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初文学社群分化
复社领袖张溥以社事、国事为重，为操持复社、激扬正气而呕心沥血，但却遭到朝内以温体仁为首的阉党余孽的嫉恨，屡次遭受打击，先有周之夔的反戈，后有托名徐怀丹书《复社十大罪檄》诬告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
。张溥处于“谗言罔极”之中，并为拥护座师周延儒出任首辅而劳累操持，在这种内焦外虑的压力下于崇祯十四年(1641)得急症而卒。
张溥的去世令世人深感突然。就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崇祯帝下诏让周延儒出任首辅；张溥去世后，朝局发生巨大变化。周延儒所任文选郎吴昌时把持朝政，贪赃受贿，很多大臣对他不满。崇祯十六年(1643)冬十二月，吴昌时被斩首示众，周延儒也因事而被崇祯帝勒令自尽。不到三个月，明朝即亡。吴昌时为复社骨干，周延儒为张溥所扶持。二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是复社的悲剧。
诚使张溥不死，吴昌时与周延儒会在张溥的约束下施政，明朝也许就不会那么快的灭亡了。张溥一死，朝内攻击复社不断，复社死敌蔡亦琛不知张溥已死，仍然弹劾他“一里居庶常，遥执朝柄，岂非异事”。而在家里居的张采听闻此事马上上疏《具陈复社本末疏》予以剖白，称复社不过是书生读书的科举组织，事情才得以缓解，其后却遭仇家报复，几濒于死，最后病死舍中，结果甚为悲惨。佚名《研堂见闻杂录》记之甚详，兹录之于下：
吾娄受先张公，素以搏击豪强为名，于衙蠹门役虎而翼者，尤绳束不稍贷，断断不肯相宽。而党中有陶千金数人，尤桀黠多犯科，张公屡以法中之，饮恨入骨，无以报。会大兵渡江，乱民煽起，城中一哄动。至五月十七日，晨色始霁，张公方卧起，忽有数十人入张公堂，求张公语事。张公出不意，即短衫秃巾迎之。数人仰谓曰：“有大案未了，可至州辩状。”盖张公于崇祯十四年境内大祲，张公祖常平遗意，每亩加米二升，官贮之，减价以食贫者；随复收值，即更贮米，以无穷利所增额外之米，几数千石。一时任事者，皆贪而黠，见金即不能无色动，人人作染指计，入囊腹中。张公亦不无沾染，以是病之，为一生瘢痏。数人因即借为口实，挟其辩状，牵之走。甫出门，即两木夹而行。张公不胜楚，脱及地，即掣发狂奔，已身无完衣矣。南关门外至州治前，几数里，一路惨毒备至。每至士大夫门，即屈之叩首，头欲裂。至州治，烟客王公闻之，易敝衣出，好言和解，扶之入中堂，麾众且退，谓：“即有未白事，吾一身可任，虽千金不靳也。”是时党羽益众，门外声嘈嘈，志在必杀之，本无意于辩白，而张公故强项，又不肯即屈。王公见势汹汹，不无内惧意，而又无可奈何，姑放之行，益惨打。至城隍庙，挟令据案书侵克者姓名。书既已，拖入墀中，堂上声鼓一通，即势如风雨，至铁石并下；又一通，复如前。如是者数番，而张公竟奄奄绝矣。复惧其佯为绝也，乃以利锥长数寸者，自耳旁及腰腹以下，皆锥数寸，遍千洞穴，而又汲井水数斛灌之。此时已无一息矣，乃牵之入小教场，欲作坎为瘗。系索于颈，两人曳之走，头与地相击有声，身无寸肤得完者。至教场，欲持锄断其首。从旁不平者，呵之，乃止。而此数人已气尽，各散去。一沙弥见其鼻犹有息，乃毁寺中一绰楔举之。旁有好义者，共扶至南关外宅内，作法相调理，得渐苏。会此时大乱，城中纷如麻，无暇纠举，按绳墨。张公犹惧祸不测，扁舟走出。阅一月而此事微闻，上台以为乱民，下一檄至州。一夕昏暗中，浦君舒牵出，斩二人于市。
是时，州守宋公(名乔秀，闽人，癸未进士)犹在治所，素与张公不协，因公屡发其恶，心不平，无以报，于此不无颐指之意。故一时行凶皆衙恶，而州守无一言。且其散也，疑已毙，遂有豪宦张釆既死诸人不得更乱一示。闻者皆欲食其肉，而后竟遁归，可恨哉！(此下缺页)
五月十七日之后，张公避走玉峰，结庐乡村，故交门士，皆莫能见其面。及四五年而病死。死后，一椽萧然，两子沦落，西华练裙，见者流涕。二十年进士，不如一田舍翁，然后知向者受谤受诬，有不尽然者，所谓捐馆而先生之心迹明也。盖其立身太峻，任事太切，皎皎易污，白壁易瑕，故末后受此惨祸。所谓廉于持己，勇于任事，不至于圣贤(下缺)。
总之，朝廷虽然没有继续追究复社，但当时之形势对复社可谓极为不利；其后，复社势力渐弱。虽在张溥逝后的第二年(1642)春天，维扬郑超宗与松江李雯组织了复社第四次社集活动(地点在虎邱)，却难与前三次相比，我们从参与此次社集活动的分社成员组成即可窥见一斑(见下表)：
以上参加复社第四次虎邱大会的成员为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记；但当时杜登春13岁，此次虎邱大会非其亲自参加，文中所载成员也是经其长兄端成及外父无近公回忆而录，所载人员必然为他们熟悉并在文坛稍有名气之人，但显然不能与复社社集之初那些人物相比。另外，此次虎邱大会虽然为全国性的大会，但却没有像张溥那样具有杰出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参加社集人数也减少了，有的分社成员甚至未予参会。此后，复社再无如此大会，显出转衰分离气象，谢国桢对此曾十分感慨地说：
因天如(张溥)死了之后，复社里没有相当的领袖，所以有复社分局的局面出来。……于是社事的集合，由大组织而又变为小组织的运动，这样洋洋大观，几千人的运动，是不可得见了。
可以说，张溥的突然去世成为社盟由盛转衰的关捩点，对当时文坛社局发展影响甚大，其结果是直接导致社盟分社独立性的凸显，甚至是社盟分社的迅速分化，分化最为明显的当为与复社最为亲密的分社——几社。
关于几社的分化，杜登春《社事始末》、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倓《明季社党研究》，以及上海《松江县志》皆有介绍，且各有详尽，笔者在综合甄别各家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对几社分化情况列表如下：
几社分化示意表
(说明：对于几社的再分化过程，杜登春《社事始末》、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倓女士《明季社党研究》多有论述。笔者在综合各家基础上，参以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所编《松江县志》，对几社分化情况作一系统考察。)
张溥逝后三年，明朝灭亡。甲申事变后，联络起义抗清者多为社中人物，社群组织为抗清武装起义做了准备。文社士子们再也无心科举，社集风流了，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清队伍中来。就在甲申该年，陈子龙补兵科给事中，何悫人及徐孚远招募水兵，长乐知县夏允彝、中书舍人宋征璧捐资资助，推故职方主事何刚招募联合缙绅支持，其中廪生张密买沙船二十五艘，中书舍人董庭、都司李时举、生员唐候等制造器甲，修船练药。清顺治二年，行薙发令，徐孚远指发而誓曰：“此即苏武之节矣，我宁全发而死，必不去发而生，从容就义非难事也。”五月，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守姚序之弃官去，华亭令张大年举城降，起义者为几社义士。八月初三，清兵败吴志葵(为夏彝仲门人)，军于黄浦，夏允彝赴水死，徐孚远奔太湖吴日生军。秋，周仲驭死难震泽，钱澄之一子死，妻子亦死难。闰六月，江阴阎应元、嘉定侯峒曾、黄淳耀等起兵抗清，兵败死难。钱肃乐、张煌言奉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清顺治三年，徐孚远晋升为兵科给事中，夏允彝、陈子龙等几社领袖在吴淞起兵抗清。与复社为敌的故苏州推官周之夔，此时家居，亦起兵报国甚勇，且熟于海道，徐孚远摒弃前嫌，用之帐下。三月，黄道周殉节，春夏之际，龚棻等到广东南海等地招募士兵，援师赣州，方密之吟诗作文为其壮行，广东复社文人黎遂球“与吏部主事龚棻募水师四千赴援”。清顺治四年，松江提督吴胜兆谋叛，清兵穷治其狱，夏完淳、陈子龙等人皆死之。清初死难者很多为复社几社中人(特别是社群领袖为多)，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内，诸君子之各以其身为故君死者，忠节凛然，皆复社几社之领袖也。”笔者把明亡后复社联盟人物归宿略作小结，列表如下：
甲申事变后社群文人归宿知见录
清初虽然恢复科举考试，但在政府严禁社盟约束下，文社士子大多坚持本社“课文会友”科举宗旨而不谈政治，文社之间交流相对减少，门户壁垒亦渐森严，这就很难在文坛形成一种社盟联体，大多文社因此而沦为科举之附庸。清初文社又回复到类似于明末文社走向联盟之前的独立状态。
明亡后，很多社群文人由明入清，成为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吴梅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各地文人结社承明末结社风气仍显繁盛。但到清顺治九年(1636)，朝廷有禁立社盟之命，文人结社开始呈现衰落趋势。文人结社对促进文学的交流传播与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为何清政府要执意禁立社盟呢？
对此，我们尚需予以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谢国桢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他说：“文人的社集，到了明季最繁盛了，但是为什么到了清代，有这样的严厉禁止？”并且指出，弄清清初文人结社衰落的原因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命题。谨此，我们就有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的必要。论者以为，导致清初文人结社衰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社群成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性质发生变化。1644年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异族”统治华夏，这对受“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极深的广大汉族士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各种反清复明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南明政权主要活动在江、浙一带，正是文人结社最活跃的地区，社群宗旨开始由最初的选文课艺一变而为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如复社成员杨廷麟、刘同升与赣巡抚李永茂结“忠诚社”，宗旨是“举义旗，誓灭贼，复疆土，雪烈圣仇耻”，几社领袖陈子龙、夏允彝则在松江起义抗清。即使以倡导“理学正义”自居的江西豫章社领袖罗万藻在明亡后也组织“忠义社”保家卫国。社群成为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就必然会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禁止。(2)一些明遗民把结社作为寄托故国之思的精神依归，不与新的满清政权合作。杨凤苞指出：“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明浙江道御使周灿明亡后“遂归不起，惟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以追悼国事，恸哭丧明之感”，这种怀旧的感情对新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利的，因而，满清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于顺治二年(1645)开科取士，尊儒家思想，并下旨举荐“地方品行着闻及才学优长者”，以瓦解破坏社群组织，消解社员怀故情怀，使这些人能为清政府服务。复社成员吴梅村就是一例。吴梅村于明崇祯朝殿试一甲第二名，其试卷被崇祯帝批为“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崇祯帝的厚遇，使他常常怀恋故国，铭记前朝君恩，决心隐居不仕。但是吴梅村为当时文坛领袖，名声太大，朝廷一直在拉拢他，两江总督马国柱向朝廷举荐，朝内降清的汉族大臣冯铨、姻家陈之遴也力荐，最终迫使吴梅村怀着矛盾悔恨的心情出仕清朝。吴梅村成为清政府拉拢社群成员，瓦解社群组织的一个典型例子。(3)清统治者鉴于结社形成的党派门户之争，不利于新政权的统治和巩固。顺治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曾上《严禁社盟疏》称，明朝苦于社党形成的门户之争，“背公行私，党同伐异”，危害国家，因而“为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4)结社“假八股”以私利。清福建巡按李时茂上《恶棍结党立社地方受害堪疏》称结社为“结众敛金”，以选文制艺牟取不利之财，严厉要求禁止。
以上种种原因使清政府决心禁止生员民间结社。清顺治九年(1652)，礼部定约八条颁刻天下学宫，其第八条就是严禁生员立盟结社，但效果并不佳。其后，给事中杨雍建又于顺治十七年(1660)上疏“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违者治罪”。据当时经历此事的杜登春记载，清廷禁立社盟后，“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矣”；另据王应奎记载，当时的文人士子即使有结社行为，却也不敢再题“社”字，彼此往来也多以“同学”相称。文人结社至此衰落。到康熙初年，社会政治逐渐稳定，经济开始繁盛，民间即使有结社行为，也多沦为科举的附庸，没有了明末文社诸子的以文学革新政治的伟大抱负与政治理想，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