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7—19世纪初欧洲文学经典生成的背景概览
一般说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产生于人类对情感交流和愉悦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文学总是以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主体的情感状态；然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个人的情感必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支配。因此，文学在表达个人情感状态的同时，必然要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表达时代的精神，传递时代的声音。一部文学经典，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尊崇，具有范本的意义，除了独具魅力的文字表现力和审美情趣外，就在于其对时代、对生活的种种独特的发现和表达。反过来说，经典作为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深深扎根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土壤之中，接受时代各种思潮的浸淫。因此，我们研究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必然要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从解剖风靡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入手。
一、17世纪欧洲文学经典的生成背景
如果说，席卷全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的变革之一，17世纪则是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变革的真正开端。继文艺复兴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崭露头角，在政治上寻求突破，革命于是露出了曙光。而顽固的封建势力的阴影依然遮天蔽日，历史站在重要的转折点上。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历史的启幕。新兴的资产阶级打着“清教”的旗号，几经周折，最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制度。经过这场并不彻底的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一方面封建统治达到最高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也逐渐成长壮大。17世纪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路易十四这个在位72年的“太阳王”，将自己视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公开宣布“朕即国家”，实际充当了封建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调停人角色，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依附在其羽翼之下悄悄发展资本主义。整个17世纪，法国经济日益繁荣，成为欧洲大陆的中心。
在思想文化领域，文艺复兴这场“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人的觉醒，束缚人们思想自由发展的繁琐哲学和神学教条开始瓦解。随着科学探索精神被激发，17世纪的欧洲也创造了一大批知识巨人：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笛卡尔等。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科学发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将宇宙视为一个组织完好的理性世界的精神。人们对物质世界规律探索的成果也极大地增强了人探索自身的思维与存在规律的热情。留下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17世纪思想文化领域最高成就的代表。他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开拓了“唯理主义”哲学，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体，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的思想也成为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
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17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开始失去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特地位，逐步走向衰落，英国和法国文学迅速勃兴，成为该时期欧洲文学主要的、进取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是巴洛克和古典主义，它们以不同的文学风格与趣味、不同的文学规则与手法拓展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文学经典，英国玄学派诗歌和莫里哀（Molière，原名Jean 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的喜剧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此外，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英国文学还出现了以表达清教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作品。清教主义思想代表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映了时代精神，其代表作是弥尔顿的《失乐园》。这部取材于《圣经》的宏大史诗，采用了抑扬格五音步无韵诗体，气势磅礴，流转自如，热情澎湃，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生动的场面，赋予人物以鲜明的性格，这种史诗的形式为19世纪的新型史诗和诗体小说开辟了道路。
巴洛克（baroque）一词由葡萄牙语（barroco）一词演变而来，原义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含有珍奇、奇妙之意，引申为奇形怪状、矫揉造作。巴洛克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术语最早是指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建筑的特点，这种建筑打破匀称、合理的规则，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产生一种运动、奢华的视觉幻象及激情、神秘的戏剧性效果。巴洛克风格于17世纪初进入绘画和文学领域。巴洛克文学惯以宗教为主题，表现一种悲观主义情绪，艺术上采取支离破碎的结构、雕饰夸张的辞藻、谜语似的隐喻，反映了一种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是社会生活动荡的集中体现。巴洛克文学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继而传到法、英、德等国。其中西班牙巴洛克文学比较兴盛，贵族神父贡戈拉（Góngora，1561—1627）创造出一种华丽而冷僻的诗歌语言，被称为夸饰主义，亦称贡戈拉主义。另一位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Calderón，1600—1681）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巴洛克文学家，写过200多部戏剧，他的作品宣扬了基督教思想，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巴洛克文学的典型风格。总的说来，巴洛克文学发展了一种新的美学趣味和审美倾向，它不满足于固有的价值体系，它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愿望和需求，它的艺术手法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认为，玄学派诗歌是巴洛克文学在英国的典型代表。所谓玄学派诗歌，是指17世纪英国诗坛一群诗人的创作。这些诗人大概有20位，他们并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诗歌运动，彼此甚至并不认识，但他们都具有共同的诗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几乎都向诗人约翰·多恩“看齐”。他们始终对现实生活持漠视的姿态，在艺术上摒弃古典主义严谨与和谐的尺度与规范，喜用奇谲的比喻、冷僻的典故、双关的词汇，表现一种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玄学派诗歌在17世纪生成以后，在整个18和19世纪几乎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复活。特别是在艾略特等人的大力推荐下逐渐为人们重视并奉为经典。艾略特甚至认为，英国诗歌于多恩之后便日趋衰落，认为多恩和玄学派诗人融智力与激情于一体，是现代诗歌的楷模。
虽然巴洛克文学风行一时，但是在整个17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主张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典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向往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热情的继承和弘扬。不过，与文艺复兴学者更关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不同，对17世纪的学者来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那种对理性的强调，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换言之，古典主义者认为，面对当时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古典文化井井有条的理性才是救世良方。
因此，注重理性成了古典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笛卡尔认为人的理性至高无上，人可以凭借理性而认识真理，因而他主张以理性来代替盲目的信仰，尤其要用理性来克制情欲。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把理性视作创作与评论的最高标准，他的《诗艺》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他说：“首先必须爱理性，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后世评论家通过分析和概括，总结出古典主义的理性特征，即注重正常情理，作家要正常地理解世界，并用明确的方式加以表现；作家的使命在于表现绝对的观念，不着重抒发个人的思想情绪，而是注重书写一般性的类型。古典主义描写的主要对象是人性，而非客观物质世界。古典主义并不要求写实，而是要求得体，也就是说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必须使大家赏心悦目，不至于引起反感。古典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模仿古代，师法古人，重视格律。他们把古代文艺看作是一种永恒的模范，把古希腊、古罗马的大家之作奉为圭臬，从古代的文学历史中选取创作素材，为自己理想的英雄人物披上古代的外衣。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制定出许多创作规则，其中最著名的是戏剧“三一律”。在体裁方面，他们要求各种体裁要有严格的界限和规定，例如喜剧与悲剧不能混同。在文风上，则要求简洁、明朗、精确，反对繁琐、含糊、晦涩。这种对形式的苛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过分严格的形式苛求也阻碍了创作的自由。
古典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之后影响逐渐遍及欧洲各国；古典主义文学成就最高的也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堪称文学经典的作品；古典主义统治文坛时间最长的也是法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主要作家有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等悲剧家，而真正代表古典主义最高成就，创作了既代表那个时代，又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的，是喜剧家莫里哀。莫里哀的创作既熟稔地运用古典主义的法则，又不拘泥于其清规戒律，他积极吸取古希腊、古罗马喜剧及法国民间闹剧、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对喜剧的主题和形式都做了创新。代表作《伪君子》不仅是古典主义喜剧的扛鼎之作，同时也是世界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这部喜剧创作过程艰辛曲折，历经至少五年的斗争，被迫数次进行较大篇幅的修改，此种特殊遭遇客观上成就了其经典地位。
二、18世纪欧洲文学经典的生成背景
18世纪的欧洲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新旧力量的撞击较上一个百年更为剧烈，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摆到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日程之上。地处欧洲大陆的法兰西于18世纪后期率先举起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对全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在文化领域，全欧范围出现了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
促使启蒙运动诞生的文化内驱力还在于科学和生产力取得突破性发展。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科学运用于生产实践，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国稍后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人的价值进一步被发现，人们在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的同时，也进一步重新审视了自身，摆脱宗教束缚的情绪空前高涨。所有这些，都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理性崇拜”代替宗教迷信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也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启蒙学者认为，社会的黑暗腐败是“理性”被封建专制和教会偏见所扼杀，人们的头脑变得混乱和愚昧所造成的。因此，要改造社会，首先必须用“理性”和科学知识去照亮人们的头脑，开启人们的思维，“启蒙运动”即由此得名。启蒙学者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真理标准，他们宣传唯物论或自然神论，从理性上深刻批判封建蒙昧和宗教神学，号召人们用理性去争取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
在文学领域，18世纪虽然古典主义余威尚存，但由于其宫廷贵族倾向和泥古不化的清规戒律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故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在18世纪独领风骚的是启蒙文学。启蒙运动的参加者本身大多是文学家，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等公共领域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把文学视为上述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家笔下的叙事都是对经验的表达、对时事的评述、对未来的构想、对信仰的探讨，以及对读者的劝诫，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说教意图。就具体作家而言，他们创作一个虚构故事的目的也许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有的为钱，有的为名，有的自娱，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忽略正在身边发生的、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探讨，也没有哪个会小看或否定文学教育公众的作用。相反，他们始终把教导公众视作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而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密切结合正是启蒙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启蒙文学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作品的主人公较之以往的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启蒙文学把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当做主人公甚至英雄人物进行描写，成功塑造了鲁滨孙等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许多人物既闪耀着富有时代特色的理性光芒，也呈现出人的内部理与情、灵与肉、生与死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多重矛盾，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人物内涵。
启蒙文学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文体形式方面的大胆创新。启蒙作家大胆打破了欧洲文学自古以来诗体文学独尊的局面，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散文时代，使文体形式多样化。书信体、游记体、自传体、对话体等，不受传统束缚，艺术手法上也丰富多彩。
18世纪的英国文学非常繁荣。英国的启蒙文学以现实主义小说成就最高。18世纪英国小说最早并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关注。文学是人学，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人相关。然而有关“个人”的观念却并非自古即有的文学主题，而是变化的历史境遇中出现的新思想。16-17世纪以来，英国工商业和海外殖民快速发展，城市扩张，传统农业破产，这一系列变化使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纷纷动摇甚至被替代，人们不再生来从属于某个固定的社会群体或担当稳定的社会角色。相反，人似乎是孤独漂浮的个体，有可能或者不得不不断地为自己定位，不断地探求或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人生目标，于是现代主体意识开始觉醒。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正是这种现代自我意识亮相的舞台，所以又被称为“私人历史小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是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他的启蒙思想较为温和，但他的小说创作却是一次真正的文学革命，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堪称欧洲近代小说鼻祖的《鲁滨孙漂流记》通过青年商人鲁滨孙海上冒险和滞留并开辟海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著名的“自我塑造”的艺术典型，同时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时期的奋发进取和创业精神。小说虽然充满传奇，但运用写实手法对一系列细节的描写真实具体，虽无中生有，却妙趣横生。
18世纪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主战场，也是启蒙文学最为兴盛的国家，而哲理小说则是法国启蒙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和伏尔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是法国启蒙文学早期的代表作家，前者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是法国第一部著名的启蒙哲理小说，为法国启蒙文学开辟了道路。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具领袖威望的作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有悲剧、史诗等长篇巨制。作者虽然在这些作品上花费了很大心血，但由于没有突破古典主义的窠臼，成就不大。反倒是他50岁之后比较随性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不仅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而且为后人广泛称道，其中以《老实人》最为脍炙人口。法国启蒙文学在18世纪中叶发展到繁荣的顶峰。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同，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是一位真正出生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真正出生在平民阶层的启蒙思想家。下层社会的生活使狄德罗广泛接触了民间疾苦，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又使他不至于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般激进叛逆。狄德罗不仅以《百科全书》运动最终实质上领导了整个法国的启蒙思潮，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及音乐戏剧的领导者之一。狄德罗的代表作是《拉摩的侄儿》，这部作品选择了边缘叙事的策略，以一个社会下层最卑贱的流浪汉来表达他的思想。作者对当时法国社会众生的刻画和辛辣的评论不仅反映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而且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特征。卢梭是启蒙时代的异类。不同于早年启蒙运动的脱离大众，出身于贫民阶层的他始终无法改变内心对于社会底层强烈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终于推动他走向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也不同于启蒙阵营对于科学和理性的推崇，卢梭把情感作为人最真诚、最坚实的一部分，热烈赞颂自然质朴的生活。因此他的名作《新爱洛伊斯》与其说是启蒙文学的经典，倒不如说是他与启蒙阵营决裂的标志，预示了新的浪漫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
德国启蒙文学起步较晚，这与德国社会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较弱的情况一致。德国启蒙文学的繁荣始于18世纪70—8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狂飙”作家多是市民阶级出身的青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是其中的中坚。这个运动不仅担负起反对封建枷锁、鼓吹个性、崇拜天才的政治使命和思想启蒙的社会重任，同时也承担了创造民族文学风格的使命。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的“古典文学时期”——歌德在魏玛公国携手席勒一边潜心研究古典艺术，一边进行文学创作，用10年时间把德国文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古典文学时期”是冷静下来的启蒙主义时期，其特征是用古希腊式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风格表达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理想。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Faust）虽然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才最终完整出版，但是作品的构思和最初的文字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精神实质也是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传统的集中概括。
三、19世纪初期欧美文学经典的生成背景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个世纪。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西欧和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具有先发优势的工业国透过强大的生产力与军事优势侵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并以倾销的方式破坏了许多文明国度既有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使这些国家和民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多数民族则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并开始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历史和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冲突的不停发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不一而足。
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变革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复杂使得19世纪文学经典生成的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是经典生成的国家拓展了，曾经的文学大国如英国、法国风采依旧，而一些后起的文坛新秀，如俄罗斯、美国等开始崭露头角；二是某个文学思潮或流派统治一个时代的现象，一去不再复返。如果说19世纪初叶还是浪漫主义一统天下，从19世纪中期起，各种文学潮流纷纷涌现，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同时并存，竞相争艳，使得欧美文坛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三是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变革和创新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明显。19世纪是一个探索和革新的时代，文学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文学表现情感和再现生活的方式、形式做了规模空前的创新和实验，力图找出最能表现时代精神和个性灵魂的形式和手法。正是上述变化导致19世纪出现文学经典纷呈的壮观景象。
浪漫主义是19世纪文坛第一场波澜壮阔、规模空前的运动，其影响席卷了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不到50年的时间内，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其中至少有十几位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行列，这些文学家在许多具体主张上、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有时甚至彼此对立，然而在主要倾向和探索精神上却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持续努力把文学创作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有的在当时就被奉为典范，有的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为后人接受，成为经典。
浪漫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政治上，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一方面唤起了人们高涨的政治激情，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性王国产生幻灭和失望之感。而工业革命的深入则不仅激化了西方主要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使人们对资本主义都市文明产生普遍的厌恶情绪。在哲学思想上，卢梭“返归自然”的学说和表现自我的主张大大地冲击了理性主义，为浪漫主义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自由，以哲学的思辨唤醒了诗人的主观倾向和幻想活动，从而为浪漫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则不仅使文学家以批判的态度正视现实，更使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未来。
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体意识，以诗歌为基本形式，以内心世界为基本题材，作家的自传性因素在作品中的比重大大加强，文学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学从外部世界的镜子变成了内心世界的窗口。浪漫主义也强调想象。他们抛弃对客观现实的单纯摹写，让想象超越现实，创造出一个超验的、神秘的世界。它还常常采用放大、移位和夸张等手法，力图打破古典主义平稳、匀称、静穆的美学规范，而追求动荡和神秘的美。浪漫主义者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有感于农村的破产和宗法制的没落，作家们便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善与美，寻找生活与美学理想。与此相联系的是浪漫主义者对民歌、童话和中古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偏爱，这给相当一部分浪漫主义作品带来了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同时也带来了未受理性主义扭曲的灵气和天真。
浪漫主义发轫于德、英等国。德国浪漫主义滥觞于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痛感德国的分裂与落后状态，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学、唤醒民族意识、重构日耳曼精神为己任，认为只有民族文学才能真正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返归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们进一步启示。这些“狂飙突进”者于是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蕴藏丰厚的德国民歌民谣、民族史诗、民间传说与童话，从中去寻找创作的素材。德国浪漫主义在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升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和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为领军人物的德国后期浪漫派，即海德堡派，在秉承传统、复兴民间文学方面卓有建树，共同编著出版了德国民间抒情诗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格林兄弟享誉世界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之中。《格林童话》名列世界三大经典童话之一，长久以来被视为家庭必备书，被译成160多种语言在世界流传，成为印数超越《圣经》的德语书籍。它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被誉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世界文化史的一个奇观”[1]，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经典。
英国浪漫主义的起点是“湖畔派”，其代表人物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以一部题为《抒情歌谣集》的小诗集掀起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华兹华斯是“湖畔派”的主将。他于1800年为《抒情歌谣集》再版所写的长序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理论宣言。在序中，他提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漫溢”，主张诗人“应选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来抒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景”，而反对古典主义矫揉造作的诗歌辞藻和优雅含蓄的风格。在创作上，他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寻找慰藉，以清新、淳朴和口语化的自然诗篇开创一代新风。柯勒律治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比华兹华斯更富有激情和活力，可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想象力当作文学的主导功能和灵魂，主张依靠想象给世界注入活力。19世纪第二个10年，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次高潮随着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诗才光芒的相继熄灭而结束。与此同时，新一代诗人成长起来，他们以更富有挑战性的姿态掀起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浪潮的主将是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和雪莱（Percy Bysse Shelley，1792—1822）。他们都继承了启蒙主义理想，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并与“湖畔派”的消极遁世展开论争。但拜伦是以叛逆者和偶像破坏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他在向现实进行无情抨击的同时，又蔑视群众，所以其笔下的英雄都是孤傲而厌世的个人反抗者。而雪莱毕生以追求至善至美为宗旨，始终以一个“天才预言家”的身份关注着对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英国浪漫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济慈。他也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但同时他又在诗中追求超功利的纯美，从而启迪了以后的维多利亚诗人和唯美主义思潮。
相较于英、德两国，法国的浪漫主义产生较晚。一般认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是法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的沉思》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真正开始。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旗手，也是法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26卷诗歌、20部小说、12卷剧本、21卷理论著作，其作品之多、创作生涯之长，在法国文坛鲜有媲美者。《巴黎圣母院》是雨果众多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最具有雨果风格的小说是《巴黎圣母院》。”[2]雨果一生经历了法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此消彼长的演变，但他那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和以“对照法则”为核心的美学主张使他始终被公认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泰斗。
19世纪是俄国文学的成熟期，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是以浪漫主义为起点的。以茹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Егоро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1783—1852）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对刚发生过的法国大革命和普加乔夫起义记忆犹新，因而逃避现实，沉溺于自我和内心世界的感受，寄情于大自然神秘而奇异的风光，风格哀怨凄婉。1812年反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促进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从此，俄国浪漫主义诗歌出现了新的旋律，以昂扬的公民激情开始了为民族解放运动鼓劲欢呼的历程，并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语言结束了亦步亦趋模仿西欧诗歌的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民族诗歌的新时代。作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杰出代表的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在其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创作中，广泛吸取民间文学的精华，使诗歌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又深刻反映民族的生活和时代的精神，不仅为俄罗斯文学语言和民族文学样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贡献，而且使俄罗斯文学第一次真正列于世界文学之林。
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究竟起于何时，很难做出确切判断。一般认为，自独立战争起，美国文学也就正式诞生了。但国家的独立是否等同于文学的独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欧洲扩展阶段中的一个延伸部分，它大体上是按照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先例建造的。就文化而言，美国是欧洲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正因为是“殖民地”，就有一种既与欧洲文化不可分割，又要和欧洲文化分家，而且要优于欧洲文化的欲望。贯穿19世纪美国文化史的正是双重意识。尤其是美国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使得文化的独立更为困难。对于刚刚政治上独立的美国来说，迫切需要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情感，这是19世纪美国文学一直面临的严肃的课题。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充分了解19世纪美国文学。
19世纪美国文学是以浪漫主义为开端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期，人们对独立之后的美利坚的前程充满激情和遐想，而浪漫主义最适宜于表现这种思想和情感的状态。这样，美国文学也就自然而然汇入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总潮流。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运动的诞生，美国文化人仿佛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灵魂，美国的文学艺术一下子迈入勃发状态，进入被美国学界称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时期，产生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等一批对日后的美国文学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如《瓦尔登湖》《红字》《草叶集》等也成为美国民族文学的核心经典。
[1] 陆霞：《说不完的格林童话——杨武能教授访谈录》，《德国研究》，2008年第2期。
[2] 程曾厚：《程曾厚讲雨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