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英国人，著名作家。1850年生于希腊，1904年殁于日本。小泉八云1869年由英国赴美，在美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并发表过中篇小说《希达》《尤玛》，编译过《奇书拾零》《中国鬼故事》这样的短篇故事集，翻译过戈蒂耶、洛蒂、法朗士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还出版了两卷本游记《法属西印度群岛二年记》，在文学事业上已小有成就。1890年，小泉八云前往日本，先后在松江、熊本等地担任中学英语教师，1896年被聘为东京大学专任讲师，教授英国文学，后转职早稻田大学。在授课的同时，小泉八云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陌生日本之一瞥》《心》《怪谈》等12部以日本为中心的游记、怪谈、散文、杂谈。这些作品使小泉八云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一时间成为西方最具声望的日本描述者。尽管这些作品都用英文写成并署名拉夫卡迪奥·赫恩，但由于他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并用妻子的姓氏取日本名为小泉八云，所以在日本和中国，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小泉八云而不是赫恩[1]。

时光荏苒，小泉八云逝世已经110余年了。在这百余年中，时移世异，曾经名动一时的小泉八云，在他的同族之中，却逐渐被忘却了。美国的文学教授贝尔德·舒曼在为中学教师们上课时发现：“多数美国的中学生从来没有听过拉夫卡迪奥·赫恩的名字。而知道这个名字的中学英文教师们，则大多是在美国文学概况课程或是在文学史著作中偶然得知的，但却没有读过赫恩的作品。”[2]舒曼的调查样本较小，也许不能算是定论，但小泉八云在当今西方社会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状态，大致可见一斑。毕竟小泉八云的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是与民众对日本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人员交流、信息沟通如此便利的今天，日本对于西方民众已经变得不再陌生，以描述“陌生日本”，而且是19世纪末的“陌生日本”知名的小泉八云逐渐遭到淡忘倒也不算稀奇。

但在日本，小泉八云的接受却是一条完全相反的曲线。小泉八云逝世时，还没什么人知道他，而随着时光流逝，他的名声倒日渐大起来了。日本人对于这位以英文写作的外国作家的熟悉，简直令人惊讶。以笔者在日的经验来说，虽不至于妇孺皆知，但稍有学识的日本民众就知道小泉八云的名字，有不少人还读过甚至热爱他的作品。而在研究界，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泉八云一直是一个持久不衰的热点。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国际小泉八云研究的高地。

而在国内，即在笔者进入小泉八云研究领域的这十年中，国人对于小泉八云的关注越来越多。首先是新出现了不少译本，使得普通读者得以接触到小泉八云的作品，并进一步扩大了小泉八云的知名度；其次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小泉八云研究领域。以笔者所见，目前已有3人以小泉八云相关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8人获得硕士学位；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3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20篇。然而，这种现状与国外研究界相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与令人满意之间，距离就更加遥远了。

仅就翻译的情况来说，国内的小泉八云译本大多是日文转译本，质量良莠不齐，例如刚刚由日文转译的一本小泉八云“新译”，译笔其实还算不错，但编者在报上大谈自己为了翻译质量而圈定了多少种“日文原版”，这就有点让人奇怪了。小泉八云所有的创作都是用英文写就的，在不使用甚至不参考英文原版的情况下谈翻译质量，总是有点隔膜吧？还有许多“新译本”其实是民国时期的旧译新印。如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所出《和风之心》，实际上就是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所出，杨维铨译《心》的重印本。杨维铨（即杨骚）译本虽系日文转译而来，但译笔还算严谨，如果不考虑文句的“民国风”，为出版便利计，倒也勉强可以接受。但《和风之心》却将译者署名为“杨维新”，殊不可解。或许是由于文字扫描过程中的讹误？但这种弄错译者的讹误居然能过五关斩六将出现在封面上，总是让人有些困惑。该出版社所出的《神国日本》一书，也有类似的情况。评论家刘铮对此感慨道：“今日我们还只能读六十多年前留下的不完整译本，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我们的纠缠，甚至是历史对我们的诅咒。”[3]而在大众层面，情况则更为不堪。例如，国内某著名B2C网站对于小泉八云《东方之魅》[4]的推介语居然是“日本传奇武侠巨作，金庸古龙谁与争锋”！令人绝倒之余，也提醒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学人，还有很多该做的工作。

第一节　小泉八云创作的基础文献

小泉八云一生之中创作的数量相当庞大，但直至今日，也还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泉八云“全集”，所以对小泉八云作品的整理，是探讨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之前必须要做的前期工作。

小泉八云生前发表的作品，大致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单篇文章，二是由出版社结集出版的著作。当然，这两种形式也会有所重复，比如小泉八云赴日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陌生日本之一瞥》（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其中收入的27篇文章就有10篇曾在美国的《民主党时报》（The Times Democrat）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过，这种情形在其他作品集中也多有出现。

小泉八云在赴日之前，就已出版过10部作品，其中编译作品两部，即《奇书拾零》（Stray Leaves from Strange Literature，1884）和《中国鬼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1887）；小说创作两部，即《希达》（Chita，1889）和《尤玛》（Youma，1890）；由法文译为英文的译著两部：《克里奥佩特拉的一夜》（One of Cleopatra’s Nights，1882）和《西维斯特·伯纳德的犯罪》（The Crime of Sylvestre Bonnard，1890）；游记一部：《法属西印度群岛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1890）；非文学作品3部，即《克里奥尔谚语》（Gombo Zhèbes，1885）、《新奥尔良指南及历史略述》（The Historical Sketch Book and Guild to New Orleans，参编，1885）和《克里奥尔烹调法》（La Cuisine Créole，1885）。这时的小泉八云尚处在其“红颜知己”、传记者伊丽莎白·比斯兰（Elizabeth Bisland）所谓的“学徒期”，他几乎尝试了各种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但最终，他发现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重心应该是在《中国鬼故事》《法属西印度群岛二年记》这样的作品上。所以在赴日之后，小泉八云的创作便集中在游记及怪谈上，这也就是真正使他成名的12部“日本创作”：《陌生日本之一瞥》（两卷，1894）、《来自东方》（Out of the East，1895）、《心》（Kokoro，1896）、《佛土拾穗集》（Gleanings in Buddha-Fields，1897）、《异国风物及回想》（Exotics and Retrospectives，1898）、《灵的日本》（In Ghostly Japan，1899）、《阴影》（Shadowings，1900）、《日本杂录》（A Japanese Miscellany，1901）、《骨董》（Kotto，1902）、《怪谈》（Kwaidan，1904）、《日本试解》（Japan：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1904）、《天河的传说及其他》（The Romance of the Milky Way and Other Stories，1905）。除此之外，赫恩还为长谷川武次郎出版的“日本传说故事丛书”改写过五篇日本传说：《画猫的少年》（The Boy Who Drew Cats，1898）、《蜘蛛精》（The Goblin Spider，1899）、《丢了米粉团的老太婆》（The Old Woman Who Lost Her Dumpling，1902）、《牙签小怪》（Chin Chin Kobakama，1903）、《返老还童泉》（The Fountain of Youth，1922）。这些故事虽然短小，却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的。

但这还远远不是小泉八云创作的全部。小泉八云殁后，后世研究者对其文字的整理、译介、传播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早得到整理的是小泉八云的书信。比斯兰于190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1910年又出版了《拉夫卡迪奥·赫恩在日书信集》（The Japanese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尽可能搜集整理了小泉八云写给友人的书信，为小泉八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07年，肯塔基邮报的记者米尔顿·布朗那（Milton Bronner）从小泉八云在美国时期的友人亨利·沃特金（Henry Watkin）那里得到了一些书信，主要是与沃特金的通信及写给一位女士的信[5]，布朗那将其整理为《乌鸦来信》（Letters from the Raven）出版。1925年，市河三喜（Ichikawa Sanki）编集出版了《拉夫卡迪奥·赫恩书信作品补遗》（Some New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搜集了一些前人未见的小泉八云书信，主要是致日本友人的信函。小泉八云的这些书信，与其生活、创作息息相关，并可相互印证，直到今天，都是研究小泉八云创作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八云还有一些写给家人的书信。1912年，尼娜·肯纳德（Nina H.Kennard）出版了传记《拉夫卡迪奥·赫恩》，这本传记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作者收录了小泉八云写给异母妹妹阿特金森夫人（Mrs.Atkinson）的书信。1923年1月，肯兰德（Henry Tracy Kneeland）得到了五封小泉八云在美期间写给胞弟詹姆斯的书信，将其整理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6]。1938年，劳莱斯（Ray M.Lawless）又搜集到一封小泉八云赴日后写给詹姆斯的书信[7]。这些信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是写给亲属的信，对于研究小泉八云的身世和心理，有着特殊的价值。

除了书信，小泉八云在东京大学授课的内容也是后人关注的重点之一。1896年至1902年间，小泉八云一直在东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等课程，颇受学生好评。1915年，小泉八云的主要授课内容以《文学的解释》（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为名出版。这部两卷本著作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编订，而内容则来自小泉八云八个学生的课堂笔记。次年，厄斯金继续编订了《诗的解释》（Appreciations of Poetry），其来源依然是小泉八云学生们的笔记，但编选的内容集中在对现代诗人如丁尼生、史文朋、布朗宁等的评论上。1917年，厄斯金编选的第三部讲义《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iterature）出版，此书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主题除英国文学外还涉及文学本体论及创作论。1921年，厄斯金又编选了一部《读书与习气》（Books and Habits），这部作品的内容大都选自前三部讲义，但也提供了三篇新的讲义。1927年，由田部隆次和落合贞三郎编辑的《英国文学史》（两卷）（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出版，此书将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按照从古至今的文学史脉络整理完备，从而使小泉八云成为一位拥有大部头专著的“文学史家”。此后，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曾以多种版本、多种语言出现，但就内容本身来说，大致不出上述作品的范围。

此外，文学翻译也是小泉八云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熟谙法语，热爱法国文学，在美期间曾译介过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他出版的第一部单行本著作《克里奥佩特拉的一夜》其实就是译自戈蒂耶的6个短篇小说。1889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法朗士的长篇小说《西维斯特·伯纳德的犯罪》。但除此之外，小泉八云其实还有不少译作，只是没有得到机会出版罢了。在他逝世之后，这些译著也逐渐由后人钩沉，得以重见天日。1910年，由于比斯兰的努力，小泉八云早在1876年即已译成的福楼拜的小说《圣安东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出版发行（尽管这时已经有其他的英译本了）。1924年，文学评论家艾伯特·莫德尔（Albert Mordell）将散见于报章的23个小泉八云翻译的莫泊桑短篇搜集起来，出版了《圣安瑞及其他》（Saint Anthony and Other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1931年，莫德尔在东京的北星堂书店出版了《莫泊桑短篇集》（The Adventures of Walter Schnaffs and Other Stories）[8]，这部作品集在《圣安瑞及其他》的基础上进行了添补，共包括了44个小泉八云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1933年，莫德尔又整理出版了小泉八云翻译的《洛蒂故事集》（Stories from Pierre Loti），这些故事同样也曾发表于《民主党时报》等报纸上，但不同于莫泊桑的是，洛蒂以长篇创作见长，所以小泉八云的译作多是从洛蒂的长篇中节选出来的。1935年，莫德尔将小泉八云翻译的3个左拉作品编辑起来，出版了《左拉故事集》（Stories from Emile Zola）。同年，莫德尔还在北星堂出版了一本《法兰西文学名篇集》（Sketches and Tales from The French）[9]，这部小泉八云的译著中包含了戈蒂耶、福楼拜、利尔·亚当（Comte De Villiers De L’Isle-Adam）、弗朗索瓦·科佩（Franéois Coppée）、都德、于勒·勒梅特尔（Jules Lemaître）、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等多位法国作家的作品。至此，小泉八云作为一个翻译家的价值才得以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

相对而言，小泉八云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情况更加复杂。从1872年，小泉八云与辛辛那提的一家地方报纸《寻问者》（Enquirer）结缘开始，小泉八云算是正式登上了文坛。随着他的不断跳槽，《辛辛那提商报》（Commercial）、新奥尔良的《消息报》（Item）、《民主党时报》，乃至赴日后的神户的《纪闻》（Chronicle），都成为了他发表文章的阵地。除此之外，《哈珀斯巴扎》（Harper’s Bazaar）、《哈珀斯周刊》（Harper’s Weekly）、《哈珀斯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大西洋月刊》等美国的知名文学杂志上，也常常能看到小泉八云的名字。小泉八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巨大，内容庞杂，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整理出完整的目录[10]。对于研究者来说，若想将其从浩如烟海的报章之中一一抉选出来，难度相当之大，所以一般都是借助后人钩沉、编辑的集子，才能观其大概。

对这种文章的编辑，在小泉八云逝世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11年，霍顿·米夫林公司整理了一些小泉八云的早期创作，以《印象主义者日记抄》（Leaves from the Diary of an Impressionist：Early Writings by Lafcadio Hearn）为名出版发行，刚刚担任公司文学顾问的费里斯·格林塞特（Ferris Greenslet）为作品撰写了序言，介绍小泉八云的生平及创作。1914年，霍顿·米夫林公司又出版了由查尔斯·哈特森（Charles Woodward Hutson）编辑的《幻想及其他空想》（Fantastics and Other Fancies），这部作品收集的主要是小泉八云发表于《消息报》的一些幻想短文。1922年，比斯兰编纂的《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品集》（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出版，这部16卷的作品集尽可能搜罗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小泉八云作品，即便到今天，它依然是最为权威的、收录小泉八云作品最全的一个原文版本。《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品集》收录的基本上是此前存世的版本，但第一卷中的《克里奥尔短论》（Creole Sketches）却是第一次出现。《克里奥尔短论》依然由查尔斯·哈特森编辑，收录的主要是小泉八云在美国南方及西印度群岛写就的短文。1924年，霍顿·米夫林公司又出版了《克里奥尔短论》的单行本。

然而，这些努力对于小泉八云早期作品的整理来说还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在这项工作上贡献最大的依然是艾伯特·莫德尔。1923年，莫德尔编辑出版了《欧洲及东方文学论集》（Essays in European and Oriental Literature），搜录了大量小泉八云在美时期发表的文学批评，这也侧面证明了小泉八云在文学批评上的才能并非出于日本学生们的吹捧。1924年，莫德尔搜集整理的《美国杂录》（An American Miscellany）出版。这部两卷本作品集的取名模仿了小泉八云生前出版的《日本杂录》（A Japanese Miscellany），而内容也的确够杂，小说、翻译、游记、杂论、随想……各种体裁“一网打尽”。也许是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作为编辑者的莫德尔按照主题对文章进行了分类。而在时间上，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小泉八云的整个美国时代，从1874年3月1日发表的短篇小说《松板房》（The Cedar Closet）到1890年抵日后的发表的第一篇游记《前往日本的冬日之旅》（A Winter Journey to Japan）都被囊括其中。这部集子中收录的作品大都是第一次“重见天日”，尤其是发表在《寻问者》和《辛辛那提商报》的文章，此前极少出现。次年，莫德尔又编辑出版了《西洋拾穗集》（Occidental Gleanings），这部作品集的套路与《美国杂录》非常相似，同样是两卷本，同样是各种体裁作品的汇总，同样是按照主题和时期进行大致分类，甚至连取名也同样模仿了小泉八云的生前作品[11]。

同样是1925年，在市河三喜编集的《拉夫卡迪奥·赫恩书信作品补遗》中，除了书信外，也搜集了十余篇短文，当然，这些短文都是在日本期间写成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小泉八云1894年在熊本五高对学生的讲演《远东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ar East）。

1926年，查尔斯·哈特森再次出手，编辑出版了《杂论》（Editorials）。跟哈特森编纂的另外两部小泉八云作品集一样，《杂论》中文章的来源仅限于《消息报》和《民主党时报》，但《杂论》的主题性比较强，只收录了小泉八云发表的各种论说文。

1929年，市河三喜在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了《美国文学论集》（Essays on American Literature），这部作品收集的是小泉八云在美期间发表的文学评论，主题则限定为美国文学。此书可与莫德尔所编《欧洲及东方文学论集》相互映衬，而且按照市河三喜在序言中的介绍，这些文章真正的搜集者的确也是莫德尔，市河三喜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校订，并努力使其在日本得以出版。

1939年，又一次对小泉八云在美时期文章的大规模整理出现了。这一年，西崎一郎在北星堂书店出版了《拉夫卡迪奥·赫恩在美时期文选》（Lafcadio Hearn’sAmerican Articles），这套文选包括了五本不同主题的集子：《新的光明及其他学术短论》（The New Radiance and Other Scientific Sketches）、《购买圣诞玩具及其他随笔》（Buying Christmas Toys and Other Essays）、《东方杂论》（Oriental Articles）、《文学论》（Literary Essays）、《野蛮的理发店及其他故事》（Barbarous Barbers and Other Stories）。文选的来源依然是小泉八云在美期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其中有些已经在其他选集中出现过了，但多数都还是第一次被编选出版。按照西崎一郎在序言中的介绍，这套丛书真正的搜集、整理者依然是莫德尔和市河三喜。

1960年，山宫允编订的《神户〈纪闻〉评论选》（Editorials from the Kobe Chronicle）在北星堂书店出版。这部作品收录了48篇小泉八云在神户的英文报纸《纪闻》担任编辑时的评论文章。山宫允在序言中介绍说，摩尔·约翰逊（Merle Johnson）1913年就曾编选过一部《神户〈纪闻〉评论选》，但只印了一百本，所以几乎不为世人所知。后来，珀西瓦尔·帕金斯（Percival D.Perkins），即《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品书目》（Lafcadio Hearn：A Bibliography of His Writings）的作者，又自行搜集了约40篇小泉八云发表在《纪闻》上的作品。山宫允出版的这本《神户〈纪闻〉评论选》，即在上述二人工作的基础上编订而成。

1990—1992年，为纪念小泉八云来日百年，由松江八云会（主要是钱本健二、鶨谷泰之、小泉凡等人）整理出版了《小泉八云草稿·未刊行书简拾遗集》（雄松堂），这套丛书分为三卷，分别影印了小泉八云的草稿、未刊行书简和一些笔记、便签。

以笔者目力所及，至此，小泉八云的创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便大致告一段落，此外各种版本的小泉八云作品，基本都是再版、重印、重新编辑的产物。

第二节　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研究述评

对于小泉八云的研究，在他逝世之后便开始了。时至今日，虽不能说是显学，但也已有了不少积淀。不过在小泉八云的研究之中，有许多是传记、考证性质的，限于本书的研究范围，笔者只对前人关于小泉八云思想及创作方面的研究做一简单评述。

小泉八云研究最先出现于西方世界，开始主要以资料整理和传记为主。但在资料整理和传记写作的过程中，多少也会涉及思想及创作研究，如伊丽莎白·斯蒂文森（Elizabeth Stevenson）的传记《草云雀：拉夫卡迪奥·赫恩研究》（The Grass Lark：A Study of Lafcadio Hearn，1961）、艾伯特·莫德尔的作品考证《发现：拉夫卡迪奥·赫恩杂记》（Discoveries：Essays on Lafcadio Hearn，1964）中都有不少简洁到位的评论。但总体说来，由于小泉八云在英语世界未能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所以在作品整理和传记研究之外，创作“本体”的研究较少。卡尔·道森（Carl Dawson）的《拉夫卡迪奥·赫恩与日本的幻象》（Lafcadio Hearn and the Vision of Japan，1992）虽嫌浅显，但也算这个领域内难得的“专著”了。此外，还有几本日本人编辑的英文论文集，如钱本健二编《拉夫卡迪奥·赫恩百年纪念文集》（Centennial Essays on Lafcadio Hearn，1996），平川祐弘编《国际视野下的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2007）等，涉及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

而在论文方面，由于体量的原因，最具有参考价值的首推学位论文，而且这些学位论文大都采取了内部研究的视角，其研究范围多为小泉八云的创作本身。凯瑟琳·约翰逊（Katharine Johnson）的《拉夫卡迪奥·赫恩创作中的日本上古文学》[12]是这类研究中较早的一篇，它探讨的是小泉八云对于日本上古文学——如《古事记》《日本史》《万叶集》等——的关注以及在其创作中的表现。虽略嫌简单，但视角却颇为独特。次年，同样出自芝加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克罗夫茨（Alfred Crofts）的《拉夫卡迪奥·赫恩创作中的变化》[13]一文则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将小泉八云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873—1876年主要模仿爱伦·坡；从1876到1894年，戈蒂耶和福楼拜的影响最为明显；而赫伯特·斯宾塞则支配了赫恩的最后十年。”[14]对这种分期方法笔者不敢苟同，但他对小泉八云创作影响来源的关注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样关注小泉八云的创作变迁，玛格丽特·兰泽（Margaret McAdow Lazar）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艺术：其文学发展研究》[15]则更为严谨，她将小泉八云的创作分为五期，并分析了每个时期的主要创作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兰泽看来，小泉八云的创作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所以她将小泉八云1869—1877年在辛辛那提的时代称为学徒期，而将赴日之后称为高峰期。不过兰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小泉八云赴日之前的创作上，她认为没有早期创作的积淀就不可能有赴日之后的创作，这种观点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雷·劳莱斯（Ray M Lawless）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美国生活及文学的批评家》[16]、伯特伦·莱特（Bertram Coffin Wright）的《拉夫卡迪奥·赫恩：英国文学的阐释者》[17]及罗伯特·科因（Robert Francis Coyne）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英国文学评论》[18]三篇学位论文虽侧重不同，但都将关注点放在了小泉八云的文学评论上。而罗伯特·高迪（Robert Clyde Gowdy）《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品中的灵异主题》[19]、玛里琳·哈兰德（Marilyn Gail Hylland）的《鬼/妖、梦及艺术的神性：三种主题——拉夫卡迪奥·赫恩在日创作研究》[20]则从主题的角度对小泉八云的创作进行解读。尤其是后者，从三种主题入手对小泉八云在日期间的故事类创作进行解析，角度较为新颖。只是作者对于日本文化似乎较为隔膜，尤其是将《镜与钟》（Of a Mirror and a Bell）、《镜女》（The Mirror Maiden）等故事的主题视为对艺术之神性的追求，不免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除此之外，玛丽·文森特（Mary Louise Vincent）的《拉夫卡迪奥·赫恩与后期浪漫派》[21]重点探讨了小泉八云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作者关注的不仅是小泉八云对于浪漫主义的关注及评论，还包括浪漫派对其创作的影响。犬眆亚子（Ako Inuzuka）2004年提交的《拉夫卡迪奥·赫恩日本故事的文化表现：跨国界研究》[22]是较新的一部学位论文，主题是小泉八云在战前、当代日本及西方的接受与传播，但该论文第二章对小泉八云的故事创作也做了分析，尤其是对《阿代的故事》（The Case of O-Dai）、《君子》（Kimiko）、《阿春》（Haru）等“作为社会评论”的故事进行了探讨，这在此前是很少有人关注的。

除了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中也有一些涉及小泉八云的思想与创作研究，但总体来说数量不多，也较为零散。丹尼尔·斯坦普尔（Daniel Stempel）的《拉夫卡迪奥·赫恩：日本的阐释者》对小泉八云的在日创作做了总括性的介绍。作者总结说，小泉八云的日本创作主要有三个主题：“一是反对西方的影响，回护日本文明；二是对斯宾塞哲学及佛教的赞同，将斯宾塞哲学看做是现代科学的精华；三是对恐怖主题的偏爱。”[23]艾伯特·萨尔旺（Albert J.Salvan）的《拉夫卡迪奥·赫恩对于左拉现实主义的观点》[24]专门探讨了小泉八云对左拉的文学评论，而伯纳黛特·莱蒙（Bernadette Lemoine）的《拉夫卡迪奥·赫恩：在美国和日本传播法国文学的大使》[25]则关注小泉八云对于法国文学的批评和译介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贝尔德·舒曼（Shuman, R.Baird）的《来自大海的礼物：希达》一文[26]，这是笔者所见英文世界唯一的一篇关于小泉八云的中篇小说《希达》的评论文章。文中作者对《希达》进行了解读，并对小泉八云的写作功力给予了较高评价，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关注这部作品。

在英文论文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学者梅本顺子（Junko Umemoto）的研究论文。梅本顺子其实是在日本国内完成的教育，2006年以英文论文《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探索再评价》（Reconsidering Lafcadio Hearn’s Literary Pilgrimage）在日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她从1989年开始在美国的主流文学研究刊物《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上发表关于小泉八云的论文，至今已有五篇，包括《拉夫卡迪奥·赫恩与大津事件》《拉夫卡迪奥·赫恩与基督教》《拉夫卡迪奥·赫恩改编中国故事中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拉夫卡迪奥·赫恩的〈雪女〉与波特莱尔的〈月亮的恩惠〉》《拉夫卡迪奥·赫恩改编作品中的妇女解放》[27]。这些文章皆由文本出发，研究内容细化，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当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还有商榷的余地，例如梅本顺子认为《雪女》的写作受到波特莱尔的散文诗《月亮的恩惠》的影响，对此笔者表示怀疑），在小泉八云研究总体并不繁荣的英语研究界，足可占有一席之地了。

而在日本，关于小泉八云的研究则要丰富得多。小泉八云本是外国人，写作语言又是英文，所以在生前和殁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引发日本大众和研究界的太大热情，尤其是后来日本逐渐进入战争轨道，小泉八云更是被束之高阁。但在战后，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小泉八云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小泉八云赴日100周年纪念为契机，小泉八云开始成为研究界的热点。日本研究界关于小泉八云的研究包含了翻译、资料整理、考证、传记、作品解读、思想论、比较研究等多种形式，研究范围较广，整体水平也比较高，可以说，日本目前已经成为小泉八云研究的高地。但相对来说，日本学者最为擅长的是资料整理、考据，就本书所探讨的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来说，所占的比例亦不算高。

在小泉八云的创作，特别是怪谈类创作中，有许多是改编之作，对原作的考证以及与原作的比较，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既有地利之便，又贴合他们最为擅长的考据方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发达。1934年，铃木敏也在《近代国文学素描》（目黑书店）一书中，通过原作与改编作品的比较，对小泉八云怪谈中的日本文学源头进行了初步探讨。丸山学的《小泉八云新考》（北星堂书店，1936）则对小泉八云熊本时期诸多作品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小泉八云《心》中的开篇之作《火车站前》（At a Railway Station）。小泉八云虽在作品中使用了亲眼目击的视角，但丸山学通过与《九州日日新闻》上一篇报道的比较，判断小泉八云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可能是改编之作。战后，中田贤次于1974年开始在《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研究汇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比较探讨《狸》（“Mujina”）、《鸳鸯》（“Oshidori”）、《无耳芳一的故事》（“The Story of Mimi-nashi-Hoichi”）等诸多怪谈类作品。广濑朝光于1976年出版了《小泉八云论：研究与资料》（笠间书院）。该书的主体仍然是资料整理，但第二章《原作与创作间的关联》对小泉八云的9篇怪谈类作品的原本进行了考证，并对原作与改编作品进行了文本比对，为小泉八云改编策略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森亮在《小泉八云的文学》（恒文社，1980）中也对改编创作问题进行了关注。与前人不同的是，森亮的研究不仅是对原作的考证及对比，更关注于小泉八云改编创作的特色与方法，而且森亮所依据的文本主要不是在日怪谈类创作，而是小泉八云的早期作品《中国鬼故事》。森亮认为，小泉八云改编创作的核心在于通过添补、情节改造、风格变化等将原作改编为现代化的“短篇小说”。

当然，在基础性的考证与比较之外，面对小泉八云的改编作品，日本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文学批评和主题探讨。橘正典的《雪女之悲——拉夫卡迪奥·赫恩怪谈考》（国书刊行会，1993）虽名为考证，实际上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文学批评。作者认为，根据伦理的有无，小泉八云的怪谈类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怪异、执念等为主题的非伦理作品，如《狸》《无耳芳一的故事》《因果的故事》（“Ingwa-Banashi”）等，另一类则是以伦理为主题的作品，而伦理主题的核心则是信义，如《阿贞的故事》（“The Story of O-Tei”）、《毁约》（“Of a Promise Broken”）、《守约》（“Of a Promise Kept”）等。对于《雪女》（“Yuki-Onna”）这样的作品，作者关注的主要也是男主人公对约定的背叛。梅本顺子的日文著作《浦岛情结——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交友与文学》（南云堂，2000）中，通过个人经历、心理、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分析，对小泉八云笔下的浦岛故事进行了解读。此外，作为一个女性学者，作者对小泉八云的女性观、女性形象给予了特别关注，她还将《孟沂的故事》和《伊藤则资的故事》放在一起比较，列举其同异，分析小泉八云的改编方法和创作心理，梅本顺子认为《伊藤则资的故事》代表了小泉八云在日改编作品的最高成就，主人公伊藤则资则是小泉八云理想男性形象的一个代表。远田胜的《转生的物语——小泉八云〈怪谈〉的世界》（新曜社，2011）同样探讨小泉八的怪谈类创作，其主体是对《雪女》故事来源的详细考辨，但作者也对《鸳鸯》这样的作品给予了独特的解读。远田胜认为，该作品中雌鸳鸯的殉情描写，实际上与《君子》《缅怀勇子》（“Yuko：A Reminiscence”）中的描述相类，表达了对武士阶层遗存道德的推崇。此外，远田胜还对《毁约》《阿贞的故事》《和解》（“The Reconciliation”）中第一人称“我”的现身及插入的评论进行了探讨。牧野阳子的《与时间相连的话语——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改编文学》（新曜社，2011）是其多年以来小泉八云研究成果的汇编，主体是对于小泉八云改编怪谈类作品的解读。针对不同的作品，作者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狸》《雪女》《茶碗中》（“In a Cup of Tea”）等作品，作者通过与原作的对比，探讨了小泉八云的改动及其创作心理；对于《无耳芳一的故事》，作者考察其叙事方式；而对于《青柳的故事》（“The Story of Aoyagi”）、《安艺之介的梦》（“The Dream of Akinosuke”），作者则重点探讨了小泉八云的自然观和时空观。

除了创作，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对小泉八云的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筑岛谦三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日本观——正确理解的尝试》（劲草书房，1964）是其中较早的一部专著，也是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与西方世界因小泉八云是文学家和亲日派而轻视其日本研究的态度不同，筑岛谦三对于小泉八云的日本观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赫恩是明治时代，不，是太平洋战争之前最高、最深刻的日本观建构者。”[28]作者甚至将小泉八云与《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做了对比，认为小泉八云比本尼迪克特更加理解日本。副标题“正确理解的尝试”的意思就是要对小泉八云日本观的价值和地位给予更加“正确”的“理解”。作者将熊本时代看作小泉八云日本观形成、转变的重要时期，将《日本试解》看作小泉八云日本观的集大成之作，以小泉八云的经历为主线，结合与张伯伦、斯宾塞的对比，层层深入，阐述其日本观逐渐形成的脉络。原田熙史的《文明史家拉夫卡迪奥·赫恩》（千城，1980）关注的主要是小泉八云的日本文化论，作者在东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结合小泉八云的生平及思想变化对《日本文化的特质》《日本人的微笑》等作品加以解读。

太田雄三的《拉夫卡迪奥·赫恩——虚像与实像》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在日本民众及研究者一边倒地赞颂小泉八云的氛围中，太田雄三是极为少见的做翻案文章的人。作者的主旨倒也不是贬损小泉八云，他的目的如书名所示，就是要重新审视小泉八云的思想与创作，揭破将小泉八云看作理想的日本理解者的“虚像”，还原其真实状态。所以书中对于诸多关于小泉八云的“神话”，如日语能力、研究水平之高等进行了批判，对于小泉八云的日本观、日本文化论、怪谈类改编创作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在努力还原“实像”的过程中，作者亦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例如，作者认为小泉八云日本观的基础是所谓“人种主义”，即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是由于人种的不同导致的，因为这种差异是生而如此的，所以相互之间无法理解。小泉八云的确有许多作为西方人无法理解日本文化的叙述，但这些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笔法，实际上小泉八云所做的日本文化论的努力，从《日本人的微笑》《日本文化的特质》直到最后的《日本试解》，都是在用西方文化的视角，向西方世界解释日本，如果他真的坚持所谓人种决定论，这些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大东俊一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思想与文学》（彩流社，2004）以宗教观为切入点，考察了小泉八云思想与佛教、神道、儒教之间的关系。但作者将小泉八云的祖先崇拜思想与儒教观念联系起来，可能有过度解读之嫌。因为小泉八云对儒学的了解很少，除了《日本试解》中稍有涉及，在其创作中很少出现，更谈不上什么观念和影响。所以将祖先崇拜与儒学相联系，虽然就日本的实际来说是对的，却未必符合小泉八云思想的真实状态，毕竟小泉八云大致是在神道思想体系内阐释祖先崇拜思想的。高濑彰典于2008、2009、2011年连续出版了三部著作，探讨小泉八云的思想与文学。《小泉八云论考——拉夫卡迪奥·赫恩与日本》（岛根大学拉夫卡迪奥·赫恩研究会，2008）一书主要以小泉八云的生平为线索，探讨小泉八云的日本文化观；《小泉八云的世界——赫恩文学与日本女性》（岛根大学拉夫卡迪奥·赫恩研究会，2009）探究小泉八云的女性观念；《小泉八云的日本研究——赫恩文学与神佛的世界》（岛根大学拉夫卡迪奥·赫恩研究会，2011）的关注点则在于小泉八云的宗教观。池田雅之所著《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日本》（角川学艺，2009），虽然作者自己说既非传记，也非研究，但大致还是一本以小泉八云的生平为线索，以其思想为主题的研究著作。著作分为三章，分别探讨小泉八云对于日本的发现、小泉八云作为教育者的思想以及对怪谈类创作的解读。作者认为小泉八云在这三方面努力的主旨即是对美、善、真的追求。

高田力在《小泉八云的侧影》（北星堂，1934）中《作为教师的八云》一章中，较早探讨了小泉八云的教育思想。此后，速川和男在《小泉八云的世界》（笠间书院，1978）中的“想象力与教育——教坛上的小泉八云”“小泉八云的家庭教育”两章中，也对小泉八云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解读。除此之外，仙北谷晃一的《人生的教师拉夫卡迪奥·赫恩》（恒文社，1996）、乔治·休斯（George Hughes）的《赫恩的道路》（研究社，2002），以及上文提到的高濑彰典的《小泉八云论考——拉夫卡迪奥·赫恩与日本》、池田雅之的《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日本》，都有章节涉及小泉八云的教育观。高濑彰典等人编辑的《教育者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世界》（ワン·ライン，2006）是一本关于小泉八云教育问题的专题论文集，书中除辑录小泉八云的讲演、书信之外，还收入了钱本健二、高濑彰典、西川盛雄、小泉凡等人探讨小泉八云教育思想的论文。

在日本众多的小泉八云研究者之中，平川祐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他对于小泉八云的研究，数量多，水平高，影响大，是名副其实的小泉八云研究泰斗。平川祐弘曾任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主任，其研究多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仅就与本书相关的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追溯小泉八云创作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化语境，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解读其作品，如结合日本人的记述、回忆、考证等对小泉八云的《英语教师日记》一文进行深入探讨（《梦想的日本，还是现实的日本？》，收入《东方的梦——小泉八云与灵的世界》，筑摩书房，1996）。其二是联系小泉八云的思想、经历、知识文化背景等阐释其创作，如结合小泉八云的童年体验、与父亲的关系，解读“会说话的被子”“抛弃孩子的父亲”等故事（《小泉八云与灵的世界》，收入《东方的梦》），或是结合小泉八云的女性观，在与原作的比较中探讨《和解》的改编（《日本的女性与美国的女性》，收入《小泉八云与神明的世界》，文艺春秋，1988）。值得注意的是，平川祐弘与许多日本学者不同，他不仅在日本文化语境中讨论小泉八云的在日创作，还喜欢对照小泉八云的早期经历和在美时期作品，这也就意味着他更具有国际视野，更重视小泉八云的外国人身份和西方文化背景。其三是研究小泉八云的思想观念，如在《小泉八云与神明的世界》中梳理小泉八云与神道的关系，总结其神道观。此外，平川祐弘还关注于小泉八云及其创作的影响和评价，他在《破裂的友情——赫恩与张伯伦的日本理解》（新潮社，1987）中将小泉八云与日本学家张伯伦作比，称张伯伦是用“头脑理解日本”，而小泉八云则是“用心把握日本”，并对小泉八云理解日本的方式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相比于西方和日本，中国的小泉八云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923年1月，胡愈之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小泉八云》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赫恩的文章。此后，樊仲云（1925）、朱光潜（1926）都发表过同名文章，但仍以介绍为目的。1928年赵景深发表在《文学周报》（第328期）上的《小泉八云谈中国鬼》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小泉八云创作的文章。赵景深在此文中对小泉八云《中国鬼故事》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和评价。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虽零星有介绍小泉八云的文章出现，但对小泉八云及其创作的实质性研究却较为罕见。近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国内的小泉八云研究也逐渐升温。以笔者目力所及，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二十一世纪》，第66期，2001.8）是新时期的第一篇小泉八云研究论文。季红的《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观之比较》（辽宁师范大学，2004）则是国内第一篇涉及小泉八云研究的学位论文。2007年，刘岸伟的日文专著《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岩波书店，2004）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是中文世界的第一部小泉八云研究专著。此后，牟学苑的《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2008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比较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还原了小泉八云文学创作的文化语境，并对小泉八云笔下的日本形象、日本观进行了探讨。张瑾的博士学位论文《小泉八云的日本情结与文学实践》（东北师范大学，2010）则更多地从内部研究的视角对小泉八云的怪谈文学、日本文化论等进行了研究。

在国内读者乃至研究界对于小泉八云普遍感到陌生的状态下，能够深入探讨小泉八云思想及创作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具备一定学术容量和深度的专门著作尤为少见，本书的写作如能对国内的小泉八云研究有所助益，则幸莫大焉。

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书希望以小泉八云的文学作品为中心，对其思想与创作状况做一集中的整体性的研究。这种思路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突破。能够在一本专著之中，较为全面地集中探讨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的专著，国内尚没有先例，即便在日本研究界也并不多见。

当然，这并不是说，前人写得不够好。相反，若非他们筚路蓝缕的探索，根本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现。只是，由于研究思路和研究角度的不同，看似已被精耕细作的小泉八云研究领域，其实还有许多值得深挖的地方。就笔者的感受来说，有两方面问题较大：其一是在广度上，对于小泉八云思想及创作方面的诸多题材缺少关注；其二是在深度上，还欠缺对其创作的本体论式的细致探索。

其实小泉八云研究这种现状的出现，是有脉络可循的。因为在学界乃至小泉八云研究界内部，对于小泉八云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其实是有一点轻视的。小泉八云是一个游走于异质文化边缘的“怪人”，他的传奇经历，特别的思想，都突出了他的特异性。但也因此，人们往往过度关注其文化身份及其意义，而忽视了小泉八云之所以是小泉八云，前提在于，他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曾经用其出色的文学才能，赢得了大量读者的关注。

说实话，即便是笔者自己，也曾在内心深处将小泉八云归入三流作家的行列。因为小泉八云并不以思想深刻见长，文学创作又以游记和怪谈最为出色，然而游记近乎于说明文，而怪谈又往往是改编之作，这些都很难用常见的文学批评方式进行操作，也许永远也无法像讨论海明威、鲁迅那样进行“深刻的”探讨。而改变我这种看法的，是在读了《希达》和《尤玛》之后。尽管小泉八云只有这两篇传统意义上的中篇创作，但它们的质量，尤其是《尤玛》，在笔者看来，不输于任何出自同时代名家之手的作品。这两篇湮没在文学海洋中的作品证明了小泉八云的写作功力，只是由于特别的性格和命运的安排，小泉八云将自己的写作功力运用在了他更加钟爱的文学形式上。这当然是一些较难“操作”的形式，但决不能因此贬低甚至否认小泉八云的文学价值。

只可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研究者并不多。所以此前的小泉八云研究专著，往往停留在介绍和点评的层面上，或是集中于考证、资料搜集。当然，在日本比较文学兴起后，有不少由比较视角入手研究小泉八云的成果质量还是很高的。但也因为这视角的缘故，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小泉八云的日本观和日本描述，文学的“外部研究”多，而“内部研究”就比较少。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小泉八云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日本人关注的，在他生前和逝世之后，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得到官方授勋、作品进入小学课本才慢慢受到大众关注，而在日本走上战争轨道之后，小泉八云与一切西方文化一起归入沉寂，直到战后慢慢苏醒，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其来日百年纪念为契机，终于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说，小泉八云一方面使世界认识日本，另一方面又成为现代日本人认识自己的参照。日本学者对他的关注和研究，难免会与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捆绑在一起，总是摆脱不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纠缠。实际上，在小泉八云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今天，对小泉八云的思想创作进行集中的深层次的探讨，不但有其可能性，更具备了深刻的必要性。

本书设计这样的思路还有一个基点，即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的统一性。小泉八云并不是一个以思想深刻见长的作家，他的思想表述大多是渗透在文学创作之中的，有时很难明确地区分开来，研究其思想或创作的最好方法是做一整体关照。所以本书所谓的思想与创作，并非指割裂的两个部分，也不太涉及与文学作品完全无关的部分。

有了这样的思路，但操作方法却是个大麻烦。当回归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的本体研究的时候，笔者才发现，前人对于许多领域的忽略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小泉八云的思想来说，最为鲜明的，也最易出彩的，无疑是小泉八云的日本观，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前人还是笔者自己的研究，都已经做过足够的探讨。然而对于小泉八云其他方面的思想，尤其是对于普遍社会问题的观念，因其纷乱不成体系，就很少有研究者涉及。所以最终，笔者还是选取了小泉八云思想创作的几个方面对其加以讨论。

第一章“童年经历与思想形成——小泉八云的精神分析”探讨的是小泉八云的童年经历与其个性、思想及创作的关系。这一章主要是从精神分析视角对小泉八云思想及创作的整体审视。本章借鉴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法，但与弗洛伊德关注性欲及力比多的做法不同，本书主要关注家庭与小泉八云的关系。

实际上，类似的研究此前并非没有，但往往只是分析某个问题或是某部作品，而在笔者看来，小泉八云创伤性的童年经历对其影响是终身的、全面的、深入灵魂的。父亲对婚姻和家庭的背叛以及此后导致的亲子分离，深刻影响了他的个性、气质乃至人生道路，正如伊丽莎白·斯蒂文森所说，“他从未成功地驱魅过去”[29]，在他的作品中也处处能够发现这种影响的印痕。他对于女性的异常关注、同情、崇拜，对于男性背叛的厌恶，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都在他的观点表述乃至故事情节的隐秘结构中有所体现。

第二章讨论的是“小泉八云的社会思想与杂谈创作”。小泉八云的社会思想表达基本体现在发表于报纸杂志的杂谈创作中，这部分创作由于其散乱和非文学性，极少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其实，小泉八云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纯文学专业作家，文学创作在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业余状态。反倒是社会思想的表达，在许多年中都是他的职业需求。所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表达思想的直接性上，这部分作品都是考察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时不应忽视的重要素材。当然，我们可以说，小泉八云的社会思想比较肤浅、散乱、不成体系、自相矛盾，但这就是小泉八云的真实状态，而且是那个时代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的状态。厘清这种状态，对于我们理解小泉八云，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内容比较庞杂，考虑到本书的文学主题性，笔者在探讨这部分创作时，只选取了进化论、教育观、女性观等几个方面作为代表。

第三章是“小泉八云的宗教观与日本文化论”。本章探讨了小泉八云与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的关系。笔者认为，小泉八云的思想体系有两大支柱，其一是以进化论为主导的科学思想，其二是以向往异教之美为核心的宗教思想。由于特殊的童年和成长经历，小泉八云的宗教观念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是相当另类的。他不相信上帝，不接受基督教礼仪和文化，但由于宗教教育的力量，他又受到基督教范式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极度厌恶基督教的同时，是对基督教替代品的苦苦追求。种种迷信、佛教、神道都是他曾热衷的胜过基督教的救世良药。而这种宗教性的世界观，也帮助他用来解释日本社会、习俗、文化等与西方世界的种种差异。可以说，只有理解了小泉八云对基督教的厌恶，才能理解他对异教世界的向往，才能理解他对怪谈类作品的喜爱。只有探讨过他与日本的两大宗教——佛教和神道的关系之后，才能理解他的日本观及日本文化论。

第四章“小泉八云的文艺思想与文学批评”围绕小泉八云的文学评论展开。这部分著作以后人编纂的小泉八云在东京大学的文学讲义为主，还包括其文学散论和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述。与社会思想和宗教思想的表述不同，小泉八云文学观念的表述是相对成体系的，尤其经过后人编纂之后更是如此。尽管这部分创作曾是小泉八云创作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却并不多。本书认为，小泉八云虽非专业批评家，但其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有着较高的水平和鲜明的特色，而且作为一个曾经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闻名的“批评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但其价值和独特性却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如果不对这部分创作进行细致的梳理，就无法对小泉八云的思想和创作达到真正的理解。

第五章讨论的是“小泉八云的怪谈类创作”。这是小泉八云最具代表性的创作题材，也是研究界反复耕耘的一块“熟地”。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小泉八云对鬼怪妖灵的偏爱并不是赴日之后才开始的，早在他创作的初期，他就开始了这类故事的写作。所以本章将这类作品统称为“怪谈类作品”。在创作初期，小泉八云走的是哥特式小说的路子，他的作品有明显的模仿前人的痕迹，在艺术上也不算成熟。但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小泉八云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风格的怪谈类创作道路，并最终在赴日之后达到了高峰。笔者主要借鉴了主题学的一些方法，将小泉八云在美时期和赴日之后的怪谈类作品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探讨这些表面纷繁的故事背后的共性以及深藏在情节底层的隐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