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东方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在东方国家中，印度和日本较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则有两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位是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为日本文坛带来荣誉的光环。一些小国家虽然也向往诺贝尔文学奖，但毕竟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而作为东方大国和东方大民族的中国与阿拉伯在20世纪的漫长等待中，不能不对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大奖视而不见。由于诺贝尔文学奖100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巨大声望和权威，寻求得到这一国际大奖的承认便演变成东方各国文学赢取强国地位的重要标志。而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缺席，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阿拉伯人虽然在80年代末等到了姗姗来迟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一些本来对该奖满怀期待却希望落空的作家来讲，那浓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依然挥之不去。
第一节
阿拉伯作家：从洋人情结到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1988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坦言，他那一代的阿拉伯作家没有追求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身上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但是他们这一代人有种“洋人情结”。[1]即认为阿拉伯文学本身没有多大的成就，起码比不上欧美作家的成就。马哈福兹本人虽然认为阿拉伯也有马哈穆德·阿卡德那样的大师，但他也更多地把萧伯纳、托马斯·曼、阿纳托尔·法朗士、萨特、加缪等欧美作家当成世界级的大师，以其作为师从、效仿的对象，视其为某种标志。对欧美文学大师的仰视，使包括马哈福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作家缺乏自信。
“洋人情结”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跟署名有关。在马哈福兹的同代人中，有许多阿拉伯作家给自己创作的小说署上一个外国名字。一来容易被相关的刊物采用发表，二来借洋人之名以壮自己的声势，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所以，这种“洋人”情况不只是存在于阿拉伯作家身上，还普通存在于读者和批评家之中。
“洋人情结”在阿拉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所改观。“从纳赛尔时期开始，这种情结淡化了，因为我们感到一种新的精神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自信，于是有了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些作家开始瞄准诺贝尔奖了，他们到国外介绍自己及其作品，请一些机构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推荐他们。从此，阿拉伯文学的形象开始引起国外注意。但我认为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阿拉伯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数量有限的一些翻译，从事翻译的是些专门机构，如法国的辛巴达出版社，和著名的三大洲书店。虽然这些译作主要面向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东方语言学习者，而不是文学市场和普通读者，但是它为吸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阿拉伯文学的注意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评委会并不要求出版社非常著名，但起码要求文学作品被译成欧洲语言，这样才能得到评委会所信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推荐。”[2]不少阿拉伯作家的确对诺贝尔文学奖抱着非常明显的意图。埃及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就曾在晚年的时候专门跑了一趟欧洲，为自己做宣传，在巴黎的时候还抓紧时间创作了一部剧作，就连马哈福兹都认为哈基姆最后一趟欧洲之行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而去的。
即便在马哈福兹获奖之后，阿拉伯世界仍然热衷于对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与提名进行炒作。早年亚历山大大学曾推荐塔哈·侯赛因，埃及前总理毛希丁领导的最高政治委员会推荐陶菲格·哈基姆，这在阿拉伯文坛都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后来尤素福·伊德理斯、尼扎尔·格巴尼、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弗和艾杜尼斯等人的被推荐则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2001年度奈保尔获奖前后，阿拉伯的许多报纸杂志都刊载了有关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获得提名的传闻，传说在瑞典文学院评奖委员会的投票中，阿多尼斯的得票居于第二而与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有一位阿拉伯诗人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的甚至认为应该是由另一位诗人代替马哈福兹获奖，因为“诗歌历来就是阿拉伯人的文献”，只有诗歌更能代表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的水平，它比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更加悠久，也更有成就。马哈福兹对攻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观点予以驳斥，但他唯一承认反对的观点中的“比较客观而且值得提出的，是认为应该由一个阿拉伯诗人来获诺贝尔文学奖。”[1]因而，人们对艾杜尼斯这样卓有成就的阿拉伯诗人寄予厚望，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马哈福兹之后，阿拉伯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并未因为他的获奖而得到完全的解脱，相反地，他们所表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阿拉伯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马哈福兹获奖之后在阿拉伯各国，在埃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表现得相当明显。当马哈福兹获奖的消息传出以后，阿拉伯各国和各种文化机构都向马哈福兹表示祝贺，就连当时和埃及关系不睦的国家如叙利亚也是如此。叙利亚还派出电台、电视台人员去采访马哈福兹。据说阿萨德总统亲自审看了叙利亚电视台采访马哈福兹的节目，并下令马上播放。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派出代表团亲赴马哈福兹家中传达其领导人的恭贺与喜悦。阿拉伯各国作家和读者给马哈福兹寄来的贺信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其中有不少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和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据马哈福兹本人透露，还有一些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青年作家专程到马哈福兹经常去的山鲁佐德咖啡馆，去和他见面，谈论各种事情。
阿拉伯文化界也因为马哈福兹的获奖而重新激起了对阿拉伯文学和文化自豪感，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阿拉伯的传统文化与民族遗产。在有关马哈福兹获奖与阿拉伯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埃及作家、评论家拉贾·尼高什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说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阿拉伯作家，那么这一奖掖实际上是对阿拉伯文化的奖励，因为它生养了第一流的世界性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人已在世界上第一次根深蒂固地实现了文化的胜利。这种胜利的实现不是靠金钱的力量，也不是靠武器的力量，而是智力和精神的力量，靠的是他们在文化领域所拥有的深度。阿拉伯文化在其繁荣的时代曾是第一流的世界性文化。随后的黑暗时代，我们隐匿了很长时间，遭受大大小小的战争之苦。如今新的曙光照耀阿拉伯民族，在许多埋伏守候着的黑色獠牙中推出一个代表纯粹天才的儿子，获得了世界的承认。”[3]拉贾·尼高什把一个深厚、庞大的文化体系的成败优劣同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可见阿拉伯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有多深。
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阿拉伯作家，光是这样一件文化事件就改变了西方人、改变了整个世界对阿拉伯文化的看法吗？就改变了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吗？瑞典文学院肯定了一位阿拉伯作家就等于肯定了整个阿拉伯文化吗？实际上，瑞典文学院把该奖授予马哈福兹，除了要扩大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影响，消除东方国家对诺贝尔文学奖公正性的怀疑与批判，就像在世纪末把该奖授予一位已取得法国籍的中国作家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无法排除诺贝尔文学奖在授予东方国家/第三世界时出于政治上考虑，这一点在马哈福兹和高行健身上都是一样的。
在1988年，马哈福兹获诺贝尔奖的年头，正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我们知道，伊斯兰主义运动是强烈反对西方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不仅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压迫与控制，而且在文化观上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现代伊斯兰主义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他们的文化拿到被他们征服的国家去传播，是企图利用它为他们的侵略行径辩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消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特性，破坏其宗教信仰，培养一批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具有西方文化观的精英。因此，现代伊斯兰主义感到，西方文化在殖民地的传播，其破坏性之大，后果之严重，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它是关系到殖民地人民的前途、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和伊斯兰教的存亡这样一些生死攸关的大问题。”[2]
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家哈桑·班纳在描述西方文化使伊斯兰教及其信仰受到严重威胁的程度时说道：“欧洲人力图以他们的带有腐朽现象和致命细菌的物质生活的大浪淹没所有伊斯兰国家，他们的这种社会侵略计划订得非常周密，并以政治阴谋和军事力量相配合，完全达到了他们的既定目标。他们引诱穆斯林中的大人物上当，再通过他们取得经济干涉权，用西方的资本、银行和公司把伊斯兰国家压垮，从而能够随意转动这些国家经济工作的车轮，独占巨额的利润和大量的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染上西方的色彩。西方把裸体女郎、酒、戏剧、舞厅、娱乐厅、报纸、小说、幻想、玩世不恭和淫荡不羁都输送到埃及来，纵容过去不曾允许的犯罪行为，美化充满罪恶和淫秽的喧嚣的现世；这还不够，他们办学堂、设科学文化研究机构，以教育埃及人如何贬低自己的价值，如何蔑视自己的宗教和祖国，如何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信仰，而去崇拜西方的一切，相信唯有西方的东西才是生活的最高理想。学校招收的尽是上层社会的子弟，他们都将成为伟人、统治者、伊斯兰民族和人民的事情都得由他们来操持。西方这种有组织的社会侵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深入人心，受到喜爱，因此它比政治侵略和军事侵略要危险许多倍。现在这股西化浪潮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以至于现在我们很难让一个穆斯林理解，伊斯兰是一种规范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完美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在一场以穆斯林的心灵、灵魂和理智为战场的残酷的社会战争中，战胜了伊斯兰文化。然而就像政治侵略唤醒了民族感情一样，文化侵略促使了伊斯兰思想的复苏，各地要求回归伊斯兰，了解伊斯兰教义，实行伊斯兰制度的呼声日高。”[4]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反西方立场让西方感到恐慌。一方面，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遭到过阿拉伯人的顽强抵抗，两种文明之间的交锋早就已经发生过，阿拉伯人对欧洲安达卢西亚（今西班牙）长达800年的统治，让欧洲人至今心有余悸；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及其对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固守，以及中东地区人口的迅速膨胀使欧洲产生了一种隐忧，更令欧洲人感到恐惧的是一些奉行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的极端暴力组织对来到阿拉伯国家旅行的西方人的袭击。如1992年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埃及极端组织伊斯兰集团在埃及的艾斯特枪击一辆外国游客汽车，导致英国人一死两伤[3]；1994年2月23日，伊斯兰集团在开罗至阿斯旺的旅客列车上安置炸弹，炸伤6名西方游客和5名埃及人[4]；1996年4月18日，伊斯兰集团在开罗袭击欧罗巴旅馆的希腊游客，打死18人，打伤21人[5]……当然这些事件是在马哈福兹获奖之后发生的，但它们和马哈福兹获奖也不无关系。与我们的话题更加密切的是在马哈福兹获奖之前暴力恐怖活动就已经开始，而且这些暴力活动直接威胁到阿拉伯一些国家的世俗政权。西方不愿看到阿拉伯世俗政权的倒台和伊斯兰政权的上台，因此，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政权，谴责一些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的行动，同时也在思想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主义，授予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思想代表人物马哈福兹诺贝尔文学奖的深意即在于此。
马哈福兹的不少作品实际上宣扬的是世俗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那被查禁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6]中的老祖宗杰巴勒被一些西方评论家和阿拉伯评论家认为是对真主/上帝的象征，而象征着科学的后世子孙阿拉法特不慎用炸弹炸死了老祖宗被认为是宣告了真主的死亡，类似于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的口号。尽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马哈福兹诺贝尔奖的时候主要肯定了他的代表作《宫间街》《甘露街》《思宫街》三部曲，但也提到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从而引起阿拉伯世界一些宗教人士的抗议，特别是一些深受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评论家对马哈福兹的这部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他对伊斯兰教和先知的亵渎。
一些宗教情绪高涨的评论家详细地分析了小说的各种细节，从中找出马哈福兹渎神的证据。他们认为第一代子孙伊德里斯（Idris）是魔鬼易卜利斯[7]（Iblis）的谐音，而艾德海姆（Adham）则是亚当（Adam）[8]的代名词。小说开头部分写到老祖宗杰巴拉维选择艾德海姆代替伊德里斯，被认为说的是上帝（真主）选择亚当取代魔鬼一事，因为在《古兰经》中提到“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9]。而伊德里斯的抗辩之词“我和我的兄弟是良家妇女所生，而这个人只不过是黑女仆的儿子”，被拿来比附《古兰经》中魔鬼所说的话：“我比他高贵；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10]。杰巴拉维说艾德海姆了解佃户的情况，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名字，还能写会算。这一情节则被拿来与《古兰经》中所说的“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11]进行比较。评论家还指出，艾德海姆后来在妻子吴梅妹（Umaymah）的怂恿下去偷看老祖宗的遗嘱而被双双逐出大房子，暗喻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吴梅妹这一名字也被拿来分析，认为它是阿拉伯语里母亲（Umm）一词的指小名词，暗指吴梅妹为人类的第一位母亲（夏娃）。
第二代人杰巴勒则被看成是摩西的化身。他们首先从字义上分析“杰巴勒”一词：它的意思是“山”，而摩西便是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启示的，说明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有关杰巴勒的描写在这些读者和评论家看来也与摩西的故事有不少吻合之处。如杰巴勒住在耍蛇人巴尔基忒家里，帮助耍蛇人的两个女儿沙菲卡与赛伊达汲水，并且与沙菲卡结婚成家，这颇似摩西与牧羊父女的故事；杰巴勒带着妻子悄悄回到街区后对大家讲述自己在黑暗的沙漠中听到老祖宗杰巴拉维的声音，则可对应摩西接受上帝启示一事；杰巴勒施展从岳父那里学到的魔法，消除了恶头人放进哈姆丹家族各居所的毒蛇，则有着摩西用手杖与法老斗法的影子；哈姆丹家族在杰巴勒的带领下挖掘深坑，诱得恶头人落进陷阱，然后水淹土埋之，颇似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法老追兵被淹而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安全渡海的神迹。
第三代人里法阿在这些读者看来是耶稣的象征。在里法阿的身上有不少耶稣的影子。如里法阿虽是木匠沙菲仪和妻子阿卜黛的儿子，却长得与传说中的老祖宗的相貌最为相似（基督教徒相信耶稣乃上帝之子）；他主张非暴力，向说书人的妻子学魔法为穷苦人治病，驱除他们身上的邪魔秽气；他不受妓女雅斯敏的诱惑，但为解救她舍弃与头人的女儿定亲的机会而与她结婚（耶稣与妓女的故事）；他还收留了四个改邪归正的人跟随他走四方，治病救人（耶稣的十二门徒）；最后雅斯敏背叛他，向恶头人告发里法阿及其追随者的出行计划，导致里法阿被抓并被处死（犹大背叛耶稣，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等。
有些评论家把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宗教人物对应起来之后，就把小说的各种虚构情节全都看成是宗教人物的言行。如他们把里法阿、高西姆看成是耶稣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那么在读到里法阿与妓女雅斯敏结婚后不能生育时，就认为这是对耶稣性无能的嘲讽；而在读到高西姆在新婚之夜喝酒、吸食大麻的情节时，他们认为这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亵渎。
尽管那些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对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予猛烈的抨击，但这并没有影响全埃及从上到下的欣喜之情。当马哈福兹获奖以后，埃及总理西德基博士亲自去作家府上道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则亲自为马哈福举办了一个招待会，授予他尼罗河勋章。埃及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和大学教授等各个领域的专业组织都为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举办庆祝会，法官俱乐部甚至还授予马哈福兹名誉成员的称号。普通的老百姓也表现出极大的兴奋，当他走在街上时，认出他的人会拦住他，和他热情拥抱，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他们的爱意和崇敬之情。马哈福兹曾透露街上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将崇敬之情化为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最奇特的是出租车司机对我的态度，他们争相要我上车，绝不收费，若是非要付费，他们就拿休妻来发誓坚决不收。”[12]按照马哈福兹自己的说法，他的获奖带来的是“全民的欢乐”。
特别有意思的是，与阿拉伯文化界人士认为马哈福兹获奖是阿拉伯文化的胜利这种想法颇为相似的，是马哈福兹认同埃及群众及对获奖给埃及文化带来的积极意义。他说：“有些淳朴的百姓认为，外国人长期对我们实行殖民统治，控制了我们的资源，这次获奖是我们战胜了他们。我获奖的时机，正是埃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面临诸多的问题的困难时候。当时，阿拉伯各国对埃及的抵制仍未解除，[13]虽然穆巴拉克总统在处理危机时表现明智，我们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恢复，但是抵制埃及的气氛依然存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附属机构仍然设在埃及以外。在体育方面，由于在汉城奥运会上埃及运动队空手而归，我们都垂头丧气。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怀疑埃及领先地位的声音，还有人认为阿拉伯文化中心应由开罗转到别的阿拉伯国家首都。这些说法都让我十分痛心。所以，诺贝尔奖可以恢复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文化上居领先地位的信心。”[14]虽然马哈福兹本人在获奖以后一再否认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但我们从他的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到，他实际上还是非常看重这一给他带来世界性盛誉的西方大奖。
既然马哈福兹这样的作家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其他的有一定实力的作家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在认识到东方作家的作品是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和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定的关系以后，一些阿拉伯作家便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如何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西方文字作为自己创作的一种追求，从而加剧了“为翻译而写作”的现象。这种“为翻译而写作”的心态，说白了还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去的。在马哈福兹获奖之后，阿拉伯世界开始重视将阿拉伯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一种延续。特别是他们还希望起码有一位阿拉伯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来重建他们对阿拉伯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二节
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1840年，当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天朝”，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都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有识之士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发起一系列的运动，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启蒙。这种思想启蒙在20世纪初兴起，至新文化运动蔚成大观。高举民主与科学巨纛的启蒙运动最终找到了新文学这一最富影响力的载体。一大批文学、文化巨星便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冉冉升起。此时离中国被动地打开国门已经七八十年了。在1840—1917年这段被定义为近代的文学史上，统治文坛的主要还是文言文文学。其中虽有“官场小说”和黄遵宪的“诗界革命”两朵浪花，亦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巨匠，但文学就其整体而言还是滞后于时代需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了中国新文学，而新文学也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发端迄今有八十多年，其间各式各样的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文学思潮波起云涌，诞生出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郭沫若、茅盾、金庸等一大批的文学大师。文学曾几何时占据了文化思想的核心位置，文学作品一度成了平民百姓主要的精神食粮。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来看，中国都称得上是一个超级文学大国。随着经济的逐步强大，这个东方古国开始在崛起，竭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这种渴求相适应，中国文学也在寻求拥有一个强国的地位。“求之弥切，得之愈难；得之愈难，求之弥切。”——诺贝尔文学奖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心头永远的痛，成为笼罩在中国文学头上挥之不去的巨大魔影。
中国人传统的中庸思想、好大喜功心态促使中国作家背负着十三亿人民的期望，期待中国文学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种期望与国人对于男足的期望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必然犹如中国文学赢得了奥运会或是世界杯冠军一样，能在文坛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满足许多人脆弱的虚荣心、自尊心或自信心。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首届开始颁发，中国人起初似乎并无人予以关注。但这一奖项一年年地颁下去，巨额奖金与国际性影响等因素渐渐造就了这一奖项不可动摇的巨大权威。1927年，当瑞典人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托人探询鲁迅意见时，鲁迅郑重回答道：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15]
从鲁迅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到20世纪20年代时像鲁迅这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推崇之一斑。如果说鲁迅认为中国尚无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看法是对20世纪头二三十年中国文坛较为冷静而理智的评价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作家并不太在乎中国文学要如何走向世界获取国际性认同，这一时期的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国计民生，关注国内的事情以及文学艺术本身。这或许是那一时期文学自在自为、名家名作迭出、繁荣发展的一大原因吧。
在20世纪上半叶只有1940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描述与刻画，如《吾国吾民》《中国人的精神》等书，曾被西方人认为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著作而备受推崇。
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基本中断，中西文学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不复存在，中国作家基本淡忘了文学世界性和文学要获西方大奖的渴求，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关注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文学的艺术性问题相对被削弱。其间除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外，还有些作品被译介到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作品被译介到西方及获国际性奖项几乎是一片空白。
“文化大革命”期间，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有一种传言，说是老舍在1966年已被拟定为颁奖对象，但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即将正式宣布将该年度大奖授予他的时候，他却已投湖自尽。后来该奖不得不临时授予另一位作家。传言虚实难辨，前些年有很多人特别是作家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各种媒体一度也加入到这种热烈的探讨中去。这些，也正印证了世纪之交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作家相当严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刺激中国作家。“回首他们身后由屈原以降耸立的一座座挺拔巍峨的文学大山，他们感到了心力不足而自惭，而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等带来的世界性挑战，他们又升起一种神圣的民族责任感”，“在这一时期，中和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融汇是最深层的，同时又十分表层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学大奖，于是走上‘恶性西化’之途”。[1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寻根文学”勃兴而起。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频获巨奖，一方面刺激中国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子、取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很快地就被译介到西方，并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这期间有一个插曲是沈从文几乎就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位据说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这时他开始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译的瑞典文版《边城》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这成了瑞典文学界的一大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名列前茅。到了1988年，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学奖。怎料到他却在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瑞典使馆，而使馆竟称：“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17]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岛、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有些作家对获提名淡然处之，但各种媒体却不肯错失良机，不惜大力加以炒作，于冷新闻中炒出热新闻；有的作家则对被提名沾沾自喜，进而自吹自擂，扬言似乎中国若有作家获此大奖，第一人当非他莫属。譬如李敖1999年获得提名后的“表演”即是证明。他利用中国普通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及评颁程序的生疏，大肆自我炒作，使人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似乎就将落到李敖的头上了。这种炒作，无论是媒体的还是作家自我的，都与九十年代文化市场化、商品化战略紧密相关。李敖自我炒作的第一大成果便是带动了其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的畅销，并且使这座小小的庙宇一夜之间“佛光重观”，扬名天下。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寐相求，导致了中国少数作家心态上的变异。当马悦然访华时，有些作家便簇拥前后，刻意迎合，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将马悦然有关中国文学的讲话“神化”，把他的批评奉为创作的圭臬，唯“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写作时刻意与瑞典人、瑞典“传教士”之类扯上边，格外留心马悦然先生有关的评论，对来自瑞典文学院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消息特别予以关注。为数不少的作家还不断地追逐每年度获奖作家，这些作家获奖后其作品立即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畅销，便是一大例证。于是出现了不少模仿福克纳、马尔克斯的作品。而每当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来华访问，必会受到中国人特别是作家们特别的关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作家牢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挥之不去的想要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受到西方认同的深刻焦虑。
1999年，刘再复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长文《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在国内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发了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等问题的思考和争议。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最后遗嘱，以自己遗产的绝大部分——32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其中，“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则“不予任何考虑”。[18]应该说，诺贝尔在设立奖项时对于评奖标准的规定相当含糊，可操作性极弱。后来奉命执行评选颁发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对于如何评选出“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难以确定。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大批应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评奖标准做了部分调整。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19]：（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锐意创新者；（2）授给虽不太出名、但确有成就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给他（她）而使其成名；（3）授给名气很大，同时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时也兼顾获奖者的国别和地区的分布和语言的使用。正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只是由于其设立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因而备受全世界的关注，人们对其评奖标准的批评便接踵而至，多如牛毛。十多年前，当马悦然宣称“中国作家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好的西文译本”，当时不少中国作家愤然质问，究竟是在评翻译奖还是评文学奖？殊不知，任何评奖都难免偏颇，难免有失公正和公平。这一西方文学大奖，评委中至今只有一人能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它对中国文学的疏忽或关注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他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带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激，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我们本不必太在意，对于来自西方的声音我们也可以不去听，不予理睬。但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权威以及巨额奖金的诱惑，中国作家仍按捺不住对它的热切期待和执著追求。
多年来，马悦然先生似乎是在证实自己的话：一直不遗余力地译介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他翻译了沈从文的代表作并几乎让他获奖，他又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厚土》《旧址》。对于高行健这位客居法国的中国作家，他更是坚持不懈地予以推介，在《灵山》中文本尚未出版时，由他翻译的六七百页厚的瑞典文本就已经出版了。2000年，高行健作为华裔第一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恐怕无法去除马悦然先生极力推荐之功。
高行健获得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文坛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加入国际文学潮流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当高获奖后，中国作家协会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已背离其原先的文学评奖标准，而被用于政治的目的。颁奖业已演变成在政治上对抗中国的一种手段，因为它表彰的作品明显带有反对中国政府的倾向，是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接纳的。这有点像若干年前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形。如果说达赖获奖尚未给中国作家敲响警钟，那么高行健获奖，则从根本上，至少从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美梦”，它立即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热闹非凡的外在的和潜在的争论和议论。有些作家认为高行健根本算不上中国的一流作家，中国比他优秀的作家多得很；有人认为高行健不具备获奖实力，他之所以获奖一是占了“流亡国外”、法国籍的便宜，占了反中国政府创作姿态的便宜，作品迎合了西方某些人的反华需要；二是占了用法文写作的便宜，其作品受到马悦然赏识并被译介成瑞典语，则是他一举登极的关键，云云。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凡此种种的议论正印证了中国作家挥之不去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而这之中亦不乏“吃不着葡萄的狐狸”。
高行健的获奖，起码证明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作家要想获奖，必须被译介到西方；二是作品必须满足西方评论者的选择标准和阅读期待。第一点正是马悦然先生一贯强调的。第二点则正像美国作家李萨茜（Lisa See）在评论李锐的小说《旧址》（葛浩文翻译，译名《银城》）时所说的：“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吾医生》（又译《日瓦戈医生》——笔者注）”，[20]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被认为具有反苏联倾向而受到苏联政府查禁，却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广受欢迎，作者亦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换言之，唯有写那些受西方欢迎被西方认可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
很多人都认为，自从高行健获奖之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彻底破灭了。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发生的这一事件，结束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翘首企盼和纷纭议论，也结束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百年缺席的历史。从21世纪开始，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情与关注似乎一下子冷却了下来。2001年度对于奈保尔的获奖反应，中国文坛也已出奇的冷淡。这究竟是一种躁动过后的冷静，还是狂热过后的厌倦，只有等待时间来证实。然而中国作家对于作品融进世界文学大潮的追求，对于得到国际性承认、拥有世界性声誉（特别是赢得西方读者）的渴望则决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销蚀，淡化。
第三节
日本文坛的诺贝尔文学奖策略
日本文坛较之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和国家，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无疑是幸运的。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来自瑞典学院的第二次超越欧洲视野的获奖殊荣。[21]时隔26年之后，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再度为日本文坛赢得了这一来自欧洲同时显然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大奖。
一、日本人对两次获奖的不同反应
由这两次获奖而引发的种种思考与争议似乎并不比获奖本身逊色。这两位日本作家的获奖，与其说是对该国文学的一种褒奖，莫如说这一来自西方“世界”的认同更让日本人感到精神振奋，尤其是1968年川端康成的获奖更具有超越文学世界的重大意义。尽管凝聚着川端康成的巨大心血、同时也代表了其文学创作最高顶峰的《雪国》等获奖作品，在关乎日本精神世界与文学表现上，展示了全然迥异于西方的、无与伦比的域外的绝美姿态，由此而显示了川端本人的文学造诣，并进而有代表性地显露了日本文学的创作面貌。但它无疑也是一剂医治源发于1945年的日本国民整体性“精神创伤”的最佳良药，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已走上了令人不可小视的复苏之途，故而这样的创伤疗治剂同时还是一种强心剂，在文学世界之外足以取到任何政策性策略或法规所无法企及的鼓励民众的最佳效果。
在这样的意义上，继川端之后大江的获奖，情形远远比让日本人再次领略被肯定与认同的喜悦更为复杂。川端获奖之前在日本文坛已具有公认的地位与影响；而大江不仅在知识阶层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一般日本民众也对他不甚熟知。作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受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两面夹攻。对于他的获奖，“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22]，一些大学生则对他抱以冷漠的态度，或者甚至明言不喜欢他。[23]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重的，大江本人所抱持的“边缘化”写作和“边缘人”定位使他的创作既不同于主流，又与大众文化存在一定的距离。他那源出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与创作观，虽然相当切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生存景况，但的确与川端式的日本传统美相隔甚远。并且，从世界文化交融的外部大环境到内在的自我反省与审视，都使20世纪中叶的日本在领受这一殊荣时较之26年前更为冷静与清醒。
如果说川端的作品“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瑞典学院授奖辞），并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针对大江获奖而引发的批评似乎更为喧嚣与尖锐。有些批评指责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拿西方的审美观来评价东方文化，其实质无异于文化上的霸权；另有些批评则质疑大江本人是有意识地改变其风格以迎合西方读者。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这两种批评有一个共同的潜在话语，即渊源久远的东西方文化的紧张关系，并且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单纯出自文学，而更关乎文学之外的人种、权利与隐含在政治经济背后的利益关系。这样的话题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化全球化的滚滚声浪中，不仅没被全球化淹没，反而更加突出，有力地揭示了不同文化间达到完全和谐共处的艰巨性。高行健获奖而引发的争议与质疑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策略：从译本到政府行为
那么，日本作家两度获奖除了作家本人的创作实绩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因素？话题不妨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过程谈起。瑞典学院马悦然院士在一次接受台湾《自由时报》的采访时，曾详细谈及川端康成得奖的经过，他认为川端获奖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评奖的严谨和费时提供了最好的说明。现将这一过程简述如下：1961年瑞典学院委托院外一位精通日文、深谙川端文学的瑞典作家与评论家进行初步调查，他根据川端被译成德文、英文、法文的作品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同时，美国哈佛大学的希贝特教授（Howard S．Hibbett）、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金教授（Donald Keene）、日本学者伊藤整这三位学者也接受了学院的委托，在当代日本文学的报告中肯定了川端的成就。希贝特教授在报告里将重心放在谷崎润一郎和川端上，认为他们是世界级作家。唐纳金教授推荐川端和三岛由纪夫，且偏爱川端。伊藤整则认为，谷崎于1965年去世后，够资格拿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只有川端一人。之后瑞典学院评估种类繁多又互有差异的川端作品欧文译本的质量，根据这些资料和院士各自对川端译本的审阅最后才决定给奖。[24]
马悦然院士的这一说法的确使人们看到了与诺贝尔文学奖之精神相符的，对一个作家的成就给予肯定时的慎重。就一个具世界性影响的奖项来说，也只有付出这样的慎重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它的严肃性与权威性。[25]且不论这四位学者中只有一位是日本本土的学者，显然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否获奖与其译本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要获得委员们手里的选票，首先必须让他们接受作家的作品，对于东方国家的作家而言，接受至少包括语言与文本（文化）两个层面。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经常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之一。文学语言远非自然科学等具明晰的可译性，此为其一；优秀的文学文本又是一种超越了语言本身，蕴涵着丰富的风俗、传统与历史的艺术承载体，此为其二。而川端之所以能够获奖，与他的作品在西方有大量的译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为其译本列出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26]众多译本必然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又可借此互为补充，也就能达到最大限度地传达该文本信息的作用。
所以马悦然指出，那些在语言上不容易获得西方世界读者了解的国家，如果想问鼎这一由西方世界国家颁发的奖项，国家文化单位的全力支持与高质量的译本（优秀的译者）均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转换多少会造成原语国作品的损伤，但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本的评委来说，也只能以译本质量的好坏来评判。不过国家文化单位作为一国政府在文化上的代表，通过一定的策略将本国的优秀作家推上世界文坛以赢得人们的注目，在马悦然看来也非常重要。作为一种策略，他认为国家文化单位可以从以下三个途径进行：（1）为优秀杰出的译者提供不带任何条件的、大方的奖助和补助金；（2）支持一切以该国文学为主体的研讨会和大型会议的召开；（3）以选集的形式，重新印行那些已经发表在刊物上，却又不易为西方读者看到的好的翻译作品。[27]
如果以此来反观川端的获奖，我们可以从一份材料上得到不少相符的信息。《环球时报》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日本：推销自己的文化》的文章，该文以一些具体的数据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在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时不惜重金的措施，其中包括设立由官方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请最好的翻译家将本国作品翻译成各种语言，甚至将国外的翻译家请到日本长期居住，在日期间的所有费用由日方负担，译著出版后还付给丰厚的稿酬等。日本在战后恢复了国际笔会会员的资格后，20世纪50年代就申请申办第29届国际笔会，以川端为首的一些著名文学家四处奔走募捐，人民慷慨解囊，会议最后得以圆满成功。在这一次活动中，不仅日本文学得到了充分展示的机会，作为会议主持者的川端也成了国际文坛关注的对象，之后川端就经常参加国际性文学活动，这些都为川端获奖创造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28]
以上对译本与策略的说法只是为了指出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一些外部条件的存在，完全没有借此鄙薄川端本人及其创作的意思。然而不管是译本还是策略，尤其是策略，多少为欲申请国所讳言；或者欲言之时，必以发扬本国文化为旗号，其目标是否为问鼎该奖是无法言明的。因此，马悦然的这一说法首先一定程度地破解了该奖项的神秘性。再者，这一奖项在由西方世界颁发给东方世界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撞及其实质也必然地不可回避。也就是说，获得该奖的过程即是让西方接受东方的过程，以译本获奖而非原文本获奖使东方世界不得不面临首先要转换自身母语的尴尬。在积极的意义上，它的确是促进不同文化间交流所必需的文化手段之一。但因差距巨大的物质与科技发展水平而决定的，现在的西方世界（及其文明）高于东方世界（及其文明）的观念之限制，这样的评奖永远有着抹不去的西方文坛接受非西方文学的微妙的暧昧，并且1968年比1994年的暧昧色彩更为浓厚。
三、川端与大江：从文化冲突中的他者到认同
如果仔细比较川端与大江的获奖，除了两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成就之外，可以发现从外部条件到作家自身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大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于同年表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颁发的文化勋章。这一不合作的姿态显然需要相当的勇气，作家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也由此可见。这多少与上述政府行为在获奖过程中的作用有些相悖，但也就是这种相悖恰好可以说明世界文坛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即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从完全的政府扶持到知识分子较为相对的独立性与个人性的转变。
大江1994年之前还曾获得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1989年）、意大利蒙特罗奖等跨国界的奖项（1993年）。1960年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访华团访华，1961年在欧洲旅行期间访问萨特，1965年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1968年《个人的体验》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并应译者与出版社的邀请赴美旅行。1974年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任尼琴的声明上署名。1975年为抗议韩国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参加有关活动。1976年于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文学史”。1977年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1984年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围绕“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主题，做了《日本文学如何表现核爆炸》的演讲。
大江获奖之前的这些跨越国界的主要文学、文化活动，既使他的身影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文坛上，同时又为他的创作与思想提供了广阔的世界性视野。他的法国文学专业出身，以及对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和索尔·贝娄等作家的热心学习，使他对创作方法论的探寻也更具有外来而非本土的特征。但就像他在获奖“答谢辞”里自述的那样：“我是一个在幼年时代全面接受尼尔斯·霍格逊影响的奇怪的日本人”[29]如果象征性地去理解这句话，“我是日本人”是他在写作中鲜明的日本立场（或曰主体性立场），“影响”显示了他对外来文化的自觉摄取，“奇怪”既指他的边缘化创作与对自身的定位，又与他表现出来的自觉地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在外人看来显然有些“奇怪”的姿态。换言之，这一“奇怪”的身姿是因为他站在民间的立场去严厉批判反省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实质，对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具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喧嚣尘上的右翼势力、包括与政府的分歧。这也是置身战败国的日本，作为文学家的大江与川端的主要区别之一。尽管带有特殊时代环境的限制，但比起川端在战争期间以棋道为言说的委婉方式，大江激烈的姿态显然需要更多的勇气。
两相比较瑞典学院的授奖辞，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模式，即对两位作家的成绩的肯定同样含有两层意思：（1）与西方文学的联系；（2）与日本文化的“根”的联系。在给川端的授奖辞里，有“正像已逝的前辈作家谷崎润一郎一样，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现代文学的洗礼，但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他在气质上同西欧现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处。说到这一点，我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屠格涅夫。”[30]在给大江的授奖辞里，有“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31]从上述的这些引文里，可以窥视到获奖的一丝端倪，即获奖作品在文学上既有着本土的根，又有着外来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它说明了具有生命力的优秀文化是开放性的；另一方面，这里是否还是排除不掉欧洲人欣赏自身文化在东方文化里的身姿的、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潜在意识？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之光环笼罩下的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时的必然命题吗？
不过在这一命题下倒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在美丽的日本”和“我在暧昧的日本”的不同。安德斯·奥斯特林在给川端的“授奖辞”中还说道：“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几乎一无所知，似乎无法领略川端作品的奥蕴”。如果把“他者”视为一种异文化的冲突，那么川端的《雪国》《千鹤》和《古都》就是以一种鲜明感性的“他者”身份进入欧洲文化视野的。这正如孙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川端的“演说辞”主要谈的是日本人在花鸟雪月中悟到的禅机，而听众或许大多是听不懂这其中的真意的；即川端言说的核心主旨其实是在强调人与自然中的日本人的纤细微妙感性的“日本的美”，那是无可替代的。[32]换言之，屠格涅夫抑或在欧洲近现代文学是桥梁，是陌生的世界里的依稀的熟悉面影，让人在接受陌生之先就有了亲切的感受，然后才是被陌生的美、陌生的世界打动的震撼与臣服般的接受。日本的“美”不仅是战后川端栖息的精神家园，也是那一时代日本文化可以用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最具实力的堡垒。
大江“暧昧”的魅力与力量来自于批判的锋芒，借助的思想工具是西方民主主义政治理想与存在主义的哲学、美学理念，借以施展其文学想象世界的实际土壤是日本内陆的森林里的峡谷，峡谷的生命则来自祖先灵魂的一次次再生。另一方面，他那以广岛、冲绳为基地反省核战争、侵略战争的超国家主义，也显示了尖锐的批判锋芒。西方的读者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遭遇了与“卢贡·马卡尔家族”相似的体系建构，并因其“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意象世界，在其中，生命和神话浓缩成一幅令人不安的今日人类困境的图画”而折服，[33]因为这样的“困境”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所以，比之川端的异国的美，毋宁说西方世界在认同大江的同时也是在认同自身。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文学的交融孕生（cross-fertilization）才有其真正的价值。
[1]
[2]
[3]
[4]
[1]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2] 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3] See Middle East Jourual，Volume47，No.2，Spring1993，p.320.
[4] See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48，No.3，Summer1994，p.523.
[5] See Middle East Journal，Volume50，No.4，Summer1996，p.581.
[6] 该小说于1959年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很快被人指责亵渎了伊斯兰教，到宗教界人士的强烈攻击，终于被禁止发行，直到10年之后，即1969年才在贝鲁特出版了单行本，但已经不是足本。据说原稿被一位英国的东方学家收藏。
[7] 又译易卜劣斯。
[8] 《古兰经》中的阿丹。
[9] 《古兰经》（2：30），本书所引《古兰经》均以马坚译本为准。马坚译，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回历一四零七年版。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据此版本，标以章节数。
[10] 《古兰经》（38：76）。
[11] 《古兰经》（2：31）。
[12]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13] 1978年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实现与以色列的和解以后，遭到很多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与抵制。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将原设开罗的总部迁至突尼斯，直至1990年才迁回开罗。
[14]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15] 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卷，第580页。
[16] 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17] 参见刘再复：《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18] 王渝生：《20世纪科技史的缩影——写在诺贝尔奖颁发100周年之际》，载《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0日B1版。
[19] 参见五宇《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失之交臂？》，《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3日第11版。
[20] 参见刘再复：《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8期。
[21] 第一次是1913年的泰戈尔，不过泰戈尔是以英国的皇家文学协会成员的身份获得提名的，并且学院最后给奖是根据泰戈尔自己的英文版本的《吉壇迦利》而决定的。
[22] 参见叶渭渠：《偶然与必然》，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编前的话”，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23] 参见《拿中国人开玩笑的诺贝尔文学奖》，www.ahjob.com.cn。
[24] 《文学、翻译和台湾》，《自由时报·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25] 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来说，也许他们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关于高行健获奖的给奖过程说明。
[26] 桑典司克1955年译《伊豆的小歌女》，1956年译《雪国》，1959年译《千羽鹤》，在美国出版；八代佐地子1956年译《千羽鹤》，奥斯柯、拜尔1957年译《雪国》，在德国出版；爱尔克、瓦仑德也译《雪国》，在瑞典出版；卢柯、兰贝尔特译《雪国》，马丽奥、丹弟1965年译《千羽鹤》，在意大利出版；1958年伊尔珠、克密司译《雪国》，曼乃尔译《千羽鹤》，在芬兰出版；1960年藤森文吉、阿尔门歌伦译《雪国》、《千羽鹤》，在法国出版；1961年阿威荷德详译《千羽鹤》、1963年译《雪国》，在荷兰出版。1963年滋夫特夫、格里安译《雪国》、《千羽鹤》，1965年柯拉尼克译《千羽鹤》，在南斯拉夫出版；1962年撒尔吧德尔译《千羽鹤》，在西班牙出版。1965年可丹司克译《雪国》，在波兰出版。1966年文德菲尔德哈岛逊和麦拉尔地合译《千羽鹤》，在丹麦出版。http：//www.home.njenet.net.cn。
[27] 参见《文学、翻译和台湾》，《自由时报·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28] 参见《日本：推销自己的文化》，见《环球时报》2000年11月17日。
[29] 参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之“答谢辞”，郑民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30] 瑞典科学院授奖辞。可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之《雪国·千鹤·古都》的附录，高慧勤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
[31] 参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之“颁奖辞”，郑民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32] 孙歌：《美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7日。
[33] 参见《文学、翻译和台湾》，《自由时报·副刊》1998年10月9-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