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20世纪最优异的俄语诗人之一，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生性叛逆，15岁时的一天上午，他突然走出那令人窒息的教室，并且永远没有再回去。从此以后，他干各种零活，甚至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当搬运工，后来随一支地质勘探队到边远地区探矿，这自由而艰苦的岁月，也是他自由地“猎取知识”、成为一个诗人的岁月。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他一生所崇敬的奥登所写的《兰波》(1)一诗：
夜，铁路的桥洞，恶劣的天空
他的可气的伙伴们并不知道
在那个孩子身上修辞学家的谎言
崩裂如水管：寒冷造就了一个诗人
这样的诗句，用来描述布罗茨基的早年也正合适。似乎他一生下来就在“寒冷”中长大（他说他在7岁时便感到了对犹太人的歧视），他更知道那种内在的“崩裂”是怎么一回事。这使他不再生活在“修辞学家的谎言”之中（他后来在回忆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曾这样说，在那里“草也是宣传”(2)）。他不能让一张《真理报》掩盖了他的一生。退学以后，他边打工边大量读书，自学波兰语和英语，写诗，并开始翻译他所喜欢的诗，还结交了一些写诗的“哥们”。据他当年的朋友、诗人耐曼回忆，那时他们在一起时常说这两个像暗号似的短句，一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我没有世界观，我只有神经”，一是福克纳的“不幸的狗崽子”（这不仅指他们自己，还指一切人，人类）。耐曼就这样见证了布罗茨基的“脱颖而出”。据他回忆，临近1962年，布罗茨基“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这一年他写出了《黑马》），而到了1964年（那时他刚完成《悼约翰·邓恩》这首在后来曾令奥登刮目相看的了不起的长诗），他们拜以为师的阿赫玛托娃“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而我们都不知晓”。不过，耐曼也不迟钝，他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他对他这位朋友的诗才的敏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一无二性”；他“就像他歌颂过的猛禽一样，知道该往哪儿瞧才能找到猎物”；他在诗艺上的进展有一种“超出常规”的“神速”，等等。(3)
这样，布罗茨基的诗开始在地下流传。这样的“另类”在当时自然很难见容于社会：1964年初，他被当局以莫名其妙的“寄生虫”罪名关了起来，理由是他“不工作”。后来经阿赫玛托娃等作家营救，没有被判刑而是流放到偏远地带劳动改造。1972年，因为布罗茨基在西方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苏联当局嫌麻烦，干脆把这个“寄生虫”送出去，据说当局给他指定的去向是犹太人的祖国和定居国——以色列，但布罗茨基选择的首先是奥地利，因为那里有他所崇敬的诗人奥登在等候着他。
布罗茨基后来定居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他用俄语写诗，用英语写诗论随笔和散文，犹如登上人类文明的山巅“静观两侧的斜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用米沃什的话来说，“光彩夺目，不到十年就确立了他在世界诗坛的地位”。1987年，布罗茨基因其“浓郁的诗意，优美的智识和高超的语言”以及“历史想象力”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
正因为这个奖，布罗茨基进入中国读者和诗人的视野。一读到其诗，我便有一种惊异和深深的认同。我惊异在20世纪俄罗斯的现代诗歌版图上还有着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天才性诗人。
黑马
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的伫立，仿佛正在沉睡。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心惊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
如此漆黑，黑到了极点。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如同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沟中笼罩着无边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作响？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吴笛译）(4)
该诗为诗人早期的一首代表作（请想想吧，写这诗时，诗人才21岁），它显示了布罗茨基不同凡响的心灵禀赋和诗歌才华。怪不得阿赫玛托娃当年逢人便讲布罗茨基的诗是“俄罗斯的诗歌想象力并没有被历史拖垮”的一个有力证明！
的确，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俄罗斯诗歌这棵伟大的创伤累累的生命之树上开出的最奇异的花朵。在谈到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为他所崇敬的诗人时，布罗茨基曾这样说：“在最好的时辰，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5)是的，是总和，但又并非“小于一”。布罗茨基的诗，不仅体现了俄罗斯诗歌最精华的东西，还充分吸收了英语现代诗歌的诗艺，体现了不同文明视野的高度融合和一种惊人的创造力。在一篇论述茨维塔耶娃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她最终摆脱了俄国文学的主流终究是一件幸事。正如她所热爱的帕斯捷尔纳克所译的她热爱的里尔克的一首诗所写的，这颗星，有如‘教区边沿上最后一所房舍’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使教区居民观念中的教区范围大大地扩展了。”(6)
布罗茨基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的从“教区最边缘的房子里透出的灯光”。
现在我们来看这首《黑马》。它不仅充满了“俄罗斯式的诗歌想象力”，它所展露的语言天赋更是令我们惊异。《黑马》全诗充满了新奇、独到而精彩的比喻，一读到这首诗，我们便被一种来自语言本身的力量所征服，“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诗一开始就不同凡响。这其实是布罗茨基自己的精神自画像。他“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所以他成为一个诗人。
我看过布罗茨基很多诗歌随笔和访谈，他始终强调的就是“语言”与一个人的“个性”这两样东西。据说在如今的俄国，仍保存着当年的审讯记录。当女法官问及他的姓名和职业时，他回答“我是一个诗人”，女法官问“何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年轻的布罗茨基这样反问：“何以证明我是一个人？”女法官被问住了，但她转而又这样问：“在我们苏维埃，许多作家都受过专门的教育，你说你是诗人，谁教你写诗？”“上帝”，这就是布罗茨基最后的回答。(7)
仅凭这两个回答，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诗人定居美国后所写的诗，更是把他的语言天赋和语言的技艺发挥到一个极致，如《言辞片断》(8)中的“并非我在失控：只是倦于夏季。日子荒于你伸手抽屉取衬衣之际”，多么精彩的瞬间感受！我想，这恐怕是任何散文语言都无法写出的一种感受，它达到的，乃是一种“诗的精确”（因而它也有了一种诗的张力）。还有他的《来自明朝的信》(9)一诗，该诗似乎是以一个在“明朝”为皇太子当老师的西方人的口吻写的，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皇帝和宫廷生活的描述、讽刺及感叹，第二部分写诗的叙述人自己返归故乡的无望、徒劳和艰难；诗的最后是：
风把我们吹向西方，如黄色的豌豆
迸出干裂的豆荚，在城墙屹立处。
顶风的人，形态丑陋，僵硬，有如惊惧的象形文字
有如人们注视着的一篇难解的铭文。
这单向的牵拽把我拉成
瘦长的东西，像个马头，
身子的一切努力消耗在影子里，
沙沙地掠过野麦枯萎的叶片。
最后这个比喻达到了一种诗歌修辞的极致，一方面命运的强力牵拽使“我”变成了一个瘦长的像马头的东西，另一方面身体的挣扎和努力又只能徒劳地消耗在自身不断拖长、消失的影子里，并像一个怪物一样“沙沙地掠过野麦枯萎的叶片”。还有什么比这更能道出存在的悲辛、荒谬和无奈？这或许是被放逐的人类最令人惊惧的写照之一。
我想，也正是从语言入手，布罗茨基形成了他的诗学。在他那里，语言具有了一种神话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其第一本随笔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中他写道：“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格律学总是比历史更耐久。”他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献给了他所信奉的这种价值。而这，还要感谢他的流亡的命运，因为正是这种生涯“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将我们推入孤独，推进一个绝对的视角”(10)，这使他与母语构成了一种更深刻的相依为命的关系。他就是他的母语所要寻找和期待的那个诗人！
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黑马》：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不是因为它白，恰恰是因为它黑，它比黑还“黑”。为什么不写一匹白马而是黑马？因为黑马更神秘，也更有力量。一匹来自黑暗而又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马”，更能显现和照亮一种命运。因此，诗人会运用种种修辞手段极尽描写黑马的“黑”。这些精彩的比喻和描述，不仅使人印象深刻，更显示了诗人深刻独到的诗歌感受力：“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它的四脚黑如乌煤，/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如果说“黑如乌煤”的比喻人们都可以想象，那这个“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恐怕只有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才可以道出。它写出了一种黑的形而上。
耐人寻味的还有“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这个比喻。是谁的“底片”？是我们自己？还是命运的神秘的使者？记得最初读这首诗时，我在这一句前停了下来。我不得不去思索它的含义。说诗人写出了一种黑的形而上，还在于这一句“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这样以来，黑马的“黑”就更神秘、更不可言说了。正是这种感受，使布罗茨基的这首诗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诗，而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它要把握的乃是存在本身，它要接近的，是存在的闪光的黑暗本原。
但是《黑马》这首诗又没有坠入玄虚。它是一种虚与实、有形与无形的结合。它充满了想象力和精神性，同时又结合了富有质感和造型感的语言。从黑马蹄子上的黑暗，到它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从它的脊背，到它的双眼“白光一闪”，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了这一切。不仅看到，黑马所带来的生命的声息（“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作响”），也仿佛被我们真切地听到。正因为这样的富有质感的语言描述，我们切身感受到马的力量，感受到它的出现、到场，感受到它的渴望、呼吸和寻求……直到最后，感到它“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这首诗层层递进深化，不时有惊人之笔，然而最精彩的是它的最后一句：“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里顺带说一句，如果我来译，我会译为“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不仅出人意料，也在陡然间提升了全诗的境界，使这首诗一下子变得不同寻常起来，也使该诗的作者成为一个杰出不凡的诗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读到最后一句我们不由感叹：什么是诗？这才是“诗”！为什么？因为它一下子扭转了寻常的逻辑思路（比如“骑手在寻找马”），而打开了一种天启般的境界。布罗茨基在他的第二本随笔集《悲痛与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中极力推崇弗罗斯特、哈代等诗人，称他们“在最难预料的时候和地方发出更漂亮的一击”。比如哈代的名诗《两者合一》（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由“处女航”一词所展开的奇异的诗思——船和冰山是命定的情人，布罗茨基说“在我看来是天才的灵光一现”(11)。
布罗茨基自己这首诗的结尾，也正是“天才的灵光一现”，是一个诗人天赋的最精彩也最深刻的表达。
类似的“出人意表”的诗的表述方式，我们在策兰那里也感到了：“那是春天，树木飞向它们的鸟。”(12)我们一读，就有一种狂风大作之感，感到不是从天堂里就是从地狱里为我们的诗人刮起了一阵狂风，它使树木连根拔起，“飞向它们的鸟”。
不是骑手在寻找马，而是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也可以说，不是我们在写诗，而是诗在写我们。海德格尔就有过这么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13)
不过，话虽这么说，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匹神秘的黑马并不是说出现就出现的，没有深刻独到的诗歌感受力和想象力，没有过人的语言才能，这匹马就无法被赋予生命。
同样，并不是谁想当这个骑手就能当，这还要看这匹神秘的黑马是否选中了你，或者说，是否答应了你。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当这匹神秘的黑马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有所感应？我们是否已完全准备好了？布罗茨基就是准备好了的一个骑手，所以当这匹黑马向他靠近时，他不当也不行，他不当这个骑手，教他写诗的“上帝”也不答应！
显然，这里的“准备”，就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就是为诗歌工作，甚至为诗歌献身！你不为它献身，诗歌要你干什么？！诗歌所要求的，就是这么一种奉献。所以在那些真正的艺术家的身上，我们都会看到某种圣徒的精神。
这就是布罗茨基的《黑马》。它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显示了一种马与骑手、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一般读者很容易把诗中的这匹神秘的黑马看做是命运的象征，但对诗人而言，它就是前来寻找他的诗歌本身。布罗茨基给我们的启示是：马与骑手、诗与诗人相互寻找，才能构成一种诗歌的命运。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寻找中，一种被称之为诗歌的命运发生了。
当然，在最初，这种寻找往往是一个人对诗的寻找，或者说，一个人为诗所吸引并开始了他的寻找。但是如果他在这条路上更深入执著地走下去，他就会渐渐地感到诗歌对他的期待，诗歌对他的要求。当他试图回应这种来自诗的要求和期望时，一种更深刻的相互寻找就开始了。
这里我不妨以自己的体验为例。我自己也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正是在如布罗茨基所描述过的那种完全陌生、孤独、失语的环境中，有某种东西前来找你了，“这即是我的怀乡病：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这是我1992年冬在伦敦写下的诗片断系列《词语》中的一节。我想，这就是诗对一个诗人的寻找：在伦敦的雾夜那一盏摇曳的烛火中，我们的“母语”就这样让人泪涌地出现了……
的确，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在根本上就是与母语发生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就是与语言、与诗歌建立一种如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最亲密、内在的关系。我们都熟悉海子的诗，海子为什么能把他的麦子变成中国的“向日葵”？正因为他从他生命的内部承担了这一切，“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如果把这句诗中的“你”换成“它”，这句诗就全完了。
“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这往往也是诗人与诗人的相互寻找。这同样带有一种很深切的性质，因为这意味的是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来自同一个“星座”的诗人。这种寻求，乃是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自我辨认。当这样一位诗人为你出现、到来，当你不无惊异地发现他“具有你自己的眼睛”（这同样是布罗茨基的一句诗）——在那一瞬，两个诗人化为了一个诗人。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布罗茨基的那句诗：“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是谁的底片？讲到这里，“底片”差不多也快“冲洗”出来了：它很可能就是你自己，或你自己的命运！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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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uden: Rimbaud，The English Auden:Poems，Essays and Dramatic Writings 1927－1939，Faber and Faber，1977.
(2) 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第419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3) 阿纳托利·耐曼：《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夏忠宪、唐逸红译），第336、325、326-327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4) 选自《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作品新译集》，沈睿、王家新选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 约瑟夫·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见《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等译），第3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6) Joseph Brodsky：A Poet and Prose，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7) 参见刘文飞：《布罗茨基传》，第50-5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