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俄罗斯汉学成就与汉学文库的编纂
一、18-19世纪汉学的酝酿形成
俄罗斯汉学在18世纪初萌芽（从1715年东正教使团来京常驻起），初期发展缓慢，大体经过一百年左右才日臻成熟。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在俄国汉学史上先后出现三位划时代的人物：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前两位分别代表19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期。后一位代表20世纪上半叶，开启苏联汉学时期，并促进下半叶的进一步发展。
比丘林以编辞书、译古籍和办学培养人才的工作而成为俄罗斯汉学奠基人，于1828年当选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瓦西里耶夫以儒、释、道三方面的研究成绩，和写出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书（《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而成为俄国汉学领域首位科学院院士（1886年）。
此段学科史料我国国内稀缺，有许多译作和论著仅存于俄国档案馆而未及公开出版。幸有苏联汉学家П.Е.斯卡奇科夫著成《俄国汉学史纲要（迄于1917年）》一书，经过后学В.С.米亚斯尼科夫订定，于1977年出版。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科学的论述而成为其后继者的指导，也成为缺乏原始资料的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的依据。目前，该书已有中译本出版，书名为《俄罗斯汉学史》[1]，令我国学界方便。
二、20世纪上半叶汉学全面发展
（一）出现代表人物阿列克谢耶夫
曾被郭沫若先生尊称为“阿翰林”和“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的瓦·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于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同年，他接到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馆长为蔡元培）签署的公函，正式特聘为北京图书馆“通讯员”（这是给外籍学者英、德、法、俄、美、日各一名的荣誉职衔，阿氏为该馆同期聘任的六位外籍学者之一）。这表明，阿氏的成就同时得到俄中两国的承认。如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还珍藏有阿氏的成名作——1916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已属中国国内唯一的该书俄文原著初版本。
1.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
阿氏潜心研究唐诗十年，尤其是古代诗学。他完成的巨著（大开本790页）《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不但用花品、茶品、鱼品、书品、画品来对照，借以阐明《诗品》的成就和价值，还确定了它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而且从诗学的高度来与欧洲的诗论作对比，包括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法国诗人布瓦洛等，从而确认“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地位”，进而反对“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无可对比的观点，开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
2.拥有古典文学、文化和文学研究多方面成果
阿氏编选和翻译古典诗歌，并写成注释与论析，译介《聊斋志异》，搜集和研究民间年画，就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俄文译作写了一系列文章，在生前和身后陆续发表。先后成文集的有：《聊斋志异》（译作，1937）、《中国文学》（1978）、《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绘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66）和《东方学》（1982），几部文集反映了他在汉学各个领域的拓展：语文学、民族学、史学、诗学、民间文学、美文学以及翻译理论和实践。
3.毕生从事汉学教学
阿列克谢耶夫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08年起即在中东铁路学院工作，1910-1951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达40年，先后在地理学院和俄国艺术史学院（1919-1924）、东西方语言和文学比较学院（1924-1927）、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28-1938）、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更名为列宁格勒文史哲研究所，1930-1938）、莫斯科东方学院（1937-1941）任教。其间，1933-1951年还担任亚洲博物馆（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除在中东铁路学院教授俄语外，在其他各院所均从事汉学教学。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提出和推行一系列全新的汉语教学法，造就了一大批汉学家。
4.造就俄国汉学学派
阿列克谢耶夫对俄国汉学的特殊贡献，在于对汉学学科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孜孜不倦地建设汉学学科和认真严格地培养汉学人才，形成了“阿列克谢耶夫学派”。
在阿列克谢耶夫身后，齐赫文斯基院士（1918-2018）成了这个学派的主导人物，据他的界定，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有：研究哲学的休茨基、阿·彼得罗夫，研究文学的鲍·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什图金、费德林、艾德林、费什曼、齐别罗维奇、克立夫佐夫、瓦·彼得罗夫、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语言的龙果夫、鄂山荫、施普林钦、雅洪托夫，研究汉字的鲁多夫，中、日兼研的聂历山、康拉德、孟泽勒，研究图书资料的费卢格、布纳科夫，研究艺术的卡津、拉祖莫夫斯基，研究经济的施泰因，研究历史文化的杜曼、齐赫文斯基、维尔古斯、李福清。[2]
这份名单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推动20世纪下半叶汉学走向繁荣的一批骨干，他们已不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嫡传，而是再传弟子了。例如，曾是齐赫文斯基的学生，目前任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1934-），和远东所所长的季塔连科院士（1934-2016）。
（二）汉学多方面的开拓
在苏俄立国的初期，有两代学者参与新汉学的创建工作。老一代的汉学家以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谢·费·鄂登堡（1863-1934）、尼·瓦·屈纳（l877-1955）以及曾任海参崴东方学院第二任院长的德·马·波兹涅耶夫（1865-1942）为代表。
新一代的汉学家彼时也异军突起，在创建苏联新汉学中显示了异常的活力。早期有以着重研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宣传中国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意义著称的康·安·哈尔恩斯基（1884-1943）、阿·伊文（笔名[3]，1885-1942）、弗·维连斯基-西比里雅科夫和阿·叶·霍多罗夫（1886-1949）等。像霍多罗夫就以在中国工作的亲身经历，加深了对中国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一系列论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解放斗争的文章，如《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1922）、《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与摩洛哥》（1925）、《中国革命的初期阶段》（1927）、《中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1927）。同样，伊文则写出《中国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1926）、《红缨枪（中国农民运功）》（1927）、《1927-1930年中国游击队活动概况》（1930）、《苏维埃中国》（1931）等著作。
新一代的汉学家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中国革命，而且有不少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或参加我国的北伐战争，担任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或担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的顾问，或在苏俄政府派来驻华的外交机构工作，或当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们在协助孙中山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以及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像当年闻名中国的巴·亚·米夫（1901-1939）曾于1927年到达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并列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米夫虽然曾在1930年到达上海支持过王明错误路线，但在长期担任（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正校长（1926-1929）、中国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起）、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副书记（1928-1935）的工作中对于宣传和支持中国革命斗争、培训中国革命人才无疑起过很好的作用，他本人也以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闻名于世，先后发表过著作五十余种。
这些从事过与中国革命直接相关工作的人物，后来在汉学研究中都比较有成就。像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的格·纳·沃伊京斯基（1893-1953），曾在革命时期被派到驻中国的外交机构（1926-1928）接着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副主任（1929-1934）的柳·伊·马季亚尔（旧译马扎尔或马加尔，1891-1940），都成了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封建社会问题的学者。
在这个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籍的翻译工作也大有进展。曾于后来完成《诗经》全本俄译工作的阿·阿·什图金（1904-1964）就是在这时开始崭露头角的。其他著名文学翻译家还有尤·康·休茨基（1897-1941）和王希礼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语文学家，如研究甲骨文的尤·弗·布纳科夫（1908-1942），研究西夏文的尼·亚·涅夫斯基（涅历山，1892-1945）和卢多夫。早已闻名我国的汉学家龙果夫（亚·亚·德拉古诺夫，1900-1955）则开辟了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新领域，并同亚·格·施普林钦（1907-1974）等苏联汉学家一起探索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在他们之前已有叶·德·波利瓦诺夫（1891-1938）进行了汉语语音语法研究的实践。符·谢·科洛科洛夫（1896-1979）编成了新的《汉俄辞典》（1927，1935）。而康·康·弗卢格（1893-1942）甚至已开始从事中国图书版本学的研究，写出中国印刷史。彼·叶·斯卡奇科夫（1892-1964）别出心裁，花了大量劳动编成《中国书目》（1932）一书，把1730年至1930年俄国（苏联）所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论文及资料（已发表的）尽数编列出来，为研究汉学史提供了线索。当然，有多方面成效的还是阿列克谢耶夫，他对汉字、汉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的文学、美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等都有进一步的研究，其成果是苏联汉学新发展的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7年到1949年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苏联出版的汉学成果就有约一百部书，大大超过19世纪（俄国）的汉学成果。[4]在下个阶段，情况还要好得多。
概括苏联汉学成果，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对当代中国的国情研究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研究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曾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1957-1958年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维·亚·马斯连尼科夫（1894-1968），他发表《中国政治经济概况》（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1958）等著作100多种。还有多次来华，1945-1948年长时间在中国东北工作，曾任苏联驻华商务代表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1906-1985），他发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概论》（1953）、《苏中经济关系概述》（1957）、《苏中经济合作》（1959）等著述60余种。还有1951-1954年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叶·亚·科诺瓦洛夫（1928-）则侧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主要的文著有《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1970）、《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1974）。
以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知名的有维·格·格利布拉斯（1930-）和利·沙·屈沙强（1932-）。前者着重注意中国的国民收入、劳动和工资等问题，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结构（50-60年代）》（1980）等。后者曾任《真理报》驻华记者（1962-1965），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运动（1949-1966）》（1970）等。而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贾丕才（又译米·斯·卡皮察，1921-1995）则侧重对外政策，著有《苏中关系》等书。此外，还有奥·鲍利索夫的著作。
有一批学者继续研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米·符·尤里耶夫（1918-1990）、弗·伊·格卢宁（1924-）、列·彼·杰柳辛（1923-）、叶·符·卡瓦廖夫和尼·帕·维诺格拉多夫（1923-1967）。他们有的曾任苏联报刊的驻华记者，有的来华进修过，都分别写出数量可观的历史著作。有的学者则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问题上下功夫，如根·瓦·阿斯塔菲耶夫（1908-1991）和鲍·格·萨波斯尼科夫（1907-1986）。
其二，史学领域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史料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吸引了大批苏联汉学家的兴趣，他们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在史学领域的汉学家，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古代、中古、近现代），还有类别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甚至史学史）。如阿·瓦·梅利克谢托夫（1930-2006）和格·德·苏哈尔丘克（1927-）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米·瓦·克留科夫（1932-），卢·费·伊茨（1928-1990）、拉·伊·杜曼（1907-1979）、列·谢·佩列洛莫夫（1928-）、列·谢·瓦西里耶夫（1930-）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史，包括中国文明、种族和民族的起源，民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等。研究中世纪史的尼·伊·康拉德（1891-1970）、埃·巴·斯图仁娜（1931-1974）、格·雅·斯莫林（1930-）和拉·瓦·西蒙诺夫斯卡娅（1902-1972）也做出很大的成绩。特别突出的是康拉德院士，其涉猎范围已不限于史学，而是扩大到语文学以及东方学的其他领域，主要论文汇集成《康拉德选集·历史》（1974）和《康拉德选集·中国学》（1977），一向为苏联的汉学家们所推崇。而出生于哈尔滨的西蒙诺夫斯卡娅则对中国的农民起义有着深刻的研究，她的《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1628-1645）》（1958）和《17世纪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66）颇有影响。此外还有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维·莫·施泰因（1890-1964）、研究西夏史的叶·伊·克恰诺夫（1932-）和研究女真族历史的米·瓦·沃罗比约夫（1922-1995）。
在近现代史方面也有几个著名的学者，如格·瓦·叶非莫夫（1906-1980）发表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过不止一版）等著作100余种。还有瓦·巴·伊柳舍奇金（1915-1996）和罗·米·布罗茨基（1907-1992）等。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农民家庭的郭绍棠（阿·加·克雷莫夫，1905-1988）成就突出，他多次会见瞿秋白，有生动的回忆资料。齐赫文（谢·列·齐赫文斯基）院士尤为著名。他1935年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曾于1939-1940、1946-1949、1949-1950年数次来华，先后担任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驻北京总领事和驻华使馆参赞，著有《孙中山——苏联人民的朋友》（1966）、《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3）等作品约200种。齐赫文于1964年起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1968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后为院士，苏中友协副主席。
尼·策·蒙库耶夫（1922-1985）在翻译中国历史文献、考证和发现历史资料上有突出的贡献。他翻译的《蒙鞑备录》（1975）、《13世纪蒙古历史的若干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1962），以及《耶律楚材墓志铭》（1965）都为苏联汉学界所重视。
此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杨兴顺（1904-1989）和尼·格·谢宁（1936-）。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有郭绍棠等。从事史料学工作的有阿·阿·别辽兹内（1915-）、弗·尼·尼基福罗夫（1920-1990）和彼·叶·斯卡奇科夫（1892-1964）。
其三，语文学是汉学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成果显著。从龙果夫开始就注意对汉语的研究，他发表《方块字文献和古代官话》（1930）、《汉语词类》（1937）、《古藏语音系特点》（1939）、《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1952）、《现代汉语口语语法体系》（1962）等约50种。汉学界还进一步以汉语材料为依据论述普通语言学问题。瓦·米·宋采夫（1928-2000）、尼·尼·科罗特科夫（1908-1993）、尤·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26-1999）、谢·叶·雅洪托夫（1926-）对汉语结构问题很有研究。雅洪托夫研究汉语史的成果得到我国汉语学家的好评[5]。米·库·鲁缅采夫（1922-），弗·伊·戈列洛夫（1911-1994）、尼·瓦·索恩采娃（1926-）、塔·芭·扎多延科（1924-）、安·费·科托娃（1927-）、纳·伊·佳普金娜（1928-）、叶·伊·舒托娃（1927-）、西·苞·杨基苇尔（1925-）等对汉语语音学、词法学和句法学很有研究。米·维·索罗诺夫（1929-）、伊·季·佐格拉芙（1931-）和伊·谢·古列维奇等则探讨中世纪的汉语结构，包括西夏语的研究等。索弗罗诺夫和佐格拉芙就分别写出分析《水浒》和《京本通俗小说》的语言现象的论著。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刘克甫（米·瓦·克留科夫，1932-）则在殷文的研究上取得进展，有许多论析殷代铭文和殷代文明的文著（1960、1962、1964、1967、1970、1973、1974等）。尤·弗·诺夫戈罗茨基（1928-1977）和索科洛夫在汉语方言研究上颇为突出。亚·格·施普林钦在汉语的社会语言学，雅洪托夫在古汉语语法，阿·阿·兹沃诺夫和弗·伊·热列宾在汉字的机器翻译问题上大有进展。同时在工具书方面，鄂山荫（伊·米·奥山宁，1900-1982）主编的《华俄辞典》从1952年问世以来，曾一版再版，颇具权威性。鲍·斯·伊萨延科（1914-1965）的《汉俄发音词典（试编）》（1957）也很有影响。总之，苏联语言学家在中国语法、语音学、音韵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包括古代和现代汉语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成就。此外，他们在汉学的某些特殊的领域如敦煌变文方面也有研究，出现了知名的敦煌学专家孟列夫（又译缅希科夫）和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已知名的佛教经典“宝卷”的专家吉·谢·斯图洛娃（1934-1993）。后者翻译的《普明宝卷》已于1979年出版。
在文学领域工作的汉学家为数更多，须要辟专文加以介绍。岂止文学，即使艺术也有不少人涉猎。如专门研究历史的埃·巴·斯图任娜也兼及中国的民族艺术。而曾于60年代来北大进修，从宗白华先生治中国书画史，后来一直从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的哲学博士叶·符·查瓦茨卡娅（1930-2002）已写出《米芾》《齐白石》等论著8部，其主要论著《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也已出了中译本[6]。
（三）为20世纪后半世纪培养了一代文学名家
在这个时期中费德林（1912-2002）、艾德林（1909-1985）、索罗金（1927-）、波兹涅耶娃（1908-1974）发表了文学史著作，康拉德（1891-1970）在比较研究，费什曼（1919-1986）、谢曼诺夫（1933-2010）、沃斯克列辛斯基（1926-）在古典小说，艾德林、谢列布里亚科夫（1928-2013）在古典诗歌，李福清（1932-2012）、斯别施涅夫（1931-2011）在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李谢维奇（1932-2000）、戈雷金娜（1935-2009）在古代文艺思想和文论，孟列夫（1926-2005）、索罗金（1927-2014）在古典戏剧，切尔卡斯基（1925-1998）、彼得罗夫（1929-1986）、施奈德（1921-1981）、苏霍鲁科夫（1929-）、热洛霍夫采夫（1933-）、谢曼诺夫在现代文学，盖达（1926-）、谢罗娃（1933-）在戏剧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帕纳秀克（1924-1990）、罗加乔夫（1900-1981）、科洛科洛夫（1896-1979）、什图金（1904-1964）等则在翻译文学名著方面有突出成绩。在这三十多年里，俄国有大批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译作出版。
三、20世纪下半叶汉学趋向繁荣
50年代以来苏联汉学大发展，20世纪后期研究机构数量剧增，以科学院系统的三大研究所——莫斯科的远东研究所（ИДВРАН）、东方学研究所（СИВРАН）和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СПбИВРРАН），以及莫斯大学亚非学院（ИСААМГ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ВФСПбГУ）“五强”为主，新增乌拉尔、新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远东大学（ДВГУ）等高校，也已各自建成汉学中心。
其中以海参崴远东大学东方学院汉学系为中心，聚合海参崴工大东方学院、经济大学东方学院、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师大东方系、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师院东语系，以及科学院远东分院东方历史民族学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形成了远东的一大汉学重镇。
汉学队伍改变了20世纪前期仅有一位院士阿翰林为整个汉学界领袖的局面，阿氏的门生、后辈已有四人当选为院士，分别成为汉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即文、史、哲学科的领军人物。史学为齐赫文和米亚斯尼科夫，哲学为季塔连科，文学为李福清。
还有几位通讯院士和大批具有博士、副博士以上高级学衔的汉学家。其数量据统计，至2008年已有612人，比90年代初的505人，增加了一百多位。至于中级学衔以下和大批刚毕业的汉学专业学生，那是更大的一个数字了。
其中，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汉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如著有《中国古典哲学方法论》的科勃泽夫，《孔子传》的作者马良文，《高僧传》的译者叶尔马科夫，研究佛教文化的托尔琴诺夫，《中国文化史》的作者克拉芙佐娃，写成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的达革丹诺夫，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罗曼诺夫，东方文献所所长波波娃，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卡尔波夫、刘华夏，圣彼得堡大学的罗季奥诺夫，远东大学的列别捷娃副教授、赤塔的科罗文娜副教授，以及汉学书籍出版家阿里莫夫等，均已在80、90年代成名。他们给俄国汉学带来了新成果，新气象。
80年初，中苏恢复了停止20年的交往之后，引起汉学家们重新勃发的热情，他们经历了50年代高昂的交流热潮，60-70年代的相对沉寂之后，竭力要找回逝去的20年代时光。这一时期顺着50年代的潮流，以更大的热情推进，竟致80-90年代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直到21世纪初。
（一）产生文史哲研究四杰
哲学家季塔连科（1934-2016）
汉学家们尤其重视考察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他们在80年代跟踪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困难和问题，着眼于中国经验能否为俄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季塔连科的成就特别引人瞩目，他自从1985年接掌远东所，便主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每年都应邀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他是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唯一的外国弟子，非常重视两国之间的情谊，充当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知名度高，广受中国学界欢迎。
季塔连科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随即来华进修，于1957-1959年和1959-1961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他在北大期间受业于冯友兰教授，不但学哲学史，而且有跟随冯师深入农村经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实践，对中国社会与农民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他在清华大学纪念冯友兰100周年诞辰会议的报告中提到，那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永久受益，从此更深刻了解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他早期以论文《古代中国的墨家及其学说》获副博士学位，又于1979年晋升博士。该文于1985年以《古代中国哲学家墨子及其学派与学说》出书后，曾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此后，他主编《中国哲学史》（1989）、《中国哲学百科辞典》，均有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季氏在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上陆续推出几部著作：《中国：文明与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1999）和《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1994，与佩列洛莫夫合著）。同时，他在研究俄国与亚太国家包括中国的关系上，则有下列著作：《亚太和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1989）、《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1998）、《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东亚的向量》（2003）以及主编论文集《中国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征途上（1949-1999）》。他主编的六卷本大型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自2006年起至2010年陆续出版。
季塔连科正是由于在学术研究上广泛涉及哲学、现实政治和俄中及亚太国家关系，广有建树，同时在对外交流的实践上成效卓著，影响广泛，颇孚众望，而于1997年当选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2003年晋升为院士，并被推选担任俄中友协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
史学家齐赫文斯基（1918-2018）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中文名齐赫文，史学博士（1953）、教授（1959）、通讯院士（1968）和院士（1981）。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长期在外交部任职，领特命全权大使衔（1966年起）。
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以此成名。当他在40-50年代先后以副博士论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及其对外政策》（1945）和博士论文《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3）走进学术界时，立刻在苏联史学界显得卓尔不群，也引起中国的史学同行之注意，尤其在两文修订成专著出版之后（《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7]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
它们与后来发表的专著《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8]构成齐赫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三部曲”。同时，他还围绕着康有为、孙中山、周恩来这三位重要历史人物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资料和人物传记资料，包括专著，极为珍贵。如《孙中山选集》《1898-1949年中国的统一与独立之路（据周恩来生平资料）》（1996）。
齐赫文对中国社会有亲身的体验，有亲自参与或见证重大事变的经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这样的历史大事。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他立即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公函快速传递莫斯科，促成了苏联政府在次日，即10月2日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随即被任命为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首任驻新中国的使节。他的名字已经和两国关系史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荣耀的经历。更为详细的，还有齐赫文本人描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友谊的两本著作：《我的一生与中国（20世纪30-90年代）》（1992）[9]和《回到天安门》（2002）[10]。
我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7日头版以“世界著名汉学家聚会在北京研讨汉学”为题的报导特别指出：“从马可·波罗、利玛窦、雷慕沙、费正清、李约瑟，到齐赫文斯基等，这一连串名字，连接成‘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桥梁”，给予齐赫文院士极高的评价。
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1931-）
米亚斯尼科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俄关系史，1955年毕业于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4年曾来人民大学进修，1964和1978年先后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即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年晋升院士。他长期在远东所任职，曾任副所长，至2003年调东方学研究所，为科学院顾问。现为俄国汉学家协会主席。
米氏长期致力于历史档案的挖掘与整理，主持编辑组连续出版了以《17-20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为题的文集，计已出有17世纪两卷，18世纪两卷，19世纪两卷，20世纪五卷（其中有些卷册系与齐赫文院士或立多夫斯基联合主编的），还有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边界问题等类文件汇编。此项工作为进行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
同时，米氏发表了研究清代两国关系的力作《17世纪的清帝国和俄国》（1980）。此外，他还整理完成了斯卡奇科夫编著的《俄国汉学史纲要》（所叙史事迄于1917年），实现了俄国汉学同人的夙愿。
文学家李福清（1932-2012）
2008年5月29日晋升院士的李福清，早在2003年12月22日便接受了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我国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他发表过一系列文著，其中主要的著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也已全译或部分译成中文。还有直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
在专著以外，当然还有数量巨大的文章。近期出版的中文本《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则是从他的文章和著作选编出来的篇目并经作者亲自审定，可说是他的著作代表。
李福清主要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都广有建树。
其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为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就尤显突出。
其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大陆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
其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11]汇集了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
（二）两次翻译文学热潮（50年代和80年代）
1.50 年代译介中国文学的洪流
在这十年里出版了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还有郭沫若、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歌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迄20世纪50年代。第一卷收入《诗经》的“风”“雅”“颂”（选），《楚辞》，曹操、曹丕、曹植五言诗，陶渊明诗和汉乐府。第二卷为唐诗，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孟浩然、韩愈等名诗人之作品。第三卷包括宋、明、清三个朝代，有苏东坡、欧阳修、柳永、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直至近代林则徐、黄遵宪的名诗。第四卷为1949-1957年的新诗，入选的有郭沫若、萧三、田间、臧克家等众多诗人的诗作。这部由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集子，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和全，迄今仍为中国国外所仅见，也是后来苏联汉学家编辑中国诗选和选择单个重要诗人作研究对象或出单行本的依据。它的出版是苏联汉学界乃至文学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其他的诗集还有一些著名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的《白居易诗集》（1958），奇托维奇译的《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1959），阿列克谢耶夫等译的《屈原诗集》（1954）等。同时，中国几部重要的古典小说也都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译的《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译的《水浒传》（1955）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译的《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的《儒林外史》（1959），还有费什曼等译的《镜花缘》（1959）。有些甚至在西方都不大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也出了俄译本，如谢曼诺夫译的《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等。至于现代作家的作品，不但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等的作品都有了俄译本，如四卷本的《鲁迅选集》（1954-1955）、两卷本的《老舍选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选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选集》（1956）以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等，而且一些在西方还很少介绍的作家如马烽、李准、周立波、杨朔、艾芜、陈登科、秦兆阳、冯德英等在苏联也都得到译介。像苏联如此规模宏大、时间集中的中国文学译介工作，在世界汉学史上怕是少有的。诚如一位汉学家所说，“这证明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对中国命运的深刻关注以及他们同中国人民扩大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12]。
反过来，中国这块友好的土地也给汉学家们以慷慨的滋养。如果说当年费德林有机会来华被视为“特别幸运”的话，那么如今这种幸运已降临一代汉学家身上。今日活跃在苏联汉学界的中年以上的学者，大部分人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在中国生活过。他们在资料和指导上都深深得益。即以我们所知的到过北大进修的人为例，先不说师从的导师都是一流的，如契尔卡斯基接受王瑶、施奈德接受曹靖华、查瓦茨卡娅接受宗白华的指导，单说资料就有取之不竭的源泉，例如李福清至今还很怀念1965年在北大进修时每天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每周一两次进城逛书店和到天桥听说书的日子。况且，提供资料方便的何止北大。李福清说过他开始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那是50年代中期，他缺乏资料，就给中国各省的文联写信，请代为搜集。不多久，几乎每个省都给他寄去了有关孟姜女的资料：民歌、传说、地方戏、宝卷直至古迹的照片。当1958年郑振铎访苏时，看到李拥有这么多资料（包括有刻本、抄本），很是吃惊，说即使他以文化部副部长的名义向各省文联要，他们也不一定寄。因为李是苏联的学者，他们就很热心。时隔三十多年，李福清还由衷地说：“中国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永生难忘。”
苏联汉学家也拿出了相应的成果，特别是一批研究性的论著。综合性的文学史书有费德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1953）、《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纲要》（1956）、艾德林的《论今日中国文学》（1955）。作家专论有波兹涅耶娃的《鲁迅》（1957）和《鲁迅的生平与创作（1881-1936）》（1959），索罗金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和〈呐喊〉》（1958），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1958），费什曼的《李白的生平和创作》（1958），彼得罗夫的《艾青评传》（1954）。
2.60-70年代扩大翻译的范围
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冷淡，两国的文化交流大受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汉学人才的培养上数量锐减，缺乏年轻的后备力量。
不过，由于有一代中年以上的汉学家的努力，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仍有了长足的进展。
在翻译方面，这二十多年中逐步扩展到各种体裁的作品，可以说是在50年代的基础上做了“填平补齐”的工作。古典诗词仍然是翻译的重点。陆续出版的大诗人作品有：《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和《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和《陶渊明诗集》（1975，以上均艾德林译），曹植《七哀诗集》（1973，切尔卡斯基译），《陆游诗集》（1960）和《苏东坡诗词集》（1975，均戈鲁别夫译），李清照《漱玉词》（1974）和《辛弃疾诗词集》（1961，均巴斯马诺夫译）。也有多人合集的诗选，如《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艾德林译）和《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巴斯马诺夫译）。在“世界文学丛书”中的《古代东方诗歌小说集》（1973）和《印中朝越日古典诗歌集》（1977）这两卷里收入的中国诗人最多，计有曹植、阮籍、嵇康、汤显祖、陈子昂等78人。同时，一些不常被人注意的近代诗人之作也有人翻译，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1971，谢曼诺夫译）。由此可见翻译工作涉及范围之广。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诗人参加了翻译，使译诗增色不少。例如50年代有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译屈原的《离骚》（1956），如今有诗人吉托维奇译《杜甫抒情诗集》（1967），巴德尔金译谢灵运、鲍照的诗等。
在翻译小说方面，既有（古文小说）旧小说和笔记，如六朝小说干宝的《搜神记》（1977，吉什科夫译），《紫玉》（中国1-6世纪小说集）》（1980，李福清等译），《唐代传奇》（1960，费什曼、吉什科夫译）和《浪子与术士》（又名《枕中记》，1970，紫科洛娃译）；沈复的《浮生六记》（1979）、瞿佑的《剪灯新话》（1979，均戈雷金娜译）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费什曼译）；也有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如钱采的《说岳全传》（1963）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74，均帕纳秀克译），《今古奇观》（1962，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译）、《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1962，左格拉芙译）和《碾玉观音》（1972，罗加乔夫译），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1983，帕纳秀克译）。此外，《金瓶梅》（马努辛译）已在1977年出了经删节的俄译本。有趣的是在苏联也同在我国一样，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推广文学名著，在70-80年代出版了《水浒传》（1978）、《西游记》（1982）和《三国演义》（1984）的节译本或缩写本（在50年代已有全译本的基础上缩改）。
同时，还有不少散文作品翻译出版，如《山海经》（1977，杨希娜译），司马迁《史记》（1972、1975，维亚特金、塔斯金译），《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索科洛娃译），陆游《入蜀记》（1968，谢列布里亚科夫译）等。有一部《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集》译本（1979），除收入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乐府的选译外，还有司马迁、伶玄、贾谊、赵晔等人的散文作品。
在翻译戏曲和民间文学创作方面，重要的有王实甫的《西厢记》（1960，孟列夫译）；《元曲》（1966，彼得罗夫编，由斯别斯涅夫、马里诺夫斯卡娅、谢列布里亚科夫、孟列夫、费什曼等人翻译）共计收入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和《单刀会》，白朴的《墙头马上》和《梧桐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马致远的《汉宫秋》，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情女离魂》，张国宾的《合汗衫》，石君宝的《秋胡戏妻》等。在“世界文学丛书”的《东方古典戏剧》卷（1976，索罗金、雅罗斯拉夫采夫、戈鲁别夫等译）中则收入关汉卿的《窦娥冤》，洪昇的《长生殿》（片断），孔尚任的《桃花扇》（片断），汤显祖的《牡丹亭》（片断），郑廷玉的《忍字记》，作者不详的《劝狗杀夫》。民间文学方面有李福清辑译的《中国民间故事》（1972）和《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而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译本（1965，鲁波—列斯尼琴科、普济斯基译）和李福清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1980）编写的200余则中国神话则使苏联读者有可能了解中国神话的全貌。
还有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即变文，吸引了汉学家的注意。孟列夫就列宁格勒珍藏的敦煌文献资料，作细心的整理和研究，从60年代起陆续出版其整理译注的“变文”成果：《维摩诘经变文·十吉祥变文（敦煌写本）》（1963，译注），《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1963，整理、作序），《双恩记变文（敦煌写本）》（1972，译注），《妙法莲花经变文》（1984，译注）。此外，还有“宝卷”的译本，继《普明宝卷》（两卷本，1979，斯图洛娃译）之后，又出了《百喻经》（1985，古列维奇译）。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比古典文学少得多，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突出的进展。由于切尔卡斯基持续不断的劳作，他编译出版的几本诗集恰好组成了一个介绍近70年中国诗歌的完整系列：《雨巷（20-30年代中国抒情诗）》（1969）、《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75）、《40位诗人（20-40年代的中国抒情诗）》（1978）和《蜀道难（50-80年代的中国诗歌）》（1987）。入选的诗人有100多人，规模相当可观。新译的小说也不少，有茅盾的《幻灭》（1972，伊万科译），老舍的《猫城记》（1969）和《赵子曰》（1979，均谢曼诺夫译），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72，切尔卡斯基译），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1974，罗果夫、克里夫佐夫译），钱钟书的《围城》（1980，索罗金译），以及几本短篇小说集（分别选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王鲁彦、王统照、谢冰心、吴组缃、许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说）。此外，还有《瞿秋白选集》（1975，施奈德译）和邓拓的《燕山夜话》（1974，热洛霍夫采夫译）。
70多年来苏联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已为数不少，目前已将俄译本系列化，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规模宏大的40卷本“中国文学丛书”。
3.60-70年代出现一批研究成果
60、70年代的研究已扩大范围，并有向纵深发展之势。阿历克谢耶夫和康拉德的论文集可算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包括比较研究的得意之作。前者有《中国文学·论文选》（1978）和《中国民间绘画》（1966），后者有《西方和东方》（1966）及《康拉德论文选·中国学》（1977）。
文学史书有：索罗金和艾德林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略，1962）和波兹涅耶娃主编的大学教材《东方文学史》（四卷五本，1971-1977），其中有中国文学史部分占700多页。《世界文学史》（九卷本，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也有大量篇幅写中国文学史。
一批从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汉学家，在60-70年代纷纷发表专著。属于论述各类体裁的有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和《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9），热洛霍夫采夫的《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1969），费什曼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启蒙时期）》（1966），谢曼诺夫的《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70），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中国10-11世纪的诗词》（1979），索罗金的《中国13-14世纪的古典戏曲》（1979），戈雷金娜的《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1980）和《中国中世纪前的散文》（1983）。
属于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的有戈雷金娜的《中国的美文学理论》（1971）和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与中古之交的文学思想》（1979）。还有论述文学和美学思想的几部论著虽系编译，但其序言及译注也值得一提，如：《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杨朱、列子、庄子》（1967，波兹涅耶娃编译注），《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波梅兰采娃编注），《圣贤文选·中国古代散文》（1987，李谢维奇编注）。
如若谈到综合性的研究论著，当然首先应当提到费德林的三部著作：《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78）和《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此外，还有施奈德的《俄国古典作品在中国》（1979）以及几部集体撰写的论文集，重要的如《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69）、《中国和朝鲜的文学体裁与风格》（1969）、《中国文学与文化》（1972，纪念阿列克谢耶夫九十周年诞辰文集）、《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1973，庆祝费德林七十寿辰文集）等。散见于各汉学刊物、其他报刊和文集中的论文则不计其数，无法一一列举。
研究单个作家的专著数量相当可观。古典文学方面重要的有：艾德林的《陶渊明及其诗歌》（1969），切尔卡斯基的《曹植的诗》（1963），谢列布里亚科夫的《陆游传论》（1973），马里亚温的《阮籍》（1978），别任（列·叶·巴迪尔金）的《谢灵运》（1980），费什曼的《中国17-18世纪的3位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
现代文学方面有施奈德的《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899-1935）》（1964），索罗金的《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安季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1967），马特科夫的《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1962），阿直马穆多娃的《郁达夫和“创造社”》（1971），苏霍鲁科夫的《闻一多的生平与创作》（1968），齐宾娜的《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剧作》（1961），鲍洛金娜的《老舍在战争年代（1937-1949）的创作》（1983），尼古利斯卡娅的《巴金创作概论》（1976）等。
4. 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热
从70年代末起苏联各报刊就陆续译载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作品，80年代逐渐形成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