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小说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小说概述
新中国文艺格局中，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是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语境中被讨论的。这个体制的主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如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说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1］小说等叙事类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的关涉尤其紧密。
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创作歌颂新的政治文化，宣传新的意识形态，反映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文艺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2］，“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3］。要求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小说创作（戏剧也是）必须遵循“典型化”原则，而“典型是表现社会力量的本质，与社会本质力量相适应，也就是说典型是代表一个社会阶层，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表现他最本质的东西”［4］。什么是这种“典型化”所要求的人物分析的本质呢？那就是人物的阶级分析原则，其理论源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依据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人的阶级性、革命性或反动性作出了深刻、明确、细致的定位分析。［5］“为政治服务”、“工农兵英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本质”、“阶级性”、“革命性”，成为本时期文艺创作的关键词与中心话语，体现了指导与规约本时期文艺创作的两个核心观念：以“为政治服务”为核心的文学观念，以阶级论、革命论为核心的“人”的观念。
在这一理论与体制规范下，延安工农兵文学传统成为主流，左联革命文学传统也基本获认可，五四文学个性主义传统则有待重新诠释与检视。于是，中国现代作家群发生了分流。茅盾撰写长篇的计划流产，巴金、老舍曾去朝鲜前线生活，前者的短篇小说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与后者的长篇《无名高地有了名》都说不上成功。沈从文离开文坛，钱锺书放弃小说创作专事学术研究。张爱玲、徐讦离开大陆去香港、美国。一些作家在进行风格、题材的转型，以适应时代。30年代的左联作家是当代文坛的主力，但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宝葫芦的秘密》已不是《包氏父子》那样的成熟的讽刺艺术，艾芜、沙汀的作品取材仍有延续，风格却难以为继。丁玲、萧军、路翎等在50年代受挫，创作中止。被体制认可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杨朔、草明、孙犁、欧阳山、柳青、周而复、马烽、康濯等人，虽然也遇到一些创作难题，但还是发表了许多作品。解放后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大都参加过革命战争或来自生产斗争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素材，其文化素养的缺乏并不影响他们在这个年代里的成功，这些人有杨沫、杜鹏程、吴强、梁斌、峻青、冯德英，以及李准、王汶石、王愿坚、茹志鹃、刘绍棠、王蒙、陆文夫、邓友梅、高晓声、方之、林斤澜、刘真、李乔、胡万春、玛拉沁夫等。一些小说文类面临困境，19世纪末以后在旧派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言情、武侠文类，在中国内地几乎被截断文脉，只在港、台等地获得延续与发展。
在本时期，小说写什么是颇重要的问题［6］。为端正创作方向，正确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写出“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7］。
本时期小说题材的分类方式与尺度有鲜明的政治性。小说批评的价值判断，就是以所写的内容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联程度为标准。工业、农业、军事，是重大的题材领域。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占最大比重的日常生活、儿女情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失去了踪影。写当前政治运动与中心任务的，如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属于“重大题材”，被高度重视；其他是“非重大题材”。这与体制的倡导有关，也与创作者的个人经验有关。创作界的主体或是来自延安根据地、参加过革命战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或是来自中国农村富有才华的青年。与此相类的权威期待与批评观，影响、制约了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和小说的形态。
在体裁方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受到重视。短篇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及时配合政治任务；长篇能容纳长时段的生活素材，便于反映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进程。本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短篇小说作家，如赵树理、孙犁、李准、马烽、西戎、束为、王汶石、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林斤澜、刘澍德、玛拉沁夫、胡万春、唐克新、陆文夫、刘绍棠、刘真等。这一时期，短篇小说样式特征和创作问题曾受到过较多的重视，茅盾、赵树理、魏金枝、艾芜、沙汀、蹇先艾、骆宾基、周立波、孙犁、欧阳山等都对此发表过意见。对短篇小说的艺术形态的探讨也有所建树。［8］
50年代中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丰收，并且体现了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水准。主要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曲波的《林海雪原》，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吴强的《红日》，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欧阳山的《三家巷》，草明的《乘风破浪》，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欧阳山的《苦斗》，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艳阳天》等。
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县人）的《保卫延安》写40年代后期的革命战争。它叙述1947年3月到9月胡宗南率领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和收复延安的过程，是最早被冠以“史诗”评价［9］的十七年小说。小说塑造了具体指挥这场战役的中共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50年代末期，随着对彭德怀的批判，这部小说被禁止发行借阅，就地销毁。
吴强（1910—1990，江苏涟水县人）的长篇小说《红日》在叙述对象上与《保卫延安》相似。它叙述40年代内战初期在苏、鲁两地的涟水、莱芜、孟良崮进行的几个战役，揭示人民军队获取胜利的力量源泉——兵民是胜利之本。它描写了军队中各个层级的人（如沈振新、梁波、石东根）在战争中的活动，也描写了后方百姓的日常生活。《红日》中人物的情感、心理内涵比较丰富，性格化（如石东根）的刻画使得人物富有个性差别。
《铁道游击队》写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由铁路、煤矿工人组织的游击活动。他们在山东临沂、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袭洋行、撬铁轨、炸火车、夺枪械……行为近乎侠义英雄。《敌后武工队》写1942年在冀中大“扫荡”时期，八路军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神出鬼没的斗争的故事。《烈火金钢》中的侦察员萧飞智勇双全，来去无踪，近乎侠客。该小说采用章回体评书形式，特别擅长说故事，“段子（故事）”与“扣子（悬念）”很吸引读者。《林海雪原》的传奇特征与战争的残酷险恶结合得最为巧妙，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10］。该小说写40年代内战初期解放军小分队与敌作战的故事，擅长化用传统话本的叙事方式，用夸张、神奇化的手段赋予故事以惊险曲折，人物活动在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传奇性”环境中，性格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色彩。
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学除了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多卷本长篇，第一、二卷于1958和1962年出版，“文革”后出齐四卷）等少数作品外，只有一些工业题材创作，如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此外还有罗丹、雷加的长篇，以及杜鹏程、陆文夫、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等的中短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写5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以资本家为主要表现对象。小说也涉及都市状况、资本家的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以及城市主体的中心与边缘的置换。
这一时期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占据首位。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等，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多数来自山西与陕西农村，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都延续着延安文学传统。“山药蛋派”（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以其风格内容见长。马烽在五六十年代的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的《赖大嫂》（收入1961年以后的短篇小说集《丰产记》）是在关于“现实主义深化”问题的讨论中既被正面援引又受批判的重要例证。
赵树理50年代以后的短篇小说主要有《登记》、《求雨》、《“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张来兴》、《互作鉴定》等，以及长篇小说《三里湾》，他还写作鼓词、秧歌、梆子等曲艺作品。赵树理的小说仍取材于家乡晋东南的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始终有呼之欲出的底层生活气息，有农村“问题小说”的特征，在叙述方法上仍坚持汲取话本艺术传统。赵树理后期作品注重突出老一辈农民的精神品格，有教诲青年一代的倾向。孙犁说他这一阶段的作品“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11］。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绍仪，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到延安鲁艺任教。1948年写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50年代初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1955年起他回到家乡湖南定居，创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1958和1960年出版）。《山乡巨变》写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动摇落后的中农（盛佑亭，绰号“亭面糊”）、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他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地的观察与作家的责任感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把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悲剧性史诗写成顾左右而言他的轻歌剧”。［12］周立波用有情趣的语调，叙述农民的心理活动，展现形形色色的农村众生相、乡村日常生活的地域特征、风情民俗，显示了独特的叙述个性。
李准（1928— ），蒙族，河南孟津县人，后署名李準，是新进作家，他长期生活在农村，1953年在《河南日报》发表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1954年初被《人民日报》和数十家报刊相继转载。为李准赢得广泛声誉的是《李双双小传》（1960）。小说背景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叙事没有演绎政策，而是致力于乡土写实，尤其善于用富有情趣的细节展示人物个性。两个主人公喜旺与双双的性格在戏剧化冲突中互相衬托和对照，风趣幽默，生气盎然，“笔墨简练而又精神饱满地表现了解放后李双双在家庭中和社会中地位的变化”，“并从此变化中刻画了双双的形象和性格”。［13］
第二节 柳青 梁斌 杨沫等
这一时期能代表时代主流特征而包容着复杂性的小说，以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为代表。
柳青（1916—1978），陕西省吴堡县人，原名刘蕴华，青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晋西、太行山区八路军中工作。1947年完成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完成《铜墙铁壁》。在50年代长期参与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写作《创业史》做准备。《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14］。计划中的《创业史》要写四部，1960年出版第一部单行本，“文革”后改完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柳青即不幸去世。
《创业史》以陕西渭河平原下堡乡的蛤蟆滩作为表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地域背景。小说第一部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逻辑严密地组织起错综的矛盾线索。《创业史》艺术地呈现出农村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对立面设置为三股力量：一是以富裕中农郭世富为代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二是反动富农姚世杰——暗藏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背后施展阴谋破坏合作社）；三是郭振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青年农民、共产党员梁生宝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带领高增福等贫雇农走“共同富裕”道路。蛤蟆滩“三大能人”包括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村长郭振山，他们反对互助合作，维护私有制，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与梁生宝构成了对立阵线；老一代梁三老汉徘徊、摇摆，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在《创业史》中，阶级分析是柳青处理人际关系的主导性思路，但柳青没有把阶级分析简单化，他的难能之处在于把对农民生活与心理的体验及艺术想象有机地组织到这一逻辑思路中，写出了其中的复杂性、错综性。人们当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15］。尽管《创业史》所反映的时代已成历史，但作家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厚功力与在那个时代从事艺术创作的艰难的苦心，仍令我们“也不能不为它的凝重的风格与深厚的内涵，为它传达出来的历史的严峻感，它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挚爱与忧思，它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土地的忠诚与眷恋，它的脚踏实地的坚实，它的掘地三尺的深入开挖，它的人物刻画的力度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惨淡经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透纸背而感动，而叫绝，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深长的叹息”［16］。
《创业史》在叙述这复杂的外部矛盾与人物内心时，显示了特有的叙事艺术手段对感性材料的驾驭能力。他对人物心理流程的状写精细入微，入木三分。他又巧妙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对事件的政治评价，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物的剖析，化为情感的抒写与哲理化的议论，将政治倾向性融合于叙述与抒情议论之中，使小说的内蕴获得政治哲理的升华。叙述者的用语诙谐、幽默，随时介入故事，揭示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动机。
《创业史》塑造了好几个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新人梁生宝的形象，在当时被多数评论者认为是《创业史》成就的主要标志。有人把他与阿Q的典型性相并提［17］。其实，他与时代的关系更多地相似于俄国文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理想化的“新人”。但也有人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梁三老汉“是很高的典型人物”；［18］严家炎则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19］
梁斌（1914—1997，河北蠡县人，原名梁维周）的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占重要地位。它由三部长篇构成：第一部《红旗谱》（1957，写“反割头税”与保定二师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写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写抗战烽烟四起）。
《红旗谱》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诗。小说开始于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阻止恶霸地主冯兰池的自发斗争。反抗失败后，后辈朱老忠、严志和历经25年沧桑，重返故土，继续与冯家抗争。整部小说气势宏伟，结构庞大，情节跌宕起伏，冲突尖锐复杂，粗线勾勒与精细的心理、细节刻画相结合，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独特，北方农村的风俗画、风景画、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在艺术上对《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多的传承。《红旗谱》的文学史价值在于，显示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家怎样将个人的经验自觉地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制之下，融入并主动地建构一时代的文学。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和冯兰池的尖锐冲突持续了几代人：从朱老巩、严老祥到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再到第三代江涛、大贵们，对立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冯兰池、冯贵堂父子。这个阶级对立的历史过程证明“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20］。英雄人物朱老忠在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走南闯北的江湖见识让他能谋善断，摆脱了农民的狭隘的思维，他的豪侠、仗义、不屈不挠、“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坚定斗争精神，他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和对共产党人的认识，使得他从一般的农民中超拔出来，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21］。
曾在4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欧阳山（1908— ），生于湖北荆州，原名杨凤歧，30年代参加左联，在本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如《前途似锦》、《在软席卧车里》等，以其题材与写法的独特性受到关注。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不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上做文章，而是以省港罢工、北伐战争为背景，写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小说写了住在一条巷子里，分别是手工业者、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周、何、陈三家。主人公周炳是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他多愁善感，缠绵于爱情，对革命充满浪漫主义幻想，在革命受挫时又悲观消极，但他能不断地反省自己，逐步觉醒。欧阳山把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物来处理，“既没有把他当作英雄，更没有把他当作理想，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作者是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改造过程走完的”［22］。
《红岩》参与革命叙述的方式和题材都有其独特性。它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地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和革命者在狱中遭受敌人迫害的故事。它不像其他小说那样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红岩》中要么是革命者，要么是压迫革命者的反革命，要么就是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作品通过对江姐、许云峰等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让人们了解什么是革命者的坚贞气节、崇高人格，以及他们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与热情背后的理想，教育青少年如何爱惜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理想的尊严。小说在当年对读者形成巨大的革命道德的感召力（出版两年的时间内印数达400万册，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除此而外，其地下斗争的方式也富于传奇性（华子良、狱中的地道等），华蓥山上游击队领导双枪老太婆女侠般的形象也很特殊，在武侠小说绝迹以后，这些因素对当年的青少年是一种新鲜的艺术诱惑。
姚雪垠在5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李自成》第1卷（上、下），1963年出版，第2卷1976年出版，全书5卷，到1999年出齐。小说写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它在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动力的框架中，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进行呼应与对话。《李自成》第1卷写崇祯11年的明代历史，其时外有清军逼近，内有李自成造反，皇室动摇，天下激荡。第2卷写李自成兵败潼关以后，入商洛山，再突围进河南，下洛阳，破开封，由低潮转高涨的气势。叙述者对古代社会矛盾关系的把握与书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与现代革命史的叙述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叙述的过程却非同一般。
小说第1卷的成就值得肯定。其叙述视野的开阔，结构的宏伟浩大，人物塑造的成功，都是当时一般小说难以比并的。对民族、国家、阶级、宫廷内外、起义军、官军内部的重重矛盾纠葛，叙述得既纷纭复杂，又清晰有序。小说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李自成、高夫人、刘宗敏、郝摇旗、张献忠、李岩、洪承畴、崇祯皇帝等。
《李自成》在历史小说的文类创造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它有相当深入的历史研究作为小说叙述的根基，从典章制度到民情风俗都符合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它又用丰富的想象复活了生意浓郁的历史画面，上至宫廷，下到民间，从城市生活到山野草莽，无不具有活力。但是从第2卷以后，叙述主体越来越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浸润，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的叙述，大有以今鉴古的意味。革命历史叙事的整体风貌无疑影响了姚雪垠的古代历史小说的创作。
杨沫（1914—1995，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湘阴，原名杨成业）作为青年知识分子，1936年参加革命，建国发表过文学作品。《青春之歌》在1958年出版后成为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一年半时间内售出130万册，产生了重要影响。1959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上、下集）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风靡全国，还被翻译介绍到东南亚，也大受欢迎。《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人生轨道为主线，富有层次地呈现了她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告别“旧我”的复杂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叙事时段重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是自然的叙述线索，内容侧重点的转移是“恋爱——革命”。第一个情节是由家庭而成为独立个人：叛逆出走，遇挫绝望，与救助自己的知识分子余永泽自由结合。第二个情节是在社会革命风云和事变中，由个人融入革命集体。在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林道静接触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受到阶级启蒙教育，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与平庸、自私的余永泽决裂，成长为革命者。
《青春之歌》是一部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小说情节的重点在描写林道静告别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旧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不断改造的过程。小说也勾勒了其他几个青年知识者形象，有追名逐利、庸俗卑琐的余永泽，有徘徊犹疑、终究觉醒的王晓燕，有纵欲虚荣、沉沦堕落的白莉萍，有丧失脊梁、背叛革命的戴愉，分别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各种历史类型。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存在无不与林道静有关，他们是主人公形象与人生道路的陪衬与反衬。
《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受到了一些指责：“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她“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23］她吸纳意见，1960年修改、删除了小说中一些对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强化了主人公与工农相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内容。
这部小说的情节框架与人物关系及其演变体现了当时主流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设计与要求，但是它依稀保留着五四风韵，有自叙传的色彩。杨沫糅合了个人经验来描写林道静，使这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成为女主人公女性心理的“自我表现”，对个人情感、心理的抒写大都细致真切。杨沫从女性心理体验出发，把小说中的女性作为女人来描写，体验她们的心灵与感情，这些描写使《青春之歌》充满人情味与抒情美。
第三节 另一种探索
从50年代初开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1950）和路翎的《朱桂花的故事》（1951）、《初雪》（1954）、《洼地上的“战役”》（1954）等作品受到批判。50年代中期（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形成了创作探索的热潮。他们一面用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去创作，大胆地干预现实，揭露问题与矛盾，一面承续五四传统，写人性、人情。这时出现的一批作品，有的具有批判现实的功能，有的写复杂的人性，表明“文学是人学”。这时“干预现实”的小说主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写人性人情的作品有宗璞的《红豆》（1957）、陆文夫的《小巷深处》（1956）和《平原的颂歌》（1957）、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1957）、邓友梅的《在悬崖上》（1956）、丰村的《美丽》（1957）等。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仍然有一些作家坚持对现实的批判，坚持对当下语境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表现生活可能性的深入探索。作家们仍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干预。为此，萧平的《除夕》（1958）被判定“是一篇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的有毒素的作品”；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抒写“永恒的人类之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1959）坚持对人情与人性的表达；这些作品都受到了批判。60年代初有过一段时间的文艺政策调整，但批判的声音随即取代了调整的姿态。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但受到邵荃麟赞赏的西戎的《赖大嫂》（1961）等作品不久即被作为“写中间人物”的标本而受到批判；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也被归入“写中间人物”之列。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1961）、《广陵散》（1962）则很快地被提升到“反党”的高度。文学逐渐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发表不久就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能不能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了问题，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的不和谐更是立场问题。《我们夫妇之间》叙述知识分子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夫妻之间的故事。夫妇二人在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生活习性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并随着进城而加深，然而最终还是归于融合。这是一篇叙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小说，反思生活的现代意识是它产生的基础，但是这种反思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而终止。依据当时“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24］的提法，小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小市民的低级趣味”。［25］批判者认为，《我们夫妇之间》是“虚伪”的，“李克实际上是一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最让世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地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充斥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倾向”。这些描写说明了他“自己身上所严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26］。作者也不无痛切地检讨说：“我的作品之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未得切实改造的结果”，“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出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27］
40年代曾创作了《财主底儿女们》等优秀作品的青年作家路翎，建国初写了一系列的抗美援朝小说和表现新生活的小说，有《朱桂花的故事》（1953）、《洼地上的“战役”》（1954）、《初雪》等。《洼地上的“战役”》写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之间一段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描画出与有形的硝烟战争同时进行着的内心的战争。路翎用细致的笔触写了战士的内心世界，和现实中人性的动人光辉。当时有批判者认为：“把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和组成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兵士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的。”［28］更甚者认为“作品里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29］。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叙述青年人林震在北京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期间，由事业的信仰与实际工作环境之间的矛盾引起的精神困惑。小说因此而引发了争议。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这部小说被指责为“歪曲现实”，诬蔑党的领导的“毒草”。批评者指出，小说写的不是“典型环境”，“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30］
小说较成功地刻画、塑造了一些形象，尤其是有官僚主义气息的刘世吾这一形象对读者形成了冲击。刘世吾有革命的工作经验，熟悉“领导艺术”，也有能力和魄力，但缺乏热情。刘世吾对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处之漠然，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反映出他的疲倦心态。阅读刘世吾，你会为其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所打动，理解他的世故与冷漠。他的表述中有特殊的辩证法：“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蜕化变质的王清泉是小说中直接抨击的对象。林震，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共产党员，单纯并朝气蓬勃，热情而富有理想。他带着“节日的兴奋”从小学教师的岗位来到组织部，可是理想的期待与现实工作环境有很大差距，官僚主义作风、世故冷漠的态度让他感觉格格不入。通过他与刘、韩等人价值观的对立，及其在组织部处境中的无能为力，读者看到比主观热情更强大的现实。
邓友梅《在悬崖上》、丰村《美丽》、宗璞《红豆》等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在当时也受到了批判。丰村的《美丽》（1957年）写的是婚外的恋情，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这种感情呈现出非常的魅力，比之于婚姻制度的保证显得更有生命力，但是它必须给道德让步。小说的结尾也是这样安排的，但是这一结局与叙述过程相比显得矫情而无力。类似的作品还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1956）。这些作品借爱情探索着人性的丰富复杂，表达着人希望突破现实框框与束缚，寻找自我与人性的舒展的思考。
描写恋爱与革命关系的《红豆》（1957）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与爱情间进行两难选择的故事，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叙事模式的重演——“革命与恋爱”。宗璞后来说是写“十字路口的搏斗”。难得的是小说不作公式化的演绎，以女性笔调细致抒情，在蕴含诗意的散文化的叙述中，富有青春浪漫的情调而又不失含蓄，委婉缠绵，哀怨动人。女大学生江玫同时受到了两位同学的影响：同宿舍的革命青年萧素，有独特艺术气质的个人主义者男生齐虹。是走革命道路，迎接中国的解放，还是跟随恋人远走美国？女主人公在两难选择中的徘徊与痛苦，是小说描写的主体。批判者认为“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31］从阶级感情出发看《红豆》，是“宣传着一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思想感情”［32］。
陆文夫《小巷深处》（1956）叙述一个旧时代的妓女如何开始新的生活的心路历程。昔日的娼妓、今日的纺织女工徐文霞正积极地改造自己，并赢得了一个技术员的爱情。这是一个双重拯救的故事，内部有两种叙事模式的冲突：一是党和政府“让鬼变成人”的“白毛女模式”，一个是托尔斯泰式的“复活”的模式。究竟是哪个模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侯金镜在《1956年短篇小说选·序》中说：“《小巷深处》，……那个过去做过妓女的女工，她对爱情追求的意义，作者不只说明了由于她对幸福的向往，而且分明地显示了我们国家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力量。这一力量不只帮助她拔除了内心深处的屈辱观念，还唤醒了她，起来为人的尊严而斗争。”
写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而在人与战争的美学关系上做出“人情”大于“战争”的处置，这是更贴近于艺术与人性的叙事选择。孙犁写于40年代的《荷花淀》就已经采用这种叙述框架，他在建国后的小说中，也仍将革命作为环境背景来展示淳朴人性与朴实坚定的民间生活信心。《山地回忆》（1950）等作品就是这样。孙犁这种带有散文化色彩的诗性叙事，其根源乃是来自“京派”小说。只是在五六十年代，比起宏大叙事，这样显得纤细的人性叙事风格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必然遭排斥。
茹志鹃（1925—1998），祖籍杭州市，生于上海，40年代初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建国后有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等。写战争年代生活的短篇小说《百合花》（1958）是她的成名作。《百合花》的叙述角度与材料选取的侧重点不在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场面，而在揭示战争背景下的人物心灵。《如愿》、《静静的产院》等叙述建国后的生活，在夫妻、母子、同事之间展现因思想性格差异而构成的冲突、人在时代中的精神变化是叙述的重点。茹志鹃善于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细腻变化。《百合花》写小战士衣服肩头的“破洞”、给我开饭的“馒头”、枪口上插着的“野菊花”、印着百合花的“新被子”等，写出了在战争年代人性的纯真。《百合花》是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33］。茹志鹃小说被称为“常常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34］，但是她对普通人的心灵情感的叙述，也不断受到质疑与苛求：“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镌所谓‘小人物’呢？”［35］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等作品，也打下过时代精神的烙印。
王愿坚的《亲人》（1957）叙述一位烈士的孤独的老父亲错认同名同姓的将军是自己的儿子，后者也极力使他认定这个儿子，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结成骨肉亲人的故事。这样一种在阶级基础上放大了的人情博得了批评界的认可：《亲人》“想突出的却是革命军人之间战友的血肉般的亲切感情”，“是从战友的爱推及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36］但是到了后来，这种亲情也遭到了严厉的责疑：小说宣扬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幸福观，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幸福观”，“这样描写是不是以父子之爱、骨肉之情代替了阶级之爱呢？是不是告诉人们：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天伦之乐，人的最大不幸莫过于失子之痛？”［37］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1959）叙述的是主人公在国庆十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抚今追昔，忆恋为共和国建立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与爱人，表达对战争与和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刘真写出此稿并未打算发表，后被人取走稿件，未经她本人同意，即在《蜜蜂》1959年第24期以附录的被批判作品的方式刊登。该期的评论员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指出：《英雄的乐章》“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将个人幸福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厌倦革命战争，幻想和平幸福；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中的人物，灵魂里充满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没落、颓废情感，却硬给穿上了革命战士的外衣”。还有文章称《英雄的乐章》“不过是以这些资产阶级的感伤、虚无、颓废的情调，在尽情地把我们革命的英雄诬蔑为只会向他所追求的女孩子献温柔的角色，把我们革命的战士捏造、歪曲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恋爱的能手”。［38］
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叙述的是一个女儿和汉族、彝族两个父亲的关系。汉族、彝族父亲分别是达吉的生父和养父，农奴主从生父身边抢走了女儿，彝族农奴收养了她（达吉），父女有深厚的感情。当达吉的生父来到她的面前时，这三人将如何自处？这是一个既包含民族感情也富有阶级情感的人情故事。赞成者说它：“深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讴歌了新社会的美好，揭示了民族团结的思想。这才是这部小说所以能够激动人心的根本原因。”［39］批评者判断它：“只是个人喜怒哀乐的命运戏剧，而不是社会戏剧。”［40］也有人为之辩解：“小说歌颂了只有劳动人民才具有的那种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难道这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吗？难道在反对了资产阶级的虚假的人性论之后，我们也得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和人情排除在阶级情感之外吗？”［41］
60年代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贯彻到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确立了文学表现的意识形态框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在这个框架之外的文学叙述被斥为“修正主义”，受到批判。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倡题材扩大，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客观上冲击了阶级论、革命论的文学思想。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邵荃麟与“中间人物”论被批判。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和西戎的《赖大嫂》（1961）既没有写英雄人物，也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及与之斗争的过程。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谓“中间人物”的特征，有人称之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42］。当时创作的一些人物，如梁三老汉（《创业史》）、邵顺宝（《沙桂英》、亭面糊（《山乡巨变》）、孙喜旺（《李双双》）、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都是生活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锻炼锻炼》中有绰号为“吃不饱”、“小腿疼”的两个落后农妇。像“小腿疼”这样的客观上与社会主义运动不一致的人物形象，与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西戎《赖大嫂》中的赖大嫂是一个颇存私心的农村中年妇女，这个人物的泼辣与“赖”的劲头符合私有社会中形成的小农心理。这个审美上滑稽幽默、为人并不可取的农村妇女，既不革命也不反动，真正是一个中间人物。赵树理、西戎这种不以阶级性为基础的对人的展示方式恰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然而这又是不被认可的反映方式，客观上起着与阶级斗争主旋律对抗的作用。他们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批判，正是阶级斗争历史语境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原是五四时期浅草一沉钟社成员。他的《陶渊明写〈挽歌〉》（1961）、《广陵散》（1962）曾引发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在作者笔下，陶渊明和嵇康这样充满个性的人物与其生活的时代保持着距离，保持着与权力的疏离和对抗，表现出独立特行的人格力量。他们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隐忧心态与孤立的生存状态，在在都表现着叙述者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通过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精神吻合，间接地表达了建国初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陈翔鹤的个人化的叙述，与同时代的其他叙述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五四精神的不绝如缕和微弱力量。这种叙述在当时的文化体制中被排斥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曾有人欣慰地表示“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令人闻之而喜”［43］。作品在60年代被定为反动小说，认为“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东西”［44］，更严重的是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的命意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表述，说它是影射，“恶毒攻击党的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45］与此同类的作品还有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冯至的《白发生黑丝》等。
［1］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2］ 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1953年），《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4］ 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1953年），《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6］ 比如，1949年，上海《文汇报》以“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可否作文艺作品的主角）为题展开过讨论。
［7］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8］ 如论述短篇的横断面特征，重视构思剪裁的技术要求，典型性与个性化问题，细节描写与人物塑造，如何吸收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技巧，关于茹志鹃创作风格的讨论等，都是带有理论建构意义的思考。
［9］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
［10］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艺研究》1958年第2期。
［11］ 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12］ 王蒙：《感受昨天——小说卷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长篇小说卷一》，第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3］ 茅盾：《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茅盾论创作》，第3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4］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15］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有论者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课题。文学作品表现这样的时代课题是不会因为所描写的具体事件成为过去而失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张炯：《新中国文学史》，第156—157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6］ 王蒙：《感受昨天——小说卷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长篇小说卷一》，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7］ 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
［18］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19］ 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严家炎又认为：“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梁生宝的形象，“虽也不乏若干生动描写，显得可敬可爱，但却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使之平面的感觉。”《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0］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21］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当时评论认为：“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他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只有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在有了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的时代里，作为富有反抗性的农民的朱老忠，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才能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朱老忠这个典型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他体现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精神。”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22］ 欧阳山：《三家巷·再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3］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文艺报》1959年第4期。
［24］ 李定中（即冯雪峰）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中认为小说“从头到尾都在玩弄她（指张同志），写到她的高贵品质，也抱一种玩弄的态度；写到她的缺点，更不惜加以歪曲，以满足他（指作者）玩弄和‘高等华人’式的欣赏的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
［25］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
［26］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年8期。
［27］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改正我的错误》《文艺报》5卷1期。
［28］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29］ 陈涌：《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中国青年》1955年第14期。
［30］ 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2月9日。
［31］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32］ 文美惠：《从〈红豆〉看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倾向》，《文艺月报》1957年第12期。
［33］ 茹志鹃：“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茹志鹃研究专集》，第42—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34］ 侯金镜：“她就选取斗争中的一朵浪花、一支插曲而由小见大，在这类素材里施展她的创作能力。而这也就影响了作品的风采和调子。豪迈奔放、粗犷不羁的色彩很少，而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却成为她作品的基调。”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艺报》1961年第3期。
［35］ 欧阳文彬：“塑造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已经被提升到文学的首要任务了。”“我们热切的盼望着在你的作品里听到雄浑的时代脚步声，看到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的塑像，为我们这英雄时代高唱更多更美的赞歌吧！”《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第10期。
［36］ 侯金镜：《王愿坚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7］ 李亦源：《〈亲人〉必须批判》，《解放军文艺》1965年3月号。
［38］ 康濯：《同根长出的两棵毒苗——略谈〈英雄的乐章〉和〈曹金兰〉》，《蜜蜂》1960年第1期。
［39］ 谭霈生：《性格冲突·思想意义及其他》，《文艺报》1961年第11期。
［40］ 李厚基：《更上一层楼——评〈达吉和她的父亲〉》，《电影文学》1961年第2期。
［41］ 冯牧：《〈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文艺报》1961年，第7期。
［42］ 沐阳：《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文艺报》1962年第9期。
［43］ 秋耘：《文艺报》1961年第12期。
［44］ 余冠英：《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学评论》1965年第1期。
［45］ 文戈：《揭穿陈翔鹤两篇小说的反动本质》，《人民文学》196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