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考論
一 《翰林學士集》與太宗朝宫廷詩人群[1]
日本尾張國眞福寺存唐寫卷子本《翰林學士集》一卷，[2]共收唐太宗君臣唱和詩五十一首並序一首，分屬十三題。其中收許敬宗（592—672）詩十三首並序一首，唐太宗詩九首，上官儀（607？—664）詩六首，長孫無忌（？—659）詩四首，楊師道（？—647）、褚遂良（596—658）詩各三首，劉子翼（？—650？）詩二首，岑文本（595—645）、劉洎（？—645）、朱子奢（？—641）、于志寧（588—665）、沈叔安、張文琮、鄭元璹、張後胤、陸搢、高士廉（576？—647）、鄭仁軌詩各一首。按唐翰林院始建於唐玄宗開元初，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供奉；至開元二十六年（738），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太宗時尚無這一官職，[3]故日本學者早已指出此集標題當係後人妄加。關於此集的實際結集情況，學者們有種種推測。服部宇之吉另擬其題爲《貞觀中君臣唱和詩集》；福本雅一提出《弘文館學士詩集》或《唐太宗御製及應詔詩集》之稱；陳伯海推測可能爲許敬宗後人據其示意所編唱和總集，或其所編大型總集、類書之一的殘卷；森立之疑爲許敬宗所撰，陳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爲許敬宗别集殘卷，理由爲集中收許詩最多，每題皆有其作品，且目録亦以其詩列目。[4]按傳世《翰林學士集》中，《奉陪皇太子釋奠》爲應令，《四言曲池酺飲座銘》爲朝士唱和，[5]且集中收詩作者多有非弘文館學士者，故服部宇之吉和福本雅一的擬題皆未當。許敬宗所編總集、類書雖多已佚，但從現存《文館詞林》殘卷看，這些書分類甚細，不可能如今本《翰林學士集》將各種題材的詩彙集於一卷，則此集本爲總集或類書的説法亦未確。故當以森立之、陳尚君説爲上。
但從另一方面看，《翰林學士集》雖原非總集，其現存作品却皆爲貞觀中君臣遊宴唱和的詩篇，從實質上看可以説是一種特殊性質的集會總集。本章即擬以此集爲基礎，考述貞觀宫廷詩人群聚會唱和的詳細過程，强調這一詩人群作爲唐初詩歌發展主流的實際情況，並分析其創作特色及其對唐詩發展的影響。
（一）貞觀宫廷詩人群唱和活動考述
武德中（618—626）李世民爲秦王時，忙於戡定内外之亂。其雖於武德四年（621）開文學館延納十八學士，[6]但所注重者在王佐之才和實用之文，如薛收（592—624）“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7]李世民深器重之；[8]詩歌唱和活動則甚少見。[9]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成爲太子，掌握朝政。八月登基，九月即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並置弘文館，設學士，開始其偃武修文、倡導文學之活動。太宗朝宫廷詩人群，即自是年開始形成。
《翰林学士集》中所收作者皆署以現任官爵名稱，此極有利於考證其唱和時間。以此集爲基礎，本章進一步廣引文獻，將太宗朝宫廷詩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學活動逐一考證，起於武德九年九月，終於貞觀二十三年五月，編年如下表。
表一 太宗朝宫廷詩人群文學活動及唱和作品編年表[10]
注：② 葉廷珪編，李之亮校點，《海録碎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載：“貞觀初，褚亮檢校修文館務，學士號爲館主。館中有四部書。”修文館當爲弘文館之誤，太宗時無修文館。另《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載：“（武德九年）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爲館主。”褚遂良是年未爲學士，當爲褚亮之誤。
③ 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云：“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爲一卷。”參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354。其具體時間不可確考，然當在褚亮任弘文館主時。
④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於杜淹名下收此詩，題爲《詠寒食鬭鷄應秦王教》。按《大唐新語》載：“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巂。太宗勘内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鷄以致意焉。其詩曰：……”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191，頁6012—6014；以下簡稱《通鑑》）載：“（武德九年六月）立世民爲太子。……召王珪、韋挺於雟州，皆以爲御史大夫。”杜淹當與王、韋同時召入。此詩詠寒食事，當作於貞觀元年三月。《全唐詩》擬題誤，當以《詠寒食鬭鷄應制》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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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陳尚君編，《全唐詩續拾》，收《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按太宗詩云：“項棄范增善，紂妒比干才。嗟此二賢没，余喜得卿來。”《舊唐書·李百藥傳》（卷72，頁2572）載：“（武德中），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觀上引詩意，當作於百藥初召歸時。
② 《舊唐書·袁朗傳》（卷190上，頁4984）載：“貞觀初卒，太宗爲之廢朝一日。”則太宗與之唱和約在是年前後。
③ 《全唐詩》於此詩題下引《兩京記》云：“貞觀五年，太宗破突厥，宴突利可汗於兩儀殿，賦七言詩柏梁體。”按《通鑑》載，貞觀四年二月，破突厥；“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上戒之曰……”《兩京記》之“五年”當爲“四年”之誤。
④ 《唐會要》“慶善樂”條載：“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慶善宫，宴群臣於渭濱，其宫即太宗降誕之所。上賦詩十韻云：……於是起居郎吕才播之樂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爲《九功》之舞。”但同書“行幸”條卻載：“其年（貞觀六年）七月幸慶善宫賦詩。”按上官儀《奉和過舊宅應制》云：“石關清晚夏，璇輿御早秋。”則當以七月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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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唐會要》載：“（貞觀）七年正月七日，上製《破陣樂》舞圖。……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製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通鑑》載：貞觀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七品以上及州牧、蠻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②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卷65，頁2448）載：貞觀七年，“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
③ 按《舊唐書》（卷3，頁43）載：貞觀八年二月，“丙午，賜天下大酺三日”。《翰林學士集》中，許敬宗此詩署著作郎，考《唐會要》（卷64，頁1114，卷63，頁1091），許敬宗貞觀元年已爲著作郎，十年一月已爲中書舍人；又張後胤署燕王友，陸搢署越王文學，考《舊唐書》（卷2，頁33，卷3，頁46），貞觀二年一月，衛王泰爲越王，楚王佑爲燕王；十年一月，越王爲魏王，燕王爲齊王，則諸人官銜與貞觀八年日期相合。
④ 《大唐新語》載：“李義府僑居於蜀……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枝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舊唐書》本傳載：“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黄門侍郎劉洎、侍書御史馬周皆稱賞之，尋除監察御史。”李世民、杜正倫、李義府三詩皆詠巢烏事，二李詩又同用齊韻，當爲同時唱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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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吴競《貞觀政要》（《四部叢刊》本）載：“貞觀九年，蕭瑀爲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賜詩曰：……”
② 《舊唐書·陳叔達傳》（卷61，頁2363）稱其貞觀九年卒，故二詩當做於是年前。
③ 《通鑑》載：貞觀十年二月，“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别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④ 劉餗《隋唐嘉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載：“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詢應聲云：……太宗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據此，諸詩當作於是年七月長孫皇后卒前。
⑤ 《翰林學士集》署“中書舍人臣許敬宗”。《舊唐書·許敬宗傳》（卷82，頁2761）載：“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唐會要》（卷63，頁1091）有貞觀十年一月中書舍人許敬宗。則許任中書舍人當在九至十年間。
⑥ 《大唐新語》載：“太宗在洛陽，宴群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魏徵賦《西漢》曰：……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通鑑》載：貞觀十一年三月，“上幸洛陽宫西苑，泛積翠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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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御史韋大夫”當爲韋挺。《舊唐書·韋挺傳》（卷77，頁2669）載：“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黄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按舊傳此處有誤。同書《杜正倫傳》（卷70，頁2542）載貞觀六年御史大夫韋挺，《太宗紀》（卷3，頁43）載貞觀八年正月御史大夫韋挺，《王珪傳》（卷70，頁2529）載貞觀十一年黄門侍郎韋挺，則韋挺任御史大夫在黄門侍郎前，約在六年至十一年間。
② 《唐會要》載：“[貞觀十二年二月]，十日，幸蒲州。”《新唐書·地理志》（卷39，頁999）：“河中府河東郡，本蒲州。”
③ 《舊唐書》載：貞觀十二年，“夏五月壬申，銀青光禄大夫、永興縣公虞世南卒。”李泰於十年一月自越王改魏王，已見前考。
④ 《大唐新語》載：“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艶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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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新唐書》載：“其後因内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其時不可考，當在虞世南卒前。長孫無忌《新曲二首》失調名，或即此次奉詔所作之《傾盃曲》歌詞。按《隋書·音樂志》（卷15，頁359）、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全唐文》，卷152，頁9a）皆謂《傾盃曲》詞爲六言，但敦煌《雲謡集雜曲子》載《傾杯樂》歌辭二首，皆爲雜言（見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頁242、479），且體式各不相同；另伯3808收《傾杯樂》譜，有急、慢曲子之分，知此調本有多體。則長孫所作，容與舊體不同，故名之曰“新曲”。
② 《通鑑》（卷195，頁6144）載，貞觀十三年正月，“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卒”。
③ 《大唐新語》載：“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頁1445），李襲譽任揚州長史在貞觀八年至十三年間。
④ 《唐會要》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嘗謂朝臣曰：‘……我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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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全唐詩》（卷33，頁455—456）收陸敬詩4首，名下注云一作凌敬。當以凌敬爲是，參陳尚君撰“凌敬”條，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672。
② 許敬宗《奉和入潼關》詩云：“是節歲窮紀，關樹蕩凉颸。仙露含靈掌，瑞鼎照川湄。沖襟賞臨睨，高詠入京畿。”《舊唐書》載：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壬申，還京師。……十二月戊子朔，至自洛陽宫”。按貞觀中太宗雖曾數次幸洛陽宫，但唯此次於年底還京。
③ 《舊唐書·褚遂良傳》（卷80，頁2729）載：“貞觀十年，自秘書郎遷起居郎。”《唐會要》（卷36，頁656）貞觀十五年十月有“起居舍人褚遂良”。《通鑑》（卷196，頁6174）貞觀十六年一月有“諫議大夫褚遂良”。則褚任起居郎在十年至十五年間。
④ 按《翰林學士集》此詩楊師道署“中書令”，考《舊唐書》（卷3，頁50）載：貞觀十三年十一月，“侍中、安德郡公楊師道爲中書令”。又《舊唐書·朱子奢傳》（卷189上，頁4948）載：“[貞觀]十五年卒。”此組詩稱早秋，當作於上年或是年七月。
⑤ 《舊唐書·劉孝孫傳》載：“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知劉約卒於十五年，書約編於六年至是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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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按三組詩皆有劉孝孫參與，約在是年前。
② 《大唐新語》載：“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舊唐書》本傳載：“[貞觀]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從十一年下推數年，其致仕約在是年前後。
③ 《舊唐書》載：貞觀十六年，“冬十一月丙辰，狩於岐山。……丁卯，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宫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老人等遞起爲舞，争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庚午，至自岐州”。《重幸武功》詩云：“白水巡前跡，丹陵幸故宫。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與舊紀所載合。
④ 按林寶《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5，頁635）稱凌敬爲魏王文學，似當爲其終官。《通鑑》（卷197，頁6198）載：貞觀十七年四月，魏王李泰獲罪，“泰府僚屬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此組詩賦七夕，約當作於是年前。
⑤ 《舊唐書》（卷3，頁55）載，貞觀十七年正月，“太子太師魏徵卒”。褚亮《聖製故司空魏徵輓歌詞表》（《全唐文》，卷147，頁1a）云：“伏見聖製故司空鄭國公輓歌詞十首……”
⑥ 按此組詩有魏徵參與，當作於是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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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舊唐書·謝偃傳》載：“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宫，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爲湘潭令，卒。”《塵賦》題下原注云：“應魏王教。”其《樂府新歌應教》，當與魏王唱和之作。另《踏歌詞三首》，風調相近，似當亦王府中作。
② 按《翰林學士集》許敬宗署“給事中”，考《唐會要》（卷63，頁1092）載：“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録各二十卷。”《舊唐書·許敬宗傳》（卷82，頁2761）載：“十年……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録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春宫，遷太子右庶子。”則其任給事中在十一年至十七年間。
③ 《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岑詩或於此時奉詔作。
④ 按新、舊《唐書·楊師道傳》（卷100，頁3927，卷62，頁2383），師道封安德郡公；《通鑑》（卷197，頁6213、6216、6219）載：貞觀十八年十月，太宗幸洛陽；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四月，岑文本卒。此組詩寫春景，且有岑文本參與，當作於是年春前。
⑤ 按三詩皆詠燭花，當爲同時唱和之作。《舊唐書·褚亮傳》（卷72，頁2582）載：“[貞觀]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户。後致仕歸於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黄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兹遐伐，君已懸車。’”則太宗伐遼前褚亮已致仕。其與太宗唱和，應在致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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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楊師道詩云：“龍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高士廉詩云：“觀兵遼碣上，停驂渤澥傍。”則此組詩當作於是年征遼時。但據《通鑑》（卷197，頁6217—6219），唐師於三月九日丁丑抵定州，留高士廉、劉洎等輔太子鎮定州；二十四日壬辰發定州；四月，車駕抵幽州，岑文本卒。此組詩有高士廉、劉洎、岑文本參與，且寫春景，當作於離定州前。定州未濱海，但太宗駐蹕於此十五日，其間或曾行幸滄洲一帶觀海。
② 《通鑑》（卷197，頁6219—6220）載：貞觀十九年四月，“丁巳，車駕至北平”。《考異》云：“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爲北平郡。”
③ 《大唐新語》載：“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舊唐書》載：貞觀十九年，“六月丙辰，師至安市城。……李勣率兵奮擊，上自高峰引軍臨之，高麗大潰，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又見《唐會要》，卷27，頁514。
④ 此組詩題云“山夜臨秋”，詩中又多寫初秋之景，如太宗詩云：“早花初密菊，晚葉未疏林。”當作於初秋七月。
⑤ 《遼城望月》詩云：“隔樹花如綴，魄滿桂枝圓。”當做於本年中秋。
⑥ 計有功，《唐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薛元超”條載：“高宗爲太子也，元超爲舍人。太宗親征時，元超、韓王元嘉同太子監守，賦《違戀》詩。”《舊唐書》載，三月，太子留守定州；“冬十月丙辰，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則唱和詩當作於三月至九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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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全唐詩續拾》（卷2，頁662）録《五言悼姜確》，前八句與《傷遼東戰亡》同。
② 《通鑑》載：貞觀十九年九月，詔班師，十月，“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師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詩亦當同時作。
③ 許敬宗《序》云：“皇帝廓清遼海，息駕中山。”太宗詩云：“驅馬出遼陽，萬里轉旗常。”知作於返師時。《通鑑》（卷198，頁6231）載：貞觀十九年十一月，“丙戌，車駕至定州”。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漢時爲中山郡。
④ 《通鑑》（卷198，頁6232）載：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戊申，至并州”。
⑤ 太宗此詩云：“未佩蘭猶小，無絲柳尚新。”此寫初春景象。《通鑑》（卷198，頁6234）載：貞觀二十年二月，“乙未，上發并州”。
⑥ 封演《封氏聞見記》（《叢書集成初編》本）載：“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艶，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傚，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按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頁29）據《舊唐書·張昌齡傳》載其登第，列其於是年第，而以王師旦黜落之事爲非。岑仲勉則謂張昌齡登第事無確證（《登科記考訂補》，《登科記考》附録，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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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通鑑》載：貞觀二十年，“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② 《全唐詩》收太宗此詩，題下注云：“義寧元年[617]，擊舉於扶風，敗之。”《新唐書·太宗紀》（卷2，頁24—25）載：“義寧元年……薛舉攻扶風，太宗擊敗之，斬首萬餘級，遂略地至隴右。”此組詩有楊師道參與，其官職署爲“太常卿”，考《通鑑》（卷198，頁6231）載：貞觀十九年十一月，“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舊唐書》本傳載：“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則其任太常卿當在二十至二十一年間。又其詩有云：“六轡乘秋景，三驅被廣壥。凝笳入曉囀，析羽雜風懸。塞雲銜落日，關城帶斷烟。”此狀秋日及塞外之景，似當做於是年秋太宗幸靈州途中。又據《通鑑》（卷198，頁6238—6239）載，唐師去時沿涇陽、雲陽一線，未經扶風；經扶風賦詩事或在歸途。
③ 按《執契静三邊》雖爲樂府題，但二詩多有實寫之處，如太宗詩云：“循躬思勵己，撫俗愧時康。”似當作於征遼或幸靈州實際赴邊時。
④ 按《翰林學士集》二組詩於許敬宗名下皆署“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庶子高陽縣開國男弘文館學士”，《舊唐書》（卷82，頁2762）本傳載：“[貞觀]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又《翰林學士集》收其《奉陪皇太子釋奠詩一首應令》，其官銜署爲“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館學士高陽縣開國男”，其事在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參下條考），則其年二月敬宗已加中書侍郎。賦《延慶殿》及《詠棋》詩時，已加銀青光禄大夫而未加中書侍郎，則其時當在是年正月。
⑤ 《唐會要》載：“（貞觀）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按太宗及太子二十年三月始還京，據《舊唐書》（卷3，頁59），太子釋奠事在二十一年二月。
續表
注：① 《通鑑》載：貞觀二十一年，“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宫爲翠微宫”；“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宫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七月……庚戌，車駕還宫”。太宗於二十三年四月曾再幸翠微宫，但卒於其年五月（《通鑑》，卷199，頁9266—9267）。其翠微宫詩寫秋日，當作於二十一年七月。《舊唐書·張昌齡傳》載：“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悦，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賢，宜追鑑前軌，以副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② 《舊唐書·楊師道傳》載：“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二十一年卒。”李百藥《寄楊公》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虚館待時英。”所寫情況與楊師道合，楊公當爲楊師道。
③ 許敬宗《謝皇太子玉華山宫銘賦啓》（《全唐文》，卷152，頁8a—8b）云：“臣敬宗、[張]行成、[高]季甫等啓：昨晚内坊丞王君德奉宣令，賚臣等玉華山宫銘賦二本。”今僅存《銘》。《通鑑》（卷198，頁6253）載：貞觀二十二年二月，“上營玉華宫，務令儉約。……乙亥，上行幸玉華宫。”
④ 《舊唐書》（卷3，頁61）載，貞觀二十二年，“秋七月癸朔，司空、梁國公房玄齡薨。”太宗二詩當作於此前，具體時間無考。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全唐文》，卷152，頁8a—9a）云：“少傅玄齡奉宣令旨，垂使撰《恩光曲詞》，六言四章，章八韻。”亦應作於本年七月前，詞今佚。
續表
注：① 許敬宗於上年二月加侍郎，見上年考。李百藥卒是年，見下條考。
② 《大唐新語》載：“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李百藥]和作，嘆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按《舊唐書·李百藥傳》（卷72，頁2577）載：“（貞觀）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則詠帝京事在是年前，具體時間無考。
③ 《舊唐書》（卷3，頁62）載：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諸詩寫秋冬之景，當作於是年前，具體時間無考。
④ 按《翰林學士集》許敬宗署“中書侍郎”，許於貞觀二十一年始任中書侍郎，見其年考；太宗於是年五月崩，故此二組詩當作於此期間。
⑤ 許敬宗《爲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箋》云：“無忌惶恐白：内使滎陽夫人至，蒙寄《嘆别》五韻，並垂示《擬古》一首。”
⑥ 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四部叢刊》本）載：“《兔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李惲於貞觀十年封蔣王。是書久佚，敦煌遺書存殘卷數種，見伯2573、斯614、伯1086、斯1722；其中“治”字不諱，知寫於太宗時。詳參胡道静《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87—90。
續表
注：① 諸詩賦未能編年，僅知作於貞觀中。太宗詠雨詩有二首，未知何首與敬宗唱和，故皆繫於此。
② 從諸詩題之“賦得”“探得”等，知爲唱和之作。
綜合表一所考，共得太宗君臣唱和詩二百一十四首又二斷句，文賦十三首。預唱詩人四十五人，依次爲：杜淹、李世民、袁朗、李神通、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許敬宗、上官儀、杜正倫、楊師道、李義府、鄭元璹、于志寧、沈叔安、張後胤、張文琮、陸搢、陳叔達、李百藥、朱子奢、歐陽詢、魏徵、褚亮、虞世南、蕭德言、王珪、劉孝孫、凌敬、令狐德棻、封行高、趙中虚、楊濬、謝偃、何仲宣、岑文本、顔師古、劉洎、楊續、高士廉、褚遂良、鄭仁軌、李元嘉、薛元超、劉子翼。
從表一中，我們還可總結出幾個事實。其一，貞觀中宫廷詩人極少有外貶之事，僅許敬宗於贞观十年短暫貶洪州，及十七年魏王府僚屬被斥。故相對來説，貞觀宫廷詩人群的構成相當穩定，此與貞觀朝政清平、太宗愛護文學之士相關。
其二，太宗朝宫廷詩人聚會有三種埸合：宫廷，太子和諸王府，以及朝臣之間。其中尤以宫廷唱和最爲重要，核心人物爲李世民。諸王府以魏王李泰文學府爲興盛一時，不但府中僚屬唱和，虞世南、褚亮等宫廷詩人亦參與。朝臣之間唱和詩篇則遠未如初唐後期至盛唐以後繁盛，主要集中於楊師道、于志寧二位公卿大臣家中園林。
其三，貞觀中，不論前期或後期，太宗君臣皆撰有詠物宴遊、憶舊言志詩，而其征邊詩則皆作於貞觀末伐高麗及幸靈州時（樂府邊塞詩撰寫時間及是否唱和之作，尚難考定，故未編年）。有的學者謂太宗君臣於貞觀前期多作述懷言志、軍旅邊塞詩，後期多作詠物宴遊詩，[11]其説未確。
其四，太宗朝宫廷詩人群中，今存預唱二首詩以上者共有二十二人。其中若不計李世民，北人爲十人，南人爲十一人，人數大致相當。北人十人情況略如表二：
表二 太宗朝北方籍宫廷詩人表
注：② 《舊唐書》，卷62，頁2381。
③ 《舊唐書》，卷80，頁2743；《新唐書》，卷105，頁4035。按上官儀家自其父時移居江都（今江蘇揚州），故從家族傳習看，其受北方影響，但從童年生長環境看，其又受南方影響。
④ 《舊唐書》，卷72，頁2571；《新唐書》，卷102，頁3973。
續表
注：① 《舊唐書》，卷65，頁2446。
② 《舊唐書》，卷190上，頁4989；《新唐書》，卷201，頁5730。
③ 《舊唐書》，卷70，頁2527。按王珪曾祖奔梁，祖亦仕梁，至其父又仕北齊。
④ 《舊唐書》，卷70，頁2541；《新唐書》，卷106，頁4037。
⑤ 《元和姓纂》，卷5，頁635。
⑥ 《舊唐書》，卷78，頁2693；《新唐書》，卷104，頁4003。
⑦ 《新唐書》，卷72中，頁2658。按魏徵屬籍各書所載不同，此採《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説。
南人十一人情況略如表三：
表三 太宗朝南方籍宫廷詩人表
注：⑧ 《舊唐書》，卷82，頁2761；《新唐書》，卷223上，頁6335。
⑨ 《舊唐書》，卷72，頁2565；《新唐書》，卷102，頁3969。
⑩ 《舊唐書》，卷72，頁2578；《新唐書》，卷102，頁3975。
《舊唐書》，卷70，頁2535；《新唐書》，卷102，頁3965。按岑文本原爲鄧州棘陽（河南南陽）人，其祖仕後梁，遂徙家江陵。
《舊唐書》，卷80，頁2729；《新唐書》，卷105，頁4024。
① 《舊唐書》，卷72，頁2583；《新唐書》，卷102，頁3977。
② 《舊唐書》，卷74，頁2607；《新唐書》，卷99，頁3917。
③ 《舊唐書》，卷87，頁2846；《新唐書》，卷117，頁4250。
④ 《舊唐書》，卷189上，頁4947；《新唐書》，卷198，頁5645。
⑤ 《元和姓纂》，卷7，頁1133。
⑥ 《舊唐書》，卷189上，頁4948；《新唐書》，卷198，頁5647。
有的學者認爲太宗朝關隴文化佔主導地位，稱貞觀宫廷詩人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關隴地區，總體詩風趨向北方化。[12]有的學者則提出相反意見，謂貞觀時影響宫廷士風、詩風的皆爲江南士族子弟，故其時齊梁詩風佔上風。[13]此二説皆不符合貞觀宫廷詩人群的實際情況，失之於未作具體可靠的統計。從表二、表三可知，北人中關隴人僅佔二名，南人人數、詩篇亦僅比北人略多一些，故太宗對南北文人實際上應是共同看重的。再如下引諸例：
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太宗舉哀於别次，哭之甚慟。……太宗手敕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也。……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14]
[楊師道]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制，必吟諷嗟賞之。[15]
太宗常制《帝京篇》，令其[李百藥]和作，嘆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16]
太宗聞其[上官儀]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17]
另許敬宗應制詩篇居貞觀宫廷詩人之首，可見太宗對其之賞重。以上李、楊爲北人，虞、許爲南人，上官可謂介於南北之間。五人爲貞觀朝最重要之宫廷詩人，所存宫廷唱和詩亦最多。由此可見太宗於南北初無軒輊，只是由於南朝遺習，唐初南人文學根基仍較厚，故貞觀中召入弘文館供職者，南人終較北人爲多。至於貞觀宫廷詩歌趨於北風抑或南風，詳見下節所析。
（二）貞觀宫廷詩風分析
前考貞觀君臣唱和詩二百一十二首，可依題材和風格大致分爲四大類：（1）懷舊，征邊；（2）述志，詠史，贈答；（3）朝會，宴遊，詠物；（4）歌辭。懷舊詩皆以太宗回憶開國前往事爲首唱，[18]群臣和之，頗具剛健氣骨。征邊詩主要作於貞觀末伐遼及幸邊時，多寫邊塞實際風物，境界較開闊。述志、詠史、贈答詩多述及政治及人物品德，風格典雅。朝會、宴遊、詠物詩善於寫景狀物，講究藻飾。歌辭則寫得流麗輕艶。本節即擬逐一分析此四類詩之特色及風格。
懷舊類詩主要可分爲三組（題）。其一爲貞觀六年及十六年太宗幸武功訪其舊宅時分别撰寫，有許敬宗、上官儀和作。其二爲《題河中府逍遥樓》，乃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時所作，當時可能有朝臣和作，今僅存太宗“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二句。其三爲貞觀二十年太宗幸靈州經扶風破薛舉戰地時君臣六人唱和組詩。[19]諸組詩中以太宗《過舊宅二首》之一最值得注意（以“-”代表平聲，“+”代表仄聲）：
起聯叙事，點“過”——巡幸之意，“翠輦”“鳴笳”不無自豪地表明詩人此時之帝王身份。中二聯寫“舊宅”之景，“園荒”“苔古”“前池”“昔樹”四組意象渲染時過境遷、物象常新之景象，而濃厚的懷舊之情自然寄寓其中。尾聯抒情，“四海爲家”四字，藴含南北征戰、一統天下的艱辛與壯烈，而“一朝”“此地”與“四海”相連，正如同杜甫之“一去紫臺連朔漠”，[20]將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貫通，給人以混茫的歷史感。此篇雖歷來爲評論家所賞重，但一般僅拈出結尾二句稱其“帝王氣象”。[21]實際上此詩除尾聯情感真率、氣骨端翔外，全篇結構渾成，叙事、寫景、抒情一氣而下，緊湊明晰。中二聯對偶工致自然，寫景省潔渾整，且景中含情，耐人尋味。又此詩聲調，當句及當聯之内平仄對偶皆和諧，唯聯間全用對式律，未用粘合律，爲律詩定格前新體詩之一格。則此詩風骨已備，聲律亦近，實爲唐初詩中上乘之作。
《經破薛舉戰地》組詩，亦以太宗所作爲冠：
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横雲裂。一揮氛沴静，再舉鯨鯢滅。於兹俯舊原，屬目駐華軒。沈沙無故跡，滅竈有殘痕。浪霞穿水浄，峰霧抱蓮昏。世途極流易，人事殊今昔。長想眺前蹤，撫躬聊自適。
此詩爲古體，全篇凡三换韻。首十句憶昔，用短促的入聲“屑”韻，加上豪快的語勢節奏，急促明捷，勢如破竹；“移鋒”以下六句，尤爲痛快淋漓，詩人當年指揮千軍萬馬之雄姿，歷歷如現眼前。又薛舉之“薛”，亦屬“屑”韻，此十句讀之如聞“破薛”二字，貫串行間。中六句撫今，改爲悠揚的平聲“元”韻，歷史戰争的烟雲已逝，沙沉水浄，舒緩平展，而又殘跡難滅，一波三折。結四句感懷，再改爲急促的入聲“昔”韻，人事滄桑、流變迅急之感溢於言表。與前詩相比，此篇雄渾勁健之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唯詩中律句過多，有妨古樸之格，結句亦嫌稍弱。諸朝臣和作，不但内容上模仿太宗原唱，風格上亦極力追摹，但所寫畢竟非其親歷之事，故顯然缺乏太宗詩之豪邁氣概及懷舊真情。
貞觀十九年至二十年太宗親率大軍伐遼及幸靈州定邊，其文臣大多侍從，君唱臣和，寫了不少征邊詩，如《春日望海》《塞外同賦山月臨秋》《執契定三邊》等組詩。諸詩表現征旅豪情，頌揚唐軍聲威，並描寫邊塞風物，境界較爲宏闊。且由於詩人們親至邊塞，故所寫多爲實景，所用多爲新辭，與魏晋六朝以來文人樂府邊塞詩多堆砌陳陳相因之傳統意象和現成詞語不同。如《春日望海》組詩，褚遂良和作曰：
從軍渡蓬海，萬里正蒼蒼。縈波迴地軸，激浪上天潢。夕雲類鹏徙，春濤疑蓋張。天吴静無際，金駕儼成行。
楊師道和作曰：
春山臨渤澥，征旅輟晨裝。迴瞰盧龍塞，斜瞻肅慎鄉。連圻迴地軸，孤嶼映雲光。浴日驚濤上，浮天駭浪長。
太宗君臣言志唱和詩有三題，即太宗與李百藥唱和之《帝京篇》，及與許敬宗唱和之《登三臺言志》和《秋暮言志》。太宗《帝京篇》十首的結構形式别具一格（李百藥和作已佚）。此組詩以詠帝京起興，吟詠帝王日常生活、情志、品德。各章之間亦分亦合，似斷實聯，隨手續續寫來，卻又結構嚴整，渾然一體。此種組詩形式上承陶潛《歸園田居五首》，下開杜甫《秋興八首》等，自成一發展綫索，而與《詠懷》《擬古》《感遇》《古風》等古風型組詩之實際上無標題、不與特定時空相聯繫、不叙寫實際經歷和景物等特點明確區别開來。
太宗君臣唱和詠史之作，可考者主要有三組。其一爲貞觀十一年太宗、魏徵、李百藥分詠《尚書》《漢書》《禮記》。其二爲貞觀十二年前虞世南、李百藥、褚亮三人分詠魏、吴、蜀三都。其三爲貞觀十三年前太宗與王珪分詠漢代史事。這些詩中資歷史爲當朝政治之鑑的説教主題頗爲明顯，風格則以典正板重爲特徵。如太宗《賦尚書》云：“寒心賭肉林，飛魄看沈緬。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既承百王末，戰兢隨歲轉。”李百藥《賦禮記》云：“玉帛資王會，郊丘叶聖情。重典開環堵，至道軼金籯。”魏徵《賦西漢》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太宗寫有數首贈大臣詩，多述愛賢重德之意，情真意切，洗盡詞華。如《賜蕭瑀》：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朝臣之間贈答之作可確考者僅存三首。此與初唐後期至盛唐以後相比，數量遠遠不及，可見貞觀詩壇實際上以帝王爲中心。
朝會、宴遊、詠物在太宗君臣唱和詩中佔絶對多數。貞觀君臣此類詩大多數以五言新體的形式寫成，刻意調節宫商，雕飾辭藻，寫景狀物，巧構儷偶。其中有不少仍沿襲南朝宫廷詩風習，堆砌繁密的細碎景物，構造精緻巧妙的對偶。[22]但也有一些詩作已開始融碎爲整，化密爲疏，去巧返樸。如虞世南《侍宴應詔賦韻得前字》之中二聯：
聲調方面，此二聯粘對完全符合後來的律詩格式。修辭方面，除第二句寫花叢因清水的映照而增加了色彩的濃度外，此四句構思並非特别新巧，而是以充分調動各種對屬因素、構造完整渾成的景物畫面而取勝。對句之間，細緻捕捉各種對立相關的視覺物象：上與下（“空”“水”），少與多（“一鳥”“百花”），動與静（“度”“然”），低與高（“緑野”“青山”），濃淡與明暗（“明斜日”“澹晚煙”）等等；對聯之間，則以水與陸、近與遠大體分判銜接，從而構成一幅層次分明、自然渾成的山水寫意畫。此類對聯，已漸向講究渾樸無跡、立體豐滿的盛唐山水寫景詩靠近，其缺點在於尚未能在景物畫面中融入真摯動人的情思，構成情景合一的境界。
另外，此類作品中的朝會詩描寫帝國都城宫殿，場景較爲宏大，頗具開國君臣氣概。如太宗君臣六人同賦《正日臨朝》詩，寫“百蠻奉遐盡，萬國朝未央”“九重麗天邑，千門臨上春”之壯麗氣象，實開後來肅宗時王維等人唱和《早朝大明宫》詩之先河。他們的五言詠物小詩則多有清新精緻之作，如虞世南久已膾灸人口的《蟬》詩：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詩中將蟬人格化，借蟬的居高飲露寓人的高潔品格，既可視爲詩人夫子自道，亦可解爲對理想人格的贊美，格調清新自然，風度雍容高華，與盛唐詩已無差别。再如虞世南、楊師道及蕭德言同賦《詠舞》詩，亦頗見風致。虞詩爲：
繁弦奏渌水，長袖轉回鶯。一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楊詩爲：
二八如迴雪，三春類早花。分行向燭轉，一種逐風斜。
蕭詩爲：
低身鏘玉佩，舉袖拂羅衣。對簷疑燕起，映雪似花飛。
三詩描繪舞姿，極爲細緻逼真，用詞亦省浄流麗，無堆砌艶冶毛病。楊詩尤爲出色，前二句巧用數字和比喻，寫舞隊迴旋變化、花團錦簇之姿；後二句細摹形態，傳舞隊翩翩流轉、嬌如弱柳之神。
最後，貞觀宫廷詩人的歌辭作品亦值得注意。不計郊廟曲辭，其傳世歌辭主要有長孫無忌於貞觀十二年前奉詔所作之《新曲二首》，謝偃於貞觀十七年前應魏王教所作之《樂府新歌應教》及《踏歌詞三首》。李百藥有《火鳳詞二首》，[23]顯然亦是歌辭，惟非應詔（應令）或唱和之作，故上表未考及。謝作皆爲齊言，仍爲樂府風調。長孫二作已爲結構整齊之雜言歌辭，爲唐代最早的文人詞之一，[24]且一寫歌女，一寫艶情，風格柔婉流美，開後世“詞爲艶科”之先河。兹詳引如下：
其一
儂阿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游淇水上，舊長情。
玉佩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其二
迴雪凌波游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
芙蓉綺帳還開揜，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顔色，不愛吹箫逐鳳皇。
綜上所述，貞觀宫廷詩人群的唱和作品，既有氣骨剛健、境界宏闊之懷舊征邊詩和典雅嚴正之述志詠史詩，也有寫景狀物、巧構形似、講究修飾之宴遊詠物詩和流麗輕艶的歌詞，其詩歌風格呈現出一種複雜的兩分現象。自宋代以降，評太宗及貞觀宫廷詩人創作者大多各執一端。以前一部分詩作爲評價根據的学者，往往譽之爲唐詩風化之端。如徐獻忠（1483—1559）評太宗詩曰：“宫徵鏗然，六朝浮靡之習，一變而唐，雖綺麗鮮錯，而雅道立矣，其爲一代之祖，又何疑焉？”又評虞世南曰：“其詩在隋則洗濯浮誇，興寄已遠；在唐則藻思縈紆，不乏雅道。殆所謂圓融整麗，四德俱存，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25]毛先舒（1620—1688）曰：“唐太宗詩雖偶儷，乃鴻碩壯闊，振六朝靡靡。”[26]以後一部分詩爲評價根據的学者，則稱太宗及其宫廷詩人作品爲纖靡浮麗、梁陳舊習。如王應麟（1223—1296）記：“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神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27]鍾惺（1572—1624）曰：“太宗詩終帶陳、隋滯響，讀之不能暢人。”[28]許學夷（1563—1633）稱：“武德、貞觀間，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諸公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即梁、陳舊習也。”[29]一些现代学者亦沿袭古人而各持一端。如尚定謂貞觀宫廷詩風傾向於北方化，即沿前説；杜曉勤提出貞觀宫廷詩壇以齊梁詩風佔主導地位的相反結論，則沿後説。二説皆不無偏頗，其失在未能完整全面地品評太宗朝宫廷詩。
詩歌形式方面，貞觀宫廷詩人主要採用新體詩，在這一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杜曉勤論永明體至近體之演變，强調聯間組合形式的發展，頗爲有見。[30]貞觀宫廷詩人已較熟練掌握當句及當聯的平仄對偶，惟聯間粘合尚未自覺運用，但有部分作品已全篇暗合後來的格律要求，故貞觀宫廷詩歌爲初唐新體詩律化過程中之重要一環。中外學者多有對初唐新體詩律化程度作量化分析者，如高島俊男、鄺健行、杜曉勤等。[31]雖然諸家研究皆未對唐初詩歌作細緻編年，其資料在可靠程度上有一定問題，[32]且其結論各有出入，但還是反映了唐初新體詩發展的一般情況，即律化程度較前代爲高，但離定格律詩尚有一段距離。由於本人考證律詩定格和進士試詩於中宗神龍（705—707）前後同步成立，[33]故此處不擬對貞觀宫廷詩人已編年作品逐一做量化分析。
另一個有争議的問題是貞觀君臣的詩歌觀念與詩歌創作的關係。太宗君臣的文學觀念主要體現在貞觀中所修幾部正史中，而宫廷詩人爲主修或參與修撰者甚多，包括房玄齡、魏徵、李百藥、令狐德棻、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劉子翼、李義府、上官儀等。諸史臣對南北文學的評價容有出入，如對於梁陳文學的評價，姚思廉撰《梁書》《陳書》諸本紀及文學傳論褒多貶少，魏徵等撰《隋書·文學傳序》、令狐德棻撰《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卻指斥激烈。[34]但魏徵等人此類批評往往與政治相關聯，目的在於總結梁陳諸朝亡國教訓，以爲唐朝之鑑。牟潤孫指出：“姚思廉於江總詩之浮艶未嘗諱言，於後主遊後庭，朝政頽廢，亦未嘗諱言。夫人主日事酒色而不問國政，縱不好文學亦必致滅亡。姚思廉未嘗牽合爲一，非徒以其爲陳故臣，亦衡情凖理應有之筆。魏徵則必歸咎於其好文學。”[35]而當涉及純文學評價時，倒是魏徵、令狐德棻二氏之意見最爲符合文學發展大勢。《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
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途，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尚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36]
《隋書·文學傳序》云：
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37]
正如許多學者已指出，此二文一則强調文質相宜，斟酌古今，一則提倡融合南北，宫商氣質並重，皆立論適中，目光遠大，爲有唐三百年詩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38]其後被殷璠稱賞爲“聲律風骨兼備”之盛唐詩，[39]即沿貞觀史臣兼宫廷詩人所指出的這一方向發展而來。至於太宗的意見，有的學者認爲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偏向齊梁文風，不同意魏徵等史臣融合南北的文學主張。[40]此説恐未確。太宗論書法，十分强調骨力，曾曰：“我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要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41]藝術與文學相通，此説亦可用於詩歌創作上。另太宗《帝京篇序》稱“節之於中和，不係之於淫放”，[42]强調中和之美，亦近於魏徵等人之説。
在創作實踐上，貞觀君臣努力於實現其文藝主張，採南北之長，宫商氣質並重。問題在於他們還未能像後來的盛唐詩人那樣，將聲律和風骨、物象和興寄水乳無跡地融會貫通於各種作品，而是因題材、詩體而異地分别運用。當寫作憶舊、征邊、述志、詠史等詩歌時，他們適當採用古體，選取勁健直率的語詞，保持渾樸雅正的風格。當寫作宴遊、詠物等詩歌時，他們就全用新體，斟酌聲律，雕飾辭藻，摹物寫景，巧構儷偶。而當寫作歌詞時，他們就無所顧忌地採用流麗輕艶的風格。他們固然創作出了少數“文質斌斌”的好詩，但大多數詩篇呈現這種兩分的現象，故易導致研究者對貞觀宫廷詩風作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如果客觀全面地看，貞觀宫廷詩人群目標明確地邁出了融合南北文風的第一步，獲得了一定的創作業績，並且由於太宗的愛好、提倡和實踐，貞觀宫廷詩人群的長期穩定延續，詩歌創作承南朝、隋之餘緒，進一步在士大夫中普及流行，從而爲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及普及繁榮奠定了良好的開端。
[1] 本章曾以《太宗朝宫廷詩人群：唐詩之發軔》爲題，發表於《清華學報》29卷2期（1999），頁1—30（1998年遞交稿件），與陶敏、傅璇琮所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12月）大致同時面世。
[2] 此卷原藏日本奈良東大寺東南大院，14世紀轉藏於岐阜羽島的真福寺。1612年，真福寺遷入尾張國（今屬愛知）。1945年，寺毁於戰火，此卷幸得保存。今存於名古屋真福寺。參陳尚君《〈翰林學士集〉前記》，收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3。
[3] 王溥（922—982），《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57，頁977—978。關於唐翰林學士建制之討論甚多，以FengYu Shih（施逢雨）的論述較爲詳盡；參其“Li Po：A Biographical Studies”[李白生平研究]（PhD Di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3），95-97。
[4] 見陳伯海《唐卷子本〈翰林學士集〉考索》，《中華文史論叢》29（1984）1，頁70—71；陳尚君，《〈翰林學士集〉前記》，頁4。
[5] 《翰林學士集》，收《唐人選唐詩新編》，頁9—11。
[6] 劉昫（888—947）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1，頁12。
[7] 李昉（925—996）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174，頁1285。
[8]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6，頁88）載：“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9] 可考知者，如《舊唐書·薛收傳》（卷73，頁2589）載：“（太宗）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再如太宗有《初晴落景》，虞世南有《初晴應教》（《全唐詩》，卷1，頁8；卷36，頁474），可能太宗爲秦王或太子時唱和之作。但可確考者甚少。
[10] 爲節省篇幅，唱和詩題中之“奉和”“應制（詔）”“侍宴”“五言”之類皆省去。如同題詩僅一首，則不標出數目。文獻出處皆去書號及“卷”“頁”字，如“卷64頁1114”寫爲“64.1114”。
[11] 尚定，《走向盛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31、73。
[12] 尚定，《走向盛唐》，頁27—28。
[13] 杜曉勤，《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頁132—134。
[14] 《貞觀政要》，卷2，頁17。
[15] 《舊唐書》，卷62，頁2383。
[16] 《大唐新語》，卷8，頁123。
[17] 《舊唐書》，卷80，頁2742。
[18] 傳世唐太宗的詩篇，有可能經過其文臣的潤色。
[19] 另太宗《還陝述懷》（《全唐詩》，卷1，頁5）亦爲懷舊之作，但作年及是否唱和之作無考，故上表未列。
[20] 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三，仇兆鳌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17，頁1502—1503。
[21] 胡震亨，《唐音癸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卷5，頁36。
[22] 關於南朝至初唐宫廷詩之多堆砌細碎景物，以及貞觀詩人較具宫廷風格的精巧對句，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晋華譯，《初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30、32、41、59。
[23] 《全唐詩》，卷43，頁536—537。
[24] 任半塘、王昆吾編《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頁14—15）收此2首，並確認爲雜言歌辭，即早期詞。
[25] 徐獻忠，《唐詩品》（明嘉靖刻本《唐百家詩》附），頁1a、2a—2b。
[26] 毛先舒，《詩辨坻》，收郭紹虞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4，頁87。
[27]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14，頁2b。按宋人眼中先有唐詩在那裏，遂看不起庾信（613—681）體。實則庾信亦一代之英，爲南北朝後期最傑出之作家，初唐詩不可避免地要承之而發展演變。如劉熙載（1813—1881）《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2，頁57）云：“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絶、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除過激詩論外，唐五代人一般皆賞重庾信。衆所周知者，如杜甫（712—770）稱李白（701—762）詩爲“清新庾開府”，又謂“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杜詩詳注》，卷1，頁52，卷11，頁898）。元稹（779—831）評杜甫詩爲“雜徐、庾之流麗”（《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杜詩詳注》附編頁2236）。直至五代，孫光憲（？—968）仍稱《兔園册府》“仍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19，頁134）。
[28] 鍾惺、譚元春（1586—1637）編，《唐詩歸》（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丁巳[1605]刻本），卷1，頁1a。
[29] 許學夷，《詩源辨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卷12，頁138。
[30] 《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頁1—3。
[31] 高島俊男，《初唐期における五言律詩の形成》[五言律詩在初唐時期的形成]，《日本中國學會報》，頁87—107；鄺健行《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觀察及其相關問題之討論》，《唐代文学研究》3期（1992），頁507—521；杜曉勤，《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頁82—84。
[32] 如杜曉勤將陳叔達的七首新體詩全部列入“武德、貞觀初年618—約638”時期，但實際上此七首詩中，僅《早春桂林殿應制》可確定作於貞觀初至九年間，其餘六首詩中，《後渚置酒》《州城西園入齋祠社》二詩作於隋末（參拙文《河汾作家群與隋唐之際文學》，《學術論叢》1991年2期，頁47—52；以及本書中編第一章）；餘詩作年尚難考明。又如其將長孫無忌、岑文本、李百藥等人作品全部劃歸此期，而將楊師道、許敬宗、上官儀等人作品皆劃歸“貞觀中後期約639—649”，據本文前考，此亦未確。
[33]参看拙文《進士試詩與律詩定型》，《文學研究》2期（1992），頁114—120；“The‘Pearl Scholars’and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ed Verse”[珠英學士與律詩定格]，T'ang Studies 14（1996），1-20；及本書中編第二章。
[34] 參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65—372；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頁16。
[35] 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頁369—370。
[36] 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41，頁744—745。
[37]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76，頁1730。
[38] 如羅宗强《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4—49；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53—56。
[39] 殷璠，《河岳英靈集叙》，《唐人選唐詩新編》，頁107。
[40] 杜曉勤，《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頁132—152。
[41] 《唐會要》，卷35，頁647。
[42] 原文主要講爲政及君德，但既爲詩序，且君德包括文德，故也可看成爲論詩。參羅宗强《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頁3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