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我带着《包法利夫人们》剧组从重庆来到北京，翌日下午两时二十分，我站在保利剧院的观众席观看舞台上为晚上演出进行的总彩排，忽然，我的膝盖一软，我本能地抓住栏杆试图站稳，不料栏杆左右摇摆。不知就里，我对自己说：“啊，它是有轮子的。”再过十分钟，舞台上的灯光明显在晃动，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言惊醒了我：“地震！”
那就是汶川传来的地震。演出侥幸不受影响，在北京演完两场后演员全部打道回府，剩我和F留下来感受大地震带来的影响。那几天，所有媒体铺天盖地、哀鸿遍野，每晚阖上眼前所见的都是凄凉景象。临走前，全北京有那么几分钟在警报响起后把“时间”凝结，那是“国殇”一样的对地震受难者的全民哀悼。
回到香港后第二天，约了张艾嘉谈年底舞台剧的主题。基于一早协议那将是出原创作品，我便大胆丢出心中唯一的名字：“生活与生存”。没有故事，没有人物角色，只有一个不见问号的问题：多少年来多少人都不知道怎样面对、怎样平衡、怎样取舍的两种状态，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忽又无比鲜明地在我面前闪亮，如果说这五个字是幽灵，它们对人们造成的阴影，大抵只有莎士比亚在《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名言可比：To be or not to be？有说它可被翻译成“生存，抑或灭亡”，我却一直认为英文的be对“存在”的定义提供更多的灰色地带给我们游走—“生存，抑或灭亡”，到底极端一些。
为此，我认为“生活与生存”更有探讨空间。我把想法告诉张艾嘉。她垂首一阵，然后说：“好。”从此，我们像两个合作写论文的学生，一有时间便坐下来天南地北地尝试找出题目的焦点与纲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存？又，是什么造成生活与生存的矛盾？经过数月的寻寻觅觅，我们决定把探索锁定在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生存（活）处境里，于是从“生存必须工作，但工作为什么总是让人恐惧、逃避？因为工作扼杀生活？”等较为具体的命题落笔。又因为大多数现代人的工作形式就是通过“上班”，于是给“生活与生存”增添一个副题：“华丽上班族”。
在深圳记者会发布会上，张艾嘉被问及“上班族”缘何被戴上“华丽”的光环。记者言下之意，“上班”即使不是灰头灰脑，也不见得可用“华丽”形容吧？“‘华丽’，是欲望的折射（就如它的英文，glamour，熠熠生辉的目的，当然是吸引眼球）。上班在现实中难免是营营役役，但当它被放在高速发展的城市来观察，到CBD上班的一族还是会被投射成打工仔的‘明星’—看看他们身上的行政套装，他们出入的高楼大厦，他们嘴中吐出来与权力有关的一干名词，譬如股票、金钱。”
商业世界以华丽包装。有记者问：“就像木村拓哉的《华丽一族》般，揭开外衣便看见内里的不堪？”答案不用由主创说出来，眼下不少人没顶于金融海啸正好印证泡沫经济与繁华表象如何摧毁社会的信任和信心。张艾嘉对此感触尤深，在《生活与生存》剧本最后定稿之前，她执起笔，就所见所闻所想织出以十三个办公室上班族关系错综复杂的一张网，写成她创作间生涯里的第一部舞台剧剧本。
我近年的舞台作品如《包法利夫人们》、《水浒传》、《西游记》、《万世歌王》、《万千师奶贺台庆》等，均是“概念先行”。若表面是“名著改编”，内里便是颠覆传统与观众预期。又或以社会问题为主角，通常会以“表演”和“现象”撞击出出人意表的火花。像《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般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关系的“传统戏剧”，我真还是踏出了“自我挑战”的第一步，幸好身边有着最好的导师，张艾嘉。一般人认定她是描写女性心理的个中高手，太错了，这次合作下来，我发现她对男性的了解肯定高于很多的男人。容许我在这里透露一点《生活与生存》的剧情：张在剧中饰演的女波士，如果不是深谙男人的各式罩门，也就不可能把他们操控玩弄于股掌之间—她是女人，但争先恐后的社会经验也把她训练成“男人”。
从影以来没演过反派的她，将在这部“笑里藏刀悲喜剧”中翻云覆雨，为了生活，也为了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