寄养瑞邑。”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为之一振，有说不出的高兴，显然，这些文字是国民党咬牙切齿的咒语，里面充满着杀人的凶焰。但是，它确凿无疑地证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寄养在瑞金。“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要把他找到！”王家珍情不自禁地说。
一天傍晚，王家珍在叶坪东边的田头同几位老表聊天，闲谈间，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表告诉他，听说叶坪乡朱坊村有户姓朱的人家曾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是一位红军领导人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红军留下的孩子都被认领走了，可是那孩子没有人来认领……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王家珍喜出望外，他决定立即去朱坊村。
3
朱坊村的庄户人家朱盛苔、黄月英夫妇曾经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这在村里几乎是人所皆知的。
那是1934年10月间的事了。
山区的早晨，一层薄霜，一片静谧，天阴冷阴冷的。朱盛苔一家正吃早饭，忽然，远远地看见两个红军战士和一个地方干部匆匆地朝他家走来，其中一个红军战士抱着个小孩，另一个红军战士拿着一件小棉袍。他们径直走进了堂屋。朱盛苔夫妇以为出了什么事，心里直发愣。那个地方干部走到他们面前说：“有一个红军的孩子，请你们帮助抚养。”就这么简单，黄月英从红军战士手中把小孩和棉袍一起接了过来。
这是一个两岁上下的男孩儿，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此刻还在有气无声地抽泣，显然是舍不得离开爸爸妈妈。黄月英爱怜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给他拭干了泪水。这是个多惹人喜爱的孩子啊，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大大的，一副机灵模样儿。她看了看那件小棉袍，面子是用一块旧灰色军装布做的，上面缀有好几块补丁，那千针万线的密密麻麻的针脚，缝进了多少爱，多少情，缝进了一颗眷眷慈母心啊！
“大嫂，”一位红军战士语气郑重地说，“这孩子就托付给你啦，请你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党和人民会报答你的！”另一位红军战士又补充道：“我们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啦！”望着红军战士郑重的表情，想到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亲生父母，黄月英心中一阵酸楚，泪水涌满了眼窝。
朱盛苔、黄月英夫妻俩向来以老实、厚道闻名于全村。这是一对苦难夫妻，家境贫寒，人口又多，加之老母卧病在榻，一直在饥饿中熬煎着岁月。只是近年来红军到了瑞金，领导穷苦老百姓闹翻身、打土豪劣绅，才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生机，给他们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对红军充满了敬意和无限感激之情。为了支援红军，朱盛苔参加了赤卫队，配合红军打仗；黄月英在慰劳队，帮助红军做饭、洗衣服、打草鞋、纳鞋垫。现在，红军把自己的亲骨肉托付给他们，他们觉得这是莫大的信任。黄月英对两位红军战士说：“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把孩子带大，等着他们回来领！……”
从此，朱盛苔、黄月英夫妇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精心抚养和照料这个革命者的后代。那年月，社会环境恶劣，政治风云变幻，为防不测，他们给小孩改为朱姓，取名“道来”，意即从道路上捡来的……
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朱道来已长大成人。
王家珍满怀热望地来到了朱盛苔的家。
朱坊村并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朱盛苔就住在村东边的一幢土砖屋里，这是兄弟俩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才盖起来的，门前一口明镜似的小池塘，塘边摇曳着几株垂柳，一看就知道是勤劳人家。朱道来就是在这土屋里，在这一片小天地里长大的。
王家珍见到了朱盛苔夫妇，他们都已四十开外年纪。朱盛苔中等个头，脸形略长，皮肤黑黝黝的，身体壮实。黄月英个子较小，齐耳短发，脸上有几颗雀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些。王家珍了解到，这是个10口之家，老母亲、4个男孩、3个女孩。老大长生就是朱道来。
可是，令人失望和懊丧的是，朱道来已经走了。黄月英告诉王家珍：半年前，道来的生母把他认领走了！……
4
山区的夜晚是宁静的，只有山风刮着树叶发出阵阵瑟瑟声，如泣如诉。村子里各家各户早已熄灯，整个村子深陷在沉沉的夜幕之中。
唯有村东朱盛苔家，忽闪忽闪地亮着豆大的油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无精打采。
道来要走了。出发就在明日，他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的家，离开养育了他的亲人，离开瑞金这块血染的土地，到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去……
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南京军区空军的介绍信来到村上，寻找她失落的儿子。
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曾是当年中央机关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她早年也参加了革命，在瑞金一带战斗过，据她说，她当年和丈夫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征出发前也留在了瑞金。现在她到这里来寻找，组织上派人把她带到了朱盛苔的家。她同朱盛苔、黄月英夫妇谈了几次，同道来见了几次面，认定了朱道来就是她的儿子，并且要求立即把他带回南京去。
这使朱盛苔、黄月英作了难：说孩子是她的吧，她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连当年把孩子送出来的情况也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说不是她的吧，她也确实有一个孩子留在瑞金，不仅年龄与道来相仿，而且她的丈夫也是红军的一位领导，她说道来很像她的丈夫；还有，留下来的孩子大部分都被认领走了，可道来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夫妇俩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吧，不管怎么说，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已为孩子的父母尽了一片心，为红军尽了责任，既然现在有人来认领，就让她带回去吧！
可是，话是这么说，20年的养育深情却怎么割舍得了啊！朱道来是他俩提着脑袋、冒着生命危险带大的呀！
红军走了，国民党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苏区，苏区的土地在淌血。朱盛苔夫妇带着朱道来东躲西藏，可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为了保护这根革命者的苗苗，他们勒紧裤腰带，用钱粮去买通村里的一个本家伪保长，求他庇护和遮掩。这个伪保长，人还讲些信用，就是死贪财。他答应为朱道来保密，但要200担谷子、300元光洋作为“保密费”。天啦！200担、300元，哪来这么多的粮和钱呀？！朱盛苔家本来就穷，加上连年的灾荒，一家人的肚皮还填不饱呢！他俩只有变卖了家产，同时像叫花子那样四处去借呀、讨呀，好不容易凑齐了数，背的一身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才还清。最令人担忧的是，国民党的刽子手们常来村里搜查。一个隆冬的夜晚，外面飘着鹅毛大雪，突然，村里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原来国民党深夜偷袭，进村搜查来了。夫妇俩一把拉着朱道来，光着脚冲出后门，躲进山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出来，夫妇二人冻得几乎不省人事。
为了道来的安全，为了他的成长，他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们为道来吃的苦比带自己几个孩子加起来吃的苦还要多！道来这孩子也很争气，他聪明，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没有人不夸他的。他很勤快，放学回家，总是帮着种地、种菜、砍柴，样样都干。他对祖母、对弟妹们是那样好，那样亲，没有一点儿隔生。他在朱盛苔夫妇身边生活了整整20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可现在真要走了，朱盛苔、黄月英能不揪心吗！
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半天没有一人作声。黄月英泪流满面，使劲地纳着鞋底，那抽线的声音像一声一声地在人心上拉锯；朱盛苔低着头，闷在那里大口大口地抽烟；祖母已卧榻不起，也在不停地哭泣……
“哥哥，好大哥，我们求求你，你不要走啊！”几个弟妹哇哇地哭开了，他们紧紧抱住道来不放，泪水从他们的脸上流到道来的脸上。
朱道来的心在阵阵作痛。他怎么舍得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些亲人啊，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娘亲弟亲妹啊，这个家对他来说真是恩重如山哪！
他清楚地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母亲给他煎了两个喷香的荷包蛋，而弟妹们的碗里却只有青菜、薯干。他舍不得一个人吃，就把鸡蛋夹碎，一个弟妹碗里夹一块，弟妹们拿到嘴上舔了一下，又夹回道来的碗里，说：“我不吃蛋，哥哥要上学，哥哥吃。”每次学校考试，他得了好成绩，弟妹们给他盛饭，把好菜往里按，埋得深深的，悄悄地送到他手上……
想到这些，朱道来也哭成了泪人，他哽咽着说道：“我不走，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瑞金跟爹爹妈妈和弟弟妹妹过一辈子！”
“乖崽，去吧，你亲妈妈来接你，她想你想得好苦，不要伤她的心，往后常来信，有空就回家来看看。”朱盛苔、黄月英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揩着眼泪。
朱道来真的走了。他是一步一把泪水离开瑞金的……
5
王家珍听了这一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心中荡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流，他深为朱盛苔夫妇的崇高思想和品质所感动。他觉得，他们抚养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军的后代，更是老区人民向党向革命奉献的一颗赤诚的心，向革命前辈倾注的满腔热爱之情。
但是，他又不免忧郁和惆怅。一个多月的辛勤奔波眼看就要落空了，唯一的线索又宣告中断。此刻，贺子珍给邵式平省长信中的话，又在沉重地撞击他的心扉，他感到极大的焦虑和不安。
不过，王家珍是个精细过人的青年人。他从与朱盛苔、黄月英的交谈中，从在他们家听到看到的情况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他的心中升腾起了一团团的疑雾。
他问黄月英：“南京的母亲接道来时，带走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连那年送小孩来时带的那件小棉袍她也不要了，说带着没什么用。”说着，黄月英把小棉袍拿给王家珍，“就是这件。”
王家珍一看，棉袍虽已历时20余载，但仍然保存得很完好，上面的几块补针清晰平整。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见证啊，可南京的母亲却为何不要它呢？
王家珍看到了朱道来的照片。他愣住了。多么眼熟啊，魁梧的身躯，四方大脸，宽阔的额头，高高的天门盖，颧骨略有突出：“多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王家珍情不自禁地惊叹着。
更使他疑惑的是，他看到了道来写给朱盛苔夫妇的几封来信，信中略叙了他在南京的境遇：
他们不喜欢我，嫌我笨头笨脑的，一天到晚对我没有一个笑脸。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顾着她；妹妹也看不起我，骂我是乡下佬，土不拉几的，有时她和我争吵，母亲不问什么缘由，总是向着她，一个劲地责怪我。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瑞金去，跟祖母、妈妈一起过……
在烽烟战火中离散的亲骨肉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对一个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应该把已经失去的母爱加倍地追补给他才是呀！……
一个个疑团、一连串的问号不断地从王家珍的脑海里冒出来。
“道来真的是她的孩子吗？会不会搞错了呢？”他决定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作一次详细汇报。
情况报告给了朱厅长，朱厅长报告了邵省长，邵省长报告了中组部，中组部又来了电报：“请写出详细调查材料，并附朱道来的照片一并寄来。”
很快，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提供的情况看，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贺子珍把留在瑞金的这个孩子叫‘小毛’，这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并恳求组织上让“小毛”和奶母一起来上海一趟，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于是，一张电报飞传南京：“祖母病重，速回探望。”
朱道来接到电报，心急如焚地往瑞金赶。
6
上海市，四川北路底栗阳路。
这里有一座古老的两层小楼房，门上有一个小阁楼，从外面看好像是三层。楼的左右两侧是一式矮墙，围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小院。院子不大，中间有一条米把宽的水泥小路，两旁栽种了一些树木花草。环境异常地幽静和冷落，是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偏僻角落。
可是，有谁能知道，就在这个小小的处所里，住的竟是大名鼎鼎的、风云长征路的一代红军巾帼女杰贺子珍。
这位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的革命者，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戎马倥偬十余载，头部、身上有十几处枪伤，为了革命，她数番险些流尽最后一滴血。她是为数不多的最有资格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红军女杰之一。然而，历史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思念。
她无所事事，白天睡觉，晚上打麻将玩扑克。她害怕黑夜，黑夜是孤独的。她想借打扑克、麻将来打发无聊的岁月，把一切都忘掉。然而这种消遣怎么也掩盖不了内心的苦痛，她整日里沉湎在往事的回忆和思念之中。
她思念着毛泽东。
她太爱他了。打从1927年井冈山相识后，她一直跟随着他，直到1937年分手。她和毛泽东相处的10年，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10年。战火中铸造的友谊、磨难中凝结的感情无论日月怎么流逝，也是无法冲刷掉的。她崇拜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胸怀，在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里，她以毛泽东的爱好为爱好，以他的忧伤为忧伤。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和排挤，弄得孑然一身，她紧随其旁，矢志不渝；毛泽东生病，她精心侍候，煎汤熬药；为了让毛泽东看到苏区难得弄到的敌伪书报，她只身入虎穴，搜集报刊，险些丧命；为了给毛泽东管理好文电，她强抑驰骋疆场的巾帼之志，默默地作出自我牺牲……
在毛泽东身边，她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懂得了许多的革命理论，毛泽东的一切都在她身上留下了投影，烙上了印记，就连叉腰、走路、抽烟的动作，说话的手势及至思维方式都同毛泽东相似……
她常常伫立在院子的中央，向着北方眺望，有时她上街或去公园，看见毛泽东的塑像，便发呆似的深情地久久凝望着。有一次侄儿侄女们给她编织了一个毛泽东的像，她亲自挂在厅堂的正中央。她常常给女儿娇娇(李敏)写信，捎去她对毛泽东的祝福和问候！
她思念毛泽东，也思念她那些失落的骨血，思念她那天真可爱而又可怜的小毛毛，那是她和毛泽东感情的结晶啊！
她同毛泽东结婚的10年间，先后生下了5个孩子。孩子们是母亲心尖上的肉，每个孩子降生前后的情景她至今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29年，在红军转战闽西二打龙岩后，贺子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那时红军行军打仗，战事频繁，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毫不例外地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孩子出生才二十几天就托付给了一位大嫂，她想待日后战事稍平就来接她回去。可是3年后红军再次打下龙岩，贺子珍怀着一腔母爱找到大嫂看孩子时，孩子已不在人世了，她这个仅仅当了二十几天的母亲深感对不起孩子。
1935年，在长征路上的担架上，贺子珍生下了第三个孩子。1934年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她是怀着身孕踏上长征路的。沉重的负担压着她。可她从未掉过队。当长征到达贵州白苗族地区正准备翻越一座大山时，她肚子阵阵作痛，要分娩了。此时，后有敌兵尾随追赶，前有高山断路挡道。贺子珍在路旁一间砖砌土屋担架上，一生下产儿就被抬着上了路。后面的同志包裹好孩子追了上来，让她看看并要她取个名字以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摇摇头说：“不用了，她是革命者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说完，因为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过去了。这个长征路上的产儿，这个没有名字的孩子，生下后只有几个小时连母亲也没有看清长的什么样儿就送给了人家。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每每牵肠挂肚地怀念这个长征路上出生的女孩，也曾托人查访，但音信杳然，她真后悔当初没有给她留下点什么东西。
贺子珍生第四个孩子是到达陕北后，1936年在保安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一个窑洞里。孩子降生后，大家都来祝贺。邓颖超怀着对孩子的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把孩子轻轻地抱起来，端详许久，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大家都叫这个女孩“娇娇”，毛泽东为她取了个李姓，单名一个“敏”字。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李敏被送到毛泽东身边上学。
1938年，在异国他乡、在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她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经她呕心沥血带了10个月的孩子，一天突然患了感冒，迅即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到医院抢救便夭折了。她万分悲痛，在莫斯科郊区公墓里埋下了孩子的尸骨……
对这些孩子，贺子珍有爱抚，有内疚，有失悔，也有难言的苦楚。但她是个革命者，是坚强的共产党人，对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条件她有最深切的了解，革命需要奉献，斗争需要付出代价，她一般是想得开的。可是令她怎么也放不下解不开、日夜牵肠挂肚的是她的小毛毛。
这是她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她带在身边时间最长、付出的母爱最多，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毛毛还在人世吗？他知道有个妈妈吗？他怎么不来找呀？”贺子珍经常这样地念叨着。
一切就像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孩子是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生产以后，贺子珍就患了中毒性痢疾，瘦得皮包骨头。为革命日夜繁忙的毛泽东，既对她倾注了丈夫的无限体贴和温暖，又对孩子倾注了莫大的慈父之爱。那时他身体不好，为了给贺子珍补身子，他把组织上给的仅有的一点“休养费”买来一只鸡，亲手熬汤端到她的跟前，软劝强说要她喝下去。
他对孩子视若掌上明珠，有时坐在母子俩的床边静静地望着，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孩子名儿是他亲自取的。当时，他们住在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那老乡有个儿子，比毛毛大几个月，叫大毛，贺子珍工作忙，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照管，两个孩子常在一起玩耍，俨如一对亲兄弟，毛泽东看见了很高兴，说：好，一个叫大毛，一个叫小毛！这样，小毛就成了孩子的名字，贺子珍一直亲昵地叫“毛毛”。
在小毛毛牙牙学语正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受到了王明路线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毛泽东心中郁积了无限的忧愁。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小毛毛曾给了他们多少温暖和慰藉，为他们排解过多少忧愁和烦恼啊！有时贺子珍见毛泽东两眉紧锁，闷闷不乐，她就把小毛领来，说：“小毛要爸爸抱！”
小毛便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在父子两个又亲又胳肢的哈哈声中，毛泽东的眉心舒展开了。孩子，这天使般的孩子给贺子珍留下了多少甜蜜的回忆啊！
尤其使她永远难以忘怀的是长征前与孩子生离死别的情景：一天毛泽东从宁都赶回，向她讲了中央的指示：“这次红军转移，一律不准带孩子。”贺子珍想到与孩子即将分离，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看贺子珍，又看看孩子，深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怎么舍得把他留下呢？”无奈，夫妻俩商定，只好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此时，天气已渐渐变冷，孩子连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点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裁剪开来，就着灯光千针万线地缝制了一件小棉袍。当她领着毛毛和带着棉袍一起交给贺怡时，小毛开始还以为是带他走亲戚，后来知道爸妈要走了，伤心地大哭起来，叫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这撕裂人心的阵阵哭喊声，至今催人落泪……
7
近两天，贺子珍脸上有了笑靥，她接到电报：朱道来和黄月英一行已启程赴沪。她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一面张罗准备，一面给在上海警备区任职的哥哥贺敏学打电话，请哥哥代她到车站迎接。
此时，王家珍陪同朱道来、黄月英一行乘坐的列车飞奔在浙赣线上。22岁的朱道来，长成了一个标致英俊的小伙，1.75米的个头，头发向后梳理着，他不大爱讲话，性情憨厚朴实。列车“铿锵、铿锵”在前进，朱道来心中“叮咚、叮咚”在敲鼓，他既想见又害怕见到贺妈妈……
他们到了贺子珍家。
朱道来站在贺子珍的面前了。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久久地上下打量着，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贺妈妈，您好！”朱道来也激动地叫了一声。那时烈属和红军子弟都称老一辈女革命者为“妈妈”。
“好，好！”贺子珍紧紧地抓着朱道来的手，“孩子，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说着，止不住泪水又扑簌簌地掉下来……
朱道来的到来，使贺子珍的家一反往日冷落的景象，变得异常欢乐和热闹。人来车往，进进出出，笑语喧哗。
饶漱石来了。
魏文伯来了。
还有贺子珍的许多老战友们都来了。
他们见了朱道来都说像毛泽东，祝贺子珍找到了儿子。
朱道来一行来到后，贺子珍把他们安排在楼上住。黄月英带着随来的小男孩住一间；道来和王家珍两人住一间。贺子珍对他们非常热情，天天叫保姆买好菜招待他们，并请来哥哥贺敏学作陪。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向贺敏学提议：请他带毛毛去检查身体验验血。贺敏学带着毛毛来到一家部队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血型同贺子珍一样。这更加使贺子珍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她深情地对道来说：“当初把你留在瑞金，我和你爸爸都舍不得，那是形势所迫，不得已啊！现在你回到了妈妈身边，妈妈心中的这块石头落了地，可你不要忘记养育你的妈妈，她带大你费了很多的心血啊，你要好好陪她到上海玩玩，好好孝敬她。”
贺子珍来到黄月英的房间，灯光下，一个养母，一个亲娘，一个老区人民的好女儿，一个红军女英雄，两个革命母亲在深情地交谈着：
“奶妈，”贺子珍说，“这些年连累你了，使你吃了不少苦头，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带大了孩子，很不容易，我感谢您啦！”
“不，不！这没什么，你们为了老百姓，抛儿舍女，骨肉分离，老百姓感谢你们！”黄月英说。
“奶妈，当时毛毛是不是由红军战士送到你家的？”
“对。两个红军和一个地方干部，还带了一件小棉袍。”
“小棉袍？”贺子珍不觉一震，“还在吗？”
“在这，我带来了。”说着，黄月英从提包里取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贺子珍。
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小棉袍，两行泪珠从脸腮上滚落下来。
20年来，每逢寒冬来临，她就记挂着毛毛，他今在何方？肚子吃得饱不饱？身上穿得暖不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真没想到，你把这件小棉袍保存到今天，真不简单啊！……”
这一晚，贺子珍同黄月英一直谈到深夜，泪水不时模糊了两位母亲的眼睛。
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在上海期间，贺敏学一家按照贺子珍的叮嘱，经常带他们上街、逛公园、参观、看电影，还常常给他们买来香蕉、苹果等。吃饭时她尽把好菜往他们碗里夹。她还给道来做了好多新衣服，为黄月英买了很多衣料。她恨不得把对朱道来多年欠下的母爱在一天之内全部补上，恨不得把对黄月英的感激之情一股脑儿地倒给她！
贺敏学一家对他们也盛情相待。每逢星期天，贺敏学就要把妹妹贺子珍和外甥朱道来等一起接到家里，设宴欢聚，共享天伦之乐。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打来的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贺子珍多少可以猜出此行的目的，她希望他们去北京，可又很担心，不知此次一别，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毛毛？她舍不得他走，她害怕孤独，这种日子太难熬了，她希望毛毛永远留在身边。但是贺子珍是个纪律性很强的人，战争年代培养了她毫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习惯，她希望组织上经常和她联系，特别是独居上海后，更希望组织上常有人来找她，陈毅、魏文伯等领导来看她一次，都会使她兴奋几天。她更盼望着北京有人来，盼望着娇娇的来信，因为这可能捎来毛泽东的书信或钱物，捎来毛泽东对她的安慰和问候。自从离开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她同毛泽东联系多半都是以娇娇为桥梁和纽带。从娇娇的来信中，贺子珍了解到毛泽东对她始终是一往情深，时刻在关怀着她，而他则常常从娇娇那里打听她的情况，让娇娇转达他的思念。现在中组部要毛毛去北京，这说不定毛泽东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兴许毛毛还能见到他父亲呢！
临行前，贺子珍特地给在北师大念书的女儿娇娇写了封信，让朱道来带上。信中说：“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哥哥，他是你亲哥哥，就是我常常和你讲的那个毛毛。他到北京后，你要好好陪同他玩玩，有时间去看望父亲时，请你转告他。”
朱道来启程北上了。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月台上，她拉着道来的手说：“毛毛，到北京后，给妈妈来封信，见到爸爸时，请代问他好！”
火车开动了，贺子珍还站在那里，列车前进鼓起的风，吹拂着她的银发，吹拂着她脸上的泪花……
8
和煦的阳光像一块巨大的金色的纱布，披盖着美丽、庄严的北京城。金秋的北京，气候凉爽，处处让人感到舒心、惬意。
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被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大栅栏鲜鱼口招待所。
他们的行动是保密的，就连招待所的同志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来历，中组部的同志对朱道来提了3条要求：第一，不要一个人外出；第二，不要主动和人讲话；第三，不要对别人讲你从哪里来，来京干什么。
在上海贺妈妈家待了两个月，心境刚刚平静下来的朱道来，这时心里又擂起了小鼓：这是怎么回事？组织上怎么看这件事？我真的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吗？他仍然像是在梦中。
到京后，中组部的同志常来找道来单独谈话，询问他的学习、生活等情况。
很快，娇娇到招待所看他来了。她一见到朱道来就高兴而又亲切地叫了声“哥哥”。朱道来忙把贺子珍的信交给了她，她说：“知道了，全知道了，妈妈早写信告诉了我。”
此后，兄妹俩常出去玩，娇娇对北京熟悉，带他看电影、逛公园、看古迹，还不时给他买些好吃的，兄妹俩十分亲密。
朱道来的到来，引起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关怀，也成了他们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他们的夫人先后到招待所看他，都说没错，是毛毛。然而南京那位妇女的到来却使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给本来似乎有了定论的事投下了阴影。
事情究竟如何裁决？朱道来归属何方？
事情又被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请他作出裁决。
或许是不愿伤害3个母亲的心，或许是出于那博大的胸怀、无私的情操，毛泽东说：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现在，朱道来这个革命者失落的骨肉，又回到了革命者的怀抱。
黄月英一行在京住了一个来月，就要回老家去了。她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虽不甚理解，但她心里明白，自己原本就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只是受红军战士之托，为红军抚养的。现在，孩子到了北京，到了这么多老红军的身边，她感到红军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放心了！因此，当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
然而，党没有忘记这位妈妈。几位中央领导的夫人对她说：孩子是谁的不要紧，不管怎样，你是有功劳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中，你冒着生命危险抚养一个红军的孩子，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死去的和活着的红军战士都会感谢您，感谢老区人民！
中央组织部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给她送来了500元钱、3匹布和一些日用品，表达党和人民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敬意和谢忱。
北京站。上车的铃声响了。
朱道来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妈妈，恩重如山的妈妈，他是怎么也报答不了她的养育之恩的！“奶奶(他习惯称黄月英奶奶)，你就是我的亲娘，你要好好保重，我永远记住你！你回去跟我问祖母、爸爸和弟弟妹妹好，告诉他们我朱道来永远是瑞金朱家的人！”
黄月英止不住泉涌般的热泪，再三叮咛：“孩子，你在这里要好好听组织的话，好好学习，不要记挂家里，你要常给家里来信，有空时回家来看看，你祖母、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很想你哪！……”
目睹这一切，王家珍好不心酸。火车已经启闸，他只好忍痛把黄妈妈扶上了车。
“呜！——”火车一声长啸，震撼着人们的心肺。朱道来朝着疾驶的火车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站台的尽头。王家珍老远老远地还看到他站在那里，像一座凝固的塑像……
注：本文与人合作，在《星火》杂志发表以后，全国20余家报刊先后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旨在根据我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当事人王家珍的回忆，记述和反映老区人民怀着对红军战士的深厚感情抚育和保卫红军后代的感人事迹以及帮助寻找红军后代的这一历史事实的经过，而无意判别孩子属于谁，特此说明。收入1996年1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多彩的人生》(与人合作)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