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求学路上的良师益友
1929年，在家乡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的吴组缃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考入清华大学，先是就读于经济系，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转而专攻中国文学。这之前，在宣城、芜湖、南京上中学时，他就开始了小说、散文创作。进入清华后，吴组缃取材于家乡，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其中的方言土语、生活习俗都体现出皖南独特的乡土气。纵观同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者们，鲁迅着力写他的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沈从文对湘西民风民俗描写得入木三分，而写安徽皖南民风的吴组缃，其性格中则沾染着皖南的青山秀水。生活中的吴组缃，有“真话说到底”的淳朴个性，这在他求学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
在清华读书期间，吴组缃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早年在清华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他就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儒林外史》，开始细读精批。吴组缃10岁就在父亲所创办的育英小学读书，自小就接受系统而严格的古典文化的教育，并懂得从中汲取精华。吴组缃幼小时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封建启蒙教育。他很早就对古典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使他接受古典白话小说更为直接和容易。他曾在《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读书》中回忆古代小说对他的影响：“我们不是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是从它学做白话文。”因此，他的小说也着重于对古典意境、物化象征的追求，像《菉竹山房》气氛怪异、鬼气森森的意境，《黄昏》中鲜明而独特的抒情化色彩等，体现了现代小说创作对古代小说技巧的借鉴和吸收。
在清华读书期间，吴组缃结识了一帮文友，并与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当时，他与同在清华求学、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林庚、李长之、季羡林相交甚密，被戏称为清华园“四剑客”。季羡林在吴组缃逝世后曾深情回忆道：“距今64年以前，在30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都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3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文学青年’，都爱好舞笔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我们‘四剑客’是常常会面的，有时候在荷花池旁，有时候在林荫道上，更多的时候是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我的岁数最小，还不到20岁，正是幻想特别多，不知天高地厚，仿佛前面的路上全铺满了玫瑰花的年龄。我们放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2)
吴组缃与后来闻名中外的钱钟书既是同窗，亦是诤友。1989年5月2日，吴组缃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这样描绘与同窗钱钟书的关系：“钱钟书与我只是普通同学，我们都晓得他是个‘书虫’。”吴组缃很佩服钱钟书的读书功力，他说：“我常常到他屋子里去，他的笔记本有这样一大摞。”“钱钟书会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不理你。那时清华有个学生很特殊，搞地质的，个子特别矮，坐在马桶上，脚落不到地，叫徐元配(音)。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吃饭时也在一块聊，没完没了。现在，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一般人同他也聊不起来，同我就聊不起来，因为钱先生太博雅。”“清华不分班、系，来往都很亲密。4月1号起咖啡室开门。我们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后，就去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钱钟书在我们同学里很出名，读书博得很。赵万里当时25岁，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他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都讲：不是那回事情呀，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就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吴组缃接着说：“钱钟书表示，那个版本他见过许多次，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我从中调拨，‘下一次你站出来讲嘛，难道咱们清华无人了？’我很佩服赵万里！本来，他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他留下七八个题目真个就请钱钟书和吴晗讲。赵万里的学问很了不起，可钱、吴能给他挑错儿。”
钱钟书也喜欢作弄吴组缃，新中国成立后，钱几次问吴：“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不知道，只得老实地说“不知道”。每每想起这段，吴组缃先生都哈哈大笑。
1979年5月9日，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钱先生表示过他们的同学关系后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说：“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钟书并不服气，寄了一套《管锥编》给吴组缃，说道：“我的书，你都没有读懂！”从吴组缃对于文友名著的批评可见他特立的品格。在钱钟书先生及《围城》最走红的时候，吴组缃却逆风挑刺，说：《围城》不过是教授小说，用力学《儒林外史》的讽刺罢了，作者生活圈子狭窄，不宜过高评价。操着皖南口音的吴组缃显然串了不少调儿，但批评起钱钟书的书来却仿佛小锤敲老钟，底气十足。
但是，吴组缃在内心对钱钟书还是很佩服的。他曾感慨地说：“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吴组缃在对钱钟书的叙述中流露出了拳拳的真挚情感，两人的同窗之谊，让人羡煞。(3)
吴组缃在清华中文系读书时曾编辑过学校文艺刊物，与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曹禺有过接触。谈起他与曹禺的过往，吴组缃曾回忆道：1932年至1933年间，他二十四五岁，因安徽泾县老家有妻女，经济拮据，在清华读书时就写些小说糊口。后来，小说《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等一炮打响，吴组缃有了点名气，便被聘做《清华周刊》文艺栏主任、《清华年刊》主编。别人告诉他，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叫万家宝，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常闷在图书馆里埋头写东西。于是吴组缃便找万家宝约稿，万家宝却推辞，只是说：“没有，没有。”有一次，吴组缃和挚友林庚(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学者)一起再去万家宝的宿舍约稿，刚推门，只见万家宝坐在地板上，头发披散，床铺上乱堆着正在写的稿纸，一只瓷器观音被摔碎在地上。吴组缃和林庚见此情景，赶紧轻轻掩上门离去。当时，吴组缃先生不知道万家宝带着如此愤激的情绪在写什么。1934年7月，《雷雨》在巴金、靳以等编辑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才知道他写的是《雷雨》。吴先生说，《雷雨》发表后，没有什么影响，一年间没有上舞台，知道曹禺的人也不多。而自己因为在1934年有《一千八百担》、《樊家铺》等作品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短篇小说集《西柳集》出版，茅盾给予评论，鲁迅、茅盾推荐他的《一千八百担》给美国人译介，冯玉祥在1935年初聘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国文教师，名气要比曹禺大。吴组缃说，事隔一年，曹禺名气突然大了。1935年4月，《雷雨》被几个生活在中国的日本文学青年带到日本，由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公开上演，当时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给演出提供了很多帮助。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上演《雷雨》的事，日本报纸有报道，中国上海的《申报》等也作了报道。后来，《雷雨》由日本传到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演出《雷雨》，许多大报纸都辟专栏评论《雷雨》，曹禺不得了了，由默默无闻一跃而为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而后来，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4)
吴组缃与茅盾也是亦师亦友。吴组缃属于在“五四”新思潮影响和启迪之下，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代知识分子。他的创作放眼于整个时代与社会，早在30年代就写出了一系列与左翼作家作品相一致的好作品。1934年，茅盾便惊喜地指出，“这位作者真是一支生力军”。这一时期，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在创作观念上偏爱客观写实。茅盾评价他“是一位非常忠实的用严肃眼光去看人生的作家，他没有真实体验到的人生，他不轻易落笔”，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认为，“吴先生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然而有时太客观”。(5)其实，抛开当时文坛普遍对“纯客观”的批评误会(连鲁迅也受过类似指责)，吴组缃的“纯客观”才是真正意义的客观。因为按照现代小说理论，吴组缃小说的“故事是经过精心组织而成为完整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情感体验”。(6)它恰当地把握了情节性与生活化的关系。熟悉吴组缃性格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创作是近乎苛刻和严厉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是他的创作原则。他基本上是用治学的态度来进行他的小说实验和探索，相当审慎虔诚，虽然产量少，但是质量均衡，不求其多，但求其好。而且为了贯彻这一严谨的态度，他的小说在表现社会现实角度方面，喜欢截取一个生活片段作速写式描写。吴组缃在文学创作上虽然受到茅盾的影响与推荐，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茅盾。他多次谈到茅盾的《子夜》、《春蚕》等小说存在严谨客观方面的缺陷。对于茅盾的小说《春蚕》，吴组缃认为其存在严重失误。但他对茅盾始终是怀着敬意的，从他写的散文《雁冰先生印象记》就可以看出。他在文章的结尾深情地赞扬茅盾：“他不是那庙堂之器，他也不要作那种俨然人师和泥胎偶像。他只是个辛勤劳苦的，仁慈宽和的，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