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一
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为“新文学”，这个“新”字的意义是与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思想到形式”都与过去的文学作品有了不同的风貌。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当做“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部分的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密切联系的；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革命先驱者发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而在“五四”以后便形成了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新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当做新文化运动重要部分的新文学，同样是从“五四”起就受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领导，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因此，尽管中国现代文学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的新的时代特点仍然是非常显著的。这不只从新文学的领导思想，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等可以看出来，就是在主张以白话文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这点上，也是与民主革命的启蒙要求相联系的，是为了使文学作品能够为更多的人所看懂着想的。如果我们就“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作品来看，就是从鲁迅先生所谓“文学革命的实绩”来看，以上这些“新”的特征都很显著，都是与过去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区别的；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这些“起了极大的革命”的变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性质，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
这里所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五四”新文学在它的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的估计。这也是新文学的“新”的特点之一，是使许多作品的风格和表现形式等有别于传统作品的“新”的因素，而且是在“五四”以后曾经着重提倡并为一些作者所努力探索过的；但它与以上所谈的那些“从思想到形式”的变化却有所不同，它的影响是包括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的。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把介绍外国文学当做一个重要方面，并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外国文学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鲁迅先生在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时说：“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很显然，这些当做“文学革命的实绩”的早期出现的作品，它的重要特色“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和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密切联系的。鲁迅先生说他开始做小说的时候，“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同样可以说明这种情形。其实不只鲁迅先生，许多作家都有类似的情况。郭沫若的《女神》是开辟了新诗道路的划时代的作品，他自己在《我的做诗的经过》一文中就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的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在最初发表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标明主旨是“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而这个主张大体上是贯彻到了这个文学社团以后的各种活动的。小说诗歌方面如此，戏剧和散文也不例外。话剧形式本来是从外国输入的，1918年6月《新青年》就出了“易卜生专号”，易卜生的剧作在“五四”时期曾起过很大影响。为什么要介绍易卜生呢？鲁迅先生解释道：“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因此尽管曾经有过像胡适之流的借着易卜生来大肆宣扬个人主义的事实，尽管当时对易卜生的作品还缺少恰当的分析和批判，但在当时来说，介绍易卜生仍然是有革命作用的，“娜拉”的形象在“五四”时期青年人身上所发生的广泛影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散文的形式和中国文学的传统是有更其密切的联系的，但也同样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鲁迅先生在谈到散文小品的时候曾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以上这些资料不只可以说明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多方面地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当时的重要作家和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新文学“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从开始起就包含着“挣扎和战斗”，因此向外国文学的学习就不只是为了艺术上的借鉴，而且也是为了找寻真理和战斗的武器的，要用新事物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的介绍外国近代文学，是与晚清的“向西方找真理”的民主革命要求同时开始的，正是痛切地感到了祖国的落后，才向外国追求进步事物的。以林琴南在清末所译的西洋小说为例，这些书籍尽管在选择上或译文上可以訾议之处极多，但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新事物，而且是激动了青年人的心的。据周启明回忆，鲁迅在东京时对林译小说非常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
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也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在文学上的倾向上有一个决定的影响……我受了Scott的影响最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这些介绍过来的外国作品中的思想和表现方式，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流行书籍说来，的确是新的事物；只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那些介绍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还不敢把新的事物和旧事物对立起来，反而努力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求联系和共同点，寻求调和与妥协的办法；例如在外国小说作品中寻找太史公笔法之类。“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就不同了，由于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因此对于封建主义的文化就采取了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态度，并努力将新的事物与旧的事物对立起来。如毛主席所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为了要彻底进行文化革命和反对旧文学，就不但必须同时提倡新文学，而且必须如鲁迅所说，要以创作的“实绩”来表示“对旧文学的示威”。在这样的条件下，追求革新和进步的先驱者们对于包含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内容的外国文学采取了热烈欢迎的态度，不正是很容易理解的吗？而在他们自己的创作中，也就是在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些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就是说，“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文学，在“新”字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向外国进步文学借鉴和学习的意思，因此自然就容易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了。
我们承认新文学在它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很大影响，这与资产阶级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常常喜欢吹嘘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欧洲文学的“移植”，是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截然分开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总是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中的，决不是任何外来的“移植”可以“顿改旧观”的。从“五四”开始，现代文学就是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适应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需要和人民的美学爱好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与古典文学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当时之所以特别重视介绍外国文学，从根本上说来，也是为了通过学习和借鉴，更好地促进新文学的成长，以便更有效地为人民革命服务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我们向来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外来的有价值的事物的。鲁迅就称赞过汉唐两代勇于接受外来影响的气魄，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后来他还写过《拿来主义》的名文，认为我们之所以被外国东西吓怕，是因为像英国鸦片、美国电影之类都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他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可知向外国“拿来”一些有用的东西，其中本来就包含了我们自己的选择和批判，是为了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
鲁迅之所以指出早期小说创作在“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方面跟外国文学的联系，正是着重在新文学在建设过程中特别需要借鉴外国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表现的格式方法，而不是主张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生搬硬套的。他指出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而且他写小说的方法也特别注意于像中国旧戏和旧式年画上的没有背景、只有主要的几个人的方法，都说明他的重视外国文学，是批判地吸收了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创造中国新文学的借鉴的。毛主席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因此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倡介绍外国文学，是应该被肯定的，而且事实上也在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有恰当的辨别和批判能力的，这样的人在当时还只能是少数，同时也的确有许多人存在着无批判地崇拜外国文学的倾向，这就给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
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这种情形也同样存在于当时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在形式主义方法的支配下，有许多人对外国文学采取了无批判地接受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学不分精华与糟粕，作了过多的否定。但应该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表现也是不一致的；应该说，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缺点，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显著；而最能克服这种弱点的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毛主席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路线也同样表现在对待外国文学的问题上。就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和基本倾向说，由于它一开始就有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由于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努力使文学为人民革命服务，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不断地克服那种弱点，基本上是顺着前一条路线发展下来的。当然，许多外国的著名作品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在它们发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必然也会伴随着一些消极性的东西；这就更需要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的时候，永远保持一种蓬勃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而这一点还是做得远远不够的。
二
“五四”以后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涉及的国家、时代和文学体裁，都是非常广泛的，因而新文学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和多元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说：“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他们曾“翻译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他们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曾出过“俄国文学专号”和“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此外如未名社的介绍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沉钟社的介绍德国文学，都是发生过一定影响的。我们只要略翻一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一编中的《翻译总目》，就可知道当时介绍外国文学所涉及范围的广泛了。这样多方面地介绍各个国家和各种流派的著名文学作品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够借鉴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可以防止和避免生搬硬套的“文学教条主义”的滋长，因而对现代文学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这是否说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就无所抉择，接受影响也只是处于被动状态呢？事实上并不如此。如果我们就外国文学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来考察，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过程中，在它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多元的和复杂的影响中，最为深广和显著的无疑是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以及后来的苏联文学。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考察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首先，这说明“五四”以来那些从事介绍工作的人对于他要介绍什么实际上是有所抉择的，而且无论是否完全自觉，其眼光和标准总是受着中国现实需要的一定制约的。“五四”运动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在中国人民开始决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时代，对于反映着俄罗斯社会关系和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自然就会有极大的关心和兴味，而这些作品本身不只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魅力能够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为中国读者所理解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像读自己本国作品那样地体味其中的思想内容。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这种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相同或近似，不只使读者容易感受和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也可以从那里面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有所领悟，它启发人们思索一个国家由落后走向进步所应循的途径。这是很多读者喜欢俄罗斯作品的原因，同时首先它就是介绍者自己在考虑介绍对象时的一个重要因素。鲁迅先生自述他早年留心文学的时候，“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这是和他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分不开的，他自述从事翻译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异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这就说明为什么在他一生的约三百万的译文中，俄国和苏联的作品要占到一半的原因；他本来是并不精通俄文的。茅盾也说过：“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固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是为的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以上这些话大体上是可以说明许多译述者在选择对象时的着眼点和取舍标准的。也就是说，那些介绍者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并不是无所抉择的，而是着重选取那些内容富有革命思想和在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著名外国作品，以便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现代文学的建设能起积极的作用。虽然每个人的注意点和艺术爱好并不完全相同，但这是可以说明外国文学介绍工作的一般倾向的。
其次，文学作品的作用和影响是要通过群众的考验的，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即使介绍过来也很难得到读者的爱好和存在的条件。举例说，中国懂英语、日语的人比较多，但英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影响并不突出，介绍过来的数量也不算很多，倒是通过英、日文重译的其他国家的作品很不少，这就说明了介绍者在选择时的取舍倾向。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解放前共有四种译本，全是根据英文重译的；《夜店》有九种译本，除两种是由俄文直译者外，其余七种都是由英、日文转译的。这就说明无论译者或读者，首先注意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说不论自觉与否，事实上我们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有所抉择和批判的；这就保证了我们所受的影响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因而对现代文学创作也就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人介绍过例如世纪末的颓废主义的作品，但的确它在创作上或社会上都没有发生较大的影响，而很快就像泡沫一样地吹散了。因此仅就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深厚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在主要倾向方面我们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是保持了“五四”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的。
至于苏联文学，则人们从来就是把它当做革命教科书来看待的，它对中国读者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教育和推动他们走向革命，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激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理想；其影响远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之内的事情。1957年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文艺报》曾以“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为题征文，在所发表的许多文章的作者中，包括了各种不同工作岗位的革命干部，范围极其广泛；他们都以亲切的感受谈到苏联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启发和教育，不少人是由于受了某一作品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仅只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苏联文学在中国所以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厚影响了。这是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的联系；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都是由于先认识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才更加理解苏联文学的世界性质和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茅盾曾说：“‘五四’运动所孕育的整整一代的先进的文艺工作者，也是通过苏联文学而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逐渐地学习着怎样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改造社会的武器。”许多中国作家从优秀的苏联作品中学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党的领导下和深入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们写出了许多富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杰出的作品，这些作家所受到的苏联文学的影响是毋庸多说的。就是在一般文学爱好者中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也已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这些名字都是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从这里正可以看出这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联系。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都非常重视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鲁迅是中国最早致力于介绍工作者之一，1907年他就写过《摩罗诗力说》，他不但自己翻译过像《死魂灵》、《毁灭》这些著名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是世界进步文学介绍事业之提倡者和组织者。他曾把介绍工作喻为有如普洛美修士窃火给人类，有如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瞿秋白在1923年就写过《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的介绍文章，他所译的高尔基的短篇选集是以译笔的忠实优美著称的；他认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茅盾早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就特别重视介绍各国文学的情况，并翻译过许多著名作品。最初翻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中文的是郭沫若，那是1929年；另外他还翻译过《浮士德》、《战争与和平》等著名作品。他们对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也都是有显著贡献的。可以想见，在鲁迅、茅盾这些杰出作家自己的创作中，当然是受到了外国进步文学的积极影响的。其实不只他们，“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很少完全没有受过外国文学影响的，虽然情况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大体上是可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和各国进步文学之间的联系的。特别是苏联文学，许多作家都从那里得到了启示和营养，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促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肯定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很大的积极影响，并不等于说在这些影响中就不伴随着消极性的因素。事实上不只是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颓废主义的作品对我们毫无好处，就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并在世界文学史中有地位的作品，也常常是会同时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的；易卜生的戏剧，罗曼罗兰的小说，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中国发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这些作品本身的弱点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也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消极性的东西。这样的例子还多得很，它提醒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必须要有严格的批判的精神，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现代文学的成长过程说，由于从“五四”起就存在着“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缺点，有些人对外国作家有无批判地崇拜的倾向，在学习中又有硬搬和模仿的现象，遂使得“欧化”也成为文艺大众化的障碍之一，增加了文学和它的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这当然是在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1932年瞿秋白同志在《大众文艺问题》一文中说：“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言语。既然这样，那末，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语言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和新文学作品在语言形式上的过于“欧化”有密切关系的。它使我们的创作缺乏深厚的民族特色，与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的联系不够紧密；这就大大缩小了文学的影响范围，阻碍了文学和群众的结合。当然，正确地向外国进步文学学习和借鉴，与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并不是对立的；毛主席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人民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源泉，如果在学习中不是把外国文学当做借鉴的对象，而是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创作的源泉或模仿的范本，那就一定要犯如毛主席所说的“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样的倾向在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存在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在文学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例证；洋腔洋调的文体，十四行的诗体，都曾引起过读者的厌恶。但这仍然是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并不是应该不应该学习和借鉴的问题。正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对待文学遗产这一原则问题，因此在1942年以后所产生的许多作品虽然也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有益的影响，但在形式和风格上仍然带有比较显著的民族特色；这应该说是我们现代文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面所说的那种消极影响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不能把它的作用过于夸大，认为是“五四”以来外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的主要方面，因为如前所说，在“五四”当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断在克服这种弱点的。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生动活泼的革命运动，从开始起就贯串着要求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它也是非常重视发扬我们民族传统中的有价值的事物的；当时的先驱者们并不是把向外国学习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对立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中国文学遗产作出了新的评价；因此除对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封建糟粕作了有力的抨击以外，还把古典文学中带有人民性的一部分提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这主要是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的话，就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些人民性很强的小说、戏曲作品的歧视和抑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把《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提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鲁迅曾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而他的研究中国小说史正是为了发扬古典文学中那些有价值的部分，为建设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条件的。对于民间文学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开始收集和研究，也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刚健清新”的风格就非常赞赏，瞿秋白也是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的传统的。尽管当时对某些作品所作的评价还有许多可议之处，但这种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的态度和精神是说明了“五四”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的，它并没有盲目地崇拜外国和轻率地全部抛弃我们自己的遗产。这应该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流，而且是帮助我们在学习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少犯一些“文学教条主义”的重要原因。我们试看一下，凡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作品，总是在艺术风格上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的；这除过作家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以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是有着历史联系的，这是使作家能够在语言形式上摆脱过于“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我们细致地研究“五四”以来某些杰出作家的成就的时候，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是很容易看到在他们作品中所受到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的；特别在作品的形式渊源、风格特点以及创作构思等方面，这种历史联系就更其显著。鲁迅曾称赞过《诗经》、《楚辞》的文采，又说唐代传奇“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所谓“文采与意想”大抵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构思，而这正是值得人们去注意学习的地方。他的杂文是和以孔融、嵇康等人为代表的“魏晋文章”的风格特色有着密切联系的；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对他的小说创作也同样有深刻的影响。他特别喜爱《儒林外史》一书，这除过他对于《儒林外史》所写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深切的感受以外，对于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和形式结构上的一些特点，他也是十分推崇的；而且对自己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在他某些小说的艺术构思中，特别在关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也是和中国古典文学有密切联系的，更不必说专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故事新编》了。其他有成就的作家也有同样情形；郭沫若不只写过多种著名的历史剧，而且早在《女神》中就有对于屈原的赞颂，他自己说他早年“在唐诗中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像屈原、李白这些诗人的浪漫主义特色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茅盾对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小说的研究是很深邃的，这对他的创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而赵树理的作品和中国古典小说、评话弹词以及民间文学的联系，更是为人所熟知的，这是形成他那种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是有它的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民族特色的，因此当我们考察外国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也只是把它当做构成新文学的“新”的特色之一来考虑，而不能把它和我们的民族传统对立起来，过分夸大了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正是因为他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继承和借鉴都是带有创造性的、经过消化的，因此他就可能从多元的影响来源中吸收到有用的东西，并避免了消极作用的滋生。当做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他的这种特色也代表着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因此如果把外国文学所产生消极影响当做新文学的主要方面来看待，是不妥当的。抗战初期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曾有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舶来品”，过多地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因而说它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它同样是“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正视现代文学中民族特色不够深厚的弱点，也应该对“重外轻中”的思想加以批判，但不能把外国文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过分夸大，把它当做历史的主流，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向外国文学学习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教条主义的现象，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本来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部分，经过很好地消化，使之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有机部分，原是一件创造性的非常艰苦的事情；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代价的。就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来，在这当中发生过一些硬搬和模仿的现象，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我们当然是要及早摆脱这种带有一定模仿性质的阶段的，因此我们要求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这也是建立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指出和重视外国文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仍然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端正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也是我们的榜样，因为在他身上就体现了一个广泛地吸收外国进步文学的有益的营养，并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创作特色的创造性的过程。因此法捷耶夫称他为“真正的中国作家”，说“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当然，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毕竟很少，但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另外许多人虽然成就没有他那么高，但也是同样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因此当我们就主要倾向来考察问题的时候，就会感到有意识地接受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的确是构成“五四”新文学的“新”的特色之一，而且这种影响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是对新文学的成长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虽然在发生这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它总是处在不断地克服的过程中的。特别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因而也就大大纠正了无批判地崇拜外国的倾向。这说明我们的现代文学已经在“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1959年4月13日，为“五四”四十周年纪念作。原载1959年5月《新建设》第128期，署名王瑶。收《王瑶全集》第7卷《竟日居文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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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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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坟·杂忆》。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据戈宝权：《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一文。
茅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永远胜利前进》，见《文艺报》1957年第30号。
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
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郭沫若：《我的幼年》。
见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