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学社群兴起与繁盛原因新论
明末文学社群大量兴起乃至繁盛，固然离不开特定时代政治与社会思潮的综合影响；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社更是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探讨明末文社兴盛的原因，恐怕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最为直接
。在目前学界从科举考试内容、题目等制度本身考察文社而不能明确文社兴盛时间问题的学术困境下，我们就有必要从八股文体式的演变过程细加辨析，文社兴盛于明末便确切无疑。如果从社群地域分布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明末文社大多集中在南直、浙江所谓的“江南”地区。江南繁荣富庶的经济，发达的图书出版业，便利的水陆交通，以及江南官员的扶持等特殊地域人文环境，皆为文社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当然，作为文学发展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明末文社之兴除了受外部环境影响外，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推动其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学界对此论述仍显不足，似乎有再作分析之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学社群发展客观历史，更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文学发展客观规律。
一 文社起于科举说
文社的兴起和繁盛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最为密切，科举考试是文社兴盛的直接原因。当时曾参加过复社的陆世仪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艺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陆世仪的话至少说明文社兴盛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科举为当时文人士子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八股时文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这就为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士子广结文社做了思想准备；其次，为了博取科举功名，文人士子往往在一起尊师取友，学习交流八股文法，文社就为他们尊师取友提供了可能。可见，文社之兴主要由政府“科目取人”所致，钱谦益也不无感叹地说：“结社会文，原为经生应举而设。”
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明代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对文社的兴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就是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为内容，并分房阅卷，从而导致以分选五经八股文的文社兴起，如应社等。而科举考试八股文章的定型化与出题范围仅限四书五经与大全，也极易导致科举士子揣摩试题，这就容易导致某些以操选政的文社出现。再加以科举名额的地域之争，与官僚名儒对其家乡科举的支持，也容易导致不同地域文社蜂拥而起。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科举考试内容在明初即已确定，分房阅卷亦非始自明末，科举考试上的“南北榜之争”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就已开始，我们据此是否就可以判定文社在明初就兴盛呢？其实关于文社兴盛时间问题，自明至今就有不同说法。近代学者郭绍虞认为文社创自万历间，到明末尤盛；明末学者顾炎武也称文社兴盛于明代末年；而据清初诗人朱彝尊所载，文社实始于天启甲子四年(1624)。
文社究竟兴盛于何时呢？如果我们从明代科举八股文体式的演变过程作一考察，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
科举八股文为明太祖朱元璋和刘基于明洪武三年(1370)所定，《明史·选举志二》言：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用八股程序行文。清代李调元的《制义科琐记》载，明洪武三年规定“乡试会试文字程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规定四书经义“文字格式”为：“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可见，明初制艺之文“不拘旧格”，只要能有效阐明五经旨意即为上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明初科举文体还不能用“八股文”称呼，顶多是稍有变化的“宋元经义文”。故商衍鎏说：“洪、永为制义初轨，八股格式尚未周备。”商氏为清末最后一个探花，亲身经历科举考试，其所言恐怕不假。由此看来，八股文在明初体式尚未完全定型，文人士子缺乏在一起揣摩八股体式的文化基础，文社在明初出现不大可能(目前还未发现明初文社的相关记载)。
清人陶福履认为，格式成八比的时文应该出现在成、弘以后，顾炎武也认为：“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他又举成化、弘治两朝时文，具体论证了两两对偶的八股文应该在这一阶段定型：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著名学者启功在对八股文体长期研究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八股文)到了明代初年刚有雏形，到了成化、弘治时间，才渐渐具备八股文的各项条件而成了定型。”从形式上讲，成、宏、正、嘉之际八股文“简古浑融而讲理法”，结构简明扼要，八股层次分明，八股程序初具模型；但并不意味着八股文就一成不变，启功言：“一般说，好像定了型就稳定了，但并不然。各个部分有先无后有的，也有先有后无的。各部分的字句也有由多转少的等等。”可见，成、弘、正、嘉之际，八股文初步定型，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变动。因而，这一时期的八股文适合初学者入门，文人士子在一起进行成规模的模仿揣摩活动还不大可能；即使有科举文社出现，也显得数量甚少，文社之间还缺乏联系，更别谈像明末复社那样的社群联盟了。
明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不许考生在文中“自由发挥”。明代初年，官府还允许科举士子在“八股文”结尾“大结”部分表述个人对时政的看法；但到万历年间，党争尖锐，朝政日非，朝廷遂对此予以禁止。既然朝廷禁止科举士子表述个人观点，他们也只能按照《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内容陈陈相因，即使应试士子的试卷在内容上有雷同之处也无关紧要。为了吸引考官，科举士子开始追求八股文形式上的“出奇”，八股文也逐渐形成一种形式僵死的固定程序。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士子因此而纷纷转向了对科举八股文形式的追求，科举考试逐渐走上了八股文“形式”上的竞争，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八股范文的泛滥。
虽然在正德、嘉靖年间就已出现八股文选稿，但仅局限在官方的刻本。到明代万历以后，选稿成风，选文之权也逐渐由官方刻本转向了民间坊刻本。士子可不读四书五经，但不可不读这些八股选本。于是，那些以评选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文社便应时而生，到明末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拔地而起。明末文社这一繁盛趋势我们从当时文社数量即可看出。在明代万历48年的短短时间内，文社就有37家(见第三部分“资料汇编论”附录)，相比成化至隆庆这漫长的108年时间而仅有8家文社而言，明万历年间文社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但此期文社多囿于自足性，彼此之间还缺乏相应的来往与交流。明天启以后，文社数量猛增到103家(见第三部分“资料汇编论”附录)，呈现出“无地无社”的繁盛景象，明末学者张履祥就说：“其以文社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南社领袖沈寿民也说，万历中叶文社还是“社不数人，邑不数社”，而到昌启之间，“魁异隆起”；特别是到“丁卯、戊辰(1627—1628年)间，江南北社事大盛。……南方之名士中原莫不闻，中原之名士南方莫不识也”，形成南北文社往来交流的繁盛局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成化年间科举八股文形式初步定型，开始出现以研讨科举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文社组织；随着科举八股文到万历年间的程式化，文社数量逐渐增多，到明末达至鼎盛。
由此看来，郭绍虞所说文社“创”于万历年间似可商榷，而他与顾炎武所言文社到明末达至鼎盛却是事实。至于朱彝尊所言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其实应该说是“应社”始于天启甲子。也就是说，从该年起，在张溥与张采的组织下，各地文社逐渐走向联盟，并到崇祯二年(1629)形成全国性社群联盟组织——复社。以此为标志，明末文社呈现繁盛景象，并逐渐突破地域界限，呈现向全国蓬勃发展趋势。曾参加过几社的杜登春就说，明末文社“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形象地描绘了明末文社的繁盛景象。
对于文社兴盛的原因与背景，论者尚需补充一点，即文社的科举教育功能也为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我们知道，科举功名观念在广大文人士子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为了增强他们的科举应试能力，很多文人士子通过组织文社，模仿科举考试情景进行“实况”培训。如河南商丘“毫社”即“周列号房”从事科举活动，黄宗羲在为李杲堂写的墓志铭中也记载了浙江甬上“鉴湖社”“仿场屋之例，糊名易书”，并以李杲堂等人为主考，对社群成员进行科举教育，等等。文社这种训练科举士子应举能力的功能，着实培养出很多科举人才，如复社的张溥、陈子龙、杨廷枢、吴梅村等人，都成了进士，复社名气因此大增。中第的社群成员在朝内担任要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疏通关节，影响考官，以便更多的社群成员能够中第。文社这种快速培养科举人才的实效性，使得科举士子纷纷加入文社，陆世仪对此曾十分感慨地说：“为父兄者莫不乐其子弟入社。”甚至当时担任朝内宰辅的温体仁之子亦想加入复社。可以说，只要科举士子加入文社，其中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文社遂成为科举士子博取科举功名的终南捷径，由此导致文社大量兴起。
二 江南特殊地域人文环境
我们从科举文化因素论证了文学社群兴盛于“明末”这一问题后，还有一个社群地域问题尚需我们作进一步关注：即，为何明末文学社群在南直、浙江等所谓的“江南”之地兴盛？明末文学社群能在“江南”兴盛发达，必然有其特殊的地域优势。虽然说科举文化对明末文社的兴盛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对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这一现象默然视之；只有建立在对明末文社兴盛的“江南”地域优势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社群的文学影响力看的更为透彻。谨此，就给我们考察明末文社兴盛的地域背景提供了充足理由。
在论证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尚需对明末文学社群在“江南”兴盛的迹象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明末清初，文社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兴起，王应奎《柳南随笔》称：“自前明崇祯初，至于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所谓“江南”地区，广义上讲主要指江苏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狭义上讲主要指太湖流域。文社在江南地区兴盛有其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时期，江南之地人民以原始的“渔猎山伐”方式生活，尚“无千金之家”。唐代江南之地变得秀丽富庶，被文人士子广为歌唱，白居易著名的三首《忆江南》词即是对江南秀丽美景的赞誉。唐代江南不仅景色秀丽，而且繁荣富庶，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宋室南移，很多商贾、文人、官宦、皇亲贵族皆避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江南之地更为富庶。
明初朱元璋采取“重本抑商”政策，但朝内朝外重视商业发展的呼声一直不断，王守仁就称“四民异业而同道”，何心隐亦称“商贾大于农工”，汪道昆言“良贾何负闲儒”，张居正重视农商一起发展，认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王征更提出“商人者，财用发生根本也，故欲求裕国，必先恤商”，一直到明代末年，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把商业经济提高到与传统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政府的抑商政策有所松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萌芽，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兼营手工业等商业活动；而江南的经济发展居全国首位，我们从当时所交赋税即可窥见一斑，大学士丘浚引韩愈的话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江南赋税虽重，但人民生活并不贫苦，明王士性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买人之利又居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
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先前的以田粮等实物征收方式变为按田、丁“折银征收”方式。这种赋役制度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其一，征收方式按人丁和田地分担，无地少地农民负担减轻，无地少地的商人也同时减轻了负担，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激发了商人投资的热情。其二，征收赋役由原来的田粮等实物征收方式变为一律以银两代替实物，粮食等农业作物可以换成银两，有利于商品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三，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少，他们在田地种植之余可以从事手工业生产，形成具有工资报酬性质的雇佣劳动者，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张居正一条鞭法在向全国施行之前已在南直隶和浙江试行了七八年，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江南地区在以丝织业为主导经济的同时开始向经济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商品聚集交换市场的江南市镇迅速繁荣发展起来，成为市民消费娱乐中心，吴江、华亭两地成为明后期苏松地区最为富裕之地。
即使明末李自成、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转战豫、楚、川、陕、晋，北方满清屡犯边境直至打到山东，而江南之地仍然显得安详繁荣，人民虽耳闻战事却也安居乐业，这就为江南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繁荣的结社环境。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活跃地区多集中在南直隶和浙江，而太湖流域的社事活动最活跃，我们从当时复社成员的地域分布即可窥见一斑。据小野和子对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所载复社名单统计，复社人数为3043人，其中南直1238人，占总数的40.7%；其次为浙江，人数为521，占总数的17.1%；其他各省复社人数分别为：江西394人，占总数的12.9%；福建267人，占总数的8.8%；湖广241人，占总数的7.9%；广东147人，占总数的4.8%；山东91人，占总数的3.0%；北直55人，占总数的1.8%；山西16人，占总数的0.5%；四川9人，占总数的0.3%；贵州4人，占总数的0.13%；广西与云南各1人，分别占总数的0.03%。其中南直、浙江复社人数所占比例最大。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江南地区的社事非常发达；而且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松、嘉、杭、湖、常、镇七府。
关于明末文学社群在江南兴盛的地域显征，我们不仅可以从复社成员的地域分布看出，而且前人的文献也多有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江苏常熟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就称：“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王应奎所言“东南”，其实是指围绕南直、浙江两省及其周边省份的“江南”地区，其中还包括福建沿海地区，范围似乎更为广泛一些。以上种种证据足以说明，明末社事活动最繁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南直、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回到原来问题，我们就有必要继续追问明末文社为何在江南之地兴盛。毫无疑问，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必然有其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明末江西豫章社领袖陈际泰就曾为此解释说，江南文社之盛，“盖亦地气有助焉，南为火房，火主光融，江为水王，水主通明，两者合而文生于其间，于是而求能文之士颇易”。陈氏所言难免武断，又以风水释之，更属无稽；虽然他所表达的江南文社之盛与江南特殊地域环境有关的思想十分明确，但却没能捕获到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的真正地域特色。对此，我们就有了深入其中的必要性。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大多学者持“文社经济繁荣说”，即明末文社能在江南兴盛，主要与江南之地繁荣的商品经济有关。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没有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
对此，我们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我们知道，自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皇帝怠政后，社会危机加深。因而，清人在治史时，往往把明亡祸源上溯到明代的万历年间，遂有“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之说。言下之意是说，明代万历年间，社会积弊重重；明思宗虽然勤政挽救，终不免明朝衰亡的命运。明万历年间社会何以急剧衰败，历史学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明神宗怠政，直接造成政府机构职能的瘫痪。神宗怠政，主要不满朝臣对他的君权意志的限制，从而造成他与朝臣的对立，并以近似儿戏般的消极怠朝以示“反抗”，时间竟达40多年，这对政府政体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人滞于官与官曹空虚”，政府职能走向解体。
(二)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对商业资本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神宗皇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贪财”皇帝，为了满足他帝王的奢侈享受与巨大的皇室开支，不惜派出宦官充任矿监与税使，到各地开矿采银，收取商税。矿监税使对人民的巧取豪夺不仅长达十年之久，而且渗透到全国各地，对当时商业经济起到极大的抑制作用。南炳文、唐纲所著《明史》对此有一段精彩而深刻的分析：“苛重的税收(文中主要指收取商税的宦官税使——笔者按)使大小商贾、手工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从城镇到乡村商业活动日趋萧条，手工业生产越来越不景气。”
(三)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几耗尽国库，明末财政几成虚壳。明万历年间因战争而耗费军饷的莫过于“三大征”。其结果是，万历三大征“都耗费了巨量的军饷，是造成当时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对明朝之走向衰亡，影响甚大”。而当崇祯朝，北部边防日紧，农民起义不断，仅有的库银也为之耗尽，而且更加重了边饷。其结果只能是加重赋税，阶级矛盾由此激化，明随之亡矣。
(四)党争的内耗与误国。神宗怠政，朝内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权力中心，朝内各派势力互相扯皮，唯构党树派，全无是非，徒增内耗，边疆失策也多与此有关。当时就有人很痛心的指出，“士大夫精华果锐之气，争驰于门户，毁誉者半”，徒增内耗，于国无益。即使为人盛赞的东林党人，也徒有救世浩志，在清兵攻陷辽阳时也只有“束手相叹而已”。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对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见良策，更无边功。当魏党拿起屠刀时，他们也只能以“愚忠”与“气节”欺人。因而，有学者就批评东林党为“无能”，徒增内耗，于事无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末社会呈现全面衰退景象，这对江南之地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矿监税使致使江南之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赋税的增加也加速了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与农本位体制使得在江南出现的商业资本发展十分缓慢，等等。如此，则是否意味着明末江南经济一蹶不振呢？事实并非如此。论者以为，明末社会衰退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但还不足以对它构成致命的杀伤力，江南社会经济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原因如下：
(一)明末江南之地少有战事发生，这就为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而稳定的环境。明万历年间，各地虽有反矿监税使斗争，还不足以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威胁；但到崇祯年间，兴起于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则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政府与义军的战事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中西部与湖广、四川等地，与满清的战事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及部分山东地区。而江南地区则相对显得安祥繁荣，人民虽耳闻战事，却也安居乐业；即使偶有民变发生，也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大影响。应该说，这是促使江南社会经济保持繁荣昌盛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为江南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社环境。
(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江南之地成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江南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美称，这显然与江南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借用陈江的话说就是：“地处亚热带季风区的江南，东临浩渺无际的大海，西接幅员辽阔的内陆，南为蜿蜒起伏的丘陵，北有奔流而过的长江，腹地为浩瀚的太湖及其周围广袤的平川沃野。域内四季分明，气候温润，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原田腴沃，水资源丰富；土地含有机质多，通透性高，保水储肥性能好，利于农作物种植和生长；湖泊池塘甚多，水网系统完整，水面境域宽阔，适宜养殖淡水鱼和种植菱藕之类的水生植物。在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中，人们可以充分挖掘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保持生态平衡，使农、林、牧等多种经济综合发展。”这种地理优势不仅适宜农业耕作，而且适宜发展多种产业，人民因此生活十分富裕，江南遂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
(三)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萌芽，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兼营手工业等商业活动，经济在丝织业基础上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商品聚集与交换市场的江南市镇也迅速繁荣起来，即使小的市镇也显得相当繁荣。这些作为市民消费娱乐中心的江南市镇的大量增加与极度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吴江、华亭两地更是明后期苏松地区最为富裕之地。江南经济发展不仅位居全国首位，而且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虽然明代末年由于内外战事等因，政府增加了对江南赋税的征收，但人民生活并不十分贫苦，其因正如明王士性所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其言可谓中肯。
由此看来，明末社会虽然呈现全面衰落状态，但江南地区仍显繁荣富庶，商业经济也仍保持其强劲的发展态势，这就为明末文社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江南地区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得组织文社的成员多为亦官亦商的缙绅之家，这些人家不仅家富于财，而且科举功名观念十分强烈，他们对文社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援助。如复社杨彝，杨彝并非一个普通生员，其所在江苏常熟唐市镇，镇外河塘环绕，镇内河流纵横，商船往来不息，为当时江南地区商业活动非常繁荣的市镇之一。杨彝即为唐市“家富于财”的大商人，初无文采，独与由太仓流寓到唐市的名士顾梦麟相友善。杨、顾二人在“娄东二张”天启四年拜访他们之前，曾加入常熟著名的文社——拂水山房社。因而，明末复社的成立最早可以溯源于此。杨彝与顾梦麟在社内共同选文，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皆由杨彝提供，杨、顾二人因此成为复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作为复社另一较早组织者之一的吴江巨室吴，也为复社的成立提供了不少的资金帮助。如复社孙淳到各地联络选文所需费用即由吴提供，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六《书复社姓氏录后》云：
扶九居吴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赀，会文结客，与孟朴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实出白金二十镒，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之行，阅岁群彦胥会于吴郡。
据小野和子先生计算，当时白金二十镒相当于白银480两，可见吴家资殷厚，出手之大方。当然，吴出资帮助组建复社还远不止于此，朱倓说：“吴之有复社，吴之力居多。家饶于赀，喜结客。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其女婿计东就说他“不惜破产始复社”。吴为复社的成立付出甚多。其后，复社几次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得到江南很多缙绅巨室的帮助，如复社虎丘大会，复社成员吴县许元恺捐资千余金；弘光帝即位，复社再为大会，浙江秀水姚瀚“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两千人”；复社内被人称为“五狗”的黄某、曹某、陈某、陶某、赵某则专门负责到江南这些缙绅之家募集资金。
第二，江南商业经济的发达也促进了该地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南京、苏州、常州、杭州、湖州、建阳等地都是当时图书出版特别发达的地区，这就为文社在江南的兴盛提供了机遇。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以后，刻书费用极为低廉，书坊可以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入。图书著作商品化，那些制艺选本、戏曲小说，以及一些关于时事题材的图书在市民阶层中最为畅销，书坊也多刊刻此类书籍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明代八股取士的科举功名效应使得那些指导八股文写作的所谓“射利”之书在当时最为流行，出现“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景象。因而，有些书商就专门聘请文社选家专事选文，刊刻八股文选稿，如豫章社艾南英，江南苏杭一代书商经常聘请他到那里选文，这些书商因此而大发其财，比较流行的八股选本甚至可以卖到“四千两”，孔尚任《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对书坊聘请选家选文有一段精彩的自我表白：
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眉批〕凫西鼓词云：“调嘴文帝，当不的厮杀。”此何时也，而亟正文体。以广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贴介〕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
可见当时书坊“借社养坊”的商品意识非常强烈，这就为以评选八股文为主的文社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文社通过选文也可以从出版商那里获得不菲的报酬，为文社的成立和社群日常的活动筹集到经费，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几社陈子龙、彭宾在崇祯三年(1630)“并隽”之时，“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翻刻”，可想而知，当时的书商给了几社很大一部分“稿费”，文社因而也获得了巨大的活动基金。对于这种“社”“坊”相互依赖的关系，谢国桢先生深有体会，他说：“坊字的意义，不容说，就是书铺，可见结社与书铺很有关系。原来他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文章，因此那些应时的制艺要刻板，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却与书坊店作了一个好买卖，而一般选政的作家，就成了书店里的台柱子。”社与坊之间的商业互助关系成为文社兴起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三，明末生员的骤增也对文社的兴起具有很大影响。明代末年，生员数量急剧增加，顾炎武说：“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有学者统计，明末生员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达到60万之多。明末生员的骤然增加使得生员由原来隶属于绅士阶层而逐渐从中游离出来，到明代末年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社会阶层，成为文社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嘉靖年间到崇祯间明代十二个府学生员数，其中，占据江南六府的松江1000人，嘉兴府800人，绍兴府700人，福州府680人，常州府520人，宁国府350人，而其他六府，除了雷州府500人，保定府400人比较多外，南阳府220人，寻甸府104人，衡州府280人，延平府64人，显然，江南六府生员数量要远比其他地区多。众多生员为科举功名而在一起结社读书会友，不管是在繁华市镇，还是在乡村僻壤，只要有生员的地方几乎都要尊师取友，会文结社，甚至受结社风气的影响，那些还未成为生员的童生也结社课艺，明末学者张履祥就说，“其以文社相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这在教育水平较高，士子向学成风的江南之地尤为普遍。
总的来说，明末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对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江南地区政府官员对文社的扶持、交通的发达，以及文化教育的兴盛等地域优势也对江南文社的兴盛具有重要影响。以下分别述之：
(一)文社的兴盛也是明末学校教育的需要，政府官员因此对文社的成立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与帮助。明代中叶以后，学校教育生员大多以房稿、程墨为学，在学术思想上也被限制在《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范围。这就造成当时的科举士子为学不能本之六经，难以切实治学，从而失去了学校教育生员的本质，多数学校也就沦为科举的附庸。生员通过立社，既可以在社内交流科举经验，又可以倡导“尊经”学风切实治学，这对克服学校教育的某些弊端，促进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帮助。从这种意义上讲，文社就成为如同书院一样的新的私学教育模式，某些督学官，或者地方官员就对文社的成立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与帮助，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如早期复社的成立就与当时担任吴江县令的熊鱼山的支持分不开。湖广熊鱼山(1599—1676)，明天启乙丑(1625)进士，据崇祯《苏州府志·职官》记载，崇祯元年(1628)，熊鱼山由崇明县调到吴江任县令。当时的熊鱼山刚好29岁，对当时与其同龄稍小的生员结社论艺极为赞赏。最初的复社就是在熊鱼山的支持下成立的，朱彝尊言：
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即熊鱼山——笔者按)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里居，结吴翻(当为“”字——笔者按)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
陆世仪言：
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指张溥——笔者按)名，迎至邑馆，巨室吴氏沈氏诸弟子，俱从之游学。……天如乃合诸社为一……因名曰复社。
从以上两条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吴江县令熊鱼山鼓励支持生员聚集“讲艺”；其次，孙淳、吴、吴允夏、沈应瑞、吕石香等人就是为县令熊鱼山聚集生员“讲艺”而成立复社；其三，熊鱼山同诸多生员在复社内以“文章经术”治学。由此看来，文社成为学校教育生员之外的一种特殊方式，政府官员对生员结社读书的鼓励和支持，就为文社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文社的兴盛与江南之地便利的水陆交通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谢国桢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得明季的文人社集极为繁盛。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从水路而言，江南之地北部有长江，南部有钱塘江，还有大运河贯穿南北，航运极为便利；特别是位于江南腹地的太湖水域“东通长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西南通嘉兴韭溪者”。(见下图)
图表：太湖全景图
把东西南北的江南地区连为一体，形成江南地区特有的“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碁局布列”的天然湖泊水路交通网络，再加上陆路的众多驿道及其他大小道路四通八达，就为文社联络社群成员开展社集活动和选文活动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艾南英就曾感叹豫章之地由于交通的不便而影响选文活动，他说：“今天下选政之盛莫盛于吴，吴多君子，非独师友渊源，以故去取详明。而所居据东南之会，四方所辐辏，征材博而为时多暇。独吾乡邮寄艰，征文多所浮沉。而所谓房选者，贾人争先竞利，复逼时日，又不暇师友究晰，以相从事，虽目力专利者，为之不能无憾。”特别是复社的三次社集活动，以舟车到者竟然达到数千人，不能说与江南之地便利的交通毫无关系。
(三)当然，文社在江南的兴盛亦与该地读书向学的良好风气有关。江南虽多大贾，但在四民之中地位仍然不显；要常保家族利益世代相传，唯一可行之途是走科举之路。明王士性就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因而，江南很多大户人家多教育子弟读书向学，以博取科举功名，这就形成江南地区读书好学的良好学风。如清初诗人吴梅村的父亲就曾与座师李明睿同在太仓王岵云司马家里教授其子，复社著名的评选家“杨维斗先生设帐于沧浪亭内，为其子焯择友会文”，复社领袖张溥也曾在吴江教授巨室“吴氏、沈氏”子弟，河南雪苑社领袖侯方域也在少时“知读书，求友金陵”，凡此皆反映出江南地区读书向学风气之盛；即使是普通人家，也知以科举功名教子读书。因而，江南为有明一代状元及第之最，江南士人“同胞三及第”、“一郡三传胪”、“人文甲天下”的自豪感经常溢于言表，文人学者，达官贵族也多出其地，文学创作蔚成风气，“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江南之地成为全国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凡此皆为文社的兴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综上分析我们可知，明末社会经济虽然呈现衰败景象，但是江南地区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使得该地社会经济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发展态势，这就为明末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结社环境，奠定了社群得以成立的经济基础。再加以江南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教育的普及、交通的便利、图书出版业的发达、政府官员对文人结社的扶持等地域优势，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结社最为繁盛之地。
三 文社兴盛的文学因素
当然，作为一种伴随科举而起的社会现象，文社的兴盛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文社毕竟是一种文学团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学趣尚的文人在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种“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以研讨时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诗文创作的文学现象，文社的兴盛必然受文学因素的影响。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曾说过：“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指出文社的兴盛与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文社的兴盛又是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结果。
首先，文社之兴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明万历中叶以后，科举八股文在形式上渐趋成熟定型，更加便于科举士子揣摩学习。这在上文已有论述。而笔者在此所要重点强调的是，科举士子揣摩学习八股文，在方法上主要以“选文”为中介。也就是说，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通过刊刻他们的八股文章，来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学习。而文社组织在给他们尊师取友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他们集中选文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文社是为科举士子选文而立，艾南英也说，文社“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没有科举士子为科举功名共同选文，研讨为“文”之规律，也就没有文社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杜登春在其专载复社与几社事件的《社事始末》中就称，文社之立在于“课材艺”，“征诗文”。科举士子的“缔文”活动成为文社兴盛发展的关节点。
其次，文社的兴盛亦源于科举士子在思想上对“选文”重要性的共同认识。由于科举与文社之间的直接关系，评选八股文就成为文社组织最主要的文学活动。在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看来，“选文”对文社的兴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选文”决定了文社的名气，文社的名气要靠“选文”来体现。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社”其实就是科举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表现在文社成员中第数量的多少，文社成员中第数量决定了社群的名气。不难看出，文社只要能通过“选文”联络到来自各地的优秀人才，自然会使文社成员中第数量增加，由此可以扩大文社的名气，促进文社的兴盛发展。复社成员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就曾记载“应社”联络各地文社诸子“选文”而扬名天下：
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应社著名的评选家周介生——笔者按)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
再比如复社，崇祯七年(1634)会试，时相温体仁“以《国表》(复社时文选集——笔者按)姓字查对，见新进士多出复社，大为骇异”。《国表》为复社联盟所选各地成员的八股文汇集，竟作为朝廷内阁重臣复核复社成员中第人数的依据，足见复社选文名扬天下，并以多出进士而名震朝右，甚至出现考官非复社成员不取的现象。可以说，复社能成为当时最大的社群联盟而享誉文坛，与复社《国表》之选联络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之士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士子的“选文”活动为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选文”是文社具体指导科举士子揣摩风气，提高八股文写作能力的重要方式。对于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而言，谁能更好地掌握八股文形式技巧，谁就有可能中第。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便是那些易于揣摩学习的八股文指导书籍。可以说，文社组织正是迎合了科举士子的功名心理，通过“选文”来具体指导他们的八股文创作。之所以说文社选文是对科举士子八股文创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因为选者与被选者之间往往是师承关系，而且有专门的“指导教师”选阅，并由各地分社分选该地八股文章，如复社选文原则即是“各本其师，因其处”。文社“选文”作为具体指导科举士子揣摩学习八股文的重要方式，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文社选家往往在科举士子所作八股文的结尾、眉头，或者文中夹缝给予具体评点，如几社评选家徐孚远评(尾评)陈子龙崇祯十年(1637)会试卷《贤者在位·五句》：“双行法有神气，不实叙政刑，则通篇呼应无不和洽，此他人所不及。”有些文社领袖本身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选家，他们创作的八股文成为社内诸子学习模仿的范本，如复社选家钱禧的《钱吉士先生全稿》，豫章社艾南英的《艾千子先生全稿》和章世纯的《章大力先生全稿》，等等。黄宗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科举士子私试之经义称为“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社”之立是建立在以选文指导科举士子八股文创作的基础之上。
(三)文人士子被文社选家评选能很快立身文坛而成名。文社选文不仅可以促进社群成员间的科举交流，而且又能提升他们的文坛地位，扩大他们的知名度，从而引起考官的注意。这样，文社士子中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如《明史·文苑传四》称复社领袖张溥“交游渐广，声气通朝右”，那些科举士子的文章能被张溥“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再如几社选家彭宾，“独肩选政，痛扫卑敝”，“名噪海宇，凡缙绅先生无不以诗文就正，得一文叙，即声价十倍”。因而，文坛士子对文社“选文”就显得格外重视，如苏州推官周之夔与复社为敌，就起于复社《国表》文选没有对他的文章给予“褒美”；究其心理，无非是复社《国表》文选没有为其“扬名”罢了。文社“选文”的这种直接功利性，使得广大文人士子蜂拥入社，从而促进了文社的兴盛发展。
当然，文社的兴盛还是当时文坛厘正文体、改变文坛腐朽文风的迫切需要。崇祯三年(1630)十月，艾南英应南京两家出版商的邀请到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评选《庚午墨艺》。对于此事，艾南英实不愿为之。原因在于，当时文坛不管是作为作者的科举士子作文，还是作为评阅者的主考官评文，“莫不以篡组为古博，以俚喭为奉华，而不知其为臭腐”；而且如此之腐朽文章“见于十之三四”，甚至连先辈之“碑志序记传状之古体”亦不识。文体可谓日坏，文风可谓日腐。这对于认为文章具有“扶世运，奖帝室”功用的艾南英来说是何等的气愤填膺。据艾南英《庚午墨卷序》记载，当时朝廷已有一批远见之士纷纷上疏朝廷，要求厘正文体，改变腐朽之八股文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文社”是救文坛之弊的最佳方式，较有代表性的为竟陵派领袖钟惺，他说：
钟子观于近日应制文章，体裁习尚之变，深虑其终，而思目前补救之道，莫急于社也。……故吾以为其道(此道文中指衡文者如何辨别邪正真伪而取得真才实学之士——笔者按)莫急于社，社者，众之所为，非独之所为……其于世道士习岂小补哉！
陆云龙在文后评曰：“社业之足挽回风气，于今见端矣。”可见，在转变文坛腐朽文风上，钟惺与陆云龙都认为“文社”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厘正文体”，“改变文风”的重任。在具体的救弊方法上，文社仍然采用“选文”的方式，艾南英就说：“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者。”也就是说，如果想改变目前的文坛积弊，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文社评选出合乎朝廷要求之文以标示天下，达到正文体的目的。艾氏为此不遗余力，为改变文坛积弊做出了很大贡献。由此，在明末文体日坏、文风日朽的现状下，以选文救时弊的文社在各地纷纷而起；而文社的那些操选政者更肩负起了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文坛重任，商衍鎏言：
逮至天启、崇祯之文，理不及成、弘，法不及隆、万，可谓文体之衰。赖有金正希声、章大力世纯、罗文止万藻、艾千子南英、陈大士际泰、黄蕴生淳耀、杨维斗廷枢、陈大樽子龙诸人之作，思力识见，才气典奥，足以振起之，谓为金、陈、章、罗，不仅上接归、王也。同时艾千子以兴复文风为己任，刻本人与大力、大士、文止四家之文行世，又称之为章、罗、陈、艾。若项水心煜、凌茗柯义渠、徐思旷方广、钱吉士禧等，亦足称杰出之辈。
金声、黄淳耀、杨廷枢、项煜、钱禧为复社或东林人士，陈际泰、章大力、罗万藻、艾南英为豫章社代表，陈子龙为几社领袖，皆为当时振起八股文体的文社杰出之辈，他们为改变明末腐朽文风做出了突出贡献，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社之兴亦为明末文坛激烈的门户之争的结果。明人好标榜，这是研究明代文学的学人的共识，郭绍虞先生就说，“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明末文社之兴与明代末年文坛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有着割不断的紧密联系。究其因，这与明代文柄下移有很大关系。明代文人创作成就的高低不像唐宋时代由“贤公卿”评品，而是“操之在下”。作为明末几社领袖之一的夏允彝在《岳起堂稿序》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唐宋文坛之所以没有明显的“标榜”习气，是因为文学家的冠冕由“贤公卿”决定。换言之，就是一个文人要想在文坛出名，就必须靠真才实学得到“贤公卿”的赏识。因而，唐宋时期文坛士子大多勤于治学，勤于创作，较少文坛标榜。而明代则不同。明代文柄下移，决定一个文人文坛地位的在于“能自立”。也就是说，明代文学家的文学成就能否为“在下”的文人士子接受与推崇决定了他们的文坛命运。因而，明代的文人要想立足文坛，必须寻找能“自立”的途径，“社”就成为他们谋求“自立”的重要手段而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具体而言，就是文人士子组织文社，“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并且“各立一名以自标榜”，以此谋求文坛的独立地位。这种广结文社，树帜标榜的文坛风气，至明末尤甚。再加以明末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更促使文人士子广结文社，以树帜标榜达到增强科举力量，扩大社群门户名气，取悦朝廷考官的目的。应该说，明末文社的兴盛亦是文坛门户竞争的结果。
文社之兴亦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走向的外在表现。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追溯文社的起源，我们还得回到科举八股文上。明代中叶以后，八股文已经成为一种可供揣摩练习的程序，科举测试变相地成为一种“形式游戏”。但八股文终为“文”之一种，其文体亦融合了古人文章的一切法，科举士子创作八股文就不能不借鉴古文之法。复社文人吴应箕在给同社好友陈贞慧所编《八大家文选》所作的序言中就称，唐宋八大家古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科举士子学习古文，大多也是“袭其词者，但靳以动悦有司”。可见，科举士子要做好八股文，必须借鉴古文作法；只有熟知古文法，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八股文章。由此看来，科举士子要做好八股文还得从古文中取经，他们在八股文创作实践中逐渐揣摩出一套古文理论供八股文创作借鉴。而这一古文理论往往由不同地域的文社领袖倡导，文社树帜其实代表了不同地域科举士子对古文创作经验的群体思考。没有各地科举士子对古文创作理论的积极思考，文社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意义。
但是，各地文社对科举经验事实的思考必然具有差异性，不同文社对古文创作理论的总结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明末文坛就呈现出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现象。黄宗羲就描绘了明末文坛文学批评的不同走向，他说：
甲子、乙丑间，周介生倡为古学，因尚子书，《繁露》、《法言》，家传户诵；又数年戊辰，张天如易之以注疏，名为表经；未几，吴次尾以八家风动江上；陈卧子以时务崛起云间；而艾千子以先民矩镬，短长当世：要皆各有长处。
从黄宗羲所言可知，明末文坛主要呈现五种不同的文学理论走向，其实质乃是五个不同地域文社的文学主张。周介生即江苏金沙周钟，在复社联盟成立前为应社领袖。据张溥《房稿表经序》载，周钟对天启年间时文导致“人之志日以荒下”的现状深表忧虑，因此倡导“古学”以救时文之弊。其所倡“古学”，其实就是要求科举士子治学为文要根柢六经。张天如即张溥，此时还未组织文社，时年也仅二十岁，与同里张采同为乡里诸生。二人年轻气盛，深虑“娄(娄东)文卑靡”，因而“有志振起之”。但二人最初读书未有师授，以唐代文章晦涩的樊宗师、刘知几为师，终未能及第。后“闻周介生倡教金沙，负笈造谒之”，治学思想转向“古学”，岁试竟然及第。天启四年张溥组织应社享誉文坛后，此种古文理论“百家竞兴”。至崇祯二年(1629)复社联盟成立，“兴复古学”几为广天下之士子所尊奉。虽然张溥在科举思想上以周钟所倡“古学”为师，但在具体如何学古上却与周钟不同。周钟侧重于学古的内容，即以“子书”为主；而张溥侧重于学古的方法，即以“注疏”为法。但二人皆认为科举学术当以“六经”为本。吴应箕为安徽贵池人，在加入复社联盟前曾组织匡社，与吴门徐鸣时评选七郡十三子之文在文坛广为流行，影响颇大，古文创作主要以“唐宋八大家”为师，与吴地文社甚有区别。松江几社主要以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领袖，文学理论主要尊前后七子，重视“时务”，提倡八股文的“经世”功能。艾千子即艾南英，与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为江西“豫章社”领袖，文学主张主要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理论，以唐宋古文为宗，主要取法宋代古文家曾巩。由此看来，明末文坛呈现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倾向，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文人士子对以何种方法创作八股文的不同理论认识，明末文社林立不过是当时文坛众多文学理论主张的形式表现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促使明末文学社群兴盛的原因与背景是相当复杂的，这既有科举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还有社会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合力作用。在这种多因素综合影响下，明末文学社群一直持续发展到明代灭亡，大致经历了30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