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世纪还剩下五个年头。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曾几度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直至80年代逐渐兴起的“文化热”，虽然时代、影响并不相同，传统文化却都首当其冲。

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虽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却始终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以其雄伟、博大、深沉、辉煌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世纪之交看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被提出来，这本身就表明它是同现实的文化运动相联系的，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相联系的，也是同民族前途与国运盛衰相联系的。

五十四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70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是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重要问题来看待的；而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又是把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的。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价值：一是“发展民族新文化”，一是“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时，还把总结、继承历史遗产看作具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不懂得“历史的中国”便不能真正懂得“今天的中国”，也难以对如何发展“今天的中国”做出正确的抉择；而总结、继承历史遗产正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只有认识了“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才能全面地把握中国的特点，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传统文化是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方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巨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新军，出色地执行了那个时代的时代使命。举例来说，郭沫若是以研究古代社会著称的。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他对《周易》《诗》《书》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而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鲁迅深刻地批判旧文化、旧传统中的糟粕，锋芒所向，莫不披靡；同时，他又从浩繁的历代正史中看到了“中国的脊梁”，高度评价先进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自信力”71 ，显示了作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的器局。

现在，历史的进程已经走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同时，世界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致走向中国。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当代中国文化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学术工作者面临的新的使命。第一，文化发展在全球性发展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意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更加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第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后进中崛起，一方面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目标，一方面还要有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有助于增强这种凝聚力和奋斗精神。第三，在全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愈来愈重要。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不能没有现代思维，不能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不能没有本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阿伯迪妮在其合著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认为：“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反弹现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语言和传统都独具特色。有趣的是，我们彼此越相似，就会越强调我们的独特性。”72 一方面是“同一化”趋势，一方面是“文化民族化”趋势，这就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世界潮流。

珍视我们民族的瑰宝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早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已开始对文化成果进行整理。此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直至《四库全书总目》，对文化成果的著录、整理绵延一千七百年，不曾中断。《隋书·经籍志》总序在讲到这些文化成果的作用和价值时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73 剥除其中的封建观念和神秘成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段话不正是强调了文化成果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性吗？乾隆三十七年（1772）关于搜访遗书、集文化成果的谕旨，认为这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74 的大业。这话讲得好，它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许多兄弟民族结合而成的。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以前，而在今天则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讲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包括了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了弘扬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据我的肤浅认识，在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我们应当着重总结和阐扬这样几个方面的珍贵品格：

——民族精神。宋人王安石有一首《读史》诗，其中的两句是：“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75 这里说的“精神”，是指人们的心神、意志。对此，古往今来，贤人、哲人、学者、名家，莫不推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6 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他强调人们应当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77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对此更有通达的认识。他指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78 这种努力不懈、奋力进取的精神，在世世代代中不断发扬光大，经过许多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的总结和提升，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79 可以这样认为：自强不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也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从历史上看，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就逐步发展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汉以后，历代促进民族间交往和联系的措施，以及由此而反映在人们思想上的凝聚意识，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凝聚精神。秦汉的“海内一统”局面，产生了《史记》《汉书》这两部反映多民族历史面貌及民族间交往的历史巨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两宋、西夏、辽、金时期，一方面是军事上、政治上的纷争，一方面却是辽、金大量吸收汉唐文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元朝再建统一皇朝，并修撰了多民族的前朝“正史”。明、清两朝，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元朝事业并各有发展，至“康乾盛世”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是在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凝聚力在思想、观念、心理上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

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正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历史智慧。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在认识上与实践上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其中有许多并没有因新的经验、智慧的出现而失去光辉。《周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80 这反映了前人极其重视从历史中汲取和积蓄德行、知识与智慧。史学家裴松之在援引此话时讲得很好：“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81 重视历史教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这在史家的撰述旨趣上尤为突出，不论是“述往事，思来者”82 “总括前踪，贻诲来世”83 ，还是“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84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85 等，都认识到历史智慧之光，决不只是光照过去，它也照射现在和未来。

历史智慧不只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以史为鉴意识的培养，它还包含有对历史机遇和历史选择的认识。朱熹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86 王夫之认为，人们从史书中获得历史知识，进而对于历史进程中有关得失的反复思考，可以大大增强历史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历史选择的意识。他说：“故论（史之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其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87 历史智慧的生命力即在于此。

从广义上说，历史智慧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中前人对于自然领域和思维领域认识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同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有密切联系的。

——人生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些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相同的人生哲学。但是，积极向上，不断完善自身，关心他人，具有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事功，以天下为己任等却是主流。这在儒家学派的言论和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极重修身，认为“修身则道立”88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89 作为追求的目标。儒家讲修身，重在忠信。一部《论语》，讲忠信的地方很多，不是偶然的。仁，是儒学核心之一。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0 。这是把仁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条准则看待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生哲学观念，构筑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上进的人生哲学体系。人们所熟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人生格言，就是这种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

——文学、艺术、科学。不论是诗词、散文、小说，还是音乐、舞蹈、戏曲、书法、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天文、历法、地理、农医等，传统文化中都凝结着它们的辉煌成就，显示出东方文化的无比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当然不只是这几个方面，但这几个方面的优秀遗产有更加突出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在当今依然具有巨大的魅力。

勇于继承 锐意创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建设和发展现时代的民族新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弘扬”包含着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而真正的创新，又不能不包含着继承。这是历史运动的辩证法，也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江泽民同志在讲到宣传文化工作时精辟地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91 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时代使命来看，这里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第一，关于科学的态度。我们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也好，对待外来文化也好，都应当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脱离了这个理论和方法，就必将出现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迷茫。当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必须克服简单化的倾向，否则同样会出现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偏颇。几十年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已经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有了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认识，这是新时期做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基础和保证。

第二，关于精华和糟粕。区别“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是一项繁难的、审慎的科学工作。从大处来看，有的文化成果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在今天仍有生命力；有的在历史上是进步的，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今天已失去生命力，成为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有的在历史上就不是进步的、积极的，甚至是落后的、腐朽的，同今天的社会生活、历史潮流、道德风尚更是背道而驰。就具体文化成果来看，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共存，这就要求人们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如《二十四史》，它们运用综合体的形式，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这是精华，是主流；但也有不少宣扬“天命”的观点、歌颂帝王将相的观点、诬蔑人民起义的观点，这是糟粕，是支流。对于科学文化工作者来说，不仅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前的文化市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一些有社会责任心的西方学者，能够区分哪些文化产品（包括文化遗产）是可以投放市场，哪些是只能少量印制、收藏于各大图书馆供专业研究者使用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糟粕”是可以研究的，那是为了用以说明历史进程、文化现象；但若把“糟粕”倾注于市场，兜售给大众，那就大错特错了。迷信色情、封建意识等借助于各种传媒，恣意泛滥，这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关于外来文化。从历史上看，雄汉盛唐的文化气象，都流淌着外来文化的血液。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面向世界、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鲁迅提倡“拿来主义”，就表现了这种宏大的民族气度。中国曾经有过二百多年闭关自守的时期，但那早已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一个空前开放的时期，吸收外来文化用以发展自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对于外来文化，犹如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力倡言“拿来主义”的鲁迅，同样大力倡言对外来文化的鉴别和不同处置：“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倘不加以鉴别，兼收并蓄，“‘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92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93 这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第四，关于继承和创新。没有继承和借鉴，创新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而不以创新为目标，继承和借鉴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与时代的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就在于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要反映出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认识所达到的高度，要取得传统文化研究的创造性成果。这种创造性成果，既有提高的方面，也有普及的方面。提高，不是晦涩；普及，不是庸俗。提高和普及，都应当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位。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是很艰巨的工作，但是，时代的使命，崇高的意义，探索的兴味，创新的激情，却使人感到兴致盎然，勇于登攀。这里，我想引用一位思想研究者的认识与心声：“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的探险者能够不致空手而归。”94 这里虽然是讲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认识和方法论原则，以及那种执着于总结和阐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不是具有广泛的意义吗？

（原载《光明日报》199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