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如梦起点
牌坊
一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节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最大。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第一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最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
二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最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词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
“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
“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年轻木匠说。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一支烟秆子，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一步一步，踏得散散的。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
三
潘木公坐下抽烟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小院子。外墙是泥砌的，已经多处坍塌。屋子顶上，长着杂草。那是一个废弃的尼姑庵。
听老人说，尼姑庵曾经很兴盛，后来随着尼姑减少，渐渐冷清。两年前，最后一个尼姑难以为生，也走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听老人说，原来尼姑庵的兴盛，不完全是因为香客。那些尼姑实在太好看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来了一个又走一个，村民都轮着看。上街赶集，都要弯到尼姑庵里来看一看。一些地痞、懒汉，大半天就赖在那里了。因此当时传言，那些尼姑，就是被他们的贼眼粗话气走的。
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那里来过不少和尚。和尚和尼姑虽然同属佛教，但互相从不来往。村民知道，那是怕招来闲话。佛门清规，到了那么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松弛。吴山庙每天都会聚集四乡八邻大量念佛的婆婆和婶婶，因此算得上是一个“旺庙”。庙里有两个外地来的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还有一个本地的庙祝，管零碎杂务。两个大和尚一胖一瘦，瘦的那个是“当家和尚”，法号“醒禅”，据他自己说，来自甘肃一个叫武威的地方。
与尼姑庵坍塌的泥墙不同，吴山庙的黄墙前年刚刷过，显得比较精神。泥墙、黄墙，再加上那些牌坊的白石、青石，几种颜色，标示着乡人们的公共去处。此刻，只有黄墙最热闹，最通俗。其他几种颜色，太深奥了。
四
尼姑庵有了动静。
两个年轻女子，由乡长陪着，向那条小路走去。他们前面，村长领着两个年轻农民，撩拨开齐膝的苇草，算是开路。那两个年轻农民边上，还有一个挑工，挑着两个大箱子。这两个大箱子，自然是那两个年轻女子的。
走到尼姑庵歪歪扭扭的木门前，村长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大钥匙，去开那把锈得掉渣的老铁锁。摆弄了半天，木门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村长吩咐两个年轻农民：“先打扫出一个能下脚的屋子，再全部清扫一遍！”
乡长看到后面跟来十几个农民，就转身对大家说：“这里要办一个小学了，这是两位老师，以后还会来三位。你们一起帮着打扫吧，今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到这里来读书！”
村民们点头称是，眼睛只盯着两位女教师看。两位女教师非常害羞，低头转身躲着大家的目光。她们，漂亮得让人张大了嘴说不出话。
女教师跟着两个年轻的农民跨进了一道门槛，进入到了里院。这下，轮到她们张大了嘴说不出话了。满满几垄鲜花，整整齐齐，一半嫩黄，一半浅紫，开得蓬勃而娇艳。
乡长、村长也跟进来了。乡长说：“门关了那么久，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侍候，花怎么还开得那么好？”
村长说：“花这东西，躲人。离得越远，长得越好。”
一位女教师怯生生地问：“这花，谁种的？”
村长说：“尼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多花。”
两位女教师眼睛发亮，也顾不得乡民看她们了，只顾弯腰看花，嗅花，还伸出手指轻轻地拨动着花。在她们身后，村长指挥着村民们开始打扫院子和屋子。
“那些尼姑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年轻。”乡长对女教师说。
“也和你们一样好看。”一位大婶笑着说。
墙要补，屋要修，上课的桌椅讲台都要做，村长和乡长商量后，找来了乡里的木匠、泥水匠和石匠。那个陪着潘木公到山南镇去的年轻石匠也被叫来了，他一看事情太多，一时忙不过来，就把自己刚拜师不久的潘木公也请了出来。
潘木公一出场，事情就要做得像样一点了，乡长特意还拨了点钱。
不久，另外三位女教师也陆续到了。走廊墙上，挂了个手摇的铃。以后上课下课，都会听到铃声。
潘木公边干活边东张西望，却很少说话。他细细地看花，看当年尼姑们住的屋子，再看看女教师们的背影。女教师一回头，他就把目光转过去，再看花。
他抽烟秆的时间更多了，老是在想着什么，也不跟别人说。
不久，他找到了乡长，说：“我给小学砌一个石门吧，石料已经选好了，乡里出点钱。”
乡长满口答应。那位年轻的石匠又一次做他的帮手。
石门造好了，乡民一看，还是潘木公的老活计，活生生一座崭新的牌坊。只不过，他把毕生的功夫都拼上了，砌得比范夫人牌坊还要气派。
石门上方有两道楣梁，上一道，浅浅地用小字刻着尼姑庵的名字；下一道，深深地用大字刻着小学的名字。门基边上，全是鲜花，也是一半嫩黄，一半浅紫。
五
乡长和几个村长一起，帮着小学辛苦招生，一家家劝说，结果招来的全是男孩子，没有女孩子。
千说万说，每家农民都认定女孩子不能上学。女孩子从小就要学着纺纱、采桑、洗衣、带领弟弟，哪能两手一甩到小学里去与那么多男孩子瞎混？混了很多年，识了一些字，什么也不会做，以后还怎么嫁人？
男学生倒是不少，分了三个班。每天上课，女教师站在讲台上，男学生坐在课桌前，而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村民。附近几个村轮着来，一批又一批，全是男的。他们嘴上说着看儿子、侄子、弟弟上学后是不是好好听课，其实眼光却离不开讲台。
女教师故意不看窗口，偶尔不小心扫过一眼，总是满脸通红。她们的脸很白，一红就看出来了。
那时这地方还没有见过铅笔和钢笔，一认字就用毛笔，就要磨墨。男孩子手上脸上全是墨迹。
“你看，又写歪了！”女教师手把手教男孩写毛笔字，轻声责备着。
其实男孩子没有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怎么这么长，一抖一抖的。听老师一责备，才回过神来写字，但笔下也是一抖一抖的。
几个村的大人都在议论，这些女教师是从哪里来的呢？都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么她们的“大户人家”在哪里？怎么老也不回家？父母亲为什么也不来看看？该是嫁人的年龄了，有没有说好人家？……这些问题，连村长也不知道，只好问乡长。乡长笑着说：“别琢磨了，我也不清楚。”但从他的笑容看，似乎知道一点什么。
谁也不敢问老师本人。她们像是一批降落人间的天仙，有云有雾，看不清才对。先是男人们着迷，接着，是女人们着迷了，而且比男人们迷得更细、更浓、更久。女人们几乎天天都用发呆的眼光注视着女教师的发式、衣着、腰身、步态。走近一点，再打量她们的笑容，她们的安静，她们的声音。看过了这一切，还在心里嘀咕，同样是女人，她们却识文断字，到哪里都有饭吃。这么一想，女人们觉得自己不是矮了半截，也不是矮了一截，而是整个儿都埋到地底下去了。女人们倒也不抱怨，觉得自己能够从地底下伸出头来看到这么一群仙女，已经算是好命。
小学里有一个老妇人给女教师们做饭，但这个老妇人也是从外地来的，不爱说话，说了也听不大懂。因此，女教师们是怎么吃饭的，也不清楚。
初夏的一天，一位女教师在离小学不远的集镇上买了一捧新上市的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润润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这几个村子靠山，家家都有杨梅树，昨天终于传来消息，并且立即传开：女教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为了满桌子的杨梅，女教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一早，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进了村。每个屋子都开着门，但都没有人。终于问到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说全村都进山采杨梅去了。顺着老婆婆的手指，她们走进一个山口。
全是树，满坡满谷的杨梅树，却不见房，也不见人。女教师东看西看不知怎么办，忽然树上传来呼喊声。一声带动好多声，都在叫老师，但还是看不到人。
“老师，我家的杨梅特别好，快到这里来！”
“我家的昨天刚熟，就在你们右手边两丈地的山坡上！”
“今年最甜是我们家，老师，西坡上招手的就是我！”
……
女教师们笑着，转身转乱了。越转，喊声越多。
呼喊的孩子们都在树上，下树下坡需要一点时间。终于，他们像小鸟一般飞到女教师们身边，他们身后，是他们的妈妈。妈妈们很想伸手来拉扯女教师，倒是女教师先上前，把手挽住了。
那天在杨梅山，女教师和村妇们说了很多，笑了很多，吃了很多。村妇们没料到女教师那么随和，那么有兴致。终于有一个村妇把一个女教师拉到一边，问：“你们小学，收女学生吗？”
“收，收！”几个女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抢着说。
“我有一个外甥女，住在山南镇，潘木公到他们家做过牌坊。前些日子潘木公为你们学校造校门，带她来玩过。她回去后，天天吵着要来上学。”那个村妇说。
“山南镇？远吗？”女教师问。
“不太远，但进出要翻山。麻烦就在这里，如果来上学，就要起早贪黑，爬上爬下，大冷大热，一个人。”村妇说。
“过两天你带我们到山南镇走一趟，好吗？”女教师说。
六
女教师们的山南镇之行，招来了小学里的第一个女学生，叫河英。
她来上学实在不容易，每天一来一回要翻两次山。特别是到了冬天，漫山遍野都是雪，山路结冰，很容易摔跤。在山路上摔跤，非常危险。
一位女教师出了一个主意，让河英翻山时扎上一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如果你摔跤了，我会看到，会想办法来帮你。”
河英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边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是雪岭上一个移动的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上天落地。
其实远不止两位女性。
山这边，男学生们还都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大冬天清晨的被窝是孩子们难于割舍的天堂。母亲已经催了几次，都无用，便把目光转向窗外的雪山。
“你看！”母亲终于欢快地叫了一声，男孩子也把头伸出被窝。都看到了，雪岭顶上的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白得那么干净，这红点也就分外耀眼。它划破了雪岭，也把赖在被窝里的男孩子全都拽起来了。
河英的上学，成了一个示范。这以后，很多女孩子都来上学了，而且，学习成绩都比男学生好。两年后，小学里女生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男教师，也陆续调过来几个。学校，已经越来越像样，对得起潘木公建造的那座很像牌坊的校门了。
七
我读完小学时才九岁，对于童年的事，并不明白。只是记得有很多难忘的片段，却连不起来。
直到长大之后读到一篇外国小说，才如雷击一般，蓦然追悟，傻坐半日，浮想联翩。
那篇小说叫《热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失去了生命。
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
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个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显得特别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像在睡梦里，又不像在睡梦中，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
结果，这个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扛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相信，只要读了本文前面叙述的朋友，都不难明白这篇小说为什么对我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触动。
我觉得，这位姑娘死后被封为圣徒，有点像中国女子死后被批准建立贞节牌坊。
但是，不管是圣徒还是牌坊，姑娘，你难道真死了吗？
幸好有这位父亲，偷偷地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冰封了。于是，这块冰也就成了“热冰”，埋藏着生命信号，掩饰着无限可能。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由此，我不能不作出大胆怀疑了——
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立了贞节牌坊的自杀女子，墓中却是空的？我怀疑，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自杀，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悄悄转移了。
那些大户人家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把一个葬仪立即变成两个葬仪。于是，半夜的小船，简薄的行装，无人的棺木，装扮的大殓……一切都心照不宣。但是，父母亲的号啕大哭却是真的，泪滴溅在白胡子白发上。毕生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也不知道她会流落到什么地方。
我怀疑，这样的半夜小船，装得更多的不是逃生者，而是逃婚者。未婚夫并没有死亡，而未婚妻却“猝死”了，“被拐”了，“失踪”了……
在昏暗的月色下送别小船的，总是父亲。因为母亲裹着小脚，行走不便，更怕她在河边哭出声来。父亲很少说话，步子轻轻，快速向小船走去。那神情，与那位把女儿封进冰库的外国父亲，完全相同。
中国的小船没有封进冰库，那么，究竟划到了哪一个荒湖，哪一条小河？
我怀疑，那位建造牌坊的石匠潘木公，已经猜出八九。当初，他听年轻石匠说坟墓都是空的，为什么如此紧张地追问？他第一次来到废弃的尼姑庵，为什么在东张西望后很少说话，不断抽烟？他为什么自告奋勇，为小学建造了一个很像牌坊的石门？……
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乡间为什么留有那么多无言的牌坊，却又涌来那么多陌生的美丽，尼姑的美丽，女教师的美丽？
我渐渐明白了，女教师们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招收女学生，连翻山越岭也不在乎？
河英，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就像那束冰封的金发。
冰封的金发终于被两个现代青年用小车推出了冰库，那个姑娘已在熹微的晨光中完全解冻。一群黑发飘飘的中国姑娘并没有靠别人的小车，她们自己解冻了，解冻在四处潜行的安静中。
这些美貌绝伦的东方女子，也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大批男孩子、女孩子解了冻。
我已经断定，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与《中国历代失踪女子名录》有关。但是，这部名录，是山川之玄，岁月之秘。它无痕无迹，无符无字，却被天地铭记。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
寺庙
一
还记得吗，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
同是晨钟暮鼓，却一衰一荣，一静一动，一冷一热，对比明显。尼姑庵废弃时，风光全都到了吴山庙。等到尼姑庵变成了小学校，一切又都变了。衰的，静的，冷的，是吴山庙；荣的，动的，热的，是学校。
更大的对比，是在每家每户的每个早晨。
祖母出门了，到庙里去念经。邻居六七个老太太等在村里一起走，她们都缠着小脚，走起来一扭一扭的。与平日在家里干活不一样，到庙里去，就换上了一套干净的黑布褂子，褂子比身材大了许多，所以扭动在路上有点滑稽。出村一丈远就上了窄窄的石板路，别的村子的老太太也汇在一起了。石板路上留着昨夜露水，还长着青苔，老太太们扭动得更加当心，更加夸张，更加一致。远远看去，分明是一长溜黑衫蝙蝠舞，舞的名称叫“天天朝拜”。
祖母出门时，捋了捋小孙子的头发。小孙子已经背上了书包，但不与祖母一路，是朝东，走一条宽宽的泥路，去上学。上学的路也像念经的路，半道上不断有同伴加入。孩子们一多便又跳又笑，边玩边闹，直到学校。牌坊般的校门下，在一半嫩黄、一半浅紫的花丛边，今天轮值的何老师笑眯眯地站着。她在检查每个孩子的衣着，叫他们把纽扣扣起来，把裤腿放下来。有的孩子喜欢赤脚走路，用一根绳子把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何老师就要他们把鞋子拿下来，穿上，再进教室。
上课的铃声响了，很巧，吴山庙那边也敲起了钟。何老师扬头往西边看，远远的，寺庙前那条石路上的黑衫蝙蝠舞，还在扭动。
女教师们不清不楚的神秘来历，使她们有了一清二楚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不喜欢传统，不喜欢老派，包括寺庙，包括黑衫蝙蝠舞。
虽然不喜欢，何老师还像往常一样，看了很久。她从衣袋里拿出折叠得很小的手绢，快速地擦一下眼角，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二
庙里的钟，又一次响起，还传来了清脆的木鱼声。紧接着，是吴山庙的醒禅和尚领着诵经，老太太们跟着一起诵。虽然听不清语句，但那音调，能把四周的田野稳稳罩住。
何老师已经在上课，课目内容是几个女教师一起凑的，今天的课名是“常识”，正讲着地球。听到了诵经声，何老师皱了皱眉，便走下讲台，来到教室的西窗前，伸手把那扇新装的玻璃窗关上了。诵经声，也就关在了外面。
最清晰的诵经声响起在晚上，那时全是男声，没有老太太的声音跟着了。照寺庙里的说法，这是和尚们在“做课”。居然，他们也用了一个“课”字，与学校黏着了。
那时，学校里的女教师们也正在做一件与“课”字有关的事，那就是备课。黝黑的田野里，只有两道灯光，吴山庙的蜡烛灯和学校的煤油灯。别的屋子，买不起蜡烛和煤油，天一黑就黑到底了。
村民们喜欢从自家木窗口，看这两道灯光。因为这地方山阻水隔，自古以来一到夜晚全都归属于土匪。土匪分两帮，头领分别是陈金木和王央央。陈金木比较有钱，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黑罩铁皮灯笼；王央央钱少人多，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红纸竹篾灯笼。过去只要远远看到这两种灯笼，各村百姓就会赶快关门，在窗缝里屏息静听。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金木和王央央都曾让徒众扬言，愿意参与抗日，不再骚扰百姓。果然，夜间这两种灯笼也少了。
早在这两种灯笼还经常出没的时候，他们对于庙里的灯光也只敢绕道而行。匪徒都有点怕佛，不敢靠近。于是，多少年了，乡村夜间，只有匪灯和佛灯。一邪一正，一野一文，在进退交错、消长明灭。终于，匪灯渐黯，佛灯孤悬，幸而又加入了学校的灯。
村民半夜起身，朝窗外一看，即使睡眼惺忪，也笑了一下。
窗边竹几上，放着老太太念经要背的香袋；边上，是小孩子上学要背的书包。
三
庙里的和尚和学校里的女教师，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在学校西面的泥路上，两个正要回庙的小和尚看到一头小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到河里。他们慈悲为怀，“惜生护生”，立即撩起袈裟上前，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的一棵小树上。这时，泥路旁刚种下两排小树，伸向远方。
几个在旁边玩耍的男孩子看到了就围过去，那两个小和尚朝他们笑眯眯地点点头，又上了路。就在这时，从校门里气喘吁吁地奔出我们的何老师，胸脯起伏着，直奔小树跟前。她急忙弯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男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
这一下，才走出几步的那两个和尚呆住了。他们主张的“惜生护生”，主要是指人和动物，却对植物不太在乎。他们为惜生而吃素，就是不吃动物，只吃植物。他们明白小羊要保护，却不明白小树也要保护。此刻他们心里有点乱，却又觉得女教师是对的。更添乱的是，他们没想到女教师竟是这么一位丽人，因此看过一眼后就不敢正视，只是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
何老师也没有看和尚，看了就要打招呼，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对寺庙、和尚都很生疏，只能放轻语气给孩子们解释：“这树刚种下，还嫩。等你们毕业，这树也就长大了，这路也就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可以阴阴凉凉地到县城考中学。”
原来，老师心中的“惜生护生”，范围要大一点，包括树，包括林荫道，包括孩子们的成长，包括考中学。
一来二去，孩子们有点得意，觉得老师的水准比和尚高，学校的等级比寺庙高。早晨，看着祖母到庙里去念经，自己上学的步子也更欢快了。
老师还像往常一样，只要听到从寺庙里传来的诵经声，就会把教室的窗子关上。
但是，一个同学的一篇作文，使老师对寺庙的看法变了。
小学的作文很简单，老师出一个题目，让学生们短短写几句，就成。
这次老师出的题目是“一件奇怪的事”。这题目，如果让今天的孩子来写很可能大同小异，但对几十年前僻远山村的孩子们来说就不一样了，写出来都千奇百怪。一个学生写的是，他在四岁时被一个土匪抢走，村民追赶，土匪抱着他躲进了庙会，但从庙会出来后土匪变了一个人，把他送回了家。他回想起来，觉得这事很奇怪。
老师认为这篇作文有点意思，专门组织了一场课堂讨论。
老师问：“这个人真是土匪吗？”
学生说：“是。妈妈说他是陈金木的手下。”
老师问：“他抱走你，不是开玩笑？”
学生说：“不是。我全家大人，还有隔壁邻居，都去追赶了。他抱着我，拼命奔跑，跑不动了，才躲进了庙会。”
老师问：“庙会，人很多吗？”
学生说：“很多，人与人挤得密不透风。”
老师问：“那个土匪是不是见到了什么熟人？有没有人与他交谈？”
学生说：“没有。他只在人群里挤着走，走得很慢，比和尚念经还慢。”
老师问：“和尚一直在念经？”
学生说：“和尚念，所有的香客都在念，念变成了唱，合起来声音非常响，就像台风季节上林湖的潮水。”
老师问：“这么响的声音，没把你吓着？”
学生说：“没有，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看到他已经挤到了庙门口，看着一尊佛像发呆。然后，就把我送回家了。”
老师想了一会儿，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土匪，一定第一次进入寺庙。”
学生问：“那他为什么突然变了？”
老师一笑，说：“以前的他，被上林湖的潮水冲走了。”
老师要求学生，过几天，带她进一次庙。
老师也是第一次进庙，看得很慢。出来后，对学生说，那地方可以多去去。
四
那天，何老师教学生唱了一首歌。学生放学后就到了庙里，想开一个不小的玩笑，用歌声与正在念经的和尚们比赛。
那天念经，还是由醒禅和尚领头，别的和尚跟着，念得浑厚、绵熟、静雅。
学生们躲在香案外面，冷不丁地由女同学河英张口领唱，声音清朗娇嫩。其他都是男生，故意用稳重的声调，配上去。这歌声把和尚们吓了一跳。
学生们唱的是：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
和尚们的念经停止了，庙里只剩下了学生的歌声。
学生们唱完，听到木鱼边上传出一个声音：“等一等！”
随着声音站起来的，是醒禅和尚。他问：“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
孩子们以为要受训诫了，嗫嚅地背诵了一遍歌词。
“来，到我的禅房里来。”醒禅和尚说。
禅房很整洁，藏经箱成排壁立。醒禅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让孩子们一句句再念一遍，他跟着写。写完，他自个儿咿唔了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
说着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些供果，分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上学时转告何老师，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
何老师一听就笑了，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人家可是有名的音乐家。”
几天之后，孩子们又来到庙里，醒禅和尚知道了写歌人的名字，便用毛笔写下了那三个字：李叔同。
写完，醒禅和尚嘀咕了一句：“这倒是与五磊寺的弘一法师重名。”他仰头想了一会又笑了，“法师持戒森严，对于这种歌舞娱乐，他一听就会掉头离去。”
“弘一法师？‘弘一’两个字怎么写？”孩子们觉得有责任把和尚的每句话，告诉何老师。
何老师听了孩子们的转述立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咳，李叔同就是弘一法师！怎么，他到了五磊寺？”
五磊寺离吴山庙不远，却隔着几道山，一道山就是一个“磊”，翻过去太不容易。但是，五磊寺在佛教界地位很高，吴山庙只是它的“下属单位”，醒禅和尚常去。
趁暑假，何老师约着其他两位女教师，由村里一位大婶陪着，两个年长一点的学生跟着，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来到了五磊寺，只想拜见弘一法师。但是，法师已经持杖远行。老师们向五磊寺里的和尚问法师的种种事情。和尚们笑的多，说的少。
回来的路上，三位老师越想越惊奇，越说越热闹。
“果然是他！我们的学生唱着他的歌去与和尚比赛，没想到他自己做了和尚！”
“那么精通现代的文化教育，怎么回过头去投向了佛教？”
“这是倒退，还是提升？”
“肯定是提升，只是我们还太浅薄，悟不了。”
……
五
毕业时，路边的小树确实已经长大，但是还说不上林荫道。
有四个学生要到县城考中学，到小学里来向老师们告别。他们没有告诉老师，今天一早，几位祖母已经领着他们到庙里拜佛，和尚还为他们的远行诵了三通经。
“读了中学，我们一定会回来。”学生向老师保证。
“不要这样保证。”何老师阻止，她笑着扬了扬手，说，“你看这村，这乡，原来土匪横行，幸亏有一批批外来人。和尚是外来的，尼姑是外来的，弘一法师是外来的，我们也是外来的。”
“来了还要走。”另一位女老师说着拍了一下何老师的肩，何老师立即脸红了。后来才知道，何老师已经有了对象，在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为了不让那位女老师说穿，故意对着学生，把话往大里说：“我教过你们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不要太黏着乡土。只有来来去去，自己活了，地方也活了。”
正说着，吴山庙的钟声又响起了，和尚们诵经声也响起了，悠扬而婉转，低沉又绵长。
何老师听了一笑，说：“好了，佛在说，动身吧。”
信客
一
我家乡和内陆农村不大一样，孩子们读完小学，有很大一部分会通过“投亲”的方式到城市去考中学。近一点，也要去考县城中学。这里的农民，能随口说出很多他们并不熟悉的地名。对他们来说，不熟悉，并非远行的障碍，而是今后的去处。
当然，以前并不是这样的。观念的改变，要归功于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叫“信客”。
信客的产生，有一个大背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向西方列强开放。这一来，现代工商业的魔力就使封闭的农村生态快速凋敝，大批青年农民到城市谋生。但是，大地毕竟还是原来的大地，这些青年农民身后，有父母、妻儿、宗祠的无数条缆绳牵扯着。在城里赚了点钱，怎么能够及时地馈侍双亲、接济家人？家中长辈遭遇了病灾，又怎么能够快速通知在外子弟？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邮政业务，那就呼唤出了一批行脚匆匆的人物，那就是信客。
据材料统计，那时的上海，人口增长是全世界各大城市人口增长平均数的十倍。上海的人口，主要来自浙江、江苏的乡村，因此，信客是这些“新移民”的生命纽带。如果没有信客，“新移民”就很难在城市留下来。因此可以大胆说一句：没有信客，就没有那么一个快速膨胀的大上海。
但是，信客的模样，一点也没有“城市缔造者”的影子。他们惯常的形象，非常狼狈。
例如我家乡的那个信客，每次从上海回来，乡人就能判断他是走了东路还是西路来的。走东路过来，显得极端疲劳；走西路过来，则显得特别窝囊。总之，都让人看不过去。因此，才四十出头，已显得比村里的同龄农民苍老。
走东路，比较简单。先从上海坐海轮到宁波，再从宁波挑担到家乡。从宁波到家乡有上百里路，当时没有长途汽车，只能步行。那时路上挑担步行的人很多，大多是挑着菜豆柴火的农民和小贩，而他却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仔细看去，他身上还捆绑着很多物件，那是一些比较值钱的绸缎、药品。路上如有强人，见到他的这副模样一定不会放过，他就只能撂下担子奔逃。如果强人只有一两个，他也可以抽出扁担抵抗一会儿。因此这上百里路，必须步步小心，眼观八方。这条路，走得快一点，两天可以到达，中间在一个叫沈师桥的地方找一家熟悉的小客栈过夜。挑着担子快步流星地走两天，劳累的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当他终于出现在我乡吴山庙台上时，早已浑身湿透，步履踉跄。
走西路，那就不坐海轮了，从嘉兴、杭州、萧山、绍兴、上虞一路过来。这中间，倒是没有长达百里的挑担路途，而是一会儿雇乌篷船，一会儿搭短程马车，一会儿蹚水，一会儿越岗，断断续续、疙疙瘩瘩，很是麻烦。这条路费时更长，要外宿三夜。虽然遇不到强人，但被各种扒手盯上的可能性却很大。因此，当他从这条路走到吴山庙台的时候，总是两眼深凹，上下疲沓。
二
这位信客，个子比村里的农民高，瘦瘦的，走出去很有样子，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单身。听说他是外省人，从小失去了父母，就由外婆收养，外婆就住在我们邻村。外婆很有见识，也有点钱，很早就把他送到鸣鹤场的一家私塾读书。他很聪明，成了远近几十个乡村中识字最多的人。
外婆去世后他外出闯码头，没做成什么事。在上海几个同乡间转悠时，发现大家都迫切需要信客的活儿，就承担了，而且越来越忙。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安定的营生却偏偏做了最辛苦的信客，他的回答是：“一头是没有了家的男人，一头是没有了男人的家。两头都踮着脚，怎么也看不到对方。我是帮他们跑跑腿。”
此刻，他正站在吴山庙台上。眼下，一个女人的村庄正炊烟缭绕。
他知道，村里的很多小木窗都向这里开着，应该有很多眼睛看着自己。那年月，野地里人迹稀少，一个人高处一站，能牵住很大一片土地的目光，何况，这次他的出现，大家早就知道。因为五天前有一位叫余木典的同村人从上海回乡奔丧，已经有过预告。本来信客是想让余木典也顺便带一点货品回来，但在上海的那些同乡都摇头，因为这里的风俗，让奔丧的人带货品很不吉利。因此，余木典回来时只带了一个贴身小包袱，走到吴山庙台上时，他从小包袱里取出麻质孝衣，披在身上，然后便号啕大哭进了村。木典在丧仪上，告诉各家，信客过几天就回来，各家都有货品。
信客觉得，木典家的丧事已过，这下该由自己带来一点喜气了。他在吴山庙台上放下担子，故意伸了一下手臂，再捋一下头发，就像在老戏台的入场口亮相。然后，叉开双腿，从头顶取下草帽扇扇凉，站一会儿。晚霞在他身后。
如果是村里的年轻男人见了他这个样子，都会赶过来帮他提担子。但是，眼下一个个木窗里只有女人，正在灶头做饭。她们一见到他，就转身去梳头了。梳头时还要抹些从树汗浸泡出来的“生发油”，然后换一件端正的布衫。如果信客还在村子里，她们一点也不会在意，但现在他是走了那么远的路回来的，又在上海见过了自己的丈夫，身上还带着丈夫托交的东西，因此要快快梳洗一下。
信客估计她们打扮完了，就弯腰挑起了担子。刚才歇过了脚，又有了力气。他摆正姿态，跨出了尽可能轻松的步子，让扁担两头颤悠起来。从庙台到村子，三百多步，换两次肩，换的时候脸带微笑。每换一次肩，都要颤悠三下，每一颤悠迈一步，然后就有板有眼地走向村子。
已经闻到焖饭的香味，他肚子早就饿了。今天在半路上只吃了一个茶叶蛋和一碗光面，是用两盒火柴换的。一盒火柴能换一个蛋或一碗面，这是当时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一种“等值交易”。因此从上海出来，行李里塞一些火柴等于带了一袋干粮。但他这次出来，没有带够火柴。
信客在行李换肩时略有犹豫，先到哪家。到哪家，就在哪家吃晚饭了，这是规矩，大家都知道。
今天应该到余叶渡家，理由很简单，这次他家带的东西最多。而且，刚刚从村口看到，叶渡嫂已经在木棂窗口向自己招手。信客脚下犹豫，是因为叶渡嫂斜对门是月桥家。余月桥在南京，因此信客这次肩上没有他家的货品，但月桥嫂做的菜最香，今天肯定有韭菜炒鸭蛋，已经闻到了。对饥饿的人来说，菜香，是一种难以拒抗的力量。更有一个暗暗的理由信客不能说，也不能想，那就是月桥嫂太漂亮了。
漂亮是一种很大的麻烦。信客对月桥嫂不存在什么杂念，只是想多看几眼，又觉得不好意思。月桥嫂并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却像一切漂亮女子一样，特别容易害羞脸红。这一来，本想多看几眼的男人也就更为难了，似乎人家脸红是自己的“偷看”造成的，因此连自己也觉得不正经了。
其实这个村子里的女人都很好看，方言叫“齐整”，也就是一种不灼眼的漂亮。其中更出色一点的也有好几位，像村西的鱼素嫂、村南的满城嫂。她们的丈夫都在上海，都是信客的朋友。
信客马上要见到的叶渡嫂，稍稍有点特殊。她长得比别人矮一点，胖一点，自嘲是“杨柳林下的扁冬瓜”。她很开朗，嗓门很高，经常大笑。她的丈夫余叶渡在上海生意做得不小，外出的人中算是最富裕的了，因此她也就笑得更响亮。她的表情，从来不会惹上“害羞”，别人对她也没有忌讳。自从她生孩子后两个月就在大槐树下敞开衣襟给孩子喂奶，全村的目光对她更放松了。
叶渡嫂家的门，除了晚上，都不关。信客还没有进门，叶渡嫂已经拉住他担子的一头，大声说：“木典说了，你今天到。货品慢慢再点，先吃饭！”
说是“货品慢慢再点”，但她的声音还是落到了货品上。她兴奋地叫了一声：“又是一只热水瓶！”
信客说：“为了这只热水瓶，我一路上轻拿轻放，就怕摔坏，受大苦了！我在上海就对叶渡抱怨，去年已经带过一个了，今年怎么又带。他说，去年那个是竹壳的，今年这个是铁皮的，不一样。你看你老公！”
“那匹红缎呢？”叶渡嫂轻声问。
“又是木典通报的了。”信客把竖绑在担子上的一个长包袱解下来，搁在矮桌上，麻利地打开包袱。一片灿烂的红色，把叶渡嫂的胖脸照得更亮了。她抱起那匹红缎，搂在胸前，走进了里间。
“好了，吃饭，你也饿了！”叶渡嫂从里间出来后立即到了灶头，端出几盘早就准备好的菜肴放在桌子上，让信客坐下，递过来一双竹筷。
“这碗糊货，我加了你上次带来的东洋味之素！”她边说边去盛饭。
叶渡嫂所说的“糊货”，是指卖海鲜的货郎每天剩在筐底的杂鱼杂虾，很便宜，又很新鲜。
吃饭的时候，门还是开着。才吃几口，叶渡嫂的眉毛抖了几下，因为有一股韭菜炒鸭蛋的香气从门外飘来。这香气很轻，却很浓，就像一个女子最含蓄的媚眼。信客似乎没有闻到，埋头狠狠扒饭。叶渡嫂却看了对门好几眼，每看一眼都要回过头来看信客。
叶渡嫂笑着说：“听我老公说，他有一次与你搭伴从上海回来，你每个码头都有相好。据说绍兴那个眉眼最重，这次又见到了吧？”
“什么相好！”信客连忙声辩，“都是一路上必须求靠的小掌柜，馒头铺掌柜、车马店掌柜，不认识寸步难行。”
“怎么都是女的？”叶渡嫂笑问。
“男的都像你老公，外出谋生了。少数留下的，也开了大铺子，我们付不起。我们一路，只能找女子小店。”信客说。
“绍兴那位有点意思了吧？”叶渡嫂还是追着问。
“她女儿拜了我做干爹，这次要结婚，事先也不知道，我倒是匆匆忙忙在当地备了一份礼。”信客说，“你看，认识人多，开销也大。我直到这次送礼，还不知道干女儿的大名叫什么。”
没有酒，饭也就吃得很快。信客告别叶渡嫂，挑着担子到自己简陋的住所去了。本来也想当夜一家家去送，但今天实在太累了，想早点休息。更主要的是，信客喜欢看到家家户户都挤到他屋子里来领取货品的热闹情景。女人后面跟着老人，老人手上又牵着小孩，整个农村都在企盼着来自城市的礼物。这是家门大事，村庄大事，桑梓大事，全都由自己来送交执掌，信客享受着这种重要。但当时农村还没有电灯，这种重要场面只能出现在白天。白天，应该是明天下午吧？上午醒不过来。他要把一路上的无限劳顿脱净在长长的酣梦中，只等明天下午，容光焕发地接受村人们的环绕和感谢。
三
信客这一觉睡得实在太沉，醒来，已是第二天傍晚。西晒的阳光很明亮，他揉揉眼，看了一眼屋子里的那副行李担。但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两个竹竿窗外挤满了人。
他想，睡的时间太长，让村人等急了，便霍地一下从床上起身，嗬嗬地笑着，去开门。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村人们脸色怪异地后退了一步，并没有要进门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他捋着后脑勺以为自己还在做梦。说时迟那时快，一位年迈的族长在村长的搀扶下，进门了。
信客不知所措地请族长和村长坐下，用眼睛询问着他们的来意。窗外，村人都在旁听。
族长先开口。
老人说：“我们见过面，不熟。今天有几件不好的事情要问你一下。”
“不好的事情？”信客满脸疑惑。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给叶渡嫂带来一匹红缎子？”族长问。
“是啊。”信客说。
“这红缎子非常贵重，是他们家用来嫁女儿的，这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信客说。
“那么，请你老实说，有没有在这匹红缎子上动过手脚？”族长直视信客。
“动手脚？没有啊。”信客答得很快。“动手脚”三个字，在这乡间的意思特别恶劣，类似于偷盗、破坏，信客当然在第一时间否认。
“这就麻烦了，”族长说，“叶渡怕你做手脚，特别在红缎子的头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托前几天回乡的木典告诉叶渡嫂。叶渡嫂昨天晚上细细查看了，没有小圆圈，那就是，红缎子被人剪掉了一幅，那会是谁呢？”
原来是这样！信客立即回过神来，说：“你看我都忘了这件小事。前天过绍兴，得知我那干女儿要结婚，匆忙间临时买了些礼物，看着太素，就剪了一条红缎带子下来捆扎，图个喜气。那带子很窄，没想到剪到了小圆圈。”
族长说：“你说剪得很窄，何以为证？小圆圈没了，这货品就残了。我建议，你这次回去时，能不能到绍兴把那条红缎带子要回来，到上海让叶渡看看，有没有他画的小圆圈？”
这一下，信客完全被打蒙了。
他闭起了眼睛，首先想起的是叶渡和木典。
他们与自己，不是一直“情同手足”吗？那个小圆圈，就让一切都变假了。
这假，假得痛彻心扉。但是，窗外的村人一定反着看，只认定信客用剪子剪坏了手足之情。他们也许还在称许叶渡聪明，揭穿了信客的手脚。
在刚才族长问话的时候，村长一直没开口，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信客。现在，他把木凳子朝前移了移，对信客说：“上午听说这事后，村人聚集在晒谷场边议了议。大家觉得，既然有了一件事，一定还有两件事，三件事。他们问，去年夏天你说在上虞被强人抢劫，三件行李丢失，是真的吗？前年冬天你说在新浦沿木船翻沉，一个包袱漂走，也是真的吗？还有……”
信客打断了村长，问：“这些，都是大家凑出来的疑问？”
“对。”村长说。
这时，族长站起身来，把信客拉到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还有私下向我递话的呢，听起来更不好听。”
“什么？”信客问。
“我这么大年纪也不忌讳了。说你虽然单身，却处处投情。绍兴那个赖不掉了吧？就是本村，你也有不少想头，像月桥嫂、鱼素嫂、满城嫂……”
“族长！”信客愤怒地喝断，“你老人家可以糟践我，却不能糟践这些女人！这个村，很干净！”
村长站到了族长前面，对信客说：“别争了，你把昨天带来的货品先分一下，完了就赶快回上海吧。”
“回上海？”信客想，“回到叶渡、木典那里去？木典今天还在村里，他回上海后会把红缎子的事情到处讲，我难道要向上海的同乡一个个解释？解释了，大家能相信我吗？不相信了，我还能做信客吗？”
他对村长说：“让大家都进来取东西吧，我分发。上海，我不回去了。”
四
这天晚上，信客没吃晚饭，一个人在木板床上坐着。
犹如五雷轰顶，他的世界突然崩溃了。
很长时间他什么也想不了，只是浑身发冷，微微颤抖。朋友散了，村人走了，而且永远叫不回来。
晕眩颠倒间，他渐渐有点苏醒，开始梳理事情。起点很小，就是那把剪子，那条窄窄的红缎带。为什么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绍兴的婚礼太急，又把叶渡当作了兄弟，自己准备回上海后向他说明白的。但这个起点确实有错，不管是不是兄弟，不能忘了自己是信客。信客有信客的规矩，逾越一步就不可弥补。
想到这里他拿起木桌上的那把剪子，咬牙向左手截去。流血了，他看着。流得有点多，他起身找块手帕包扎了一下。自己的错就在这一点，小得不能再小。其他错处，都不在自己。既然流过了血，就不再自责。
他回想着刚才族长和村长的话，好像一切都“跳进黄河洗不清”了。过去的所有行程，全都有了疑点。而按照乡人的习惯，天下没有疑点，只要疑心一起，就是铁板钉钉。
最让人感到恶心的，是族长说自己与那么多女人有染。这肯定是叶渡嫂搬的口舌，她昨天晚上刚刚说过。
叶渡嫂对族长说了，当然更会对叶渡说。叶渡和木典有暗约，木典也会听到，也会传播。但是，这样的事情，谁能撇清？自己不能撇清，那些女人也不能撇清。撇不清就是事实，撇不清就是罪证，这又是乡人的定见。
一群固守空房的女子，一个随时可以登门的男子，当然是谣言的腌缸。况且，每次送货，总有一些东西不能给别人看到，总有一些小话不能给别人听到。窗一闭，门一关，没有荤传才怪呢，解释得了才怪呢。
想到这里他突然站起身来。如果断定我与那么多女人有染，而她们的丈夫都在外谋生，听到了传闻会是多么忿恨？妻子一次次含泪自辩，丈夫一次次粗声诅咒，每一个家庭都蒙上了阴影！信客想立即去找那个木典，估计很快要回上海，要他千万不要把这种传闻带到上海。但是，自己怎么说服木典？木典怎么会听？那个小圆圈的烂招不也与他有关？……
想到这里，信客颓然坐下，变得像一截木头。
转眼间，自己已经去不了上海，也留不了村里。几个站不住的谣言，已使自己无处可站。
夜里下起了雨，他的心情稍微清凉了一点。半夜，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村北安徽人宋家的儿子，好像叫宋达吧，在上海见过，还是自己把他送到轮船码头回乡的。小伙子二十出头，人不错，也有文化，在上海没找到工作，想回家务农。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信客高一脚、低一脚地摸到村北宋家，果然，宋达在。
宋达满眼同情地捧住了信客的手，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全部听说。
信客说：“不用同情我，我也不会向你解释。但这些村子不能没有信客，你来接！”
天下的受屈人都无法自辩，但当他们放弃自辩后却有一种奇怪的魔力。没几句话，宋达已经跟在信客后面了，踩着泥水来到那间小屋。
五
信客对宋达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一头是没有了家的男人，一头是没有了男人的家。两头都踮着脚，怎么也看不到对方。”停顿了一下，他说：“总得有人帮他们跑跑腿，尽管两头不讨好。”
宋达没有点头，没有言语，只是听着。
此后整整两天，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宋达，附近几个乡村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上海、杭州、宁波、绍兴、苏州、南京这些城市的街道时，信客显得十分艰难，他只得拿出纸来，画出一张张简单地图，再把乡人的落脚处一一标出。
宋达从小在外读书，对附近乡村外出谋生的人很陌生。信客不厌其烦，说出一个个人的大名、小名、绰号、年龄、长相、肤色、高矮，顺便，把各人的脾气和习惯也都作了介绍。
“这个人让你带一包东西，就像带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要唠唠叨叨说上一个时辰，你逃也逃不掉。说少了，他不放心。说完了，刚走，他又会大声把你叫回去。”
“这个人的脾气刮辣松脆，塞给你一个包裹，三句话就了结。你再想问一句，他已转身走了。”
“这个人最小气，叫你送东西，他要又称重量，又算距离，精细得像一个账房先生。但你不要讨厌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不拖欠劳务费的，就是他。”
“这个人有点刁。请你送一次东西，他要捎带上沿途各地的很多亲戚朋友，一件件小零碎，他都不算在脚头费里了。帮他走一次，等于帮人家走三次。但他倒也是个热心人，乡人有了七灾八难，找他，一定管用。”
……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信客又告诉宋达，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店，旅店里哪个茶房比较仗义。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信客在说一路食宿的时候，表情最为丰富。一些点心让他赞不绝口，一些伙计让他笑逐颜开，又不时轻轻加一句：“这个掌柜是女的，那才叫漂亮。”说的时候，眼中有一种特别的光彩。
终于，他长长叹了口气，所有艰辛和美丽的旅程，就此了结。
这两天，宋达很少说话。他一直没有表明，自己是不是答应接班。信客也不想让他开口，怕他拒绝。如果宋达早早地拒绝了，这些村庄怎么办？那些外出谋生的人怎么办？因此，信客故意用滔滔不绝，来堵宋达的口。
当他在纸上画出几个城市的简单地图，看见宋达凑过来细看的时候，他知道，事情有门。
最后，他站起身来对宋达说：“天下祸害全在封闭。一封闭，处处可疑，处处防卫，大家就像刺猬一样。只有把那么多路都走通了，日子才会好起来。我走得早，摔倒了，你接着走，会走得比我好。你的名字也好，宋达，就是把一切都送到。”
宋达说：“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接手了，我会接济你的生活。”
“不用，”信客说，“我到上岙看守坟场。原来的看守老杨刚去世，我补上，能糊口。我也走累了，正好由大动归大静。上岙坟场在南边深山里。”
六
宋达上路后，一路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百里千里都认识他。宋达在半道上遇到任何麻烦，只要说是“老信客的徒弟”，总能换来很多笑脸，事情就好办了。
一个风韵犹存的女掌柜看着宋达说：“什么徒弟，该是儿子吧，都长得那么帅！”
另一个正在与女掌柜说话的女子接着说：“你说他们帅在何处？除了身材，就是步态。他们两辈人走路，既有城里人的分寸，又有乡下人的劲道，合在一起，就入眼了。”
宋达一笑，就走开了。他由此知道，师傅大半辈子所走的路，有风沙泥泞，也有桃红柳绿。
这时，在上岙坟场里的老信客，正夜夜失眠。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个个店铺，一个个面影。
听到屋外响起来风声雨声，他会立即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儿，暗暗叮嘱宋达一路小心。山间的风雨总是特别狂暴，如山呼海啸，惊天动地。
早晨，风雨停了，信客会在崖口巨石坐一会儿，看着那条小小的黄泥路。山外有人进来，远远就能看到。
逢到过年、清明、重阳、中秋、冬至等等节气，熟识的村人都会来送一点食品、蔬果。那些最漂亮的村妇也不怕翻山越岭，一次次由孩子们陪着来探望。老信客以前最赞赏的月桥嫂、鱼素嫂、满城嫂都来过很多次。她们年岁已经不小，却依然婀娜多姿。从她们一进山，老信客就远远地看到了，看她们婷婷袅袅地提着大大的竹篮子行进在苍茫的山林之间，向自己走来，老信客喜不自禁。
有一天，他看到两个男子进山了，看了一会儿他就回身到住屋，关门，再从外面锁门，自己则翻到上一层的山峦中去了。他已经认出，这是自己过去“情同手足”的余叶渡和余木典。他们听说那个红缎子小圆圈伎俩已经使老信客失去工作，十分震惊和后悔，多次写信、托人祈求原谅，老信客都没有回答。这次他们不知道怎么一起回乡，到坟场来登门请罪了。
老信客不想见他们。并非还在记恨，而是害怕尴尬。世上很多昔日老友的心结是没法解的。即使内心已无障碍，却也找不到语言程序和表情方式，那就只能放弃了。信客此刻躲在高处的山隙处，看着叶渡和木典高喊低呼、徘徊往返。他心里说的是：“下山吧，别喊了！”
信客最盼望的，是宋达。
宋达每次回乡，总要想办法进山来看望信客。信客催逼似的急问着山外情势，各地老友。宋达的回答使他一次次大笑不止，但又神情黯然。总的说来，坏消息比好消息多。这路，比以前更凶险了。
宋达说，根据师傅的经验，加上自己的体会，他制定了几项行为规则。例如，在每个城市聘请一位同乡做“保人”，收接任何货品，必须有“保人”在场，而且立下明细清单；货品送达时，也必须由一个成年乡人作为“第三者”在场；永远不与接收货品的女主人单独长谈和餐食，见面时须有婆婆或孩子在场……
信客一听就笑了：“这不是我的经验，而是我的教训。”
“这职业，可能长不了啦。”宋达说。
“怎么回事？”老信客问。
“大城市已经有了邮局。现在还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寄送，一时还到不了乡村。但迟早，会散布开来，至多二十年。”宋达说。那时的时间估算，都比较缓慢。
“二十年？我等不到了。”老信客说。
“你在深山白云间，一定长寿。问题是我，好像不能光给城乡夫妻做跑腿了，要做点别的事。”宋达说。
“有苗头了吗？”老信客问。
“有两件事，都很大，也很险。我已做成一件，另一件正做了一半。”宋达想说下去，却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
“这里尽管说，十里之内没有耳朵！”老信客笑着说。
宋达所说的第一件事确实又大又险。金山卫的一小股土匪，俘虏了一名小汉奸，说出了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动向。土匪也爱国，知道这个情报必须送给国军将领，但他们没有路，就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住在金山旅店里的宋达。宋达立即赶到上海市区的一个国军司令部，送上了这个情报。
“这次送达，使你这个宋达变大了，我为你骄傲。”老信客说，“另一件呢？”
宋达所说的第二件事比较复杂。他在上海逛书店的时候见到一部十分畅销的历史通俗演义，一看署名是浙江萧山一位蔡先生写的。他那次正好要送货品到萧山，顺便去拜访了蔡先生，才发现，上海书商完全把蔡先生蒙在鼓里了。蔡先生是一位传统的乡间书生，完全不知道市场运作，也不知道如何交涉、投诉。宋达出于公道，帮着做了不少事。
“势头怎样？”老信客问。
“事情大有转机，但书商还不爽快。”宋达说。
“好！”老信客又点头了，“我们信客，平常送小信，但有时也送大信，那就是天下公信！”
这天，老信客看着宋达下山的背影，很是满意。但是心头也泛起一阵苍凉，你看这个宋达，走路也不利索了，真是长途催人老，岁月不饶人。
已经是深秋季节，刚才问了宋达身体状况，说是风湿病、胃病都不轻。这是信客的职业病，自己早就有了，但现在毕竟年迈，又多了几种，连心脏也不好。这一想，老信客又有点自我庆幸，早早地安顿在这半山上了。如果一直还在路上，突然因病而止步，那就悲凉了。
七
宋达在办完那两件大事后，日常还是在做城乡夫妻间的跑腿。这事儿，年轻时做做还可以，待到自己也已经两鬓斑白，就有诸多不便了。
这年，在南京谋生的一位同乡突然暴病而亡。他在家乡只有一位没有出过远门又不识字的妻子，还有两位老人，都不可能到南京料理后事。而在南京能叫得应的同乡帮手，又比上海少得多。因此，只能选一位最有办事能力的年长者去。选中的，就是宋达。
你看，宋达在同乡眼中，已经是“年长者”。
宋达对南京也不熟悉，料理完种种后事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扶送棺木到了乡下，停在一处，他还要充当“报丧”的角色。
“报丧”是穿一身黑衣，手夹一把黑伞，伞柄朝前，低头快步朝死者家里走去。据说，“客死异乡”的人如果没有这么一位报丧的人，灵魂就不能回乡。宋达来到死者家里，满脸戚容，尽量用委婉的语气代表“外乡”向家门通报噩耗。可怜的妻子和老母哭得昏厥过去，宋达都不能离开。等到妻子回过神来，便咬牙切齿地咒骂城市，咒骂外出，连带也对宋达大声讹斥。宋达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过一会儿，宋达还要把死者的遗物送去。死者的妻子和两位老人都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死者生命的代价，怎么也不相信只有这一点点。红红的眼圈射出疑惑的利剑，宋达浑身不自在，真像盘剥了多少财物一般。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多少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怪谁呢？信客，肩上挑的不仅仅是货品，而且是家家户户的死生祸福。你，推不掉。
尽管，当时宋达的年龄，已比死者大好几岁。
这事总算过去了，宋达想换换心情，为村子里最漂亮的少妇送一封信给上海的丈夫，顺便带一点新采的茶叶和竹笋。最漂亮的少妇，就是月桥嫂的女儿。她们母女俩，撑起了方圆几十里地的美女支架。性格也差不多，羞涩，脸红，笑多，言少。女儿的丈夫在上海做得不错，据说已经是一个小老板，宋达还没有见过。
宋达在上海按照地址很快找到了小老板的住所，但敲开门发现，主人正与另一个女人同居。
宋达一下子就愤怒起来，为了乡间的美丽和羞涩。但这毕竟是下一代的事情了，他很克制地用男低音说：“我是宋达，从家里给你带来了茶叶和竹笋。”
小老板早就耳闻宋达的名字，知道他一来就必然坏事，居然开口就说：“什么宋达，我不认识，你走错了！”
这下宋达真来火了，说：“我没走错，这是你妻子写给你的信！”
信是那位同居女人拆看的，看罢就大哭大嚷。小老板为了平息那个女人，就说宋达是私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假信只是脱身伎俩。说着，还把他扭送到了马路对面的巡捕房。
宋达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份，还拿出几个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很容易把他保了出来，他却关照同乡，不要把事情传回乡下。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妻子很难因丈夫的风流提出离婚。既然如此，还不如不让她知道。
宋达经历了这两件事，报丧的事和进巡捕房的事，实在深感疲惫，几乎疲惫得站不起身来了。
他经过几天思虑，郑重地决定不再做信客。好在现在他的离职，比多年前老信客的离职已经很不一样。交通便捷了，人流通畅了，城乡夫妻间的信息传递、货品往来，有了更多的路。
正是在他思虑的几天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个把宋达扭送到巡捕房的小老板，受到了警官和同乡的训斥。那位同居女人知道真相后也已快速离去。他在极度后悔中几度向家乡试探，如何让妻子能够原谅他。得到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妻子压根儿不知道。
“宋达回乡过没有？”他问上海的同乡。
“他现在就在乡下！”同乡说。
这一来，他不能不对宋达高看一眼了。他自己，也产生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他时时想着宋达，这个从巡捕房铁门走出的男子，被众多同乡簇拥着，消失在上海的闹市间。
小老板的生意正好有一宗与邮局有关。他好说歹说，再三让利，终于使浙江邮政通向余姚乡村的时间，大大提早了。
我乡小镇百货店的柜台上，出现了一个绿铁皮箱子，上部有一条横口，可以把信件投进去，寄到四面八方，这叫“邮箱”。
如果要寄物品，也可以在这家百货店办理。
这一来，宋达不再做信客，就顺理成章了。
这乡间熟悉他的人多，正好县政府决定要在乡间办一批新式小学，他被推荐去做了教师，要承担国文课、地理课和常识课。
终于要走一条全新的路了，他立即想到了深山里的上岙坟场。老信客已经去世好几年，就落葬在那里，他要去祭拜。
坟场由上海一批同乡集资，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修建。现在已经很成气象，管理人员也有七八个。
管理人员说，坟场修建的集资者中，有余叶渡和余木典的名字。他们本想让自己抱愧终生的老信客能有一个更像样的居息之所，但在投资和规划时，终于明白，这也是自己的归息之地。
余叶渡和余木典都是在冬天去世的，先后隔了一年。
当余叶渡的棺木运来的时候，满山都被大雪覆盖。老信客拄着拐杖，到山口迎接，他浑身也被大雪遮了个银白。在那个红缎圆圈事件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
一年后，余木典的棺木运进山口的时候情景几乎相同。浑身银白的老信客为这种巧合惊呆了。“明年，该是我了。”他说。
果然是这样。他的葬礼的主持者，是宋达。乡人来得极多，在山道上看不到尽头。
今天宋达向老信客的墓奉上三炷香，然后说：“师傅，我去教书了，我知道你会点头。”
八
宋达在小学教书，上下称誉。他不仅知识丰富，口才无碍，而且眼界开阔，深察人情。遇到事情，又善于处置，敢于担当。这种种优点，都来自于信客生涯的历练，而现在却成了这所中心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被任命为校长。
在他担任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育质量在全省属于上乘，毕业生身心健康的程度，也令人喜悦。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各个领域成果出色。
有一次，省教育厅召集校长开会，一位新来的副厅长在报告中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文化传递的魅力。这位副厅长是中年女性，一眼看上去极有气质。
“我十八岁就结婚，已经三十年了。”副厅长微笑着说，“结婚那天，一位信客正好路过撞着。他以前曾把我戏称为干女儿，因此就要送礼了。急急忙忙间，你们猜他送了什么礼？他居然到书店捆了一叠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的优秀读物给我。因为是结婚礼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红缎带，把那叠书捆扎得漂漂亮亮。我真要感谢这些书，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居然在结婚后还去考了大学，这在当时不可思议。因此，我一直把捆书的红缎带留着，有时还用来扎头发。因为，它是文化传递的信号。”
说到这里，副厅长站起身来，把头一扭，说：“这么多年了，今天，我还扎着它！”
台上掌声一片。
会议结束后，宋达找到了副厅长。
宋达说：“副厅长，你是绍兴人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副厅长饶有兴趣。
“我还知道，在你这条红缎带上，画着一个小圆圈！”
这下，副厅长一下拉住了宋达的手，说：“宋校长，我每次拿起这条缎带时都要看一眼这个小圆圈，但别人都不知道，你……”
说着，副厅长把缎带从头上解了下来，翻出了那个小圆圈。
宋达细细看了看那个小圆圈，心想，正是这个小圆圈，断送了老信客的大半辈子。但是，老信客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
宋达抬起头来对副厅长说：“这事说来话长，一时说不清。下午，或者明天，我会告诉你。”
宋达觉得这件事情太巧，自己还需要从心里消化一下。
秋雨注：
《牌坊》《寺庙》《信客》，都是原版《文化苦旅》中的老篇目，这次进行了改写，列为全书第一部分的“如梦起点”。
不错，这正是我全部苦旅的起点。
那是我生长的土地，自然意义上的土地和精神意义上的土地。对它的记述，包含着大量童年的回忆，而童年的回忆，总是与传说相伴随。因此，一切童年都“如梦”，一切起点都“如梦”。能说穿这一点，至少是一种诚实。
我的这些文章收入《文化苦旅》，当然应该称作散文，但其中包含的传说成分和如梦成分，又渗搀于小说。当年《文化苦旅》在台湾出版后，隐地先生的尔雅出版社在编选“年度小说”时居然也把《信客》选入，所说的理由是：“虽然置身于散文名著，却具备小说的一切要素。”这种眼光，超越了简单的分类框范，我很喜欢。
童年可以是“如梦”的，长大后就要一步步跨实了。由此为起点，读者将要逐一看到，我以成年人的目光和脚步所抵达的“中国之旅”“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
同一本书中，包含着几个不同“阅读视域”的剧烈转换，这是我要请广大读者配合和谅解的。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