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王得后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50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旋涡之中，反而稀里糊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同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室里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茅盾、周扬联合发起成立全国的鲁迅研究学会，境外的传媒沸沸扬扬，着实热闹了一番，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鲁迅研究室，大家戏称为“东鲁”。因为原来的在西城，借住在西黄城根，是为“西鲁”。“东鲁”决定把王先生调过去。这回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传媒沉默着，私下里还是有议论。甚至传说，“东”“西”要合并。1980年5月25日王先生来信说：“我离开那天恰好你们开会，我原拟找您聊天，未能如愿。”呜呼，一点记忆的影子都没有了：室里是不是开过“欢送会”？不过这种照例心存腹诽，口唱谀词的会，王先生是讨厌的，而且也不合李先生的脾气。
我常常回味和王先生在一起的往事。可在鲁研室的两年只记得两件事。一次我去王先生办公室请教一个鲁迅所引古籍中的问题。敲过门，应命进去。王先生坐在满室烟雾中看东西。他抬起头听我问完，摘下秀琅架的老花眼镜，直白地告诉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个躬退出来，比在室内闻着烟味还难受，也颇生气。一次吃中饭的时候，王先生在排队，我走过去告诉他大家正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问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脱口就说：这是中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顶似的，许多暧昧难解，三番四覆的疙瘩全解开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为了什么，怎样走进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镜春园76号去拜访王先生的。但他给我碰的那个大钉子，每每想起都心颤，当时是气得决心不再踏进那个门的。
王先生住在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门口有一对比我还高的石狮子，这种权势的象征颇不一般。后来才知道这里曾是黎元洪的别墅。进门一个大院子，有高大的柏树，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杂草，因为没有人再来修葺了。东西房住了好几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边的小一半。后来落实政策又加了连接客厅东边的一小条，两米多一点宽的，横放一张床就差不多齐了。王先生用作书房，取了个名字叫“竟日居”，是把“镜春”两个字拆散来的。有人作过演义，头头是道。但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他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书名编辑他的文章，——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诉我的，可见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厅很大，很高，夏天阴凉，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气；不知是“殊遇”，还是落实政策。那部电话确是落实政策才给装的，而且是王先生强烈要求的硕果。在装暖气的前一两年，北大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决定给教授装电话，但必须是一级教授。王先生虽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北大中文系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但教授还不是“一级”。可王先生50年代就装了电话的，这电话是“文革”革掉的。“落实政策”，名副其实。王先生通知我装上了电话，分机号很好记：“三五九旅（3590）。”我立即跑去看他。他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样的经过。
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大书案，八仙桌椅，书柜。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靖节先生画像和《归去来辞》全文；鲁迅《自嘲》诗手迹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客厅中央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沙发前是茶几，茶几前是一架彩电。
王先生接待我们时，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王先生叫人斟满一壶茶，茶来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尔有家人从外面进来，都是轻轻地侧身走过去。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孙女王宜，两三岁吧，她敢于闯进来，敢于爬到王先生身上去，敢于打断王先生和客人的谈话。王先生也任她嬉戏，设法哄她。
我的钉子于是乎也就来了。
我喜欢小孩，无论师长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欢教他们直喊我的姓名，常见的喜欢带一块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华先生就曾戏呼我为“巧克力伯伯”，冲着他的孙子。我既然知道了王宜，也就兴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当我告辞的时候，拿出一块巧克力来给王宜。先生立刻变脸，阴沉着，推开我的手，厉声说：“别来这一套。”好难受呵。
后来师母告诉我，王先生连儿女亲家都不走动的。虽然，先生多次同我谈到过，他怎样操心女儿的婚事，怎样为她奔走。
后来王先生去昆明，去东北，去香港，总带给我一盒茶叶，一条领带什么的。1984年赴日本讲学回来，特地请师母拿出一只带回的皮包给我，并说，还有一只给钱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问王先生需要带什么不，先生说清理烟斗的玩意儿折了，遇上带一只回来吧。在东京，我告诉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我着意找了一家专卖店，我俩挑了又挑，挑了两种两件。先生见了，很高兴。
现在，清理烟斗的物件没用完，先生却已走了。那时怕一件不够用，先买两件，还想再要再买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经修补了两次。赵园说了几次该换，该换，换什么呢？不过，总有一天得换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来愈开朗，思想愈来愈活跃，社会活动愈来愈多，兴致也愈来愈高了。
新加坡一华文日报请先生题词，王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先生拿给我看，说从来不作诗，也不写毛笔，诗既不好，字也难看，怎么办。我说，您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人家求您，是想听见您的声音，看见您的手迹，这样就好。先生从我捧读着的手稿上抬头看我，凝视了一眼，不说话。我说，这一张给我吧。先生正了正身子，稳稳地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烟斗。
《中国新文学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进门，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转身匆匆从卧室拿出一叠稿纸，说我写好了《重版后记》，你看看，我一下紧张起来，像面临一场考试，站在书桌前读起来。先生就立在旁边吧嗒着他的烟斗。
我读了一遍，又快速复了一遍，对先生说，很好，结尾很动人。我建议先生考虑：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检查的事点一句？吐一口恶气！先生拿过稿子，走进卧室。很快，快得惊人，就出来了。指着加的一句问：怎么样？我看原来写着：“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于是先生用力吸着烟斗，快活地谈别的话题。
清华大学的校庆，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几次他推掉别的活动，有几次他事先提醒我。有时谈起他的导师们，不仅带着深情的怀恋，也有对清华教授优裕生活给人影响的清醒分析。偶尔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学，三言两语，谈锋明快，没有丝毫过眼云烟的感怀。《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来给我看，笑着告诉我，每个人非写一段《自我介绍》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头读了很久。我感觉到王先生稳稳地靠在沙发上，咬着烟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我心里多么赞赏，惊叹。终于我念出“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一段给先生听，并说“似犹未失故态”，写绝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说话，也不笑，端起茶杯，很响地咕噜咕噜喝干了。任我给他又续上一杯，只客气地伸过手来挡一挡。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陕，几分钟后就憋住了，讲不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完全是“同声相应”。我曾琢磨过，王先生讲演为什么会那样？我想，王先生是善于思考，又富机智，日积月累，脑子里充满了见解。待到讲演，脑子运转快，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调整，反而迫不及待，一发而不可收。像打机关枪，先是点发，接着连发，一连发就卡壳了。
王先生聊天，无所不谈，无所顾忌。他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他每天看报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细，似乎对期刊的出版广告，尤其着意。因为他经常谈谁谁谁发表了什么文章，却又说明他没看，是广告上的目录。
王先生憎恶大批判式的文章。有一次谈到一个人说，他是靠大批判起家的，只会写大批判，别看他观点变来变去，还是大批判，这种东西是留不住的。王先生临终前，病到不能说话，写给巴金的祝寿词说：“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
一次王先生拿出刚收到的一份报纸，指着头版头条一篇大块文章说，你看，连《白话文学史》都不知道是胡适写的，张冠李戴，书大概也没看，就发议论，而且宏观的。
大凡文学界争论的问题，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几乎都谈。他支持“重写文学史”，他支持重新研究过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史的分期是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质的标志的……许多见解，脱口而出，“出语多谐”。这时他自己先笑，我们也笑，他就笑得更响。我几次劝超冰多主动来听王先生聊天，记一记那些很难复述的语言。可惜我懒，她也懒，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王先生特别喜欢谈时事，谈人文景观，谈社会现象，谈改革。国际国内，海峡两岸，从红头文件到报纸电视到小道消息到流行民谣，无不津津乐道。他不是简单地重复，是谈字里行间或字面的意味，彼此的联系和微妙的差异，以及历史演变的轨迹。王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偶尔也谈一点轶事，大概学习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的时候，王先生谈到老先生们学习特认真。在一次学习了一周的总结会上，一位老先生发言表示：经过学习，懂得了凡是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我都懂了。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懂，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于是全组肃然。有一次王先生指给我看一家大报头版报道中的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告诉我这是批他的。他说，他这次在政协小组会上说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他批是批了，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说了不白说，还是说了也白说。
王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是1989年。他12月13日客死在上海，差一点就度过这个1989年了。
这一年我去北大看望王先生的次数特别多，可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想了几天了，一切都还是模模糊糊。王先生原来好像没有什么胡子，可为什么老闪着他胡子拉碴的样子？有一阵他好像怕看电视，可我隐隐约约记得他对我说过他很想看电视的。夏天他住过病院，好像一直没有康复，可我仿佛看到他是一个人爬上虎丘山又去上海出席巴金学术讨论会的。王先生是很达观的，可我分明记得看到他流眼泪了，手里拿着包子吃不下去。想起来了，那是4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会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会上他如数家珍念了一串名字和他们的年龄：“五四”的时候，陈独秀四十岁，鲁迅三十八岁，周作人三十四岁，李大钊三十岁，胡适二十八岁，郭沫若二十七岁，叶圣陶二十五岁，郁达夫二十三岁，冰心最小，十九岁。说新文学是一批青年人搞起来。当时大家非常惊讶：他的记性这样好，他的思想这样年轻。
可是，这样年轻的王瑶先生，竟没有度过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