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新定义每个个体

让我们重新定义每个个体

经管学院

郑立文

我习惯在每一本书中找寻自己的影子。有人说,读书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它让人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万千光点中模糊的一个;但在我看来,阅读又必然会带有个人的印记。

《瓦尔登湖》却是一本充满了回忆与自传性质的书——于是,我尝试着将我浅薄的人生经历与本书重合,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独家感受。当梭罗在描写自己建造小屋的经历,还有瓦尔登湖旁“实际不宏伟”的景色时,我觉得我能看到一些故乡的影子。

高考过后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事实上,我也只是个故乡的匆匆旅客。北京给予了我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更宽广的眼界与人际交往圈;它也让我看到了竞争的紧迫性。当我回到家,我没有办法放慢自己生活的脚步,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无欲无求,却这样快乐。我们可以住已经三十年的房子,可以接着用推拉式的窗户,可以从雨后的青苔上从容地走过;我们可以吃不到山珍海味,买不起奢侈品牌,可以坐不了小轿车,逛不到高级商场。可每个我不认识的同乡都朝我和善地笑着——也许小城的学生会为课业压力抱怨,也许青年们还在为找工作而奔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快乐的。

于是我开始一点点回忆自己在故乡的日子:未来并不是那么明朗,前方有许多艰难险阻,但还好,我还有很多的机会,有知识来改变命运;还好,我还是很快乐。

而现在的我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奔跑得比原来更卖力,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似乎变得越来越清醒,对自己的责任感越来越强;但我好像永远不能满足似的:因为知道了前路漫漫,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陌生的注视,所以才无法停下跋涉的脚步。于是,“欲望”驱使着我走得越来越快。

但,当我躺回童年的木板床,看向故乡的天空,看到长江水高高地涨起,我好像也有些明白了,就好像近两百年前,梭罗发出了一声感叹:

“我脚下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是啊,生于小城,与梭罗近似的人生经历,似乎让我有了一种特权,让我能够感同身受着看到一个梭罗的侧面。梭罗好像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用轻蔑的眼光审视着整个物质世界;而这其中的我,则仿佛被嘲笑了。

因此我认为,《瓦尔登湖》不是否决工业文明,也不是惋惜“古典之殇”,不是倡导文明后退,而是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

当我们以物质的堡垒为基础,构建起隐形的、社会中的条条框框,定义出高等的城市、高等的人、高等的生活品质时,我们真的能培养出精神的贵族与国王吗?

梭罗显然是在追求一种极致的自治,似乎是在重新定义一种“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希望每个国民不是把自己当作合众国的公民来活,而是当作自然的儿女。我们都是自然界的产物。

于是他说:我们不过是人而已。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付出等量的劳动,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生活,我们可以抛弃物质的辉煌,来成就精神的自我超脱。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人:将人从人类社会中抽离出来——现在我们既不谈什么契约精神,也不说什么自由平等,更不言披上诉求与欲望外衣的人文主义;我们谈谈自己作为大自然中的生物,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对物质的诉求,让自己快乐了吗?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这样准确的定位,这个社会的隐形架构,会不会更加完善,更加牢固,更加富有秩序呢?我们的贫富差距,会不会逐渐缩小呢?

我想,这便是梭罗希望告诉我们的:摒弃世俗的眼光,解放人的天性,无非将自己作为个体活着。我们生存需要吃穿住行,却不一定需要享受锦衣玉食;我们可以诉求更好的生活,却应该建立在最基本的要求之上,且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排他——人的满足感本身就来源于自己的定义,又为何一定要比个高下呢?

在社会竞争的洪流之中,当代的青年,必然不能够逆流而行,因此我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追寻梭罗这种非排他性的自由;但我们能做的,是尽量顺从自己的本心活着,是在诉求目标时,试着享受既定生活的过程——去寻找一些快乐,去让自己快乐。

让我们重新定义每个个体,重新定义“我”。不用别人的爱好,定义我的存在,走在自己的路上,梭罗是我,我即梭罗。

0015-0004

作者简介:

郑立文,女,来自北京市,毕业于北京市十一学校,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新生奖学金、2015年度十一学校校级年度荣誉学生提名奖、第五届“方圆”奖学金。

母校寄语:

致最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你远来是为的这一座山/你在阶梯上远望西山的风和雨/在穹顶下辽阔了心胸

你远去是为了山那边的海/思方行圆,志远意诚/携你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你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在十一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在这里,你们能够找到自我,但亦深知规则与契约的力量;你们能遇到最真挚的老师,最友善的朋友。

记住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实而自省地走下去。

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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