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像他的同类一样赶时髦，在他那系列学术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中国的“儒”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水平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宣称，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鼎鼎大名的名字本身，就是其扎实可靠的学问和对其研究主题融会贯通的象征”。
眼下，要估价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之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比如，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就被公认是一个大德国学家。不过，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的。但如今在中国的那些欧洲人，他们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会被冠以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是这么称称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佬，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责罚。
我们之所以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认为，目前欧洲的中国学已经或正在超越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新的阶段中，中国学的研究者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基础工作，而是试图去撰写研究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同时，还要以理性的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对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加以评判乃至最终给予论定。现在，我们打算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做点考察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说法，其真实程度究竟如何；其次，将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过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再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所处位置的优越条件。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了变化，这在我们看来顶多不过意味着掌握一门语言知识的较大部分困难已经得到排除。翟理斯博士说：“有一种流行的习见曾相信，掌握一门口语知识是件大难事，但现如今，莫说掌握一门口语知识，即便是学会一门汉语方言，也早已不再是历史小说中的虚构情节。”的确，不仅口头语言，甚至于书写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翻译生在北京住上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便能读懂一封普通电文的大致意思。因此，说迄今在华外国人中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我们欣然承认；不过，对于超过这一界限的任何夸大其词，我们则感到非常怀疑。
继早期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认作是所有已取得的中国学研究成就之新的“起点”（Point de depart）。那部著作无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那种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尽职尽责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德庇时爵士、郭士腊博士可以作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真的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以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在现今怕是难以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翻译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郭士腊博士的中国知识可能比德庇时爵士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后来在揭露郭士腊的虚荣方面做得不错。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此后，我们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蒲尔杰（Boulger）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这些人引作权威。
在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还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价。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那本书，利·亨特（Leigh Hunt）读过，由他推荐给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约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谁读过此书后都觉喜爱，说它一定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部小说在中国名叫《玉娇梨》，是一部读来十分愉快的书，但它只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二流作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过，一想到出自中国人脑袋瓜的思想与想象实际上已得到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些人的理解，总还是令人高兴的。
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和波迪埃（Pauthier）。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儒莲有一个奇妙而重要的发现，即波迪埃先生一点也不懂汉语，而后者也同样有一个发现，即儒莲全然不懂梵文。然而，这些著作家所做的开拓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优势在于对于本国的语言驾轻就熟。另一个可以提及的法国著作家，是德理文。他的唐诗翻译是对中国文学一个部门的突破性工作，此种工作在此前后曾长期得不到进展。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题为《满族》。像德国人写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是一部无懈可击的佳作。其明显意图是要勾勒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面貌。但该书的后一部分涉及有关中国问题的其他内容，就我们所知，是用欧洲文字写成的其他任何一部书中所无法找到的。像卫三畏博士的那部《中国总论》之类的书，同它比起来，就只能算是一部小人书罢了。另一个德国汉学家是冯·斯特劳斯（Von Strauss）先生，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之后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前任大臣。这个老臣卸任后一直以研究汉学自娱。他出版过一部《老子》译著，最近又出版了一部德译《诗经》，据在广东传教的花之安先生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还是蛮不错的。据说他对《诗经》中的《颂》的翻译，也很有神韵。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获得这些书。
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学者们，可以被认作是早期的汉学家。其工作始于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出版。第二个时期的出现，则是以两部权威著作为标志的：一是威妥玛爵士的《自迩集》；另一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说到第一部，那些中国知识现已越过能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它却是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英文书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一部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部书被写出是时代呼唤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的书必须被写出，瞧！它被写出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写出既拿走了同代人的所有机会，也不会有来自未来的竞争。
那些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肯定有人做，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理雅各博士完成了它，结果出了一打巨大的、规模骇人的东西。如果单从数量上来看，确实是惊人的、了不起的成就。面对着这些卷帙浩繁的译著，我们谈起来都有点咋舌。不过必须承认，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这些经典的翻译，大量地依赖了所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使用的术语生涩、粗疏、很不适当，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这是就形式而言。至于内容，我们不想贸然发表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作评判。花之安牧师曾对我们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的注释，表明他对孟子其书缺乏哲学的理解。”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没有在头脑中，设法将孔子及其学派的教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他是无法读懂和翻译这些作品的。然而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在注释中，还是在专题论述中，理雅各博士都没漏过一个字词能表明他对孔子教义的确是作为一个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因此，他对这些经典价值的评判，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看待。新的翻译者还将接踵而来。自从上面所提到的两种著作出现以后，又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陆续问世，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我们觉得，还没有一部能表明中国学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有伟烈亚力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但它仅仅是一部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丁点文学意味的书。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先生的《汉语指南》，它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优秀著作，但在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它确实要算一部最严谨、认真而不装模作样的大作了。并且它的实用性，也仅次于威妥玛的那部《自迩集》。
另一个有名望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像所有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天赋，文风清晰、生动而优美。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无不立刻变得明晰而易懂。他在选择值当他那支笔的题目时并不很幸运。不过也有一两个例外。一个例外是《聊斋志异》的翻译，它可以被视为中文英译的典范。但是，《聊斋志异》尽管是极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却仍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最上乘之作。
继理雅各博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盛举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出版的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肯定是抱负最高的作品。我们承认，当第一次听到这本译著预告的时候，期待和高兴的程度绝不亚于听到一个英国人进入中国翰林院的消息。《南华经》被中国人公认为民族文学精华中最完善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2世纪以前该书诞生以来，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下于儒家学派的著作。以后历朝历代，富于诗意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在语言与精神上均受到了它的主导性影响，就像四书五经对于中国哲学著作所发生的影响那样。然而，巴尔福先生的作品一点也算不上翻译，简直就是胡译。我们承认，贸然给予这部肯定花费了巴尔福先生多年心血的译作以此种评价，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我们已经冒犯了它，只能希望这种评价能更加到位。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确理解和解释问题，巴尔福先生是绝不会屈尊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的。最近新出的《南华经》中文本编辑林希冲，在编者前言中写道：“要阅读一部书，必须首先弄懂每个单字的意思；只有弄懂了每个单字的意思，才能正确分析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有搞通了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才能理解段落的安排。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最终获得整个篇章的中心思想。”然而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表明他有许多单字的意思未能弄懂，未能对句子的语法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也没有准确地理解段落的安排。如果我们所设想的上述观点能够被证实，正如它们很容易就被证实的那样，只需看看其关于语法和句法规则方面的理解水平，就能非常清楚地得知巴尔福先生未能准确地把握《南华经》的中心思想了。
在目前所有的中国学家中，我们倾向于把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放在首位。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花之安先生的成果比其他人更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我们发现几乎他所写的每个句子，都表明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某种把握，而这正是我们在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家的作品中所见不到的。至于我们所构想的这些文学和哲学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必须留待本篇的下一部分里再谈了。届时，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的研究方法、目标和对象。
（刊于1883年10月《字林西报》［英文版］，由黄兴涛、宋小庆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