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启蒙与革命
民国二十年（1931），湖南报人李抱一在《长沙报纸史略》中，简要记述了长沙报纸发展的历史，在他的叙述中，《湘学新报》与《湘报》成为长沙地方报刊史的源头：
开湖南报纸之先河者，为逊清光绪丁酉戊戌间之《湘学新报》与《湘报》。先是湘抚陈宝箴锐意革新，学使徐仁铸、江标皆明达，与宝箴 合无间，务在讲求实学，开通风气。徐仁铸首创《湘学新报》……
《湘学新报》与《湘报》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产物，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其存在期间内，对于维新派思想在湖南的传播，确是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作为湖南这一地区近代报刊的发源，它们所树立的“传播新知”与“酝酿革命”两大目标，无疑也影响到后来者。
《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督办为当时湖南学政江标，以长沙校经学院名义发行。江标在例言中，这样解释创办该报的目的：“……运会所趋，日新月异，而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爰拟创立湘学新报，将群章甫缝腋之儒，讲求中西有用诸学。争自濯唐，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 《湘学新报》以讲求实学、传播新知为宗旨，其内容分为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商学、交涉之学六部，“每学首列总说一篇，次为问题以疏通之”。除此之外，《湘学新报》也选刊一些有关维新的奏章文牍，介绍校经书院、各种学会之章程，评价新学书籍，从其他报刊摘录一些时事消息。
维新派借助报纸传播的，除了各种专门之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媒影响，作用于社会风尚，颇能开湘省闭塞之风。如《湘学报》对其他报刊的文章消息的选登，有明显的选择性与针对性，《申报》上关于江西两女性往英国学医，回国拟创立中国女学堂的消息便转载于该报，显然是因为这与其鼓励女学的主张相一致。“掌故”一栏介绍西方女学堂而感叹中国妇学传统的消失 ；江标也撰文介绍日本华族女校规则。不久，湖南办理不缠足会的启事与相关章程刊于该报，并连载湖南不缠足会题名，湘省各地加入该会者人士不少，所谓“湘学有报，藉以考镜新知，虽乡僻之士，囿于见闻，阅之可以增广智力，法良意美”。作为一种近代传媒，《湘学新报》的创办显然有利于维新思潮的传播，谭嗣同称“闻湘中长沙一城，销千数百份；销《时务报》又千余份”。正是基于近代报刊的这种影响力，谭嗣同在诸多新政之中，特别推崇报刊，“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新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
正是看重报刊在推广新知以开风气方面的效用，在《湘学报》遇到阻力停刊之后，谭嗣同等人私人集资筹办《湘报》，并改旬刊为日报：
往者江君建霞，督学吾湘，有鉴于此。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不俟其书之成也，而十日一出之，名之曰《湘学新报》，其助人日新之意至切也。然而则既已十日矣，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然而则既已十日矣，谓之新可也，谓之日新不可也。于是同志诸友，复创刊为《湘报》。日一出之，其于日新之义庶有合也。
《湘报》发行之广，尤甚于《湘学新报》，开始印5000份，后来增至6000份。《湘报》的宗旨是“开风气，拓见闻”，其内容及姿态则较《湘学新报》更为激烈。虽然其所针对的读者只能是士绅阶层，但《湘报》与《湘学新报》相比，文字已然通俗不少，内容亦不再偏重于学术，而更关注时务报道和论政。晚清湖南，从风气闭塞之省份一变而为全国维新运动之中心，学堂、报刊、各式学会的涌现均有影响。《湘报》与南学会、时务学堂关系密切，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因其思想过于激进，很快招致保守派的反对，1898年，因为登载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引起张之洞的不满，至当年八月，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联名上书陈宝箴，攻击维新派。1898年10月15日，《湘报》即告停刊。
与《湘学新报》一样，《湘报》对于维新派来说，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借助报纸传播新学，达到启蒙社会的效用；二是通过舆论，宣传带有“革命”性的社会思想。《湘报》与《湘学新报》显示出近代传媒可能具有的社会功用，对于湘省后来的办报者自有启示。虽然从影响范围和力度而言，它们不应被称为地方报纸，但在湖南报人看来，“按湘报在世虽仅数月，而声光灿然，言湘政者莫不稽焉”，并视之为湖南报刊史上的辉煌时期，大概就在于它们所树立的这一“启蒙＋革命”的办报“传统”。
《湘报》被停后，湖南洋务局另监督办理《湖南官报》，形式与《湘报》类同，但内容上保守许多，“稿件须先由抚院文案处核定，实完全官报也，精神远不逮《湘报》”。该报至1905年因经费问题改为旬刊，1906年另办《长沙日报》，形式仿《申报》，1913年汤芗铭入湘后，因反对袁世凯而封报。武昌起义之后，湖南报纸出现一个繁荣期，民国元年至二年（1911—1912）间，长沙有报纸13家，多为国民党人所办。“民国成立，万度更新，报纸应时而起，春皋净丽，百卉怒生，其盛如此，而内容形式亦迥不犹前也。” 这一时期的报纸主要有《大汉民报》、《长沙日报》、《湖南公报》和《演说报》等，各报都注意于社论，不同政治派系报纸之间争论不断，以至各报纸的记者在辩论激烈时，各佩手枪以防身。经历民初湖南动荡不安之政局之后，很多报纸因各种原因倒闭，“由于地方报纸受了摧残，上海报乘机倾销，尤以《时报》在长沙一地实销五百分为最多” ；至张敬尧统治时期，湖南的主要公共媒体以《大公报》和《湖南日报》为代表 ；而五四时期的湖南，致力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输入，影响及于社会各面的，则推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人创办于1915年的《大公报》。该报在五四前后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湘省舆论氛围的转变，及公共媒体如何在文化输入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它在不同时期内舆论倾向的改变，则标识出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湖南的公共传媒在“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选择。
与以往的公共报刊不同的是，《大公报》 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位为地方报纸，将立足湖南本土作为自己的办刊方针之一：“现今各报纸有共同之大病二：一空谈政治放弃社会，一详于中央而略于地方。本报窃愿力矫此弊。……抑本报发行于湖南，固一地方报纸也。同人循名责实，愿于湖南各重要问题为根本之解决，并多列论随时发生之事实，以作刍荛之献。” 《大公报》关注湖南社会诸方面，其本省新闻所占篇幅几与中外要闻相同，此外，“时评”一栏常以本省政治或文化现象为对象进行点评议论，另辟“胜闻”一栏刊登以省城为主兼及本省各地的小新闻或各类趣闻。《大公报》鲜明的地方特色，不止于它对地方时事的报道，更在于它对地域政治的参与。它的诞生，本来就是湖南反袁斗争的产物，因为政治观念的不一，其创办人才脱离《湖南公报》而另创《大公报》。从创办之日起，《大公报》就参与了历次地方政治事件，这种参与也不单是对政治新闻的报道，而是以新闻媒体的身份，直接进入运动中心，成为影响地方政治的一股力量；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中，这种影响力于湘省政局之作用尤为明显。
张敬尧统治时期，湖南本地主要报刊仅存《大公报》与《湖南日报》，而五四前后文化巨变时期，在湖南社会舆论界，输入新知最力的当数这两份报纸。1919年2月7日，《大公报》登出《本报大改良广告》，宣布要在“新闻”、“胜闻”及“艺海”、“文苑”等栏目上作调整。但该报真正的革新还在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借助外来新思潮之力，将原有的报纸格局打破，《大公报》也因此成为湘省文化输入之前沿阵地，“从文化运动国耻运动两方面着手”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办报宗旨。 五四运动刚刚爆发，《大公报》侧重报道的是北京上海等地学生运动，及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等政治性新闻，由于张敬尧对舆论的封锁，这类报道常常不能通过检查，报上常常有开天窗的现象，以致报界联合呈文——《湖南报界呈省长文》，要求当权者明确山东问题记载法，并明示政府检查权限。
6月份关于五四的政治报道较前少见，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成为《大公报》关注的重点。“介绍新知”作为一个不固定的栏目，以杜威关于民治主义的讲演为起点，开始了新思潮的介绍。同时，省城新文化运动的动向也成为该报主要内容之一，如对健学会演讲的介绍和演讲辞的刊登；省城中学上演的新剧；关于白话文体的讨论与白话文学作品的出现。这都表现出在文化变革当中，《大公报》所取的开放姿态。可以说这一时期，“文化启蒙”和“政治运动”成为该报的两大焦点。
1919年9月1日，是《大公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的日子，李抱一在纪念词中这样明确了报纸编辑的抱负：“我辈作保姆的，谨当引着他向‘自由意志’‘创造能力’的路上走去。”当天的报纸，最大的变化是原来的“胜闻”一栏成为“随意录”的附属，篇幅缩小不少，最后干脆取消了这一栏目。同时被取代的栏目还有“艺海”，这个栏目原以刊登文言文的休闲文学为主，取代它的是“杂纂”一栏；在回答读者的意见时，《大公报》的编辑称：“同人等正因为他太‘陆离光怪’了，怕阅报者犯了玩物丧志的毛病，于国家于个人没有裨益，所以才有这回改革。改革的目的无非是想输入些欧美新文化新思想，打动旧脑筋，再采录各项亟待解决问题的批评，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以牺牲报纸的趣味性作代价，《大公报》再次向读者强调它的文化立场和定位。从这一个月开始，《大公报》对于新文化的宣传引进进入高潮，除了刊登相关学术性的文章之外，“随意录”、“时评”等栏目都以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标准，对于社会现象或时代思潮进行议论点评，所关注的从妇女解放到劳工，从教育改革到婚姻自由，举凡新文化运动中之热点问题，几乎都有所触及。
局部改良的同时，《大公报》同人显然在酝酿更大的变革。对于该报来说，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为这一改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新的阅读趣味和读者群体的形成，使得这一改革的进行有了足够的支持者。1920年的一封读者来信显示出读者对此种改革的支持：
自去年五四运动以来，新潮流汹涌澎湃，达于极点……贵报却是一种特别的眼光，首先欢迎新思潮，并加入新文化运动的团体，什么改组啰，辟研究调查栏啰，尽力不少，这也是我们爱读贵报的一个原因。
在《本报大改良宣言》中，他们宣布报纸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向社会方面多介绍点智识，多发表点意见”。在新的改革计划中，增设的栏目包括研究部、杂纂部、调查部等，其中研究部以文化问题的介绍讨论为主，杂纂部包括新文艺的创作等内容，调查部则以社会调查为主。在改版后的第一期，“研究”一栏的内容为《人生问题》（美国宋女士演讲）、《救济钱荒之一法》；调查部则是《省城油漆业调查记》、《湘潭的特别钱价》及录自《时事新报》的《妇女劳动问题》一文。“调查”、“研究”两栏由李抱一和龙兼公分别负责，聘请当时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杨树达、李肖聃、黄醒等人为撰述员，两个专栏从此时起，坚持了近一年时间，共发表社会调查近百篇。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要数《大公报》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的讨论，包括赵五贞自杀事件、周南女生自杀和彭范婚姻问题。因为有活的新闻事件为依托，使得这几次事件所引发的婚姻问题、恋爱自由问题、新旧道德冲突及女性解放等话题的讨论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更容易引起一般社会民众的注目。这些讨论借助《大公报》这一公共媒体空间，将本来在小范围内传播的文化理念普及到大众社会，较之学术化的文章，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功效显然更大。
进入1920年代，激进的社会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大公报》的文化输入转向以建设为目的的时期。大量副刊的轮番上阵成为该报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属于新文学副刊的有《文学周刊》、《潇湘绿波》、《零星》等；属于教育类的包括《平民教育》、《青年教育》、《小学教育周刊》及《中等教育半月刊》等；以社会思潮的介绍为主的则有《现代思想》。副刊的出现，使得各类问题的讨论更为集中也更加专业化，与初期着重于外来思潮的引入和介绍相比，此时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标志着文化输入的另一个阶段开始。
通过相关时事报道和文化传播，《大公报》构建了一个文化平台，一方面是相当自觉地展现全国范围内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状态，并努力输入新知；另一方面是促成地方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与深入。在输入新知和将其本土化方面，作为地方公共媒体的《大公报》确实相当尽职，从1919年2月开始，《大公报》便开设“京尘一勺”栏目，登载北京相关新闻，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很多新闻自此进入湘人视野。例如报道北京大学新剧活动（1919年2月7日）、民治主义的发展（1919年2月15日）、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9年3月30日）、大学新潮之反响（1919年4月8日）等。至5月8日，山东问题成为湖南媒体关注的对象，各地的学界动向也成为重头新闻。当然，在五四前后，《大公报》所起的作用还不止于“启蒙”或输入新知，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湘省社会政治运动，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于思考传媒的社会角色，也颇有启发之处。
从创办伊始，《大公报》就非常看重舆论的力量，视之为“救国觉民之具”，并一再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之力，可以挽回一时之运会”，“承平之时，言论之功虽显而不巨；珉棼之世，言论之功虽隐而至宏。故言论之在社会，有时如长风破浪，有时如逆流上滩，有时如峻坂转丸，有时如羊肠九折”。舆论之力，可以改造社会，所谓“言论之精诚毅力，可以转移时局”。 与之相联系的，舆论自由的保障也就成为社会健全的保障。这一理念使得《大公报》在历次社会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总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公正”立场。而且，作为公共媒体，非政党性的报纸不可能持过于激进的态度，保守或温和的政治立场，又使得屡次卷入政治运动的《大公报》多少有些进退两难。在这一点上，它与学生群体在五四前后关系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
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初期便成为《大公报》关注的对象。在北京等地学生罢课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大公报》对于学生运动并不赞成，在评论中，李抱一称学生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停课废学为自杀政策”。罢课风潮将湖南学生卷入政治漩涡的时候，李抱一提出他的担忧之处在于：
呜呼诸君，国家危殆至此，官僚伟人举不足以为善系国家生存之望，为将来之主人翁者，实惟诸君。诸君何可妄自菲薄，不于此时养成建树之能力耶？或又曰诸君之欲停课，为欲响应京津沪宁以取一致行动也，窃谓此感情用事耳。
直到罢课展开，《大公报》对学生运动仍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是认为学生应当以学业为重；一方面也觉得学生运动乃感情冲动之产物，无法长久，“致贻‘五分钟爱国’之国民之谓也”。但学生的热情显然不久就感染了该报编辑，很快，《大公报》站在学生运动一方，在报道其状态的同时，也以舆论监督的姿态对学生运动提出建议与批评，如各校学生因罢课问题意见不一致，暗潮迭现，《大公报》在深知内情的情况下，因“事关湘学界声誉，不忍遽予披露”，只是提醒各校学生融洽意见，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在商人与学生起冲突的时候，该报又居中调停，称“学生赤心爱国，决非有故与商人为难之意。商人如能以诚心相见，自获与学生携手同行之美”。
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转入驱张运动的阶段，《大公报》与其他媒体如《湖南日报》等一起加入其中，“适其时省城学界报界组织秘密团体，从事驱张运动，本报经理朱矫与闻其事”。此时的报界与学界站在同一战线上，学生运动的展开也得益于报界支持。驱张胜利之后，紧接着的湘省自治运动中，学界报界的政治联盟依然存在，在如何制定省宪等问题上，学界与报界以一致态度，致力于湘省民主运动。虽然与学生曾经是同盟军，但此时的《大公报》，在湖南新的政治环境之中，与学生群体的差异已然显露，过于频繁的学生运动对于教育本身的破坏及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使得它对1920年代初期的学生运动褒贬不一。
这种“激进”与“温和”之间的矛盾，在1922年的一场罢工运动中最先展现。这一年湖南爆发各行业工人大罢工，《大公报》对于罢工本持同情态度，但11月铅印工人的罢工改变了这一立场。作为劳工阶层的一员，印刷工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日益高涨的工运中一直颇受关注。如1920年2月22日上海《星期评论》报道报馆的排印工人，因工作环境恶劣，每一个工人都“颜色苍白，形容枯槁”；1920年5月《新青年》七卷六号报道当时工人的收入状态，印刷业工人的月工资在15元以下，而工作时间平均在每天9小时以上。长沙印刷工人在1922年的罢工风潮，以影响程度和舆论关注度而论，当然不能和当时上海商务、中华等大型出版机构的工人罢工相比，却因为发生地的不同，带出一些颇有意思的话题。借助两次罢工风潮的比较，长沙和上海，一个地处内陆的中型城市和一个沿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城市文化品格的不同有生动展现。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语境下，同样是印刷工人的罢工，展现出的却是层次颇为丰富的诸多问题，例如两地的传媒生态、文化氛围，均在大罢工中有所折射。
20世纪20年代是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在新文化理念的传播语系中，工人运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稍稍进步一些的传媒，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多对劳工方持同情理解态度；这种立场上的表态，也成为区分“新旧”的标准之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长沙印刷工人的罢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面对这次风潮，即使是长沙地方最进步的报刊，态度都是暧昧不明的。这种“暧昧”，折射出的是长沙传媒界的尴尬心态，而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这重尴尬滋味，又属于整整一个时代。
1922年的长沙罢工，看上去不外是劳方和资方的矛盾冲突，实则长沙罢工引发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只是对这一点，当时身处其中的局内人也未必能看清。正是经过这次罢工，长沙城内传媒界与工界乃至某些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变化。正因为曾在民主运动中处于同一阵营，联手抗敌，湖南报界乃至整个知识界之前对于劳工阶层展开的各式罢工运动一贯持同情态度，所谓“湘省报界对于工人，本甚拥护者也，其所以拥护之者，系湘报多趋于新之一途。以为劳工神圣，提倡工权，为新人物所必不可少之事”。只是这次，轮到报界和出版界自己被卷入罢工风潮时，其感觉正是“搬着砖头，打断自己的腿，至为痛心”。“痛心”的原因，首先在于罢工对长沙传媒界的杀伤力相当强，罢工导致长沙全城报界瘫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仅仅“酝酿两日”，便付诸实际，令报方完全措手不及。不仅导致报纸停版，而且连官厅“布号文件”，“皆将因此而废”，也因此，一下子吸引了长沙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杀伤力”的另一表现，在于罢工方提出的条件，除了惯常会有的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等外，还特别对工作时间提出要求，“规定各报发稿时间”。平日各报发稿时间均以十二时为止，现在工方提出上午十时发零件如小说等，下午二时发中外新闻，下午四时发本省新闻。如此一来，则有可能本日所得之新闻，必须推迟一日发稿，这一点对于视时间为第一要素的报馆来说，是万难接受的。由于报馆坚决否决这一条件，工人方面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提前罢工，当晚（25日）即拒收报馆稿件。第二天，遂出现全城各报无一家出版，“居民惶惶，耳聋目聩”的局面。
不能满足工方条件，在罢工运动中也属常态，造成损失虽大，却还不至于令报界“至为痛心”。报方的真正“痛心”之处在于，当自己真正置身于罢工风潮中心，该如何“言说”与“评价”这场工人运动，是他们无力解决的难题。从一贯的宣传口径来看，长沙报界不太可能在此时推翻之前的论调，彻底否定工人罢工的合理合法性；当然，大罢工导致报纸完全停版，要报方像之前一样为罢工鼓吹叫好，似也无从谈起。因此，《申报》上刊出的长沙报道，在论及报界如何面对罢工工人时，语气只能是“欲言又止”。
在这样一种语境中，长沙报界和出版界面对工人罢工的表现，只能用仓皇和无力来形容。虽然报界于26日起，每日开紧急会议一次，采取一致行动，但提出的应对措施却并不奏效。例如各报宣言，工人一日不让步，报界即一日不出版，等工人弹尽粮绝，自然会退让。然而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后，有其他各界工人援助，在短时间内无生活方面的困难。相反，倒是长沙报界在停版期间，不容易维持营业状况，尤其是资本实力不够的小出版业主，更无力承担罢工带来的损失，有倒闭之虞。报界联合会虽决定取缔各种印刷物，却不能阻挡对手方在城内散发工人油印物，宣传其罢工主义。相比而言，真是落尽下风。
和报界、出版界的“坐困孤城”不同，罢工工人一方则显示出缜密的规划和组织。工人组织对内建立起相当严苛的纪律，对于破坏团体纪律，私自开工者，以武力对待，甚至施以“绝食之酷刑”。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事实上，罢工期间内，《大公报》曾拟将报纸转往邻近的湘潭印刷，因为两地之间有长途电话和汽车可联系。可惜湘潭铅印活版工人的人数不够，于是该报在长沙找了一些工人，打算带往湘潭。这件事不知为何走漏风声，铅印工会竟派人赴湘潭，将那批工人捉回长沙，和之前的反对罢工者，共同幽禁于湘乡试馆。对外，工会则通过油印物批判态度强硬的公司老板，并放风说要殴打各老板，制造精神压力；此外针对资方的如意算盘，另增加复工条件一，要求“罢工期内，工资伙食，应照常补发”；更组织专门人手，看守占据工厂，以防资方招收新工人上工。
面对这样严密组织的罢工，报界和出版界将希望寄托于第三方出面调停。然而，让局势更显复杂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完全不愿插手此事。官厅方面，上上下下都在忙着组织新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于此。且刚刚公布的省宪中规定，人民开会集社如不扰乱社会秩序，政府不得加以干涉，只能居于调停地位，所以“除申斥外，毫无办法可言”。在组建中的新政府显然不愿趟这浑水，于是将事情推给了警务处，可“警务处不久即将取消，自身岌岌不保”；又将球踢给了工商会，工商会素来无所作为，此时自不肯“惹火上身”。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政局未定的状况中，罢工工人取得了意外的“宽松环境”。
除去这些，罢工工人一方还占据了一个有利因素。恰如前所说，湖南历属“中省”，又地处内陆，加上刚刚经历军阀混战，出版传媒业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从《大公报》想迁往湘潭印刷，而限于湘潭印刷工人不够这一事实，可知湖南的出版传媒业与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相比有多大差距。占尽天时地利，罢工一方终于在坚持了17天之后，接受了调停。谈判结果，报界不能接受限制交稿时间一项，而工人方面提出的增加工资等要求则得到满足。产生这一结果，主要在于工人一方坚持时间过长，经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此时各业工人领袖某君”出面，组织几方召开联席会议，拟定条件，择期复工。风潮看似过去，然而留下的问题却别有深意。首先是各报馆受到此次风潮影响，经济上大受打击，“不能继续出版者甚多”，12月17日《申报》关于此次风潮的最后一篇报道登出，作者不禁感叹经此一劫，长沙报馆“大约能存在者，恐不过三分之二而已”。由此看来，则此次罢工，是双面利刃，实在并无真正输赢可言。
据《大公报》的事后报道，本来颇为同情工人处境的报纸之所以改变立场，在于工人提出的要求有极为无理之处。除开劳动报酬等条件外，工人提出各报纸交稿时间必须一致，“甲附张午前十时，乙中外新闻午后二时，丙本省新闻午后四时”，并且在多次谈判中，这一条件都不能被修改，因此造成和议迟迟不能达成。在罢工结束后，《大公报》指责工人运动中有几处不足，如“欠缺常识”，因为时间是报纸的生命，不能限制，并对工人运动背后的组织者颇有不满，认为“只宜专意提倡工人教育”，不应专注于“只有助长工人嚣张的风气”的罢工运动。 谈判结果，是工人放弃时间限制的条件，其他方面则报纸方面让步。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次风潮似为一种预兆，显示出湖南上世纪20年代知识界的微妙“分裂”。从一开始，《申报》上的长沙通信便暗示罢工背后有政治团体的运作，即所谓“背后大有人在也”。这躲在暗处操纵的人，正是“介于工人学生之间”的少数激进分子，以罢工为手段，借此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工人孰不图利，果为所动”，“由是彼等之势力，春云乍展”。 报上列举出的“背后高人”包括俄罗斯研究会、青年社会指导团和劳工会三种，为激进主义之代表团体，而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员多为学生和知识界人士。面对这批新生的激进派，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站在保守派对立面的老“激进”派已经太显温和，成为时代风潮的“落伍者”。
20世纪20年代初在长沙爆发的这次罢工，很快被之后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所淹没。当它被重新述说的时候，一个当年还不太起眼的年轻人引来了不小的关注。毛泽东，在这次工潮中，以工人一方的谈判代表出场，也正是当年报界所指责的“背后组织”者之一。当罢工业已结束，毛泽东专门针对《大公报》的批评撰文，希望《大公报》的编辑站在工人立场思考，不要再取知识阶层常有的教训姿态。这一次对垒，使得原来与《大公报》关系颇为密切的毛泽东，与该报的关系全面破裂。在五四前后，名字常常见于该报的毛泽东，从此不再现身该报。这种“分道扬镳”的结局，与其说是《大公报》的责任，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之中，不同选择的结果。在“激进”与“温和”之间，长沙知识界的成员开始各自“站队”，而这一重选择，将是之后的风云岁月中，整个中国知识界必须面临的一道难题。
1925年，大革命的前夕，湘省学生运动新的高潮正在形成。11月，长沙长郡中学与兑泽中学因学生改组学生会，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受阻爆发学潮。就在学生运动即将结束之时，铅印工人突然为了支援学生举行罢工，这次工人罢工，事前完全没有通知，各报馆毫无准备，湖南各报为表示抗议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行为，停止发行出版，《大公报》、《大湖南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商报》、《通俗报》、《小小报》联合在一起，共同出版《湖南报界联合会特刊》，全省城于是只有这一种报纸面世，该报仅登新闻，以此种极端方式抗议工人运动，在报馆看来，是“为谋以后言论自由之保障”。同年年底，长沙工人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关税会议”。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工人启封了遭到政府封闭的铅印工人工会，当学生游行队伍经过报馆时，他们冲入其中，捣毁了《通俗报》和《大公报》报馆，至此，在五四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联盟终于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前彻底分裂。在激进的革命派面前，《大公报》最终失去了它所追求的言论自由。
《大公报》在五四运动初期，以新文化的传播为己任，所致力的，实际是面对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这一宗旨在那个时期，与学生群体的目的有相合之处，五四运动原本就存在文化启蒙和政治运动两方面的内容；在后期学生群体本身发生分裂，一部分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政治运动，因此有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转化。 激烈的政治运动，往往干预到传媒的舆论自由，1927年的大革命及此前的工人、学生的过激行为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公共媒体的《大公报》，在此时与自己的同盟者决裂，极力反对这类“暴动”对湘省社会秩序的破坏，却还是难以摆脱被卷入革命风暴的命运，大概是激进时代启蒙者的一种“宿命”。
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时改名为《长沙日报史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江标：《例言》，《湘学新报》第一期，1897年4月22日。
见《湘学新报》第三册，“掌故”栏，1897年5月13日。
江标：《日本华族女学校规则文》，《湘学报》第二十一册，1897年11月5日。
《湘学报叙》，《湘学报》第二十四册，1897年12月4日。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第2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谭嗣同：《与徐铸仁书》，《谭嗣同全集》，第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谭嗣同：《湘报后叙》，《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
见《本馆申立章程》，《湘报》第84号，1898年6月9日。
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同上。
陶菊隐：《记者生涯三十年》，第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湖南日报》创刊于1918年9月，民国时期湖南地方主要报纸之一，因今仅存残报十余张，因此本书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主要借助于同时期的长沙《大公报》。
此处所指《大公报》创立于1915年9月1日，1947年底停刊，是民国时期湖南历史最长的日报。创办人包括刘人熙、贝允昕、张秋尘、龙兼公、李抱一、张平子等人，在民国时期是湖南相当重要的地方性报纸，与天津的《大公报》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重名而已。本书中所提到的《大公报》除非特别说明，均指长沙本地的这份《大公报》。
《本报宣言》，长沙《大公报》1915年9月1日。
《大公报五周年大事记》，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1日。
《湖南报界呈省长文》，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0日。
《答方王□（报刊原文不清）杨四君》，长沙《大公报》1919年10月7日。
《读者来信》，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0日。
《本报三周年纪念宣言》，长沙《大公报》1918年9月1日。
李抱一：《学生罢课问题之研究》，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28日。
李抱一：《再论学生罢课问题》，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1日。
《编辑余话》，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4日。
《编辑余话》，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7日。
《编辑余话》，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29日。
华：《长沙通信》，《申报》1922年12月4日。
同上。
华：《长沙通信》，《申报》1922年12月4日。
华：《长沙通信·铅印罢工风潮之扩大》，《申报》1922年12月7日。
《长沙铅印工潮即将解决》，《申报》1922年12月17日。
《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长沙《大公报》1922年12月13日。
华：《长沙通信》，《申报》1922年12月4日。
相关论述详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