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的经历

求学于赵贡生门下

韩练成，1909年2月出生于宁夏固原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卷载：韩练成原名韩圭璋，出生于1908年3月18日），8岁起读私塾直到15岁，他与固原城大姓赵家关系密切。这里说的赵家，即固原县城人赵生新。《民国固原县志》记载：赵生新，字铭三，清朝宣统元年（1909）拔贡，曾在西安候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固原。时人恭称其为“赵贡爷”，他从此放弃仕途，终身教读。晚年研究佛学，清斋自修，年70余岁，仍童颜鹤发，精神矍铄。

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人，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属于太学生之列。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就有做官的条件。赵生新老先生属于拔贡，谋取官位的机会更多，所以他在西安候补。对于韩练成来说，有这样一位京师国子监读书经历的太学生做先生，自然是缘分，也是福祉。

韩练成自幼聪慧，善于言词。少年时期，就拜在赵老先生门下，一边侍奉先生，一边读书。稍大，也为赵家做些家常和农活，与先生相处得很好。他的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深为先生所看重。先生教的古文，他很快就能熟记于心，背诵如流。先生赞赏他说：“练必有成”，遂取名“练成”，即“苦练而有所成就”，也包含着父母望子成龙之期待。

在赵老先生门下，韩练成读了不少书，也写得一手好字。15岁时离开私塾，放过羊，当过店铺学徒。离开赵家后一去就是20多年。1953年3月，韩练成以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区参谋长的身份回到固原。这次他的任务是受命为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作先期调研和座谈，期间，他专程探亲，遍访故旧戚谊，尤其是“具束脩礼”拜谒启蒙老师赵生新。他不但去看望老先生，还按照传统的礼数，为赵家的老人和孩子们都分别送上礼物。

一长串车队，持卡宾枪的警卫，这种难得一见的阵势，一时成了固原城里的大新闻：韩练成回来了。

回到固原，他还在赵家住过，以叙师生之情谊。

1955年，韩练成以陆军中将、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再度回到固原，代表国防部向当地驻军和军事机关颁授军衔。在固原军分区八一礼堂，当少先队员们献上鲜花时，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韩练成被抬起来抛向空中，等落下来时一群人再托住，往复数次，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是民俗里的最高礼遇。这次，他再去拜望赵老先生，当离开固原时，还给固原自治州的主要领导建议，要重视和利用地方文化人为地方文化建设作贡献。有了韩练成的关心，赵老先生荣享固原州政协委员的待遇。赵老先生离开人世后，地方各界为他隆重送行。

韩练成之所以能走出固原，很快进入国民党军队的高层，这与固原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更与他遇到了这样一位地方文化硕学之人的教诲有密切关系，他有了文化，就有了翅膀，他的根基在固原，他的人生机缘在赵老先生那里。

墙旮旯里的银元

民国十三年（1924），韩练成结束了在固原城赵老先生家里读书的这段经历，由父亲安顿到祖籍豫旺县城一家山西商人的店铺里。豫旺城，原称豫王城，是元代受封皇室贵胄修筑的城垣，后演变成为豫旺城。豫旺城正当关中北出塞外的要道上，出固原城往北这里是必经之地。因此，这里有交通地利之方便，而且是商人云集的地方。

暂且回到豫旺城的韩练成，做了这家店铺的伙计。店铺掌柜为人多有心眼，就出了一个点子想试探韩练成的为人。有一天，掌柜的在店铺的墙角里放了几块银元，上面轻轻地洒上尘土。清晨，韩练成洒扫收拾卫生时，在墙旮旯里扫出了几块白花花的银元。他并没有觉得奇怪，一块一块捡起来，清点好后赶快去找主人，全部交到掌柜面前。起初，掌柜一口否认是他的钱财，直到韩练成再三表明银元出自店铺墙角时，主人才十分信任地点了点头，收起了银元。此事虽小，却表明了青少年韩练成的志向与气度。此事，也让这个细心的掌柜放心地使用这个心底宽敞的少年。

不久，韩练成又回到了固原。

考入马鸿逵军官教导队

马鸿逵（1892—1970）的父亲马福祥，清代末年为董福祥的部下，他的军队是董福祥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前后，随董福祥驻防北京，参与北京正阳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任过清政府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绥远都统。1925年依附于冯玉祥将军，任西北边防会办（冯玉祥为督办），冯玉祥为安慰马氏父子，委任马鸿逵为第七师师长。韩练成报考的军校，实际上就是马鸿逵的军官教导队。

固原古城是明代砖包的城池，由内城与外城套成“回”字形城。外城城门北一、西二、东三、南四，非常宏伟，远近闻名。南城门有四道，都是石条铺就的底基，大青砖砌就的城门洞。1925年1月，固原城南城门的头道城门洞的砖墙上贴出了告示：黄埔军校招生，凡有中学文凭的学生皆可报名。韩练成告诉父母并征得父母的同意，决定去报考。说是考取黄埔军校，但考点却在银川。韩练成当时也弄不清楚，他与同时报名的几位青年一起被带到银川。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聪颖的智慧，他考入西北陆军第七师（马鸿逵部）军官教导队，年仅17岁的韩练成，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报名时没有毕业证书，借用的是同学韩圭璋省立二中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录取，所以他在西北军期间一直用“韩圭璋”的名字，1934年才改为韩练成。在教导队，韩练成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从多方面提高自己。

1926年秋，冯玉祥游历苏联回国，在五原（内蒙古五原县）誓师，马鸿逵第七师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随部参加“西安解围”之战。在向西安进军的同时，韩练成就已经担任了第四路军手枪营的排长。1927年夏，韩练成所在的马鸿逵部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军。西安解围后，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第四军七师五十九团团长。

马鸿逵部缩编为第十七师后，韩练成骑兵旅回归原建制，马鸿逵任命他为中校参谋。在西北军的经历，已经显示了他的实力，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民国固原县志》载：“从戎北伐，积功任团长，入陆军大学。”

冯玉祥与刘志丹的影响

冯玉祥，原本是北洋时期吴佩孚的部下。1924年10月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借滞留在古北口一带的第二军回师，深夜进入北京，与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拱卫京城的第十五混成旅会合，发动“北京政变”。11月3日，大总统曹锟被逼交印辞职。这次政变，是民国十一年直奉战后的怨怼所积而成。吴佩孚在造成直系势力称霸全国后，逐冯玉祥出河南。本次“政变”后，吴佩孚通电发布命令，命王怀庆接替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命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

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终因冯玉祥倒戈而失败。1925年（民国十四年）12月31日，吴佩孚通电全国，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携手合作，共同讨伐冯玉祥。民国十五年元旦，京畿之地直奉两军业已形成包围。冯玉祥迫于当下形势，无奈而通电下野，将队伍交由张之江统领，自己则准备前往苏联。

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响应北伐。17日在五原会师，通电全国，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在五原城郊大校场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和授旗仪式，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军联军授旗并监誓，统一加入国民党。当时陕西西安，仍是北洋统属下的军队刘镇华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总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准备十路大军进发，先解西安之围，然后再出兵潼关，会师中原。9月下旬，以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援陕总指挥向西安推进，并委任为前线总司令，韩练成所在的马鸿逵部为援陕第四路军。10月中旬，孙良诚的部队已达西安以西的兴平、咸阳，但损失重大而未有进展。冯玉祥遂命刘汝明、方振武、马鸿逵等部增援。11月28日，攻城部队与西安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打垮了刘镇华部，被围了8个月的西安城解围。

当时，马福祥充任西北边防会办，与冯玉祥关系密切。河西的马麒、马麟，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等部，均与国民军合作无间。马鸿逵，是马福祥的儿子。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与冯玉祥有过特殊的经历。

马氏父子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垮台之后，1917年张勋拥戴宣统复辟帝制，马鸿逵深谙北京此时的复杂关系，对张勋此举没有抱什么希望。同时，他还告诉了父亲。因此，复辟朝廷委任马福祥为甘肃提督时，马福祥就通电拒绝了。1919年，段祺瑞政府将宁夏新军改编为第五混成旅，并任命马鸿逵为旅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交战双方都想拉拢马氏父子，但行事慎重的马家父子在没有十分胜算的情况下，对双方搪塞应付。当奉系战败后，马福祥立即通电拥护直系。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马家也是暗中出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再度爆发，曹锟、吴佩孚委派马鸿逵为骑兵总指挥，驻防内蒙古赤峰一带，以进攻奉军的侧翼。冯玉祥倒戈“北京政变”后，马氏父子转为依附冯玉祥。冯玉祥五原誓师，出兵援陕西，马鸿逵部已隶属于冯玉祥。

1926年11月24日，冯玉祥由五原向宁夏进发。27日到宁夏后，驻镇守使公署内。镇守使马鸿宾、旅长马鸿逵、道尹邵兰坡都来欢迎。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考入榆林中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是陕西地区的学生领袖。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任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韩练成与刘志丹的接触，就是在他任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时期开始的，直到北伐战争结束。

当时，冯玉祥部队中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如刘伯坚、刚从苏联回国的邓希贤（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再加上苏联的帮助，这一时期，是西北军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最得力的时期。此时参加北伐的刘志丹，在江西吉安受命，调他到北方国民军政治部工作。刘志丹北上到内蒙古包头时，冯玉祥的大部队已到了宁夏、甘肃，正往西安前线推进。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派刘志丹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负责整顿和训练军队，并协助冯玉祥整顿地方秩序，调整地方行政官员。

当时在陕西，仍是军阀割据之势。西安李虎、杨虎部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刘镇华4万余人第二次围困达8个月之久，城内粮食殆尽，外无援兵，在危城中苦苦支撑。刘志丹的组织科长刚刚上任，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由于西安战事紧张，又接到总政治部的指示，调他到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任政治处长，要求即刻赴宁夏，督促第四路军迅速向西安进军。第四路军是马鸿逵的部队，马鸿逵任司令。韩练成此时就在马鸿逵属下，刘志丹在第四路军政治处的工作经历，为韩练成提供了方便接触的难得的机遇。

刘志丹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到宁夏时，第四路军人马已进入甘肃固原（今宁夏固原）。刘志丹南返，在固原追上南下的第四路军。

固原，自汉唐以至明清，是关中北出塞外的军事重镇。明代修筑的规模宏大的砖包城，是明代陕西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数百年后的古城墙，看上去苍苔青藓的砖石，却印记着岁月悠久的痕迹，尤其是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使得古城苍老了许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陷，但固原城的雄姿与霸气犹在，地理位置与军事防御功能依旧没有失去。刘志丹看在眼里，琢磨在心里。在固原的夜晚，士兵就在搭起的帐篷里过夜。

南下的冯玉祥将军在固原城住了一夜。在他的笔下记载了固原城的凄凉景象：“固原，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压至多。我所看到的固原城，到处还是断壁残垣。”这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又经历了6年的岁月之后，冯玉祥看到的固原城的凄惨景象。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韩练成对他生活过的固原古城依然留恋，童年的影子不时浮现在眼前。在固原停留期间，他回家看望了父母，也见过了个别要好的朋友；他还看了雄伟的古城和南城的四道城门，明代修建的城隍庙，城隍庙前的砖雕麒麟大照壁，明代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府前的大碑刻，城南过店街商业区他非常熟悉的店铺……他知道，这次离开固原，再回来的日子就遥遥无期了。

队伍开拔了。骑在马背上的刘志丹，回头张望着这座雄伟而沧桑斑驳的固原城；行进在队伍中的韩练成也在不时地留恋张望，向古城告别。

离开固原的路上，总部又来了命令，要求队伍快速前进。

在固原的短暂逗留，时间与环境并没有给韩练成与刘志丹接触提供机会。从固原到平凉近百公里的路程，沿泾水而行，多在沟壑与蜿蜒的山道上行走。一个偶然的事件，把刘志丹与韩练成拉到了一起。团长抓住了一个逃兵，惩治的手段很残酷——削掉了一只耳朵，引起了一阵骚乱。刘志丹知道后，在行进的队伍中穿插过去，想看一下受到残酷刑罚的士兵，却不小心撞着了一个人。“对不起。”刘志丹说一声就走，可这个人却不依。他从背后揪住刘志丹的衣服说：“你这个人不走自己的道，胡乱挤啥呀！”

不经意间的事，却留住了刘志丹的视线。他回过头看时，眼前是个脸膛红黑，魁梧结实的小伙子，便点头笑着说：“我在找人，你是班长吧！”刚到第四路军的刘志丹，身穿士兵服装，像个年轻的兵娃，再加上长途奔波，满身是泥土和汗渍，谁也认不出这就是第四路军的政治处处长。韩练成也这么认为，他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赶路吧，有啥好问的，反正也管着几个人。”

刘志丹觉得这小伙子性格直率，就退回去了。过后，有人给韩练成说：“韩排长，你知道问你的人是谁吗？他是政治处刘处长，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自己有马不骑，却让病号骑的人。”韩练成觉得不大可能，“他要是处长，我的耳朵也早长不住了。”韩练成半开玩笑地说。其实，在刘志丹看来，因惩治逃兵而“削耳朵”的事件，留在他心里的阴影并没有淡去，他在想怎么样来改造这支军阀习气很浓的军队。

队伍到了陕西彬（邠）县时，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大清早，政治处动员司令部的官兵上街扫雪，刘志丹身体力行，参与到扫雪队伍中，忙得满头大汗。在用箩筐抬雪时，与一个青年对了个正着。那青年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了刘志丹胸前的军官符号，不看便罢，一看丢下箩筐就溜进了路边的巷子。刘志丹既觉得奇怪，又弄不明白为啥。当然，韩练成心里最清楚。这事过了没有几天，韩练成又被调到警卫连。夜里检查哨位时，又与一个人撞了个对面，借着雪光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怎么又是刘处长！”刘志丹也认出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前些日子在路上发火的韩排长。“查完哨了吗？”刘志丹主动打招呼。“完了。”韩练成嘴里应着声，心里却在发毛，自认为是糟糕了。“到我那里坐坐！”刘志丹邀请他，听说话的口气又放心了许多。

韩练成跟着刘志丹进了房间里，站着不坐。“坐，坐下来我们扯闲。”陕北人的好多方言都与固原是一样的。一句“扯闲”的话，又让韩练成轻松了许多，也觉得亲近了。韩练成顺势就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

“你的名字咋叫？”

“我叫韩圭璋。”

“今年多大了？”

“18岁。”

话题拉起来了，慢慢没有了局促感，心里也不扑通了，而且还往火炉子跟前靠了靠，不紧不慢地应答着刘志丹一连串的问话：“我是固原人，民国九年大地震，差点砸在里面。清朝末年，我父亲在董福祥的队伍里干过，董福祥贬官后，我父亲就落到了固原，在地方军队里干过一阵，以后打工为生。母亲料理着家务，她是逢荒年被家人卖出来的，生了我一个儿子，曾在县城赵老先生门下读了几年私塾，15岁后帮家里干活，放过羊，也站过铺子。去年挨了东家的打，便想到往外面跑。恰巧这时固原城里有招学兵的布告贴出，横下心想碰碰运气，命里也该是吃这碗饭，人家就收下了我。”

刘志丹知道了韩练成的家世和当兵的经过，但他不知道韩练成当兵后的想法。“当兵如愿了，以后还有啥想法？”刘志丹问。“有，能赚到几百块钱，回去开个杂货铺子，不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就行。”韩练成不假思索就回答了。

“要是被人家挤垮或自己经营不好，亏本咋办？”

“那就听天由命吧！”韩练成想了会才说了这句话。

“那不行。商人是大鱼吃小鱼，再加上官府、军阀抽税，你几百块钱的小铺子怎么抵得过衙门、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不是听天由命的事。要拿起枪，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只要人人平等了，你无论做工、种地或开小铺子都行。”刘志丹的一席话，说得韩练成眼睛发亮。他灌输给韩练成的思想：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刘志丹还说：“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还要为穷苦老百姓着想，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韩练成听了这些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遂有“顿开茅塞”之感，视野开阔了，个人的狭隘想法便逐渐淡去。

话虽这么说，但一联想到这几天削耳朵、揭背花的事，韩练成就心里发毛，感觉仍不是滋味。叹口气说：“好男不当兵。家里有口饭吃，就不遭这个孽啊。”

“革命军队要解放人民，不允许人压迫人。军队里的军阀作风和坏习惯慢慢都要改。”刘志丹似乎看透了韩练成的心思，他的谈话已由家庭上升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于年轻的韩练成来说，这些说教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临别，刘志丹送给韩练成几本小书，“这里面讲的都是革命道理，你看看就明白了。不光手里要有武器，头脑也要武装起来，才能心明眼亮”。韩练成捧着书，眉宇间充满着少有的惊喜。

韩练成走后，他与刘志丹的对话，尤其是他对军队里军阀作风的反感，还有那耿直的个性，让刘志丹想到了旧军队的改造和建设，诸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为此，刘志丹和马鸿逵谈过好几次。开始，马鸿逵还不以为然，对刘志丹的看法持一种敷衍态度，但队伍到了陕西乾县时，韩练成报告有个团长去调戏妇女，被士兵撞见，恼怒之下还要打人。刘志丹将这件事作为典型，请司令部撤职查办，马鸿逵见是老部下，仍想迁就，但刘志丹就是抓住不放：既是革命队伍，就要遵守革命纪律，否则就要严厉制裁。

在刘志丹的整治下，马鸿逵带兵也有了戒心。刘志丹用新思想和新方法训练军队，对马鸿逵影响很大，包括军阀主义思想的摒弃，提高队伍的素质等。《民国高级将领传·马鸿逵》里记载说，马鸿逵晚年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刘（志丹）为人做事，精明能干，学识广博，又能吃苦耐劳，对本部贡献甚大。”刘志丹对部队的整治，使韩练成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实际上，刘志丹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赢得了马鸿逵的尊敬。192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联手清理和通缉共产党人的时候，马鸿逵不但送给刘志丹200元的路费，而且派旅长马全良安全护送，直到过了黄河，抵达陕北。

当然，对于韩练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刘志丹，总司令冯玉祥同样重要。冯玉祥是军界的老前辈，他带兵训练有自己的思想和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写过《官长救国十问》、《官长爱兵十问》、《士兵爱民十问》、《士兵救国爱民歌》，这些内容把军人与国家、长官与士兵、士兵与老百姓之间的多层关系写得非常明白，这是他治军的政治思想。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训练军队干部，每天亲自教他们唱歌，尤其是士兵爱国的问题。在北伐时期，冯玉祥编写的《出操歌》、《吃饭歌》，韩练成也唱得滚瓜烂熟。多少年后，韩练成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出《吃饭歌》来：

这些饭是人民供给。

我们应当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人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这种宽泛意义上的救国救民思想、抗击日寇侵略的时代精神和责任感极强，对韩练成影响也很大。《吃饭歌》里包含着民族情感，包含着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伴随着时代的推进，冯玉祥吃饭歌的内容也随之变化。抗战的艰苦年月里，冯玉祥受命在全国各地督察和训练军队干部时，仍要教唱《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血汗。

救国救民，不忘每饭。

日本强盗，全国之敌。

我们应当，拼命血战。

冯玉祥的《吃饭歌》虽然版本不同，但他的治军救国和爱民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这前后的《吃饭歌》，都体现着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责任。

在内蒙古包头时，冯玉祥就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俗，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棍。对官兵的训话有六问：

1.你我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2.你我的兄弟姐妹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3.你我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4.你我未入伍以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5.你我退伍以后回到家乡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6.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保护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做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告诫得清楚明白，对韩练成影响很大。

1926年10月下旬，在冯玉祥部孙良诚的指挥下，韩练成随部队攻占咸阳城。

11月间，队伍已靠近西安，也逐渐接近前线。韩练成和几个连、排长来刘志丹处探听消息。自从韩练成看了刘志丹送的几本书，脑子在逐渐开窍，想问题也不像先前了，尤其是撤办了那个团长，给大家顺了气，觉得这个刘处长还真有些神通，大家都愿意来找他谈心。刘志丹也就借机会说：“革命军和旧军队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保护了人民利益。各位的队伍还是旧方法带兵，把士兵当奴隶，随意打骂，这不行。现在，政治部指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废除打骂。”这样的治军思想，正说到了韩练成的心里。

见过刘志丹的第二天，韩练成调到作战部队步兵五十五团当连长，离开警卫连。韩练成心里明白，“这可能是刘处长的主意”。这时候的韩练成，已受刘志丹的影响，谈话和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从情感上也走近了。刘志丹也时时处处关心韩练成，对他讲革命道理，如何做革命军人。

提升为连长后，韩练成紧接着冒雨参加了攻破古城西安外围据点的战斗。这期间，孙连仲、刘汝明部亦先后集齐，与孙良诚部全力攻城。刘镇华的镇嵩军抵挡不住了，弃城向渭南、潼关方向溃退。围困了几个月的西安城，于11月27日解围。韩练成作为马鸿逵部的先头部队，押粮入城，遇见了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杨虎城还开韩练成的玩笑，称他为“娃娃连长”。

从咸阳到西安一系列的解围战斗中，韩练成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已崭露头角，赢得了大家的称赞，除提升连长外，还被选为连里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国际歌》，就是这时候学唱的。经历这场特殊的战争苦难，人们都成了亲骨肉似的关系。刘志丹要政治处的干部，发动官兵捐献以救济难民，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里最活跃，包括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教育。当然，这也与刘志丹有直接关系。反军阀教育，更为直接，能触及一线。以马鸿逵为例，他任用军官，不是马姓本家，就是裙带亲戚。这样，平时是在册的官员，战时大多就“请假”溜掉了，仗打完了，就回来销假，还要“官复原职”。

有一天，在西安钟楼下，有十来个连排长正聚在这里议论这事，韩练成也在。刘志丹找韩练成，就找到了这里。“不能由着他们，有了士兵委员会，就要交士兵委员会讨论。”刘志丹这么一说，韩练成觉得这样才合理，顿感精神上有了支撑。

西安解围后，马鸿逵与孙良诚部携手联欢。除便宴庆祝之外，还举行了足球比赛。韩练成虽然不会踢球，却会在球场上追逐捣蛋，并与孙良诚部较劲儿。他一个“扫堂腿”，孙良诚就栽倒在地。在观众眼里，这下可麻烦了，踢倒了孙军长这还了得，但孙良诚却伸出了手，与韩练成握出了友谊。他看到了韩练成的另一面：他是块能带兵、打冲锋的料，为人有骨气，想收到他的麾下。观战的马鸿逵并没有看出就里，也以为孙良诚要发火。不经意间的一次活动，却让韩练成看到孙良诚与马鸿逵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

在西安期间，部队空气活跃，普遍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政治思想工作得以加强。1927初的西安形势，经过一个冬天的整治，发展势头很好，反帝反封建的气氛逐渐浓了起来。冯玉祥部队借此大好时机抓紧军事训练，他亲自训练军官，再由军官训练士兵，多为单兵军事技能训练，诸如杠架、队列、射击、劈刀、拼刺、口令等。对于入伍的新兵来说，是一次极好的全能性训练。韩练成虽身为连长，但仍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表现尤其突出，受到了冯玉祥的夸奖和表扬。

西安解围以后，革命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冯玉祥及其所属部队之所以能顺利地“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主要是依靠陕西人民的支援。

在西安期间，韩练成还参加了西北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政治训练。“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一所是中山学院。史可轩兼任中山军事学校的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任教官。受训者都是从各部队选调的连长和士兵委员会主席，授课者是刘伯坚、刘志丹等共产党员，还有部分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教员。韩练成有幸参加了这次政治训练班。学习期间，刘伯坚曾找韩练成谈话，刘志丹和一位姓林的秘书相陪。刘伯坚问了韩练成的家庭情况、当兵的动机和在部队的体会，并对韩练成的表现给予表扬和鼓励。特殊经历使韩练成逐渐明白：作为一名军人，不但要作战勇敢，有军事头脑，而且还要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头脑。要知道为谁带兵，为谁打仗。韩练成的回答有理且有一定的认识高度，刘伯坚觉得他是一个可塑之才。谈话结束时，刘伯坚让刘志丹发给韩练成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指示林秘书具体指导和帮助他。同时，要他写一份“我的家庭”的材料。韩练成觉得，他真正遇到了知音，凡事都“开窍了”。

这时的韩练成，已经不是一个穿着黑棉袄和大裆裤的乡村小伙子，也不是报考军校时只想挣钱后回家开铺子的小农经营者，而是一个逐渐适应了军队生活、素质好、协调能力强、有作战头脑的军人。

韩练成与刘志丹的接触和相处的关系，《刘志丹》一书里写到不少内容，而且都是有历史史实的。《刘志丹》一书的作者李建彤，20世纪60年代拜访过韩练成，获取了大量的口述史料，韩练成把自己的经历和所知道的事都基本上告诉了作者。因此，《刘志丹》一书的不少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的就是韩练成这一时期的经历。

转眼到了1927年4月，风云突变，腥风血雨。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很多革命志士横遭祸殃。《李宗仁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可见，国民党“政变清党”是必然的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立局面。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撤去蒋介石总司令职务，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刘伯坚为总政治部代理部长。

有了政治训练班的经历，韩练成经常与林秘书往来，成了好朋友。部队开拔之前，林秘书让韩练成写了一份家庭情况的文字，也填写了《革命军人登记表》。临别时，林秘书又交给韩练成一封介绍信，让他与五十六团的政治委员吴某联系。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人。

后来，韩练成终于明白，这些接触和经历，是党组织对他进行培养、教育和考察的过程，是准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必须要做的事。只是由于冯玉祥跟随蒋介石“清党”，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从此，他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未能正式从组织上加入党的行列。

1927年5月，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线东进，准备与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在中原会师。5月下旬，马鸿逵第四路军也奉命开拔，属孙良诚指挥。韩练成见到整装待发的刘志丹后，刘又嘱咐说：“要注意团结群众，防备意外事故。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急剧变化，要保持清醒头脑。”韩练成颔首说：“记住了。”

部队东进途中，接连攻克张茅镇、观音堂之后，韩练成调独立团任骑兵连连长。有一次宿营，骑兵连驻地在离集团军总司令部数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任务是担任警戒。韩练成以为敌军新败，不敢夜来偷营。所以，只设了固定岗哨，而且要弟兄们加足马料，卸了鞍子，放开睡觉。未料及敌人的骑兵夜来进入了他的警戒防区，韩练成和他的弟兄们在睡梦中惊醒，仓促中应战。更未料及的是，敌人的骑兵并没有与他们交火，而是穿村子边飞驰而过，向司令部方向而去。军情紧急，马鞍子是来不及上了，韩练成和他的弟兄们干脆骑上光背马，从侧后向敌骑兵穿插。敌骑兵也不敢恋战，打了半个时辰就撤退了。事后才得知，敌骑兵原本是一次没有任何袭击目标的骚扰行动。但对于韩练成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军事经验教训。

国民军联军攻占洛阳，奉军不敢恋战，自郑州北撤，冯玉祥军队与武汉革命军遂占领陇海中路，进驻郑州、开封，与驻徐州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遥遥相对。

军事形势瞬息万变。白沙激战，击败奉军，营长阵亡。韩练成再立战功，经过一系列军事历练的韩练成接任营长。但加入党组织的事同样有了问题，离开西安后，由于五十六团的吴某因病未能随军东进，韩练成与此人失去联系。联系人找不到了，办理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就从此搁置，直到20年以后。

6月以后，冯玉祥参加了蒋介石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此后，开始态度向右转，促使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了合作反共的默契。6月21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也开始了所谓的“清党”。武汉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兼任的职务，并驱逐回国。冯玉祥以“集训”名义，解除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武装，或关押，或审查，或礼送。刘伯坚、邓希贤、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人，或被“驱逐”，或被“礼送”出境，陆续离开部队，刘志丹就是这时由马鸿逵派人护送离开开封的。《国际歌》不许唱了，进步的《西北》旬刊也不准印刷发行了。一时间山雨欲来，天昏地暗。

刘志丹离开冯玉祥的部队时，来与韩练成告别，要韩练成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韩练成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与刘志丹的永别。

韩练成与党的秘密联系从此中断，但这一时期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从共产党人身上获取的启蒙教育，对韩练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6月19日，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徐州，蒋介石率僚属和在徐州的将领亲往郝集车站迎接。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齐集，乐声震天。在驱逐共产党这一点上，冯玉祥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者，一律撤退。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决裂，走出了贺龙、叶挺、朱德等这样一批用武装夺取政权的先行者。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冯玉祥，是我国近现代军队的前辈，清末时已任旅长。他治军向来严厉，不抽烟不喝酒，所以在他的部队中烟酒嫖赌一律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治军方面，为人称颂。同时，冯玉祥也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同甘共苦。在这样的军队中，韩练成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但由于清党，使他失去了在这样的军队里锻炼成长的环境和机会。

刘伯坚、刘志丹虽然离开了韩练成，但他们相处的日子，对韩练成在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思想认识，就是在刘志丹时代形成的。这一时期，韩练成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从人生的意义上，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从政治意义上说，韩练成很幸运，初入军队，就遇到了刘志丹、刘伯坚这样优秀的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与他们的接触，影响了韩练成一生。20世纪60年代，韩练成曾在与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汪锋交谈时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是从他那里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

1998年10月18日，习仲勋、马文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字里行间充满着怀念之情和无限感慨：“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革命力量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他培养了一批人，他影响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革命。

冯玉祥所在的第二集团军中，北伐时期共产党员的活动非常活跃。韩练成早期受共产党人的影响，除了刘志丹外，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刘伯坚。刘伯坚（1895—1935）原名刘永福，四川巴中县龙岗寺（今属平昌县）人。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6年回国，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刘伯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也是共产党早期的优秀领导者。他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时期，与韩练成接触较多，对韩练成影响较大，他同样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但影响韩练成倾向革命，而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参加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时期，韩练成随部队转战于河南、山东，胸怀团结一致、打倒军阀的志向和热忱，攻占潼关后，参加了张茅镇、观音堂等多次战役。攻占新安城的战役，韩练成表现得尤其勇猛顽强，镇嵩军大溃。当敌军偷袭冯玉祥司令部时，驻军外线的韩练成率部与内线部队合力解围，机智灵活的作战谋略，深得冯玉祥的赞赏，同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韩练成，在北伐时曾与我共过患难……”

进军郑州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与南方沿京汉线与津浦线北进的北伐军胜利会师。这时的韩练成，在经历了北伐大革命的锻炼后，成长很快。在军事方面，他处事干练果断，已经显现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在政治方面，也逐渐显得成熟。当然，他的进步及其民主思想的体现，伴随着1927年6月以后的形势变化，也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甚至有国民党的特务也诬陷他为“共产党潜伏分子”。韩练成所在团的团长马岐山就曾冷冷地说：“尕韩，你不要胡日鬼，共产党是破坏革命的，现在有命令，要清党。”韩练成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知道“清党”是怎么回事。几天之后，韩练成知道了气氛和环境的不对头。一是感觉到空气紧张，二是国民党到处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孙良诚部，就枪杀了两个连长，都是士兵委员会主席。在清党过程中，韩练成同样被一些人指为“共产党潜伏分子”，但他得到了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的保护。同时，韩练成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由于他的机智斡旋，也就化险为夷了。

1927年8月，在经历了清党的血雨腥风之后，韩练成熬过了这个坎，或许仰赖于冯玉祥的护佑，韩练成已提升为五十八团团副。此时，冯玉祥与阎锡山联盟共同进攻奉军，命韩练成开赴豫东作战。但团里来了不少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仍有人盯着韩练成不放，说他是“共产党潜伏分子”。说归说，查无实据，也奈何他不得。但此时环境变了，士兵委员会也取缔了，军阀统治又复活了，而且“红帽子”满天飞。韩练成虽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但已相对老练的韩练成知道，这种局面只能巧于应付，也学会了应付。

到了10月，韩练成随主力参加豫东兰封大战，击败直鲁联军。11月中旬，张宗昌率10万大军再次向豫东反扑。冯玉祥部退守兰封，诱敌深入，而后分三路围剿，韩练成为左路，抄袭敌后方，大获全胜，直鲁联军大败。之后，趁势进攻鲁西南。豫东、鲁西南的连续战斗，不但表现了韩练成的英勇果敢，而且战功卓著，被提升为五十九团团长。

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组成新的北伐军，开始“第二次北伐”，韩练成属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蒋介石与冯玉祥约定，以微山湖为中枢作战，湖东地区蒋介石指挥，湖西地区由冯玉祥指挥。4月13日，孙传芳部截断北伐军第一集团军退路，情况危急。韩练成部在孙良诚的指挥下，紧急赴援，进攻孙传芳侧北与后尾，孙传芳部内乱，被迫后撤。之后，韩练成部随主力相继占领济宁、兖州。5月11日，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侨民占领济南，北伐部队绕过济南，在长青北渡黄河后北上。对此，韩练成大为不解：咱西北军从来没有遇到啃不动的骨头，小日本占了咱们的地盘，挡了咱们的道，听说还杀了我们的谈判代表，为什么不打而要绕道走？韩练成提出的问题，在马鸿逵看来是别人惹的祸，咱们不管。在孙良诚看来，这是军法，可不比踢足球。

《打入蒋介石侍从室》一书里引了韩练成的一段记述：“冯玉祥的主力在豫东和鲁西南击溃直鲁联军，即向西南追击。我是五十九团团长，行至距济南30里处，接到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停止前进的命令。当天夜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消息传到部队，引起无比愤怒……”相形之下，各人的处世态度与对时局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集团军绕过济南，北渡黄河后，韩练成调任第四军独立骑兵团团长，受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于5日攻克保定，向北京挺进。当韩练成调归白崇禧指挥、离开马鸿逵时，马鸿逵说：“独立骑兵团可是咱的老本钱，你刚到任没几天，冯总司令就指派你去增援第四集团军，你仗要打好，兵也要带好，不能给咱二集团军丢脸，更不能少了咱的人马。还有，第四集团军白总指挥清共的刀子快，你不要胡日鬼，让人家再给你把红帽子扣上。”6月11日，北伐军进入北京。此时，孙传芳下野，张作霖撤出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宗昌部已缴械。张学良派代表入关，愿意服从国民政府。

至此，北伐大功告成。

作为冯玉祥的部下，韩练成接受了训练与训诫的方法。当他的建制暂且归白崇禧指挥并联合作战期间，韩练成仍用冯玉祥训练军队的传统方法，每天升旗之后，他就高声领读：“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每天朝会时，韩练成要主歌领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时人起早。革命旗帜飞扬，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照耀。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时人起早，男儿奋斗，精神踊跃，解放全国同胞。努力奋斗精神踊跃，革命成功了。”这种特殊训诫，还是有其独到的作用的。由此可见，韩练成此时俨然是一位成熟的年轻将军。

白崇禧是有名的小诸葛，他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遇事独断独行，但不越轨，是桂系的重要人物，也是国民党著名的高级参谋和战将。韩练成部归白崇禧指挥不久，白崇禧发现韩练成有勇有谋，英勇善战，且颇有军事头脑，便将他的骑兵团与韩练成的骑兵团合编为骑兵集团，韩练成继续担任骑兵集团司令，表现了白崇禧对韩练成的看重和他的大将气度。同时，韩练成的善战与驾驭友军的能力，同样赢得了白崇禧的赞赏。

6月中旬，张学良通电出关，北伐军攻占京津地区，北伐告成，改北京为北平。

北伐战争结束后，白崇禧将在山海关附近驻防的韩练成部调到河北省宛平县，调遣途中将原骑兵团改为骑兵旅，仍以韩练成任旅长。《中华民国史大辞典》里记载，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就是指骑兵旅长。韩练成在回忆北伐结束后的一段经历时说：“白崇禧将我由山海关附近调至宛平县，改为骑兵旅，仍以我任旅长。白崇禧还向我表示他已请求入新疆，鼓动我同往。不久，冯玉祥强索我部归还建制，我只好败兴而归。”韩练成又回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韩练成与白崇禧的这段经历，给白崇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十分看重韩练成。对于韩练成来说，自然有知遇之恩。这样一来，成为他后来向桂系发展的一道伏笔。

1928年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齐集北平，这是北伐战争统一后中国政坛精英的一次聚会。除了所谓的“善后”之外，要从精神方面统一军阀割据之后的心态。实际上是演一出“功成告庙”的戏给人看。蒋介石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介石抚棺恸哭，热泪盈眶，冯玉祥、阎锡山也是频频擦泪，整个场景都显得非常哀伤。

北伐战争结束，预示着新的变化和军阀们之间新的冲突的开始。10月，国民党军各集团军编遣，冯玉祥向白崇禧提出要求，将韩练成骑兵团归还建制。同时，韩练成所在的西北军马鸿逵部第四路军被缩编为暂编第十七师，驻军山东临清。韩练成的骑兵团复归建制后，也面临着缩编和降级的现实，马鸿逵任他为无职无权的中校参谋。有了与白崇禧的经历，韩练成觉得除了冯总司令，在白崇禧的部下效力最为痛快，而马鸿逵的骨子里还是旧军阀的一套。

北伐胜利了，韩练成一时却成了无事可做的人，心里有些苦闷。此时，来了一档事却成为转机，即受白崇禧副官石化龙的邀请，二人游走北平。北平是数朝古都，可观可瞻的地方太多了，可游可体验的新鲜事也不少，古都的建筑，名角的京戏，洋人的电影，都是难得一睹的。这时，韩练成已感觉视力下降，在京城里还配了一副眼镜。对他更有吸引力且别人无法理解的还是他的父亲跟随董福祥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那段历史。他去东便门，去朝阳门，去前门，想寻找父亲当年的影子……北平之行，韩练成眼界大开。

长安虽好，不是久留之地。韩练成回到驻军地山东临清。

进入11月，在一个早晨的朝会上，马鸿逵率领的党务特派员讲话：“没有国民党党籍，不能当官。”韩练成觉得可笑，但他明白了回归建制之后马鸿逵对他的安排和职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