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甫斯仍在歌唱——“现代性”与“英雄的一面”
一
几年前的一个初冬晚上，当我在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索“诗歌之家”朗诵完后，一位上衣兜里插着好几支铅笔的画家找到我说：“我喜欢你的《卡夫卡》一诗，卡夫卡是我的英雄……”而我在心里一愣。卡夫卡一向被人们称为“弱的天才”，他自己也认为一切障碍都能摧毁他，怎么能说他是“英雄”呢？
近期读到福柯（M.Foucault）的《什么是启蒙》(1)，我又想到了纽卡索那位默不多言的画家。不过这一次我不再感到困惑。几年来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经历，许多尚待形成的思想，都在读这篇文章时被“点燃”了。可以说我又受到一次激励，一个在灰色平庸的年代默默忍受的人所能受到的最内在的激励。
话再回到福柯的文章。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在福柯那里，“启蒙”被理解为一个把人们从“不成熟”亦即“在我们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今天是否已完成了这一解放过程？问题就在这里。因此福柯就从康德那里回到了当下：面对人们所热议的“现代性”问题。正是在这里，福柯独特的眼光和精神气质体现了出来。与那种把“现代性”规定为一个时代或一组时代特征的通行做法相反，福柯问到：“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
那么，福柯所要想象的是一种什么“态度”（attitude）？这一次，他推举的是诗人波德莱尔。当波德莱尔把“现代性”定义为“短暂的、飞逝的、偶然的”时候，他比任何同代人都更敏锐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的时间意识；但是在福柯看来，对波德莱尔而言，“成为现代人并不在于认识和接受这个永久的时刻；相反，在于选择—种与这个时刻相关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并不是对现时代的顺从和认同，恰恰相反，这种态度“存在于重新夺回某种永恒的东西的努力之中，这种永恒之物既不在现在的瞬间之外，也不在它之后，而是在它之中”。
这就是福柯试图推举的“现代性”。在一个日趋破碎、混乱的当下，他使波德莱尔“英雄的”一面展示在我们面前。他通过这位现代文学的先驱告诉我们，与许多人理解的相反，“现代性”并不是对现时代的盲目认同，它不仅是一种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锐意识，它其实还是一种把现在“英雄化”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往往带有一种徒劳的意味。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受到激励的原因。福柯以他强有力的论述和洞见，再一次逆转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并使一种话语的可能性如一声召唤那样呈现出来。的确，我们怎样面对当下？是屈从于现代生活的消解性力量，还是奋力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近些年来，人们对“后现代”的拥抱，对于原有的神话、价值和意义的消解，已使我们回到一个所谓“平面”上来。但是，当一种浅薄的“后现代”风尚挟裹着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已忘了我们应“有所选择”？我们为什么写作？是为了给一个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还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承担之中？
二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叶芝。我之所以一再提到叶芝，不仅出于个人偏爱，还因为这样一位诗人的启示，使我意识到正是一个“破碎的当下”使意义的重建成为一种必需。作为一个“献身于文明并属于文明”的诗人，叶芝对20世纪现代生活的碎裂与混乱的敏感和痛感，并不亚于任何现代主义者，“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驶向拜占庭》），这是他的一句广被引用的诗。但叶芝并没有顺从于这种现代生活的混乱，相反，他的勇气在于“选择一个与这个时刻相关的态度”，在于他坚持一种心灵与诗歌的重新整合，以把激情与反讽、信仰与智慧熔铸为一个整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血、想象、理智”交融在一起。
《雕塑》(2)是叶芝晚年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我难忘在译它时所经受的深刻激励。诗人首先从那些受惠于毕达哥拉斯黄金分割律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塑开始，进而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最后又回到了给诗人以终生影响的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至此，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在叶芝诗中出现了：
当皮尔斯把库弗林传召到他的一边时，
什么样的步伐穿过了邮政总局？什么智力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我们爱尔兰人，诞生于那古老的教派
却被抛置在污浊的现代潮流上，并且
被它蔓延的混乱狂暴地摧残，
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为了我们能够
去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
皮尔斯和库弗林都是殉难的英雄，邮政总局为起义事发点。在事过二十多年后，叶芝再一次为这次历史事件所迸发的光辉所笼罩。如同诗中所写，这是一个为任何智力、计算和测量都无法解答的历史和精神事件。正是这次起义，使爱尔兰民族精神达到了一个“英雄的悲剧”的高度，使晚年的叶芝，在面对死亡的逼近时却达到了一种更高的肯定：“我们爱尔兰人，生于那古老的教派。”这里，与其说叶芝由个人上升到“我们爱尔兰人”之间，不如说他开始处在一种被提升的精神存在中对我们开口说话。
而这种提升正是诗的力量所在，是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永不放弃的时刻。正是这种提升使一个诗人有可能和精神的尊严重新结合在一起。饶有意味的是，“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一句中所使用的“攀登”（climb）一词，它强有力地逆转了“堕入黑暗”之类的修辞成规，不仅显示了一种向上的精神之姿，也使“黑暗”闪闪发光起来。这就是说，“黑暗”因为“攀登”一词的使用而陡然成为一种“高度”：只有置于这种神恩笼罩的尺度下，一个诗人才有可能“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亦即显现出为伟大文明和信仰所造就的生命。
叶芝最终达到了这样的肯定，这使他的诗超越现代的混乱和无意义而向“更高的领域”敞开。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因此艾略特会这样感叹：叶芝在“已经是第一类（指‘非个人化’）中的伟大匠人之后，又成为第二类中的伟大诗人”(3)。
对叶芝的这种努力，诗人希穆斯·希尼在《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中，有着充分而富于启示性的阐发。希尼要面对的问题即是：面对现代生活的灰暗现实，是像拉金那样取一种“中性的调子”呢，还是坚持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以成为叶芝那样的“至福的歌喉”？为此他分析了叶芝的《寒冷的苍穹》一诗。此诗的著名开头是：
突然间我看见寒冷的、为乌鸦愉悦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
（Suddenly I saw the cold and rook-delighting heaven
That seemed as though ice burned and wasbut the more ice）
关于此诗，据说是叶芝闻讯毛特·冈与他人成婚，在精神上经受重创后所作，叶芝则自述此诗“是一种尝试，去描绘寒冷而超然之美的冬日天空在他身上激起的感情”；但无论创作背景如何，这两行诗本身正如希内所说，“是对意识的震颤，对斯蒂文斯所说的‘精神的高度和深度’的全部尺度敞开的一瞬间的生动记录。诗行间的震荡戏剧化了刹那间的觉悟。没有藏身之所，人类个体生命在巨大的寒意中得不到庇护”。显然，叶芝的寒冷天穹不仅具有彻骨、超然之美，它更是一种对诗人的激发，是丰盈生命的映现，因此它会唤起我们生命中一种更高“认可”的冲动。而拉金的《高窗》一诗：“而突然间／在高窗的深思中有甚于词语的闪现／阳光穿透玻璃／在它之外，深蓝的大气，显示着／无物”，这就是为拉金瞥见的天空，在高窗之外是一种精神的缺席，“正义与不义在那里都无迹可求”，它无法对我们生命中的“认可”冲动产生一种作用。(4)
的确，这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诗歌。叶芝的寒冷天穹，虽然显现出一种“巨大的寒意”，但却不是一种消极性力量，相反，它在震颤我们的同时也激发着我们去呼应它。至于“焚烧”着的冰的意象，如希尼所说，显示了叶芝的雄心是要“确立诗性想象力水晶般的尺度，而人们应以此为生命的准则”。为说明这一点，希尼还举出叶芝的其他诗文。例如，对叶芝来说，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男女英雄死亡的一刻所获得的幻象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性静穆中，有某种东西是启示性的，它们“超越了情感而被带至原初的冰雪”。(5)而拉金的诗作，却缺乏这种升华或转化，它顺从现实的贬损而瓦解了认可的冲动。拉金的诗歌往往结束于困境，或超然物外的冷漠，而叶芝在“一点也不天真”的同时，最终到达了一种诗歌的提升、转化和敞开。
因而希尼不满于拉金，认为他“放弃了奥尔甫斯式的努力，历尽艰辛拖着生命在斜坡上攀”(6)。在拉金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屋宇下，我们无法张扬生命的尺度。
希尼的这种评论，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美国著名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HellenVendler）在一篇谈论希尼的文章中曾为拉金辩护，“希尼身上那个工作中的艺术家强烈地抵制拉金式抑郁的诱惑，这种抵制显露出它觉悟到这样的抑郁对希尼所拒绝放弃的执拗的社会希望构成了威胁”(7)。但我想文德勒教授只说对了一半。她看出了希尼身上的那个“正在工作的艺术家”是一种洞见，正是这个艺术家在要求希尼“抵制拉金式抑郁的诱惑”，但并非只是为了某种“社会希望”，而是为了希尼所意识到的作为一个诗人的“天职”，或者干脆说，为了奥尔甫斯——他必须让这个神话中的诗人原型即使在死亡面前也要竖起他的七弦琴！
这一切，用希尼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诗人必须“尝试一种在观照环境之时又超越其环境的写作方式”，由此“生发出我一直所称道的‘诗歌的纠正’的力量”。(8)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正是一种“诗歌的纠正”。谁也没有否定拉金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个诗人却有权选择，而且在今天还必须“有所选择”。
三
毫无疑问，叶芝中晚期的诗所体现的那种“精神英才的伟大劳役”，使福柯所说的“英雄的一面”在今天依然成为一种可能。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这种英雄化“绝不天真”。正如廉价的信仰经不起检验，虚妄的言说也不能导致对生命的确保。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真实的激励，是因为它出自一种艰巨的语言和精神劳作，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换言之，这种英雄化之所以可信，正如福柯在谈论波德莱尔时所表述的那样：“无须说，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
前一段重读叶芝，一个发现正是我从他那里感到的反讽精神。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叶芝一直是一个激情、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但现在我感到了一个“双重的叶芝”，一个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家，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争辩甚至自我嘲讽的反讽性形象，而他诗歌中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这种矛盾对立及其相互的撕裂和撞击。歌德当年曾说过“爱尔兰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群猎狗，穷追着一只高贵的牡鹿”，而叶芝对此甚为欣赏，并在日记中用来加以自嘲。然而，在这样的反讽中诗人和诗歌一点也未失去其尊严，在这样的反讽中我们感到的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而不是意义的消解，是一个诗人所达到的精神超越而非角色化的自恋。
一种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那种当代顽主式的调侃，是不可与福柯所说的这种“英雄化的反讽”或“反讽的英雄化”相比的。在波德莱尔和叶芝那里，他们始终坚持着“英雄的一面”，他们知道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如何在虚无中创造出意义。他们的目光永不朝向虚无。写到这里，我甚至还想到了晚年杜甫：“江汉归思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在颠沛流离、极度孤独和自我解嘲中，诗人并没有堕入消极性的虚无，而是将我们再次提升到一个“落日心犹壮”的阔大境界。正是在这个由诗歌所产生的临界点上，诗人达到了一种肯定——这不单是对自身的肯定，更是对某种天地精神、某种造就我们的力量的肯定。
这一切，向我们揭示着一种永无休止的精神劳役。我们这些诗的写作者，即使处在一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也仍然生活在一种严格的尺度下。在《什么是启蒙》的结尾，福柯以一种感叹性的笔调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到达成熟的成年。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而我相信，一个瞻望历史而做出如此沉思和期望的人，在其本质上也是一个英雄。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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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天涯》1996年第4期。
(2) 全诗见《叶芝文集》卷一《朝圣者的灵魂：抒情诗·诗剧》（王家新编选），第291—29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T.S.艾略特：《叶芝》（王恩衷译），《艾略特诗学论文集》（王恩衷编），第16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西穆斯·希尼：《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姜涛译），《希尼诗文集》，第328页，第331—33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5) 同上书，第335页，第331—332页。
(6) 同上书，第336页。
(7) 海伦·文德勒：《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黄灿然译），载《世界文学》1996年第2期。
(8) 西穆斯·希尼：《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姜涛译），《希尼诗文集》，第337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