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或许一些名人、伟人的出现，都得益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从元至民国，中华民族经历了几朝几代的跌宕起伏。许多人和事都在时间的冲刷下随着历史一道远去了，然而总有一些人物名垂青史，总有一些事物经久不衰。江南查氏，这个历经风霜的传奇家族，向世人展示了所谓名门望族的跌宕兴衰史。
当年那个因元末战乱举家迁至浙江海宁的查氏家族，在明清两朝开始渐渐发迹，荣盛之下曾多次受宠于帝前。查家世代为官，仕途之路可谓平坦，然而“成败皆因萧何”，随侍君侧，自然逃不过伴君如伴虎的命运，几起大案下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便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毁在了旦夕之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大起大落，使得查家放弃了祖上为官从政的遗业，转而一心向学。查家的文学气息越来越浓厚，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一代“武林宗师”金庸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时局一片动荡，内有军阀拥兵作乱，外有日本侵略摧残，查家富足的基业也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而金庸的童年和少年也注定在这样的乱世当中度过，如此波谲云诡的社会环境，金庸又将如何放射出“江湖”的光芒呢？
1．江南风烟里的海宁查家
提到浙江海宁，我们总是会想起“人杰地灵”这四个字。这是一个盛产名人的地方，其自然环境也是美不胜收。其中，作为海宁三大中心镇之一的袁花镇则是全国首批绿化造林“百佳”乡镇，同时被评为海宁市首家省级卫生城镇。而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上，活跃着一个历经几朝几代却风韵犹存的传奇家族——江南查氏。
被称为“海宁第一望族”的查家，其命运的跌宕起伏在战火当中被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出来。元朝末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由朱元璋带领的队伍与元军形成了对峙局面，百姓陷于颠沛流离之中。查氏祖籍在徽州六县中的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传至第17代孙查士睿，同样是饱受战乱之苦，母亲病故，查士睿竟无钱安葬。就在家人愁云惨淡之际，一位风水先生指点查士睿，村口的河边便是一块风水宝地，若是他母亲葬在那里，能保后世兴旺。
“鱼归大海，岂能困于山中？”徽州战乱四起，查家已经贫困交加，查士睿思虑再三，决定携妇将雏，举家迁往富庶江浙。走出这个徽州，或许能够求个安稳；走出这座大山，或许可以求个温饱。经过几番辗转，查士睿带领家人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查家兴盛的源地——龙山（今海宁市袁花镇）。
或许真的应了光泽后世的预言，自明清以来，查家金榜题名中进士者有20人，具有入仕资格的举人76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官宦家族。清康熙年间，查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门中子弟考取进士，入职翰林的大有人在，一时之间查家便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的美誉。而成为名门望族的查家也颇受皇恩隆宠，康熙皇帝曾亲笔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楹联，一应御赐匾额更是充斥着整个查家。海宁查家的尊荣名望，于当时的天下竟是独步一时。
雍正年间，查家三兄弟——查慎行、查嗣瑧、查嗣庭都充任翰林，查家又是一片大好前途。然而物极必反，荣盛如查家似乎也难逃盛极转衰的规律，不过话说回来，“时势造英雄”，或许正是接下来的遭遇，使得查家在数次惊魂甫定之后，逐渐打消了对于官场仕途的渴望，进而弃政从文，这才有了查家泽被后世的影响。
查家兴衰的转折始于两起朝政案件，其中一起便是震惊全国的“江西科场案”。这起案件的背景是雍正皇帝自登基以来开设的第三次科举考试，查嗣庭以内阁身份被派去江西做乡试正主考。当时一共出了四道考题，分别为取自《论语》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取自《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取自《易经》的“其旨远，其辞文”；取自《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原本并无不妥之处，然而一些“有心”之人却偏偏借此大做文章，称此四题前有“正”，后有“止”，分明是影射“雍正”的“正”被砍了头。时雍正皇帝刚“篡位”不久，正是大力铲除异己，稳固皇权的阶段，听到这样的说法，自然起了疑心。再加上《历代年号论》的作者汪景祺曾言“正”字有一止之象。意思是说凡带有“正”字的年号“皆非吉兆”。同时还列举出了历史上“正隆”“正大”“至正”“正统”“正德”等没有得享延祚的皇帝所用的年号。这在雍正看来，实属近乎诅咒的“悖逆之言”，而汪景祺自然免不了获罪而死。此时查嗣庭的考题竟与“一止之象”用意相同，雍正盛怒之下判处查嗣庭大逆之罪，致其后来病死狱中，查家上下多受牵连，斩首流放者不计其数，荣盛之门顿时堕入低谷。
查慎行因年事已高被释放出狱，然而遭此变故，门中子弟早已所剩无几，查慎行面对如此惨状，最终忧惧而死，时年78岁。这一年是雍正五年（1727年），“江西科场案”不仅使得海宁查家遭遇重创，整个江西地区都被敕令停止乡试、会试三年。
白驹过隙，转眼又过了百余年，时至光绪年间，查家传承到了查文清的手中。查文清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进士，也是查氏家族的最后一位进士，时任丹阳知县，其为官公正廉明，颇受百姓爱戴。查文清原本以为，查家可以重拾祖上遗业，进入官场，仕途顺利，然而一次与朝廷义愤填膺的对抗，使海宁查家再也没有涉足政坛。这便是影响查家命运的第二次案件——“丹阳惨案”。
19世纪40年代，中国进入“五口通商”时期，一些宗教教义在沿海地区逐渐传入中国，传教士大多打着传播教义的幌子，实则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急先锋。60年代，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法国传教士得以在华租买田地，建造教堂。由此，教会势力便如同洪水猛兽般侵入了中国内地。大小教堂在长江流域星罗棋布，有些传教士大肆收纳信徒，并鼓动他们欺压民众，拐骗残害妇女儿童。
教堂之中设有“育婴堂”，是专门为收养弃婴或是失去父母的幼儿开设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苏丹阳县民众在教会墓地中发现了70余具婴儿的尸骨，经查证，育婴堂内竟无一活婴。面对这一惨状，百姓激愤扼腕，怒火之下，众人群起点燃了火把，把这座天主教堂烧成了灰烬。
丹阳惨案发生之后，相邻的县镇民众纷纷响应，一场反洋教斗争在烧教堂、驱教士、反洋教的口号与行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反洋教斗争迅速震惊全国，被朝廷称之为“辛卯教案”，而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清政府只能派遣官兵进行镇压，并且派遣官员调查此案，敕令查文清找出此案的领头元凶。
面对惨案，查文清激愤难当，表示即便面临朝廷压力，也要拼尽全力为民众讨回公道。时任镇江知府的王仁堪素有“直言敢谏，清流风骨”之誉，查文清便义愤填膺地向他复述了整个惨案的情况，随后二人同赴惨案现场。在惨状面前，二人一方面为死者感到悲愤，一方面也为民族的危亡而担忧，哀痛之下，竟然相对流涕。
邻县官员在朝廷的压力之下，已经抓捕了一些“暴动民众”，而查文清则公然“抗旨违令”，并未逮捕一人。丹阳百姓明白，查文清为了替他们开罪顶着巨大的压力，为了保住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两位丹阳县的壮士自称是领头之人，甘愿入狱领罪。面对这一状况，查文清与王仁堪各自在桌上写了一个字，查文清写了一个“放”，王仁堪写了一个“走”，既然心照不宣，那就决心为民请命！于是，查文清趁着夜色将两位义士释放，嘱咐二人远走高飞。第二天查文清又秘密通知参与本案的几十人，即刻外出避祸，暂避风声。而他自己却将一应“失职”、“纵使罪犯逃逸”的罪名揽了下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朝廷当中有很多正义的官员纷纷出面为查文清请命，请求朝廷从宽处理，最后朝廷的判决是“甄别参革”，革去查文清的官职，也算是给列强一个交代。查文清这个丹阳知县，只做了短短5年。
革职赋闲的查文清在海宁过起了隐居的日子，“无官一身轻”，查文清开始读书以自娱，并且置办了一座义庄，以此来造福乡里。他编写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对查家的后世子孙产生了不俗的影响。
1915年，中国进入民国时期，日英两国与袁世凯就《二十一条》展开商谈，国人爱国热情高涨，国内反对呼声日渐走高，民族气氛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然而这样紧张的气氛却并没有影响海宁的查家，因为此时的查家正在办喜事，查文清的儿子查枢卿与海宁硖石镇的名门望族徐家的女儿徐禄缔结连理。而这位徐禄便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堂妹。
婚后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徐禄为查家添了五子二女。婚后第十年，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便是金庸。
“江西科场案”与“丹阳惨案”使得海宁查家从此无缘政治，而弃政从文的查家随着金庸的出生，开始了下一个传奇历程。
2．乱世之下的懵懂童年
1924年3月10日，在江南水乡的浙江海宁，查良镛呱呱坠地。这便是日后的金庸。
海宁查家自查士睿的儿子查瑜之后的六代，都没有严格的字辈，而自第七代起，便开始用字辈取名，传至金庸这一辈，正好是“良”字辈。查文清为孙儿取名为“良镛”，“镛”字是古代的一种大钟，作为一种乐器。查文清希望自己的孙儿日后可以敦厚、稳重。在金庸的小名上，查文清取为“宜孙”，家人也常唤作“宜官”。“金庸”这个笔名，是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把“镛”字拆开来的署名。
金庸出生正当民国初立，中国时局尚处在一片动荡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施压……
外界战乱仍然在继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海宁查家的祥和安宁。查良镛在查家的庇护之下开始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百年之前的名门望族，传至今日仍然风光不减，此时的查家也可算得上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不仅拥有钱庄，还有着近千亩的土地。查家对于查良镛来说，就是一个大花园，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梭其中，见识到很多东西。在家时查良镛时常与自己的堂兄弟们嬉戏追逐，而父母也时常会带他去镇上看戏。
每到看戏的日子，查良镛总是兴奋地早早起床，迫不及待地穿好衣服等着出发。而当马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总是会疲倦地在母亲怀中睡去。总算到了剧院，在戏剧还没开场的时候，父亲总会与一些朋友交谈几句，这些叔叔伯伯也常常夸赞查良镛乖巧伶俐，查良镛总能为此高兴一整天。
有一次的戏剧曲目是“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查良镛被戏中的剧情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他时常缠着母亲给他讲猪八戒的故事，母亲被他吵烦了，只得对他说这是《西游记》中的故事，让他等到父亲和哥哥们读书的时候，去找他们讲故事。查良镛在心中暗自记下了《西游记》这个名字，他时常自己来到藏书丰富的书房，去找《西游记》看。虽然还没有进过学堂，但是查良镛从小便处在查家书香之气的熏染之下，小小年纪倒也识得很多文字。
查良镛在看过一些情节之后，也非常热衷于把书上的内容以故事的形式绘声绘色地复述出来，而家里的很多玩伴都非常乐意听他讲故事，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查良镛丰富的肢体语言，总能使得听者拍手称奇。而在讲完故事之后，玩伴们也会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将《西游记》中的故事演绎出来，每当那时，院子中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查良镛小时候一点也不调皮，而是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浙江一带，提到“查氏藏书”，定然是人尽皆知。面对这些丰富的书籍，查良镛就像是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海洋，自己可以在其中自由地驰骋。查家的藏书既有古典书籍，也有小说一类的新型书目，查良镛的伯父、父亲、兄长们，都是大学毕业，这些书籍也是他们喜爱读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查良镛接触的书目种类越来越多，文学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
查良镛8岁时第一次接触到武侠小说，那是顾明道写的《荒江女侠》。顾明道向来以写言情小说为主，然而这本书却在扣人心弦的爱恨情仇当中融入了行侠仗义的内容，从而开辟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先河。《荒江女侠》深深吸引了查良镛，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新奇而又多彩的武侠世界。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发展更为多元化，与历史结合的历史小说也渐次出现。这些离奇瑰丽的各色小说，成为查良镛童年的主要“玩伴”，并为他日后的武侠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男孩子，查良镛一不调皮，二不与人打架，其乖巧懂事使得查枢卿和徐禄对他宠爱有加。为了培养查良镛的文艺修养，夫妻二人还专门买来一架钢琴，请了钢琴师傅，教查良镛学习弹钢琴。在师傅的教导下，查良镛学得有模有样，钢琴师傅还时常夸赞他很有音乐天分，他就这样学习了一年多。
查良镛除了静静地待在书房看书和在屋里练琴之外，也会时常与玩伴们来到查家外面的宽敞巷子中踢足球，安静惯了的查良镛每当这样活动起来时，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只是这样的运动，再加上是一群小孩子，难免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有一次，查良镛在与玩伴们踢足球时，担任的是守门员，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球门，不能让对方把球踢进去。所以，当速度飞快的足球迎面“飞”来时，伴着双方玩伴们的呼声，查良镛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球是拦下了，然而查良镛的手却受伤了，经过治疗，查良镛右手的无名指因强烈撞击而受伤。而受伤的查良镛仍然坚持练钢琴，但是钢琴师傅却建议他停止练习。于是查良镛童年的钢琴梦就此便结束了。
查良镛的童年遇上了乱世，但乱世的影响却没有侵蚀他的乐趣。这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只是这样懵懵懂懂的日子能否维持下去呢？
3．侍女月云：纯真的少年陪伴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他们影响至深的人物，而查良镛的童年有着一位特殊的玩伴，许多年后回忆起与这个玩伴一起度过的时光，他说：“那些事我永远忘不了。”为了缅怀这美好的童年，查良镛写了一篇文章并取名《月云》，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月云》在《收获》杂志上一经发表，便在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一篇怀旧散文，算是金庸的自传，但这又不单单是一篇自传，而是金庸企望通过月云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来诠释自己的创作理念。
月云是查良镛的小丫鬟，在9岁时便被父亲押给查家。月云刚来时，头发枯黄，又矮又瘦。月云的父亲轻轻地扣了扣门，便有下人将其带领到查家正房，穿过长长又幽深的走廊，两旁堆砌着假山和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月云想到这里虽然宽敞宏伟，但自己毕竟是抵押过去做下人的，顿时便觉得异常委屈。
当时的贫困人家通常把自家女儿抵押或者卖给地主及有钱人家。卖和押是存在区别的，卖是将女儿一笔卖断，卖个一百到二百多块银元，价格的标准是根据人的样貌和聪明伶俐的程度。卖了之后，自家孩子便彻底成为别人家的下人，洗衣做饭，做些家务，哪天伤痛病死主人家也不担责任。而抵押则是相当于向主人家借了一笔钱，约定十年以后还，到时就可以赎回女儿，抵押的孩子在家中地位略高，如果不幸病死，主人家会承担一些责任。但不管是抵押还是卖身，一般主人家都有权利把孩子嫁出去，收取聘礼，因为即便是抵押，在十年后一般穷人家也没有钱去赎回孩子。
来到查家，月云服侍的是查良镛。在查良镛的眼中，她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想必是缺乏安全感吧。月云本名叫学云，查枢卿听到这个名字后，认为和岳云的名字有些相似，那是岳飞将军的公子，怕冲撞了，便将其改为月云。
查良镛读过巴金先生有关批判旧社会家族的小说，对下层的奴仆有着一股同情怜悯之心。一次，查良镛让月云帮他拿一件瓷鹅玩具，月云打开了抽屉，拿出一只小瓷鹅放在桌上，动作小心，生怕碰坏了它。可不知怎么的，小瓷鹅的脖子上竟然出现了裂纹，再一动时竟然断裂开来，查良镛难过地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站在身旁的月云看到少爷这般模样，十分害怕，怕查良镛会因此而责打她，便在一旁哽咽地说道：“不是我弄破的，不是我弄破的……”这时，少奶奶的赠嫁丫头瑞英看到了这一幕，便安慰查良镛：“这些瓷鹅上次买的时候，卖鹅的客人用胶水把开裂的地方给粘上了，当时没仔细瞧。”查良镛看到眼前的月云双腿已在发抖，可怜兮兮的样子，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停止了哭泣，擦擦了脸上的泪珠，站起身来安慰她道：“没事的，别害怕，小瓷鹅不是你弄坏的……”
从这以后，月云感受到少爷并没有欺负她，她也渐渐开始像玩伴一样和他玩耍，从初来时的害羞胆小到如今在少爷面前也完全没了下人的模样，反而能愉快地大笑。查家的生活比家里富足很多，月云来到这里之后，面色红润了许多，个子好像也长高了，一头原本稀松蓬乱的头发也变得顺滑黑亮起来。两个孩子经常一起在院子里追蝴蝶，一起在书房看书，月云每天都去学校门前等他放学，听他讲龙山小学发生的一切趣事。时间久了，查良镛了解到，原来月云在家经常吃不饱饭，因为家中有父亲和哥哥要下地劳作，每次开饭前当然是男子先吃，等轮到她自然就没剩下多少了。由此，查良镛更加感叹穷苦民众的不幸生活。一颗众生平等无贵贱之分的种子开始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每逢过年，查家总会准备各种口味的年糕，有桂花味的、玫瑰花味的……后来，查良镛经常把年糕分给月云吃，那是月云吃过的最好吃的年糕，甜甜软软的，查良镛看到她满足的样子，也很高兴。查良镛还会给月云讲故事，在讲到《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和猪八戒时，月云却说：“这些故事是胡编的吧，猴子怎么会在天上飞呢，猪怎么会拿犁耙呢？”查良镛看到她望着天空思索的样子，不由得笑出声来。
查良镛喜欢看巴金的小说，上面写着一个外国男孩和马戏团小女孩成了好朋友，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玩，像是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感情，但最终却被家长拆散。这时候他会想起月云，有一次他做梦梦到和月云在湖边奔跑，月云发出了轻柔的笑声，他们看到池塘里有一群白鹅在戏水，脖颈一伸一缩的，像是在朝他们打招呼。
不知不觉中，查良镛习惯了月云的陪伴，喜欢和她待在一起的日子。那天，月云的妈妈来看望月云，妈妈临走时，月云依依不舍地扯着妈妈的裙摆，那留恋的眼神深深印在了查良镛的心中。查良镛将手中的拨浪鼓给了月云的小弟弟，从月云的遭遇中，他看到了世间并不全是快乐和满足，也有不少悲伤和离苦。
查良镛的母亲徐禄在一次流亡中病故。查枢卿不能没有女人照顾，于是经过媒人的介绍，月云被查枢卿纳为继室。她对查枢卿的子女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
正是月云让查良镛看到了旧制度对弱小家庭及弱势人群的伤害，他开始思考众生平等的道理。在读了更多的进步小说后，他认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众生应该是平等的，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弱者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巨大的痛苦。与月云相识一场，原本的玩伴成为了日后的继母，这种身份上的反差或许会令查良镛感到不适应，但是这份亦友亦母的情感却是查良镛一生都无法忘记的。
4．启蒙学堂：与书为伍的少年时光
在查良镛的少年时光里，给他带来巨大影响的因素有三个，一个是他师承的母校，一个是启蒙思想的恩师，还有一个特殊的玩伴——书。
1931年，查良镛7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查枢卿把他送往村口巷里的十七学堂。几年之后，查良镛便转入了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龙山小学堂是一所现代小学，建于光绪十八年（1902年），是海宁最早的四所高等小学堂之一。查良镛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在学堂中，查良镛首次感受到了课堂带给他的震撼，那是一节历史课，历史老师在为同学们讲解鸦片战争。当讲到整个事件的冲突之处时，历史老师的声音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愤恨地指责清政府软弱无能，在外敌的鱼雷炮轰之下毫无还手之力，以致于伤亡惨重，这还不算，战败之后，列强还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仍然处在危机当中……讲到悲痛之处，老师竟然难忍心中悲愤，情绪激动地掩面痛哭起来。同学们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课程，纷纷被老师的爱国热情所感染，跟着老师一同哭泣起来。原本只是一节普通的历史课，竟然因为老师的爱国热情，形成了这样的感染力量，着实令人感动。而这一堂让查良镛洒过眼泪的课也一直被他留在了记忆的最深处。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查良镛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启蒙老师，这位老师便是他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陈未冬自20世纪30年代初来到龙山小学堂执教，在工作之余，他勤于笔耕，这对查良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未冬老师在查良镛的作文写作上极尽指导之能，当时的查良镛时常把“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翻开辞海认真地给查良镛改正。由于年少轻狂，查良镛多在作品当中自称“独裁者”，而老师对此却颇具优容。
有时候，陈未冬还喜欢在随身携带的蓝色小本上写一写杂感，也会把自己所写的交给查良镛看，查良镛便在晚上的昏黄灯光下看老师的文字，其中有一篇记叙的是校长赴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事，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学期间，陈末冬着手准备一期校刊《喔喔啼》，正在发愁没有合适的人选，突然想到了写作不错的查良镛，并让他负责主编校刊。不出所料，《喔喔啼》创办成功了，这不仅因为查良镛有着良好的国文素养，还得益于班主任的提携帮助。这次的创刊经历，不仅让查良镛对国文的兴趣更近了一层，也让他对创办报纸产生了兴趣。
不论是就读于十七学堂，还是身在龙山小学堂，查良镛都没有怠慢读书，尤其是读一些课外书。刚开始，查良镛看的是一些《儿童画报》《小学生》《小朋友》之类的简单书籍，后来渐渐接触到一些篇幅略长的《小朋友文库》，接下来，年纪轻轻的查良镛转向一些似懂非懂的章回体小说和一些新文艺作品。
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使查良镛的读书视角转向了时效性较强的书报。一些周刊和游记也开始进入查良镛的视野，他的眼界正在不断开阔，知识所及也不再仅仅是这个小小的袁花镇，而是走出了海宁，面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得益于查家喜好小说的环境熏陶，在闻名海宁的“查家藏书”中，各类小说包括古代的、近代的、新出的以及一些小说杂志，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查良镛经常在自家书房中翻找、阅读书籍，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查良镛的哥哥查良铿也极爱阅读小说，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他总是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其中多是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等人的著作。而这些名著便在查家的兄弟姐妹当中流传开来，大家互换阅读，查家上下读书的风气已经把家变成了一个“活”的图书馆。
更为难得的是，查良镛就读的学堂中也具备了良好的读书条件，龙山小学堂作为一所现代学堂，其教学思想也更为先进和开放，老师鼓励学生们要多读课外书。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书籍，为查良镛丰富读书生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学堂中有一位傅姓的老师，他非常欣赏查良镛的文学功底，认为这个学生有朝一日定能在文坛取得一番成就，因此他经常给查良镛推荐一些书目，还把自己珍藏的《小妇人》《小男儿》《好妻子》这三本当时在海宁非常流行的书拿给查良镛看。
查良镛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看完之后也并不是就这样扔下了，他看书时总是会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会与书中的人物、情节产生情感上的交流，他认为书的情节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作者写出了真实的感情，这种感情能够与读者产生深切的共鸣。就拿他读过的《三国演义》来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查良镛的立场自然而然站在了刘备的蜀国一方，但当他废寝忘食地读完之后，却接受不了蜀国被灭的事实，刘备的身边有着这么多厉害的角色，为何会落得一个灭国的下场呢？查良镛开始质疑《三国演义》描写的真实性，为此还与哥哥争辩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哥哥拿来了相关的历史书，证明了这个令他无法理解的史实。这个时候，查良镛才明白，读书的时候，虽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有关历史的真实性却是无法以个人的情感为转移的。这样的领悟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严谨的基础。
家庭和学堂里的书满足不了查良镛，他时常到外面的书摊上租书来看，这里有着家里和学校没有的书籍，涉猎还珠楼主的作品就是来源于这样的途径。随着读书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江湖武侠诸如《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也开始进入查良镛的视野。
如果说《荒江女侠》开启了查良镛接触武侠小说的先河，那么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则是决定查良镛成功创作武侠小说的关键。查良镛曾说他最喜欢的三部小说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个便是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大仲马是查良镛最喜欢的外国作家。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只有涉猎更广泛的书籍，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武侠框架。所以查良镛开始大范围地阅读外国书籍，其中赛尔维司的《陆沉》一书饱含了绝美瑰丽的奇幻想象，让他明白了武侠世界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奇幻世界。
查良镛的少年时光大都与书待在一起，生活中总是静多于动，这令他的体质多少有些虚弱，父母担心他缺少活动，所以想着法子带他出去活动，适当做一些运动，然而“钟情”于书的查良镛似乎并不买账，即便是与家人出去了，也会找个理由或是偷偷提早回到家中。毫无疑问，他自然是又去到了书房。书籍中的世界虽是虚幻，但也同样打开了查良镛那广阔的心灵，他的世界变得更加有深度和宽度，此时的思想，也是一般少年无法企及的。
1936年，12岁的查良镛小学毕业了。查良镛考入了嘉兴中学。即将成为一名中学生的查良镛就要离开自己的故乡海宁，前往异地求学，这也是查良镛第一次走出家乡。而在他成长的12年间，始终并未被动荡的时局所影响。然而此番前去嘉兴，去这个距离上海很近的战火波及之地，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是否还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免受时局的影响而安安稳稳读书呢？
5．乱世流离中更遭遇丧母之痛
1936年，12岁的查良镛告别了龙山小学堂，考入了久负盛名的嘉兴中学。从那里毕业的名人有很多，有辛亥时期著名人士范古农，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盾），文史界知名学者钱玄同。嘉兴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其中数学老师章克标，国文老师王芝彜都是查良镛的恩师。为人刚正不阿的张印通还是当时嘉兴中学的校长。
查良镛在嘉兴中学度过了一年平静安稳的中学生活，顺畅的求学之路看上去是一片坦途，然而此时的社会大环境却将这样的平静打破了。早在1936年查良镛来至嘉兴求学之前，日本就挑起了侵略战争，随着中共“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也顺势推行起来。时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的爪牙又从东北伸到了上海。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战火的硝烟迅速波及到了上海的临省江浙，其中嘉兴、海宁也被划入了战区。然而“八·一三”事变并没有给嘉兴带来多大影响，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应当持续不了太久，于是嘉兴中学于9月1日正常开学。但是因为处在战区，学校还是采取了一系列诸如防空洞、灯火管制以及黑布窗帘等的防护措施。
但是战争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停下脚步”，反而愈演愈烈。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嘉兴，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学校已经停课，危机之下张印通校长启动了预案，将学校暂时迁到了嘉兴北面的新塍镇继续上课，并准备随时撤离嘉兴。就在硝烟弥漫、炸弹轰响的状态下，嘉兴中学仍然传出了坚定不移的读书声，这样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嘉兴已经岌岌可危。战区之外的家长陆续来校接走了学生，然而仍有数百名学生因无家可归而被迫留校，这其中就包括查良镛。眼看日军的脚步越来越近，张印通校长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学校南迁。
11月11日，嘉兴中学的学生便告别了新塍镇，开始了漫长的南迁之旅。就在他们迁走的第八天，嘉兴沦陷了。师生们跋山涉水几经辗转终于到达了于潜。这里本是大家南迁的目的地，然而就在大家准备安营扎寨，开始上课的时候，杭州沦陷的消息传来了，这个噩耗把所有师生从梦中惊醒，大家不得不草草收拾行装，在夜色中拖着依旧疲惫的身体，踏上了继续南迁的道路。清冷的风吹着，大家都没了睡意，一行人陆陆续续地走过了浮桥。“轰”的一声巨响，学生们都迅速趴了下去，一些残渣掉落在他们头上，火光瞬间照亮了半个天空，等抬起头来，才发现那刚刚走过的浮桥已被炸毁，河面上只剩下一些铁链悬挂着，师生们都感到惊险万分，赶快小跑着远离这座浮桥。等走出了二三十里，天色已微亮，这才敢歇下来吃个早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得师生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
南迁的路途很漫长，在这群学生当中，年龄小的十一二岁，大的不也过十四五岁，还有一些女生。在流亡途中，他们先是走水路，水路不通就换走陆路，晓行夜宿。每个人的装备只有棉被和一些简单换洗的衣服。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每天仍然要走三五十里，甚至有两天达到了九十里，一些同学的双脚都磨破了，出血不止，只能靠路上捡来的树枝撑着走，一步一移。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师生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上课学习，没有教室和书本，他们就在树荫或者屋檐下，在小小的黑板上写字。他们每日所吃的只有山芋，能吃上一个粽子，就是非常享受了。带的水喝光了，他们便用水壶去接野外的山泉水来喝，有时候一连走几日也看不到水源，学生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再加上艰苦的环境，瘦削的脸庞也被树枝划伤了，看起来灰头土脸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依旧乐观，他们用树枝编成草帽戴在头上打发南迁之中的无聊时光。到了晚上，学生们在地上铺些稻草，就地而卧。冬天的夜晚十分寒冷，十几个人盖着破旧的被褥挤在一起，月光照射在身上，也散发着寒冷的光芒。
艰难的两个月时光就这样过去了。1937年12月，经永康、缙云，长途跋涉的师生终于到达了浙南山区——丽水碧湖镇。1937年不仅是国难当头的特殊年份，同样也创造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群稚嫩的学子用坚定的信念捍卫了教育。回头想想嘉兴中学参与南迁的学子，他们毕竟还是一群孩子，在整个流亡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掉队，也是感人至深。这场流亡锻炼了查良镛的意志，给予了他无比的勇气，在半个世纪之后，他重游母校，感慨万千。
而在查良镛跟随学校南迁的同时，1937年11月23日海宁也沦陷了。袁花镇的繁华被废墟所取代，人们都开始了逃难之旅。查家的房子也化为灰烬，多少代积累下来的藏书荡然无存。查枢卿带领家人告别袁花镇，踏上了流亡之旅，暂时落脚于余姚的庵东镇。不幸的是，查良镛的母亲徐禄在流亡途中患上了急性菌痢，战火弥漫无处投医，查枢卿爬山为妻子采来草药，奈何药效对于水米不进的徐禄来说微乎其微，最终徐禄怀着一份对于丈夫和年幼孩子的牵挂在庵东镇撒手人寰。徐禄亡故之后，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在亡妻灵前不肯离开。那一年，查良镛的弟弟妹妹大的4岁，小的2岁，而他自己，也不过14岁。
多日之后，查良镛随着嘉兴中学的南迁队伍赶到了碧湖，当时有一支军队驻扎在庵东镇附近，流亡而来的嘉兴学子时常会去慰问然而因为通讯不便，当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已是很久之后了。所以即便如此之近，查良镛也未能来至庵东镇祭拜母亲的亡灵，庵东镇便由此成为查良镛的一个心结。
在母亲去世的日子里，冰心的文章无疑给了查良镛最好的支撑。“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查良镛的心中想到的就是慈爱的母亲。
少年丧母，这是无法弥补的伤痛，在日后的小说当中，他写了太多的母子亲情，细腻而温柔，感人至深。《射雕英雄传》中的完颜康本是反面人物，但是他却有一位慈爱的母亲，他可以在母亲面前撒娇，俨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字里行间中，仿佛能够听到查良镛跳动的心。
慈母离世、国破家亡加上流亡经历，这些与查良镛的美好童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查良镛感受到了失去至亲的悲痛，体会到了民族危亡的国恨，这个稚嫩的少年，心头蒙上了一层本不该有的阴影。南迁之旅磨砺了他的心智，增强了他的体格。在这场巨变当中，查良镛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也明白了“长大”的含义。
6．才华初显，碧湖的艰难时光
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开办了战时青年训练团，主要收容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查良镛便是其中的一员。他在那时脚穿草鞋，身着灰色的军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军训，一边学习，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光景。
碧湖自古以来就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群山不抱的平原，农田广阔，交通便利，盛产杂粮。每逢集市，碧湖周围人群络绎不绝，有来赶集的农民，有当地的商贩。赶集的日子被称为“行日”，赶集这个活动就叫做“过行”。每逢行日，街区便热闹非凡，有猪行、羊行、鸡行、竹木行、五谷杂粮行，各种动物的叫声不绝于耳。然而碧湖虽名为“湖”，却并无湖水，不过是一川平原罢了。碧湖处于群山之中，受到群山的庇护，环境格外宁静。所以，繁华却不失安静的碧湖便被国民党看中设为战时机构的所在地。
在杭州沦陷期间，许多学校也相继来到碧湖，一时之间碧湖学生云集，政府、团体、军营、商店也集中在这里。1938年7月，教育厅决定以杭州、嘉兴、湖州的七所省立中等学校为基础成立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联合中学分为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一些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和丽水、碧湖等附近有同等学历、志愿入学的，经核实之后，择优录取。随着1938年9月的正式开学，流亡的学生们终于结束了在战火中边训练边学习的生活。查良镛也进入了联合中学初中部，次年，联中三部各自独立，初中部改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
由于学校人多，校舍问题不好解决，学生们就住在了庙宇、祠堂，连临时校舍都是用木柱子、稻草和泥巴建成的。沈家祠堂就是初中部的所在地，正中的房屋作为礼堂，全校师生经常在此集会。礼堂两侧是男教师的宿舍，从正屋侧面经由小巷前行，房屋的前面就是男生宿舍，宿舍的环境非常简陋，上下两层的竹架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中间就是一条窄窄的走道。学生餐厅在旁边的洞主殿里，由于没有凳子，学生们都是站着就餐。教室在后面的空地上，两面开窗，虽然只有白坯的板凳条桌，但空气清新，白天采光良好，在抗战时期学习环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
从沦陷区来的学生们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完全靠“战区学生救济金”来维持生活。按规定，学校将救济金分为甲乙丙三等，享受甲等救济金的学生，来自沦陷区，一切需缴纳的费用全免，所有制服、书籍、伙食全靠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的零用钱。由于海宁沦陷，查良镛接受的是甲等救济金，但查良镛穿的衣服还是在青训团发的军服，冬天时，只能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也只能赤脚穿草鞋。
每天早晨，当起床号响起，学生们迅速穿好军装，打上绑腿，穿着残破的草鞋，赶到教室前的空地上跑步。一天的功课也被排得满满的，由于没有电灯，只能靠油灯和土蜡烛照明，同学们就在这样烟雾缭绕的环境中学习功课。局势仍然处在紧张时期，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响起，敌机盘旋在学校上空，空袭打断学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年，查良镛已经成为了一名初三学生，面临着升学考试，紧张有序的初三生活整日被考试和功课占据着，同学们纷纷表示时间不够用，都恨不得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许多同学不禁叫苦连天，如果有人给他们一些复习考试的指导，该有多好啊。一天放学后，查良镛和两个要好的同学留在教室里复习功课，感慨起考试的困难，并且表示没有报考高中的经验。一个个就像是没头苍蝇一样，找不到复习重点。他突然想到，与他们为报考高中焦头烂额一样，因报考初中而彻夜难眠的学生也一定很多，不如为他们写一本指导考试技巧的书，告诉他们如何复习才能事半功倍。
因为大家也即将成为升学考生，对此种心理需求再清楚不过，所以当听完查良镛的想法之后，其他两位同伴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既然已经有了点子，那么接下来就应该付诸实践了，三个人经过一番商议，一致决定，另外两人分写，由查良镛统稿。不久，一本名为《献给投考初中者》的书便编好了。他们收集了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并加以解答，用一种易于查找的方式来编辑。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没想到一经面世，很快就收到了强烈的反响，第一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布告罄了。不仅在当地，甚至还畅销到了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而书籍热销所带来的收益，得以资助他们顺利地从高中毕业。《献给投考初中者》也成为查良镛出版的第一本书。
查良镛在15岁时便能通过研究消费者的需求来创造产品，充分体现了他不仅拥有文学方面的修养，还有着非同凡响的商业头脑。查良镛善于分析读者的内心，这份洞察力也成为其日后创作小说迎合读者需求的关键因素。虽然照查良镛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并不是文学修养上的建树，而只是商业上的成功。但很明显，这次凸显给了查良镛在“文字出版”上的才华，也为他日后创办《明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查良镛的初中生活在颠沛流离和硝烟战火当中逐渐流逝了，1939年6月，查良镛顺利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毕业，考入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进入一个全新环境的查良镛会迎来怎样的生活，又将会书写怎样的传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