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文館學士詩人群[1]
武平一（？—741）編撰的《景龍文館記》（以下簡稱《文館記》），既是唐中宗（705—710在位）景龍（707—710）期間宫廷文學活動的記録，也是一部集會總集。中宗將當時重要的詩人皆召集進修文館，並舉行了許多文學集會活動，從而將這一政府機構轉變爲文學機構。這些詩人被任命爲修文館學士；他們與其他詩人一道形成一個重要的宫廷詩人群，在唐詩發展過程中起了一定的承前啓後的作用。他們的文學活動和作品被記録和保存在《文館記》中。然而，由於這一著作久已散佚，至今爲止僅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它。本文即擬對這一著作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根據原始資料考輯此書，並加以排比編年。其次，描繪和研究景龍宫廷的文學活動及帝王扶持與文學發展的關係。其三，討論景龍宫廷詩人所用的詩體。最後，分析評價收入這一著作中的作品。
（一）《景龍文館記》考輯及編年
景龍中修文館學士位置的設立見於多種早期記載。《文館記》逸文稱：
唐中宗景龍二年置修文館學士，大學士四人象四時，學士八人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象十二月。[2]
《新唐書·李適傳》載：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645？—714］、宗楚客［？—710］、趙彦昭、韋嗣立［654—719］爲大學士，[李]適［657—716］、劉憲［？—711］、崔湜［671—713］、鄭愔［？—710］、盧藏用［？—713？］、李乂［657—716］、岑羲［？—712？］、劉子玄［661—721］爲學士，薛稷［649—713］、馬懷素［658—718］、宋之問［656？—712］、武平一、杜審言［645？—708］、沈佺期［？—713］、閻朝隱［？—712］爲直學士，又召徐堅［？—729］、韋元旦、徐彦伯［？—714］、劉允濟[？—708]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3]
這裏列舉了四位大學士、八位學士及十一位直學士。加上《唐會要》所提及的蘇頲（670—727），[4]我們就有了二十四位學士的完整名單。此外，據《新唐書》所載，其後續有被選爲學士者；《玉海》亦明確記載，《文館記》中包括有“學士二十九人傳爲三卷”。[5]此蓋因某些學士逝世或外貶，如杜審言和劉允濟即卒於任命後不久，從而需要補員。[6]這些續任的學士可考者有崔日用（673—722）、[7]褚無量（646—720）、[8]李迥秀（？—712）、[9]張説（667—731）四人。[10]這樣前後所任學士可知者已有二十八位，僅一人失名。此人頗疑爲上官婉兒（664—710）。《太平廣記》録有上官婉兒傳記，注云出《景龍文館記》。[11]此傳記可能即爲後三卷學士傳記之一。自然，婉兒作爲“女學士”，只能是一種美稱或戲稱。若此推測能成立，則二十九學士的姓名已考齊。
《新唐書·李適傳》緊接著又記載：
凡天子餉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12]
可知唐中宗與諸學士頻繁舉行遊宴賦詩活動，而諸學士實際上被視爲宫廷文學侍從，修文館在實質上成爲一種文學機構。
據《唐會要》，修文館學士建置於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二日（708年5月14日）。[13]景龍學士的最後一次活動是在景龍四年（710）五月，[14]中宗下月即暴卒。作爲學士之一的武平一卒於開元末（741？），[15]其編集《文館記》應在710年至741年間，具體時間難以詳考。[16]
《新唐書·藝文志》録：“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十卷。”[17]《直齋書録解題》載：
《景龍文館記》八卷，唐修文館學士武甄平一撰。中宗初置學士以後館中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文之屬，亦頗記中宗君臣宴褻無度以及暴崩。其後三卷，爲諸學士傳，今闕二卷。平一，以字行。[18]
《玉海》載：
中宗景龍二年，詔修文館置大學士、學士、直學士，凡二十四員，賦詩賡唱，是書咸記録爲七卷，又學士二十九人傳爲三卷。[19]
綜上所引，可知《文館記》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爲修文館文學活動及相關政治背景的記載；其二爲諸學士的應制唱和詩文；其三爲二十九位學士的傳記。是書原有十卷，前七卷記載活動事件並附録有關唱和詩文，後三卷收學士傳記；至南宋時僅存八卷，宋以後則逐漸散佚不存。[20]
日本學者很早就注意到《文館記》。高木正一利用《全唐詩話》的材料，列舉四十一則有關景龍宫廷文學活動及事件的記載，二十三位修文館學士的名字，及四十三則唱和詩題。[21]西村富美子綜合分析《文苑英華》、《舊唐書》和《新唐書》之中宗紀、《資治通鑑》《唐詩紀事》《全唐詩》，列舉了五十四則事件。[22]但其中有三則重出，[23]二則不能證明與修文館相關，[24]故其所考可確認者共爲四十九則。安東俊六亦研究了景龍宫廷的文學活動及有關背景。[25]
在日本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我進一步从唐、宋、元資料中考輯《文館記》所記事件佚文，計從《隋唐嘉話》得三則，[26]《大唐新語》得一則，[27]《本事詩》得二則，[28]《舊唐書》得四則，[29]《太平廣記》得一則，[30]《太平御覽》得四則，[31]《事類賦注》得二則，[32]《文房四譜》得一則，[33]《紺珠集》得二十四則，[34]《長安志》得二則，[35]《資治通鑑》得四則、[36]《資治通鑑考異》得四則，[37]《類説》得十五則，[38]《西溪叢語》得一則，[39]《能改齋漫録》得一則，[40]《白孔六帖》得四則，[41]《山谷内集詩注》得一則，[42]《考古篇》得一則，[43]《演繁露》得一則，[44]《錦綉萬花谷》得四則，[45]《古今事文類聚》得一則，[46]《補注杜詩》得一則，[47]《王荆公詩注》得一則，[48]《記纂淵海》得四則，[49]《全芳備祖集》得一則，[50]《緯略》得一則，[51]《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得一則，[52]《玉海》得五則，[53]《類編長安志》得二則，[54]一百卷《説郛》得三則，[55]一百二十卷《説郛》（以下稱爲《重輯説郛》）得十則，[56]去掉重複者，共得六十七則文館活動事件。[57]參照這些事件，我從《文苑英華》（以下簡稱《英華》）、《唐詩紀事》（以下簡稱《紀事》）、《古今歲時雜詠》（以下簡稱《雜詠》）、[58]《全唐詩》《全唐文》等共輯得《文館記》所佚詩三百六十六首，斷句四，詞五首，賦一首，序四首；另從《太平廣記》《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考異》《紺珠集》《紀事》等輯得文館學士傳記八則。[59]根據這些詩文，在已考知的二十九位修文館學士之外，又可增加景龍唱和君臣三十六名：唐中宗、蕭至忠（？—713）、楊廉、辛替否（？—742）、王景、畢乾泰、麴瞻、樊忱、孫佺、李從遠（？—711？）、周利用、李恒、張景源、張錫（？—711？）、解琬（？—718）、陸景初（665—736）、李景伯、邵昇、韋安石（651—714）、竇希玠、李咸、鄭南金、于經野、盧懷慎、李日知、韋承慶、韋后（？—710）、長寧公主（？—710）、安樂公主（？—710）、太平公主（？—713）、李重茂（698—714）、竇從一（？—713）、宗晋卿（？—710）、明希獵、唐遠悊，以及一位佚名宫廷優人。
《文館記》前七卷記事原本採用編年形式，[60]下表亦將重輯後的文館活動事件編年。爲節省篇幅，應制唱和詩題中的贅語，諸如“奉和”“應制”“分韻”等，以及書號、題號皆去掉。
表四 唐中宗景龍中修文館活動及作品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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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上官婉兒詩，《全唐詩》（卷54，頁663）又收崔湜名下，但據《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78，頁868），當屬上官。
② 李嶠詩，《全唐詩》（卷52，頁643）又收崔湜名下，但據《英華》（卷178，頁867），當屬李嶠。
③ 趙彦昭詩，《全唐詩》（卷882，頁9969）又收趙彦伯的名下，但趙彦伯實爲趙彦昭之訛，參《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頁559。
④ 按此條據陶敏文補，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27；以及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寧出版社，1998），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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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劉憲詩，《全唐詩》（卷104，頁1092）又收蕭至忠名下，但據《英華》（卷178，頁868），當屬劉。
② 據新出《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誌銘并序》《唐會要》、《新唐書》本傳、《唐大詔令集》等，上官婉兒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封婕妤，尋晋升昭容；其後因母喪而解職（《墓誌》記爲政治原因），中宗下詔起復爲婕妤，尋復爲昭容。參看李明、耿慶剛，《〈唐昭容上官氏墓誌〉箋釋》，《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頁86—93；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及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4卷1期（2012），頁111—144。
③ 《舊唐書》（卷7，頁147）記此事於景龍三年正月十五日。
④ 劉憲詩，《全唐詩》（卷104，頁1092）又收蕭至忠名下，但據《英華》（卷178，頁869），當屬劉憲。
續表
注：① 按《事類賦注》引《文館記》載景龍四年立春遊望春宫賜剪綵花事；《重輯説郛》（卷46，頁1a—1b）亦引《文館記》載：“正月八日立春，内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但武平一詩爲七律（見下），與此組詩不同。此組詩有宋之問參加，之問於三年秋後貶越州長史，未再返京（《新唐書》，卷202，頁5750—5751本傳），無緣再預宫中唱和。賜綵花事，應爲宫中每年立春慣例。故繫此組詩於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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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劉餗，《隋唐嘉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② 按此組詩有數題。《紀事》（卷9，頁114）載：“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遇雪……李嶠等七言詩。（[原注]‘千鍾聖酒御筵披’是也。’）”同書（卷10，頁145）載：“正月中宗上清暉閣遇雪，嶠賦詩云：‘千鍾聖酒御筵披，六出祥英亂繞枝。即此神仙對瓊圃，何須轍跡向瑶池。’”《雜録》（卷5，頁63）收李嶠同詩，題爲《人日清暉閣遇雪應制》。《全唐詩》收此詩於李嶠名下，題爲《上清暉閣遇雪》（卷61，頁729—730），但又收同詩於徐彦伯和趙彦伯名下，題爲《苑中遇雪應制》（卷76，頁826，卷104，頁1097）。如前所述，趙彦伯爲趙彦昭之訛；《唐诗纪事》（卷10，頁131）和《雜詠》（卷5，頁63）皆於趙彦昭名下收七絶《人日玩雪應制》，《全唐詩》收同詩，題爲《苑中人日遇雪應制》（卷103，頁1090）。後書還於李嶠、宋之問、沈佺期、蕭至忠、劉憲名下各收七絶《遊苑遇雪應制》一首（卷61，頁729，卷53，頁656，卷97，頁1054，卷104，頁1092—1093，卷71，頁783），蕭詩與劉詩重出；另於劉憲名下收七絶《人日玩雪應制》（卷71，頁783；亦見《唐詩紀事》，卷9，頁123）。由於中宗及諸學士僅經歷兩個人日（景龍三年及四年），而四年人日爲晴天，故這些詩應皆作於三年，且皆爲七絶，應即同一組唱和詩，即《紀事》所謂“李嶠等七言詩”，題目的混亂應産生自長期的流傳。兹據《唐詩紀事》和《雜詠》定題爲《人日玩雪應制》。重出的詩篇中，蕭至忠與劉憲重出的《遊苑遇雪應制》應屬蕭，因劉另有《人日玩雪應制》；李嶠、徐彦伯重出之《苑中遇雪應制》（《人日清暉閣遇雪應制》）據《紀事》《雜詠》而劃歸李；李嶠多出之《遊苑遇雪應制》暫劃歸徐。
續表
注：① 李嶠詩，《全唐詩》（卷52，頁643）又收宋之問名下，但據《英華》（卷177，頁862），當屬李。
② 沈佺期詩，《全唐詩》（卷73，頁804）又收蘇頲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59），當屬沈。
③ 蘇頲詩，《全唐詩》（卷96，頁1041）又收沈佺期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59），當屬蘇。
④ 韋嗣立詩，《全唐詩》（卷103，頁1089）又收趙彦昭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60），當屬韋。
⑤ 趙彦昭詩，《英華》（卷176，頁860）收宋雍名下，但宋爲代宗、德宗時人，參《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頁401。《全唐詩》則收於李邕名下（卷115，頁1169），但據《舊唐書》李邕本傳（卷190，頁5040—5041），李於景龍中貶逐在外。參以上條韋嗣立同題詩亦收趙彦昭名下，此詩或即屬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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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按此詩云：“上巳禊堂開。”由於中宗及諸學士下年上巳遊渭濱，此詩應作於本年。
② 按此事有宋之問參加，宋於三年秋後貶越州長史，未再返京，已見前考；故此事應在本年春。
③ 李嶠詩，《全唐詩》（卷52，頁643）又收宋之問名下，但據《英華》（卷169，頁816），當屬李。
④ 此條據陶敏所考補，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27；以及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初盛唐卷》，頁451。
⑤ 此採《舊唐書》説，《紀事》繫此事於七月。
⑥ 劉憲詩，《全唐詩》（卷104，頁1092）又收蕭至忠名下，但據《英華》（卷177，頁862），當屬劉。
續表
注：① 此採《舊唐書》及《通鑑》説，《紀事》繫此事於八月三日。
② 李嶠詩，《全唐詩》題爲《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應制》（卷61，頁723），此據《英華》（卷176，頁857）改。
③ 李嶠詩，《全唐詩》（卷52，頁632）又收宋之問名下，但據《紀事》（卷1，頁8），當屬李。
④ 此條據陶敏所考補加，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27；以及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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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此採《舊唐書》説，《紀事》記於十一月一日。
② 宗楚客詩，《全唐詩》（卷70，頁777）又收李適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57），當屬宗楚客。
③ 此採《舊唐書》《通鑑》説，《紀事》繫於十一月二十三日。
續表
注：① 此採《紀事》説，《舊唐書》記此事於十二月十八日。
② 李乂詩，《全唐詩》（卷53，頁648）又收宋之問名下，但據《英華》（卷175，頁852），當屬李。
③ 此採《紀事》説，《舊唐書》繫於十二月十八日。
續表
注：① 閻朝隱詩原題爲《奉和聖制春日幸望春宫應制》，據《英華》改（卷172，頁832）。
續表
注：① 謝肇淛（1567—1624）《五雜俎》記：“《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2，頁21）謝氏所見“二十八日”可能爲傳寫刻印之訛。
② 此採《紀事》説，《舊唐書》及《通鑑》記爲正月二十日至二月二日。
③ 崔日用詩，《全唐詩》（卷103，頁1088）又收趙彦昭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61），當屬崔。
④ 此採《紀事》説，《舊唐書》記爲二月一日事。
續表
注：① 李乂詩云：“二月早聞雷。”當作於本年或下年二月。
② 李乂詩，《全唐詩》（卷58，頁692）又收趙彦昭名下，但據《英華》（卷173，頁839），當屬李。
③ 此採《紺珠集》等引《文館記》説，《舊唐書》及《通鑑》記於二月二十九日。
④ 崔日用詩云：“渭浦明晨修禊事。”此指三月三日祓禊渭濱之事，故此組詩應作於二日。
⑤ 岑羲和崔湜詩，《紀事》（卷9，頁125—127）皆作《立春日内出綵花應制》；張説詩，《紀事》作《八日迎春賜綵花》（卷14，頁196）。但諸詩述遊春之意，未及綵花，當從《英華》作遊望春宫詩。
續表
注：① 此條據陶敏所考補，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27；以及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頁468。
續表
注：① 劉憲詩，《全唐詩》（卷104，頁1092）又收蕭至忠名下，但據《英華》（卷176，頁859），當屬劉。
② 《纪事》（卷1，頁9）载：“故李嶠《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其末云：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崔湜云：席臨天女貴，杯接近臣歡。李適云：願奉瑶池駕，千春侍德音。李乂云：地出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度雲車。徐彦伯云：鳳扆憐簫曲，鷥閨念掌珍。”按所引李乂斷句實出《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全唐詩》，卷92，頁997），徐彦伯斷句出《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全唐詩》，卷76，頁823）。
③ 此採《通鑑》説，《舊唐書》記此事於四月六日。
④ 此採《舊唐書》《通鑑》説，《紀事》記此事於四月六日。
⑤ 劉憲詩，《全唐詩》（卷104，頁1092）又收蕭至忠名下，但據《英華》（卷175，頁854），當屬劉。
續表
注：① 此採《通鑑》説，《紀事》記此事於四月二十九日。
（二）皇帝扶持與詩歌發展
胡震亨（1569—1645）在其所著《唐音癸籤》中，强調皇帝扶持對唐詩發展的重要性，並特别稱賞中宗對詩歌創作的愛好和推獎，甚至譽之爲“有唐吟業”之“功首”：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縟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謡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群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鬯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61]
胡震亨對中宗的作用容有過譽之處，但其評述仍有一定見地。繼太宗之後，中宗對詩歌産生濃厚興趣並予以大力推進獎勵，雖然他的本意或許主要在於遊樂；加上進士試詩和律詩定格可能即在神龍前後正式建立，以及景龍年中文學館的設立和頻繁活動，這些對促進唐詩發展應該説是産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的。
唐高祖於武德四年（621）正月建修文館，秦王李世民於同年十月開文學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登基後，關閉文學館，改修文館爲弘文館。中宗神龍元年（705）改稱昭文館，二年始改爲修文館。[62]這一機構本屬門下省，所任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參議焉”，[63]兼有整理書籍文獻、教育、制度及禮儀顧問等綜合性職能，與純文學並無直接關聯。但是景龍中置二十四學士後，中宗召集任命了當代幾乎所有的著名詩人爲學士；這些學士詩人成爲中宗及皇室的御用文人，頻繁舉行詩歌唱和活動，修文館也在實質上變成一種文學機構。
從表四可以看出，從景龍二年四月設置二十四學士後至四年六月中宗暴卒前，每逢佳節令時，中宗皆在宫殿苑囿中舉行遊宴集會，或外出遊覽長安一帶的名勝古迹、佛道寺觀及皇室公卿園林。文館學士們則侍從參與了所有的遊宴，並在其中絶大多數場合應制唱和。《新唐書·李適傳》概括説：
凡天子餉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64]
作爲景龍學士之一的張説後來回憶説：
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内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耻。每豫遊宫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65]
詩人們被拔擢至清職高位，文學成爲政治體制中的一個獨立部門和重要分支，其重要性甚至被認爲超過了儒學。如《資治通鑑》所載：“於是天下靡然争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66]
此外，詩歌在知識階層的普及化也在此期間進一步實現。自六朝以來，詩歌已日益在文人士大夫中普及。神龍、景龍之際，由於皇帝的喜好及詩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天下靡然争以文華相尚”，詩歌更加迅速地得到推廣。在一篇討論進士試詩和律詩定格的舊文中，我提出一個假設：當沈佺期和宋之問分别於武后長安二年（702）及景龍二年（即二十四學士建立之年）知貢舉時，他們將詩歌設爲考試科目之一，規定了試詩的聲律及字數，並將之命名爲律詩，從而使得進士試詩和律詩定格同步實現。[67]這一事件在唐詩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自此之後，所有想要通過進士考試而進入仕途的文士，都必須首先將自己訓練成爲詩人，其結果促使詩歌在知識階層迅速普及化。中宗及諸文館學士對這一發展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進士試詩當得到中宗的准許，而兩位試官均爲景龍學士的重要代表。文學地位的提升及詩歌在景龍時期的進一步普及也爲進士試詩提供了牢固的基礎，没有這一基礎，顯然是不可能要求所有應舉士人參加詩歌考試的。而且，由於景龍宫廷詩的創作往往展開競争，勝者獲得獎賞和榮譽，輸者則受罰並感到羞耻，[68]建立一套規範形式及总结作詩技法成爲緊迫之事。此亦可能是導致律詩最後定格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景龍宫廷詩體分析
《文館記》今存三百六十九首詩中，律詩共有二百八十三首，佔百分之七十七。這一情況説明律詩在此時已成爲佔上風的詩體。我對這些律詩進行了聲律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五 景龍宫廷詩聲律分析表
從表五中可得出幾個結論。首先，百分之七十三的律詩聲調合律。我曾經統計《珠英學士集》殘卷中的律詩，發現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詩篇合律，可見在701年《珠英學士集》編集時，詩人們還未普遍接受一個共同的聲調模式。[69]然而，僅僅過了數年，景龍學士的合律程度令人吃驚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不合格的詩篇大部分出自非學士的公卿大臣之手，這些事實進一步證明我關於律詩定格在702至708年之間實現的假設。
其次，與前此的武后時期相比，五言長律的篇數急劇增加，共有四十四首，尤爲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三十二首六韻律詩。五言六韻律詩正是應用於進士考試的詩體，景龍學士對這一詩體的新興趣及成熟運用，同樣佐證了我關於進士試詩在此數年間和律詩定格同步實現的假設。
其三，景龍學士對七言律詩也十分感興趣，共作有六十八首，佔其現存三百六十九首詩之百分之十八，而且這一詩體的合律程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六，甚至超過了五律。高木正一指出景龍七言律詩發展的四個特點：一是數量急劇增加；二是合格率迅速提高，表明此時爲這一詩體定型化的時期；三是七言詩原有的歌謡色彩消失，已經與誦讀性的五言詩相近；四是此時的七言律詩皆爲應制詩，幾乎未見於宫廷之外的創作。[70]其説甚是。這就有力地打破了七律至盛唐始成熟的傳統説法，而景龍詩人對這一詩體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景龍學士還存有五首詞。這些作品屬於現存最早的文人詞之列，十分值得注意。五首詞皆在宫廷場合應制而作。《資治通鑑》載：“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禄。”[71]《本事詩》亦載：“沈佺期會以罪謫，遇恩還秩，朱紱未復。嘗因内宴，群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中宗亦以緋魚賜之。”[72]
景龍宫廷場合多作詞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民間歌詞和説唱文學的流行，以及皇室貴族對此類下層文藝的愛好。《新唐书·武平一傳》載：
後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污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73]
“合生”一作“合笙”。[74]從“言妃主情貌，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看，合生似乎是一種綜合説、唱、舞的市民藝術。後來宋代説話藝術四大類之一的合生，可能即由唐人此種説唱藝術發展而來。此種藝術被表演於内殿，可見中宗和妃主們的喜好。中宗在宫廷宴會上屢屢命群臣撰寫歌詞，表現了同樣的興趣。景龍詩人的歌詞創作，雖然是出於戲樂逢迎的需要，却在將詞從下層文藝移植至上層文學的早期發展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景龍宫廷詩風
景龍宫廷詩人的作品大部分是應制詩，故成就不高，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但如對其現存三百七十四首詩詞細加分析，仍可發現一些特殊的文學觀念及獨到的風格特徵。
首先，隨著詩歌和詩人的地位在此時期的陡然上升，景龍宫廷詩人的文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將詩歌看成是博取帝王妃主恩寵和權位榮華的政治工具。《大唐新語》載：“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並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75]《新唐書·崔日用傳》載：“宴内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76]因此，他們自得其樂地扮演東方朔一類文學侍臣的形象，雖然他們在朝廷中的實際地位遠較東方朔輩爲清高。崔湜稱：
臣朔真何幸，常陪漢武遊。[77]
趙彦昭稱：
常年願奉西王母，近侍慚無東朔才。[78]
這種文學侍從的地位使得他們的許多作品不可避免地成爲浮淺的宫廷頌美詩。
其次，景龍宫廷詩人還以娱樂爲詩歌的主要目標。他們的大部分詩歌都作於遊宴及節日的場合，目的是取樂皇室貴族及他們本身。《文館記》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
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是日甚歡。[79]
中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80]
沈佺期作《回波詞》云……帝大笑，遂賜之。[81]
爲娱樂而作詩的目標使得他們的一些作品具有諧謔幽默的色彩，尤其是他們的詞作。如佚名宫廷優人所作《回波樂》：
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82]
中宗和裴談皆以懼内著稱。這首詞取樂於中宗之懼怕韋后，曾使得韋后“意色自得”。[83]詞的語言風格俚俗而風趣。又如崔日用的失調詞：
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嚙帶報韓三。 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猫兒相報賞。[84]
據《本事詩》，崔日用當時爲御史中丞，作此詞以求緋魚。[85]故“臺”應指御史臺。詞中運用了隱喻、俚語，以鼠自喻，充滿滑稽意味。大概因爲剛剛從民間移植而來，景龍詩人的詞作多帶有這種近於民間歌謡的俚俗諧謔的風格特徵。這在有唐三百年間的詩詞作品中可謂獨標一格。
景龍宫廷詩的另一特徵是細巧精美的“女性”風格。中宗軟弱無能，受到其妻韋后、其妹太平公主及其女長寧公主和安樂公主的挟制。許多宴會都在内殿或公主園林舉行，而這幾位權勢熏天的女性則出席了大部分的宴遊活動。[86]此外，景龍宫廷創作又由另一位頗具權勢的宫廷女性上官婉兒擔任裁判。《新唐書·上官婉兒傳》載：
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87]
則景龍文館學士的設置本出自上官婉兒的建議。根據此條記載，中宗及其他皇室成員的詩作都由她捉刀代筆，那麽宫廷詩人們的所謂“應制”詩，實際上都是對她的詩作的酬和應答。再加上這些宫廷製作都由她評判優劣，宫廷詩人們不可避免地要追隨她的趣味。如《唐詩紀事》中一段著名的記載：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争。[88]
沈佺期、宋之問二詩均爲五言長律，“工力”應包括聲調之和諧，對偶之工整，及結構之精緻等。宋詩結尾二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方面巧妙地總結題目——“明月盡”結“晦日”，“夜珠”結“昆明池”，另一方面又以池中夜明珠的景象另開新面，引人回味。故“健舉”的評語似不當如有些學者解爲剛健挺拔，而是指立意之巧妙曲折，饒有餘味。
每逢佳節，學士們常被賜與一些小禮物，如元日的柏葉、人日的綵縷人勝、立春的剪綵花、寒食的帖綵球和鏤鷄子、上巳的細柳圈。這些小玩意和女性飾品很可能即由那幾位女性統治者頒賜，而宫廷詩人們則必須賦詩描繪這些禮物以表示他們的謝意。這一類詩往往寫得格外精巧尖新，如宋之問《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
金閣妝新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艶粉迴。今年春色早，應爲剪刀催。[89]
此詩作於景龍二年，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即立春，是爲早春。詩中描繪剪綵花，並處處傳達早春之意。首聯以精緻的對偶點題，“金閣”“瓊筵”表明“侍宴”，“新杏”“綺梅”暗示“剪綵花”。頷聯運用皇宫即天堂的傳統隱喻，寫剪綵花給宫中提早帶來的春意。頸聯借蜂蝶爲媒介，細緻描繪出剪綵花的香味、色彩及形狀，在人工藝術品的非真與逼真上做文章，描刻極爲尖新。尾聯再以一個巧妙的構思述早春之意：春天並非自然來臨，而是宫女們的剪刀將其催來。詩人既嫻於運用傳統隱喻，又靈活地自創新意，筆觸細膩尖巧，結構精密無隙，全詩亦宛如一枝小巧玲瓏的剪綵花。
即使是描寫御駕出遊的盛大場面，景龍宫廷詩人同樣刻意在構思之新巧和描繪之精細上下功夫。如沈佺期《興慶池侍宴應制》：
碧水澄潭映遠空，紫雲香駕御微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向浦回舟萍已緑，分林蔽殿槿初紅。古來徒羨河汾賞，今日宸遊聖藻雄。[90]
全詩扣緊隆慶池，在“映”字上巧做文章，將所有景物從池中倒影一一描繪出來：皇帝的車駕如同乘雲御風而至；城中宫殿與青天一起映入水中，宛如天宫般虚無縹緲；秦地山川盡納入池中，猶如鏡中明麗動人的影像；水面上實際的緑萍依附於虚幻的紅槿，舟船迴轉行駛於倒映的林殿之間。遠景大景、近景小景皆融會於一池之中，不再有差别，只令人處處感到詩人構思的精巧、刻畫的細微。如毛張健評此詩云：“非徒寫景韶麗，當玩其細膩入微處。”[91]再如蘇頲《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宫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徧承回輦處，飛花故落舞筵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哢聲聲入管弦。[92]
起句即在望春宫和望春尋春的遊覽活動之間巧做文章，“東望望春”四字似嫌拙直，但接以“春可憐”三字，便引出無限惜春情意；“更逢晴日”一接又展現出春日的嫵媚和生機，表明遊幸之由，二句繳足題面。中二聯分别渲染望春宫和春日。三、四句寫宫之高峻，“盡”字、“懸”字用得工切，極寫所見之廣及所臨之高。五、六句點綴春景，“徧”字、“故”字移情花草，立意尖新。七句頌美，爲應制詩中必有之義，而難得尾句以景收情，如同宋之問的“自有夜珠來”一樣結得巧妙曲折，不落窠臼。全詩結構之細密，立意用字之新巧，同樣令人贊嘆，正如徐增所評：“七言律，初唐最稱工麗。余於許公此作，贊嘆不絶，不以其詞之工麗，而以其用意之細也。”[93]
不過，總的看來，景龍宫廷詩人的作品巧聯多而完篇少。在他們衆多的律詩中，首聯和尾聯由於需要叙述遊宴場合、應制緣由及感恩之情，時常顯得平板乏味，重複雷同，但中間二聯却往往音調諧美、意象新巧、對偶精工、句法複雜、耐人尋味。如趙彦昭《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詩的頷聯：
花隨紅意發，葉就緑情新。[94]
二句間聲調和修辭的對仗皆工整完美。由於詩人别出心裁地用了“紅意”和“緑情”的新巧詞語和擬人化手法，紅花緑葉的簡單意思被加以複雜化。兩句詩通過對偶的張力，不僅描繪出一個富於色彩和活力的春天境界，而且還傳達出了詩人的歡快情緒。再如崔日用《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賜綵縷人勝應制》詩的頸聯：
曲池苔色冰前液，上苑梅香雪裏嬌。[95]
這一聯描繪了一幅春天與冬天交織的景象。初春淺色的青苔如同液體的隱喻十分新穎細巧：冬天的力量使得流水凝固成冰，春天的力量却使得固體的青苔流動，從而暗示了生命力在早春的萌發。
以上對於《文館記》的研究表明，景龍前後是唐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過渡時期。帝王的扶持提升了詩歌和詩人的地位，詩歌的普及化在此時進一步實現，律詩的定格和進士試詩的建立也可能發生於這一期間。在短短兩年多時間中，中宗和宫廷詩人們舉行了繁多的宫廷文學活動，創作了數百首詩篇。這些詩篇雖然缺乏真正的杰作，却仍然展示了一些獨特的風格和表現特徵，對於唐代文學發展具有一定的貢獻。
景龍學士中的年輕詩人張説後來給予他的同事們高度的評價：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綉，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96]
沈三[佺期]兄詩，直須還他第一。[97]
張説及其他一些年輕的景龍文館學士如蘇頲和徐堅，至盛唐初期尚活躍於詩壇。與他們景龍中的較年長同事一樣，他們佔據了朝廷高位，並熱心於扶持獎拔年輕詩人。研究者已經指出，許多著名的盛唐詩人，如張九齡（678—740）、賀知章（659—744）、王翰及王灣，皆得到張説的推獎。[98]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對於中國傳統詩歌的高潮——盛唐時期的到來，景龍宫廷詩人做了十分有益的鋪墊，並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1]本章曾以“A Study of the Jinglong wenguan ji”[《景龍文館記》研究]爲題，發表於Monumenta Serica 47（1999），209—236，與陶敏《〈景龍文館記〉考》（《文史》48期[1999]，頁221—236）同時發表。陶文側重於考述文館活動及其意義，拙文則除考述唱和活動外，還全面考輯分析原書所收詩文。
[2] 佚名，《紺珠集》（《四庫全書》本）引，卷7，頁17b。又見曾慥（？—1155）著，王汝涛等校注，《類説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卷6，頁185—186。
[3] 《新唐書》，卷202，頁5748。按《唐詩紀事》李適條（卷9，頁113、127）所記同；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者據《唐音癸籤》增加了韋安石的名字爲學士。王仲鏞考韋安石未爲學士，見其《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89），卷9，頁211。王説是。
[4] 《唐會要》，卷64，頁1114—1115。但《唐會要》誤以蘇頲和沈佺期爲學士。
[5] 王應麟（1223—1296）輯，《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57，頁36a。
[6] 杜審言卒於景龍二年十月，見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全唐文》，卷241，頁16a—18a。《新唐書·劉允濟傳》（卷202，頁5749）載：“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7] 《新唐書》，卷121，頁4330。
[8] 《舊唐書》，卷102，頁3165；《新唐書》，卷200，頁5687。
[9] 《新唐書》，卷99，頁3914。
[10] 《舊唐書·張説傳》（卷97，頁3051）載其於景龍中爲弘文館學士，但弘文館其時已改稱修文館，故當爲修文館學士。
[11] 《太平廣記》，卷271，頁2132。
[12] 《新唐書》，卷202，頁5748。
[13] 《唐會要》，卷64，頁1114—1115。
[14] 見《通鑑》，卷209，頁641。
[15] 《新唐書·武平一傳》，卷119，頁4295。
[16] 陶敏謂開元中所修《群書四部録》《古今書録》及《舊唐書·經籍志》皆未提及此書，推測此書成於開元中後期，此可備一説。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33。
[17] 《新唐書》，卷58，頁1485。
[18]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7，頁196—197。
[19] 《玉海》，卷57，頁36a。
[20] 陶敏據明楊慎《唐絶增奇》卷4引《景龍文館記》詩，推測此書或明末猶存（《景龍文館記》考，頁235），可參。
[21] 高木正一，《景龍の宫廷詩壇と七言律詩の形成》[景龍宫廷詩壇及七言律詩的形成]，《立命館文學》 224期（1964），頁45—81。
[22] 西村富美子，《初唐期の應制詩人》[初唐時期的應制詩人]，《四天王寺女子大學紀要》9期（1976），頁119—139。
[23] 此三則爲薦福寺、臨渭亭及新豐温泉宫。
[24] 此二則爲訪長寧公主宅及蕭至忠宅。
[25] 安東俊六，《景龍宫廷文學の創作基盤》[景龍宫廷文學的創作基礎]，《中國文學論集》3期（1972），頁13—24。
[26] 劉餗，《隋唐嘉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卷下，頁41—42。
[27]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頁45。
[28] 孟棨，《本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25。
[29] 《舊唐書》，卷7，頁147、149。
[30] 《太平廣記》，卷271，頁2132。
[31] 李昉（925—996）等撰，《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934，頁8b，卷947，頁6b，卷957，頁10b，卷967，頁11b。
[32] 吴淑（947—1002），《事類賦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4，頁67，卷15，頁307。
[33] 蘇易簡，《文房四譜》（《叢書集成初編》本），卷1，頁3。
[34] 《紺珠集》，卷7，頁17a—21b。
[35] 宋敏求（1019—1079），《長安志》，收《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12，頁142，卷10，頁130。
[36] 《通鑑》，卷209，頁6624、6631、6632—6633、6641。
[37] 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通鑑》注引，卷209，頁6629、6638、6641，卷209，頁6642。
[38] 《類説》，卷6，頁185—188。
[39] 姚寬（1105—1162），《西溪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上，頁33—34。
[40] 吴曾，《能改齋漫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6，頁141。
[41] 《白孔六帖》（《四庫全書》本），卷11，頁8a—9a，卷36，頁31a，卷38，頁6b，卷99，頁9a。
[42] 任淵（1131進士），《山谷内集詩注》（《四庫全書》本），卷13，頁18b。
[43] 程大昌（1123—1195），《考古篇》（《叢書集成初編》本），卷9，頁68。
[44] 程大昌，《演繁露》（《四庫全書》本），卷3，頁13b。
[45] 佚名，《錦綉萬花谷》（《四庫全書》本），前集卷4，頁70—71、80，後集卷29，頁708，後集卷37，頁755。
[46]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四庫全書》本），别集卷3，頁16a。
[47] 黄希、黄鶴，《補注杜詩》（《四庫全書》本），卷4，頁26a。
[48] 李壁（1159—1222），《王荆公詩注》（《四庫全書》本），卷39，頁8b。
[49] 潘自牧，《記纂淵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78，頁16b，卷89，頁11b，卷92，頁23b，卷93，頁23b。
[50] 陳景沂，《全芳備祖集》（《四庫全書》本），前集卷15，頁1b，後集卷9，頁2a。
[51] 高似孫（？—1231），《緯略》（《叢書集成初編》本），卷11，頁179。
[52]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四庫全書》本），别集卷31，頁1b。
[53] 《玉海》，卷57，頁43a—43b，卷105，頁17a—18a，卷108，頁8b—9a，卷159，頁46a—46b，卷165，頁20a—20b。《玉海》另記1則文館活動，但注明所引爲《新唐書·武平一傳》，非《文館記》，見卷159，頁33b—34a。
[54] 駱天驤（1223？—1300？），《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3，頁84—85、96。
[55] 陶宗儀（1316—1403）編，張宗祥校，《説郛》100卷，收《説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77，頁12a。
[56] 陶宗儀編，陶珽（1610進士）重編，《説郛》120卷，收《説郛三種》（以下簡稱《重輯説郛》，頁46.1a—3b。
[57] 明清時著作亦多有援引《文館記》者，但未見新增事件，故不一一枚舉。
[58] 蒲積中编，徐敏霞校点，《古今歲時雜詠》（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59] 詳見本書下編《景龍文館記》輯校。《唐詩紀事》“杜審言”條（卷6，頁79）載：“審言卒，李嶠以下請加命，時武平一爲表云：‘審言譽鬱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榮粉署，擢秀蘭臺。往以微瑕，久從遠謫。陛下膺圖玉扆，下制金門，收賈誼於長沙，返蔡邕於左校。審言獲登文館，預奉屬車，未獻長卿之辭，遽啓元瑜之悼。臣等積薪增愧，焚芝盈感，伏乞恩加朱紱，寵及幽泉，假飾終之儀，興哀榮之典，庶弊帷莫棄，墜履無遺。’乃贈著作郎。制曰：‘漢覃恩祐，方慶於同時；漳溥GFDA1屙，忽歸於厚夜。蒿里修文之地，永閟音徽；蓬山著作之曹，宜加寵數。’”另同書“崔日用”條（卷10，頁133）、“閻朝隱”條（卷11，頁156—157）在叙述其生平事蹟時，亦引及授官制書。陶敏由此推論《文館記》應收有學士授官、贈官制詞及他人爲學士請求褒贈的表章（《〈景龍文館記〉考》，頁228）。但據《紀事》引文，應該是在學士傳記中叙述生平事蹟時隨處引及有關制詞表章，陶説恐未確。另陶敏謂《紀事》所記諸學士生平佚事亦應皆出《文館記》，但據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所考，諸學士生平佚聞實雜抄諸史傳筆記。雖然這些史傳筆記的記載可能採自《景龍文館記》，但如無確切證據，亦難以落實。
[60] 參陶敏《〈景龍文館記〉考》，頁225。
[61] 胡震亨，《唐音癸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27，頁281。
[62] 《新唐書》，卷47，頁1209。
[63] 《新唐書》，卷47，頁1209。
[64] 《新唐書》，卷202，頁5748。《紀事》（卷9，頁114）全文轉録此段。陶敏謂《新唐書》此段本於《文館記》，見其《〈景龍文館記〉考》，頁223。但作爲文館學士之一的武平一不可能自述“皆狎猥佻佞”云云，故此段當係《新唐書》編者在《文館記》的基礎上加以概括評價。
[65] 張説，《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全唐文》，卷225，頁18。
[66] 《通鑑》，卷209，頁6622。
[67] 參拙文《進士試詩與律詩定格》，《文學研究》 2輯（1992），頁114—120；及本書中編第二章。
[68] 見唐中宗《九日登高詩序》（《全唐文》，卷17，頁21a—21b）；《唐詩紀事》，卷9，頁114。參安東俊六，《景龍宫廷文學の創作基礎》，頁23—24。
[69] 參本書中編第二章。
[70] 見高木正一《景龍の宫廷詩壇と七言律詩の形成》，頁80。高木氏對景龍詩人的七言律詩做了一個聲律分析，其結論是大約百分之七十的詩篇完全合律。我的統計結果略高一些。
[71] 《通鑑》，卷209，頁6633。
[72] 《本事詩》，頁25b—26a。
[73] 《新唐書》，卷119，頁4295。
[74] 見《紺珠集》，卷7，頁21；《類説》，卷6，頁187；《説郛》，卷77，頁12a。
[75] 《大唐新語》，卷3，頁45。
[76] 《新唐書》，卷121，頁4330。
[77] 崔湜，《幸白鹿觀應制》，《全唐詩》，卷54，頁662—663。
[78] 趙彦昭，《侍宴桃花園詠桃花》，《全唐詩》，卷103，頁1090。
[79] 《重輯説郛》，卷46，頁1a。
[80] 《重輯説郛》，卷46，頁2b。
[81] 《紺珠集》，卷7，頁18b。
[82] 《全唐詩》，卷890，頁10049。
[83] 《本事詩》，頁26。
[84] 《全唐詩》，卷869，頁9849。
[85] 《本事詩》，頁25b—26a。
[86] 如邵昇《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全唐詩》，卷69，頁774）云：“二聖忽從鸞殿幸，雙仙正下鳳樓迎。”“二聖”謂中宗和韋后，“雙仙”謂太平公主及駙馬。再如張説《東山記》（《全唐文》，卷226，頁1a）云：“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宫嬪邦媛，歌焉和焉。”
[87] 《新唐書》，卷76，頁3488。
[88] 《唐詩紀事》，卷3，頁28。
[89] 《全唐詩》，卷52，頁631。
[90] 《全唐詩》，卷96，頁1042。
[91] 毛張健，《唐體餘編》（清康熙刻本），卷1，頁2a。
[92] 《全唐詩》，卷73，頁804。
[93] 徐增，《而庵説唐詩》（崇德堂書坊刻本），卷16，頁4a。
[94] 《全唐詩》，卷103，頁1087。
[95] 《全唐詩》，卷46，頁559。
[96] 《大唐新語》，卷8，頁130。
[97] 《隋唐嘉話》，卷2，頁24。
[98] 參陳祖言《張説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前言”，頁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