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准备：同文馆的学习和陈季同的启蒙（1895—190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懂洋文且对西洋文学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实在凤毛麟角。曾朴曾经回忆道：“那时候，大家很兴奋的崇拜西洋人，但只崇拜他们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我有时谈到外国诗，大家无不瞠目挢舌，以为诗是中国的专有品。”[3]因此，令曾朴这样一位晚清举人走上法国文学翻译道路的，实在是一些特殊的契机。具体而言，就是同文馆的法语学习和陈季同的文学启蒙。
一、语言学习与救国心态
1.“为国宣劳”的理想
1872年，曾朴诞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之撰（1842—1897）[4]1875年中举，为当时时文名家，屡次应春闱试却未能及第。作为这个大家庭的独子，延续家学，投身科场，跻身士林是曾朴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位后来以小说家闻名的曾朴，在其青年时代曾潜心于金石、目录、校勘、辑佚之学[5]。他刊刻的第一部著作《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证十卷》正是在这样的旧学框架中精研学术的成果。笔者还曾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曾朴的一部手稿，曾朴辑录的《畿辅金石略》[6]，很能显示这一时期曾朴的旧学兴趣。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严格的旧学训练，使曾朴日后面对法国文学时也带着一种探求的态度和钻研的精神。
在科场之路上，曾朴开始走得异常顺利。十三四岁时，他开始研讨课艺，先后经名师潘子昭、李慈铭、吴大澂等人指导。1890年，应院试考中秀才，第二年乡试又一举得中。这样的成功，使亲长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次年的春闱试中联捷及第。不过，也是在这一年，曾朴的妻子汪珊圆产后生病离世，曾朴因悼亡之故，本灰心名场，但在父亲的多次督促下，仍束装入京应试。出人意料的是，进场后的曾朴却故意弄污试卷，离场而去，显现出他率性而为的个性[7]。这次考试后，父亲为曾朴捐了内阁中书，令其在京供职。曾朴在真美善时写作的日记中记载：“我热心科名，辛卯乡试，在病中拼命去干，终究中了一个举人，为了谁呢？为了要安慰汪珊圆，我贤淑的妻。然后来灰心名场，污卷一次，半途折回一次，到底没有进过会试场，也是为了汪珊圆的死，心灰意懒的缘故。”[8]曾虚白《曾孟朴年谱》[9]与时萌《曾朴生平系年》[10]都只记录了1892年曾朴参加会试，而据曾朴日记手稿，尚有参加会试半途折回的经历。原来，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开恩科取士，曾朴又一次入京会试，笔者查证《翁同龢日记》，1894年3月31日日记中有“周维之、曾孟朴、赵君修来会试，晤之”之记录[11]，说明曾朴确实有参加此次会试之打算。至于曾朴为何决定“半途折回”，日记中并无说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落第后，曾朴就彻底告别了科场，从此离开以追求科名参与时政的道路。
曾朴故意弄污试卷显示他内心对功名的不以为然，其中的决绝姿态固然有晚年所回忆的因爱妻去世而心灰意懒的原因，其实从根本上还是折射出曾朴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怀疑。这一点，不仅在其小说创作《孽海花》中有明显的表现，而且在他青年时代的诗句中也相当清晰：其中既不乏“男儿快意动千秋，何用毛锥换貂耳”[12]的豪气，也有当年写于“蓝榜”空白处的诗句：“起来狂笑抚吴钩，岂有生才似此休，身世忽然无意澈，功名不合此中求。”[13]。总之，曾朴没有走他父亲多年“逐队赴考”的老路，亦与19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两位前辈译者林纾（1852—1924）和严复（1854—1921）执著科场的态度拉开了距离。
虽然弃绝了以科举进身扬名的道路，但文人参与政事国事的士大夫传统仍然左右着曾朴的人生选择。在晚清这样一个关系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这一传统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曾朴家乡常熟士风的熏陶又进一步强化了此种影响。常熟著名的“翁氏”家族就集中代表了士大夫以文入仕的传统。曾朴的父辈好友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光绪皇帝的伴读“师傅”，后于1897年官至协办大学士，辅佐光绪主持变法。甲午前后，曾朴居北京，经常出入这位同乡前辈的门庭[14]；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为道光进士，也曾官至大学士，是同治皇帝的授读“师傅”。因此常熟翁氏——“父子大学士”兼“两代国师”，加上翁同龢的两个兄长同书、同爵亦为位至总督、巡抚的封疆大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朝文官道路的典范。曾虚白在其自传之一章“塑造我之为我的三柄凿子”中认为，其家乡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标准的范本”，是“‘士阶层’统治的天下”，并因而影响到他决不愿做一个“躲在象牙塔里啃死书”的读书人，而要做一个“领导群伦，服务社会的有用读书人”[15]。这种理想，与特别注重学问、道德和事功相统一的常熟翁氏家风亦有相通之处。应该说，曾虚白提到的对塑造自己性格至关重要的“家乡”这柄“凿子”，也多少打造了曾朴的人生，并部分地解释了曾朴出入于文坛与政途的人生选择。
在京为官、因家世而有机会与高官、名士结交，使曾朴能够了解当时清廷的政治内幕，这一方面为后来《孽海花》的写作提供了详细的素材，另一方面也使青年曾朴痛心疾首于清廷的腐败及军事、外交上的无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是清廷在外侮之下的又一次败北，使曾朴认定“外交官是为国宣劳的唯一捷径”，并“决心学习外国语言”[16]。而随着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地位不断上升，进入总理衙门应该说是此时曾朴最为期盼的出路。恰在此年秋天，总理衙门专选各部院的司员开设特班，在同文馆学习外语。供职内阁的曾朴由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常熟同乡俞钟颖（1847—1924）[17]介绍，报名加入了这个特班，入馆学习法文。
近代中国是在船坚炮利的压力下被迫开眼看世界的，这使得救国心态成为士大夫阶层面对异国时的主要心理基调。曾朴最初的外语学习正是这种心态的产物，甚至在其后来的文学活动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它的影响。这和比曾朴晚近四十年出生的钱钟书学习外语是为了“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的文学动机相比，可谓大异其趣。[18]
2.对语言学习的执著
提及曾朴的法文学习，一般论者都明确谈到他与同文馆的渊源，但查对《同文馆题名录》（1896,1898）中所记学生历年科甲人员名单[19]，却并无辛卯科举人曾朴的名字。这就是说，曾朴并没有被视为同文馆的正式学生。那么曾朴与同文馆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曾朴本人对此曾有非常具体的说明：
我的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中日战局刚了的时候——的秋天。那时张樵野在总理衙门，主张在同文馆里设一特班，专选各部院的司员，有国学根砥的，学习外国语，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里。[20]
曾朴特别指明自己是在同文馆所设的“特班”中学习，其性质自然与同文馆正规教育不同。不过，由于曾虚白所编年谱未定稿中的错误，使得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只注意到曾朴曾就学同文馆，却忽略了这个细节问题。曾虚白的记载如下：
一八九四年冬，先生就怀抱着一腔奋斗的热诚，乘轮北上。这时候清廷受着战败的刺激，也知道注意到办‘洋务’了。因此特设同文馆，选聘曾赴外国的官员教授外国语言，并设总理衙门，专办对外交涉，先生到京的时候，同文馆刚开始创办，因由俞又莱先生的介绍，报名入学。……先生当时以为：英文只足为通商贸易之用，而法文却是外交折冲必要的文字，故决意舍英取法。[21]
曾虚白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徐一士在为《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刊误的文章中，因曾虚白将同文馆本身的开设时间指为甲午战争后而特别为其更正[22]。时萌先生也在其“曾朴生平系年”中引用了徐的更正，认为曾朴于1895年入同文馆学习，钱林森的文章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3]。李培德先生为了弥合年谱的记述和同文馆开设时间上的“裂隙”，则认为“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光绪二十一年秋，同文馆开设了其他的外国语文班次”[24]。其实，同文馆初设于1862年，当时只有英文馆，而法文馆和俄文馆开设于1863年，1871年开设德文馆，除添设于甲午之后的东文馆（1897年）外，以上四馆均在甲午之前开设[25]。当年曾朴入京，总理衙门新开设的既非教授外国语言与文化的同文馆，也不是李培德所说“其他外国语文班次”，而是曾朴所说的“同文馆特班”。
正由于曾朴是在总理衙门为各部院司员开设的同文馆特班中学习，所以他未在该馆正式学生之列。用今天的话说，曾朴提到的这个特班，应该是总理衙门为当时的清廷官员专设的外语培训班。如果说19世纪末的同文馆已经具有一种以外语学习为主但兼顾其他西学科目的综合学校的性质，那么这个同文馆特班则属于一种单纯的语言培训项目。
可能恰恰由于这样一种特班的性质，曾朴在同文馆的语言学习并未帮助他获得坚实的外文基础。从他本人的以下描述中我们不难感受这个特班的惨淡情况：
哪里晓得这些中选的特班生，不是红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气又盛，哪里肯低头伏案做小学生呢。每天到馆，和上衙门一样，来坐一会儿，喝一杯茶，谈谈闲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国教授，没有办法，独自个在讲座上每天来演一折独语剧，自管自走了。后来实在演得厌烦，索性不大来了，学生来得也参差错落。这个特班，也就无形的消灭，前后统共支撑了八个月。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朴却凭着一种韧劲，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离了师傅，硬读文法，强记字典”[26]，为后来成为一位文学翻译家打下了基础。难怪和曾朴一起同学法文的张鸿在谈到这一段学习时也曾感叹：“余无恒，无所成，而君（指曾朴——笔者注）习法文不少间，卒通之。”[27]因此，始终用心学习的曾朴后来说，这八个月的光阴在别人完全是虚掷的，却单成就了他一个人的法文基础。
明确了曾朴在同文馆的学习情况，我们也就看到了曾朴与大多数幼年入馆学习西文及西方文化科目的同文馆学生的差异：一方面，曾朴的早期教育基本上是在旧学框架内进行的；另一方面，缺乏系统的外语训练使曾朴的法文基础相当薄弱，由此我们应当不难理解曾朴对自己“自学”法文的强调。在笔者访问曾朴孙曾坚（曾朴次子曾耀仲之子）先生时，他首先谈及的就是对曾朴自学法文的钦佩[28]。这一自学经历不仅意味着曾朴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有着强烈兴趣及持久的学习动力，而且凸显出曾朴探索法国文学的执著与努力。
曾朴所讲述的只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同文馆特班的教学状况。其实，即使在总管、教习和提调重重监督下的同文馆本馆学生，其语言学习成果也并不令人满意[29]，学生荒于学业的现象不在少数。据齐如山回忆：“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天天上课的，虽然天天上课，而真正用功的人，也不过十之二三。”[30]而同文馆历年堂谕对学习纪律反反复复的强调，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年同文馆学生的学习态度并不十分积极。[31]
从同文馆的情况和曾朴的描述中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19世纪末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士人认识到了西学对民族自强的重要，但这并未直接引发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语言学习来了解西方文化的热情[32]。据熊月之分析，1900年前，能够直接阅读西文书刊的知识分子，其总数不超过1000人[33]。严复所说的“洋务风气宏开，而译才则至为寥落”[34]，似乎可从某一角度印证这一事实。语言学习条件的有限固然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人们对外国语言文字的抵触心态以及传统社会“舌人”地位的低下或许能够解释大多数人缺乏语言学习动力的深层心理。曾为光绪皇帝教授英文的同文馆毕业生、外交家张德彝（1847—1918）“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35]；严复回忆自己早年学习英文的诗句中说“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36]；都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心态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材料。
如前所述，曾朴最初学习法语，是怀着一种寻求个人和国家出路，希望进入外交界的实用动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同学诸人都对这种语言学习了无兴趣，而他在1896年总理衙门招考章京的过程中也未被推荐、已无缘于外交事业的情况下[37]，却仍然能凭借着微薄的法语基础继续求索，将这种学习坚持下去而终于有所成就。甚至在已翻译了多部法国文学作品，并于1928年创办《真美善》杂志后，他还为改善发音，参加一位法国女士开办的法文夜间补习班[38]。19世纪末外语学习的艰苦条件、同文馆同学诸友的表现愈加反衬出曾朴对语言学习的执著。而在这种动力背后，是曾朴对异国文化的热情和对语言问题的敏感。
《孽海花》这部作品为我们理解曾朴对语言的特殊关注提供了线索。这部小说用许多细节表现了外国语言给主人公金雯青的隔膜之感，如雯青得中状元后回乡，途经上海的所见所闻：
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年纪四十余岁，两眼如玛瑙一般，颔上微须，亦作黄色，也坐在亭子内，两人咭唎呱罗，说着外国话。雯青、菶如茫然不知所谓。（第一册，第43页）[39]
举头一望，但见高下屏山，列着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标帜，却因西字，不能认识。（第一册，第47页）
又如小说第十回描写雯青受到俄国虚无党夏雅丽威胁，船长质克来调解时的情形：“质克都是操着德话，雯青是一句不懂，……”（第一册，第148页）可能正是对语言隔膜带来的交流困难的敏感，激发了曾朴本人的语言学习热情。
和旧文人雯青对异国文化及语言的陌生造成的窘态相对，《孽海花》中的两位女性则被塑造为通晓异国语言的形象。曾朴带着赞赏的笔调描绘了为革命而舍身的俄国女性夏雅丽，她就是“学问极好，通十几国的语言学”（第一册，第142页）；而与自己的丈夫雯青对外国语的茫然完全相反，女主人公彩云却迅速掌握了洋文。
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彩云并不属于传统文学和文化中的“名妓”群体[40]，后者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娴熟掌握和坚守而获得价值。那么，与那些“名妓”相比，彩云的文化资本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正是掌握外国语言使彩云获得了高于雯青的能量，这种能量使她能够在随雯青出使期间，撇开雯青，主动地进入异国的社交生活，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妾”的依附身份。因此，在《孽海花》中，通外国语言这一能力被生动地赋予了价值。如前所述，对于船长质克的调解，“雯青是一句不懂”，刚刚在赴欧的船上开始学习洋文的彩云却“听得明白”，而且利用雯青的“不懂”，把本来谈好的雯青必须付给虚无党的一万马克捐款改成了一万五千马克，使自己从中获利。彩云的语言能力还使其在异国生活中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出入舞会、剧院，不仅以此结识了德国皇后，甚至先后与德国人瓦德西、质克船长发展了私情。更为戏剧性的是，彩云之所以与船主质克发生关系，竟是因为雯青卸任回国，缺少翻译，只好让懂德文的彩云做翻译才给两人创造了交往机会。彩云与质克的私情被人揭露后，她借以为自己开脱的办法，是声称自己去质克的房间只为请他修改给德国女友的书信，而这个不认得西文的雯青，竟然因为确实看见了彩云手中持有一封“西文”信件，就相信了彩云。对于彩云来说，正是从学习洋文开始，而且不断地借助于自己对洋文的掌握，她获得了能够不完全依附雯青却反而能俯视他的某种力量。
《孽海花》对彩云语言能力的强调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强调在《真美善》时期写作的章节中被一个特殊的细节推向极致。发表于《真美善》杂志的《孽海花》第三十四回中讲到，雯青死后彩云重入花界，改名梦兰，在她招待客人时竟因为“知道杨陆两人都不大会讲上海白，就把英语来对答，倒也说得清脆悠扬，娓娓动听”[41]。这一细节的写作时间已经在《孽海花》初创的二十多年后，不过曾朴对外国语言本身的关注和迷恋却仍在延续着。正是出于对作为文化载体的异国语言的深刻关注，出于对由于语言障碍带来的交往隔膜的敏感，曾朴才会在经历了同文馆特班如此令他失望的法语启蒙后，以“硬读文法，强记字典”的功夫不懈自学，终于通过逐字译读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喜剧故事》（Histoirecomique）看到了“一线光明”[42]，获得了一定的外语阅读能力。
1902年，日本人金井秋蘋（1864—1905）来到常熟，担任常熟县竢实学堂总教习，曾朴特在家居虚霩园内设东文学堂，请金井为“虞山诸同志”教授日文[43]，自己也参与学习，他对外国语言的重视与热情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二、文学的转向：陈季同的启蒙
曾朴从小就对文学多有迷恋，自传体小说《鲁男子》描绘了他少时在祖母和父亲的书房偷读经书以外的文学书的故事。不过，帮助他后来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却不仅是对文学的嗜好。正如我们上文谈到的，曾朴学习外语的最初动机是了解西方文化并进入外交界以拯救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如果说同文馆的学习和其后的自学为后来的文学翻译家曾朴打下了一个语言基础，那么，是陈季同（1852—1907）的启蒙最终使曾朴的外语能力与文学生活产生了联系。
1.文学史观念的建立
曾朴结识陈季同是在1898年间的上海[44]，这时距他初学法文已经有三年了。如前文所述，在这三年里，曾朴的学习方式主要就是翻字典，背生字[45]，读文法，直到这一年才通过逐字译读法郎士的《喜剧故事》，在阅读能力上得到了质的提高。但这一时期，应该说曾朴仍然处于语言学习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法文的阅读是“随手乱抓，一点统系都不明了”[46]，而且也并未进入到自觉的文学阅读和学习层面，直到他结识陈季同，这种情况才终于有所改变。
陈季同1867年进入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47]学习，1875年成为该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在这里，他接受了8年的西式教育，既掌握了相当的西学知识，又打下了良好的法文基础，而且还因“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48]与其他8名学生一起被船政局录用。1875年，陈季同随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赴欧洲采购机器，游历英、法、德、奥四国，次年回国后，又于1877年赴法任留学肄业局文案，兼习律例、公法。从1878年起，他开始为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从此进入外交界。从1875年到1891年这16年间，除短暂告假回国外，陈季同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而且以外交生涯为主。他在欧洲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出入沙龙、剧院，并通过大量阅读更深入地了解了西方文明，他对法语的掌握以及在欧洲社会的活跃表现，赢得了来自各方的赞扬。更令人惊异的是，在19世纪末的法国，以Tcheng-Ki-Tong（陈季同的法文拼写）为名发表的《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1884）、《中国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1889）、《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1890）等多部著作不仅引起了法国读者的浓厚兴趣，而且还被翻译为多种其他欧洲文字出版。这些作品都是陈季同用法文著述的，它们所引起的轰动使欧洲公众“开始直接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49]。在陈的大部分著作中，谈论的虽然常常是中国话题，但因其面对的读者是西方公众，一种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中国与法国比较的思路就成为其重要特征。而在那些关于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论述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陈季同对西方文学文化遗产的熟悉。
这样一位有着多年欧洲生活经历以及对法国文化较深认识的启蒙导师，使曾朴对法国文学的了解获得了很高的起点，特别是使曾朴在接触法国文学之初，就能够对法国（甚至欧洲）文学史的源流有基本的概念，曾朴自述道：
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曼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曼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50]
在这份对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家的罗列中，陈季同为曾朴勾勒近几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源流的努力清晰可辨。这对曾朴日后的法国文学译介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朴一生先后翻译了大仲马、雨果、戈蒂耶、福楼拜、莫里哀、左拉、乔治·顾岱林、皮埃尔·路易等十几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文学史上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家，这种选择与曾朴对法国文学史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同时，曾朴不断提倡“有统系的翻译事业”，而如果没有文学史的观念，“统系”的概念则根本无从谈起。从曾朴对林纾的评价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有统系的”翻译观与文学史观念的联系：当曾朴看到林纾的译作相继出版时，满心以为“中国有统系的翻译事业，定可在他身上实现了”，后来却慢慢发现林纾对原作的选择没有标准，所以当他到北京去拜访林纾时，特地为后者阐明了“欧洲文学的原委派别”[51]。如果说陈季同向曾朴介绍法国文学时曾经尝试进行历史和派别的勾勒，那么曾朴在二三十年代译介法国文学的活动中，也不是只专注于对法国作品的翻译，而是同时注重对作家所属文学流派及其独特的文学风格等文学史信息的介绍。此外，他还试图写作《法国文学史》，对法国文学发展变化作详细的梳理。
我们在后文还将会看到，陈季同这样一位曾长期生活于异国，并对法国文学有深入认识的启蒙师，使曾朴与其他晚清译者相比拥有更多文学意识，而这种意识又直接影响到他的译介观念。
2.“文学狂”的起因
作为曾朴的法国文学启蒙师，陈季同不仅为他介绍了法国文学的源流派别，而且将西方社会特别是法国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传递给曾朴。正是了解到法国人鄙视中国文学后所产生的震惊之感，激发起曾朴阅读法国文学的狂热：
我文学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种嗜好，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的，他常和我说：
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还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除外几个特别的，如阿培尔娄密沙（Abel Rémusat），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他做的《支那语言及文学论》，态度还公平。瞿亚姆波底爱（M.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国哲学的，翻译了《四子书》（Confucius et Menfucius）和《诗经》（Chi’king）、《老子》（Lao-Tseu）；他认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学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书。又瞿约大西（Guillard d’Arcy），是译中国神话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许连（Stanislas Julien）译了《两女才子》（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玉娇李》（Les Deux Cousines），唐德雷古尔（P.d’Entre Colles）译了《扇坟》（Histoire de la Dame à l’éventail blanc），都是翻译中国小说的，议论是半赞赏半玩笑；其余大部分，不是轻蔑，便是厌恶。就是和中国最表同情的服尔德（Voltaire），他在14世纪哈尔达编的《支那悲剧集》（La Tragédie Chinoise,par le Père du Halde）里，采取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造了《支那孤儿》五折悲剧（L’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头献给李希骝公爵的书翰中，赞叹我们发明诗剧艺术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语有误，怕是误会剧中事实的年代，当做作剧的年代。）却怪诧我们进步的迟，至今还守着三千年前的态度；至于现代文豪佛郎士就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了。他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或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52]
陈季同的上述介绍与其自身文化经历有密切联系。他一生有十多年的时间生活在欧洲。与18世纪中国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美好形象相比，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欧洲公众眼中，已成为一个积弱、落后、停滞的国家。可以想象，长期身处欧洲的陈季同一定面对了太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因而在其发表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自画像》的开篇，他就感慨道：“藉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本人可以断言，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之国家。”[53]这真正是陈季同的肺腑之言。李华川在其对陈季同的专论中指出：
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时，他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至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因而陈季同一生中的西文著述，都以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为目标。[54]
亲历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鄙视，并对之有相当痛切的感受，使陈季同向正在自学法语的曾朴讲述异国见闻时，必然会非常激烈地将这种感受传递给曾朴。如果说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国人已有真切体认，那么发现西人对我们的文学亦多有鄙夷这一事实，无论对陈季同还是其“学生”曾朴来说，情感上都是难于接受的。
19世纪后半叶，虽然中国在列强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放眼世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人只是在科技层面上服膺西方文化，却仍深信西方国家不具有足以与我们相媲美的礼乐文章。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这样谈论英国：“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55]甚至通西文的王韬也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热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力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56]
在这一点上，只有少数经历了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有过较长时间在欧洲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文人才可能具备更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即使在“诗赋词章”方面，国人亦不可夜郎自大。同是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并在英国学习了多年的严复，也曾表达过与陈季同相似的感受：
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者，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那人于诚伪善恶之辨，吾不具知。至于美丑，吾有以决其无能辨也。愿吾党三思此言，而图所以雪之者。[57]
曾朴出身于书香门第，并未接受过正规的新式教育，成年后又始终生活在传统士大夫圈子中，因而他一直和许多文人一样，一面痛心于国家的积弱和危机，相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必要，一面则醉心和执著于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章典籍[58]。因此，当曾朴从陈季同那里了解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亦有所鄙视，感受到在科学、军事、政治的落后外，连这最后一块值得骄傲的“土地”也并不那么坚实可靠时，其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陈季同的一席话不仅激起了曾朴的文学狂，而且用曾朴本人的话说，还害他“生了一场大病”，联系到它给曾朴带来的相当震惊的感受，我们有理由相信，曾朴的说法并未夸张。所以，与陈季同这样一位精熟法国文化的导师结识，使从未接受过系统的西化教育，也未曾有域外学习经历的曾朴获得了超前于时代的文学知识。
当然，陈季同给曾朴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认识上的进步。通过分析西方人蔑视中国文学的原因，并进而开出补救之方，他更提示了曾朴参加世界文学的方向与策略，曾朴日后从出版起步进入文学生活，也多少反映了陈季同的思路：
我想弄成这种现状，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59]
陈季同的上述分析，引发了曾朴的“文学狂”，使他投入到对法国文学的大量阅读之中。应该说，这时曾朴对法国文学的研读，是在觉悟到除了科学、政教的弱势以外，中国文学也不足以称名世界后，出于一种“知己知彼”的心态，试图去探求法国文学的原委。这种动机，和晚清其他启蒙小说家相比更具文学意识。但这种意识，又不完全是文学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在文学领域“救亡图存”的心态。在曾朴转述的陈季同话语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文学上的“竞存”心态：“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它既是导师陈季同本人具有的，也被学生曾朴所接受，并成为曾朴创办小说林社的动力之一，我们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李华川从陈季同的法国文学修养以及超前于时代的文学观两方面分析了陈季同的“世界的文学”观念[60]。笔者认为，除此之外，陈季同推广中国文学参加世界文学的理想中，也包含着唯恐在时代前进中被世界鄙弃，无法得到世界认可的焦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晚清文人普遍希望通过富民强国救亡图存、使中华民族能在世界大家庭中竞存的心态是一致的。经历了甲午惨败，晚清文人的世界意识和民族意识都空前发展起来，特别是进化论思想的引进，更强化了晚清士子对国家在优胜劣败中被世界抛弃的恐惧。鲁迅后来所表达的“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61]的恐惧，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特别是那些已经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相当清晰。不过，由于识见所限，更多的人仅仅对此有政治上的意识，而陈季同以及曾朴则超前地在文学领域内感受到了这种紧张。
陈季同主要借助自己的法文著述宣传中国文化与文学，努力使之加入“世界的文学”。他梦想通过带领西方读者进行一次文化旅行来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态度：“浏览我们的诗歌将会使夜晚变得饶有兴味，当他（指西方读者——笔者注）听到有感而发的和谐诗句时，也禁不住油然而生感动。这时，他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文明的看法：他会喜欢其中的崇高和正义。”[62]陈季同所描述的美妙场景向我们展现了他希望西方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而他的“弟子”曾朴则在另一方向上，通过自己的出版、翻译和创作活动，向国人介绍法国文学，努力实现“去隔膜，免误会”的目标。在真美善时期，曾朴更试图通过自己的译介活动呼唤中西文学间的对话，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世界文学的梦想。如果说在同文馆特班的法文学习仅仅为曾朴日后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正是陈季同的启蒙将初步掌握了异国语言的曾朴带入了文学轨道。
[1]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载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增订本），第181页。曾虚白所作年谱最初连载于1935年10—11月的《宇宙风》杂志，题为《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作者把清代的干支和民国的纪年推算为公元时，均错前了一年，魏绍昌先生对该年谱进行了年代更正，并根据已查明的材料校改了年谱中的一些人名和时间上的错误，故本书引用曾虚白为父亲所做的年谱时，采用了经过魏绍昌先生修订的版本 。
[2] 详见附录一“曾朴翻译作品目录 ”。
[3] 病夫：《复胡适的信》，《真美善》1卷12号，1928年4月 。
[4] 曾之撰，字君表，光绪乙亥举人，刑部郎中。与清末著名文人李慈铭交厚，并与洪钧、汪鸣鸾、翁同龢均有交情。著有《登瀛社稿》，笔者还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曾之撰手稿《群玉楼所收石刻拓本目录》，是曾之撰对自家收集的石刻拓本所作的编目和考证 。
[5] 参阅曾朴自传式小说《鲁男子》第二部《婚》之二“观风”中对其少年时代治学的回忆，《真美善》5卷2号，1929年12月 。
[6] 手稿未署著作年，应是曾朴居留京城时所做，目前尚未见其他研究者提及 。
[7] 据曾朴《象记》手稿中的《蓝榜》一文，曾朴入场后故意弄污试卷，离场而去。但当年他则向亲友杜撰出了如下故事：因自己进场时突发咳血症，同号云南某生递上一碗参汤，因而打翻墨汁，弄污试卷。参见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曾朴手稿《象记》中的《蓝榜》一篇（该文亦曾刊于《大晚报》1935年6月29日—30日）。本书所引曾朴日记，除个别曾刊登于1935《宇宙风》杂志，一律出自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曾朴日记手稿（未出版）。在此向为我提供日记手稿馆藏信息的杨治宜师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服务部的何义壮（Martin Heijdra）博士，以及为我提供访学资助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并致谢 。
[8] 曾朴日记1928年5月26日 。
[9]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载《孽海花资料》（增订本），第156页 。
[10] 时萌：《曾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9页 。
[11] 参阅《翁同龢日记》（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7,第2679页 ）。
[12] 曾朴：《赴试学院放歌》，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 》。
[13] 参阅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曾朴日记手稿《象记》中《蓝榜》一篇，诗歌亦曾刊于《真美善》杂志1卷4号（1927年12月），题为“试卷被墨污投笔慨然题二律”，其中“岂有生才似此休”一句作“岂有生才如是休 ”。
[14]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载《孽海花资料》（增订本），第156-157页 。
[1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7,26页 。
[16]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载《孽海花资料》（增订本），第159页。《孽海花》1928年修改本第六回提及中法战争，曾有如下议论：“且说那年法越合约签订以后，国人中有些明白国势的，自然要咨嗟太息，愤恨外交的受愚”，也记录了当时的士人对清廷外交失败的深切感慨 。
[17] 俞钟颖，曾朴同乡，字幼莱，在《翁同龢日记》中又写作幼兰、佑莱、佑澜等。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湖北荆宜施道。《丁祖荫日记》中写作“俞佑莱”，见上海图书馆所藏《丁祖荫日记》（手稿），1906年12月31日条 。
[18]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2页 。
[19] 同文馆题名录共六册，因曾朴于1895—1896年在同文馆学习法文，笔者只查阅了其中的后两册 。
[20] 病夫：《复胡适的信》，《真美善》1卷12号。曾朴关于这个特班及其教学的记叙对于同文馆的研究是宝贵的历史资料，苏精在《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苏精发行，1985,第33页）一书中亦引证了曾朴的叙述说明同文馆教学中的这种特殊课程 。
[21] 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宇宙风》第2期，1935年10月。此处曾虚白年谱中的错误引发了后来研究者的订正，故未引用魏绍昌先生修订版，而直接引用原版 。
[22] 徐一士：《读“曾孟朴先生年谱”》，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 》。
[23] 分别见时萌：《曾朴研究》，第12-13页；钱林森：《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一道大桥梁——曾朴与法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第103页 。
[24] 李培德著，陈孟坚译：《曾孟朴的文学旅程》，第39页 。
[25] 参阅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中“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1863.5.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同文馆题名录》记同治十年（1871）开设德文馆”“‘堂谕’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设东文馆”等条的记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6,9-10,17,18页 。
[26] 病夫：《复胡适的信》，《真美善》1卷12号 。
[27] 张鸿：《籀斋先生哀辞》，载《曾公孟朴讣告》，原书未刊出版信息，出版时间应为1935年曾朴去世后 。
[28] 参阅病夫：《复胡适的信》，《真美善》1卷12号。曾坚先生是曾朴次子曾耀仲之子，1925年出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2006年11月，笔者曾对他进行了访谈，可惜他与曾朴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对曾朴的了解非常有限，但他仍然知晓曾朴自学法文并翻译法国作品的事实 。
[29] 1871年，在京师同文馆法文馆里学了八年的庆常（后任驻法公使），随崇厚出使到法国，却不能胜任翻译工作。滞留法国期间，崇厚还特别为他聘请法文教师进行补习。德文馆学生荫昌，读了5年德文（同治十一年1872年入馆），光绪三年（1877）随刘鸿锡出使，以“三等翻译官”被派往德国，结果因不能胜任，被降为“四等”，光绪十年（1884）又随许景澄出使，考评仍然不佳（参阅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苏精发行，1985,第168,171页）。而这些最早被选派随使的学生应该说还是同文馆学生中的佼佼者。曾任多年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对学生的语言能力亦评价不高。（参阅[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12页 。）
[30]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41页 。
[31] 参阅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的同文馆历年堂谕，《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 。
[32] 不过，那些和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有过亲身接触的晚清官员则在自身外交经验中突出认识到了外语的重要，如刘锡鸿让其子进入同文馆学习，而李鸿章也让其儿孙辈学习外国语言 。
[33] 参阅熊月之：《晚清社会对西学的认知程度》，见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5页 。
[34] 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52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