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田园生活的破灭
故事缘起于三十年代古老的北平。
古老的北平，年复一年的平静中掺杂着各种各样人的梦想、挣扎和奋斗的北平，贫穷与富贵混杂的北平，城墙外有鸽子在蓝天下盘旋鸣叫，胡同里树荫下弥漫着浓浓的说不清的古都气息……
几十年后，一个夏天的日子里，我在离鼓楼不远的宝钞胡同里找到了张家的旧宅，那个原来叫做法通寺的胡同，现在叫华丰胡同。据说在很多年前那里有着一座不小的寺院，而今，旧日的庙宇早已被拆除，胡同口是新搭建起来的小卖店和小发廊，发廊的大玻璃上赫然张贴着一幅幅美女的画像和写有“洗剪吹8元、按摩免费”的广告。
正是周末的下午时分，太阳依旧明晃晃地照着悠长的胡同，胡同里很安静，没有太多的车，从敞开的院门口甚至可以听得见里面传出啪啪地摆棋子的声音。在走过一排有着灰色长瓦的大屋檐院墙时，我有种感觉，这一片高高的院墙里或许就有我要找的法通寺10号吧。果然，在问过了几位戴着红袖箍的大妈大爷之后，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一位热情的大妈告诉我，六十多年前那个坐北朝南的大院落，在漫长动荡的岁月里，已经衍变成了三个院子。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院子，一进门，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就和张昕老师的描述截然不同。这院子好像是一个集装箱，所有的空间都被陆续盖起的小房子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中间只剩下可以过一两辆自行车的空间。我无法弄清哪里是一进院、二进院，哪里是三进院。我只能沿着狭窄的小道朝里走，绕过一排房子，里面同样是一堆密如棋子的小房子，它们毫无章法地粘连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住房，哪些是厨房或是堆积杂物的仓库。
在那些小房子面前，我站立片刻，环视四周，努力寻找着昔日的踪迹。微风从院落中轻轻掠过，头顶上有沙沙作响的树叶，这就是那所有着许多神秘故事的大宅子，那所给了张楠、张瑞芳、张昕三姐妹温馨的生活，并在解放后被她们的母亲毅然将大部分房屋捐给国家，将少部分房屋借给政府办幼儿园的大院落吗……我看到了那棵默然屹立在拥挤的房子中间向着天空伸展的老槐树，茂密的树叶覆盖着周围的小屋，树旁有一排向南的北房，风雨的侵蚀已经使得墙壁斑驳脱落，但那高高翘起的屋檐，屋檐下精致的雕刻，和屋檐上那一排排密密排列的灰色老瓦却在那些新起的小屋中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大气。我知道，或许只有它们可以向我述说岁月的故事了……离开时，一间房子的主人指引我看院门口一字排开挂着的九个电表，他告诉我这里是两家人共用一个电表，一共住着十八户人家。我没有再走进另外的两个院子，我知道，在那里，我恐怕也同样很难找到昔日院落的痕迹了。
……故事真的是很老了，那是1929年初，一位坚强的女性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带着六个孩子从老家回到北平，买下了这座大院子。这里曾经是梅兰芳的房产，三进套，前后有五个院子，大小十八间。一进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带栅栏的大车门，水泥甬道，是用来走车的，两旁的空地上有竹子、杏树和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一路走进去就让人感到幽静和舒适。二进门是北平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圆形的门洞，旁边是门房，门洞后是环着院子的房屋，多是用来放东西和住佣人的。三进门里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迎面一排宽大的北房三大两小，隔开一段是东西厢房，从侧面绕过去是通往后面的两个小跨院。房子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帮着看的，母亲所以选中了这里，更多的是看中了这里的幽静，它们宽大空旷，可以让她有施展的余地，她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些空地，她想要他们在这里有自由的空间，过一种淳朴的田园般的生活。
这所院落里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父亲的灵堂。灵堂设在后面的跨院，是用原来的一个花房改造的。灵堂很大，长条供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是放大成照片的父亲亲笔遗嘱，遗像前供奉着每日与家人一样的食物水果，还有开在不同时节里的鲜花。灵堂门口一边一棵梨树，开花时满树花朵满院飘香。母亲让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玩，那里一尘不染，充满生气，孩子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阴森冷落的气息。
父亲张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曾出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他军人的辉煌生涯似乎和孩子们关系不大，他魁梧的身材却让孩子们记忆深刻：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板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仰起，才能把父亲看全，在孩子们心里他真是一个很帅的父亲。
因为小，孩子们并不懂得父亲，只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每次出门前告别时总要逐个捏鼻子的亲昵动作。直到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军人以一种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竟是那么宝贵。
长大后，他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是1928年初，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挂帅第一集团军发动二次北伐，准备统一中国，父亲受命担任炮兵总指挥。5月，父亲率部队向山东进发的途中，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调他到徐州参战。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只来得及自己赶到徐州，徐州已经失守。事实上，狡猾的上峰事先已打定嫁祸于人的主意。性情刚烈的父亲面对败局痛苦不堪，彻夜难眠，终于留下遗书，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是一名军人，认定自己要为整个指挥系统的失误负责。那时候，母亲不到四十岁，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十四岁，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
曾经美满的家庭，已经成了埋在孩子们心中遥远的记忆。右起：张瑞芳、父亲张基、哥哥张伯弨、母亲廉维、张昕、张楠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追悔自己没有在丈夫身边给他最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毅然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做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他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
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1929年，在这所院子里，母亲从失去丈夫和小女儿的悲痛中渐渐地恢复过来。她必须振作精神，使生活重上轨道。
改变了的现实已经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佣人减少了，她只雇了一个女佣做饭。丈夫的侍卫和随从也都离去，她只留下了老传达兵做看门人、兼打扫院子、买菜。她还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断绝和丈夫生前军政界所有同僚的往来。家中不再门庭若市，连那些必不可少的应酬她也谢绝了——她带着孩子们开始了隐居式的生活。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有主见的女人，为了使家庭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她把所有的积蓄集中起来做了清理，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哥哥去投资，另一部分作为日常开销。她甚至计划着在这座大院子里养蜂、纺织维持家用，所幸他们的生活在她的合理安排下并没有困窘到那个地步。考虑到一个守寡女人带着孩子们生活不安全，她又在大院的围墙上装了电网，在树上挂了报警灯，警灯另一端就设在派出所里，如果遇到情况派出所的人很快就会到达，没想到这些防范措施却为后来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作用。春天到来的时候，母亲带着女佣和老传达兵开始整理院子，在空旷的院落里种上四季花草，齐着房檐搭起绿色的葡萄架，很快整个院子就姹紫嫣红，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对孩子们的教育始终是母亲心中分量最重的事情。她从来不用封建礼教约束他们，特别是对女孩子们，她鼓励她们的天性在生活中得到自然的发挥，同时，她又为她们立下了“勤、学、俭”的家训，要求她们独立自强，绝不依靠男人生活。丈夫在世的时候，她曾经很羡慕隔壁一家私立医院的女院长，她盘算着将来让三个女儿都学医，大女儿身体好做外科医生，二女儿性情温和做内科医生，三女儿胆小些做药剂师。在她看来，行医，那是最适合女孩子们自食其力的工作。现在，丈夫虽然不在了，这个打算却并没有改变。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形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标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标枪。当标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1936年，十八岁的张瑞芳已经在舞台上崭露头角了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子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形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得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做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做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大宅院的日子在安详宁静中悄悄地过去。
这期间，社会形势动荡不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又进一步觊觎华北。1935年10月，日军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张家最先发生变化的是一向就喜欢关注时事的张楠。她所在的中国大学是抗日民主运动活跃的地方，那里聚集着一批民主教授和一批“北平学联”的领导骨干。系主任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四大弟子之一，经常鼓励学生关心时事和社会。还有学联骨干分子任仲夷、杨易辰、夏英哲……张楠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时局、撰写文章，有时候因为参加民主活动学分凑不够就去请求吴承仕帮助，他总是为她想办法。这个张家的大小姐，过去有些孤僻和清高，现在，整个人都变得开朗、活泼起来。
张楠的变化首先影响到了足不出户的母亲。她时常把外面的消息带回家讲给母亲听，和母亲一起讨论。虽然外面的世界和母亲有着很大距离，但这个家庭从来就有的一种民主气氛恰好弥补了这一欠缺。此时的北平城，城外有日本军队驻扎，城里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大摇大摆，政府忙着把大批国宝从故宫运出，有钱人急着离开这个将要陷落的城市，老百姓人心惶惶……母亲每次听到这些消息都忧心忡忡。一次，张楠带回一张报纸，指着上面一批被捕学生的名单，对母亲说：“这都是宪兵三团干的好事！”母亲听了久久不语，然后长叹一声：“为了不当亡国奴，要流多少血啊！”作为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她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茫然，偌大一个北平，走的走了，留下的难道就真的要当亡国奴吗！她对自己的政府感到了怀疑。
一向充满宁静和温馨的宅院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是一次和几年前的变故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时候，这个家在猝不及防中遭受了外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打击，几乎崩溃，是母亲以她的勇敢和聪明才智支撑了下来，尽管这么多年来，母亲是如此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家庭，呵护着她的一群儿女，希望他们能够过太平日子，她那经历了痛苦和惊变的心灵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磨难，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新的思想带着巨大的危险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了超出寻常人的勇气和精神，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得她的家庭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那一天，张楠从外面带回一张《中共北平市委会告市民书》，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孩子们围在母亲的身旁，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起仔细地阅读了这张传单，之后，这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叹息道：“这就有希望了！”
1936年，张楠先是加入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她悄悄地告诉母亲自己加入了“民先”和“左联”。此后，张楠就时常把“民先”的传单带回来给娘看。一次她交给娘一本油印的秘密小册子，里面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娘赶在夜里看完了，交还给女儿的时候，两个人竟像相互深知的同志一样彼此看着什么都没说。
在那个夜里，母亲除了为接触到新思想感到兴奋一定还想到了很多，她一定知道跨出这一步所面临的危险，一定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把大门关起来，尽可能地像过去一样过隐居生活，这至少在当时还是安全的。但是，她还是看清楚了另一种更大的危险，不仅威胁着她的家，还威胁着整个民族，迟早要连她的小家一同淹没。或许，她是在经过了再三考虑后，认定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或许她相信如果丈夫还在，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总之，她彻夜难眠，最终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组织、讲演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私下里她悄悄地告诉母亲，是中共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母亲没有反对，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一向是放心的，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中共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盖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母亲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游行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游行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做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做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做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娘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晚，他会和娘一起谈天，他带给娘的是更多新鲜的思想和理论，而娘的安详镇定和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在紧张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和关怀，这种慈爱和关怀变成了一种力量，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几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神经病，当人们护送他秘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根据地时，他竟然不顾一切地狂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于护送的人生怕暴露了目标。到达延安后，他的狂躁症发作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只有在见到娘时，他会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称“伯母”，吃饭、吃药、休息一切都听娘的指挥。这是后话了。
1936年的那个冬天，黄敬对张楠说：“介绍你妈妈入党吧！”在黄敬看来，这位足不出户，却早已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党的事业的母亲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了。而后来的北平市委书记杨春甫证明，他在1938年联系的十几个党员中有一个就是母亲。
其实，那时候，娘并没有正式提出入党。她相信共产党，也不怕牺牲自己，但她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曾经许多次地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自己被捕了，敌人用孩子们的生命来威胁自己，自己能够承受得住吗？她知道一个母亲的心和感情是有多么复杂呵！她可以牺牲自己，但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却不是常人可以做得到的，或许自己还需要经受磨炼。
1937年秋，黄敬送走了最后一批疏散的学生后也走了。他介绍杨春甫和娘联系，后来杨也住进了这个院子，这里依然是地下党联系和接头的地方。平西游击队常来人，那些又饥又渴衣衫单薄的人来到这里总是受到娘的热情款待，娘一次次地把父亲的好衣服和家中的金银首饰交给他们。
1939年，娘五十岁的时候，她终于带着最小的儿子离开家跟着杨春甫去了晋察冀边区。在大扫荡中她几次从危难中闯过来，最危险的一次是1940年在涞水县，一股叛变的土匪半夜里包围了村子，把干部和老乡绑着拉到河滩上处死，她被打得浑身是伤，眼看着一个个同志被处死，还有几个就轮到她了，就在这时候，土匪们大喊：“敌人来啦……”混乱中她终于逃脱出来，当八路军给她解开绳子的时候，胳膊上的肉也一起粘落下来。更令她心痛的是1941年，只有十七岁的小儿子在敌人大扫荡中患了肺炎，她日夜守候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儿子在临终时说：哪次战斗牺牲的都是他母亲的儿。你好好革命吧，你待别人跟你的儿子一样，你的儿子不是很多吗！儿子的不幸病逝，使她遭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打击，但她没有后悔，她知道自己经受住了失去孩子的考验。1942年，她郑重地提出入党申请，并含着眼泪听到支部书记说：党早就等着你，你早就该提啊！
1936年前后，这个院子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张楠忙着参加学联和“民先”活动，在城市和农村宣传抗日。她活跃、能干、坚定、充满了朝气，也不乏追求者。一个一直就喜欢着她的男生就找到家里来，请娘对她多加管束，免得遇到危险。没想到娘笑笑说：危险的事总得有人来干哪！比张楠大好几岁的黄敬对张楠也充满了好感，感情就这样地来了，他的关心和爱慕之情让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张楠好像并不为之所动。她正受到另一位中国大学同学王拓的猛烈追求，这是一个长相英俊、帅气得像是电影明星的男孩子，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并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这种充满着炽热语言的信有时候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信箱里，这不能不使张楠心动，相比之下，黄敬就显得老成了许多。
张家二小姐的演剧活动已经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1937年初的一天，张瑞芳见到了来自上海左翼的崔嵬。一个由陈波儿、崔嵬、李丽莲、吴似鸿、丁里等文化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路过北平，应邀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剧，其中《黎明》缺少女主角，学联决定推荐张瑞芳扮演。就这样，由荒煤创作的这部独幕剧成了张瑞芳演出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剧目，而崔嵬成了她思想和艺术上的启蒙人。
《黎明》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生活，女主角莲香是一家日本纱厂失业工人的妻子。从未吃过苦的张家小姐对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担任导演和男主角的崔嵬一遍遍地给她讲述上海女工的生活，提醒她一定要把一个失业女工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的母亲的感觉表现出来。凭着她的灵气和悟性，她终于表演得很成功。
接着，她又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正值清明时节，北平学联组织了全市学生的春游活动。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几千名学生送进香山，在一层层围起来的人群中锣鼓响了起来，崔嵬演老汉，张瑞芳演闺女。虽然事先她并没有读到剧本，也没有什么排练，情节和台词都是老崔临时编的，表演也都是即兴式的，但在老崔的鼓励和帮助下演出却非常成功。演出期间，场上不断地掀起高潮，演员和观众形成了强烈的情感互动，谢幕时数千人此起彼伏的掌声、口号声、抽泣声连成一片，瑞芳跟着老崔转着圈地向大家一再鞠躬，连尾随而来防止学生闹事的警察队长也自己掏钱买了汽水塞到他们的手里，连连说：我家也在东北，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张瑞芳被深深地感动着，眼里一次又一次浸满了泪水。
崔嵬和张瑞芳在香山演《放下你的鞭子》
这是和女一中戏剧研究会的演出完全不同的体验，张瑞芳由崔嵬带领着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演出，老崔满腔热情的信念和艺术家的性格感染着她，那些来自普通观众的强烈情绪包围着她，使她没有一天不在兴奋和激动中度过。出现在那时候剧照里的她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她身穿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夹袄和花裤，端庄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淳朴的，那件看上去有些局促的短夹袄紧紧地裹着她青春洋溢的身体，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是对未来的渴望，抑或是对挑战命运的渴望！她还是那个常常要围着娘撒娇的二小姐吗，还是那个穿着淡紫色的花衣裳在圣诞夜里唱着柔美的赞颂歌曲的小姑娘吗？很长时间里，在优雅的表演舞台上，一向演戏都很投入的她已经找不到感觉了。和余克稷的初恋令她迷茫，那大半抽屉的充满热情缠绵语言的信件也好像失去了最初的魅力，还有在学校里一直呵护着她、追随着她的新男朋友郑曾祜……这些都阻挡不了她追求新的生活，她满脑子里都是“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那些此起彼伏的口号和密密匝匝的人群萦绕着她，推动着她，生活和时代的洪流正不可抗拒地把她引向另一个方向。
或许，变化最小的还是三妹张昕了。这个聪明文静的姑娘，还在认真地读书，她没有放弃最后一线上大学的希望。她既没有像大姐那样整日活跃在外，不断地把各种新鲜的思想带到家里来，也对二姐的戏剧活动不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事情，看着自己的书，不论是初到这个院子里来的荣高棠，还是荒煤，都把她看成是小女孩，低头望向她，问道：上几年级呀？
很多年后，荒煤还提起第一次被张瑞芳领着，到法通寺10号时见到张昕的情景，“她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在院子里跳绳呢！”那时候，他们正在黄敬的领导下成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准备秘密离开北平到南方去。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会和眼前这个还在梦想着考大学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并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张昕不承认有这样的场面。事实上，当时她最烦的就是他们把她当做小女孩看待。她觉得自己早就长大了，她已经好几次帮张楠给女一中的人传送信件了，连《国际歌》都是她教给张楠他们唱的，因为，她的五线谱水平比他们都好。
然而，荒煤却保留着树影婆娑下张昕跳绳时的身影，那轻盈的身影和老宅一起就像是一幅年代久远的照片，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档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