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之《郭小川全集》7

一

1950年代初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许多署名“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后来知道郭小川是这个写作集体的主要成员。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抒情诗发表，我是热爱者之一，并在作文课上，模仿这一体式，写作长篇的楼梯体诗。1956年来到北京上大学，这一年和随后几年郭小川发表的作品（《山中》《致大海》《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等），在我们一部分喜欢诗的同学中传诵。记得，我和同班的刘登翰当时特别喜欢他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所表达的观点，欣赏他对已获评论界高度赞扬的《致青年公民》的自我反省（“浮光掠影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产品”），欣赏他对诗的“思想创见”“独特风格”的追求，和探求诗歌创作“新路”的执着。我的《月下集》（1959年人民文学版）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刘登翰在“作者自己”“新颖而独特”“巧妙而奇异”这些字句下所画的圆圈。1962年冬天回广东老家路过厦门，和刘登翰又一次到鼓浪屿，听到海涛拍浪的声响，不约而同脱口说出“如鼓的浪声”（郭小川《厦门风姿》）。我们对于郭小川的亲近的感觉，想起来是很自然的。他对于革命和文学的真诚，战胜平庸和寻找独创性，以及在那个时代，在“探索”和“独创”上，环境的压抑和自我的压抑，都为我们所熟悉，我们也多少体验过。“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在《文汇报》（香港）和《长江》（武汉）上读到公开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既惊讶又兴奋，因此写了论郭小川1950年代诗歌创作的长文，讨论他这一最有光彩的文学时期。“新时期”的最初几年，是郭小川最受读者和批评家热情关注的时期。随后，中国大陆诗歌的热点和诗学问题，发生重大转移，郭小川逐渐退出诗界关注的中心。回想起来，这十多年中，除了编写文学史、诗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读活动中，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还有哪些重要问题可能提出。有时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位诗人的写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

《郭小川全集》（下面简称《全集》）的出版，纠正了我的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材料的披露，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现，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近些年，对于当代（1950—1970年代）的作家、知识分子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研究，已被逐渐重视。不过，“集体传记”式的研究风格和方法，似乎仍颇为流行：许多作家、知识分子，被放在几种类型的粗糙区分下谈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他们的共同问题，但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个人的日常境遇，和面对决定的困难，总是各不相同的。在读了《全集》的有关材料后，更相信这一点。在“当代”，郭小川不是被革命遗弃的作家，不是与时代存有严重冲突的作家。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将生命化为抽象的思想，面孔失去光泽的人，犹如《日瓦戈医生》中的斯特列尼科夫那样。郭小川既为那时的文学界所推崇举荐，但在某一阶段，或某些作品，也受到严厉批判；他进入1950年代文学的权力机构，却对拥有权力并不十分热衷，且不能与这一权力体制完全融合；在诗歌艺术的独创上有很高的要求，却因不能获得开阔、丰厚的参照和借鉴，而使这种要求受挫；一生忠诚革命的“集体事业”，但在面对“革命”要求放弃个体的精神独立时又会犹豫不决，甚至陷入内心冲突的痛苦之中；人性、温情、信任等人道主义“毒素”，显然侵蚀了他对于阶级论和斗争哲学的信仰；为了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多次检讨，做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始终坚持着心灵和人格的高贵，而与怯懦和委琐无关；并不一味沉湎于对纯粹目标、概念、原则的神圣幻觉，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对日常生活，对有着具体的喜怒哀乐的生命过程的尊重……说起来，在经历了纷繁变迁的时势之后，对于那些被他人和自己塑造成“毫无杂质”的“纯粹”的人，我们总会心存疑惧，不再那么信任和亲近。《全集》为我们进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不空洞含糊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二

《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应该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全集》所收入的日记、书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笔记、思想鉴定、会议记录、检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及文学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代文学的路向、形态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无法分开，不考察这个期间的文学体制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格局，我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态，理解当代作家的表现和做出的选择。

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当代发生了泛政治化的转移。杂志和报纸副刊虽然仍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地，但是，它们原来那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共论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拥有。国家以组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学生产，对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评价，根据意识形态目标加以管理、调节、控制。这个问题，应是了解当代文学的“本质”的关键。这涉及作家的身份、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学刊物的性质和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创作的组织方式、发表方式、评价机制；涉及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的机构性质和职能……这方面的问题，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很难说已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学术观念和现实政治—学术体制的限制，另方面则是材料获取的困难。

1950年代，郭小川在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这个期间，会不同程度地参与、介入当时文艺界的若干重要事件（胡风事件、丁陈事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等）。另外，郭小川的部分创作，也成为当时文坛的大事，如《望星空》的发表，《一个和八个》所受的内部批判等。《全集》对上述的事件，提供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材料。这些材料之所以重要，在于目前有许多事情仍是水面下的冰山。史实、材料的被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举个例子说，1957年6月到9月召开的共27次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等人。在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一百一十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大陆全部知名作家、艺术家，而内容则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表现了不同的人在严峻情境下的思考和反应。会议记录共一百多万字（包括被批判者的发言、检讨等）；当时一小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册发到部分参加者手里（后又收回）8。即使这个很不完全的部分发言，目前也未见公开。全部事实是否永远封闭于“暗箱”中，甚至从此湮灭，那也是难以逆料的事情。

当然，我不想夸大《全集》在呈现被掩盖的“真实”上的贡献，但它肯定有助于研究者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加深。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当代文学评价机制的性质和实施状况。一部作品好坏的判定如何做出？由谁做出？遇到争论，谁有权做出“最终”的裁定？对有“问题”的作品采用何种方式处理？这个处理会循怎样的程序？凡此种种。从《全集》载录的思想检查、交代和批判会的记录等材料中，也多少能窥见环绕作家的社会压力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种压力又怎样转化为驱动当事人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内部压力——这一点，即压抑的机制和“自我压抑”的主体的形成，是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研究的关键。

三

《全集》提出的另一问题，是有关我们如何面对历史的。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全集》的编辑方式上。谈起当代的1950—197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有互异的感觉和判断。由于不同的历史观念，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和不同的现实处境，在1950—1970年代与1980年代以后的关系处理上也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就比较重要的分歧而言，主要有更强调“断裂”，和更偏向与强调连续、弥合“断裂”的区别。“断裂”的强调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这是我们对那一时期的问题，对那些失误，那些悲剧进行反思、揭露、批判的理论上和感情上的依据。

不过，具体到《全集》编辑者的历史态度，可能不是那么非此即彼，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值得尊重，也值得思考。我的印象是编者在处理有关材料时的坦率和勇气。对这一点的高度评价，无论怎样都不过分。不是说都应该把自己（或亲属）的属于隐私的日记、书信加以公开发表，相反，个人，或几个人的秘密，如何处理都应该得到尊重。我这里说的是面对历史，《全集》的编者所表现的诚实态度。在写作传记，编纂研究资料时，当事人（或他的亲友），把一些不利，或者有损其形象的材料加以剔除、掩盖或涂改——这种处理方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对自己（或对亲近的人）的能够认同的想象，一是正确，一是无辜，一是受迫害者。有关责任的材料和思考，许多都被放弃。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是，那些言论，那些举止行动，是特殊年代违心之物，其责任应由环境来承担。对比这种情况，《全集》编者的态度，在今天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诗人的思想、行为的爱护和信心，并不体现为把他塑造成没有瑕疵的人，塑造为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弱者来实现。这种坦诚，可以说也就是郭小川本人最为动人的性格特征。

当然，说到编辑者的胆识和勇气，那是有着两方面的涵义的。一方面，是对郭小川曾有的失误，以及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加以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对郭小川投身革命，对他所确立的生活目标，和他的生活道路，在经过反思、检讨之后仍然具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对历史不做清理的“怀旧”，但也不是简单地加以“埋葬”。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已被叙述为破坏的、失败的故事的今天，《全集》所表达的这种观点，不知能否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一种参照？

2000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