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者谁

第二课

授课：孔庆东

时间：2014年2月25日火曜日申时

地点：北京大学理科教室207

内容提要：毁毁誉誉说金庸

我们今天是第二次来谈金庸的问题，我想用这次课呢，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思维训练——如何看待金庸。我上一次课的时候就说了，过了这么多年，金庸小说事实上已经经典化了。我们已经超越了为金庸“平反昭雪”的那个时候，就好像一个人被看不起、被看成垃圾，我们要说他不是垃圾，把他身上的灰尘去掉，露出他的光彩，现在好像不用费很多力气做这个工作了——现在能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更客观地看待一个人——而这个时候的很多问题会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研究了谁，就说谁好。有的时候说他好，说得过分一点儿，这也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度在哪里？怎么样避免走极端？

说到金庸，我们要怎样看待金庸？说金庸好的，说金庸坏的，都可以说得很极端。我们并不因为金庸先生今年九十华诞，要向他献礼，就说他怎么怎么好。我觉得想说一个人好，要先说一个人的坏；要想说一个人坏，就先说一个人的好。一个正直的学者，他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他不会掩藏那些对自己学术观点不利的材料，不会掩盖那些跟自己相对立的观点。我们每个人一般都有一个专业，顶多两个、三个，大多数领域我们很难涉及。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学者是有良心的？怎么相信他在他专业的权威性？你就要看他是否掩藏对自己不利的材料。比如一个学者支持转基因，另一个学者反对转基因，我们到底信谁的呢？哪个学者更有良知呢？我不是学转基因的，我也不是学生物的，我怎么判断两位生物学家谁是好的？有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是贯通所有学科的：看他是否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观点。比如一个生物学家为了证明自己对，他使用的全部是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他说美国人都吃转基因；好！也许有另一个人相反，说外国人都不吃转基因，就我们中国人吃。所以做学问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不能够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观点。

毁毁誉誉说金庸。金庸是得到无数的毁，也得到无数的誉的人。这位老爷子今年已经九十岁了，他已经不在乎这些诋毁和桂冠了。他戴博士帽的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戴帽子”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个坏词就叫“扣帽子”嘛。那金庸该不该戴上这个博士帽，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我对金庸是很尊敬的，但是有一个理由使我可以调侃他：他至今仍然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我再尊敬他，我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众笑〕。他的北大博士还没念完呢，虽然他在剑桥的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博士，他真心想摘下的那个桂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桂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博士。这也可能是金庸先生的一点虚荣心。

我们先谈谈对一个作家的崇拜与贬损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进入这样一个思维误区：由于喜爱某部文学作品，进而就喜爱创作了这部作品的那个作家。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如此。所以作家这个行业是挺骗人的，因为你看作品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作家，他和歌唱家、音乐家、舞蹈演员不一样。我们看见一个舞蹈演员，她的作品就是她的形象，她直观地在你面前。你喜欢她作品的同时喜欢上这个人，起码从视觉上来说她不会欺骗你。但是作家跟这个完全不同，很多人喜欢作品，通过作品想象这个作家的形象，特别是想象这个作家那颗伟大的、善良的、纯洁的内心，然后就开始喜欢这个作家。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作家是跟自己的“粉丝”结婚的〔众笑〕，这个比例相当高，从古代到现代都如此。但是我没有调查过他们跟作家结婚之后是否后悔了。我听说过西方有一句谚语：“莫作哲人邻，莫作诗人妻。”——不要跟哲学家当邻居，不要嫁给诗人当妻子，你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作家和他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那个形象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和他的人品还没关系，你不要以为你接触的作家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他就是骗子。他不是骗子。作家通过作品塑造一个不存在的自我，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作者的形象，这个不存在的自我并不是写作的那个人。

好像现在的作家使用笔名的比例没有几十年前那么高，不过我觉得作家还是有必要使用笔名的。我们有必要知道鲁迅不等同于周树人，有必要知道茅盾不等同于沈雁冰。以前我们把这个作为常识，考试还要考。“鲁迅是谁？”“鲁迅就是周树人”，给你满分。你要知道其实鲁迅“不是”周树人，周树人是谁呢？周树人是在教育部当官儿、又经常在各个学校上课赚钱的人〔众笑〕。他晚上待着没事儿，写点字想再多挣一笔钱〔众笑〕，然后他写完之后不好意思署名“周树人”，如果被教育部发现这叫不务正业，他编一名儿叫“鲁迅”，可是稿费还是落到“周树人”的手里了〔众笑〕。我这样说是帮助大家复杂地理解这个关系：“鲁迅”不是周树人。如果你读《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你觉得这个作家特别高大，你喜欢上这个作家了，你喜欢的是“鲁迅”，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个“鲁迅”，现实生活中有的是“周树人”。再进一步说，连周树人都是他自己后来起的名，不是他的官名，他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签的名是“周豫才”〔众笑〕。

大概将近二十年前，我请作家王蒙到中文系来做一个报告。王蒙先生讲得很生动，他针对的是有人骂他、有人说他很虚伪的情况，因为他作品里是追求人性美的嘛，而他被人发现他自己生活中一些不美的地方，那些人就用他作品里的追求来要求他，他觉得很冤枉，他说：“你们读过歌德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吗？那个维特自杀了，可是歌德活得好好的，歌德活到八十多岁，有那么多的艳遇，你们能说歌德这人虚伪吗？”我觉得王蒙问得很有道理，你如果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你爱上歌德了，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让生活中这个叫歌德的去自杀：“歌德你失恋了，为什么不像你作品中的维特那样自杀呢？”他不是虚伪的，他的作品也不是虚伪的，人是有丰富的可能性的，人在作品中可能展现的是自己人性的某一个层面。如果你通过读一个作品觉得这个作者特恶心，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作者在生活中就是像你想的那么不堪。以前我讲这个道理可能讲得有点费劲，现在我们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大家想想微博你就明白了，由于微博的匿名性，人在微博上展示的多数是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是他们平时生活中不展现的一面，但这不代表他的人格的全部。他的人格中有美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美好的地方，不美好的层面他平时不好意思展露，那刚好这里有一个戴着面具的地方，可以随便骂人，他就展露出来了。当然，在网上这样做对自己的人性培养是不利的，但那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我只要说：人，他不等于他写的文字。

作家的魅力建立在作品的魅力之上，魅力太大就会发展到被崇拜。人多数情况下是在互不相知、互不见面的情况下产生崇拜的。因为距离远而崇拜，因为距离近，崇拜就打消。一个禁得起距离远，也禁得起距离近，反反复复仍然被人崇拜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起码要经过两个阶段，这个崇拜才是真正靠得住的、牢固的。先前的那个崇拜中，必然有一些站不住的东西应该去掉。任何被崇拜的偶像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去魅”。从崇拜到“去魅”这个过程，恐怕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你不要怕你心里边热爱的那个形象被人家污蔑。你热爱的东西，你热爱就好了，不要怕被别人诋毁，不要特别愤怒，一个形象越是被一些人热爱就越是被相反的一些人贬损。一个人如果没有人说他的坏话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嘛。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人说好、什么人说不好。就是说，“去魅”可能是需要的，但是“去魅”本身也是一个运动过程，它会发展到贬损，贬损之极就是造谣污蔑。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客观事实在很长时间内蒙上灰尘，当与之有关系的人慢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相关者越来越少的时候，客观事实自然会浮出水面。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的人，是不是圣贤，是不是英雄，我觉得正像托尔斯泰说的这句话，也是我们这代人说的一句话：“要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样的话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好像有点儿残酷，好像有点儿残忍，但是对我这代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一句话，大英雄豪杰不经过这几个阶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也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把这个大道理用在金庸的身上，似乎有点儿大材小用，但是我们既然是研究一个文学家，不妨把这个道理降到具体的一个人身上。

金庸这个人，首先是誉满天下。我们都知道，对金庸的赞誉非常多，我简单地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系列。

首先应该公认的是，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师，这个称谓恐怕没有什么争论，反对金庸的人也会承认他是武侠小说大师，写武侠小说写得最好。在“武侠迷”里有一部分人不认同金庸写得最好，那他也得认同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师，只不过不是排行第一而已。有的人认为古龙写得最好，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还有人认为旧派武侠小说写得好，比如，有人认为还珠楼主写得最好，有人认为平江不肖生写得最好，这都有。但是这些人都不否认金庸本人也是武侠小说大师，这是一个“公约数最大”的赞誉。

其次呢，有一些学者认为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大师，应该把“武侠”二字去掉，金庸就是小说大师。他们认为不应该把金庸放在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古龙这些人一起的一个“笼子”里去比较，那些人跟金庸比，都把金庸比低了。金庸应该放在整个文学界这个园林、家族中来比较：跟鲁迅、巴金、茅盾、老舍这些人比，他也是小说大师；跟托尔斯泰、莫泊桑、狄更斯这些人比，他还是小说大师。这才是对金庸的正确的评价。你们为什么不说鲁迅是短篇小说大师——鲁迅没写过长篇，可是我们说鲁迅是小说大师。这是第二种，对金庸的超越武侠的赞誉。

那么，在小说大师里面，他的作用、他的里程碑意义是什么？严家炎老师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概括，他说：“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是引来暴风骤雨的一句话。这句话对金庸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文学史上、学术史上之前从来没有对一个作家用过这样的词——我们都不能说鲁迅一个人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当年新文学运动中那场文学革命是很多人一块儿发动的，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大帮人，合起来才发动的文学革命——而严家炎先生是说金庸一个人就发动了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是非常高的赞誉。

有了这个赞誉之后，其他的就接踵而来。有人说金庸是“武侠大宗师”——这里面有省略，我们看前面“小说大师”是省略了“武侠”，这个词又省略了“小说”——好像金庸自己就是一个侠客一样，好像他有一身武功一样。那么还有人进一步讲，金庸是“武林盟主”〔众笑〕，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我们今天把中国跟武侠有关的这些人都叫作“武林人士”，比如我已经参与过几次这样的“武林大会”。这些“武林大会”都请什么人呢？一个是武侠小说作者，然后是武侠影视剧的编、导、演人员，一个是武侠文学的研究者，包括我这样的人，还有三山五岳的跟武侠活动有关的和尚、老道〔众笑〕，各派掌门人都有。在某年的一次大会上，我一看那个《会议手册》，主办方把我安排和释永信大师住一个房间〔众笑〕，当然，我估计释永信大师是不会来住的，我就晚上在房间里等他，果然等到半夜他也没来〔众笑〕，估计他一个人住。所以我们自己就组成了武林大会——一边开会一边看武侠表演，那个会开得很好玩，非常热闹。你看，大家说是“武林同人”，可说的话根本不一样，我们这边是学者，那边是作家，那边是和尚〔众笑〕，这边是一些美女演员，能说到一块儿去吗？只能是互相欣赏〔众笑〕。

对金庸的评价当中跟“武林盟主”差不多的是“一代大侠”。是不是所有的写武侠小说的作家都能够把“小说”去掉、把“文学”去掉，直接说他是侠？我刚才说，这样讲带有比喻意义，可是用到金庸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又不仅仅是比喻。生活中的那个金庸，生活中对应的叫“查良镛”的那个人，他真的也是一个侠。虽然他不是他笔下那些郭靖、杨过一类的人物，但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是带有侠客精神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多人，好多研究者，包括给金庸写传记的人愿意称他是大侠。还有一本传记就直接称他是“侠圣”，“侠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侠中之圣”，还是“侠加上圣”“又侠又圣”？反正都是一流的称呼。

一个作家所能得到的美誉几乎没有超过金庸的，跟他能够类比一下的，只有鲁迅。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他还活着的时候，得到太高的赞誉不是一件好事，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谤满天下。

是什么人说金庸的好话，我们要注意，我们分析话语要注意这话语是谁说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这几个要素要掌握。我们大多数人犯的毛病就是光看话语内容，不看话语生产的条件，不看厂家。

我们看看学者对金庸的赞誉。著名学者陈世骧推许金庸“兄才如海，无书不读”，这个话没有说金庸小说的好坏，他是通过读金庸的小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金庸才华大如海，无书不读。一个大学者评论一个作家用的是学术标准。我就在学术圈混，我也想找一个朋友送给他这八个字“兄才如海，无书不读”，可惜我混了这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合适的人，值得我送他这八个字。但这八个字有人送给过一个作家——冯其庸。上次也提到了，冯其庸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按理说他最应该推崇《红楼梦》，那是他的饭碗。他读了金庸小说，读完之后是这么说的：“这需要何等大的学问，何等大的才气，何等大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修养。”他也从学术标准上认为金庸有大学问、大才气、大修养。这是一个被认为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领域之一——红学界的一个名家所说的。说到金庸的小说本身，他是这么评价的：“无一雷同，无一复笔。”这是他对金庸小说的感觉，他这个感觉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但这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重量级学者的评价。那么我再列举一个我们北大的严家炎先生的评价，严家炎说金庸发动了文学革命，不能空说啊，严家炎先生有很多论述，有这样一句话：“他的作品可以说填平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沟壑，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严先生说话很平淡，但是字字都不落空，雅俗共赏是很多专家学者共同的目标，但是做到、做不到差别就大了，严老师认为金庸真正做到了“填平沟壑”。再列举一个金庸研究者，陈洪老师，他是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也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竟然有这么一句评价，说：“金庸小说，就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这句话如果是一个普通年轻人说的，无所谓，有许多人喜欢金庸，怎么评价都可以。而这些人都是功成名就的人，一句话说错了就可能毁自己一辈子的声誉，因为这些人说的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说错了会成为笑话。就好像你已经有巨额存款，因为你一句话，存款可能都没啦。所以这话都不是轻易说的，这是贯通了中国文学史之后，下了这样的结论。《水浒传》《红楼梦》这些小说，当时问世的时候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和金庸小说刚刚流传时是一样的，当然，《水浒传》产生五百年之后，现在谁读《水浒传》那都是高雅人士。所以陈洪老师预言“金庸小说，就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你想，我们国家重量级的学者都这样评论过金庸小说。

有很多人认为我对金庸小说评价高，其实要没有他们开路，我没有那么大的学术勇气，我也没有那个资格，我的辈分比较浅，我是做学生辈儿的，也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完全地说出来。但是呢，我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表达了我对金庸小说的一些看法和预见，那种预见也是带有冒险性质的，当时我料定十五年后、二十年后，我的话会成为金石之言。所以当时，我虽然也比较慎重，但是有的地方还是说得比他们要稍微过一点。我在1999年有一篇文章叫《金庸小说万古传》，因为当时，1999年那一年，很多人批判金庸。我开头是这么说的：“金庸小说，热。20世纪50年代一出世，就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热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东南亚人民风雷激。”〔众笑〕这是化用毛主席的诗。“20世纪80年代，又随改革开放的春风，热遍九州十八省”，读孔庆东这人的作品要反复地去想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其畅销和传播的速度，真可谓是‘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我把毛泽东的诗词都用在金庸的身上了。“20世纪90年代，不但热浪未减，而且在华人世界中愈来愈牢固地树立了其当代文学经典的形象。直到20世纪末的1999年，先是全国十几家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尽管这部片子改编得如同其他港台片一样粗俗低劣，但依靠原著的精彩故事，仍然获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随后金庸本人又被浙江大学聘任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从时间上看，金庸小说已经热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且势头不衰，下一世纪仍是妇孺皆知的优秀经典无疑。”现在21世纪过了十几年啦。“从空间上看，有华人之处，便有金庸小说，”这话不是我空说的，我是接触了很多人后说的，“其跨越地域之广，不但超过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甚至超过了大英帝国的心肝宝贝儿莎士比亚。从读者的层次来看，有邓小平、江泽民这样的政治家，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王选这样的科学家，有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和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严家炎这样的学术权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刘再复、钱理群、陈墨等批评家，有刚刚能阅读长篇小说的小学生，有看门的老头、开电梯的小姐、公司的‘白领’、黑社会的兄弟，工农兵学商，党政民青妇，没有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没有金庸的读者。金庸小说不是畅销于一时一地，而是长销于各时各地。金庸小说的印数是以‘亿’作为计量单位的。从文化商品的角度看，不但金庸本人成为稿酬最丰厚的华人作家之一，无数金庸小说的出版者、盗版者、改编者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众笑〕这在上次讲版本的时候讲过了。“可以说，金庸小说已成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这个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用严家炎先生的话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是用事实来说话。说完了之后有一段对金庸比较高的评价，还是在这篇文章里的，讲金庸小说的成就：“此外，金庸写历史、写政治、写景物、写风俗，均出手不凡，着笔成春。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就因为这段话，我受了多大冤屈，受了多大委屈，多少人恨不能把我掐死，我简直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的“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我说这段话等于把很多权威都打倒啦，把很多人梦想得到的成就添到金庸身上去了。但是我不是空论金庸，我说：“金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他‘十年磨一剑’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得益于他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现代精神。”这是金庸本人不愿意承认的。“得益于他能够博采世界上各种文学的精华。诸种优势条件具备于一人之身，无疑是一种‘机缘’，这样的‘机缘’往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金庸小说当然也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有瑕疵之点，有平庸之处，但我们应该摆脱只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习，根据我们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预言，金庸的小说，必将长存在人类的文学史上。”这是十五年前我写下的话。现在看来，我这一篇短短的文章激发了无数青年人研究金庸的热情，很多人沿着我的某一句话就去研究金庸小说的一个问题。

金庸的好话，我不想多说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反面意见，听听那些对金庸贬损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可以把那些好话当作一个背景。

与好话同时，向金庸身上泼来的污水也是接连不断，有瓢泼大雨之势。我们来看一些人对金庸小说有哪些贬损，我给它概括为“十大罪状”。金庸有哪些罪状呢？抄袭、雷同、低俗、暴力、色情、下流、伪善、抠门儿、薄幸，最后是放纵〔众笑〕。我想，形容一个人的坏词儿还能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没有，一个坏人可能会戴的帽子金庸全都戴啦。这些坏词儿有的是说他小说的，有的是说他本人的。

历史上那些被称为圣贤的人、英雄的人，可能都会被加上一些最具有攻击性的、最具有诋毁性的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词是那么尖锐，就一概视而不见。我觉得还是应该一个一个认真地对待。我们不应该预先地站在某个立场上来看问题、站在某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永远要站在真理的一边。如果你发现自己原来真的错了，对方对了，即使对方你再不喜欢、再凶恶、再丑陋，你也应该向真理投降，这才是大英雄的境界，错了就是错了。但是，错也好，对也好，要用材料来说话，要实事求是。其实对金庸的批评和贬损不止这十个方面，我只是捡其最突出的十个方面。下面，我们可以来分析分析，也许人家说得对呢。说得对的地方我们就接受，因为给了我们启发嘛。到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也不必过于执着于是非和贬损。

说金庸抄袭的人很多，我找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说金庸抄袭的例子。这人是这么说的：

武侠里的故事情节，大致和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一样，结尾都是大团圆。孙悟空修成正果，武侠里的人物得报血海深仇。如果真要说金庸老先生是一个武侠小说创作的鼻祖、泰斗，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毕竟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前辈要早几百年。金庸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创作者只不过是把《西游记》的人名、地名、环境改改称呼，再把里面很多故事内容加以论述、加以细化，也就成了一本武侠巨著了，那有多少是自己的思想在里面？纯粹是抄袭别人的成果。^[1]

由此他再论述说：

抄袭之风由来已久，只要你再仔细看一遍《西游记》，也就知道为什么说金庸也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抄袭大师。如果金庸现在连站出来承认自己抄袭的勇气都没有，那中国文学也不要再说什么打假了，永远也不会纯洁。

这样的文章我们好像经常见到，都很正义，都言之凿凿，都有一个非常高大的道德形象。我们对一个问题证伪，可以沿着他的逻辑去推论，按照他的逻辑，在很多武侠小说里他都发现了大团圆，发现了主人公最后达到了目的，他发现这样的故事情节在《西游记》里都有，所以《西游记》以后的所有作品都不能这么写，如果写了就是抄袭。那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西游记》也是抄袭，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最早的史诗就是这样的。人类所有的故事一共只有二十多个模式，谁也跳不出这二十多个模式。你说这人最后报仇了，前面肯定能找着这样的故事；你说最后这人仇没报，自己死了，前面还有这样的故事〔众笑〕。所以，“抄袭”这个词，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对比，你至少要找到金庸写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情节跟另外一个人写的是一样的，还要加上其他的材料来证明，才能说他是抄袭。而且仅仅是情节一样还不能说是抄袭，必须文字也一样，才能算是抄袭。所以金庸这个抄袭的罪名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读金庸小说的人成千上万，特别是读金庸小说的人往往也读过其他的武侠小说，这里面不乏学问很高深的学者，如果金庸抄袭其他武侠小说情节的话，早被其他学者发现了。因为有一部分学者是不喜欢金庸的，他们就专门找金庸小说的毛病。如果他们发现金庸抄袭了白羽，抄袭了郑证因，抄袭了朱桢木，那他们早都把证据找出来了。有的人专门是研究版本的，他们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证明金庸抄袭这方面的材料。如果说金庸写的某一个情节、某一个武功，跟一个前辈恰好一样，这不叫抄袭，这叫发扬光大〔众笑〕。比如我今天上课，我说：“同学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叫抄袭吗？我是把我老祖宗的话发扬光大，尽管我没有加括号说这是谁说的，但我并没有说这话是我发明的啊。这个“抄袭”的罪名我们简单地放到这里。

我们看看雷同，可以找到很多雷同。比如有的人说，金庸笔下的风清扬和黄药师就雷同〔众笑〕。这可以研究啊，起码我们觉得风清扬有点像黄药师，黄药师有点像风清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写一篇文章《风清扬与黄药师之比较》，这两个人恰好可以比较。还有人说桃谷六仙很像太岳四侠，这也可以比较啊。还有情节，有人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被小师妹刺了一剑，重伤，恒山派的人把灵药当泥巴糊伤口；另一小说相似的情节他又找到了，《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被周芷若抽了一鞭，重伤，明教也把灵药当泥巴糊伤口〔众笑〕。他说，“你看这是严重雷同，自我抄袭，雷同属于自我抄袭”。我觉得这个点还可以用来攻击中医，说中医完全是糊弄人的，随便拿泥巴糊伤口。这是情节的雷同。还有人找到风景描写的雷同，《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段：“只见一片练也似的银瀑从山边泄将下来，注入一座大池塘中，池塘底下想是另有泄水通道，是以塘水却不见满溢。”《倚天屠龙记》里说：“只见峭壁上有一道大瀑布冲击而下，料想是雪融而成，阳光照射下犹如一条大玉龙，极是壮观。瀑布泄在一座清澈碧绿的深潭之中，潭水却也不见满，当是另有泄水的去路。”《天龙八部》里还有：“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清澈异常的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断注入，湖水却不满溢，想来另有泄水之处。”这个可以研究，这个是有真凭实据，确实雷同〔众笑〕。那对于这个雷同我们怎么看？第一，他不犯法，他没有侵犯谁的著作权；第二，他的这个雷同是不是自我抄袭？他是不是写《天龙八部》的时候写到一个瀑布不知道怎么写了，去翻翻自己的《射雕英雄传》〔众笑〕，受点启发，然后把这段写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一种创作情况？肯定不是。是他写瀑布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陷入这样一种固定思维。你看，他把三个场景写得都一样，一个大瀑布流到一个深潭中，而那潭不见满，然后“想来另有泄水之处”〔众笑〕。那假如你不想跟金庸雷同，你也写一个大瀑布灌入潭水之中，那潭水却不见满，怎么写呢〔众笑〕？你说怎么写啊？原来湖中有一个怪物〔众笑〕，那只能这样去写。我们只能说金庸没有找到更新的描写手段，因为这不是主要情节，它只是作为一个景物描写，金庸写得手顺了，就沿着自己习惯性的思维写下来了。如果你没有看过另外两处，只看了一处的话，这个描写不是很好吗？提出这一处雷同的这个人是太爱金庸了，琢磨得太细了，把三本儿都拿出来比，终于发现有雷同了，他用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我觉得这很好。我们希望金庸如果再修改他的小说的话，把这个地方修改得更引人入胜。当然我们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我们只能想出一个吉尼斯怪物来，啊！错了，尼斯湖怪物〔众笑〕。

金庸的十大罪状之一还有“抠门儿”。这个“抠门儿”之说，是一个对金庸的调侃。我们发现很多大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抠门儿的传说。这个金庸啊，他办《明报》的时候不是当老板嘛，他经历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财源广进之后，老板金庸也厉行节约到了抠门儿的程度。对此金庸说过：

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以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

我们要知道金庸不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资本家。我们要从资本家的角度考虑。他说过《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每月工资加一百，一年就多支出几十万。他倒很诚实。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资本家为什么不愿意给工人涨工资，工人说：“我们自己涨的工资很少啊！”但是资本家他算的是总账——我给你一个人加一百，全报社加起来一年是几十万。所以他对年轻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别看就这么一点工资，还有人排队想进来。这个话要怎么去评价呢，我们看站在哪个角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这话是要批评的，就因为你们《明报》特别有名，所以在你这儿工作是光荣，你就给我们低工资？从无产阶级的角度，金庸是应该被批评的。但是把金庸放在所有的资本家里面，这是一个常态，他还是诚实的，放在资本家里边跟资本家比，那他这样又是没什么可批评的。

他曾经有一个员工，叫黄陵，在《明报》干了很多年，退休了。退休了之后，金庸就只给了他几万块钱，这个黄陵就不干了，就闹，可金庸就是不给他涨钱，他就威胁金庸：“你要不给我涨钱，这个钱我也不要了，我把所有这些钱都用来登广告，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给《明报》干了一辈子，金庸给了我多少退休金！”这一句话把金庸吓住了，金庸说：“不要这样嘛，不要伤和气，你说要多少钱吧！”——最后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们可见，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很有说服力，即使像金庸这样的人当了资本家，他也要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说话。你想从他那儿拿钱，要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无产阶级不斗争，即使是金庸这样的好人当资本家，他也不会退步。

在金庸的《明报》上开专栏的有两个著名的香港女作家，林燕妮和亦舒，金庸亲自请她们在自己报上开专栏，文章很受欢迎。但是金庸给她们的稿费很低，林燕妮就不干了，说：“你看我这文章不是很受欢迎吗？你还表扬我，给我加点稿费好不好？”金庸说：“你这人花钱大手大脚，给你的钱你都花了，不加。”〔众笑〕然后正好亦舒在旁边，亦舒说：“哎，我是很节约的呀，我不花钱的呀，你给我加加稿费行吧？”金庸说：“给你钱你也不花，给你钱有什么用。”〔众笑〕两个人都没加稿费。所以说金庸这个人很抠门儿。这是一个做人的小节，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庸是精打细算、很精明的人。大作家往往比较精明。我也听说过好多作家抠门儿的故事，我还看过好多央视那些大的主持人抠门儿的故事。我觉得这里边有点可研究的内容。当然，这是生活细节方面的抠门儿。

金庸这样的人呢，他毕竟有他出手豪爽的时候，他认为需要花钱的地方，是不惜花钱的。比如说他给香港大学捐钱，本来说捐一百万，在写支票的时候，这个校长在旁边开玩笑说：“哎呀，要是能多写一个零就好了。”当时旁边很多人，这本来就是开玩笑，没想到金庸很认真，他说，那就多写一个零吧，“啪”就多写了一个零，一百万改成了一千万。所以说，金庸有非常豪爽的一面。

对金庸的批评还有很学术的、很正襟危坐的批评。由于批评金庸的人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我就不列举他们的名字了，避免我们对他们有误解，我们只就事论事谈话。有学者这样说：

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近些时候读到过一些对金庸的批评，这些批评我认为都很中肯。而读金庸时的那种神魂颠倒、日夜不分，也并非一种最纯正、最高级的审美享受，它与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细细体味、从容含玩，质地完全不同。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因此，对金庸，虽然一时间从某种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完全可以，但要认定他会像《红楼梦》造就了一门“红学”一样造就一门“金学”，恐怕也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了。

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说的。我们看他的批评，首先，他是用他认为的“冷静严格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认为金庸小说有弊病。关于这个弊病，按照他的逻辑，他就应该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哪些地方不艺术。可是他话题一转，说的是另外的事情，说的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这样的读书方式就不是纯正高级的审美享受。这个逻辑是从哪儿来的？读《红楼梦》的读者不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吗？读《西厢记》的读者不这样吗？什么叫细细体味、从容含玩？这个是非学术语言，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骗子的语言。前面高举着马列主义，吓唬你一下，下面完全是法西斯主义；前面举着艺术旗帜，下面说的是流氓话语。你不是说要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吗？我没有看到下面讲小说艺术，下面是扣帽子，全部是扣帽子。你凭什么说他是这样、那样，就不是另外一样呢？哪个作品没有商业文化的印记？鲁迅的小说没有商业文化的印记吗？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商业吗？《天鹅湖》不商业吗？商业不商业和他的艺术水平高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没有啊。就像我们每个人同时具有多种性质一样，你是男人，你是北大的学生，这两者不矛盾是吧〔众笑〕？你是男人，你是北大学生，你是四川人，这个不矛盾。这中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指向。

我前面介绍，金庸被浙江大学聘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时也是受到一片指责。有一位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院院长出来说，金庸连当南京大学副教授都不够格。这个大家去查，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去反驳他。到底什么是格？什么人够格？什么人不够格？是不是这样说话的人自己就够格？这个都是需要用学术语言来好好辨析的。

还有人去找一些人来批判我的话——不能隐藏对我不利的观点〔众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孔庆东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价值不亚于《红楼梦》”，好了，一帮人来批判：“金庸武侠小说不亚于《红楼梦》？孔庆东是‘垃圾’！这人根本不懂文学。武侠小说要能跟《红楼梦》比，虫豸也能变人了！简直胡扯！”“孔庆东这样的垃圾估计是金庸买的枪手吧？不要说《红楼梦》，它连《金瓶梅》都赶不上。金庸小说破绽百出，何敢和《红楼梦》相比，孔庆东‘垃圾’！为了出名昧良心。”“‘红楼’的最高峰地位看来近百年是无人可撼得动了。至于孔庆东，我见过，至今还是穿着长袍的书痴，也就适合看看武侠和色情，唉。”〔众笑〕还有人语重心长地总结：“这就是盲目崇拜的下场。”〔众笑〕

还有作者说：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写这段文字的人，他的政治立场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是吧，这是一“公知”〔众笑〕。他想的根本就不是艺术，不是金庸，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他自己心目中的“民主”与“法制”社会。按照他的逻辑，人类的大多数艺术都要打倒。人类大多数艺术都不是他讲的那样，都不是讲公民意识，都不是讲一人一票。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混在中文系里，他不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其实是“公知”，他天天拿着文学搞政治。我们不反对谈政治，但是你看他分析过一句小说内容吗？没有，他还是在扣帽子，说金庸小说里没有什么，所以金庸就是反对什么。你又有什么证据说爱读金庸的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思维混乱呢？你得拿出证据来啊。

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来说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他们称为人？

哎，这个逻辑很清楚，就是只要你写的不是现实中真正有过的那种人物，那就是没有价值的。按照他的说法，《西游记》就不能存在了，《荷马史诗》也不能存在，其他一些被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出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来。他等于是否定所有的文学，而他所标榜的“人”，他自己没有定义。你说，他所说的人是什么人呢？按照他的逻辑他也可以否定一切写人的作品，比如说你写了一个朋友，他说生活中没有这么好的人，你写的不是人。所以这一类的论调仍然是在谈政治，不是谈文学。

那么，金庸到底有没有学问，有很多人说金庸没学问，金庸连当副教授的水平都没有。我们北大的郑也夫教授说过一句公道话，就是当年在探讨什么人有资格当教授、当副教授的时候，郑老师说：

中国的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而且人家不批评别人，做自我批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

郑老师是社会学教授，不是文史哲的教授，他没有必要读这些书，他这完全是谦虚，但是他很实在、很讲良心：

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完全可以说是“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格当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词，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

我很赞赏郑老师这一番话。别动不动说别人有格没格，有没有学问，你自己学问几何？你肚子里到底装了几千本书？你肚子里没装一万本书你装什么学者啊？在北大这个地方想混饭吃，别动不动就说，这个够格，那个不够格。我没有具体统计过哪些学者读过多少书，但凭我的感觉，中国文史哲的这些老师没一个读书超过金庸的。金庸几十年如一日，天天上午读书，是雷打不动的，他读的都是精品。我们今天这些学者成天不读书，成天忙着写论文。不读书写的论文，那才叫“垃圾”。

还有一种观点说“金庸笔下的人物是人妖”：“一言以蔽之，这些人并非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相反，却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你看，这跟刚才的那段评论不一样，刚才那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不是人，这个认为是人。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身居武林，则很快地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神”或者“妖”的功能，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的不断成长，其身上便越来越凸显出“神”或“妖”的特征。遗憾的是，金庸小说并非神话小说，如果是神话小说，干脆人人都变成三头六臂，或者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也罢，不是的，金庸小说不是神话小说，它偏偏要给那些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很实际的“人”赋予神仙或妖魔才具有的功能，于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些半人半神的“人”，实际上既非人也非神，准确地说以“人妖”一词来写最为恰当。

我们看，这是一种写文章的路子，先列一题目，下面围绕这个题目展开，来证明这个题目。这种路子就是，先说一个人是鬼，下面就围绕着“他怎么是鬼”来说就行了，不用讲事实，不用分析故事情节，不用分析材料。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在一个文学作品中，只要这个人物的功能超过平常人，他就是人妖。那我首先想到了诸葛亮就是人妖啊〔众笑〕！那《三国演义》就是“人妖作品”，哪有诸葛亮那么聪明的人啊？没有啊！哪有张飞那么勇敢的人啊？哪有赵子龙武功那么高的人啊？长坂坡千军万马，他七进七出，人妖啊〔众笑〕！是吧，这一段段《三国演义》，人妖大全嘛〔众笑〕！所以你要否定金庸得先否定《三国演义》，更不用说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了。那著名的“007”系列不就是人妖系列吗〔众笑〕？“007”多英勇多能干啊！所以这种批评是不考虑学术论证逻辑的。

还有一种批评说金庸小说色情，贼色情。这都是著名学者说的，这不是在网上找的小青年的文字啊！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我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毕竟他是我的前辈，他说《鹿鼎记》是低俗的、黄色的、下流的、不堪入目的东西。然后，我们严家炎老师很认真，说：“庆东啊，你统计一下，金庸小说到底有没有色情的段落啊？万一人家说得对呢？”我就仔细一想，哪块是色情的呢？也许我这人比较麻木〔众笑〕，我没想到什么地方有色情啊，我没有感觉啊！后来我就问别人：“你说金庸小说哪儿色情啊？”我就参考别人的说法，总结了金庸小说十大黄色情节，大家看看够不够黄啊：虚竹与梦姑那一段；康敏折磨段正淳那一段；韦小宝与建宁公主那一段；尹志平奸淫小龙女那一段；还有那个坏道士叫玉真子的，奸情这一段；还有韦小宝给方怡治伤，治胸口的伤那一段；还有段誉与木婉清，他们两个被下了药关在洞里面那一段；再一个就是马夫人打白世镜那一段；还有一段就是段誉跟钟灵那一段，钟灵又是段誉的一个妹妹哈；还有一个就是李秋水的搜魂大法那一段。也许还有其他的情节，大概跟这十个差不多。

如果读过金庸小说，你回忆一下，这些情节算黄色情节吗？这些情节从题材上说都涉及男女情欲之事，是不是作品中写到男女情欲之事就一定是黄色的？每个人可以给“黄色”下个定义，什么叫“黄色”？得出现了什么才叫黄色〔众笑〕？人家没出现这些怎么就叫黄色了？得有某种描写才叫黄色的，没有某种描写，人家没写，然后你联想到了，那你就是黄色的〔众笑〕。所以鲁迅先生有一段话概括得非常好，叫作“一见到短袖子，便想到全裸体”，便想到什么，一直想到私生子〔众笑〕。有些人的思维在这个环节上能迅速跳跃，那说明你联想能力强。如果能从金庸小说中看出色情来了，那看啥不色情啊？那天下不色情的东西很少了。所以，无论是横着比还是纵着比，我倒觉得有一种批评更到位，他说，金庸小说写得太纯了，太不色情了，是不是给人一种“装”的感觉。有的人希望金庸写小说写到某些情节的时候能放开多写几笔呢〔众笑〕，说你老“装”啥啊〔众笑〕。那是另外一种批评，我觉得比这种批评恐怕还到点儿位。还有给金庸扣“下流”这个帽子的，好像金庸对这个从来没有答复过，大概觉得很可笑。以上是讨论金庸“色情”的批评。

批评金庸的有很多著名人物，有很多著名事件，可能今天同学们都不熟悉，都忘了。1999年有一个王朔领衔批金庸事件。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我看金庸》，说他看金庸的《天龙八部》：“这套书是七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王朔的话是有道理的，确实一道菜没有必要全吃完才能评价。问题是他说他看了一套七本的《天龙八部》，天下所有的“金迷”去找，没有发现有七本的《天龙八部》〔众笑〕，真没有。大概是王朔家自个儿印的，印了一版七本的《天龙八部》。但是我不否认他看过金庸小说，他一定翻过。

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

从这话我们可以看到王朔真读金庸小说了，不管他读的是几本的，反正他读了。这下清楚了，谁也不用就这个问题去做学问，不用深究。我们不用去辩驳王朔对金庸的这些指责对不对，他的这些批评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王朔这种作家的文学观。我们抛弃立场，站在王朔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承认他对金庸小说的这些评论说的是真心话，他是真心这么感觉的，他不是昧着良心说的，他不是自己没学问，去说别人没学问。王朔自己是个优秀的小说家，自己的语言功夫非常强，语言、生活能力都很强。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评价金庸？这说明他有另一种文学观，而他的那种文学观是不理解金庸的这种文学观的。比如，他认为金庸“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这合乎金庸小说实情吗？严家炎先生为什么说金庸小说是“革命”，革了谁的“命”？“革”的恰恰是其他武侠小说的“命”。其他的那些武侠小说用王朔的话来批评，那真是十个有九个被他说中了，真是文字不值得赏析，只有密集的动作、打架。而金庸为什么能够鹤立鸡群？就因为金庸的文字是可以赏析的。若干天前我在微博上念了一段《神雕侠侣》的开头，金庸用的是欧阳修的诗词开头的，就是少女采莲这一个画面，就那一段极其优美的散文，完全可以拿到中学做语文教材。从夹叙夹议的对欧阳修词的赏析中，你可以看到金庸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文学鉴赏家。而这些东西，恰恰被王朔所忽略了。王朔这类作家是远离学问的作家，他也看不起学问，但是这种作家可以自己去写自己的小说，有自己的成就，不过当他评价别人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误区。另外他也犯了跟刚才的说金庸抄袭的那个人一样的毛病，他发现段誉像贾宝玉，这个发现是对的，而这恰好是问题的开始，他从段誉身上想到贾宝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然后他马上就否定了，觉得作者笔下的一个人如果像另外一个形象，这就叫抄袭，这就叫不创新。错了，这恰恰是创新。在贾宝玉这个人物画廊里面又添了一个段誉，这叫创新。就好像有“长征一号”火箭，就有“长征二号”火箭，你不能说二号是模仿抄袭一号的，二号是一号的创新，这才是对的。所以你看，王朔的话，虽然出于真心，但是他有一种隔行如隔山的盲点。

王朔还有继续的批评：

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我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读了这些话，很多人就会怀疑王朔是故意跟金庸过不去，或者会怀疑王朔的文学鉴赏能力。好在王朔不只写了《我看金庸》这一篇文章，还写了一大堆，如《我看鲁迅》等，我认为，他的文学鉴赏能力是有点儿问题〔众笑〕。也就是说，他只认为他自己那种小说的写法是正宗的、是好的，别人的写法都有问题。他写出的这些文字和他在小说里给我们展示的那种天才相差甚远。王朔是有语言天赋的，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很多流行的词是王朔发明的，不管是歪打正着也好，还是恰如其分也好。可是你看他对金庸小说的理解，金庸小说是他说的那样吗？金庸小说里面的人物不可理喻？我认为是太可理喻了、太理性了，简直跟他评价的完全相反。金庸小说写的是一批机器人？那是世界上最有血有肉的人啊，能让你想到你身边无数个活生生的同胞啊，他却把他们看成是机器人。或许是因为他没好好看金庸小说，或许他的这些批评是他看过只言片语后的一种结论。

还有人拿金庸跟其他作家比，有人说：“读金庸，迷金庸，只会使人‘遁世’……读李敖先生，却会使人‘入世’，并陡增一股阳刚大丈夫之气！此两者之不同也。”你看，这个人是喜欢李敖的。我们知道李敖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是文化战士，一生跟国民党斗争、跟民进党斗争，这是台湾文坛矫矫不群的、我也很尊敬的人。他有这种没有畏惧的战斗的姿态，我觉得他身上是有鲁迅精神的，尽管他否认鲁迅。我觉得没有鲁迅是没有李敖的，什么李敖、柏杨，都是鲁迅留下的一摊小渣滓酝酿成的〔众笑〕。但是我还是很尊敬李敖，台湾能出李敖不容易。当然，李敖是我们北大校友，李敖也是我们哈尔滨人。

李敖能够说，我既骂国民党，也骂民进党〔众笑〕，你不要认为我骂这个就会疼那个。但是他对很多事情的评价，毕竟不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对金庸也有很尖刻的批评。我们来看李敖批评三毛和金庸，他批评三毛的话，我们先看看：“她在关帝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他批评三毛身为基督徒不应该求签，不应该信星相。

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作“三毛式伪善”。

这是李敖尖锐地批评三毛的话，他认为三毛是伪善的，伪善的证据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再看他评金庸：

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

这是当着金庸的面说的，“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这是指金庸，

他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众笑〕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众笑〕。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作“金庸式伪善”〔众笑〕。

我们好在受过学术训练，哪怕我们再尊敬一个人，我们看他的话也要看他的逻辑。首先，李敖是用材料说话的，这个态度是对的，这是一个学者的态度，不能够说空话，要拿材料，他前面有材料，材料是亲身经历，而且对方不否认。他确实跟三毛这么讲过，确实跟金庸这么讲过，有记者采访金庸，金庸没有否认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是真的。那他根据这个事所做的推论合不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要帮助别人，自己就不能留财产。这是李敖的基本逻辑吧，他认为你如果留了财产就是伪善的。李敖先生如果是革命者，这就叫极“左”，这不就是极“左”吗？

我前几天转发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啊？革命中牺牲的那些烈士是故意死的吗？是不好好活着故意死的吗？绝不是，他是为了千千万万人更好地活，他才死的。我们今天明明能够好好活，为什么自己要不好好活着呢？李敖是那种极端的慈善，他要求别人要么就成圣成贤，否则就是虚伪的。李敖的这个批评恐怕三毛和金庸都不会服气：我得把我的全部财产拿出来，我捐十块钱不行，捐一百万也不行。我并不特别赞同这种慈善，我也不主张去宣传这些慈善家，因为社会首先有了剥削、有了财富不均，才有了千千万万的慈善者，有慈善家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但我们不能因此把责任放在这些慈善家的身上，说他们不对！

李敖对金庸还有批评。2005年他到凤凰卫视录《锵锵三人行》，跟窦文涛对话，窦文涛说：“您的意思是千百万的金庸小说读者都是境界低的？”李敖答：“至少是浪费时间的，我也承认金庸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好玩。”哎，他刚才不是说没读过武侠吗〔众笑〕？他刚才还说从来不读武侠，然后他现在说“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好玩”。那可能是他忘了，就是大师也会忘事。“我是说我和金庸本人搭不上线，你谈了半天侠义，你本人却不‘侠义’。像希腊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抵抗土耳其，亲自来参加（抵抗），虽然得了热病死掉了。我相信这个，我要身体力行，这才是玩真的。搞文艺活动的人，谈人类心灵的人，你不讲真话、不做真事，像金庸就是这种人，我看不起他们。”窦文涛：“我再问您一位，被我们列为国宝大师的钱锺书先生，您对他怎么评价？”李敖说：“钱锺书书读得很多、很细，把外国同类的书、同类的主题摆在一起，第一流高手，可是思考能力并不强，这个人是读死书的。”李敖说这两段话呢，是有他自己的这种很强的气场、很强的一种自信的，因为李敖自己是玩真的。我很赞赏李敖这一点，他不是伪君子，他说的话他自己去做到。比方说李敖他主张要做战士，他自己就坐过牢，是玩真的，不虚伪，我很敬佩他。但是他自己做得境界这么高，要求别人也这么做，我觉得这有点强人所难了。他要求你作品中写了什么好事你就得去做，这个逻辑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这样的逻辑啊！因为作家没有这个使命，作家就是作家。我前面讲了，我们要把作家和小说中塑造出来的那个作者分开。拜伦虽然是生活中的战士，但他和他诗中写的并不完全一样啊。再说金庸这个人，你怎么证明金庸在生活中就没有侠义精神、侠义之举呢？一定要他变成一个穷光蛋，把钱都送给别人才叫侠义吗？行侠仗义有多种方式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身份和能力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式更高效率地行侠仗义。金庸在我们国家收回香港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以个人的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阻止了“港独”，这已经是行侠仗义了。所以，什么是大侠，什么是小侠，还需要思考。

还有人批评金学家：

在“金迷”中，那些对金庸歌功颂德的所谓金学家们，尤为可悲，在被金庸用完之后，金庸对他们说，“你们不过是‘小学生’”，一脚踢开。其内心黑暗、冷酷无人能比。不过金学家也活该，因为他们拿了金庸的银子，是等价交换。所以，我们也无法说金庸忘恩负义，因为这是钱学交换。

我们看，很多人认为你赞美一个人或一件事，一定是拿了钱。这个思维一直蔓延到现在。按照这样的逻辑，大家每天就要出来骂人，出来骂人才能证明自己的道德高尚，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攻击金庸，顺带攻击研究金庸的人、赞美金庸的人，也是一种时髦，是一种潮流。

还有一种近几年流行的、最深刻的批判，这个批判足以“杀”金庸，前面那些批判不过是人格上、道德上的指责，这个批判却是可以“杀人”的。

有人指出金庸是旗人，我觉得这倒挺好玩，我们国家有一大帮伟大的小说家是旗人，曹雪芹是，老舍也是，现在金庸也是。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顺治时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踏着别人的鲜血爬了上去，得到了满族统治者的宠信。查家此后一门竟出了七个进士和五位翰林。

这是指责金庸的人从金庸传记中拿到的材料。“这在满人排汉的风气下，是汉人门庭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虽然金先生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旗人，可辩护却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金庸在什么地方辩护了？我不知道。他竟说“金庸的辩护苍白无力”。

读过《鹿鼎记》的人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在书中，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但事实上，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吴六奇本是永历帝授的南澳总兵，顺治七年时，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此后随同尚可喜征粤，剿灭明军残部，屡立奇功，并积功被清廷升为提督、少师，兼太子太保。

说这话的人既从历史上找金庸祖上进行“人肉搜索”，另一方面，从金庸小说中找材料，说金庸赞美清廷，是为自己的旗人来“洗白”，然后批评金庸美化清朝朝廷。

因为康熙待查家甚厚，所以金庸知恩图报，在《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其人，将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硬生生塑造成了天下少有的圣君。而且出于对清廷的感恩和旗人内心的归属感，金庸对美化清朝朝廷可谓不遗余力。《鹿鼎记》中整篇颠倒黑白，施琅之流成为正面人物，陈近南这样的反清义士反倒成了保守偏执、目光短浅之辈。

我们看这个批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还和前面提到的批评的逻辑一样，一个人只要赞美了某个人，就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私。首先，这个大前提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赞美刘邦，那他就查查你家祖上和刘邦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学术逻辑。这样去论证，首先前提就不能成立，其次也不符合史实啊，他说“《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其人”，《鹿鼎记》中是肯定了康熙，那这个“拼命”落实在何处？怎么能体现出“拼命”来？评价一个人字字都要有落处，“拼命”体现在哪里？哪里有“吹捧”？说别人好就是“吹捧”吗？说好就是“美化”吗？康熙和乾隆时代，中国没有好的一面吗？那个时代在他们几位君主的治理下，是不是相对和平、经济繁荣、人口急剧上升？今天我们中国人口的底子基本上就是康熙到乾隆时期奠基下来的。中国每一次发生战争，人口急剧下降，下降最多的时候从五千万下降到二千多万，一半以上的人没了，我们是到了清朝，人口超过一亿的，一亿、二亿、三亿这么上来的，到鸦片战争时期达到四亿。怎么能只讲一个人的一面，说他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不能写他另有圣贤的一面呢？要拿事实来说话。而且他说“《鹿鼎记》中整篇颠倒黑白”，这种话本身就是一种大字报的语言，怎么叫“整篇颠倒黑白”？反清义士就不能够“保守偏执、目光短浅”吗？“保守偏执、目光短浅”说的是能力，反清说的是立场，立场和能力是两回事，共产党人是好的，立场是对的，但共产党里面就没有目光短浅之辈，没有保守偏执之辈吗？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和能力是不同的范畴，我们很多人都会犯混淆范畴的思维毛病，认为某种立场的人就是有某种道德的人，就是有某种能力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范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金庸正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不以立场固定地看个体成员。

还有人评价金庸的人格低劣：“金庸年轻时好色凉薄，抛妻弃子，离异后还在访谈中洋洋自得地说什么‘男人嘛，总是比较浪漫’。显然对自己花心搞外遇毫无愧意。”这个批评很激愤，“金先生年轻时竭力追逐财富和功名，在雄心勃勃赶赴北京，意图从政却饱受冷落后，终于放弃了权欲，开始寄心于武侠创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频频嘲讽醉心权欲者，其实恰是出自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心态。”

我们对这种话不要一笑了之，要反省自己会不会无意之中这么说话，这样去写文字。毛病在哪儿？没有证据，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去推断别人的心理，是这种文字共同的毛病。一个人讽刺权欲就是自己得不到权力的结果吗？证据何在？另外，金庸到北京想从政是不是就是醉心于权欲呢？一个人只要干事业，就是醉心于权欲，就是要升官发财吗？何况升官发财本身未必是罪恶，何况他又不一定是要升官发财。所以这个逻辑链条几处都不成立。这些对金庸的贬损的背后，大的背景是金庸的经典地位已经实现，所以才必然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反拨。

还有一位著名学者总结了金庸小说六大痼疾，我们看一下：“一，总体构思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以金庸之才识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然而他套上武侠小说的枷锁，发挥得再超常也只能做‘戴着枷锁的跳舞’。”这位学者批评金庸，但是他无意中承认金庸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才华，只是没有写他认为最好的那个题材。他认为如果金庸写纯文艺，那就对了。如果把郭靖写成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就对了，就是托尔斯泰了；如果把黄蓉写成林徽因，那就是巴尔扎克了。他可惜金庸没按照他的理想去写，竟然写武侠了，所以就不行。“二，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这个我们不用去分析了，根本不符合金庸小说实际。金庸小说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了？太食人间烟火了。“三，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个同上。“四，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那不把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吧，你说他脱离现实生活，置于历史背景之上吧，你说他以假乱真，那到底哪个是对的？你让不让人活啊〔众笑〕？这两个批评点你只能选一个，金庸小说到底有没有和现实生活结合？这两个对照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就相当于，这位伟大的学者说，金庸小说非常色情、下流，读得他夜不能寐〔众笑〕，很奇怪哈。然后他又说金庸小说“五，拉杂、啰唆、重复，特别那些武打，尽管花样翻新，兵刃奇特，地点转换，”看得还挺细，“甚至到海上、到北极，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老一套，大可不必打来打去、没完没了。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六，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是很坏的。不幸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有这样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点，虽然为一些金庸研究家讳莫如深，但我们却必须严正指出。不应该要求文学作品成为生活教科书，但有理由要求文学作品注意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原来他还以大论小，他首先否定古今所有的武侠小说，所以金庸写了武侠，那也就是罪该万死。第一，他不顾金庸小说的实际；第二，他不顾金庸小说在武侠小说中的独特性。当然，他到底为什么要否定金庸，他另有个人隐私，我就不在这里公布了。

最后，我们看看，对金庸的贬损中，存在着一些留给我们的问题。我们发现批评金庸的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普通的左派右派，也有极“左”极右，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我好像在别的讲座中提出过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他是左派，有的人认为他是右派，我就问：“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金庸是左派右派？人一定要是某个派吗？派是怎么来的？”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大家可以去思考。判断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一个是看他个人的生平，一个是看他的作品。我们发现左派、右派都不喜欢金庸，左派、右派的那些学者都不研究金庸。我说这是中国不能真正进步的一个原因——都脱离了中国人民真正的生活，还号称自己为人民说话。人民都在读金庸，你为嘛不读？你为什么不回答人家的问题，你算什么学者？不论你标榜民主自由还是革命，你不关心人民所关心的，你叫什么人民学者？

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问题入手去思考金庸。

金庸小说里，弘扬普世价值吗？右派认为他不弘扬，这是右派不喜欢金庸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金庸生活在香港，竟然不谈民主法制，他们大失所望。金庸竟然不弘扬普世价值、不讲纳税人，他们火了。首先起来咒骂金庸的是一些极右分子，是一些分裂祖国的势力，他们痛恨金庸。另外有一些人，也痛恨金庸，他们发现金庸是批判“文革”的。尽管金庸自己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文学作品里到底有什么思想，不是作家承认不承认就能决定的，我们可以分析出来。恰恰在“文革”进行中，他写了《笑傲江湖》，还有《天龙八部》里的那些批评个人崇拜、批评疯狂的“红卫兵”行为的那些情节，这个谁也不能否认，金庸显然是批评“文革”的。再加上金庸的政论，所以“左”派也不喜欢金庸，“左”派要批评金庸。

还有，金庸对传统文化是什么态度？我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是热爱、是弘扬的，他立体地全方位地展示传统文化，而极“左”极右分子，都否定传统文化。极右分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就没有公民意识；极“左”分子也说，传统文化全是糟粕。所以他们都要打击金庸。金庸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左、在那个问题上显得右，所以他又被“左”派攻击，又被右派攻击。那金庸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金庸的小说是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但是他并不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他是有中华民族这个国家立场的，但是他不是简单的大汉族主义。所以他会受到那些立场非常鲜明的人的一种带有政治视角的解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金庸自己是什么阶级？今天，“阶级”这个词又一次凸显出来，我们中有些人不明白什么叫“阶级”，不读马列主义，认为有钱人就是资产阶级，穷人就是无产阶级，这完全是错误的，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去分析阶级，就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污蔑马列主义。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思维训练是，看看评论金庸的误区何在，不论是赞美金庸的，还是批评金庸的。用前人评价《聊斋志异》的话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认为对金庸的一些评论的第一个毛病是不读原著，我不论开什么课，都强调同学们要读原著。第二个毛病是以偏概全，你读的哪一段就说哪一段，不能用你读的局部来概括全体。第三个毛病是立场先行——先有了一个固定的观念和观点，然后用你读到的东西去证明你的观点。第四个是标准错乱，你自己和自己的标准要一致，比如说我为什么赞赏李敖先生，因为他自己的标准是一致的，他虽然对别人要求过高，但他自己是个真君子——我就这么要求，我就这么做，我自己跟自己不矛盾。第五个毛病是趋炎附势，很多评论者是随大溜的，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哪个话语强势，他就跟着哪个话语走。与此相反的是一种愤青心态，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反对什么，非跟你对着干不可，这是一种变种的立场先行。再有一种是拾人牙慧，眼界狭窄，只看到一点，这与以偏概全是相通的。还有的是不懂艺术，拿着文学当历史、当现实来评价。最后是逻辑混乱，好像我们现在中学语文课不讲逻辑了，逻辑混乱是语文课、数学课都忽视逻辑训练导致的。

那对金庸所有的这些褒也好、贬也好，金庸自己的态度还是比较潇洒的。金庸在参与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以后，写过一组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金庸对这些风风雨雨还是应对得比较稳健的，好像佛经上讲的，佛在说法，应对八面来风一样。

今天说的这个“毁毁誉誉说金庸”，不仅是对我们的一个思维训练，我，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于对其他人物、其他事件的各种社会评价。

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掌声〕

课后花絮

生： 老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在中国汉人的眼里，这个“中国”是汉人自己的中国，还是可以与其他少数民族共有的“中国”？

师： 古代啊，没有今天这个“民族观念”。古代的“汉人”也好，“中国”也好，不是从民族血统的角度上说的，而是从文化的角度上说的。比如他说的“蛮夷”，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血统上不一样，而主要指的是你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先进的，你要是跟我这个文化一样呢，你也是先进的。所以他不追究血统的纯正，中国的民族情况是很混乱的。

生： 您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金庸写的那些小说，包括《鹿鼎记》，我们看是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

师： 所以他的“民族”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生： 好，谢谢您。

[1] 考虑到本书为课堂实录，故引文出处不再一一注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