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象征浪漫的尾声与《新诗》群体的汇聚
李金发《微雨》吹起的初期象征派诗风，至1930年代初期之后，仍然在众声喧哗的新诗的艰难步履中，得到在新诗或一种风气里的继续和延生。
1927年第三部诗集《食客与凶年》出版后，李金发或于自己创办的《美育》杂志上，或在其他一些刊物中，继续发表一些象征派的诗作，开始汇入了戴望舒代表的现代主义潮流，被批评家们也“算在现代派诗人中”了。(80)他于从事雕塑、艺术教育与诗文译介之外，在《美育》等杂志上，发表了《罗马印象》、《怀旧之思》、《重见故乡》、《临风叩首》、《灵的囹圄》等诗篇和组诗。进入30年代之后，他先后在《现代》、《小说月报》、《美育》、《文艺月刊》、《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了《夜雨孤坐听乐》、《月夜》、《忆上海》、《剩余的人类》、《太息》、《忆》、《无名的山谷》、《春到人间》、《园中系念》、《飞机中即景》等作品。这些诗所写内容，除爱情、忆旧、亲情、乡愁、哲理思绪等个人情怀抒发之外，多了一些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悯色彩。艺术上仍保持原有的象征作风，如李健吾说的，求“深”而“晦涩”，“从意象的连接，企望完成诗的使命”，但却减少了往昔那种过浓的异域情调，有不少新鲜意象的捕捉，蕴涵散淡的哲思，于晦涩中多见明了。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海宁潮》一诗，表现钱塘江潮这一大自然奇观，诗里的磅礴气势，新颖意象与文字硬度，可见出他艺术探索中一种可贵的努力。他的诗发表后遭到的非难比认同更多些。最先肯定的是苏雪林于《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概论了他的诗的隐秘特征后说：“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81)稍后朱自清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也说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的“第一个人”。(82)对于李金发1928年后至1930年代发表的诗作，当时的左翼理论批评，则与一些肯定的见解是相距甚远的。(83)
1920年代末，模仿李金发诗风而进入初期象征派潮流的石民等年青诗人，后来虽出有诗集，艺术上却没有多大发展与收获。这一脉息，倒是在颇富才华的诗人胡也频的手里，得到某种变形与创新性的承系。(84)他1929年出有诗集《也频诗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北平《晨报副刊》及与沈从文、丁玲一起编辑的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红黑》月刊、《人间》月刊等处所发表的诗作，既有李金发象征诗情调和夹杂文言虚词的余韵，又阔大了表现题材、抒情境界及瞩目现实人生的襟怀。此期至牺牲前两三年时间里发表的《欲雨的天色》、《秋夜》、《噩梦》、《初醒》、《生命的象征》、《权力与真理》等诗里，少了些爱情的吟咏，多了些自然礼赞、时代关注，乃至自身生命的审视与思考，淡淡苦闷颓废的阴影中掩不住人间不平的愤激抗争，情调幽深而凝重，已经超出李金发象征派诗的轨道，凸显了现代意味的象征与浪漫融汇的特有艺术风致。被李金发称为受“我的诗风”影响“全充满我的气息”的诗人侯汝华，后来加入了《现代》、《新诗》的创作潮流，1936年出有诗集《海上谣》，除写海上水手等题材略见拓展外，艺术表现多乏独创新颖、坚实厚重。
曾倡导象征派诗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进入这个时期后，转向左翼思潮与民族救亡的呼喊，即有新作也多为浪漫激昂而现实的歌唱。穆木天惭悔于此前自己“不要脸的在那里高蹈”，(85)决心突入时代主潮，表示“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努力为现实抗争与民族救亡而歌唱。王独清归国之后，告别了颓废感伤的“无聊的呓语”，也“声言将为无产者歌唱”。他发表于《创造月刊》的几首诗，面对故国上层富人的豪奢与底层苦力的悲惨，发出热烈地“祈祷更换这惨白的颜色”的呼声（《我归来了，我底祖国！》）。1928年出版的歌颂“广州暴动”的长诗《11Dec》，以“热情奔放的描写”，赞颂英雄主义的斗争，“人说他受了俄国Block的《十二个》的影响”，在低气压下生存发展的新诗中，“毕竟还算是难有的产物”。与他的其他诗一样受到了来自左翼文学界的批评，(86)当时即被称为“象征派的尾巴”(87)的蓬子，1929年出版有诗集《银铃》，多为1928年之前的作品。他的诗明显受波特莱尔、尼采、果尔蒙的影响，以感觉与意象之敏锐新颖而略显特色。朱自清说，他的诗也属于象征派，却“用自由诗体制”，“在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上，他有时超过别的几个人”(88)。这些诗除《荒村》、《怪松》等潜隐批判情绪外，关切现实的影子很淡，多自然景物与爱情的吟咏，诗人自谓这些诗“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其中也隐约透出死寂“坟墓”中一个“没有睡熟”者，于“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中凝视“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的某种希冀。(89)稍后蓬子在《新文艺》、《文学月报》等上发表的一些作品，透露出另一番新的抗争气息。
以浪漫的抒情和叙事见长的冯至，1929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它》。其中有些诗写于1926—1927年间，多数则写于1927年秋至1929年春的“充满了异乡情调”的哈尔滨，先后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新中华报·副刊》等刊物上。比起《昨日之歌》来，这些诗里仍葆有作者引以自慰的“从我自己的园里产出的”“本乡本土气息”。(90)其中有些诗作，因思考的沉潜与思考的成熟，也略受尼采、里尔克等的影响，作风多有变异，意象蕴涵的深挚，抒情语言的冷凝，渐趋增强。如《遇》、《饥兽》、《听——》、《十字架》等诗，于半是朦胧半是透明的抒写中，见出诗人对于人的生命、死亡、存在的冷峻沉思。连续发表于1929年1月《华北日报·副刊》上的十余首连续性的组诗《北游》，书写自己告别古都北平踏上北国冰城后充满惆怅和孤独的征程，以及这个“不东不西”的城市喧哗背后的污秽、荒淫、极端贫富不均之下的“繁荣”；面对这些扭曲的生活和踏入“一片荒原”与“Pompeii的故墟”的景象，心中充满“怅惘”与愤怒的情绪。他伫立于松花江畔，北望西伯利亚大陆“风雪的故乡”，愤然慨叹：“那里的人是怎样地在风雪里奋斗，/为了全人类做那样勇敢的实验；/这里的人们把猪圈当做乐园，/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同归腐烂！”他凝视冷峻的现实，已经开始沉思后来贯穿他三四十年代诗作的生与死的哲学命题：“生和死，是同样的秘密，/一个秘密的环把它们套在一起，/我在这秘密的环中，/解也解不开，跑也跑不出去。”（《北游》之八《中秋》）这些诗里，严峻的现实审视，愤怒的批判情绪，理性的哲学思考，紧密交织在一起。它已经孕育了冯至从浪漫抒情向现代意识追求的转机。回到北平后，冯至与废名等创办《骆驼草》杂志，发表了一些抒情诗作。思考人的生命与死亡，潜有基督影子的人类对于爱的渴望，仍是他书写主题。在1930—1935年德国留学生活中，他对于歌德、里尔克、尼采、基尔凯郭尔及存在主义哲学作了大量的阅读与思考，几乎“沉溺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派的诗歌里”。(91)归国后，他于《文学杂志》上发表组诗《悼秋心》，于对亡友的深情怀念中，表达对于人的生命与死亡的玄学思考，已经隐含了后来《十四行集》哲理抒情发展的胚芽。他与戴望舒等合作，参与《新诗》创办，并于该刊物上译介里尔克的《豹》等诗篇，发表了著名论文《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系统介绍了自己接近与认识里尔克的过程以及里尔克诗体现的现代美学思想，其中对里尔克“咏物诗”追求艺术表现“新的意志”的经典性概括“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92)与他的诗歌实践一起，颇影响了40年代一些年青现代性新诗追求者的灵魂。
1924年出有诗集《晚祷》的梁宗岱，虽有几首诗被选入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但还未曾被纳入朱自清《导言》论述的视野。他富有个性的诗艺探索淹没在冰心哲理小诗的热潮中了。他有些诗，想象与传达现聪颖而多清新，重宁静而富哲思，非直抒呼喊而求婉曲朦胧，为新诗带进了一股微缈的新风：亲切浪漫中含着冲淡的象征，淡淡宗教氛围里隐露人间爱的襟怀。留法期间，他与罗曼·罗兰、保罗·瓦雷里、里尔克等诗人多友情往来，艺术交流甚深。1928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译自梵乐希（瓦雷里）的象征主义长诗《水仙辞》，和自己的长篇论文《保罗哇莱荔评传》，后来一并收入《水仙辞》一书中，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以精致线装出版，在当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是年归国后，他与卞之琳，因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译作的问世，“在诗学上的不期相会，而同被志摩引进所谓‘新月派’小圈子，一开头就成为异端”。(93)1934—1935年间，他翻译歌德、雪莱、雨果、波特莱尔、维尔伦、尼采、魏尔伦、梵乐希、里尔克等诗人作品，汇集为《一切的峰顶》出版。他于《文学季刊》、《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象征主义》、《论诗》、《李白与歌德》、《新诗底分歧路口》等论文，先后汇为《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行世，由新月的“异端”全然走进先锐的“现代”，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东西诗学比较融会及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建设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者。卞之琳说，他1933年写的《文坛往哪里去》和1935年写的《新诗的分歧路口》两篇文章，高屋建瓴地讲到的一点是：五四发生的白话新诗发轫十几年后的趋势，恰与初期的分道扬镳以致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他指出新诗的倡导者不仅反旧诗，而且把杜甫《秋兴》一类都反了，因此“简直是反诗的”，此路必然不通，而他由于对西方诗“深一层”的认识，有所观照，进一步了解了旧诗、旧词对于新诗应具有的继承价值，一般新诗有了他所谓的“惊人的发展”，超出了最初倡导者与后起的权威评论家当时的接受能力与容忍程度。(94)这个时期里，他发表新诗很少。偶然所见往往现出别一番境界。如在1935年《水星》上发表的一首短诗《夜与昼之交》：
我微微惊骇地偷睨着一个黑衣女
人轻步蹑过我底床沿。她在床底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