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下的文学“志业”理念
要讨论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份文献，那就是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它高调阐发了新文学的价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无疑是：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
对此，后人早已耳熟能详，似乎没有更多讨论的必要。然而，这段文字的意义，其实并没有被历史完全“锁定”，仔细品读的话，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表述相当特别，所要传达的意旨或许也尚未展开。[1]
一般说来，否认文艺是一种“游戏”或“消遣”，将其看作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无非体现了“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事实上，自晚清以降，类似的表述并不鲜见：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学功利主义姿态，还是五四时期将“文学”当作改造思想利器的观念[2]，都距这种“责任伦理”并不遥远。但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除了外向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将文艺当作“一种工作”的态度，同时也指向了文学者自身，即文学不仅于“人生很切要”，它涉及了一种价值投入感、一种特定的身心安顿感。作为“终身的事业”，它在于人生切要的同时，也让从业者沉浸于这项工作，体验到一种超越性的快感。换用韦伯的表述，“终身的事业”即是一种“志业”，它不同一般的职业、工作，而是包含着一种内在召唤，在持续不断以至“终身”的承诺中，具有强烈的价值投入感，这份社团宣言也可看作是一份文学“志业”宣言。[3]
在韦伯那里，所谓“志业”问题的凸显，与现代社会“分工”的加剧有关，在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他这样讲道：
今天，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从表象与实质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认清，个人唯有透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空前专业化”时代，韦伯对学术“志业”的高调阐发，并非是在简单认同“专业化”的现实。在一战之后德国的精神状况中，在一个“祛魅”之后诸神冲突的时代，“以××为志业”的选择，必然涉及“价值如何可能”的思考。拒绝在学院课堂上充当“伪神”，用充满激情的学术工作提供清明的理性，而在实践领域申明自己的立场，用果敢的、负责任的行动去化解冲突，这种内在的价值紧张感，构成了韦伯“志业”表述的核心。[5]
当然，五四时代的中国情境有着根本的不同，韦伯的问题框架，基于对新教禁欲伦理及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历史考察，也不能随意挪用。[6]但对于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分工”的要求同样迫切，所谓“终身的事业”在当时并非一个孤立的提法，在相关的文献中屡屡出现。傅斯年在1919年2月就撰文强调“自知”与“终身之事业”的关系：“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材，择一适宜之终身职业”，因为“凡学与术，皆以习久而精。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喻”。[7]无独有偶，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曾发起一次会员“终身志业调查”，理由是“夫个人不自知其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人必终无成就。团体若不自知其各分子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团体必无成就，可断言也”。[8]在这项调查中，“志业”（而非“事业”）一词饶有意味，它与韦伯的概念“Beruf”之汉译之一恰好重合。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韦伯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强调，包含了特有的思想及精神向度，“价值中立”恰恰是一种体现自由人格的价值担当立场，五四时期文学“志业”观念的提出，也并非只是现代知识分化或“纯文学”观念作用的结果，某种普泛性的“现代”叙述，可能会遮蔽“志业”背后特定的历史驱动力。
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如果说将文学当作“终身的事业”，涉及一种“志业”态度，那么文中的一些具体措辞，则暗示了另外的发生背景。在谈及这份宣言时，叶圣陶就称其中第三点很可以注意，“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非常特别，所说的意思很新鲜”。他进一步指出：“要不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里决不会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9]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风行，但马克思主义尚未有如此影响，这种说法大约只是一种“事后的追溯”。但从叶圣陶的角度看，用词“新鲜”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恰恰是“著作工会”这样异质性的词汇，暴露了宣言背后社会语境的作用。其实，除了“著作工会”，文中出现的“工作”“正同劳农一样”“同业的联合”等，也都是些“意思很新鲜”的非文学用语，它们可能只是被随意掺杂，起着类比性的说明作用，但却为读解这份宣言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换言之，与五四前后众多“杂凑各种概论”而成的文学论文相比，这份“志业”宣言的写作，不只发生于文学的内部，“跨界”的表述更可以看作一种特定的历史修辞，要考察它的内涵，必须将目光投向外部的社会思潮或实践。考虑到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都曾在五四前后投身于社会改造的运动中，他们对文学的参与及理解，无疑也会携带着上述实践的痕迹。[10]由此出发，本章尝试围绕两个话题展开讨论：首先，以文学研究会的所谓“前史”为对象，重新考察郑振铎等人五四时期的活动及言论，重点分析他们的专业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修正”潮流的对话关系；其次，聚焦于叶圣陶的小说《苦菜》，通过作品的细读及背景的梳理，呈现在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如劳农一样”的“志业”想象，是如何发生于文学领域，又是如何用于文学者个人。
[1] 在著名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一文中，王晓明谈到这段文字时就指出：“这段话虽然提到了文学并非像旧时那样仅仅是一种副业，而是一种本业，但这是怎样的本业呢？一个字也没有说。”参见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28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2] 新潮社的顾诚吾曾致信傅斯年，认为傅斯年与罗家伦都倾向于文学，觉得有些失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文学是改造思想的形式”。傅斯年在回信中说：“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他的利器。”《答诚吾》，《新潮》1卷4期，1919年4月1日。
[3] “志业”一词，借用自韦伯1918—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所做的两次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标题。在韦伯那里，德语“Beruf”以及英语“Calling”，可译作“志业”“职业”“天职”“神召”等，“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为其赋予了这种内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样的“志业”（或“职业”）理念，构成了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于晓、陈维纲等译，第58—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4] 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第138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5] 对韦伯“以学术为志业”态度的讨论，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第291—3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 韦伯对“志业”（“职业”）的论述，是以他对新教伦理的考察为背景的。针对可将儒教的禁欲精神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说法，沟口雄三指出：在中国儒教传统中，把世俗职业视为神圣使命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参见沟口雄三：《写在“儒教复兴”之际》，《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第177—181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7] 孟真：《自知与终身之事业》，《新潮》1卷2期，1919年2月。
[8] 此项调查由少年中国学会欧洲同人提议，引文出自《致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2卷4期，1920年10月15日。自1920年9月至1921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62位会员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内容包括“终身欲研究之学术”“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其地点”“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等几项。
[9] 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叶圣陶集》第9卷，第14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 有关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已有研究成果出现，参见潘正文：《“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