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美国女权文学评论的多维视野与发展趋势
当代美国女权文学批评在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是女权运动从政治领域向文化和文学领域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女权文学批评也受到20世纪上半叶女权主义作家的影响，人们通常把弗吉尼亚· 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视为女权文学批评的先驱，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 Own, 1929）和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对于后来女权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女权文学批评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挑战了以男性中心文化偏见为根基的文学经典，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性。它广泛借鉴了西方流行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和观点。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嬗变之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成为美国文学批评中极富有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不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也积极推动了社会进步。
对于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期，学界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同意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前两个阶段表现了对于体现了父权文化意识的男性文本的批判，以及对于女性文学文本的挖掘与评价这一说法，但对于之后的女权文学批评如何分段并没有达成共识。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提出女权文学批评的三段论说。她认为，女权批评第一时期聚焦于“揭示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个时期集中于“挖掘女性自己的文学”；[1]第三个时期为女权主义理论思考和建构时期。苏珊· 古芭 （Susan Gubar） 指出了女权批评的四个阶段，但其内容与肖沃尔特所述有所不同。古芭把前三个阶段称为：批判、挖掘、产生差异，而第四个阶段是理论的介入。古芭将其称之为“元批评分歧”，同时指出这三个阶段又因为理论的介入而黯然失色。[2]古芭认为，虽然女性之间的差异受到强调，但这种强调必然带来对于性别概念本身所引起的对于类别的质疑，而这种自反性的理论化又会削弱女权文学实践所赖以生存的“女性”这一词语。古芭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阶段对于“女性”类别进行消解而造成的对于女权批评的削弱：女权批评既被非裔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指责为把具有特权的白人女性加以普遍化，又被后结构主义抨击为关于女性身份的幼稚的本质主义。尽管族裔身份和后结构女权主义并不是总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它们一起把“女性”变成了一个无效词汇。[3]
为更好地梳理女权文学批评的发展，本文不以惯用的阶段论作为本文的框架，亦不试图阐释各流派之间的差异，而拟从宏观的角度梳理阐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多维视野和发展趋势。盖因为一、女权文学批评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在其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挑战、反思和纠正自己，它并非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而是充满矛盾与各种交锋的场域；二、当代女权文学批评的各个流派和分支并没有十分明晰的线性时间截点，各种观点穿插交织，很难将其明确地按时间分段；三、女权主义批评并非是独自作战的封闭式理论系统，而是在坚守其性别意识的同时，广泛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空间理论等一系列对现代社会与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视角，形成了自身的综合理论系统，有力推动了多元化身份政治话语的发展；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权文学理论常常无法断然分开，许多理论观点建立在对于文学文本批评的基础之上。本文将集中描述女权文学批评的多维视角，力图把握其发展脉络，梳理其内在关系，并探讨其总体发展趋势。
揭露男权文本“厌女现象”、提高女性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从批判充满性别偏见的男性文本开始的。它力图揭露普遍存在的由男性主宰的文化和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性别歧视，并建立一种颠覆性的阅读方式，以此提高女性读者的政治觉悟。这即是肖沃尔特所提出的两类女权批评的第一类——女权主义批评（the feministcritique），它审视传统男性文本和文学中的反女性偏见，努力改变人们对于既定文本的理解，使读者意识到男性文学的性别符号的意义。这种批评关注的是作为读者的女性，其主题包括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和原型，文学批评中对于女性的忽略和错觉，以及男性建构的文学历史中的分歧等等。
这一时期女权批评的开拓性作品为凯特· 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1）。米利特以男性经典文本为性政治的依据，披露了文学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过程。米利特对于女权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她首先把女性视角引入文学批评。米利特选择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iller）、让·热奈特 （Jean Genet）以及D.H.劳伦斯 （D.H.Laurence）等四位男性作家的文学文本，详细分析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歧视及其作品中性政治的积淀痕迹，试图说明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作家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同父权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通过分析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以及女性遭受的压迫，米利特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谴责。女权评论家苏珊· 考普曼·科尼隆（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主编的论文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权主义视角》（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1972） 也是这一类作品的典范，在当时再版多次。在这部论文集里，多名作者审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女性作品），考量了这些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虚假的形象塑造。作者指出，只有解构虚假女性形象，真实再现女性形象，才能提高女性读者的意识，为她们提供角色榜样。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个人的即为政治的”成为当时的流行口号。女权评论家朱迪丝· 菲特里 （JudithFetterley）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抗拒的读者：评美国小说的女性主义方法》（The Resisting Reader: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Literature,1978）中明确指出，以往的男性文本往往采用一种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叙述策略，女性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在这类小说中，女性读者被要求认同一种与她相对立的自我；她被要求反对她自己。”[4]鉴于此，菲特里提倡一种变革的阅读方式，她呼吁女性成为抗拒的读者，力图培养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阿德里安娜·里奇 （Adrienne Rich） 则在其发表于1972年的文章《当我们这些死者醒来：作为再审视的书写》（“When We Dead Awaken: Writing as ReVision”）中提出了“重新审视”这一重要观点。在里奇看来，重新审视文学经典，重新审视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对于女性来说，不仅仅是自我认识，也是拒绝男权统治带来的自我毁灭。该论文标题取自易卜生的戏剧《当我们这些死者醒来》。里奇在文中尤为强调了“我们”。“头一次，这种苏醒是一种集体现实；睁开自己的眼睛再也不是件孤独的事。”[5]在这篇论文中，里奇流露出对女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期许。
在这一阶段，女权主义者撰写了大批对于性别化的作品的重新解读，揭示了这些作品如何参与了父权社会中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女权评论家把矛头直指男权统治的“文学经典”，指责以往的文学经典总是以男性标准为唯一标准，以男性创作主题作为美国文学的唯一主题。这种经典的制定和垄断使得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上“集体失忆”，从而被男性掌控的批评文本所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在外。这一时期的女权文学批评大大提高了女性读者对于长期以来经典文学所具有的性别歧视特点的认识。
挖掘女性文学文本，定义女性文学传统
随着对于学界男性偏见的抨击而来的是对于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和被边缘化了的女性文学传统的挖掘。女权主义批评开始转向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在发表于1979年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一文中，肖沃尔特提出了“女作家批评”（gynocriticism） 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名称，女权文学批评从而进入第二阶段。[6]肖沃尔特总结道，“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就是发现女性作家有她们自己的文学，其艺术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均被我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所湮没”[7]。这一类女权批评关注的是作为作家的女性，即把女性作为文本意义的产出者，并且关注女性文学的历史、主题、体裁和结构。它的主题包括女性创作的心理机制、个人或群体的女性文学职业的发展轨迹、文学史，以及对于单个作家或作品的研究。[8]因为英语中不存在针对这类批评的专有名词，所以肖氏自己将它称之为“女作家批评”。[9]女作家批评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用来分析女性文学的女性框架，发展建立在女性经历研究基础之上的新模式，逐渐创建女性文学的分析方法和基于女性经历的阐释模式。[10]
因为早期的文学经典中女性文学作品十分鲜见，这一阶段女权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使大批被尘封和遗忘的女性作品重见天日。美国文学经典化过程始于20世纪初，此时文学教学在美国开始职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出自文化价值的评定要求和学科的发展需要，文学经典的衡量便成为了一项核心工作。[11]然而，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仅是学术性的，它必然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也在这一过程中留下其痕迹。到了20世纪中期，经典文学书目基本固定，而因为文学经典的标准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这一基础之上的，被收录的几乎清一色的是白人男性的书写宏大叙事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变成衡量经典的圭臬，其特定的主题、修辞、结构等被普遍化为统一的美学标准，后来的作品必须在这些方面与之进行互文才能获得认可，进而跻身经典行列。久而久之，这些互文的作品便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场域，以不同方式撰写的作品被排斥在场域之外，被认为是美学价值缺乏的次品。原本的差异被转化成为了价值的优劣，显示出这一文学景观根本的严重种族和性别歧视特征和排他性。
在这一时期，觉醒了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对于西方文学传统进行了再审视，揭示了文学经典中把男性经验作为标准规范、把女性视为他者和异己的歧视性现象。对于现有文学经典的挑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成为女权评论家的重要议事日程，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经典的重新定义和建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批曾经驰骋文坛如今却不见踪影的女作家得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她们的作品也被重新挖掘了出来。大批的女性作品在这一时期得以再版，最先出版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作品，如凯特·肖班（Kate Chopin）的《觉醒》（The Awakening）、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黄色糊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这些具有明显反叛意识的作品。之后女权评论家们还再版了一系列的女性作品丛书。20世纪80年代末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女性作家丛书》（American Women Writers Series），收录了一批早已从市面上消失的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畅销女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19世纪的著名作家哈利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老城乡亲》（Oldtown Folks）、范妮·弗恩（Fanny Fern）的《露丝·霍尔》（Ruth Hall）、奈拉·拉森（Nella Larsen）的《流沙》和《逾越种族线》（Quicksand and Passing）等等。菲特里在1985年编著的《供应品》（Provisions）是一部在1830年至1865年之间美国女性创作的作品选集，收录了16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体裁涵盖了这一时期由女性创作的散文、随笔、信函、短篇小说。而随着女权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诸多其他族裔的、非中产阶级的作家和作品也浮出了地平线。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这一历史性的挖掘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于20世纪80年代将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la NealHurston）带入人们的视线，并致力于使赫斯顿进入美国经典文学殿堂。她找到并重修了赫斯顿的墓地，整理了赫斯顿付印与未付印的主要作品并为此作传，多方寻访关于赫斯顿的第一手资料，将她的主要文学理念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正是由于沃克的努力，赫斯顿如今得以作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先驱跻身美国文学大师的行列。
桑德拉·M.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女性文学的挖掘方面也是功不可没。她们两人合作编撰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s in English）是对女权文学和女权批评的重要贡献。该选集于1985年首次出版时收辑了七百年来150多位以英美作家为主的妇女作家的作品，许多被历史湮没的女作家被发掘出来。近三十年来《诺顿女性文学选集》一直是许多大学里的英语教材，享有很高声誉。《诺顿女性文学选集》（1996年）第二版增至170多位作家，而2007年的两卷本的第三版更是将所收录的作家增加到219名。《诺顿女性文学选集》的出版说明历史上女性一直在进行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父权文化的压制她们才多被噤声。这一选集的出现使得许多妇女作家从“隐”到“显”，进入英美文学的经典行列。此后还有由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和戴维森·卡西（Cathy N. Davidson）合编的《美国妇女写作牛津读本》（TheOxford Book ofWomen’s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995），也包含了女性创作的各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为美国女性文学再现文坛，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美国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
在这一时期，其他族裔的女权文学评论家也为女性多元文学的复兴做出了努力。1977年，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戈斯塔夫举行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讨会上，葆拉·艾伦（Paula Allen）主持了首次美国印第安文学课程设置研讨会。1983年，会议的成果——艾伦主编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评论文集和课程设计》（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and Course Designs）出版，成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为美国印第安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课堂打下了基础，其收录的评论性文章达到了当时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1988年出版的由特伊·戴安娜·雷沃列多（Tey Diana Rebolledo）、艾林达·冈萨雷斯贝里（Erlinda Gonzales-Berry）、特蕾莎·马奎兹（Teresa Marquez）共同编辑的《女性的声音：新墨西哥女性作家作品选集》（Las Mujeres Hablan: An Anthology ofNuevo Mexicana Writers）是首部墨西哥裔女性文学选集。这部选集题材广泛，包括小说、诗歌、口头故事、视觉艺术作品等等，展现了女性在墨西哥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雷沃列多保留了西班牙语作品，从而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墨西哥裔文学在拉美文化和美国文化影响下的双重特性，也忠实反映了这部文集的主题，即面临被美国文化同化的挑战，墨西哥裔文学如何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特性。这部文集还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当代墨西哥裔女性作品，对墨西哥裔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93年，雷沃列多又和亚利桑那大学西班牙语教授伊莲阿娜·里贝洛（Eliana Rivero）一起编辑出版了《无穷界限：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选集》（Infinite Divisions: An Anthology of Chicana Literature）。作为一部大型的墨西哥裔女性文学选集，全书收录了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56名墨西哥裔女性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共178篇。诸多有代表性的墨西哥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都被收录其中。
2001年，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与华盛顿大学美国族裔研究学者斯蒂芬·墨田（Stephen H. Sumida）合作，编写了《亚裔美国文学资源指南》（A Resource Guide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为学习和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学生、教师和学者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资料。《亚裔美国文学资源指南》的条目内容深入，信息量丰富。为了提高可读性和实用性，条目不仅包括作品的出版信息、概述、评论、作者生平背景介绍、文本写作的历史语境、主题、评论等，还包括了教学重点和建议、互文链接、参考书目资源、其他资源、本单元写作参考书目等，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学生很好的入门指南，也为亚裔美国文学教师和学者提供了帮助。《亚裔美国文学资源指南》的出版促进了亚裔美国文学在美国大学的教学和普及，从而也“推动了亚裔美国文学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12]
正是在女权主义学者们长期的不懈努力下，早期的美国女性文学作品重现地平线，当代女性文学创作蓬勃日上，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亦已成为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热学。
勇于实践，建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视角
在挖掘女性文学文本的同时，女权批评家发现，她们之前所接受的学科训练无法应用到她们对于女性文学的评论上，因为她们在以往的批评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于女性和女性作品的否定。因而，在努力证实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存在的同时，女权文学批评更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女权文学批评作品涌现出来，这些批评作品为之后女权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较早的一本从女性视角定义女性作品的著作是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ayer Spacks）的《女人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由于社会想象建构出的女性形象和经历与女性的现实切身感受往往不符，女性渴望了解同性群体的真实经历。有鉴于此，斯帕克斯撰写了《女人的想象》，探寻女性共有的经历，寻找女性表达情感的习惯方式，挖掘女性自我描述的潜在模式。斯帕克斯将想象作为切入点，分析包括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rn）、埃伦·格拉斯哥 （Ellen Glascow）、夏洛特·勃朗蒂（Charlotte Bronte）、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欧美女性作家笔下的 80余部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女性创作主题，展现父权文化中的女性困境。斯帕克斯走进女性世界，剖析女性问题，致力打破女性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社会枷锁，促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虽然该书因其研究重点集中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作家而被后来的女权批评家所诟病，但该书的开拓意义不容置疑。
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 1976）也是早期以性别作为分类依据进行文学研究的著作之一。她在书中集中梳理了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英美法几十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还以此与男性作家的作品作为对比。莫尔斯指出，长期以来，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她致力于在性别视角下探寻女性的文学创作策略。《文学女性》没有局限于文本，而是结合作家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背景，通过追溯女性作家写作的历史，结合女性书写中较具普遍性的主题和风格，将女性书写置于比较视野下进行考察，从而明确女性书写的意义。《文学女性》全面考量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兼顾了主题的相关性，围绕文学书写传统、社会意义和女性话语权等重要主题展开论述，对于女权文学批评的建构亦有开山辟路之功效。
翌年出版的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Their Own,1976）堪称女权文学批评的经典作品。肖沃尔特从挖掘被湮没了的女性作品入手，试图整理出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肖沃尔特在该书中涉及上百名被排斥在文学经典之外的英国女性文学作家，从整体的视角审视女性经历和女性文学，具有深远意义。她还在此书中将女性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审视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肖沃尔特把女性文化视为一种亚文化，其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因为女性写作来自女性共同的生理体验：青春期、行经、性萌动、怀孕分娩、更年期闭经等等，这些经历为女性带来强烈的认同感；同时，女性作家更是因为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受到的局限被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非自觉的文化联系。另外两位从女性视角审视女性文学的批评家是桑德拉·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她们在其批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79）中回顾了西方历代文论家、批评家文学观念中的性别歧视意识，指出历代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呈现出或天使或怪物的极端化形象。两位学者随后从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的心理现象出发，引申妇女作家在父权文化中形成的特殊“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authorship），并以此作为分析妇女作家的生存状态、创作心理、作品中的意象构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等的切入点。尽管以上两部著作都以探讨英国女性作家为主，但其主题对于初期的女权文学批评不无巨大的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从女权视角聚焦美国女性文学的评论著作开始涌现。尼娜·贝姆发表于1978年的批评论著《女性小说：关于由女性创作、关于女性、为女性而作的美国小说指南，1820—1870》（Woman’s Fiction: 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1820—1870）审视了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女性作家对于美国文坛的贡献，开拓了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的先河。贝姆在书中涉及48位女性作家的130部小说，重点评价了12位高产而且畅销的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贝姆声称，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小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这一文学形式的流行使得写作成为女性的职业，阅读成为女性的娱乐形式。当人们今天试图去挖掘和理解女性经历时，文学史中被遗忘的这一部分内容尤其有用。[13]因为这些倡导女性自立的故事给予19世纪被囿限于家庭的广大女性以希望，使得她们至少得以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自己理想实现的可能性，读起来令人鼓舞，广受读者欢迎。1993年，乔伊丝·W.沃伦编辑（Joyce W. Warren）的《（另外的）美国传统：19世纪女作家》（The [Other] American Traditions: NineteenthCentury Women Writers）出版。书名中带括号的“另外的”意指该书所反映的文学传统有别于长期以来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传统，同时，“另外的”一词也表明了19世纪女性的“他者”身份。而括号则彰显了沃伦的立场，即这些女作家应被作为主体来研究，而不是男作家的映衬。[14]沃伦指出，“阶级、种族、性别偏见都会影响文学评判；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不同的评价标准，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决定哪部作品入选经典”[15]。19世纪的这些女作家们以她们的作品向美国个人主义的性别发起挑战，批判了虽然标榜机会均等、但事实上只有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才有机会的社会制度。沃伦强调这些作品所代表的观点是被主流社会定义为“他者”的人，首先基于性别，也包括种族和阶级，其主题对主流观念和传统造成了威胁。将这些“他者”作家排除在经典之外，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美学。[16]文集收录了多篇女权批评论文，指出，“任何关于19世纪文学的严肃研究都不能再将女性作家排除在外，或只选取凤毛麟角的几个代表”[17]。
虽然美国白人女权评论家在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黑人女权评论家很快脱颖而出，对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及时进行了梳理。黑人评论家芭芭拉·克里斯琴（Barbara Christian）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黑人女性小说家——一种传统的发展：1892—1976》（Black Women Novelists: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1892—1976），而她的研究则始于70年代初。克里斯琴的著作可谓研究美国黑人女性小说的开山之作[18]，内容涵盖了黑人女性近百年小说的历史，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在以后多年内都无人能够超越[19]。克里斯琴强调，黑人女性作家面对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在斗争过程中孕育发展了黑人女性意识、自我身份以及黑人女性艺术创作美学。这种战斗策略和精神代代传承发展，终于在民权运动前后造成了当代黑人女性创作的繁荣景象。1992年，克劳迪娅·泰特的评论专著《政治欲望的家庭寓言：世纪之交的黑人女主角文本》（Domestic Allegories of Political Desire:The Black Heroine’s Tex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出版，这一著作关注的是美国南方后重建时期的黑人女作家的家庭小说。长期以来，因不符合评论界对“黑人文学”即反抗白人压迫的“抗议文学”的定位，这类小说一直遭到忽视。泰特关注这类小说，意在使当代读者认识到这类小说有其价值所在，并且对于这些作品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小说中的理想化家庭生活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文化象征，代表了公民理想和繁荣”，在19世纪用以指代“恰当的社会秩序”，而黑人女作家尤其喜用这种象征来促进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进步。[20]1995年面世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女性》（Women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为谢丽尔·A.沃尔（Cheryl A. Wall）修正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史的一部力作。沃尔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历史，为哈莱姆复兴运动增添了一个重要维度——女性创作，从而拓展了原先“哈莱姆文艺复兴”褊狭专断的定义。沃尔对于这一时期女作家群体的批评，既凸显了这些女性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姊妹情谊，从而揭示出这些女性文本间形成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之有机脉络关系，也发掘、展现了被白人逻各斯菲勒斯中心主义经典以及黑人男性中心批评所屏蔽、消声和抹杀的女性作家及其文本。沃尔通过大量的史实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展现了女性对于新黑人文学的贡献。
华裔女性文学批评也颇有建树。上世纪80年代，虽然亚裔美国文学的创作已经崭露头角，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2年，金惠经（ElaineH.Kim）出版了专著《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Asian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这是美国文学评论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学术专著，从此结束了亚裔美国文学少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亚裔美国文学》以时间为顺序，研究了由中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后裔用英语创作的关于美国生活经历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涉及的作品题材广泛、时间跨度大，包括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当代的小说、自传、诗歌、戏剧等。金惠经将亚裔美国作家分为两代人，并深入分析了两代作家对待种族主义文化的不同态度。《亚裔美国文学》一书大大拓宽了亚裔文学研究范围，除了较为知名的亚裔文学作品外，金惠经还介绍和评论了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尤其是之前未被学者涉及的一些韩裔美国作家和作品。《亚裔美国文学》是美国第一部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学术专著，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黄秀玲1993年出版的《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到奢侈》（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为亚裔美国文学评论的又一部经典著作。作者选取了亚裔美国作家创作的小说、自传等作品，以主题研究为切入点，试图确定一个统一的亚裔美国文学传统。黄秀玲认为，美国其他主要有色人种的文学，如印第安、墨西哥裔美国文学等虽然也被异国化，但是都不像亚裔文学那样被视为直接来自亚洲的移植品。所以，“亚裔美国批评家更有义务来引导讨论的方向使其脱离异国化，而且还有义务确保‘美国’一词不被轻易地从‘亚裔美国人’中删去”。[21]黄秀玲认为，在研究亚裔美国文学文本时，既要注意边缘化文学的独有文本特征，又要提倡“视文本而定”的阅读方法，将亚裔文学作品放置在普遍语境中分析这些文本中的美国性。
林英敏（Amy Ling）出版于1990年的《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Between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也是华裔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一部备受瞩目的论著， “世界之间”业已成为人们论及华/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含混的身份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表述方式。这本专著既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又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它的时间横跨了一个世纪，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多方位分析了18位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其涵盖面之广、资料之翔实，为“华裔美国女性文学”这一陌生学术领域的引导推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林英敏以时间顺序和华裔女性文学主题的发展相结合为研究线索之举也对之后这一领域文学选集的编撰和批判专著的撰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2]而她与作家、批评家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合编的《解读亚裔美国文学》（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n,1992）则预示了后现代语境下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正逐步摆脱政治化的族裔性批评桎梏，向跨民族主义视角的转向。两位编者在该选集的引言中指明，亚裔美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已经不再是简单地追求“表达自己、引起关注”，不再继续坚持“明确的、同质的”族裔认同，而是为了展现“多样的、多元的、多声音的、有特色的”亚裔美国文学话语。[23]该选集中的论文跨越了族裔、性别、民族界限，肯定了族裔、性别、民族这些概念的非确定性，标志着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跨越了“文化民族主义”，正朝着“文化多元主义”迈进。[24]
1995年，《雪中歌唱的女人们：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之文化分析》（Women Singing in the Snow:ACultural Analysis of Chicana Literature）出版。作为第一部全面研究和探讨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史的学术专著，它为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评论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墨西哥裔女作家经常使用“空白页”来象征她们被白人和父权文化忽视的文学创作能量，书名中雪的意象即来源于此。《雪中歌唱的女人们》整理和剖析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脉络，研究了对墨西哥裔女性文学影响重大的神话原型，探讨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为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构建了必要的文学批评框架。
肖沃尔特对于美国文学批评做出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她那部于2009年面世的美国女性文学史《她的同性陪审团：从安妮·布雷兹特利特至安妮·普鲁克斯的美国女性作家》（A Jury of Her Peer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from Anne Bradstreet to Annie Proulx）。在这部涵盖了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的开山之作中，肖沃尔特梳理了250位女性作家在三个半世纪中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作者以女性作家与文学市场的关系为脉络，勾勒了女性作家从被评判到进入文学陪审团的艰难道路。美国文学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着重要刊物和出版社，发表确定标准和品味的书评，编写美国文学的历史和论述，确定入围经典书目的著作。女性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学校领导职位方面一直被排除在外。肖沃尔特一再强调社会环境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揭示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如何在社会期盼的角色和繁重的家务劳动的压力下，其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真实故事。肖沃尔特在分析这一现象的根源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女性作家或许需要一个她们自己性别的陪审团来评论她们的作品，解释其作品中的象征与涵义，呈现其作品与读者的持续相关性。[25]肖沃尔特这部文学史无疑是对于长期以来文学史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所进行的有效矫正，也是她为了展现美国文学发展全貌做出的努力。肖沃尔特强调说，三百多年来，来自于不同族裔、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女性取得了骄人的文学成就，还有两位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6]今天任何评论美国文学的作品，已经无法忽视女性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除了极个别人，19世纪的女性作家绝大多数长期不被人所知，20世纪的大多数作家长期以来也被打上“次等作家”的烙印。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才挖掘和再版了大批被遗忘、被忽视、被湮没的女性作品，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才进入公共视线。肖沃尔特指出，虽然文学批评的场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女性仍然需要自己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以保证对于女性创作的公平，以及女性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蓬勃发展，肖沃尔特创作了这部评介美国女性作家的巨著，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美国文学景观，对于美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
跳过雷区，探索女权主义理论话语体系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女性形象批评、女性文学经典的挖掘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之后，女权批评进入了理论的反思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伊莱恩·肖沃尔特在自己的《新女权主义批评》（The NewFeminist Criticism,1985）一书中把向理论的转向视为这一时期女权文学成果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女权理论建构成就斐然，从宏观视角对于文学批评的现状进行了理论的反思。女权评论家剖析了长期以来批评界把女性文学排斥在经典之外的现象，指出以往的文学经典把男性创作主题视为代表美国文学的唯一主题，这种高度性别化的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忽视了女性对于美国文学的贡献。而这种对于经典的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垄断，势必把女性文学排斥到边缘，甚至置于文学经典之外。女权批评家们也对女权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渊源进行了梳理，以此探讨女权理论体系建构的各种可能性，对于日后女权批评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发表于1980年的《通过布雷区的舞蹈：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 （“DancingThrough the Minefield: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是一篇“对女权思想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27]《通过布雷区的舞蹈》宏观透视了女权批评现状，指出社会对于女权批评的种种责难，构成了女权批评登上主流批评列车路径上的雷区。克罗德尼勾画了今后女权批评的发展路径，期望化解对女权批评的排斥，将女权批评平安送上列车。克罗德尼强调，女权批评的重任之一就是打破学术界的美学成见，建立新的美学标准。
在发表于1979年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一文中，肖沃尔特提出了“女作家批评”（gynocriticism） 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肖沃尔特指出，女权批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批评（the feminist critique），第二类女权批评即女作家批评。在文中，肖沃尔特追溯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历程，提出了著名的女性文学创作三段论。第一阶段为“女性的”阶段，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直到1880年乔治·艾略特去世。在这一阶段中女性创作“表现出对于男性文化的主流传统的摹仿，并将其对于女性本质的观点加以内化”。[28]女性创作的第二阶段为“女权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880年开始，直到女性获得选举权的1920年。这一阶段的女性创作以抗议男性标准和价值观、倡导女性权利和价值观、要求自主权为特征。这一阶段与美国女权政治运动相吻合，表明女性创作与女性政治行为的重要关系。女性创作的第三阶段为“女人的”阶段，即从1920年到现在，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阶段。“女性在此拒绝了之前的摹仿和抗议，两种对于对立面的依赖，而把女性经历作为自主艺术的源泉，把女权主义的文化分析延伸到文学的形式和技巧。”[29]在两年后发表的《荒野中的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1981）一文中，肖沃尔特又一次强调了女权批评的两种模式，即女权批评和女作家批评。她指出，欧美各个国家的女性文学理论侧重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英国女权批评强调压迫，以心理分析见长的法国女权文学理论突出压抑，而以文本分析见长的美国女性文学理论则侧重表达。[30]但这些文学理论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都在试图把女性从置她于劣势的原型中拯救出来。肖氏指出，女性文学理论使用了四种差异模式——生理的、语言学的、心理分析的、文化的——来定义和区分女性作家和女性文本的质量，每种模式代表了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批评。[31]以女性文化为模式的理论最为肖氏所推崇，这种理论模式吸收了关于女性身体、语言和心理的观点，但又对这些观点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尼娜·贝姆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陷入困境的男性情节剧：论美国小说理论如何将女性作家排除在外》（“Melodramas of Beset Manhood: How Theories of American Fiction Exclude Women Authors”）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贝姆质疑道，为何19世纪曾经“笑傲江湖”的女性作家在20世纪文坛上几乎全部销声匿迹？是因为这些作品缺少文学价值而无法成为经典吗？贝姆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界以父权文化为统治的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后来出现的文学理论对于早期女性文学充满性别歧视的判断。鲁宾逊在其著名的评论文章《叛逆我们的文本》（“Treason Our Text”）中也对妇女文学进行了独特的评价和思考，她对现有的经典文学标准提出质疑，指出经典文学对妇女文学的忽略。她同时也审视了女性主义批评潜在的影响和对经典标准的冲击，强调女性主义批评带来的挑战，不是简单、重复性地抨击，而是一系列可以替代男性主导地位以及公认标准态度的选择。
1984年，乔伊丝·W.沃伦出版论著《美国纳齐苏斯：个人主义与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女性》（The American Narcissus: Individualism and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分析了美国文学中个人主义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对于女性造成的后果。她在书中强调，虽然美国人鼓励自由、进取的开拓精神，女性却被要求成为所谓“真正的女人”：虔诚、纯洁、顺从、以家庭为中心。女性不是“美国梦”的做梦者，只能是“美国梦”所要达到的目标，“美国梦”是专属于白人男性的梦。女性处于被使用的地位，要么为男性的成功提供劳动，要么作为男性成功的衡量标准。在个人主义神话中，所谓“个人”其实仅指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男性，女性及印第安人、黑人等少数族裔都被视作“个人”的对立面——“他者”，从而没有其位置。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神话”在19世纪达到巅峰，而“正是对个人的强调使得美国女性的个人身份不被认可”，[32]对“个人”的膜拜抹杀了美国女性作为“人”的存在。沃伦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女性被这一神话排斥在外的缘由。
约瑟芬·多诺万 （Josephine Donovan） 的成名作《女权主义理论：美国女权主义思想传统》（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于1985年出版。在尚未有理论基础的美国女权文学批评摸索着前行的时候，多诺万的《女权主义理论》通过从思想上追根溯源，为女性主义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为后来的女权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作者在书中将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历史的视角把握了女性主义思想脉络。作者分析了不同阶段女性主义思想特点及女性主义思想的不同分支，紧扣其时代背景下的哲学思潮，剖析其内在联系，并在纵观史今的基础上，对其在整个女性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做出了客观评价，也是备受推崇的女权理论著作。
陶丽·莫伊（Toril Moi）的《性别/文本的政治：女权主要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5）诞生于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顶峰时期，从方法论和理论的政治意义上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了审视，为女权理论建构中极为重要的著作。莫伊强调该书“既不是对各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概述”，也不是“对女性主义文本的研究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33]而是着力于“对理论进行诉求”，[34]体现了从“文学批评”到“理论”的过渡。莫伊以政治性为落脚点分析了盎格鲁—美国女权主义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亦非常强调文本的美学价值。她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解构政治性与美学价值两者之间的对立，关注美学价值中的政治性以及政治方法中的美学价值。莫伊对肖沃尔特建立的女性文学传统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她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都没有逃脱传统的审美价值的束缚。莫伊在该书中也悉心分析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特别是强调了法国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关系。 除波伏娃之外，莫伊还重点介绍了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这三位新一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的作品代表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趋势。与法国女权主义者相比，美国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与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更加重视政治行为和社会实践，更加聚焦于文化与历史分析，强调文学批评的宗旨在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而法国女权主义更加注重文本的特点分析、专注于妇女的创作研究。对于法国女权主义来说，“女性”是一种话语建构和表达形式，与政治活动和压迫性的日常经历毫无关系。但法国女权主义者对于理论的重视和对于语言和话语的探索，促进了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建构，增强了美国女权批评的理论性。这一特点在女权批评进一步学院化和体制化的过程中更为凸显。
强调差异，走向多元批评模式
女权文学批评在8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强调差异的阶段。这种差异是多元的，它既包括两性之间的差异，也包括美英法国女权文学批评理论之间的差异；既包括族裔之间的差异，也包括阶级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甚至还包括性取向的差异。成熟之后的女性主义批评走出对于自我的关注，把目光投向历史和外界，在建构女性传统和谱系之外积极联合其他亚文化，为女性批评加入了种族、阶级、帝国、性取向等多元维度。80年代之后的女权文学批评，出现了多元纷呈的不同批评模式。
女权文学批评起源于学院派的主流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评论家，她们从性别的视角，抨击了文学批评中的男权政治，对于女权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的性别意识，对于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女权文学批评阵营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女性美学的合法性在80年代遭受了质疑，引发了评论界对其本质主义倾向的反思。以往曾经引领整个女性运动、为女性权益大声疾呼的主流女性主义受到质疑和挑战，强调差异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权文学批评中的族裔、阶级和性取向维度日趋明显，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不统一的多元现象。少数族裔女性评论家指责学术界的“女权主义”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立场，忽视了其他种族女性的声音。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权评论家、工人阶级女权评论家，以及女同性恋女权评论家认为，不能以白人女权主义语境中的“妇女”概念来理解所有妇女，因为它无法反映所有（如第三世界、无产阶级、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等等）女性群体的独特性和生存状况。这些来自女权主义内部的挑战迫使主流女性主义在使用理论武器对男权统治进行瓦解和抨击的同时，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自身反省，倾听来自女性阵营内部的以往失声女性的话语。性别差异影响到种族、经济、宗教和区域之间的差别。反之，种族、经济、宗教和区域的差别也为性别研究带来不同的视角，造成了女性之间的区别。在对于同性恋的研究中，评论家们探讨了异性恋的社会建构、女同性恋欲望的心理模式，以及对于同性恋憎恶的根源。在族裔研究中，评论家们探讨了种族与性别的刻板模式之间的关系、非裔美国女性文学史的独特拐折点、种族主义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等等。在日益蓬勃的后现代殖民主义研究影响下，虽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强调女权主义思想的多样性就代表了对于具有政治统一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分裂与削弱，但女权理论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不同流派之间的歧异恰恰表现了女权主义健康发展的现状及其巨大的思想活力，也为女权主义面对与挑战各种议题提供了机遇。
非裔女权主义者首先对于“铁板一块”的白人主流女权主义进行了挑战。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尖锐地指出，“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将她们自己的利益斗争变成整个女性运动的主要核心，她们在使用一种‘共同’言辞的同时，将她们自己的境遇变成了所有女性的境遇，因而是‘压迫’的同义词”[35]。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黑人妇女所承受的父权体制是不同于白人妇女的，她们蒙受压迫不仅由于她们是女性，还由于她们是黑人。有鉴于此，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必须独辟蹊径，创立适用于解决黑人妇女特殊问题的黑人女权主义，以期在性别抗争和种族抗争同时进行的过程中建立黑人妇女独特的身份。 黑人女权主义者对于白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质疑：我们必须问问白人女权主义者，当你们说“我们”的时候，你们到底指的是谁？在她们看来，“我们”一词经常被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挪用来使她们的经历作为所有女性的普遍经历。白人女权主义者在镜子里面凝视自己，然后把自己的意象投射到别人身上。[36]胡克斯的代表作《难道我不是女人吗？黑人妇女与女权主义》（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1981）是一部集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话题综合讨论的专著。胡克斯指出，在大多数文学作品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中，男性通常指的是白皮肤的男性，妇女通常指的是白皮肤的女性，黑人则通常是男性。如此一来，黑人女性只能获得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历史，她们自己的历史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当代的黑人妇女之所以不能团结起来进行维权斗争，是因为黑人妇女放弃了女权斗争，在性别斗争和种族斗争中过分依赖种族斗争，以为只要种族斗争胜利了，性别问题自然就会解决。胡克斯强调：“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两个话题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自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两个因素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一个是我生来是黑人，另一个是我生来是女人。”[37]在现代女权运动和种族运动兴起的过程中，黑人妇女要么必须接受种族歧视，与白人妇女联合进行性别斗争；要么必须忍受性别压迫，与黑种男人联合进行种族斗争；而当以上这两部分人的斗争在20世纪上半期和中叶分别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后，黑人妇女却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始终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在美国历史上自始至终是白种男人、白种女人，以及黑种男人欺压的对象，在以上三个人群争取各自利益的斗争中，黑人妇女分别被拉进了战斗的阵营，却在最后的斗争成果中没有取得任何属于自己的权益，仍处于失声的境地。她呼吁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只有摒弃女性阵营内部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利益纷争，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统治。
1981年，安扎杜尔与彻里·莫拉格（Cherríe Moraga）共同编辑出版了《这座桥被唤作我的背：激进有色人种女性的作品》（This Bridge Called MyBack:Writings by RadicalWomen ofColor），象征着之后十年中对于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一系列指责和批评的开始。该书为女权主义的经典作品，收录了来自不同民族、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特别是有色人种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作品，对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即所谓主流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提出了挑战。安扎杜尔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要求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承认并改正她们的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取向歧视等。这部文集也开创了酷儿理论研究的先河，虽然许多文章的视角是有色人种同性恋的视角，却结合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因素，体现了多重身份的特点。安扎杜尔既强调差异，也强调团结。“我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相似的解决办法”，但是，“各种肤色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女同性恋们、女权主义者们、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男人们”却可以团结起来，使社会达到平衡。[38]其实，尽管这部作品的出发点在于“与白人女性建立联系”，但实际上更是起到了“分裂”的作用。[39]如果黑人女性被用来作为黑人男性（在民权运动中）与白人女性（在女权运动中）携手走过的桥，拒绝担负这一角色就意味着要挺胸站起来，从隐身变为可见，建立有色女性的权利和视角。1987年，安扎杜尔又出版了《边土/La Frondera:新梅斯蒂扎》（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呼吁建构梅斯蒂扎意识（新女性混血意识）。作为生活在美墨边境的奇卡纳，安扎杜尔饱受身份困境—族裔、性别、性取向等等。生活在几种文化交汇处的边土，安扎杜尔发现这几种都没有给她归属感，于是她只能将家安在了边土。边土既指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实际边界地区，也是心理、性/性别，以及精神的边土，是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地区。在这样的空间产生的新梅斯蒂扎意识是一种整体的、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它不是以排他、而是以包容来定义自己。
20世纪80年代，艾丽斯·沃克创立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个词汇，以特指所有具有非洲血统的黑人女性所追求的一种不同于主流白人（或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沃克的“妇女主义”揭示了美国非裔妇女在男权统治下的特殊遭遇，她们遭受着来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在性别斗争中面临着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不一样的境遇，理应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妇女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展现了主流/白人女性主义以普及化为掩饰的霸权，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在性别问题的讨论之余融入种族话语拓展了新的思路。不仅如此，在沃克笔下，“妇女主义者”既可以是同性恋者，也可以是异性恋者。她继承“统一主义”传统，摒弃“分离主义”倾向，以确保整个人类（包括男女两性）的生存和完整为己任，为同性恋女性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呼吁。在沃克眼里，最具代表性的黑人妇女艺术就是“百纳被”。百纳被由众人制作，由众多图案、颜色各异的布片拼接而成。这种制作过程本身既暗示了黑人妇女支离破碎的主体，又强调了黑人妇女的姐妹情谊、团结友爱，还代表了黑人妇女精神上的解放和完整，以及获得的崭新的艺术生命。
为有效改变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匮乏局面，黑人女权评论家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撰写了《走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1977）一文。她在文中声称，“面对那些把黑人女性完全排除出他们的文学作品以及他们现实生活的人，我要挑战他们，并促使他们改变态度；我还想鼓励黑人女性深入钻研[黑人女性] 文学，为这个文学的存在而欢欣鼓舞；我想激发她们着手运用鲜明的女权主义方法来审视这个文学中的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我的最终目的是黑人妇女的解放，即，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选择，不再那样的无形、不再遭受如此多的暴力和生活中的非人待遇，做充满活力的黑肤色的女性的人”[40]。史密斯着力将黑人妇女生活的政治状况、写作的内容以及作为艺术家的生存状况按不同方式联系起来，探究证明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必要性，以及黑人女同性恋作品如何反映了黑人妇女文化的现状以及所有黑人妇女所遭受的沉重压迫。这种建构黑人女权批评的拓荒充满风险，因为她无论是从女权主义角度去探讨黑人女作家，或者从任何视角评论黑人女同性恋作家，都会触犯禁忌。十年之后的1987年，芭芭拉·克里斯琴撰写了《理论竞赛》（“The Race for Theory”）一文，以反对愈演愈烈的理论狂热对于黑人以及所有有色族群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的危害。克里斯琴一针见血地指出，掌控话语权的主流学者们把理论当作了争赶学术时髦、牟取文化资本、巩固自己话语权的利器。他们根本对文学、文本和作家本身不屑一顾，而是热衷于推起一波又一波的理论新潮，你方唱罢我登场，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竞赛”。而一些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学者，要么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去探讨“自己的文学”，要么也硬着头皮跟风去写些自己都不懂的艰深晦涩的文字。克里斯琴揭批了理论竞赛背后的险恶用意：遏制和打压黑人等有色人种族群以及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兴起，以证明有色人种和女性文学或研究的“边缘性”。克里斯琴承认，黑人文学尤其是黑人女性文学批评，需要理论的创新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被那些“新哲学家们”牵着鼻子走。克里斯琴巧妙地利用了英语中“竞赛”（race）一词的双关意义——“种族”，自豪地宣称有色种族也是“the race for theory”——“理论的种族”。他们的创造力不仅在于文学创作，也体现在对理论的开创和发展上。克里斯琴坚信，文学理论不应该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鲜活语言分离；理论化过程应该与文本研读密不分家，离开文本的理论就不是文学理论。而且，理论化应该扎根到有色种群的历史、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学中去发现、总结、建构和发展。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也为探讨种族在女权阵营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她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尖锐地指出西方精英女权批评家在分析第三世界女性问题时，流露出种族和阶级优越感。在《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1986）一文中，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致力于全球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的特殊经历。斯皮瓦克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能描述某个特定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经验与历史的批评话语。基于这个愿望，斯皮瓦克创造了“属下”这个概念。斯皮瓦克的女权理论并不局限于性别问题的讨论，她把以往两性之间的矛盾放诸女性阵营之内，拓展至种族、文化之外，重点揭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文化对立。斯皮瓦克从女性内部讨论种族、民族问题的角度对女权主义的总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性别维度之外，女权主义评论家也在评论中强调了阶级和族裔的维度。莉莲·鲁宾逊坚称性别只有置于族裔和阶级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才有意义。她的这一观点在《性别、阶级和文化》（Sex, Class, and Culture,1978）中得到明确阐释。鲁宾逊在谈到决定女性社会地位和身份时，认为阶级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她认为这一点在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地探讨。
多年以来，美国土著文学研究在学界中一直居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在高校中土著教师和博士生项目的稀少、登载其文章的学术杂志的匮乏，以及其他学者对于土著文学的忽略等等，这一现象造成了罗伯特·艾伦·沃利尔（Robert Allen Warrior） 所说的那种“智力的无家可归”，因为土著学者“不属于任何地方”。[41]美国土著文学研究真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葆拉·艾伦（Paula Allen）的《圣环：重新发现美国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特征》（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1986）从女权主义视角对土著文学进行了阐释，成为土著女权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著作。艾伦在《圣环》中力图证实女性神灵和女性在印第安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女性文化传统对于印第安人文化继续生存的重要意义。艾伦在论著中分析了美国印第安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指出印第安男性文学强调殖民过程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异化和对印第安人消亡的焦虑感，而印第安女性文学的主题则是延续、适应和存活。因此，“当我们把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以男性为轴心转为以女性为轴心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叙事的“重点就会是延续而不是灭亡”，也会把去殖民化从“悲观主义变为乐观主义、从绝望变成希望”。[42]该书成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印第安历史研究和印第安妇女研究的经典著作。
虽然许多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著作中都没有论及女同性恋以及她们的文学，但在女权文学评论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这一群体必然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在强调差异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同性恋成为女权主义诉求的激进表现形式。女同性恋强调同性恋身份绝不仅仅是“性选择”，而是一种反抗男权统治的政治态度，是对于社会建构的异性恋的彻底摒弃。在大多数社会中，妇女的定义要取决于她与男性之间的附属关系。而女同性恋者因为在性方面摆脱了对于男性的依附，她们的存在就从根基上动摇了社会对于妇女身份的规定。一般女权主义理念强调女性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独立，而女同性恋则把矛头直指妇女在性方面对男人的依附从属被动关系，造成对于父权性政治最为激进的攻击。[43]女同性恋文学批评认为，一个女人的身份不应该仅仅通过她与男性世界和男性文学传统的关系来加以定义，女性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一个女性的性趋向和情感趋向极大地影响到她的意识、乃至于她的创作。女同性恋视角为批判和分析父权社会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44]
阿德里安娜·里奇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强迫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曾震动女权主义思想界。里奇将母亲身份斥为一种社会建构，指出异性恋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非自然状态。里奇认为，女权批评中对于女同性恋存在的抹杀不仅是反女同性恋的， 其后果也是反女权主义的。她的目标是要促使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去审视异性恋，将其看作“剥夺女性权利的一种政治制度”，并做出某些改变。同时，里奇也希望“其他女同性恋能够感受到女性认同（womanidentification）及女性联盟（woman bonding）的广度和深度”。[45]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它们向那种自称为所有女性代言，实际上却是异性恋、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观点发起了共同挑战。[46]在《赞比：我名字的新拼法》（Zami:A New Spelling ofMy Name,1982）中，女同性恋黑人作家、评论家奥德丽·洛德 （Audre Laude）大声疾呼：“不能仅仅满足于女性的团结，我们是不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女同性恋者的团结，我们是不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黑人的团结，我们是不同的。不能仅仅满足黑人女性的团结，我们是不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黑人女同性恋者的团结，我们是不同的。”[47]女同性恋力图通过释放被父权异性恋中心价值体系所压制的女性潜力和能量，达到女性各个方面的自我实现，来塑造一个崭新公平宽容的新世界。她们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也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邦妮·齐默尔曼（Bonnie Zimmerman） 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史无前例：女同性恋女权批评概述》（“What Has Never Been: An Overview on Lesbian Feminist Criticism”）也是阐述女同性恋观点的重要作品。齐默尔曼特别指出，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中有意忽略了女同性恋的存在，女同性恋的文章直到70年代末才在《符号》、《边界》这类杂志上出现，而在早期的女权文学批评论文集中也几乎没有从女同性恋视角写作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女同性恋批评家不得不寻求其他表达路径，努力构建一种女同性恋批评视角。[48]与此同时，女同性恋批评家也在为女同性恋们寻找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且开始分析女同所创作的作品中女同意象、刻板模式和神秘存在，以及文体和文学理论。在不长的时期内，女同性恋批评家已经开始展示一种独特的女同美学的存在。齐默尔曼指出，一代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成长起来，她们通过指出多年来“不可言说”的女同性恋的存在打破了文学批评的局限。这个过程与女权文学批评平行，实际上许多开拓性的女权批评家都是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男权统治的学界中的女性，女同性恋从一个“他者”的视角探讨了女同性恋的写作和阅读方式。作为一个由异性恋统治的学界的女性，女同性恋提出了对于充分理解女性现状和创作至关重要的观点。
对于差异和多元的强调也导致许多白人女权评论家对于女权主义进行了反思，一个极好的例证便是伊莱恩·肖沃尔特发表于1991年的美国女性文学评论专著《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Sister’s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的姊妹篇，肖沃尔特以美国特有民间手工艺术中带有各种线条图案的被子为象征，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了美国女性文学中的多元色彩。她在这部著作中通过广泛的文学概述和文本分析，探讨了诸多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追溯了美国女性写作的发展过程。肖沃尔特在此充分展示了女性创作在种族、阶级和性选择方面的多样性，并将研究聚焦于这些女性文本的历史性和多元文化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肖沃尔特在著作中使用了拼贴被的隐喻来形容美国女性文化与创作，因为拼贴被就是把不同的碎布连缀在一起做成的，女性文学史也是由不同风格、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汇集在一起而成的。肖沃尔特认为，拼贴被已经成为比起传统的“大熔炉”更为确切的美国文化特征。这一点在女性写作向多元文化拓展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技巧上尤其如此。肖沃尔特显然超越了早期妇女研究中对于种族和族裔因素的忽视，她在书中特别强调，美国女性创作的历史要“学会理解和尊重每个姐妹的选择”。[49]
评论家辛妮德·麦克道毛特（Sinead McDermott）指出，性别与种族、阶级、族裔和文化场所的复杂叠覆说明仅仅聚焦于性别是无法恰当地处理我们的文学文本和我们活生生的身份的。[50]因此，当前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形式，一种像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Friedman,Susan Stanford）所建议的那样，“既超越性别又不忘却性别”[51]的批评模式。也唯有如此，女权文学批评才能在更加良性的轨道上前进。
消解中心，打破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界限
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之际正值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盛行之时，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去中心”、“解构主义”等都对于女权文学批评带来一定影响，当代女权文学批评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打破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女权批评家不仅关注经典文学，也把目光转向通俗文学，不仅关注小说、戏剧和诗歌，也关注其他体裁的作品，以及以其他艺术形式创作的作品。
马琳·S.巴尔（Marleen S. Barr）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巴尔认为后现代文学经典里虽然包括了女性作家，但有不少女性作家由于从事了非主流的文学体裁写作，被排挤在主流文学之外。例如不少女权主义理论家就将科幻小说视为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而忽视它，以至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他者’”。[52]巴尔率先将科幻题材与女性主义理论结合，开拓了通俗文学的女性主义视角。她在其论著《女性主义虚构：空间/后现代小说》（Feminist Fabulation: Space/Postmodern Fiction, 1992）中谈到，自己选取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是处于双重边缘地带的文学形式。从题材上说，科幻小说无疑属于大众文化，长期徘徊在主流文学之外；从所讨论的人物来说，女性又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弱者。巴尔指出，尽管某些西方主要女权批评家强调了后现代与科幻小说之间的联系，但没有人将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包含在后现代文学之内。她强调后现代小说必须承认包括科幻小说、超自然主义小说、乌托邦小说等在内的女性主义文本。
丽莲·鲁宾逊的论著《神奇女侠：女性主义和超级英雄》（WonderWomen:Feminisms and Superheroes,2004）聚焦于美国漫画中的超女形象。鲁宾逊探讨了神奇女侠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同时巧妙地把漫画人物这种被流行文化所疏忽的部分置于希腊神话、社会政治历史、文学、经济、艺术历史、媒体研究、性别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语境之中。鲁宾逊指出在传统的美国漫画书文体中，超级女英雄几乎不存在。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妇女人物角色也随之出现。鲁宾逊以“神奇女侠”（Wonder Woman）为这些漫画人物命名，进而阐述了神奇女侠是如何映射并进一步发展古老神话中女神形象的特征的。鲁宾逊笔下这些被赋权的女性超级英雄，不仅仅是女性的榜样，也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改变。她通过对于通俗文化和文学的人物形象分析，开辟了女权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简·汤普金斯 （Jane Tompkins） 也在关于西部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她的《极地之西：西部的内在生活》（West ofEverything:The Inner Life of Westerns,1992）从小说、图画、影视各个方面分析了有关美国西部的话语对美国民族想象的影响。美国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那段极大改变了年轻共和国面貌的西部经历。西部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在流行小说、绘画、广播、影视等各艺术领域中都得到了深度表现。汤普金斯指出，西部叙事所创造的西部神话是一个“有关男性暴力的叙事”，崇尚暴力、张扬征服感。女性的场所，如家庭和教堂，在西部叙事中被完全驱逐了。这种反女性文化的使命决定了西部叙事的语言特征。 在西部叙事中，男性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其缄默成为男性拒绝女性文化、对抗人际交流、确立自足主体性的方式。总之，西部叙事在叙事意象、主题和语言特征都与当时女性作家创作的感伤小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
雪丽·塞缪尔斯（Shirley Samuels）很早就关注视觉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发掘早期史料中的图片、政治宣传册上的卡通漫画、雕像和照片所承载的文学文化意义成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塞缪尔斯出版了专著《正视美国：图解美国内战》（Facing America: Iconography and the CivilWar），以文学研究学者的角度分析美国内战留下的图片、照片等视觉资料，并得出结论：美国内战标志着美国国民象征由女性化（女神哥伦比亚）转为男性化（山姆大叔），这一转变也体现在了19世纪美国小说、诗歌、政治漫画等各种文学体裁中。在书中，塞缪尔斯对内战中的各种图像资料，特别是表现战场真实情景的照片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解读。尽管那时摄像技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战地记者还是通过大量照片，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严酷的现实从前线带到后方。这些来自战壕、河流、农场以及已经沦为战场的城镇的照片满足了公众对于信息的渴望。内战中无数死伤士兵的照片更加深了男性的替代忧虑：由于男性受到战争的摧残，女性将要走出家门，占领传统的男性领地并最终替代男性。
金惠经（Elaine H.Kim）在关注亚裔美国文学的同时，还将自己的研究延展到视觉艺术领域。2003年，她与艺术史学者玛戈·町田（MargoMachida）和视觉艺术评论家莎伦·沟田（Sharon Mizota）合作编撰了《新鲜话题/勇敢凝视：关于亚裔美国视觉艺术的对话》（Fresh Talk/DaringGazes:Conversations on Asian American Art）一书，从跨文化的视角阐释介绍了亚裔美国视觉艺术的发展史。该书汇集了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亚裔美国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也收录了一批著名艺术家和学者撰写的关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个人解读和理论分析相得益彰，忠实地反映了当代亚裔美国艺术创作和评论的多元化特质，证明了亚裔美国艺术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多维的，也是充满矛盾冲突的领域。另一位华裔美国女性评论家林英敏（Amy Ling）也认为，当下亚裔美国文学创作日臻成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质性与复杂性，族裔性模糊、含混的作品日渐增多，主题与体裁亦日渐丰富，因而亚裔美国文学/艺批评也应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抗议文学”的批评范式，而应着眼于展现出“亚裔美国”这个社会性的建构整体内部蕴含的多样性、多民族性与多元文化性，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张力，并重新审视亚裔美国创作与美国主流文学传统之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她于1999年编著出版了《黄色之光：繁荣的亚裔美国文艺》（Yellow Light:The Flowering ofAsian-American Arts），选择了17个亚裔美国文学/艺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将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分属不同时代的亚裔美国作家、艺术家的采访，编辑整理集结成册。此选集首度将各类亚裔美国艺术家的声音纳入学术研究范畴，展现了在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中，不同领域的亚裔美国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亚裔艺术之繁华。林英敏认为，“亚裔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多重声音、多重民族构成的欣欣向荣的有机整体，是孕育着更多超越族裔性界限、具有普遍意义、展示亚裔美国文化独特魅力的佳品的希望之乡。
传记文学也是20世纪后期备受女权评论家关注的体裁。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撰写的《“命运垂青的陌生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她的家人》呈现给读者一个全新的斯泰因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现代主义偶像的标签。瓦格纳马丁关于斯泰因与两个哥哥、同性恋人，以及那些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关系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位几乎是“人们还没有读过的最为著名的文学大家之一”[53]的大量资料。在这部传记发表之前，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名字和存在基本上只与那些著名的男人相关联时才有意义。即使她的作品得到考虑，也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放纵的产物，根本不能和她在培养现代主义的男性天才方面的贡献相提并论。瓦格纳马丁坚持将斯泰因的传记写成“一个女性的生平”，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多维的、作为“现代主义之母”的斯泰因形象，也为传记写作这个曾经不被视为严肃文学的体裁开辟了新天地。
拓展外延，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当代女权文学批评的另一明显趋势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女权学者将文学文本置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之中，以此展现文学文本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在文化体制内的功能和社会权力运作模式中的作用，她们在文学文本和文化间徜徉穿梭，打破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为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疆界。这种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做法通常有两种模式：或是研究文化的女权主义学者把文学文本作为女权思想模式来加以研究，或是女权学者们使用文化研究和文化分析理论来研究女性写作的产出和接受。[54]
女性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女性与流行小说的关系、女性作品与文化机制的关系是多名女权评论家的关注点。玛丽·凯利（Mary Kelley）的代表作《私有女性，公共舞台：19世纪美国的家庭文学》（Private Woman, Public Stage:Literary Domestic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1984）就是一部从文化和历史视角研究19世纪女性作家的力作。凯利对12位19世纪美国女作家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以及日记、信件和新闻报道等200多份史料，进行了筛选和提炼，以揭示出这些作品中“独立或共享的因素”[55]。她以此评价了19世纪的畅销女性作家，并通过“文学家居性”的概念阐述了女性作家在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夹缝中求得体面生存的困境，以及在此种困境中构建的双重身份和矛盾态度。 简·汤普金斯的《轰动的设计：美国小说的文化机制，1790—1860》（Sensational Design: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1790—1860,1985），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学文本的价值和经典形成的过程。汤普金斯从读者接受的理论视角，力图证明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品不过是后世读者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所运作的结果；而那些在发表之时得宠于大众的流行小说有其符合当时读者品味的美学价值，却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消逝在历史之中，后世读者自然无法意识到它们的经典性。汤普金斯最后得出结论，经典并非天然形成的，文学价值乃是机制化的产物。卡西·戴维森（Cathy Davidson）撰写的《革命与文字：小说的兴起》（Revolution and the Word: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1986）则从小说的角度探讨了文化现象。戴维森认为，文学不仅是纸面的文字，而是一个繁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生产的过程。她的重点是研究小说如何通过作家、印刷商、出版商、书商、小贩、图书馆和读者的共同作用而进入早期美国文化。在书中，戴维森探讨了文学文化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激荡大潮中的作用，审视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首次提出美国建国与美国小说兴起的同步性。[56]《革命与文字》研究范围涉及美国建国早期（1789—1820）的各类小说及与小说写作、出版、发行相关的各种史料，研究方法既包括对原始档案的定量定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有文化和文学解读。戴维森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美国小说兴起，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尼娜·贝姆将自己的研究置于美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女性作家创作对于美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贡献。她的论著《小说、读者与评论家：对于内战前美国小说的反应》（Novels, Readers, and Reviewers:Responses to Fic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1984），以发表在20多本杂志上的2000多篇书评为基础探讨了美国内战前社会对于小说的接受情况。贝姆的重点是书评中反映出来的关于小说的假设和标准，以及对于小说的文化期待。她于1995年发表的《美国女性作家与历史作品，1790—1860》（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the Workof History:1790—1860）则将研究视角指向历史作品领域，探讨了19世纪创作的大批各种体裁的历史作品。她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充分利用了关于共和主义和共和国女性角色的观点为自己找到了阅读和写作历史作品的理由。她在2001年发表了《美国女作家和19世纪科学：关联方式》（American Women of Letter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s:Styles of Affiliation），分析了19世纪美国女性与科学的关系。尼娜·贝姆探讨了美国女性写作对于19世纪广泛传播的科学知识的回应。虽然无法成为科学家，美国女性坚持认为她们可以懂得科学，并且参与有关科学的话语建构。贝姆对于这些为女性传播科学知识的女作家表示出极大兴趣，她们致力于提高女性的才智，其科学作品曾出现在教材、小说、诗歌、医学杂志、指导书籍和畅销杂志上。
劳伦·布兰特（Lauren Berlant）的《女性的抱怨：美国文化情感的未竟事业》（The Female Complaint: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entimentalityin American Culture,2008），着眼于20世纪早期到中期美国大众文化中女性大众媒体的兴起和发展，探讨了如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内的一批通过讲述“真爱”的故事与读者或观众建立亲密感的小说和改编作品，涉及的作品包括多部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布兰特援引了大量文学文本和影视改编资料，但她并非要梳理20世纪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史，而是围绕亲密公共空间的概念，考察这些作品中呈现的美学范式的普适化与超越、情感的共享与疏离，以及未来生活幻想的政治隐喻。
文学与文化现象中种族歧视一直为非裔学者所关注。海瑟尔·卡比（Hazel Carby）的《重构女性气质：非裔美国女性小说家的兴起》（ReconstructingWomanhood:The Emergence of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1987）是从文化视角分析文学作品的典型事例。卡比在此运用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批评理论，解读一直被主流评论界忽视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修正了学术界对于这段时期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错误观点，对这一阶段的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该书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以及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被认为是“非裔美国女小说家研究的里程碑”。贝尔·胡克斯的文化批评理论聚焦通俗文化现象中的种族问题。她在《想念：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1990）一书中指出，“我们生产的文化批评，是在白人至上的背景下诞生的”。[57]胡克斯批判当代文化批评的通病是忽视这些批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倾向的。胡克斯认为当代文化批评主要还是男性白人主导的，他们规定了这门学科的内容、体例、规范和话题，迫使黑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理论研究方法，因而白人与男性仍是学术领域的独裁者。白人惧怕黑人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惧怕黑人话语会让自己在文化研究领域失掉控制权。[58]在胡克斯的文化批评中，影评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59]以关注种族话题为显著特点。胡克斯认为，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广大群众对种族问题的感知和异族通婚现象的接受能力仍是有限的；美国主要的文化环境仍然是男性的、白人的。
结语
在20世纪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从一个“被边缘化和贬值的分离的研究形式”成为“更为宽泛的文学与文化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60]从社会文化批评到审美和文本批评、从反抗传统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到建构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理论体系、从寻求平等到强调差异、从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运动到不同族裔、不同阶级、不同性取向的女性的全面参与，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文学批评，也是政治批评，更是对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它的广泛涉猎、多维视角、跨学科性、多元文化性，以及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互动使之成为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以来一支最具活力的批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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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liane Showalter,“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3rd.ed.Eds.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Arnold,1996.p.99.
[9] 这种译法参照韩敏中教授的译本，《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
[10]Eliane Showalter,“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3rd.ed.Eds.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Arnold,1996.p.100.
[11]See Paul Lauter,Canons and Contex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27-31.
[12]Morris Young,“Growing Resources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College English 69.1（20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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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oyce W.Warren,ed.,The（Other）American Traditions:Nineteenth-Century Women Writers.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3.p.ix.
[15] Ibid.,p.2.
[16] Ibid.,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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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laudia Tate,Domestic Allegories of Political Desire:The Black Heroine’s Tex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
[21] 黄秀玲：《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到奢侈》，詹乔、蒲若西、李亚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
[22] 译文参考程爱民、邵仪、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
[23]Amy Ling and Shirley Geok-lin Lim,eds.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p.9.
[24] 周郁蓓：《亚裔美国批评与现代、后现代理论》，《南开学报》2009年第5期，第48页 。
[25]Elaine Showalter,A Jury of Her Peers:American Women Writers from Anne Bradstreet to Annie Proulx,2009.p.xi.
[26] 两位荣获诺贝尔文学的美国女性作家分别是赛珍珠（1938年）和托尼·莫里森（1993年 ）。
[27]Anne Goodwyn Jones,“A Landscape of Her Own.”Review of The Land before Her: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1630—1860,by Annette Kolodny.American Quarterly 37.4（1985）：619.
[28]Eliane Showalter,“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3rd.ed.Eds.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Arnold,1996.p.107.
[29]Eliane Showalter,“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3rd.ed.Eds.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Arnold,1996.p.107.
[30]Elaine Showalter,“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Critical Inquiry 8.2（Winter,1981）：186.
[31] Ibid.,pp.186-187.
[32]Joyce W.Warren,The American Narcissus:Individualism and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p.4.
[33]Toril Moi,“Preface.”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Methuen,1985.p.xiii.
[34]Toril Moi,“Afterword.”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75.
[35]hooks,bell,“Black Women:Shaping Feminist Theory,”in The Black Feminist Reader.Eds.Joy James and T.Denean Sharpley-Whiting.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0.p.134.
[36]Susan Gubar.“What Ails Feminist Criticism?”Critical Inquiry 24.4（Summer,1998）：893.
[37]bell hooks,Ain’t I a Woman:Black Women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p.12.
[38]Anzaldúa,“La Prieta,”in The Gloria Anzaldua Reader.Ed.AnaLouise Keating.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p.50.
[39]Susan Gubar.“What Ails Feminist Criticism?”Critical Inquiry 24.4（Summer,1998）：886-887.
[40]Barbara Smith,“Reply to Deborah Chay.”New Literary History 24.3（1993）：654.
[41]Robert Allen Warrior,“A Room of One’s Own at the ASA:An Indigenous Provocation.”American Quarterly 55（2003）：683.
[42] Paula Gunn Allen,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Boston:Beacon,1986.p.262.
[43] Barbara Christian,“No More Buried Lives.”p.199.
[44]Bonnie Zimmerman,“What Has Never Been:An Overview of Lesbia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Feminist Studies 7.3（Fall 1981）：452.
[45]Adrienne Rich,“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in The NortonAnthology ofTheory and Criticism.Ed.Vincent B.Leitch.New York:Norton,2001.p.1591.
[46]Vincent 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Norton,2010.p.1588.
[47]Audre Lorde,Zami: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Trumans burg:Crossing,1984.p.226.
[48]Bonnie Zimmerman.“What Has Never Been:An Overview of Lesbia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Feminist Studies 7.3（Fall 1981）：453-454.
[49]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rons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175.
[50]Sinead McDermott,“Notes on the Afterlife of Feminist Criticism.”PMLA 121.5（Oct.2006）：1731.
[51]Susan Stanford Friedman,Mappings: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18.
[52]Marleen S.Barr,“Preface.”Feminist Fabulation:Space/Postmodern Fiction.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2.p.xvii.
[53]Brenda Wineapple,Sister Brother:Gertrude and Leo Stein.New York:Putnam’s,1996.p.398.
[54]Sinead McDermott,“Notes on the Afterlife of Feminist Criticism.”PMLA 121.5（Oct.2006）：1733.
[55]Mary Kelley,“Preface.”Private Woman,Public Stage:Literary Domestic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xii.
[56]Jeffrey Walker,“The‘Idea’of the New World in American Fiction.”American Quarterly 39.4（Winter,1987）：637-641.
[57]bell hooks,“Liberation Scenes:Speak This Yearning,”in Yearning:Race,Gender,andCultural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p.11.
[58]bell hooks,“Culture to Culture:Ethnography and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Intervention,”inYearing:Race,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pp.129-130.
[59]参看胡克斯的专著《从胶片到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别与阶级》[bell hooks, Reel to Real:Race,Sex,andClass at the Movies.New York:Routledge,1996]。其他未收录到专著中的影评还包括：“Stylish Nihilism:Race,Sex,and Class at the Movies,”“Counter-Hegemonic Art:Do the Right Thing,”“Representing Whiteness:Seeing Wings of Desire”等 。
[60]Sinead McDermott,“Notes on the Afterlife of Feminist Criticism.”PMLA 121.5（Oct.2006）：1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