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归隐的缘由

第二章
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以及人格范型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大概是个争议最多的诗人。诸如他的思想归属,生年与享年多少,仕宦经历,归隐原因,作品风格,作品系年,以及那些引人注目之作的主题,甚至于他弹的琴到底有弦与否,从古至今都有许多争议,连他的名与字在他身后不久也成了问题。而且数量不多的作品,异文却不少。陶渊明本身充斥着仕隐生死等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困扰了他一生,因而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探究的疑窦。再加上不同时代认知的歧义,公案至为繁多,聚讼最为纷纭。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向来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关系到他的人格定位与思想趋向及出处大节,也影响到不少重要作品思想价值的确定,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老大难症结,很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故需予以足够重视。

一 归隐的缘由

要探究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首先要搞清楚他弃官归隐的缘由。这不仅是他一生出处的最大关节,也是对东晋政治态度最直接的行为表示。他特意为此撰作了《归去来兮辞》,由于带有宣示性质,所以下笔精心,成了东晋第一高文[1]。这也是打开归因的一把钥匙。

辞文前有篇详序,直接交代出处的全部缘由。对于最后一次出仕彭泽令,他说:“余家贫,耕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前数次为官作宦,都没有庄重认真的说明,只留下二三首“行役”之诗,唯独这次有这篇欣然的《归去来兮辞》,而且还加上一篇长序,文字庄重,颇有“公开声明”性质。首先声明“见用于小邑”,是为了解决“家贫”问题,且在家叔怂恿之下,也就是说自己并不十分乐意。至于辞官归隐,则有言:

图6 宋 苏轼 归去来兮辞(局部)

苏轼对此“东晋第一高文”仰敬备至,领着他的追随者群拟此辞,此辞遂一日纷然遍布人间,苏词还隐括过此辞,书此则为余事。在北宋四大家中,苏书不以技巧见长,虽结体也有“尚意”性的欹侧,然自然天真,烂漫而无作意。陶诗淡化,不露声色,这就让巧喻纷出而且议论翻腾的苏轼至为崇敬。以自然之书来写此辞,亦可谓二难具,两美并。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

其所以决然“归欤”,是因为做官有违于本性。至于过去“尝从人事”,也和这次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口腹自役”的家贫问题,未免“深愧”。加上妹丧,故“自免去职”, “骏奔”田园。然《宋书》本传却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后之萧统、《晋书》、《南史》诸陶传,以及佚名《莲社高贤传》,均同此意。于是陶之拂袖而去,遂成千古佳话。

“折腰”与“妹丧”成了两个缘由,是合二的还是单一的,或什么都不是而有他意,因而引起后人不少关注。最早对折腰说持有异议的南宋韩子仓说:“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愧役于口腹,竟不欲仕久矣,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友爱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矣。”[2]陶作桓玄参军曾因母丧去职,然守丧未毕,复出为刘裕参军,这次岂能因妹丧而永不复出?所以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另有所见:

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心有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3]

洪迈还发现序与辞之矛盾,以为“心有所属”,只是“不欲尽言之”。所言甚是,但“所属”之意又是什么呢?清人林云铭接着洪迈意绪而发论:

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时,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屈耶?盖元亮生于晋祚将移之时,世道人心皆不可问,而气节学术无所用之,徒劳何益。五斗折腰之说,有托而逃,犹张翰因秋风而思蓴鲙,断非为馋口垂涎起见。故于词内前半段以“心为形役”一语,后半段以“世与我遗”一句,微见其意也。[4]

林氏大致能得陶公心意,终较前人看透一层。陶本用世心极强之人,不然何必在官场进进出出那么多次!《杂诗》其五说他在少壮时就有“逸四海”之“猛志”,准备“骞翮思远翥”,大展宏图。五官三休之归田后,尚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直至暮年,农闲时泛览《山海经》的神话,依然念之在怀。其八称美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激赏“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的事业。以身殉于事业的悲剧神话,更能唤起他的共鸣,其九赞美以“微木”填海的精卫与挥舞“干戚”的刑天,以死而复生的“同物”精神,无怨无悔,而“猛志固常在”。结尾的“徒设在昔心,良晨岂可待”,遗憾的否定结论,正是建立在实现“猛志”的肯定命题上。可见陶之“猛志”情结,不仅并未在心中抹去,而且时时涌起心潮。被朱熹看出“豪放”“本相”的《咏荆轲》,不正是对“猛志”抒发的猛烈浩歌!陶公的“猛志”和恬静的田园之歌作为二重奏式的复调,不但轮流弹奏,而且有时往往还融入同一首诗。如《拟古》其八,前半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夷、齐与荆轲不是对比,而是和弦[5],因为他们都是抗争的敢死之士,都有“壮且厉”的“猛志”,借此“亦寓愤世之意”(汤汉语),其心迹可见。下半却又想到伯牙与庄周,认为亦是“难再得”之士,也是心中挥之不去的人物。这四个人物本非同类,却无伦无次地聚集在一起,“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6],显得章法和主题都很“奇奥”(吴瞻泰语)。此诗中间的“不见相知人”,把前后两端贯通起来,此“相知人”指所向往者,以下的庄、伯尚有知己钟子期与惠施,而今夷、齐、荆轲“此士难再得”,则言世无知己。所以吴菘说:“忠君报国之念,隐然发露,绝非隐逸忘世者。盖少时抚剑行游边塞,无非欲访西山之义士,易水之剑客,此我所欲相知者,而不可得见,唯见伯牙、庄周两坟。伯牙因钟子期死而绝弦,庄子因惠子死而深瞑,悲无知己也。今夷、齐、荆轲之徒既难再得,是无知己矣,吾虽游行,何所求哉。此士,即指夷、齐、荆轲也。伯牙、庄周为知己作喻,‘吾行欲何求’,正应‘抚剑行游’,起结相呼应,上下一气。后《咏荆轲》一首,写得异样出色。结云:‘其人虽已殁,千古有余情’,渊明志趣,从可知矣。”[7]吴氏所论最能看活全诗,然谓之“报国”尚可,谓之“忠君”,恐不见得。否则,他就不会辞职归隐,永不复出,不然,他怎能扔下所“忠”之“君”而撒手不管呢?

陶渊明在40岁所作的《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对东晋时局就有“重云蔽白日”, “当奈行复衰”的预感。年底桓玄称帝建康,此年二月刘裕讨玄,玄于四月挟晋帝至江陵,五月弃江陵西遁被杀,闰五月其余党又入江陵劫晋帝。其时门阀世族代表桓玄飞扬一时,新兴庶族刘裕蓬勃而起,晋室权力沦丧,晋帝任人劫持摆布,故有“行复衰”之感。在同年所作的《停云》的“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即对翻云覆雨的时局而发。同时还有《荣木》,结末有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那么,他的“名车”“名骥”又要赶到哪儿?陶渊明东下京口,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里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意谓时来运转时机默契,且屈长往之驾,游息于仕途通衢。刘裕于这年二月聚兵京口,三月桓玄溃逃出建康。刘裕入建康被推为领军将军等职,威禁内外,百官肃然,京中风气一时顿改。陶在这时选择东晋当时头号风云人物刘裕,看来对这次出仕还是抱着一定的热望。然这诗后边一曰“暂与园田疏”,再曰“终返班生庐”,又可看出他对乍崛起于政局的刘裕,多少还带有观望态度,因为他毕竟有了在36岁入桓玄幕府的一番政治经验,在桓玄篡晋时守母丧于家,否则便会有非常的不安,所以这次还是作了两手准备。次年又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三月晋安帝反正,刘敬宣“自表解职”,陶衔命奉表使都,可见在刘裕幕府充其量仅一年,而且看来并不得意,不到一年就解职了。入敬宣幕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后半说:“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先前入刘裕幕的时来冥会、宛辔通衢的热望业已消失殆尽,一曰素襟不易,二曰梦想园田,三曰终怀归舟,从不同俗流的霜柏之志看,似乎拿定主意。故刘敬宣一旦解职,他也就不解而解了。他从桓玄,桓玄篡晋;随刘裕,暴发户的骄横自会合不来;再从刘敬宣,敬宣又受刘裕、刘毅排挤。这时政局由世家大族转移到新崛起的有军事实力者手里,东晋当轴处中者在混乱中大转移已成定局。已经直接和掌局当轴打过交道,上层内幕有更清晰的了解,乱与篡都看惯了的陶渊明,政治热情自然会“此心稍已去”,归隐之意已决,故在彭泽令不足三月拂然而去。对此永归,陶澍说:“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何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以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故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又曰‘帝乡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远辞文,未易窥测。”[8]东晋灭亡距此虽然尚有16年,然实权已移位于刘裕,故此时看到衰象是不成问题的。“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则是颇有见地之论。陶渊明看到东晋乱糟糟的局面,即使再做什么参军,岂有回天转日之力!再加上当时诛戮相寻,他原本又在桓玄手下干过事,又岂能不引起刘裕猜疑。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才主动投刘裕之幕。而出身赌棍的刘裕是个冒险家,以杀伐为能事,又怎能吻合他的理想呢?他的归隐固然和淡泊为怀有关,但未尝与对时局的无可奈何没有关系。

图7 明 李在 归去来兮图卷(抚孤松而盘桓)

松树居画面中心,陶则为焦点,一手抚松,回首面向幼童,呈呼应状。衣纹多以长线勾勒,“兰叶描”的笔法衬出人物的飘逸。远树用淡墨点出,使伸出天外的松树更为突出,而松则烘托人的精神境界。在同类题材中,可视为上乘。

至于“妹丧”,或者不肯折腰督邮,均为托词而已。归隐向来被视为高洁,无须找个什么借口。然当时“风波未静”,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有所考虑,所谓“妹丧”“折腰”,可见出他的一番苦心!因为自魏晋伊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张华、陆机、潘岳、郭璞等,无不在斫杀中倒下,比陶稍后的谢灵运、鲍照亦难免此劫,颜延之只好模仿佯狂的阮籍,然而也是郁郁不欢地死去。魏晋时司马集团的屠刀上沾满了名士的鲜血,暴起的刘裕军事集团同样充满血腥味。《归去来兮辞》欣奔田园的想象,正是基于对血腥篡夺政治的冷眼观察。东晋世家大族维持的七八十年的“安宁”,淝水之战获捷,正是陶的“猛志”滋生的土壤。然而同是偏安江左的东晋与南宋,南宋的北伐之声不绝,而东晋三克中原进兵直至灞上的桓温却成了篡乱的奸雄,拥有玄言清淡的东晋想的是如何安宁与平静,这和积贫积弱而渴望收复中原的南宋士民之气,无异于霄壤之别。生活在东晋“安宁”时代后期的陶渊明,又怎能没有“猛志逸四海”的壮怀,所以此前于“而立”之年就“投耒去学仕”,然而却赶上四大世家大族退出东晋政治舞台、新兴军阀代之而起的篡乱时代,政治权力的大转移,使斫杀之声不绝于耳,由“八表同昏”激化到“大伪斯兴”。对于归隐,此后他在《感士不遇赋》似乎道出真相:“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按照儒家治世则仕与乱世则隐的观念,弃彭泽令前的陶渊明,东晋的篡乱相寻也看够了。依从孔夫子三十而立与四十不惑的人生历程,陶渊明29岁出仕,41岁归隐,已提前一年学仕,而大彻大悟的“不惑”亦向后推移了一年,也该到了逃禄归耕之时。

陶渊明之所以在官场断续进出十三载,就在于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猛志。对于中国士人来说,只有为官为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至于李白仰慕一言解纷的鲁仲连,然列国对峙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在东晋后期出仕,对于经过五官三休的陶渊明来说,无异于一根鸡肋:食而无味,弃而可惜。所以无论何时,总是摇摆于“一心处两端”之间,对于追求理想,他不甘心画出句号终结。所以他的归隐,带有很大的无可奈何的一面,也是对他十三年五官三休的失败总结。

至于他把出仕看做“心为形役”或者“口腹自役”,这种自嘲自讽,多少带有皮里阳秋的意味。魏晋名士很看重名声,作秀的作秀,扭捏的扭捏,很有些做作,想着招儿摆个什么姿态,拿出个与人不同的样子。陶渊明算是个能来真的高士,但也有时不能免俗。《宋书》本传说他“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又说郡将拜访,“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不知果有其事否。然而但看陶作,即知《宋书》给他作秀[9]。琴无弦既已可疑,葛巾漉酒则愈生疑窦。用帽子过滤酒,那能干净吗?即使招待来者,他自己还要陪喝?虽然魏晋名士效仿庄子以丑为美[10],但也不至于用帽子作为筛酒的过滤工具,高洁之陶渊明恐怕亦不至于此。所以为贫为饥为“口腹自役”而仕,只能看做他本人在“作秀”。不过,他的“作秀”实在包藏着一番苦心。若果真为饥而仕,又为何专找桓玄、刘裕这样政治巨头入幕,彭泽令之类的官不仅可以疗饥,还有酒喝,何必使那么大的劲儿,东西颠沛地行役得那么远!他在五十多岁后回忆去做刘裕参军时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这个“似”字大有奥妙,很有“山色有无中”的微妙,可惜被注释家往往忽视过去。看“此行谁使然”分明有懊悔口气,而“似”则在是与不是之间。至于《饮酒》其十九所言“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向立年”去做江州祭酒,确为“学仕”,带有“缴学费”的性质。而此后的入桓、刘二幕,则非初仕可比,更不能同日可语。初仕言“苦长饥”,三仕言“似为饥所驱”,后者则大有文章。既有前二仕的俸禄收入,饥从何来?一个小小彭泽令尚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不言而喻,从刘裕并非“为饥所驱”,这是“似”字题中应有之意。

图8 唐 陆曜 六逸图·陶潜葛巾漉酒

画面人物赤脚蹲坐,一臂肩与胸腹裸露,面神注重,若非拖地长袍,则俨然一老农状。两手张开葛巾,一童弯腰持酒器作倾斜倒酒状,人物呼应有趣。这大概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陶之故事图。此画线条精细,运笔一丝不苟,衣纹具有装饰效果。特别是人物神情描写生动,使人一见不忘。前置笔砚,并有《饮酒》其五之诗卷,带有“说明”性质。

陶渊明追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桓玄,桓玄篡晋自立,改弦更辙,又追从新兴风云人物刘裕,谁又能知道在晋室衰微时而无异图?这也正是其十九“亭亭复一纪”,一笔轻轻抹去后来屡仕不止的经历的原因。

总之,仕宦中的陶渊明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仕途上奔波挣扎得够累了,学仕也好,选择不同的最大政治势力也好,处处碰壁,也时时冒险。刘裕消灭了桓玄,刘敬宣又是刘裕的障碍,而他们先后都是陶的顶头上司,他们消长沉浮,又怎能不牵动陶的政治敏感呢?最后去做彭泽令不过是宦海大风大浪过来人的“姿态”,因为轻飘飘地一拂,就可以为这段极不愉快的仕宦经历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究其内心,是无可奈何,是碰壁后的失败,带有悲剧性质的。不然他后来还说什么“贫富常交战”呢?至于带有宣示性的《归去来兮辞》写得那么欣然,只能说经过痛苦裁断后的苦恼人的微笑,何况他又是个颇具浪漫才地的大手笔呢?

二 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

辞官归隐是陶的一生出处大节,属于显性的;而对晋室所持之态度,则属隐性的,显隐二者互为表里。明了辞官缘由,对他的政治倾向则走近了一步。

好友颜延之《陶征士诔》其序有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主要称述弃官隐居一面,颇得陶之用心,不愧为陶之挚友。于是《宋书》置之《隐逸传》,并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室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便有了忠于晋室面貌,钟嵘《诗品》则直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千古赫赫有名的大隐,便基本定型。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焦点,向来争论分歧极大,是颇为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自唐宋以降,基本形成对峙的两说:一是“忠愤说”,一是“隐逸说”。关系到政治诗人与隐逸诗人,亦即剥离官场淡薄时局与关注东晋政局的区别。对此,须分清三个阶段的政治倾向,一是陶之仕宦期,二是晋宋易代时,三是入宋以后。

对于仕宦期,我们曾言陶之仕隐是按照孔子三十而立与四十不惑的名言来安排的。只不过入仕提前一年,归隐延后一年,从29到41岁,这正是意气最锐、风华正茂的年月。初为江州祭酒,是为“学仕”,终于彭泽令,归意已坚,只不过走个下坡路而已。凡总五官三休,而中间三仕,前后八年,被史家看做“不洁去就之迹”,则是考察政治倾向的关键。袁行霈先生对此最为用力,总结宋与清以来的发现,对于其间的来龙去脉揭示亦最清晰。他认为:

陶渊明出仕做官,不到别处,恰恰入了荆州军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将领刘裕幕中,接着又入了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的幕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陶渊明既选择了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虽然他一再说因为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还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这八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不可。[11]

陶之出仕这八年,是东晋最为动乱时期。前此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执政,即使有苏峻、王敦内乱,亦无伤其元气,并且取得淝水之捷。自谢安去世,昏聩的司马道子当轴的东晋政权,把世家大族搞成互相牵制的均衡势力,至此世家大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宣告结束,内乱于是乎接连哄起。桓玄趁机而起,江陵西府便成为一时最强的军事集团,甚得民望物议。然而此前王恭几次兴兵问罪金陵,刺激野心家的胃口,而且桓玄废替自立,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冒险家刘裕借机暴起,获得各方势力,很快消灭了桓玄集团,转瞬间变为新的暴发户。刘裕洞悉桓玄取亡之因,如果对东晋下手过早,就会比桓玄垮台得更早,所以他把篡晋向后延续到15年之后。桓玄的篡晋,标志“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宣告结束,也给新的野心家提供了绝大的机会。桓玄的灭亡,不仅显示世家大族的势力从此退出军事政治舞台,同时昭示东晋赖以支撑的实力业已崩溃。刘裕怕重蹈桓玄失败的覆辙,故成挟天子以威天下之势。至于东晋的灭亡,形成不可逆转之势,犹如处于猫爪之下的老鼠,被吃掉只不过是迟早的事罢了。所以15年后晋恭帝乖乖“禅让”就说过:“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12]

然而在如此白云苍狗迅疾变化时,陶渊明并不可能立即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楚。无论是司马道子或者王恭、桓玄或者刘裕都打着扶持晋室的旗帜,一切都在伪装下运作,局外人是不会立即清楚的。所以当桓玄篡晋,因守母丧而在家的陶渊明,虽然避免了一场尴尬,但他只看到“八表同昏,平陆伊阻”的内乱,并没有意识到已进入各种野心家角逐的“大伪斯兴”时代,相反却认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时机莅临,时刻准备着“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兑现自己的“猛志”。所谓“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正看出他这时的政治热情是多么的高涨!

图9 清 赵之谦 陶与郭璞诗集句联

上句“猛志逸四海”,出自陶渊明《杂诗》其五;下句见郭璞《游仙诗》其六。前句本言少年时代“骞翮思远翥”的大志,下句言长寿超过五个人面龙身的仙人。郭璞《游仙》实是“坎壈咏怀”,与陶之本志其实相距不远。陶本有“尚奇”一面,诸如“奇文共欣赏”、“独树众乃奇”、“良辰入奇怀”、“瑾瑜发奇光”,有不少奇情异想,而且还说过:“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这是不能过于作真的。郭璞注过《山海经》,陶有《读山海经》诗13首,从共同的兴趣中,也可看出其间的联系。

不必为尊者讳,陶之“猛志”只能在东晋政权的土壤中滋生,如果脱离东晋政权,不仅难以兑现,他也不愿意另觅新途,否则只能做叛臣篡乱的帮凶。无论陶是怎样的局外人,亦不至于犯此恶名,做此傻事。东晋从简文帝开始,即“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至孝武帝后期“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晋书·孝武帝》又说:“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 “晋祚自此倾矣”。继位之安帝,《晋书》本纪谓属于弱智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完全是个十足的傀儡。司马道子荒乎朝政,王导曾孙王国宝的乱政,显示了宗室世家大族的昏聩与衰败。就在晋室危乱的当儿,陶渊明在七八年间先后仕玄仕裕,接着又仕刘敬宣,选择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而桓玄、刘裕起初无不打着扶持或匡复晋室的旗号,那么陶渊明如果不是奔着这个目的而来,又是为了什么?

至于说到出仕,陶诗总要弹起为贫而仕与怀想家园的二重奏,则不能看得过于作真。东晋名士说到做官,就像西晋名士谓钱为阿堵物一样,总是扭捏而不那么直爽。望空为高,不以事事为务,又是两晋流行的传染病,高洁的陶公当然也不能十二万分地免俗。如果为贫所驱,那么他出仕桓玄前后三年,不至于弄到“口腹自役”地步,又何必兴致勃勃地奔到千里之外的刘裕那里?即使果真因贫,凭着他的名声,搞个彭泽令或什么令,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又何必“欣慨交心”地跑到刘裕的军营里!所以我们说他这一段“东游西走”,只能像他本人所说的“似为饥所驱”,只不过是个幌子。究其本意,也不过是投身乱世漩涡而少不得的幌子,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能过于流露自己的政治意图罢了。

既然陶之“猛志”要通过东晋政权才能体现,那么晋室危难之初,他接二连三地出仕,又怎能不是真正扶持或匡复晋室的行为呢?陶渊明又怎能在晋室尚未至一蹶不振之时而袖手旁观,守在田园去做隔岸观火的冷眼旁观者呢?

无论陶之出仕与后来的永归,都是一种悲剧。陶之真淳却陷入了桓玄与刘裕的“大伪斯兴”之中;欲有所为而又不得不有所不为地彻底归隐,在东晋后期刀光剑影的斫杀篡夺中,陶渊明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唯一的护身符只能说是为贫而仕,最后唯一的归宿只能是田园。这对他都是个悲剧,也是正直士人的规律性悲剧。梁启超说他的出仕,就像良家女子误入风尘,这对陶之真而陷入桓、刘之伪来说,是不错的;至于说“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启超语),那倒是对他极为热爱的陶渊明,未免是一种误解。处于封建时代,如果不关注时代的属姓,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其次,晋室危殆之际,陶公又持何态度呢?朱自清先生曾说:“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13]讨论陶对东晋政治态度,起码这两首诗是绕不过去的。我们看《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一首,朱先生以为“怕只是泛说”。如果把这首当做“田园诗”,则与陶之其他田园诸作极为不类。因为这诗写得很“泛”,不像那些田园劳作诗写得具体,有辛苦劳累,有种豆锄草,有刈稻夕露,有汗水带着的泥土味。却是借种桑全发议论,而议论又不像田园诗中那些“田家语”,故历来大多以为通篇为喻,深有寄托。至于寄托什么,说法颇为分歧。一为时代变迁的泛喻说,不得“谬比易代”,如汤汉、何焯;一为易代说,明人黄文焕谓切合恭帝之废立,首尾三年。《陶诗程传》谓晋宗室司马休之讨刘裕败死,如柯叶摧折。今人注陶者亦复如是,各择所取。萧统《陶渊明集序》:“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诗言及政治与做官至为谨慎小心,甚或模糊其词以至于迹近朦胧诗。但在当时,大概不至于此。陶去世百年后的萧统,阐释陶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分明看出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特征,确实“带来一个新的消息”, “也揭露了他性情底奥秘”, “闪耀的识力确是发现了渊明”。[14]进取心健旺的唐代人,只注意他的田园诗的描写。到了南宋晚季,人们心底已注满北宋灭亡的隐痛,而又面对江山易主的大悲,就不能不留心起陶诗的内容与思想。然而汤汉略言为“时代迁革”而处身为难之作,为袁行霈注所采。明人黄文焕谓为指废立恭帝前后三年而发,逯钦立注采之。龚斌据《陶诗程传》“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以为“义熙八年刘毅被诛后,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义熙十一年春正月,休之父子遂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讨伐刘裕。五月,休之、宗之败,出奔姚泓。至此,宗室中唯一拥有兵权的司马休之被刘裕消灭。枝叶摧折之喻即指此”[15]。近人古直亦持此说:“此首追痛司马休之之败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之为晋室之重,故以桑起兴也。”[16]张芝(李长之)以为喻指桓玄,本可中兴晋室,不料篡晋败死。日本桥川时雄据傅咸《桑树赋序》、陆机《桑树》、潘尼《桑树赋》所言,以为西晋兴起与桑相关,“陶公此作,寓言典据,自然分明,盖遡想皇晋建国之初兆,而俯仰古今,而发桑田碧海之叹耳”[17]。此受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启发。丁氏云:“《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故以桑比宗国,自偏安江左,不值中原,为国日浅矣。”

以上诸说无论如何分歧,均与晋室危亡相关,其间仅存言晋言己之别,而言晋者只存乎时段有异,由此可见,此首非纯粹的田园诗,而是借田园以写时事,犹如热爱陶诗的辛弃疾,他的《摸鱼儿》以婉约词的形式来抒发豪放词的悲愤。他对晋室并未忘怀,虽然并非挥之不去的热忱,而冷静的语气不无怨望,然怨望分明来自“枝条始欲茂”的希望,希望有所转机。可见陶渊明对晋室兴衰还是上了心,但在那个局势多变斫杀连绵时代,他也只能用“田家语”抒发自己的关注与感慨。倘若要指明是何“时事”,那么,从东晋以前荆州军事位置的重要,加上入桓玄幕的经历与桓玄得志一时,以及所处江州要冲的耳闻目睹,似乎此诗喻镇守荆州的司马休之,较为恰当些。

图10 明 周位 渊明逸致

画中陶公大醉,坦腹露胸,似乎浑身发热,甚至连肩膀都需裸露。双目微合,下视无心,俨然满脸醉容。步履蹒跚沉重,因被挽而两肩微耸。人物容貌清秀,细须微拂,风神旷逸,若玉山欲倒。扶持者分外小心,用力护持,心神专注。两人形态直曲映照,神情一无心,一紧张,对比有趣。陶之衣纹,线条舒脱,细韧而有弹性,起到烘托人物神情的作用。此画洵为上乘。然何以醉成如此,却难以画出。萧统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似可作为此类醉酒题材的补充说明。

如果说此诗是颇费猜详的朦胧诗,那么《述酒》就更难以琢磨!它在陶集显得异常怪异,怪得没有人能搞懂它。它的本身,并不见得有多好。向来平和如话的陶诗,却忽然冒出晦涩如此的诗,着实令人诧异。但我们想到他以酒为安全的防护,想到心旌摇荡的《闲情赋》,想到他形影神的对话,想到陶诗既有那么多的隐士贫士,也有荆轲、韩信,以及幽默与浪漫,以及那些以酒命篇的《饮酒》、《止酒》,也应该有首《述酒》,就像有《拟挽歌诗》、《自祭文》,也应有篇《五柳先生传》一样。

南宋以前对此诗无人解得。北宋末年的韩驹,或许出于时代动荡引发的敏感,发现“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18]。南宋汤汉沿此“突破点”专力于此,对全诗予以系统全面的解释。其结论有言:

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祎,使酖王,祎自饮而卒。既又令兵入逾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仓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覆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因疏其可晓者,以发此者未白之忠愤。[19]

韩驹(字子苍)从“山阳归下国”解密,其下句为“成名犹不勤”。汤注进而言之:“魏降汉献帝为山阳公,而卒弑之。《谥法》:‘不勤成曰灵。’古之人主不善终者,有灵若厉之号。此正指零陵先废而后弑也。曰犹不勤,哀怨之词也。”此论一出,以后古今注家论者多无异词,似成定论。

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女士力驳此说之非,以《清醒的阐释:〈述酒〉》另辟新说。以为文学作品的“山阳”,于读者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竹林七贤’”,因为向秀《思旧赋》“经山阳之旧居”,遂使“‘山阳篇’、‘山阳赋’,成为人人皆知的典故”, “刘宋之后,‘山阳’仍频频在诗文中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和竹林七贤有关”。“除了嵇康被祸之外,其他六人都终于出仕,下国者,诸侯之封地,归下国,即指出仕而言”。又言:“竹林七贤全都好酒善饮,以沉酣放纵得名。详此,则‘成名犹不勤’一句当可迎刃而解,盖暗示六贤相继出仕,没有坚持‘以酒为名’耳。”[20]如此抓住“突破口”,确实新人耳目。然细想,“山阳”的“第一反应”是嵇康,而非“竹林七贤”。且嵇康激烈反对出仕,也从未归过“下国”。去掉嵇康,这不成了“竹林六贤”?其二,似乎一时还想不起“山阳”就是竹林七贤的代名词,且论者也未举出实例,哪怕一个也好!再次,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出仕后够勤快的,接连不断地推荐所品鉴的人物,使“山公启事”大出风采!还有拥推司马集团的《劝晋表》就出自阮籍之手,这些怎能谓之“不勤”呢?复次,从陶渊明诗里可以看出嵇康、阮籍的影响,大概不会用“成名犹不勤”言及,何况阮籍等在未出仕前就已“成名”。所以陶诗此两句不是说的“晋人心目中的‘山阳’”,而是自己心中的,否则晋人作玄言诗,陶就不会去作与众不同的田园诗。

图11 明 陈洪绶 陶渊明图卷(贳酒)

此亦陈氏所画陶公十二图之一。一童子或幼子前行,陶公随后,步履蹒跚。童子虽背面,然与陶构成呼应状。内容大约得钱买酒事,描写深入陶公日常生活,人物神情欣然。

总之,田著要竭力“把《述酒》诗从它传统的阐释框架里剥离出来,从一个崭新的阐释角度对它进行考察”,认为“韩驹和汤汉以此诗为‘隐语’,‘疑词’, ‘辞之廋也’,蕴涵了忠于东晋王朝的诗人‘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的‘主弑国亡’之痛,这一政治阐释的宏观背景,是宋代理学的昌盛,也是宋代以乌台诗案为标志的文字狱之兴”。① 传统与非传统的两种阐释,悬若天壤,若比勘起来,非常有趣:

①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0、222页。

续表

以上两种阐释竟然如此悬殊,就像李商隐的《锦瑟》,横岭侧峰,可以滋生许多不同解释。正如以“‘饮酒’来阐释《述酒》”的论者所言:“《述酒》以政治寓言作为阐释的框架,但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逐字逐句解说文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这让我们格外清楚地看到内在于阐释行为的任意性,和文本自身具有的张力。”[21]准乎此,我们对饮酒说的理路,不是也有上边同样的感觉吗?

首先的问题,正如饮酒说论者指出那样:“为什么陶渊明诗风向来如此平易,集中突然出现这样一首‘晦涩’的诗?这个问题,是许多论者在谈及这首诗时都曾提出过或者想到过的。正因为没有更好的答案,人们才会认定这是诗人讽喻政治时事的结果(自晦其词,不使读者窥知真意)。但是假如提出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所引起的答案只能进一步误导我们。”对此,论者自己回答:“首先,对于陶渊明同时代人来说,《述酒》一诗未必‘晦涩’。其次,陶渊明诗风的平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人在校订抄本异文时加以刻意取舍的结果。……其实,我们阅读陶诗,不应该囿于宋代人的观点,而应该记住南北朝时人阳休之的评价,所谓陶诗‘往往有奇绝异语’者是也。”[22]

人所共知陶诗言酒极多,比阳休之尚早的萧统《陶渊明集序》说过:“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我们曾经统计,陶集言酒诗将近一半,为何其他都那么“平易”,唯独此首如此“晦涩”?我们又知道陶诗凡言及做官,自始及生命终歇都极为谨慎小心,制作了许多的代名词[23],就连辞掉一个小小彭泽令,都要迂回说成“骏奔”妹丧。至于对复杂动荡时局的直言之诗一首也没有。他又不是一个天生的乐于隐居的人,至于无奈归隐后,仕与隐矛盾仍然在心里较量。因为他本来就是欲有为而不能有所为,他所生存的东晋已处于岌岌可危的时代,高门大族也退身自保,又怎能为陶渊明提供大展猛志的空隙,不依附某一为争权而斫杀的军事集团,就只能回归田园。他选择了后者,但并未忘怀东晋政局,何况他是从那个不争气的东晋政权进出不已的人。所以,《述酒》诗的政治说,还是能贴近陶之心底。如果依了“饮酒说”,那倒是把他高高悬在空中,剥离了他的生态环境。

陶集异文之多则有目共睹,不仅仅是《述酒》如此。现在传下来的宋人刻本,都保留着异文,这也是宋本珍贵的原因之一。何以它诗有宋人“刻意取舍”而那么“平易”,而唯独此首却如此“晦涩”,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即使按宋人舍去的异文看此诗,也恐怕不是单纯的喝酒诗,否则,陶渊明很可能有迹近酒徒的嫌疑。《述酒》的朦胧特征,不自陶始,对陶颇有影响的阮籍《咏怀》已发其轫,因为他们所处时代太相似,阮籍诗倒对解读《述酒》有指南作用。

说到传统作用于陶诗的效果,“饮酒说”的论者又有言:“陶渊明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而他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在其诗文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姑且不谈具体字句,只就诗赋主题来看,如《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诸诗,从曹魏到东晋,已经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再比如《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一首,往往被解释为伤悼易代,但是,其文学样范乃是郦炎(150~177)的《见志诗》和繁钦的(? ~218)《咏蕙诗》。”[24]这种强调“一首诗孕育另一首诗”的说法,把接受传统的影响,看成不同时代的翻版,尤显得绝对。陶之《桃花源记》并不等于《老子》的小国寡民,田园贫穷的描述之于西晋束皙《贫家赋》、《饼赋》,田园风光与湛方生田家诗,《归去来兮辞》与其蓝本张衡《归田赋》亦有很大的区别。《闲情赋》之于张衡、蔡邕诸作,《感士不遇赋》之于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是“孕育”出来的,那陶渊明只能像陆机那样,就不可能耀眼于六朝!

即如《述酒》,既然是写日常饮酒,何必要用那么多代名词指酒,有何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子;酒之有无,亦不至于“流泪抱中叹”;梁孝王诸臣,怎能称作“诸梁”,而丧其身又非仅“羊胜”一人。把他们和酒扯上,也未免过于纡远;诗人要离开旧居求仙,而旧居怎能称作“旧京”。而陶本人是不是对求仙有兴趣,亦成问题。“遗薰”即使如论者所说的“遗芳”,这和酒又怎么沾上边;同样“奇文”又与“饮酒赋诗”有何关系?总之,陶渊明如此写酒,如此手法,在陶诗不会找出第二例来。所以比较起来,还是政治说基本切合。从中看来,对晋室的衰败,哀其不幸,怨其不争,流露的态度还是“指而可想”的。

刘宋易代之后,陶诗对亡晋的态度亦有流露。一般认为《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诗体相同,内容又相互阐发,当为一时所作,作于刘宋开国不久。汤汉说:“二疏取其归,三良与主同死,荆卿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25]陶在41岁时决然归隐,本身就对晋室感到失望而不能有所为,歌咏隐士本是陶诗一大宗,“取其归”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咏三良又岂能是“与主同死”?时下论者以为属于一般咏史,未必影射现实。或认为作于出仕前家居之时,属于模拟旧题。张协《咏史》一首,即咏二疏。曹植有《三良诗》,王粲《咏史》、阮籍《咏史》二首之一,亦同。左思《咏史》之六,阮瑀《咏史》其二亦咏荆轲。咏史一般借以咏怀,陶亦言“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当不能以泛泛之作待之。陶澍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所希。’此悼张袆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仇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26]三篇结尾,都有直接表态式的议论,言二疏则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对三良则言“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谓荆轲则云“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澍所说“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清初邱嘉穗即言:“但细玩三篇结句,正复无限深情,不待议论而其意已彰矣。渊明仕彭泽而归,亦与二疏同,故托以见意。”但他以为“此下三诗,皆有次第。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咏三良从死,所以自伤其若果从晋恭帝而死。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篡弑之罪也”[27]。如果从殉死与讨刘看,未免执泥。陶澍谓咏三良悼张袆饮药先死,未尝不算一解,然平和的陶渊明怎么想起来歌颂“暗杀党”式的刺客?虽然他壮年三入军幕,但要动刀动枪恐不见得。龚自珍《己亥杂诗》就说过:“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而要说和他自己一点无关,“未必别有深意”(朱自清语),只是泛咏史事,恐怕有些简单。朱熹说这诗“露出本相”,不然“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似乎更合乎情理。建安诗人咏荆轲,意在士为知己者死,是给主子说好听的。左思只看重豪饮燕市蔑视豪右的布衣精神,不涉刺秦事。陶诗热烈地描写了全过程,末尾尚言:“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有平和也有尚奇一面,这诗也写得热血喷涌,当自有所用意。清人马璞说陶之咏史诗“皆有意。二疏辞官……是渊明之所深与,三良则以殉君者对照弑君,荆轲则以报秦者感怀报宋,故其辞多慷慨。”[28]温汝能亦言:“荆卿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击禅代,时具满腔热血,观此篇可以二知其志矣。人只知先生终隐柴桑,安贫乐道,岂知却别有心事在。贤者固不可测,英雄豪杰中人,安知不即学道中人耶!”[29]然前人亦有异见:“靖节诗,惟《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不过写其常情耳,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也。”[30]陶对东晋虽不一定全然“忠悃”,然亦不能排除同情,而在诗中不能不有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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