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自觉
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挫折和磨难，但始终坚韧不拔，一步步从远古走向现代。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人类自觉、自由的本质，在两个侧翼都得到了充分展开。一个侧翼是通过物质创造，协调与自然的关系，确立和谐的生存环境；另一个侧翼是通过精神创造，反思社会和心灵的缺陷，探寻理想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并力求使自身的精神世界趋于完善。这后一侧翼，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心灵自觉。
文学，作为精神创造，正肩负着实现人类心灵自觉的重要使命。从诞生之日起，文学就始终不渝地聚焦于人，将人置于作品的核心地位。文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总之，在文学领域当中，人类的心灵自觉，从感性到理性，从形而下到形而上，获得了全方位的发挥。人性，获得了真正的张扬。
一、文学关注着人的现实境遇
人类是由无数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是人类的具体缩影，所有个体的人生轨迹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心灵自觉落实到文学，首先就体现于对形形色色人物的现实境遇的高度关注。
古往今来，文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一段段触目惊心的人生经历，或令人神往，或催人泪下，或促人警醒，或引人沉思。以西方文学为例，在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命运积极抗争却终究难免于失败；在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沉浸于幻想和激情的绅士，骑着痩马四处周游，结果被无情的现实碰撞得头破血流；在19世纪中期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受到外省沉闷平庸的气氛包围，盲目追求幸福反而日渐堕落，最终不得不走上绝路；在20世纪前期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哥萨克青年，从乡村走向战场，置身于交织着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变迁的激流，因渴望而探索追求，因困惑而摇摆彷徨。人物的具体的遭遇命运，永远是文学的基本线索。
人要与自然交流，但更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也就是说，个体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人的遭遇经历总是与社会相联系的，而个人命运的改变必须依托于社会的整体变革。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展现人物的现实境遇时，往往注意将人物还原于社会，着力揭示人物的社会关系，揭示人物遭遇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像德国作家席勒创作于18世纪80年代的剧作《阴谋与爱情》，写两位青年——宰相的儿子菲迪南和穷乐师的女儿露易丝真诚相爱，却受到宰相的极力阻挠，并成为了一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最后双双殉情。而作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将人物的悲剧结局紧紧地同市民阶层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联系在一起，从而清楚地表明这一爱情悲剧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封建社会本身乃是扼杀两位青年纯真爱情的真正罪人。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创作于19世纪中期的小说《木木》，写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聋哑农奴盖拉新，质朴勤劳，整天为主人劳碌，却一再受到欺凌和蹂躏，不仅爱情的憧憬被摧残了，就连想在一只小狗身上寻求感情寄托的最卑微的愿望竟也被冷酷践踏。在作品中，盖拉新的个人遭遇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俄罗斯所有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全部苦难的缩影。就这个意义讲，《木木》不仅是一篇小说，而且是一篇声讨农奴制社会反人道罪恶的控诉书。
文学关注人的现实境遇，不是单纯模仿或片面猎奇，而是一种具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人往往每天沉陷于琐屑的事务中，被平庸的气氛所包围，而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真实处境。文学则像一道闪电，为人划开身旁的黑暗，照亮了个人生活的真相，照亮了人类社会的真相。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命运的描写，文学引导人反思自身的人生缺陷，反思自己的生活与真正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之间的差距，反思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的弊端，也反思社会现实与人类理想之间的差距。反思体现着人类的心灵自觉，但反思并不就是终点。在反思的基础上，文学更催促人们警醒，激励人们奋发，鼓舞人们抗争，以实际的行动去消除社会的痼疾，去铲除社会的不平，去扫荡人间的污秽，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去建设理想的人生。这用鲁迅的话来表述，即“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二、文学审视着人的精神世界
人不同于动物，不仅有感觉，而且有感情、有思想。人的精神世界极为丰富，极为宽广，极为复杂。法国作家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写下过一段有名的话：“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中国女诗人舒婷的《童话诗人》一诗也曾以这样的诗句来结尾：“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一个健全的人，其实践能力和精神世界应该是同步发展的。感情的麻木、思想的愚昧、心理的缺陷和精神的创伤，都构成了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
对于人类来说，如何滋养自己的感情，深化自己的思想，克服内心的弱点，摆脱心灵的困惑，建设自觉自由的精神家园，是必须面对的永恒课题。体现着人类心灵自觉的文学，在关注人的现实境遇的同时，更肩负着心理透视和精神反省的特殊使命。
文学与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像诗歌这样的文学体裁，历来被视为人类心灵的窗口。中国早在先秦时就有“诗言志”之说。从屈原到陶渊明，从李白到苏轼，一代代诗人的作品，都凝结着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获得了升华的精神轨迹。至于小说、剧本等文学体裁，都要塑造人物形象，而塑造人物则既要写形，更要写神，既要展示人物外在的所作所为和遭遇命运，更要表现人物内在的所感所思和心理特征。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塑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鲁迅写阿Q，不仅生动刻画了他的“癞头疮”、“黄辫子”，他的“恋爱”和“生计”、“革命”和“大团圆”，而且深刻解析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胜利法”。借阿Q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实现了对国民性的自觉反思和对妨碍中华民族觉醒与崛起的心理痼疾的深层透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写自尊自强的女主人公娜拉，因一场债务纠纷而与丈夫海尔茂发生冲突，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最终愤然出走。剧作没有仅仅停留在剧情的一般展开上，而是致力于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处，通过精彩的对话交锋，揭示了娜拉潜藏在柔弱外表之下的坚强个性，揭示了娜拉维护独立人格的精神觉醒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海尔茂自私、虚伪的肮脏心态。
人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矛盾纠葛，人类的精神就是在复杂矛盾中艰难前行的。文学在以锋利的精神解剖刀来剖析人的心灵时，必然要触及人的情感和思想的种种矛盾。文学作品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越细腻越深入，往往就越能给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而优秀作家往往都是刻画人物矛盾心理的高手。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于鲜血淋漓的篡权杀戮背后，刻画出了一个交织着勇敢与残酷、责任与野心、理智与欲望、善良与邪恶、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而逐步坠入罪恶深渊的灵魂。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中写于连·索雷尔，英国作家艾米丽·勃朗特在小说《呼啸山庄》中写希斯克利夫，美国作家霍桑在小说《红字》中写丁梅斯代尔，也都特别注重揭示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状态，为人物的悲剧命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依据。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擅长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尤其擅长于刻画人物在矛盾中变化发展的心理过程。这在他塑造《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和彼尔、《安娜·卡列尼那》中的安娜、《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时，都有杰出的发挥。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说：“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味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心理过程的形式，心理过程的规律。用明确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心灵的辩证法。”
进入20世纪以后，“意识流”手法的采用，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对人的心灵的观照方式。一些作家突破文学传统，以人物的无序的意识跳跃流动来编织作品的结构，直接切入到人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理层面，将人的瞬间感觉，甚至将潜存于人的心理结构最深处的无意识，按照其原始状态袒露出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等作品，借助意识流手法，成功地表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杂乱、困惑、卑琐、平庸的复杂心理，使文学审视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
千百年来，文学一直忠实地记录着人类心灵史。通过文学，人类得以清醒地审视自身的心路历程，并不断地实现着精神世界的自我净化。
三、文学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人类的历史，即自觉地追求自由的历史。人类全部的现实努力和精神探索，都朝向一个最终目标——自由。对自由的追求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
人类作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存在物，不仅随时在反省着自身具体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而且不断地叩问着与自由的最终目标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根本问题：自由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正的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人类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前途何在？围绕这些根本问题的自觉思考，构成了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上帝并不存在，人类要解答这些根本问题，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过，或因为自身的弱点，或囿于历史的局限，或遭遇物欲的诱惑，或受到假相的遮蔽，人类往往不能直接获得真正的答案。面对种种困惑，人类没有退缩，更没有放弃，而是以锲而不舍的意志，坚持求索。正是这种终极关怀的精神光芒，始终照耀着人类前行的脚步，使得人类免于永久的沉沦。
哲学和艺术，是人类展开终极关怀的两大领域。就形态而言，哲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终极关怀这一点上，两者却是殊途同归。文学作为艺术家族的核心成员，一直肩负着终极关怀的重要使命。
文学体现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首先就在于文学以其独具的方式，始终不渝地探寻着人的生命意义，探寻着人的存在价值。人与命运的冲突，曾经是古希腊悲剧的基本主题之一，而古希腊悲剧正是通过人与命运的冲突，推进了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典型的“命运悲剧”，就既借抗争写出了人的伟大的主体精神，又借宿命写出了人的无法超越的局限。如果略去了“神示”、“司芬克斯之谜”、“乱伦”等戏剧因素，剧中俄狄浦斯的境遇，无疑就是人类的境遇。莎士比亚那些创作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作品，包容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同时也不乏对人类所永恒面对的根本问题的追问。像悲剧《哈姆雷特》，在成功揭示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基础上，便以人物对白或内心独白的形式，高度颂扬了人的价值：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并且不断思索着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人理想的生存方式：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在20世纪，一些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采用富于形而上意味的表现形式，更多地触及到阻碍人类前行的深层负面因素。像卡夫卡的小说和尤奈斯库的剧作，着力表现人的本质的异化；加缪的小说和贝克特的剧作，着力揭示人的存在的荒诞；戈尔丁的小说，则特别披露了人性中潜存的邪恶。
文学体现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更在于文学以其拥有的诗意，为人类提供了一块理想的精神家园。家园，对于所有的人都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用餐就寝之处、遮风避雨之地，而且是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心灵可以放弃戒备的休憩所，是精神可以获得宁静的避风港。人类艰难跋涉，四处漂泊，随时渴望着一块能使心灵得到舒展和慰藉的精神家园，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精神家园。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因为文学拥有的诗意，与人类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动正相吻合。所谓“诗意”，并不只属于诗歌，而是全部文学共同的灵魂。文学的诗意，意味着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和享受，意味着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意味着对物质束缚的摆脱，意味着对欲望陷阱的超越，意味着剔除杂质后的情感的纯洁，意味着去掉遮蔽后的精神的敞亮，意味着心灵的全面净化，意味着人生的整体升华。诗意源于人的生命，而诗意又使生命的质量得到了改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诗意地栖居。”可以说，文学凭借自身的诗意，为人类带来了重要的心灵滋养，建构了坚实的精神支撑，特别是为人类展现了理想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确实是人类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与少年><战争小说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第一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