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拥有绿色的永恒
孙玉石
一粒种子落在土里了。我已没有眼泪。
心中常有一片风景浮现：年已七旬的王瑶先生，骑着自行车，嘴里衔着烟斗，从未名湖边的小路上飞驰而过。邂逅相遇，有时不愿打扰先生预定的计划，怕误了什么事情，就点一点头，微笑而别。而在他过去的路上，我会闻到一缕淡淡的光明牌烟丝的幽香……
如今走过那里，解冻的湖水依然澄澈碧绿，乍暖还寒中的垂柳也悄语着初春的消息。可是，湖边的小路上，再也看不到王瑶先生衔着烟斗骑车驰过的身影，再也闻不到一路上那飘散的烟香了。
得到王瑶先生直接的指教和熏陶，是从我被分配做他的研究生开始的。那是1960年秋天，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还未得彻底“甄别”。在我的心目中，王瑶先生早已“甄别”了。他是我十分仰慕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他的三本关于中古文学史论的专著，见解之新颖与钩沉之勤劬，已经使我读了之后有望尘莫及之感。洋洋两大厚本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现代文学领域里的开山之作。能够跟这样博古通今知名中外的导师学习，做一名及门弟子，自然是难得的幸运。
进入学习不久，我们几位研究生在高兴之余，就开始尝到“严师”的滋味了。先生开了鲁迅、茅盾等十几位大作家作品的必读书目，此外还经常督促我们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然后定期交他检查。一次到他家里，他看了大家交的读书笔记，记得我的是读《呐喊》《彷徨》的札记，王先生谈了读后的意见。他似乎很不满意，颇为激动地批评起来，严肃的教诲中还夹着一点毫不留情面的申斥的味道。批评的是什么问题，到今天已经全忘记了，但从王先生家里走出来之后大家那种怏怏不快的情景，至今我还留有印象。我回去后也委屈了好一阵子，一位女研究生还因此痛哭了一场。从此，对王瑶先生我便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在他的面前，总感到一种压力和拘束，总怕自己说错了什么，问的问题答不出来，挨一顿训。甚至在内心深处觉得，王瑶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有点过分的严峻和冷漠。
后来接触多了，我才逐渐明白：在先生严峻与冷漠的背后，藏着对学生真正的热情和关心。像一块磁铁，当你走进了它的磁场，就会被紧紧地吸住一样。先生关心的不是学生眼前的一点成绩和失误，而是更关注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我深感到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倾注有先生的心血。1962年，我同年级毕业的许多同学，在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自己心里有一种羡慕之情，同时也感到一种压力，有些焦躁。王先生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下苦功夫，认真读点书，不要着急去发表文章，基础打好了，将来要使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并不难的。”他指定我认真通读一遍《鲁迅全集》，我按照先生的要求，一边通读，一边做了札记和卡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暑假写成了一篇万余字的读书报告，交给了先生。先生后来推荐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这篇《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是我最初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我跨进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步。我由此也对鲁迅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1964年，我在先生指导下撰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试图在一个尚很少有人注意的领域中做一些拓荒性的工作。写得自觉很不满意，但论文答辩的时候，竟得到王瑶先生、唐弢先生和川岛先生的肯定，十年动乱之后还得以发表了。为了迎接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动手写《〈野草〉研究》一书，始终得到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先生那篇界碑性的论文《论〈野草〉》也给我很多启迪。有些篇章如《过客》的分析，就是移用了先生论文的见解。这本书出版之后，又得先生和同行们的好评。自己才疏人懒，几年里成绩甚微，愧对先生的期望，但回想这三十年与先生接触的前前后后，我真正品味出，先生包容着热情与期待的“严”，乃是他为师之道中的至要。
十年动乱之后，同先生交谈的机会更多一些。先生同许多中青年人一样在拼命夺回失去的时光。他对自己同对学生一样地严格。这是一种真正科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品格。这一品格的熏陶比那烟斗的幽香更沁人心脾。一次，我问先生，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怎样写出来的。他对我说，那本书是逼出来的，匆忙得很，但有一点自己很明确，他是完全依照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体例写成的，多以作品和史实为依据，少写空泛的议论和分析，点到为止，不多渲染，要言不烦，留有余地，这些都得之于鲁迅那本书的启发。前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修订再版这部书时，先生让我帮助修订“五四”时期那一部分，我问先生：“有些章节是不是要多加些理论评价和艺术分析的文字？”先生说：“不必大动，资料要严格核对，错的就改过来，理论文字少加或不加，特别是那种长篇大论的分析更是要不得，史要有史的样子，改多了就会面目全非了。”至今这部《史稿》，仍能于众多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卓然不群，独具特色，于国内外葆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和影响，是与先生始终如一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分不开的。
十年动乱之后不久，先生有感于一些现代文学史仍然是文艺思想斗争加作家论，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曾几次同我谈到，最好能动手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以苏联的《联共（布）党史》为蓝本，史料要精炼扎实，对一些文学现象、流派和作家，作精当深入的理论探讨，找出一些真正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来。我很赞同先生的构想，也颇感到应当做一名助手协助先生完成这一新的宏愿。但是后来自己教学繁忙，又转入诗歌流派的教学与研究，也就没有为先生实现宏愿尽微薄之力，至今想起来仍是倍感抱憾的。
先生经常告诫我，治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的信条：许多作家都还活着，研究文学史要同一些作家打交道，但不要太密切了。太密切了，固然可以得到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写起东西来，就往往会身不由己地笔下留情，不大容易客观了。不客观，不科学，你的东西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先生反复敲打我，不要研究哪一位作家，就过分地偏爱这个作家，连他的缺点和毛病也成了优点了，不能为尊者讳。他常说，学术文章要讲科学性，要实事求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不能搞成追悼会的悼词，一切尽讲好话。先生这种平平常常的谈话中，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具有的精神与风度。
先生最痛恨的是不实事求是，不讲科学的学风和态度。“四人帮”时期，鲁迅“研究”、评法批儒，搞什么工农兵“掺沙子”，同知识分子一同注释《鲁迅全集》，先生也被“三结合”进去了。“四人帮”垮台后，这些掺的沙子都走了。王先生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不只一次对我讲，在《坟》的注释中，一位郊区公社来的农民，硬说《人之历史》中的“黑格尔氏”是个女的，理由是农村妇女过去都叫“××氏”，你跟他说，这个人是个男的，“氏”是文言的用法，他就是不相信，以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弄得你真是哭笑不得！王先生由此感慨说，“三结合”简直是乱弹琴！搞研究不用科学的方法就根本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了。先生极盼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先生同我讲过一个“笑话”：一次文代会上，他同吴组缃先生在同住的房间里聊天，一位5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前来看望吴先生，两人正谈论他们的老师朱自清，那位名作家竟问道：“朱自清是什么人？我只听说有个夏自清，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个朱自清。”王先生讲完这段插曲，便哈哈大笑起来，而且如往常最激动时的习惯，往嘴里“哈、哈、哈”地抽气，然后用手抹抹眼角笑出的眼泪，不无沉痛地说：“我们一些作家文化素养不高，又不肯下苦功夫学习，文学水平怎么能上得去呢。这样下去，倒真是中国新文学的悲哀了！”
1986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会上，我没来得及写学术论文，被逼着作了个即兴发言。我谈到，闻一多先生虽然留学美国，却没有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洗礼，而过分地固守偏爱东方文化美，由于他有一种欧化的恐惧病，他在美国意象派运动高潮中接受的影响甚微，他诗歌创作可以达到浪漫主义的高峰，而在现代主义门槛面前却止步了。过分固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使他未能肩起诗歌艺术现代化的责任。会议结束以后，到王先生家里聊天的时候，先生几年里头一次如此严肃地对我说：“我转达一个意思，参加会的许多老先生，都不同意你发言的意见。”我说：“我理解他们的意见。”我知道先生说的话是很婉转的，其实是对我缺乏深入研究而轻率下结论这种非科学态度的批评。我在惭愧中又一次感到先生对自己学生出于爱护的敲击。
1985年5月20日，我到先生家谈刚刚去武汉参加闻一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王先生那天心情非常好，为我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说了一大堆关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以及自己同他们关系的话。回来后我用两个晚上作了追记。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王先生对我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一多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之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之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又说：“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说这段活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在为朱自清先生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
王瑶先生对学生的创造精神总是热情鼓励的。即使意见相左，他也抱极宽容的态度。他喜欢说一句话：“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此种精神，我深有感触。我1964年撰写有关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毕业论文时，对一些观点先生并非完全赞同，答辩之前我心中打鼓，担心通不过。但在答辩中，先生的评语对论文还是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建议我修改后给刊物发表。可惜那时气候已不允许，整整隔了十四年后方得以与社会见面，观点已十分陈旧了。1983年我在东京大学讲学时，曾应邀在全国哲学学会的例会上作了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学术报告，后来整理成文，文中引述了我所不同意并与之商榷的许多意见，注明了出处，其中就包括王先生在天津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会上讲话中的意见。后来这篇文章收在纪念先生七十寿辰的论文集中出版了。一次我问王先生，有什么意见。先生说：“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了不同意见，既不能依靠某个权势者的命令，也不能等待哪一位学术权威的裁判。学术的真理要自己思考，要允许时间去考验。”先生对我发表与他相左的意见，没有丝毫的怨意，即使先生明白我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前几年里，我研究和讲授象征派诗歌，1982年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交给出版社后，出版社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要请老专家写一份学术意见。书稿送到先生手里，他认真翻阅之后，很快就写了一份意见，对这本书填补学科空白和学术上的开拓性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我知道先生一直坚持文学与人生时代联系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学观，对于象征派诗向无太多的艺术好感，但他写了热情肯定的意见，还慨允将这篇意见改成该书的序言，这种更多的是对发展学术的宽容精神远超过师生之间的私人感情。我常常想起先生对我讲的一件轶闻：当年北大教授刘文典在课堂上讲，陈寅恪每月月薪值三百元，我只值三十元，沈从文连三块钱也不值。先生说沈从文是讲现代小说的。刘文典瞧不起这门学问，这就太褊狭了。不能以一种尺度去衡量学术研究。你的学问要别人承认它的价值，总要有个多元的标准，有个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