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沧海
Side A—家，总有珍惜的理由
自1841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因为不同的理由从四面八方移居至此。
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求生存，觅生路，面对变动不安的环境，还有什么比家庭更能凭借依靠？
家，是生活的资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梦想，亦是现实。
此之所以许多香港男子被父母取名家辉，有地位或无地位，有财富或无财富，都一样，家在名上，家在心里，不可无家。
家：总有珍惜的理由
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也可能是只有六七岁，记不清楚了，然而那一天的惊慌、恐惧、难过，依然强烈地在心里纠缠、盘桓，仿佛那一天至今仍未过去。漫长的一日，漫长的惊吓，漫长的失败的告别。
那一天是中午时分，星期日，如常的一家五口到湾仔的英京酒饮茶，如常的在回家的路上父母亲有了口角，不如常的是这回吵得特别厉害，还动了手，一切发生得那么出人意料。母亲抱着我妹妹，和父亲走在前头，我和姐姐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我应该是在一边走路一边翻读《儿童乐园》之类的漫画。突然，我母亲“哇”地惨叫一声，我抬头望去，见她用右手掌抚着脸颊，左手仍然抱着妹妹；我父亲站在她身边，瞪目蹙眉，一脸怒容。
我母亲也非省油的灯，挥拳抡向我父亲的肩臂，两人一阵拉扯，我妹妹哭了，我母亲哭了，我姐姐哭了，我也哭了。我父亲有没有哭，我忘记了。但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扭腰转身，抱着我妹妹穿越电车轨道冲到对街，剩下我父亲、我、我姐姐，一大两小，站在庄士敦道街头手足无措。庄士敦道的名字跟溥仪的老师R. F. Johnston无关，而是纪念十九世纪的英国驻中国商务第一副监督A. R. Johnston，他曾经担任香港英治时期的副总督。
我母亲回娘家去了。其实她并没有真正的娘家可归，我外公外婆租住在一栋房子里的一个狭窄房间，只容得下一张上下铺床，所以她只能投靠她姐姐，即我姨母，她一家五口住在新界区的政府公共房屋，三十平方米的小单元，勉强可让她和我妹妹借居一阵。而这“一阵”，大约三四天的日子，于我恍如漫无止境的无助岁月，在轩尼诗道的家里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我母亲的归家身影。轩尼诗道以第八任港督John Pope Hennessy命名，跟干邑洋酒无关。
那三四天是我首回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家”的意义，或该说，体会到“家之毁散”的意义。五口之家顿变三口，我父亲中午到报社上班，深夜始回，我和姐姐相依为命，一天跟我母亲通一两通电话，寥寥数语，挂上话筒后比通话前更觉凄凉。在那几天里，我父亲问过我和姐姐两回：“如果爸妈离婚，你们选择跟谁生活？”我没听见我姐姐如何回答，我心里的答案则是“妈咪”，然而不敢对我父亲直说，只是支支吾吾，回避不说，而他也没追问。
那恐怕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从我父亲的眼里窥见哀伤。他的眼神，如此灰暗，如此无奈，如此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家三口，愁眉相对，家仍是家却又家不成家，人事成毁，竟是可以如此把你杀个措手不及。
到了第四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中午时分我父亲跟姨母那边通了电话，然后兴高采烈地对我和我姐姐说：“换衣服吧，我们去接妈咪！”三个人出门，搭车，搭船，再搭车，在那年头从港岛去一趟新界，天长地久，交通缓慢得似遥无止境的西行取经。这一天，我的脑海影像由三组片段组成。第一组是车船上的雀跃心情，望向窗外，海浪、树影、山崖飞快地在眼前闪过，阳光不一定明媚，但我心里认定了是阳光明媚。第二组是踏进我姨母家门，我母亲满脸尴尬，我父亲亦满脸尴尬，我姨母和姨父则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气氛像节庆团聚，又不似节庆团聚。
第三组影像是在高高的天上。我父亲带大家到荔园游乐场玩耍，坐上摩天轮，那年头规管不严，一家五口挤坐在一个小铁箱似的座椅上，铁箱从低往高爬升，缓缓地，缓缓地，差不多爬到顶点，朝下回转降落，缓缓地，缓缓地。后来的速度便越来越急、越来越快，两圈、三圈、四圈，摩天轮高速转动，风声在耳边呼啸鸣响。我非常害怕，但无法确定是因为恐惧于高度，抑或是担心当轮子停定，我们踏出座椅，这个五口之家将再度崩析离散。人在高处，我既快乐，亦感到不安全，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有畏高焦虑症，如果你说跟这童年经验截然无关，我是不同意的。
“家”之铭印说来从我出生以来已经牢牢附着。我叫什么名字？家辉嘛，家辉，家之光辉，为家求取光辉，替家发扬光辉。我姐姐叫作嘉丽，我妹妹叫作嘉慧。嘉与家，音同字不同，身为儿子的我从呱呱落地的一刻开始已须替家承担责任。香港常有所谓“狮子山下精神”，意指具备刻苦耐劳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灵活变通，所以才成全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但其实，“狮子山下精神”的另一项关键元素是重视家庭，即广东人所谓的“顾家”。自1841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因为不同的理由从四面八方移居至此。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求生存，觅生路，面对变动不安的环境，还有什么比家庭更能凭借依靠？家，是生活的资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梦想，亦是现实。此之所以许多香港男子被父母取名家辉，有地位或无地位，有财富或无财富，都一样，家在名上，家在心里，不可无家。
可是说来有点荒唐，却又是真实的事情：我母亲同样是“顾家”的女人，但，至少据她自己说，她之所以在众多男朋友里选择我父亲，关键理由正在于我父亲在结婚以前没有家。我父亲是独生子，我祖父亦是独生子，我父亲十六岁丧父，十七岁丧母，承继过来的财产或输掉了，或被骗了，孤身一人，“马死落地行”，辍学打工，在报社做小记者、小编辑。父亲认识我母亲后，追求她。但追求她的男子不止他一人，他求婚，她犹豫未定，左盘右算，最后，终于，点头答应。因为一来她若拒绝，以我父亲的刚烈性情，想必日夜借酒消愁，自暴自弃，她不忍心毁了这样的一个男子；二来呢，我母亲像做投资买卖般用心琢磨了一下“性价比”，认定我父亲无亲无故，嫁给他，最大“收益”是不必看婆婆公公的脸色，而她向来豪放不羁，口头禅是“不怕官，最怕管”，非常痛恨受到管束，所以，尽管我父亲无车无房，却终能夺得他渴求的爱情锦标。
成家后的我父亲，不负我母亲的期望，给了她极大的自主自由，马家一直女权至上，由我母亲当家做主。若干年后她把我外婆外公接来同住，家里亦常出现伯婆（我外公的大嫂）、叔婆（我外公的弟妇）、姨婆（我外婆的妹妹）、太婆（我外公的后娘）等女性长辈，或借居数月，或暂住数年。我母亲来者不拒，既是因为“顾家”，也是贪图她们能够帮忙做家务，让她可以经常出门打麻将，会朋友。除此以外，我家也出现了其他男性成员，三个舅舅，或酗酒，或嗜赌，沉沦于现实泥泞，在麻烦与麻烦之间不断挣扎，我家成为他们在挣扎途中的浮木，抓住了，又放开；放开后，再抓住。总之是多年以来经常出入我家，亦给我家添了不少麻烦。
说句实在话，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不解的，也不接受。明明是个简简单单的五口人家，住在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不算太挤，但加上了一堆亲戚长辈，便已经不是一个“挤”字所能形容。外公外婆都抽烟，姐姐妹妹又日渐成长为少女，诸种的不方便、不安全、不舒适，成为我们为他的孝心而付出的代价。然而，我自己年岁越长，越能体会到我父亲的想法，慢慢领悟到在其决定背后原来隐藏着一种柔软而复杂的感情。他说过，“家辉，爱一个人，便也该爱他的亲人”，但这只是第一层的善良。不止的，我相信不止于此。我父亲是个父母双亡的少年孤儿啊，独自一人谋生于世，种种凄凉酸楚，岂足为外人道。娶了妻子，生了子女，为人夫，为人父，有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这之于他，是何等的温暖。接纳更多的家人前来共居，谋生的担子确实越来越重，越来越辛苦，但当他半夜下班回家，瞄一眼房间和客厅的床上、沙发上、地板上的一张张甜睡的脸，不问可知，在疲惫以外，他必亦感到无比充实。终于，他有了一个确确切切的家，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他必有强烈、充沛的“存在感”。
说句怪力乱神的话：我父亲背上有两颗痣，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那是“劳碌命”，一辈子工作辛勤。少年的他长得瘦弱，一张长长的马脸，浓眉大眼高鼻，有几分营养不良的颓相。年纪越大，工作越重，反而越趋发福，脸圆了，腰肚圆得更厉害，但挺直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神仍然顶天立地地存在，两三天不刮胡须便有人误认他是洋人。他极少谈及家族事情。或因父母早亡，他来不及探问细节。偶尔喝了酒，他涨红着脸重复这样的说法：“家辉，你的爷爷的爷爷是英国人，本姓Majeson，来中国娶了中国老婆，改姓马。所以，我看上去像洋人，你看上去也像洋人，因为我们的父系就是洋人。”
我没把这话当真，倒常跟朋友们胡吹其他的家族根源版本。其一，我家远祖本是罗马士兵，汉朝流落中国，有人问：“您尊姓大名？”他以为对方问他来自何方，答曰：“Roman！Roman！”对方听不懂，误认他的意思是：“老马！老马！”
其二，我家远祖是鲜卑人，本名拓跋六郎，魏晋南北朝时是王室贵胄，“五胡乱华”就是我家远祖有份干的事情，后来落难了，来到南方，因比其他人更擅马术，得了“马王拓跋”之誉，慢慢简称为“马拓跋”，子子孙孙因此姓马。原先为什么叫作六郎？不为什么，只因我迷信，命书说“六”是我的吉祥数字，随口乱编故事，理所当然要用上它。
我写作许多年了，从杂文到小说，我一直想写我父亲的故事，但我是这么无力和无能。理由非常简单，对于父亲的故事，我知道的根本就不多。或该说是，我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茫无头绪，难以找到足够的故事素材。我父亲是个寡言的男人，唯在喝得半醉的时候多谈几句旧事，但来来去去都是零碎的述说，说得最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前述的关于我家远祖的英国根源；另一便是曾有相士铁口直断他只有六十三岁阳寿。所以他在六十二岁半那年把手里的积蓄花光，而他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依然健在。就这样而已。我心疼他生了个写了上百万字文章的儿子，却未能让儿子完整地、有头有尾地用笔头记下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对迷信文字力量如我的人来说，他是个没有故事的人，这让我无法接受。
最近半年算是有了新进展：我父亲开始用手机了。我跟他在手机屏幕上沟通，问候，请安，非常简单地闲话家常，多问了几句关乎祖父祖母的生平，亦对我和他的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譬如说，有一回，因为雇人修理计算机之事，我父亲摆了乌龙，我有点不高兴，传字对他说：“你这么做很不好，让我很为难。我明明说过别这么做，为何你仍要如此？”
传出之后，心里不安，觉得说得太重。岂料，半小时后，手机传来他的回应：“sorry，以后不会了。”
这一刹那，我几乎流泪，因为这一刻，仿佛我才是严苛的父亲，他是个受责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
或许我将来会写一本书，但不是张大春的《聆听父亲》，而是马家辉的《阅读父亲》。阅读手机里的父亲，透过手机了解父亲。两部手机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竟然把我和父亲再次拉到一起。
之于我，在文字故事里跟我父亲“重逢”或是最稳当而温暖的形式。但有时候我不免狐疑：我父亲愿意吗？他会否根本不希望读到我写及他的任何文字？会否担心我把他写得不够好，甚至，写得太坏？
我亦为人父，至少我有此忧虑。
我女儿二十六岁了，她写小说，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我读了第一段便放弃了，因为第一段写的便是父亲出走。我非常非常担心在她的文字里读到她心中的我，读出她心中的我的阴暗、愚昧、无能，甚至邪恶。我非常非常担心在她的文字里读到她对父亲的怨怼和恼恨。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打开计算机，开启她的小说，想咬牙读下去，但读了几个字便停下来；又一回，再开，再读，再停下来。我实在冒不起这种在文字里“重逢”的风险。
或许，再过一些岁月吧。待我真的真的老了，老到什么都不在乎，也不在意了，总会有一天晚上，我泡一杯热茶，把她的小说印出来，坐在沙发上，在夜灯下，就只把小说当作纯粹的文学，云淡风轻，认认真真地读，纯粹以读者之眼，看在她笔下，出走了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又会否迷途历劫之后，满身伤痕，安然归家？
如果问我生平有没有感到后悔的事情，我的答案必是：“没有多生一个孩子。”
别误会，我并非遗憾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我说的是，孩子，无论男女。可能是上了年纪，每回看见我女儿的孤独背影，我便联想到他日自己和她母亲走向衰败，终而死亡，天地茫茫，唯剩我女儿一人面对，那是何等凄酸的事情。她性格内向，跟她母亲一样，几乎是“零朋友”，办事情亦手忙脚乱，令我这个多愁善感的父亲忍不住提早替她感到无助和伤心。她将一人独自面对父亲的离去、母亲的离去，再然后，早已抱定独身主义的她，很可能要独自一人走向人皆不免的颓败衰亡。生命的各式重担将如梁柱般从她前后左右倾斜崩塌，一根连一根地朝她头顶压下，她奋力闪躲逃避，可是，终于，累了倦了，无论是被迫、抑或自愿，她跟她父亲和她母亲，以至所有人相同，必被压垮于地，只不过，我和她母亲的身边有她，而她身边，没有其他的人。
唯有安慰自己，无所谓了，有人也好，无人也罢，生命的终章密码毕竟只能由个人独自面对和解读，谁都一样，不分你我他。曾经成为家人，共处过，喜乐过，争执过，笑过哭过，便是谁都夺不走的独特体验。这使我想起小说《百年孤独》的末段预言，如斯哀伤却又如斯真实，何止马尔克斯，何止布恩迪亚家族，何止百载千年，而更是不管何时何地何人皆须面对的宿命处境：
“当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细节，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走，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而这之于我，便是最最基本的珍惜“家”的理由。
她撕掉的情书
这是真的，但我无权反对你当作小说来读——
十五岁那年，我生病了，久烧不退，腹痛呕吐，脸色黄得像刮走了皮的树干，胸口隐隐现着玫瑰色斑，西医说是细菌感染，打针吃药，躺个五六天应可痊愈。那几天有如身处地狱，我睡不安稳，陷入半昏迷状态，又常发呓语，经常高喊：“走！走！快走！”
我怎么听见自己的呓语？
我听不见，全由外婆后来告诉我。外婆和外公多年来一直住在我家，我在《龙头凤尾》小说里谈过他们。外公是二世祖，在中环士丹利街有十多幢房子，祖业代理经营进口花露水，二十五岁继承父产，但滥嫖滥赌，不到五年已把祖业败得七七八八，扔下烂摊子不顾，到远洋货轮上做水手，我们广东人叫作“行船”。那年头非常普遍，许多男人稍遇不如意事，或生意失败，或情场失意，马上行船。王家卫拍的《阿飞正传》里的刘德华就干过这码子事，看似潇洒，其实是不负责任。所以外婆常在我母亲面前抱怨：“男人有什么鬼用！”
外公整整行了八年船，每隔八九个月回港靠泊，来来回回八九趟，把我外婆的肚皮搞大了六七回，一窝子女由她独力抚养。我母亲排行第三，外公外婆老了后，搬来我家，由我父母供养，他们则帮忙照顾我和姐姐、妹妹，另有几个不成材的舅舅亦常来借住，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单元挤了八九个人。然而小时候不觉苦楚，只把它叫作热闹。
外公外婆经常吵架，偶尔更动手，当然是外公掌掴外婆。挨揍后，外婆蹲在地上哭，而我不知何故自小已有开解女人的本领，走过去，哄她几下，她便抱着我笑了。所以，她跟我亲，亲到我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会把在班上暗恋谁谁谁的心事对她透露，亲到她会把自己的初恋故事告诉我，而我姐姐、妹妹、妈妈、爸爸，甚至连外公亦从不知晓。
事情是这样的：在认识外公以前，润娴——我的外婆——有个亲密的男朋友，读书人，据她说，斯文俊朗，是结婚的好对象。我的曾外祖父是在港岛上环开诊所的中医，义褀——我的外公——偶有患病，前来求诊，看上了她，展开追求，但她心有所属，对他只是像对一般病人的客气。
某年某月，润娴和男朋友闹别扭，冷战，整整一个月没见面。义褀乘虚而入，邀她出游，她觉得不妨利用他来招惹男朋友妒忌，答应了。日子这样耗着，过着，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男朋友竟然仍未现身，她终于放下矜持，到湾仔寻他找他，发现他早已启程到上海工作。好狠心的男人！润娴天愁地惨，哭得双眼红肿。
八个月后，润娴嫁给了义褀，开始了数十年的不幸婚姻。
“说走就走，不辞而别？”我问。
“不，其实他找过我，只是我没有好好回应，万料不到他一走了之。”润娴答。
原来他在冷战后不久，写了一封信到诊所，哄她，认错，写尽甜言蜜语讨她欢心，可是她仍然在气头上，发了小姐脾气，不仅两三下把情书撕得粉碎，更把纸屑放进信封里寄回给他。她并非绝情，只是在摆架子，女生嘛，她自觉有这权利。而她做梦也料不到对方竟是如此玻璃心，她这么一撕一寄，于他看来表示恩尽义绝，刚好上海有发展事业的机会，一咬牙，离开了香港这片伤心地。
“我撕掉了一段好姻缘。”润娴感慨道。
“难说。搞不好嫁给那个读书人，日后的命运更不堪。搞不好他命中克妻，你嫁给他，不到两三年，走在路上被车撞死，坐在屋里被横梁压死，连食豆腐也有可能哽死。你那么辣手一撕，其实是救回自己一命。”少年老成的我再度施展开解大法，把润娴逗得眉开眼笑。
外婆和我的对话在黄昏进行。我刚睡醒，浑身冒汗，她坐在床边，用毛巾替我抹脸。她告诉我，我不断猛喊：“走！走！快走！”她问我在梦里看见了什么。我说：“我记不清楚了，只觉得有一团黑影围拢眼前，我惊吓得挥手驱赶。”她笑道：“对，许多时候我们真难知道自己到底赶走了的是些什么。”然后，谈着谈着，谈到了我的暗恋对象，再谈到她的初恋对象。
聊天结束的时候，天色已黑。外婆收起被我撩拨的笑容，忽而叹了口气，站起来说：“我煲了皮蛋瘦肉粥，多吃几口，赶快恢复精神，明天上学去，不然那女孩子会被别人追走啊。”
外婆一边走向厨房，却一边喃喃自语：“可是，就算被追走了，是好是坏，谁说得准？”
既然无法肯定自己错过了什么，世上便不存在“错过”。生命毕竟只能是眼前的生命，现在有的便已是全部，面对它，其他免谈。这是我从“润娴狠撕情书”一事上领悟的小小道理罢了。
即使做不成夫妻
二十四岁时听我母亲说过这样的话语：“即使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嘛！”
我便深深记住；但，从未成功，或许只因，从未尝试。
我母亲倒是做过身教示范。
十四岁时曾经和姐姐妹妹跟随父母亲到沙田看望一位长辈，不知道是叔叔抑或伯伯，应是伯伯吧，年龄应该比我父亲大，很斯文的一位先生，个子高，戴眼镜，瘦瘦的，语调温文，看起来像个读书人。但听母亲说，他以前是个生意人，生意还做得蛮好蛮强。
我母亲还说，她年轻时，在工厂工作，他是上司，曾经追求她，来往过一阵子，她没有接受，最终选择嫁给我的父亲，那便有了姐姐，有了我，有了妹妹，那便有了后来的历史。
我母亲又说，她那年头的人非常纯正，追求就是追求，饮茶，看戏，跳舞，散步，骑单车，朋友交谊却又暗有情愫，但不会乱搞乱来，不是不希望，而是不急，不行动，慢慢来，该来的事情总会来。
嫁给我父亲后，我母亲仍跟这位先生保持联系。但那是没有手机、没有电邮的简朴年代，就依靠电话了；每一两年会见个面，但都是一家人去见，像见老朋友，坐下来，孩子们在旁边蹦蹦跳跳，大人则喝茶话旧。天凉好个秋，云淡风轻，聊天道别，下回再见可能又是一两年后。
我母亲是在我父亲面前跟我们述及这位先生的往事，父亲笑着听，没说话，我猜他早已知悉一切。或许我母亲主要是对我姐姐说。她已经拍拖了，交男朋友了，我母亲借机对她进行“感情教育”。那是在探望这位先生后搭巴士回家的路上。那年头没有地铁，从新界返回港岛，必须搭完巴士再转渡轮，好长好长的一段路，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困坐在车上、船上，孩子们没手机可玩，正是两代沟通的大好机会。
不知何故，我虽然只是“次要听众”，却仍印象深刻，仿佛暗暗知道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接受类似考验，交往，分手，决定保持或不保持朋友关系。
十年以后，我终于由“次要听众”变成“主要听众”，因为那一年我跟交往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分手，情绪极度哀伤，在我母亲面前，哭了。性格向来达观，甚至几近病态的达观的她笑道：“这不值得难过！人生缘分，有来有往，有聚有散，就像打麻将一样，有输有赢，这盘吃和了，下盘可能放炮。世事难料，事在人为，即使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嘛！”
我不哭了，看她一眼，心中暗骂一句：赌鬼！
但其后我并未跟分手的女朋友转型为朋友，只因天涯海角，找不着了，其实也没有找，散了就这样散了；尽管曾经爱得以为没有对方便宁可不活了，但发现，原来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不错。因为生命没法重来，所以也不能比较。如果当时没分手，如果往后的日子都是跟对方一起，会否更不错，或反而宁可不活，就不得而知了。
没有找，所以没法验证我母亲的朋友理论能否应用到自己身上，但仍隐隐相信她是对的。理由不仅是她做过示范，而更因为在理论上确能成立，且想想，“朋友”的交往状态可以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深浅，做了朋友，不一定是亲密朋友；做了亲密朋友，也不一定无所不谈；无所不谈，也不一定能够常谈长谈。所以即使我跟前女友重逢重聚，坐下来聊聊天，当然也算是朋友了，但不一定是密友，那可以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朋友状态。可以说，世上每一种友谊状态都可以独一无二，不管男女，不管身份，只看你如何经营和愿不愿意经营。
这是我经常引用的“感官原理”：如果听觉有千百万种，味觉有千百万种，嗅觉有千百万种，触觉有千百万种，生命是如斯细致，为什么感情关系只能容纳区区几种？夫妻、朋友、情人外，就没别的了？不会是这样的，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只因我们不察或不敢，我们其实是，也应该是比自己想象中的分殊细腻。
四十九岁了，我的朋友数量是多是少，视乎跟谁比较和采用什么衡度标准，但我毫不计较，我只在意如何跟不同的朋友以不同的方式相处，只看重如何拓展不同的朋友状态以享受不同的友谊交往。我常想，如果我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或许我也全无兴趣跟马家辉这种人做朋友。我是心知肚明的，但我没法子，四十九岁了，改变不了自己，也无意改变自己，唯有随缘行之，善男子善女人，合则来，不合则去，谁都千万别勉强谁。
数年前我曾午夜电邮给香港女作家黄碧云，借引洋人之言感叹：“一个人混蛋到了四十岁，就一辈子混蛋定了。”
黄碧云回邮，嘲笑道：“如果四十岁是混蛋，二十岁时一定亦早已是混蛋，唯一差别是四十岁以后混出了一些格调，便不太容易找到人陪你玩。没有人陪，唯有自己玩咯，如果不这样，难道去死？”
说得正确。所以我看清楚了两项真理：一、自己玩，这是王道；二、年过五十，朋友、情人，都会愈来愈少了。
选择快乐的女子
就我记忆所及，我妹妹从小到大的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是不必用心读书而得，否则，年年第一，不算稀奇。我妹妹总是吃喝玩乐地从学期初放任到学期末，然后在考试来临前草草读读课本，bingo，便行了。我家人已是见怪不怪。初时，我妹妹从学校取回成绩单，进门高喊一声：“妈，我又考第一了！”坐在麻将桌前的母亲雀跃万分，尽管双手仍然忙着搓牌，至少会用嘴巴遥远地表扬几句；但后来，年年第一，听多了，没感觉了，当我妹妹再喊“妈，我又考第一了！”或“妈，我又取得了流行歌曲填词冠军了！”之类，我母亲双手继续忙着搓麻将，嘴巴说的却只是一句淡然的“嗯，知道了”。
我却曾因考试成绩而欠我妹妹一个头颅，至今未还。话说中学毕业那年她考大学，全港联招，她考九科，故技重施却又变本加厉，竟于考试前夜还跟男朋友去看电影。我看不过眼，调侃她道：“你肯定自讨苦吃！如果你考试过关，我往脖子上横砍一刀，把头颅搬下来，让你用作椅子！”
她冷笑一声，没搭腔。日后公布成绩，她考了八科A一科C，成为香港的女状元；她本来可以是九科皆A，但因过于自大，匆匆写完答案便提早交卷离场，看漏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道题目，饮恨没法取得圆满。
然而有饮恨之感的人只会是我，绝对不会是我妹妹，她不会的，她的意志非常坚决，当她选择了快乐，便会拒绝任何懊恼，踢走所有遗憾，全心全意把眼睛放在事情的光明面上。许多年后我阅读帕慕克的散文，他讨论快乐，说自己向来觉得快乐是一件很没水准的事情，只有忧郁才够酷，但终于发现，不，不是的，令自己快乐原来需要很大的勇气，更是一种伦理学上的行为艺术。在那一刻，我联想到的是我妹妹，她果然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人生需要运气，但运气这事儿，再厉害的天才也控制不了，意志再坚决的人也操纵不来。然而这就更需要用勇气去对抗运气了，用选择快乐的勇气，告诉命运，你如何狂妄嚣张亦没法成功地把我打倒，当我决定了让自己快乐，我便快乐，快乐地顺遂，快乐地倒霉，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是。
我妹妹其后在英国、美国都读过书，现居北京，专事写作，在她的字典里，除了“快乐”，没有其他词儿。她不知道，真的，我是如此妒忌。
我父亲，我舅舅，我的道歉
对于金钱这玩意儿，我的最深刻印象来自童年时的大年夜，或该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大约三点，门锁转开，咔一声，把我吵醒，我知道父亲回家了，于是，起床了。
那是维持了好久好久的“家族传统仪式”，父亲在报社上班，那年头，法令不严，假期未定，新闻工作者年中无休，由大年头忙到大年尾，最高兴的日子是大年夜从报社老板手上接过一封大利是——等于当下流行的年终奖金——深更半夜回到家中，跟妻儿子女坐下来，吃一顿素菜，并且向安置在客厅的祖先牌位恭恭敬敬地上香叩头。
报社老板是个人物，江湖气重，喜用现金派发利是，出手阔绰，少则五千，多则一万，在那年头，对打工仔来说已是非常丰厚的数字。而且，报社老板习惯派发新簇簇的钞票，一百元，红彤彤，喜气洋洋。我还记得父亲每年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公文袋，放在桌上，母亲穿着睡袍从房里走出来，双瞳发亮，冲过去把袋内钞票倒出来，一大沓，繁华盛世，尽现眼前。
写着写着，我仿佛仍然能嗅到钞票的奇特味道，有一股淡淡的腥气，不臭，只觉浓重，想必是油墨的余韵，那是纸的气味，亦是丰足的气味，摸在手里，硬硬的，也滑滑的。父亲喜欢捡起一张钞票，假装它是刀片，拿近腮边，一边上下磨刮，一边笑道：“家辉你看！新钞票可以剃胡须！”
吃过斋菜后，便是“分钱”时刻了。父亲把不同数量的钞票分进不同的红封包里，给我母亲，给我姐姐，给我，给我妹妹，给我外公，给我外婆，给我舅舅，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我父亲是个性格严肃的人，眉头通常紧皱，每年几乎只有在这个时刻，他才稍稍放松，眼睛、嘴角，皆有笑意，显然非常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少年的我当然不会懂得这份成就感的意义何在，直至许久许久以后，自己做了人父，也仍是人子，更是人夫，一副肩膀挑起家庭的全部支出，才渐领悟，真不简单，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快乐但沉重的责任担子。每年有这么一个短暂片刻让他感受到责任之圆满完成，把钞票带回家，把钞票分出去，他绝对有理由心满意足。而当农历新年过完，又是新的开始，他的眉头将重新合拢。
对了，舅舅，我说的是小舅舅，他在我家住了十年，跟我一起成长，我一直欠他一个跟钞票有关的道歉。
那是小时候，大概十岁，年龄我忘了，总之是很小很小，而舅舅比我年长六岁。有一回，我要买一份生日礼物送给父亲，舍不得自己掏钱，竟然从我父亲的蓄钱铁盒里偷取。那是一个“丹麦蓝罐牛油曲奇饼干”铁盒，这牌子在那年代十分流行。曲奇饼干吃光了，圆圆的盒子通常被用来盛放杂物。我父亲用透明胶带把铁盒盖子封住，再用小刀在盒顶割开一道小缝，便可投入铜板，用作扑满（一种用来存钱的瓦器）。愚蠢的我趁家人不在时，把胶带拉开一半，抓开盒盖，伸手进去取走十元硬币，然后把盒子封回原状，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罪行不必说是立即被发现了，但我父亲没有责怪我，因为他以为是我舅舅所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舅舅，因为舅舅终究不是他的儿子，他不希望事情闹大，被我母亲认为他在欺负她的弟弟。这是我父亲的善良。然而这都是我自己想象的前因后果，我从未向父亲或舅舅求证，我只是分别从他们的言词和反应里推敲两人的心中想法。我父亲捧着曲奇饼干罐喃喃地说：
“咦，奇怪了，怎么铁盒的盖子好像被人碰过？”说时，眼睛瞄向舅舅。舅舅没有说半句话，只是低着头，表情是百口莫辩、委屈含冤，他跟随父母——我外婆外公——住在姐夫家中，显然一直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受，或许正是这种凄凉令他不欲自白、不敢自白、不肯自白，无论遇上什么冤屈都往肚子里吞下算了。
我舅舅是乐观的人，极有幽默感，不管有什么不幸遭遇，都能嘻哈大笑，从悲剧里看出喜剧成分。我经常被人说“言谈幽默”，若真，必是受到舅舅的熏陶感染，不知不觉地向他看齐。但有一点我终究学不来：他一辈子只喜悠闲度日，能够工作八小时便不肯多做半个钟头。而我呢，稍有半个钟头悠闲便觉无比焦虑，仿佛已遭世界遗弃。我是个工作狂，他不是，广东人说“外甥多似舅”，就这点而言，我们毕竟属于两个世界。
坐在木椅上
有些情景有些感觉说浅不浅说深不深，却总缠绕于脑海、心头，每每遇上类似场面必立即像跌进陷阱般重回往昔，恍如昨日，再一次体会当天的强烈情绪。执笔忘语，正是其一；而忘的，是英语。
中五毕业那年，会考成绩不弱，可以申请升读中六和中七，我有几个选择，但我偏偏因为某个奇特的理由入读了一间政府中学，我有点“降尊纡贵”，在客观上吃了大亏，但自己并不觉得。
一个于怒气下所做的决定，对我日后的成长路途，影响不轻。但更不轻的尚在后头呢。
话说那间政府学校有一间不错的图书馆，安静，书多，至少有我爱读的胡适、鲁迅、巴金、殷海光之类。我发现这个宝藏后，不仅把许多用来拍拖的时间改用于阅读，甚至连许多课都懒得去上，除非老师点名。而英文课的老师刚好彻底采取放任政策，所以我是肆无忌惮地避不露脸，完完全全把英文课的时间消耗在图书馆里。
听来非常文艺也非常浪漫，对不对？对极了，确是文艺，实在浪漫。天真的我一心以为学英文等于学游泳或骑脚踏车，学懂了便学懂了，不会忘记，不必练习。殊不知，我错了，英文的读写能力皆会退化，读完中六和中七，经过两年的阅读深思，到了A-Level的考试日，我的中文和中国历史知识进步神速，临场挥写，如有神助，轻易取得优良成绩，但英文考试则刚好相反，完全报废，像清水在太阳光下完全蒸发殆尽。我记得写作文时，拿着笔，对着纸，好久，好久，我都写不出半句英文句子，懊恼得坐在木椅上脸色惨白。单词是懂的，但挤来挤去就只是那几个简单词语，而且没法把词语拼凑成句，最后只能胡乱写了一堆像密码般的东西交差，甚至故意把英文写得有多潦草就多潦草、有多微小就多微小，暗盼阅卷员因为懒得耗神细察我的龙飞凤舞而马虎地打个合格分数。我果然合格了，但就真的只是刚好合格，尽管中文、中国历史、经济学等科目都成绩不错，却仍没法报读香港大学。如果当年不嚣张逃课，我的英文考试分数应不止于合格；如果英文成绩不止于合格，我应能顺利入读港大；如果顺利被港大录取，我应不会到台湾读书。一个“如果”接上另一个“如果”，往后三十年的生命路途被彻底改变，而这一点，当天坐在考试场木椅上执笔忘英语，脸色惨白的我，肯定没法预料。
美枝美枝，你嫁人了没？
到台湾度圣诞，台北往南走，搭高铁，一小时已到台中。开着朋友借出的车子往山上走，左舵车，在弯多路窄的山间开了一个多钟头，不无惊险，对于五十岁的人，这已是小小的冒险之旅了。
过了清境农场再往上走，便是合欢山。住了一间英格兰别墅风格的民宿。这家民宿由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妻经营，包早餐晚餐，本来以为是西餐，却仍是地道的台式清粥和小炒，有点不搭调。山上民宿大多数是英式、欧式、美式，号称什么“小瑞士”、“小巴黎”、“小爱尔兰”，但山上餐厅全是台湾菜或云南菜，十分不搭，勉强说是mix and match（混搭）吧。
然而风景是好的。把车子停在山间路边，看日落，观云海。下午两点的天空是淡淡的蓝，如幻灯片打出来的舞台布景，可以想象游客来到这里必更感如到仙境。怪不得来过的人都嚷着要常住。
回程时把车子还给朋友并探望其母。二十多年没见面的朋友，是大女孩母亲的大学室友，脸容当然如你如我如她般苍老了，但声调语速都没变，话匣子打开后，立刻被彼此的声音卷回当年的好风景、好时光，仿佛即时接上了二十多年前道别那天的那分那秒，宛如昨日，不必热身。这便是老友的好处。任何寒暄都多余，不管分别多少年，一旦见面了，当时在哪里停顿，如今便从哪里重来，无缝接合，中间没有失去任何光阴，或，假装没有失去。
其母已经八十四岁，记忆力不行了，但记得六十五岁以前的事情，故见到大女孩的母亲仍能牵着手亲切地喊唤“美枝，美枝”。见到大女孩，问几岁了。哦，快二十一了？嫁人了没？嫁人了没？不断地问；终究是古早人，于其心里，女子的生命意义在于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念兹在兹，仅此而已。
朋友的祖父曾是台中首富，传到第二代，即朋友的父亲，吃喝嫖赌，都败光了，以前整条街的房子差不多全卖了，只剩下两幢楼，各三层，兄弟姐妹及第三代、第四代几乎都住在这里，如果全部坐下来吃饭，恐怕要有三桌。故除非是年节，否则沿用台式老规矩，厨房有张大桌子，桌上从早到晚摆着大大小小的饭菜，用纱罩盖着，谁回家，谁饿了，自己夹来吃。
家里有老人，便有听不完的台式老故事。台湾的历史都在家族笑谈里。台中的夜，是连续剧的好情节。
黑键白键
朋友的女儿在深圳音乐厅演奏钢琴，跟台北爱乐合作，我们前往欣赏。掌声里，十五岁的少女穿着红彤彤的长裙走到台前灯下，自信的笑容中带着腼腆，毕竟是青涩的年岁，尽管已经去了德国习乐，也已刚取得英国一项青年钢琴大赛的首奖。
然而坐下来之后，她双手轻轻举起，然后再缓缓放下，放到琴键上，即像有人施展了催眠魔法，笑容、眼神顿时有异，是专注地投入，是成熟的投入，不似是她带出深沉的音乐，而像乐曲唤醒了隐藏的最深最沉的她，把她召引出来，如精灵般在台上琴前回旋舞跃。
台下这群叔叔、伯伯、阿姨、阿婶当然是感动的。她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刹那，已有两个身影在眼前重叠。见过她小时候在台北家里练琴的模样，是心甘情愿，却亦是不情不愿：虽热爱音乐，每天练习四五个钟头终究是苦差事，更何况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催下，有压力，难免有时候一边在弹，一边在心里思量如何逃离。
后来她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台湾地区的比赛，其他地方的比赛，参与和胜利、竞争与挫败，都尝过了，来到了音乐专业的关口，挽起大志，前面的路很幽暗，也很光亮，深吸一口气，迎上前去，从此不会再回头。叔叔、伯伯、阿姨、阿婶，以及父亲母亲，能做的只是浅浅的陪伴和深深的祝福。
好久没去音乐会了，说来惭愧。有一阵子迷过欣赏钢琴，当然是年少岁月，当然是受余光中的《音乐会》感染：“所有的白键刚刚哭过，一只黑键，委屈在一隅幽幽地泣着，黑键哭得很玄，白键哭得很哀怨，那女孩，还不来，白键白键黑键啊白键，那女孩，还不来，白键白键黑键啊白键，那女孩，还不来。”年轻时读得流泪，自己浪漫了自己，常约女朋友到音乐厅，为的既是乐声，亦是站在门外时的忐忑等候；其实最好她别来，我便可以享受失恋后哀伤的快感，而当她现身眼前，想象失恋的快感立即结束，一起牵手进场，好多次，其实是几乎每一次，当灯光转暗而琴声响起，不到半小时，我的眼皮便重重垂下，睡去。
但这回没睡。早已远离哀伤的快感岁月，如今最享受的是温馨与感动，看年轻人坐在琴前舞动手指，上半身摇摇晃晃，像引擎加足了马力，准备往前奔去了。两小时的台北爱乐和李其叡演奏会，我在精神利落里，度过。
李其叡是台湾作家杨照的女儿。杨照本名李明骏，他女儿，当然不姓杨。
数星星
回到台北时天气极差，又是雷又是雨，幸好飞机掌控得稳当，只是稍稍摇晃，然后降落，只不过误点一小时。降落之日是清明，夜了，机窗外雨打风吹，灯光昏黄，真有萧萧索索的落寞感受。
困在机舱的时候，忽然想念一位老朋友，是大学同学，算是唯一的朋友。朋友头脑极聪明，性格也极幽默，经常领我探索台湾的昏暗而美好的江湖天地。酒精和女子，他都在行，简直像一个“小教父”，到处有人给他面子。
那年头认识了一些同学，都不熟，只知道都是不简单的年轻人，因为台大的心理学系是理学院，同学们的第一志愿都是当医生，考试失手，进不了医科，唯有“屈就”改读心理学，等到毕业再考“学士后医学士”。这群家伙大多来自台湾的中南部，由小学到中学的履历表上写满得奖荣誉：全省辩论赛冠军、全市演讲赛冠军、全校钢琴比赛冠军，诸如此类。我看过其中几个同学的履历表，厚厚四页，很可怕。而我的，只是短短几行字，出生于香港，喜欢阅读和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出版了一本书，除此以外，啥奖都没得过——噢，不，我得过“青年文学奖”，但只是小说佳作，卑微得自己都忘了。闻说今年是第四十届，你，投稿了没？参赛了没？
说回那位天才同学。大学毕业后，他当兵去了，我则做记者，偶尔联络。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一九八九年我在芝加哥，他在洛杉矶，原来他陪朋友应考飞行员，对方落选，他却被选上（听来真像张曼玉当年陪朋友报名选港姐，对方不入围，她却胜出！），留下在美国受训。
电话挂断后，转眼二十五年“失联”，去年在台北街头偶遇，原来他已成为某航空公司的总机长，但他总结二十五年生命，只得一句结语：困守机舱，天昏地暗，从来不曾脚踏实地。
会过去的。如斯或如彼的生活，都会过去。机长老兄，别急，我们都老了，很快你便飞不动，甚至走不动，跟我一样，坐在地上，仰头细数天上繁星。
Side B—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人子、人师、人父，岁月在循环，宿舍岁月，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凶老师
显然新学期又将开始了，所以我竟然梦见踏进教室，并且，迟到，学生走了大半；惶恐万分，愧为人师，忐忑不安，致从梦中惊醒。
这阵子进出校园，从早到晚皆见年轻男女奔跑疾走，穿着统一颜色的T-shirt，喊着不太整齐的口号，是在参与O-Camp（迎新营），组爸、组妈、师兄、师姐，识途老马，带领组仔、组女、师弟、师妹探索校园生活的启蒙一课。
这类活动每年都有，今年稍为特别，所谓double-cohort（双重列队），新旧两制的中学生皆来报到，人数几乎比去年倍增，人山人海。去年早已喧哗拆天的校园如今更像年宵市场，加上远处的新大楼赶工不停，轰轰轰、砰砰砰，不知是什么机器没日没夜地在敲地锤墙，声浪令人恐怖、紧张，像在跟时间拔河竞赛，争取让城大校园以全新面貌迎接新生。
在声浪音海里出出入入，几天下来，头有点痛，于是便有噩梦，在梦中直冒冷汗，茫然不知所措，仿佛在荒野迷途，进退不得，于是更渴望回家。
记忆中，跟医生、律师约了会面时间，他们常会迟到，或，已经明明坐在办公室里了，却仍要你坐在门外等候一阵子。跟他们相比，教学工作应该算是准时的专业，上课时间到了，便踏进教室；下课铃声响了，便阖上课本。一切按照“时间表”处理，很少有偏离，偏离即突兀。
为什么？
试想想，当你走进教室，数十对，甚至数百对眼睛盯着你，即使不是盯着你，而是盯着他们手里的iPad或手机，亦有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人头坐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巨大的压力，你一个人迟到，甚至缺场，便是同时对不起这许多人，你敢？
更何况，为人师表有所谓身教，以身示范迟到，或缺场，其实是颇严重的“专业失德”，老师应该罚抄一百遍“我以后一定准时”，然后放到网上，供学生查验考核。
我于十八年前在美国开始教书，第一天上课，担任助教，带领导修，竟然遇上风雪挡路，汽车遭困，整整迟到四十分钟才回到教室。班上学生已走了一大半，却仍有七八个人留下。他们或许不是为了等我，而只是为了避雪，我仍感动得几乎流泪，亦同时惭愧得几乎想哭。这虽说是天灾，但自此以后，我教书，只有早到，没有迟到，当然也不会早退。一来是尽责，二来亦是因为心底曾有“伤痛阴影”，对时间的准确掌握有近乎病态的偏执。所以当学生迟到，我总不自觉地斜瞪他们一眼。先说明白，我是个凶老师，最好别来修我的课。
第一眼
学期肇始，看见大学新生的欢欣脸庞，但又在眼里隐含惶恐，于是，难免想起自己的第一天。时移世易，有些事情却宛如昨日、昨时、昨分、昨秒，记得的，你一定记得，不仅记得场景和情节，即连声音和气味亦似存在，声音在你耳朵里纠缠，气味在你鼻孔里徘徊，只要闭上眼睛，马上重回现场，仿佛你根本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年，一九八三年八月底，我独自从香港搭机飞往台北，为的就是读大学。为了到台湾读大学，我付出了，我取舍了，我没法确定前头有些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不做这种付出和取舍，我睡不着觉，我将深感后悔。人总是后悔于放弃了的东西，不是吗？
赴台那天，一个人去机场，一个人上飞机，背着个大背囊，托运了两大箱行李。不到两小时，飞机降落机场，通关后，我搭巴士到市区，再转计程车到辅仁大学。还记得等待计程车的时候，看见路边摊卖蚵仔煎，食客们叽叽喳喳地说着闽南语，在我听来全像外文。但那股香气、那番喧闹把饥肠辘辘的我勾得口水直流。但当时无心吃食，大学啊大学，我为你而来，你亦必在心急地等我，我只愿用最快的速度跳进车厢去跟你会合。
有车子了，我坐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字条递给司机先生，我从出生至当刻从来没有学过“台湾话”，有口难言，唯有预先把“麻烦你送我到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写在纸上，以笔代言。司机从后视镜瞄我一眼，亲切地笑了，踏油门而去。那是我来台湾所接受到的第一个笑容，或者只是他的职业礼貌，但我心领了，永远记住。
更是永远忘不了抵达大学门前的那个镜头。
对，想象这是电影里的一幕吧，播放着缓慢的背景音乐，摄影镜头从车内往窗外拍去，计程车从桃园驶往新庄，开了大约三十分钟，一路上，市景朦胧，最后来到这个在二十八年前仍是非常简朴的小市镇。此时，音乐转急，伴随心跳，更急，更跳；更跳，更急。但忽然，音乐和心跳用最突兀的姿势停下，镜头定格，原来已到，我望见窗外竖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字：辅仁大学。
心头一震，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得来不易。这是我的大学第一天，第一眼，眼中出现了“大学”两个字，从此便没离开过这个看来还似是讲道理的人间场所。
舍堂文化
开学了，感谢城大学生宿舍办事处的努力，同学们能够顺利迁入，只要申请成功的，必可“分房”，不必担心每天的交通劳累，甚或需要暂租临时居所。这阵子看学生拉着行李箱在舍堂之间快乐进出，暗暗为他们感到高兴，而他们显然不知道有许多人替他们付出了多少个熬夜加班的晚上。
开学了，宿生会在大堂设摊，谁进入舍堂都会取得一张小小的单张，被邀参加迎新营，在学期之初始，痛痛快快地玩个三天两夜，只因“来日大难”，很快踏入十月，又要做present（展示），又要赶报告，又要考笔试，课业忙得叫人喘不过气，今天不玩，还待何时？今天不玩，日后回想，说不定后悔得想哭。
开学了，不少外国学生迁入舍堂，眼神中，对这大学、这城市充满探索好奇，所以经常站在大堂跟本地学生尽兴闲聊，用不同腔调的英语交换对于世界的意见和常识，譬如说，你从哪里来，你用什么母语，懂说几句广东话，有没有去过兰桂坊，诸如此类。例牌公式的对话，却是不可缺少的对话，算是破冰，接下去的一个学期或学年，交上了朋友，来日方长，自有更深入的沟通。
开学了，内地学生都来了，而且愈来愈多。社区内除了广东话和英文，普通话亦是强势语言，尤其周末，本地生返家，内地生留守，卷舌音更几乎成为九龙塘的主旋律，他们来读书，他们来生活，他们来观察。
开学了，不少爸妈护送他们的子女前来入宿，依依不舍总是有的，但更有人“动手动脚”，卷起衣袖，蹲下来，替他们的乖宝宝洗衣服和抹地板。甚至有人在家长会上不断向舍监追问各种舍堂细节，譬如说，餐厅营业到几点，附近有几个篮球场，如果孩子出外夜游怎么办，万一感冒了又怎么办，诸如此类。责之所在，当然知无不答，然而回答到了结尾处，不管家长满不满意，不管家长高不高兴，我必提醒这些可爱的家长们，孩子长大了，都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了，许多事情喜也好，悲也罢，确实只能由他们自己取舍，自行负责，谁都管不了，也不一定应该管；放手吧，回家去，请放心，你们的孩子应该会很好。
开学了，每天早、午、晚进出舍堂，看见大孩子们的笑脸，抬头望望蓝天白云，岁月无声，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三年
开学了，新制、旧制的两条梯队皆来报到，教室不管新设了几个，皆被占满。一班接一班的学生如车轮战般进进出出，热闹喧哗，青春的荷尔蒙在冷气走道上飞扬喷发，加上男孩子的汗臭气，难免有点混浊刺鼻，唯望秋天快些来临，让凉风冲淡气味，想必会好些。
这阵子颇想买个隔音耳机，大大的那种，像在北方雪地里戴着的那种，把两只耳朵牢牢地密盖，让耳根暂得清净，以免踏进课室时心神紊乱。这样也有利教学。
然而不敢，犹豫着，最后恐必不了了之。
只因担心戴成了习惯，耳根久享清静，一旦把耳机摘下来，噪音重新涌入，四面八方如海啸，足把我冲得头晕目眩，搞不好难以承受而跌坐于地。耳机如温室，让耳朵在里面“养尊处优”得太久，到了外露的时候便抗拒不了声音的细菌。
另一个犹豫的理由是恐惧清晰。曾经试戴这类耳机，据说隔音率高达九成，把噪音过滤，英文叫作“noise cancelling”，效果还真神奇，周遭的喧闹果然全部消失，像水点蒸发，挥散于无形，唯独站在你面前的人开口说话，每个句子、每个音节、每个抑扬顿挫都变得非常非常立体。怎么形容呢，或许就像观看现下流行的3D电影，当蜘蛛侠往空中跳跃，城市的背景通通隐退，唯独他悬腾半空，整个人突出于你眼前，除非闭目，否则你根本回避不了。
假如那是在谈恋爱或听音乐，固然是极佳享受，但冲进你耳中的假如只是在街头偶遇的一个人所讲的一句话，譬如说，“大叔，麻烦让一让”或“阿辉，好久不见”简简单单之言，肯定被放大成为世上最可怕的噪音，像一把匕首，朝你薄薄的耳膜直插下去，不见血，不收手。所以想想还是算了，不戴了。让耳朵用最原始的方式面对人间，喧哗就喧哗吧，嘈杂就嘈杂好了，且当声音是兴奋剂，把心情鼓动起来如江海波浪，让我暂时稍稍恢复青春年少，跟着那些孩子扯开嗓门大喊大叫地聊天说话。新制和旧制的学生齐聚校园，人口繁多，至少要维持三年，之后始回复所谓平常状况，清一色四年制，统一天下。昔日每年一度的“城大夜宴”皆已人头涌动，如今学生名额双倍，肯定更要筵开数百席，或要分两个晚上进行，夜宴之一，夜宴之二，如港产片之续完再续。
热闹的三年、缤纷的三年，耳朵要好好接招。
微笑泪痕
每回对内地年轻人谈及“大学生宿舍舍监”，对方必瞪起双眼，不敢置信。
于是我问对方，你以为那是什么工作？
对方总是耸肩回答，舍监嘛，就是宿舍的管理员，负责点名、关灯、清洁之类，通常是个又凶又丑的老头子，不是吗？
我哈哈大笑道，我确是又凶又丑的老头子，那没错，但问题是香港的大学舍监可不一样。点名、关灯、清洁之类，有专业团队负责。舍监则是负责营建宿舍的教育、学习和生活环境，亦即所谓“舍堂文化”。每个舍堂有不一样的活动取向，像人，各有性格。舍监是关键岗位，用你们年轻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不妨称之为“堂主”。“舍监”一词其实是古雅的语言，鲁迅在书信里屡次评论大学舍监的功过与优劣，萧红亦是。可见在民国留日文人的心中，舍监有其位置。
做舍监，当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发挥意义的方式和渠道可以多元：正襟危坐地在活动室里主持活动，是其一；另一是跟学生们坐在宿舍门外草坪上聊天扯淡，亦常有“教育”作用。毕竟食盐多过食米，随口谈到一些什么见闻、典故，他们听了，表面上或许没有反应，心底却或有感受，回家写在网上，我读了，才知道他们已有感悟。
像前两天吧，出席了舍堂的乒乓球赛，跟几个学生坐在场馆外闲聊，谈及生命里的课业压力和境遇变化，我笑道，请千万记得陈文茜写过的话，大意是：“即使你把我丢弃在墓园，我亦能在墓园里开咖啡馆，并且弄得人声鼎沸，生意兴隆。”听后，学生脸上没有表情，但到夜里，微博忽然写了感想与领悟。于是，我笑了，能把自己喜欢的话语跟年轻人分享而且看到回应，终究高兴。
陈文茜是极有生命力的女人，写作、电视主持、政治活动、演讲都精彩，她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写欧洲金融危机后的废墟世界，她在台北办了一场演讲会，当时我在场，她朗读内容章节，许多年轻观众都听得怕了、哭了。感染力极强大的女子。
陈文茜又出新书了，书名《微笑刻痕》，亦是“时报出版”所出，封面哑黑，上有三点银色眼泪，似钻石，哀伤得耀眼。最特别的是整本书被切走了右上角，形成圆圆的一个弯位，有点诡异，却也令哀伤更显哀伤。内文呢，像微博集合，写尽了作者对于生命流转的敏锐感怀，而且几乎每页都配照片，必又是一本畅销好书。
我爱陈文茜，如同我爱她的好朋友李敖先生。
咖喱中秋
宿舍里的外地学生渐多，也渐多元化，尤其东亚、南亚以至北亚，不同肤色、高矮，却又有着相近的青春笑容。
年轻真好，眼神里都是放肆，这是他们的权利，青春岁月本就有浪费的本钱。何况，谁能确定，今天的“浪费”并非不是明日的“投资”，不管是伤心或开心，都是未来的回忆和故事；即使难过过，若懂悉心领受，未尝不是宝贵的生命成长课程。
今年南亚学生特别多，以印度为主，也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学生。或因陌生，本地宿生较少跟他们沟通往来，但他们自成群体。宿舍广场的夜里，十点左右，响起本地生的口号呐喊。之后，换人也换声，经常传来南亚同学的朗朗嬉笑，他们喜欢在空地散坐闲聊，都是大学生了，却又像稚童般从管理处借来小小的、矮矮的手推车，女生坐其上，几个男生在旁又推又拉，在逐风的速度感里挥发青春。
偶尔跟他们聊天，发现大多有不错的家庭背景，有的也比较贫穷，却都是故乡名校的尖子，凭一己之力争取了出外留学的机会，灵敏优秀，语言天分也凑巧地都特别好。口音当然是有的，正如我们有我们的腔调，但只要聊上三分钟，听习惯了，通常沟通无碍。他们的听力尤其敏锐，本地生偶尔会听不懂他们的英语，但倒过来，无论本地生如何随便讲出一堆中式英语，南亚学生总有办法听懂了解。
大部分南亚学生吃素，当然更酷爱咖喱，所以每天傍晚当我回家，不管是大堂的交谊室，还是当电梯门在不同的楼层开启，总会闻到浓烈的香的、酸的、辣的气味。咖喱亦是我的菜，我吞一下口水，饿了。今年入宿注册那几天，在某楼层跟两个新生聊天，刚离家的大男孩，各自捧着一个塑胶箱子，里面放着瓶瓶罐罐，黄的、红的、青的、棕的，都是咖喱粉、咖喱酱、咖喱膏之类调味料。
什么是故乡？之于他们，或许咖喱的味道便是故乡了。带着故乡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在舒适的宿舍，在开放的厨房，隆而重之打开箱子，选一瓶香料，卷起衣袖，替自己烹调一道香气四溢的咖喱素菜，有人也吃鸡肉或羊肉，但不管放进嘴巴的是什么肉和菜，只要有咖喱，便觉离家不远。
今年中秋我约了几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学生聚餐。不出门了，就在宿舍，而且我倚老卖老，不动手，让他们“侍候”我。菜钱、肉钱由我承担，他们负责下厨，我要求他们尽显本领，把“故乡”介绍给我，让我在咖喱香气里多了解他们的饮食文化。
这样的“咖喱中秋”之于我是非常特别的。南亚风情在喉舌间滚动流窜，若“吃醉”了，月色或更迷蒙，也更美好。
六尺七
大学舍堂每年都有篮球比赛，我所属的舍堂，咳，必须承认弱势，每年的成绩都不算太强，除了这一届比较突出，极有可能取得史上首个冠军。
理由？
球员当然是关键，突然出现了几位擅长篮球的舍生，便亮了，尤其有了一位身高六英尺七英寸的交换生，担任中锋，控球在手，前后左右皆在其视野之内，传球给队友，得心应手，在输赢分数以外，替球赛创造了不少刺激和乐趣，即连输了球的对手亦觉得好玩，面对他，有点像在打NBA的奇幻错觉。这位六英尺七英寸的年轻男孩，就被我戏称为“六尺七”，英文显得比较尊重，我叫他做Mr. Six Feet Seven，他听了，笑得既自豪也腼腆。
六尺七先生来自奥地利，父亲比他矮，弟弟却比他高，足足有六尺九。刚见他时，我惊问：“怎么办呀，同学？我们的宿舍睡床只有六尺长，不够你睡。这样吧，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你每天站着睡觉，顶多我们只收你一半宿费；另一个是，干脆我们在两间相连房间的墙壁上打一个洞，你横着睡，上半身在A房，下半身在B房，可是这样做，我必须收取你双倍的住宿费用啊。”六尺七先生知道我在说笑话，哈哈朗笑，回应道：“好呀，随便你，我都可以。”
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他床头添放一张桌子，高度尽量跟床相等，铺上厚厚的被垫，便行了。他睡得安心甜美，夜夜好梦。他说出外旅游住在酒店，亦是采取这样的安排，习惯了，不以为苦。
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不管言谈还是神态都非常成熟，远比大部分大学生更像大人。或跟出游经验丰富有关，成长于奥地利北方，通晓三种语言，到其他欧洲地方走逛，开车只需半小时或一个钟头，没有签证麻烦，简直比从柴湾到大屿山更方便。世面见得多了，便不容易大惊小怪。我接触的许多由欧洲来的交换学生都有类似背景，所以二十岁出头已是小大人，能够坐在餐桌面前跟你畅谈金融风暴和高龄化趋势，他们说，从中学开始已经要做project报告这类题目，读了一堆，也抄了一堆，即使没有主见，至少肚皮里面收藏了不少基本常识。
愈来愈多交换生来到香港，能否刺激本地学生“见贤思齐”？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愈来愈多本地生出外交换学习半年，是极好之事，开过眼界，回来后都成熟了，至少在说话时勇于，或者愿意直视对方，不会过度害羞或无故张扬。大学之间的“交换贸易”，愈多愈好，是教育投资的好生意。
台风假期
八号台风天不必上班上学，却仍有一些外地来港的大学生不懂行情，一大早爬起床，没有上网，没有听广播，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向邻房同学打听打听，刷牙洗脸后背起书包，出门上学去，像毛主席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而搭电梯到了宿舍大堂被保安员劝言，今天没课可上，大可回房间再睡一觉。
年轻的孩子脸上立即涌起一阵暧昧的情绪：有几分失落——白花了出门上课的力气，衣服白换了，头发白梳了，早知道一觉睡到自然醒；可是同时又有几分亢奋——不必坐在沉闷的教室聆听沉闷的讲课，无故多出了八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心情顿然轻松下来，仿佛在法庭上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早上我在宿舍大堂见到几个学生，他们气冲冲地、裙拉裤甩地冲出电梯，得悉课堂取消，不约而同地高举紧握的拳头，凌空挥动一下，低声喊句“yeah！”，而我相信，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当遭遇类似情况，反应亦必类似。
但我总是扫兴地问学生一句：“宿舍饭堂也休息了，你有饭吃吗？会不会饿肚子？”
学生都是先皱一下眉头，但马上释怀，回答道：“没问题，我房间里有饼干和泡面，饿不死。”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进电梯，冲回房间，享受意外得来的台风假期。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忍不住笑了：真像。如果我家大女孩在异乡遇上台风天而不必上课，开心的反应亦必一模一样。有点奇怪的倒是，宿舍平常颇为嘈杂，学生们挤来走去、进进出出，制造了一阵又一阵的青春骚动，可是到了台风天，明明都留在宿舍里，不知何故，楼层之间反而变得非常宁静，听不见半分嬉笑喧闹，宁静得异乎寻常，而又略带诡异。
都留在房间内睡回笼觉？坐在书桌前上网？瑟缩在被窝里看书？抑或，坐在common room（公共休息室）的落地大窗面前，凝望着横风暴雨，想想前途，想想家，想想爱情，想想人？
台风天的大学宿舍，减了热闹，添了肃穆，这是我在搬进来以前从没想过的情景。喧嘈有时，安静有时，年轻人自有他们的一套心情取向。
然而一切到了下午三点以后便恢复正常。该睡的都睡醒了，上网的人也玩累了，书本更是不会长久阅读，想家想人亦已足够，年轻的心重新跃动，待风雨稍歇，都成群结队出门吃喝寻乐去了。
喧哗重临，热闹回归，又是一个青春不眠的夜晚。
宿舍岁月
台风天过后遇见学生，问他们：“昨天有挨饿吗？饭堂没开门，房间里有存粮吗？是不是吃了一整天的饼干和泡面？”出乎意料地，学生无不高高兴兴地说：“没有啊，房间里备有食物，即使不吹台风，平常亦要吃夜宵，空着肚子睡不着；即使没有存粮，亦会跟邻房同学借或要，有福同享，一起在小厨房里玩煮饭，有粥食粥，有饭食饭，玩得非常开心。”
这我就放心了。年轻人总有办法解决问题，住在宿舍的其中一项好处是有机会学习“相濡以沫”和“雪中送炭”的真谛。他日混迹江湖，反只易明白什么叫作“锦上添花”和“跟红顶白”，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今天的岁月是何其难得与真实。
本地学生比较不太担心，因为有家可归，搭巴士或地铁回到家里；就算路程远了一些，踏进门，有饭可吃，有汤可喝，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回校再战。外地生则有点孤苦伶仃之感，被风雨困在小小蜗居之内，家在远处，稍为感性便易触景伤情。有内地同学说，打手机回贵阳老家，按键时快快乐乐，但当听见妈妈的一声“喂……”，再望一眼窗外风飘雨摇，鼻子一酸，眼泪便流出来了。
人在外地，若在风雨天遇上生病日，更是惨上加惨，此时若有人伸出援手，不管过了多少年，忘不了就是忘不了。大一那年，我住宿舍，有一回发烧生病，适遇三四天的长假期，台湾室友都回家了，剩我躺在床上，体力全无，没法动弹，几乎没任何东西下肚，连爬起来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半闭着眼睛望向天花板，天旋地转，幻想这是香港湾仔的老家，泪水从眼角渗出沿腮边流下，惨若秦汉的文艺国语片。幸好其中一位室友忽然回校取物，见我“病危”如斯，慈悲发作，扶我起床，用电单车载我返家，由其母亲煮粥煲汤照料了一天一夜，那股温暖感受同样令我如置身于悲情国语文艺电影。
我一直记得那段路程：整个身体瘫软在室友的背上，他骑着电单车，疾速前行，风声在我耳边呼啸嘶叫，我觉得背部极凉，但胸部极温暖，脑海一片空白，只是不断地问，到了吗？怎么还没到？到底还有多久才到？重复地问，不知道问了多少遍，问到几乎放弃了，电单车便停下来。室友扶我进屋，小狗绕膝吠吠，因是假日，所以四周异常宁静，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这就叫作“快乐”。
人子，人师，人父，岁月在循环，又是台风天，宿舍岁月，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深夜食堂
学期末的大学宿舍，气氛是意料之外的暧昧，年轻人不必上课了，除了跑到图书馆做group project（集体项目），便是留在舍堂温习和赶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课业比以前繁重得多，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每个人的脸上神经都绷得紧紧，仿佛无不处于崩溃边缘，然而，又都算着手指头期待噩梦尽快过去，憧憬着两个星期后的好日子，所以眼神同时闪烁着丝丝压抑着的亢奋。
青春的脸容，此时此刻最复杂。在舍堂碰见好多学生，在电梯里，异口同声诉说自己有几天几夜没睡觉了，“我三天”“我四天”“我一个星期”，各有一腔苦水要吐。诉苦的话语难免稍涉夸张，但痛苦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懂。望着他们，想起距离九月开学时分只不过一百多天，怎么都成熟了，也都消瘦了，或许真的是因受着课业压力的煎熬。
好日子尚有多久才来呢？大概二十天吧。当好日子来时，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大概是打工赚取零用，约朋友无日无夜地吃喝玩乐，狠狠地谈一场圣诞恋爱，出外短程旅游开开眼界，参加各式各样的义工活动，筹备下学期到海外放洋做exchange students（交换生），诸如此类。最不济亦可留在家里嗨他一嗨，总之，必须储存足够的心志和体力。很快又开学了，下学期，再战江湖，又是另一场折腾、压迫。
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大学舍堂特地把活动中心二十四小时开放，摆满桌子椅子，谁要来熬夜看书，欢迎，请自便，算是在黑暗里点燃若干光明，算是“黑中送光”。此乃舍堂办事人员的善良体贴，学生必能领受，只是没有肉麻地说出感谢。
在活动中心开夜车，肚子饿了，总得吃些干粮塞塞肠胃。有时候是独吃，有时候是共享，宁静之中响起有滋有味的咀嚼声音，变成了温暖的另类配乐。今夜，这里，既是“考试备战室”，亦是大学版的“深夜食堂”，若干年后，学生或会深深怀念。
好了，看看手表，十二点了，活动中心外忽然爆出欢呼的歌声和掌声，原来有人的生日来临了，同学们暂停读书，群集于草地上为她祝贺。生日歌重复唱了三遍，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都唱起来，凌晨的草地变成舞台，大家都是主角，谁都不能缺席。
我没有加入，只站在窗边听听，看看，并且遥远地对同学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那一年的旁听生
那一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替本科生开了一门跟阅读和出版有关的通识科目，早上九点钟的课，每个星期三挣扎起床，痛苦难堪，偶尔迟到，非常不好意思。准时的倒是一些学生，尤其是旁听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来，从香港大学来，我的“人气”，嘿，是不错的。
有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来自上海，后来据她说，每周三她清晨六点半起床，老远来到九龙塘，放下书包占了前排位子，然后到餐厅吃早点，然后前来专心听课。毕业后她回到上海，与我和张家瑜成为朋友，并开展了不少文化活动的合作项目。旁听的缘分，可以由浅入深。
另一位结缘的旁听生便是关仲然，即Tommy，而我惯称他作“Tommy仔”，或者“四眼仔”。
那一年，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高、瘦，斯文，俊朗，戴眼镜，打扮时髦而得体。他坐在位子上静静地听着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看在我眼里是非常硬核的“文青”。课后他趋前跟我聊天，后来，再聊，相约吃饭见面，交上了朋友。但与其说是聊天，不如说是我讲他听。我比他整整年长三十岁，或许我们面对长辈都是这样的，都是听得多而说得少，尤其面对像我这样的“放肆系”长辈。我口没遮拦，我口若悬河，我口水多过浪花，他就只安静地、专心地聆听，再聆听，点着头，用笑声回应我的无聊笑话和粗鄙脏话，扮演着称职的“独家听众”角色。
再后来便不只是听众了。我们经常见面，甚至我和妻子与他和他的女朋友会结伴到外地旅行，而有些适合的文化演讲活动，在香港，或台北，或内地，我找他跟在身旁做临时助理，既可帮我忙，也让他有机会见见世面与人情；我有时候发他工资，有时候没有，但不管有没有，他都会礼貌地传讯表达“感谢带我开眼界”之类，懂事得有着跟他年纪不太相衬的世故。
大学毕业后的Tommy仔前赴英国攻读硕士。我猜想只是一两年的短期进修，学成回港他便会投入工作，或考政府“AO”，或做传媒记者，或变身公关。总之，凭借他的人脉和才能不难找到晋升的出路，而到最后，如果运气不太坏，自能指点江山，名成利就。我对这位求知欲旺盛（他是书迷，见书必读）、“EQ”人缘强劲（他成功争取了许多出版和传媒机构的实习机会）的年轻人怀抱信心。可是，我错了。硕士课程结束后，关仲然决定继续升学，读博士，做研究，在学术领域漫游探索。Tommy仔没有走上“KOL”（关键意见领袖）之路，可能因为那太容易了，不好玩，不刺激。他选择的是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要做读书人，说严重些，是想做知识分子。
这可是认真而严肃的承诺啊！对于他自己，关仲然在书里是这样表达的：“选择读博士的都是成年人，每个选择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结果，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才算对得起自己。或许几十年前，还有读大学、读博士是‘天之骄子’的神话，但如今若仍然幻想博士毕业之后可以轻易取得终身教席、可以立即升上神坛前途一片光明的话，其实跟相信‘大赌可以变李嘉诚’没有两样。做博士研究，走学术路当然困难，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认真的话，无论读博士做研究，抑或上班工作，其实都一样困难，无分别。”
是的，选了，便得走下去，而且要努力地走下去，所以关仲然在英国读书的日子里，努力读，闭门读，如他所说：“我选择了走读书的路，读书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必须拼命去读，将书单上有的都读完，那时候，虽然一个星期只有两天有课，但那两天也是我唯一会步出宿舍的日子。”
然而书房以外的世界毕竟仍在召唤青春，关仲然的留学脚印经常以不同的理由延伸到地球的不同角落，他去看、去听、去观察、去体会，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世界对话。而无论是在书房以内还是以外，是忙碌还是悠闲，是沮丧还是欢欣，他都跟一些自小养成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嗜好不离不弃，如品鉴威士忌，观赏英国足球，聆听古典音乐，他享受，思考，分析，讨论。
这便要谈我曾向Tommy仔说的一句话：“攻读博士，真正意义并非为了选择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精神生活方式。”Tommy仔当时略带微笑地望着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总是那么沉静，从踏进我的教室到坐在我家客厅，从做我的旁听学生到成为我的忘年小友，都没变。
《孤独课》正是一位年轻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字记录。过去几年，关仲然处于外地留学的游走状态，知识是他的核心养分，并由此衍生枝叶，透过书写，在香港不同的媒体上用“亚然”的笔名向他的同辈读者展露容颜。日后的关仲然肯定会继续写写写，写出更多的或许更深刻的文章和论著，但日后的挑战和磨炼亦必更多，所以，作为他的第一本书，《孤独课》的难得意义在于记录了他的“纯真年代”，让读者看见并伴随他的精神游荡。是的，读者。不一样的读者有不一样的心情。资深读者如我，读了，最强烈的感觉是羡慕，甚至妒忌，年轻真好啊！其实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年轻，可惜已经回不去了。青春读者或许如你，读了，如果你亦是跟关仲然类近的读书人，想必能有深刻的共鸣，暗暗感动于原来世上确有声气相投的陌生同志。
而于若干年后，当关仲然不再年轻，当他站到学院讲坛，说不定亦会瞄见最前排坐着一位旁听生，用他昔日所曾拥有的青春眼睛仰望台上，下课后，亦会趋前跟他聊天，然后成为他的忘年小友，并且选择相同的读书人的道路。只因旁听生曾经读过这本《孤独课》，兴起了他在书中序里所写的相同念头：“即使年代已经不同，我也想过一次像他们笔下的留学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记录下来。”
一代连一代的读书人的精神生活，确是常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而读书人，其实从来不孤独。
蹲地教书法
在课堂讲学的最大快乐是看见学生的眼睛里有“火”，被你的某个观点挑动了情绪，或启动了潜藏他们心底的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时他们的眼睛像在说话，定神地望着你，等于在大声渴求：请多说一些，请说多一些，我极想极想进入这个神秘领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
快乐之上更有“超快乐”。
当学生不止于专注聆听而更热衷于表达意见，加把口，参与讨论，甚至跟其他学生激烈辩论，你站在旁边，先别插话，让他们尽情发挥，观点和意见或相冲，或相合，或言之有物，或逻辑不通，都可以，都没关系。学生之为学生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来“学”，且让他们在不通与不懂中领悟，想错了，回头读点书，自会有机会想得对。
更何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亦不一定能由授课的人说了算，大家都有发言和思考的权利。
又更何况，世上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时间酝酿和领悟，尤其关于文化社会的曲折变化，如同民国作家所曾言语，“来日大难，任你讲得唇干舌燥，他们仍是不懂”。唯有在岁月流转里有了某些自身经历，到了某年某天，始会恍然：呀！原来如此。于是记起了某年某天曾听某位老师说过的某些话语，原来早已有人提点，只是当时惘然。
然而，快乐的反面是挫败。当学生的眼睛明明有“火”，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理由不肯或不敢发言，沉默地望着你，没有半个人提出半个答案，你实在气馁。
于是我曾出怪招，突然蹲在地上，仰望他们，邀请他们发言。我说：“可能因为我站你坐，这种相对位置令我变成‘权威’，你们便不敢表达意见，只愿被动地接受意见。现在我蹲着了，你尊我卑，你们才是权威，你们拥有了‘身体位置’上的话语权，那么，请吧，请放心说话。”
果然，第一位同学开口了。接着是第二位。再来是第三、第四、第五，以至于第n位，一位接一位说话，一个接一个表达见解，交锋激荡，把教室内的讨论气氛炒热如楼市。于是我“功成身退”，可以站起来了，头有点晕，中年人不应蹲太久，几乎猝死。
我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蹲着讲课的老师，我不知道。世上无奇不有，可能早已有人采用此法。我只知道，这招有助于激发思考，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效果。但当然一招只能用一次，也只需用一次，启动后，学生的脑袋自行运转，日后的课堂我便省力得多。
等到下学期来临，换了一批学生，看来，我又要再蹲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
忽然回到六十年代
我读大学时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赴美读书时又是九十年代，错过了六七十年代的大学“课室无政府主义”风气。倒是听洋教授回忆过点滴，一边听，一边向往叹羡，暗忖：这码子的上课方式，真是黄金盛世。
洋教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西岸大学生，他笑道：“那年头啊，真是为所欲为，谁也不理谁，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他口中的那年头的大学教室，学生的上课出席率甚低，就算来了，也常姗姗来迟，高兴何时来到便何时来到，喜欢何时离开便何时离开。教授们管不了，也不会去管，否则会被视为保守派的老古董，被咒骂、被嘲笑、被厌弃，甚至被各式各样的校园小报撰文攻击。
来到教室的学生们，有些刻意穿着睡衣睡袍，也戴着睡帽，强调回归自然。穿便服的，亦多是长袍大袖松领口，其实跟睡衣睡袍没有太大差别。还有人拖拉或怀抱着动物进门，大狗小狗、黑猫白猫，还有可爱的天竺鼠和花纹兔，人宠之间，和谐共济。
坐下来了，学生们亦放任自为，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还有人抽烟斗，教室内烟雾弥漫是寻常事，人嗨自嗨，一片欢愉，是思想和精神的共同解放。
洋教授在九十年代缅怀六十年代，似在忆述一出刚看完的荒诞闹剧，身是戏中人，只是当时已惘然。余生也晚，错过了那年头，但料想不到的是，当下透过所谓online interactive teaching（网络互动教学）的方式教学，竟亦隐隐然有了那年头的若干自由，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多，而非更少。
实践网络互动教学，为的是尽量让学生留在家里，各自躲在计算机屏幕背后，那就很难不“自由放纵”了，而那不见得是什么坏事。许多老师意外发现，网络教学的出席率甚高，几乎接近百分百，或真因为学生根本不出门，反正困在家里，启动计算机，跟同学们互动一下，通通声气，在疫情时期稍觉温暖。而且进入了课程平台，老师通常没要求启动视讯，那么，你一边打字一边听书，multitasking（多任务处理），谁都无法奈何你，只因无法得知。
至于上课时的穿着打扮以及坐相、仪表，更是各施各法。在家里，睡衣便服是理所当然，而且不一定正襟危坐于计算机面前，大多是半躺床上，把手提计算机置于膝间。也有人除了跟计算机同行，更跟宠物同行，偶尔又打开镜头让猫狗露脸，跟同学们见见面，大家开心。又有同学竟然自曝说一边抽烟一边听讲，校规只管课堂行为，可管不到家里的吞云吐雾，幸好烟雾无法夺屏而出，你抽你的，高兴就好。
进行了一两回这样的网络教学，真心认为效果不错。学生比在课堂内发言更踊跃，声音或打字，皆有表态。下课了，忽然觉得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年代，那年头的某些侧影浮现于眼前。——你说时光不会倒流？你，错得厉害了。
另一种网络公平
关于网教与网学，一位学生有这样的点评，四个字：比较公平。
公平？我听得糊涂。怎么跟我向来想象的不太一样？不都说基层家庭的学生上网比较困难吗？网络流量、家居环境、计算机设备，诸如此类的条件皆较吃亏，网络教学有着太多的“隐性阶级歧视”，怎么会说公平？
原来学生谈的是另一种公平判准，毕竟任何事情皆可用不同的尺去量度，你用的是不同的尺，自会得出不一样的数字。
那位学生所想的公平是关乎网络课堂的操作状况。他说，教学时，老师通常不会强求同学打开镜头，所以在老师眼里，较能“一视同仁”，不会对学生有太多的“视线分配偏差”。
原来站在学生的角度，课堂上，老师尽管面对全班学生，但视线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因为某些理由偏向某些学生，譬如说，那些懂得边听课边点头，甚至不断“嗯、嗯”回应的学生；又如说，那些积极发言答题，甚至经常举手发问的学生；再如说，先前修读过同一位老师其他科目、跟老师有过学习沟通的学生；甚至于某些穿着打扮都醒目，无论男女，比较吸引老师注目的学生……原来老师或许不自察觉，但坐在讲台下的学生，都能清清楚楚见到老师的“视觉动线”，占优势的会沾沾自喜，处于劣势的难免不悦，心里有所不满，由之冒起了敌意和筑起了围墙，恶性循环，在学习上便容易更为吃亏。
若非学生提此一说，教学多年的我竟然无所察觉，或即使有所察觉，亦不以为意，觉得只是小事，不至于对学习构成影响。但学生终究才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感受才最关键，而在网络教学的过程里，老师基本上只对着屏幕，一个个学生都是屏幕上的一个黑色方格，上面有白字，写着他们的英文姓名，就在blindfolded（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教学，较能减低“视觉动线”偏差，先前在教室觉得“吃亏”的学生再不觉得吃亏。
他们甚至有机会由逆转胜呢。有些学生喜欢在个人档案上贴出怪趣照片，或宠物猫狗，或儿时童照，或美食佳肴，平日在课堂恨不得自己是隐形人的学生，躲在屏幕背后，变成勇于现身、擅长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告诉老师和同学：我在这里。我也在，把眼睛转过来。老师注意到了，禁不住多问几句，话题不一定跟科目内容有关联，对学生而言却是非常关键的正向鼓励。年轻人心里往往既单纯又复杂：嘴里说不希望自己成为注目焦点，但你若无视他，他很容易感受到深深的伤害，许多时候只要轻轻关怀一言半语，便如发动了汽车引擎，他会用不可测的力量往前冲去。
一旦有了足够的条件支援，网教有网教的“公平”，老师若能领悟，他日返回教室，在教学上，必有另一番的“提升”。
不只是大学生该听的演讲
九月开学，陆续有旧生回校探班，看看师弟师妹，也顺道跟老师们吃饭饮茶。其中一人抱怨自上班以后，忙虽忙，却感空虚，非常惶恐就这么一路空虚下去，一眨眼已经老去，一事无成，头脑变成一片空白。
确是常有之事。莫说是学生了，连老师亦会如此：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地教下去，教下去，再教下去，拿着旧讲义照本宣科，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极容易变成脑袋好像载满了学问却其实只是塞满了揾食材料的“教书匠”。所谓论文研究，纯属申请升级的应景之作，景过了，一切沦为自欺欺人的无用故纸。所谓意义，所谓贡献，所谓“影响因子”，十居其九只是笑话。
所以我想起《世纪》副刊日前谈及的胡适。
胡适做过北大校长，常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有一篇讲话他说过几遍，甚至到中学演讲也把同一篇讲辞改头换面再说一遍，“自我抄袭”，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抄袭，目的只在于对适合的听众说最适合的内容，而这番内容，其实不只适合让年轻学生聆听，亦适合用于所有仍然对生活保持一丝丝憧憬的社会人。
演讲里，胡适先生主要给大学毕业生和中学生开出三味药，但在开药以前，他先点破两点常见毛病。他说得严重，把毛病称为“堕落”：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胡适先生又说：“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预防堕落，或要纠正堕落，该怎么办？
胡适先生开药了。他开出的第一味药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醒大家，问号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挑衅你、笑你、辱你，你却无可奈何他，便可保持心里求知之火。问号是关键。下次，再听胡适说什么。
总得有一点信心
年轻人步出校门后容易糜烂消沉，浑噩无聊转眼已到中年，如何预防此事发生，听听胡适先生的建言提醒是大好之事。话语虽然发出于七八十年前，但话语有用，时间隔得再久仍然有用，只因情景虽变，年轻人却仍容易消沉浑噩，相同的一番话语仿佛似对当下之人而发，再听再想，有着相同的意义。
上次已说，胡适给年轻人开出了三味药，首先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让问号在心底如火种般燃烧，生命，便仍有火，头脑和知识便时刻向前挺进。
第二味药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简单来说便是，hobby（业余爱好）。这点听来不难，做来却亦不易，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胡适提醒大家：“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有了这种心爱的玩意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头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这番话稍嫌过时，现在的人们，下班后还有精力做研究和画山水，肯定是意志超强的人，而这种人，能坚持一年，不一定可坚持两年，祝其好运；但问题是即使工作境况稍佳的人亦不见得愿意好好利用公余闲暇，虚耗光阴，与人无尤，该责怪的只能是自己了。
胡适开出的第三味药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对时代、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唯有怀抱信心，我们才愿意对自己和别人以及时代付出，肯努力，肯忍耐，也肯守住基本的理性和文明，否则，只会煮鹤焚琴，自相残杀，同归于尽。胡先生说，“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这便是胡适的不过时了，多像对今之香港年轻人所说的话语。听听想想胡先生，不会没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