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
为了能在本书导言的下一节里，重点研究上文提出的中间理论环节问题，在本节里，我首先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看法中的两个核心观念：其一可暂名之曰“文人小说”论，其二则不妨且称之为“奇书文体”说。
先谈“文人小说”论。我的“文人小说”观念既是尝试针对20世纪学术界流行的“通俗文学”说，提出的一个反论；也是尝试对明清读书人视小说为“文人”之作的高见，进行的一番现代化的反思和重建。
前文曾经谈及，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通俗文学”说的成立，实始于五四运动前后，而尤得力于胡、鲁、郑三巨头的提倡。胡适对《水浒传》《西游记》等书的一系列考证文章的基础，就是基于它们是通俗文学的信念。鲁迅又说：“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甚伙，而史志皆不录。唯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1]鲁迅的说法，今人奉为佳圭，但细品其文意，其实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词而已，代表了五四时代尊白话贬文言和重小说轻诗文的一种共同的思潮。
郑振铎在他的名著《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也开宗明义地提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源头是民间文学，并且确定，它最初出之于宋代的“讲史”。元、明、清之际，“讲史”和“平话”渐渐演变为一种可以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新文体，既有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五代史》；也有英雄的历险，像《西游记》《水浒传》;甚至还有社会人间的日常生活，如《金瓶梅》等等。郑氏从而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几百年间的题材变化，概括为一个由“历史”而“英雄”而“平民”的历程。郑氏所设想的这一“平民化”的历程，进一步支持了他的“俗文学”理论框架。郑氏认为所谓“俗文学”，一定要以平民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口传文学”为基础，往往是无名氏的集体创作，糅合各种来自市井里巷的歌调、体裁和风物，才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形成前无古人的风格。[2]从这种设想出发，他把明清章回小说看成是代复一代无名氏口耳相传的写本。
郑氏在他的上述名著里，运用翔实的资料，阐述他的论点，进而勾画了一幅从变文到讲史到话本到明清长篇小说的“中国叙事文学”的清晰发展图画。胡、鲁、郑三氏的观点影响了五四以后的几代学人，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今天还余音宛在。其后的当代治中国小说史的学者，大都把明清长篇小说的出现，远托源于六朝志怪，而近归流于对宋元话本的模仿，进而根据后者而把它们纳入“俗文学”的框架之中。上述的小说史家们既然认定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是“俗文学”，便自然而然地把其中的“说书人”修辞手法——如开场的“楔子”，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一一简单化地归结为话本的形式残余。[3]
我的基本观点和上述的小说史家们恰好相反。根据我的研究，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六大名著与其说是在口传文学基础上的平民体创作，不如说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文人创作，其中的巅峰之作更是出自于当时某些怀才不遇的高才文人——所谓“才子”——的手笔。我们不应忘记，“平民集体创作”说仅流行于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界，而较古的明清学者却大部分都认为这些作品是文人的创作。我们不妨以《金瓶梅》为例，略作说明。《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虽然在今天的学术界这仍是个谜，但当它在明末问世的时候却并不如此。沈德符读后相信，它是“嘉靖间某大名士”所作。这一位“某名士”经过几度推敲，被沈氏认定为王世贞。以《金瓶梅》的技术和才气而论，它只有出自王世贞这样的大文豪的手笔，方始不奇。[4]此说流行了三百余年，甚至近人鲁迅也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义，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5]虽然，明清两代关于长篇章回小说的“文人创作”说，绝不是无因之论，但是由于前人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和确凿的证据，我们在今天翻查明清小说批评的文献时，所能找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些支持此说的一鳞半爪的印象式评语，或者语焉不详的推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