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父亲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每次打开信箱，里面不是空空如也，就是塞满了不相干的邮件。再也接不到来自故乡那熟悉的航空信封，再也看不到他那总是十分工整地写满了几页纸的颜体楷书了——我常常想，如果真有灵魂的存在，他一定不会离开我们太远的，因为他太爱我们了。对于我来说，他既是严父，又像慈母，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诤友。父亲之所以这样爱我们，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冷冰冰的封建大家庭里，自己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父爱。
“文革”初期他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因为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在学校里的批斗大会上被当场逮捕。他在监狱里饿着肚子睡了半年多的水泥地，最后才因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他此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咬紧牙关活下去，一定要亲眼看到“文革”的结束；二是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出国见识外面的世界。这不但是他，也是许多与他同时代饱受摧残的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愿望。可怜的是，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这第二个愿望终究是落了空。
父亲的一生丰富多彩却又多灾多难。他从年轻时就喜爱文学，热衷于京剧，对摄影、书法和美术也都有相当深的造诣，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小时候读的是私塾，最喜欢的是李杜的诗歌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对于科学数学之类则毫无兴趣。由于没有读过中学，他当年投考省里最有名的省立第一高中时，数理科目几乎都交了白卷，但校长最后却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的国文考了第一名，而校长又实在欣赏他的文章。多少年后，父亲的爱好又影响到了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数理化的书籍，厚厚的像砖头似的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学大纲》之类的工具书和中外名著倒是一册又一册，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图文并茂，结果害得我也是从小就讨厌数理化之类，成绩自然可想而知。等到了美国才发现，老美以为中国人个个是数学天才，经常有同事跑过来向我讨教，弄得我好不尴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当年父亲不肯接受祖父为他包办的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又不愿按照祖父的安排去走当小官吏的仕途，一直是封建大家长的祖父一怒之下，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所以父亲从上高中的时候起，就依靠给报纸投稿来换取自己的学费。后来他做过记者，当过演员，也曾骑马挎枪奔驰在豫西南山区，担任过缉毒队员。那是一个大时代，中原大地上军阀混战不已，关内外烽烟四起。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父亲也曾梦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也和许多人一样，常常受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在故乡的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南京航空官校。在前往南京报到的火车上，别人都是兴高采烈，他却是整夜失眠，原因是割舍不下正在热恋中的女友——学校里最漂亮的校花。车到浦口，他终于独自下车托词返乡了。后来冷静下来，他又连续几次重新报考却连连失败。祸也福也？后来他只知道，当年一同考上航空官校而飞上蓝天的同学中，竟无一人活到山河易帜之时。
到了抗战时期，他又考入胡宗南在西安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想不到的是，就在受训期满，即将以中校军衔分派到部队的前夜，一群宪兵突然破门而入，把他绑走，押到刑讯室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军棍，接着又逼他交代通共的活动。他越是不承认，受的毒打越凶，一直到昏死过去。过了好久之后，父亲才知道，自己是受了室友郭某的牵连。郭某倒的确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当他发觉自己受到怀疑而仓皇逃走之后，急于将功赎罪的宪兵就想当然地把父亲抓去拷问。当局后来虽然知道冤枉了父亲，可就是不肯认错放人。后来，还是那位逃走的郭某，大概觉得连累无辜心中有愧，事发半年多之后，趁看管渐松之际，终于设法帮助父亲逃了出去。
一个本想投军杀敌报国的热血青年，就这样差一点成了国共两党残酷斗争的牺牲品。这次无妄的牢狱之灾，不但使父亲身心大为受损，也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潜出西安之后，一天深夜，他逃到了华山脚下的一所寺院里，一个人仰望着月亮踌躇再三。出世乎？入世乎？他最后还是决定“以出世的态度，过入世的生活”。当时他怎么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上，身不由己地被夹在国共两党血腥的斗争中间而到鬼门关上转了一圈，这才刚刚是他的第一次。
一九四七年深秋，父亲在荥阳西关外的一所中学教书。当时国共两军在城外血战正酣，位于一个小山丘之上的学校，就成了两军拼死争夺的制高点。那天枪炮轰鸣了一整天，校园里教室的玻璃窗早已无一幸存，墙壁上更是弹痕累累。来不及逃走的教员和眷属们大大小小共有一二十人，都躲进了比较坚固且无窗户的储藏室，父母亲和当时才两岁的姐姐也在其中。终于盼到天色渐暗，枪声也渐渐稀落了，父亲和两个年轻的男教员决定冒险出去为哭泣了一天的孩子们弄些吃的，至少也先找些水来，满屋子里的大人孩子们都是一天水米未沾了。
父亲走在最前面。谁想到他刚一打开门，咣的一声一颗手榴弹丢了过来。多亏他手疾眼快顺手把门一关，手榴弹被反弹到几步远的石阶下炸响了。他的迅速反应和厚重的老式木门救了一屋子人的性命。屋里的人们根本分不清是哪一方扔的手榴弹，只好扯着嗓子拼命地喊叫：“屋里都是老百姓，没有军人哪！”
喊声未落，一群早已杀红了眼的军人已经端着枪冲入屋里。多少年后父亲还几次提起当时的紧张情形，一再说连他自己都奇怪，看到当兵的手里那些仍在滴血的刺刀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害怕，只是紧紧地把母亲和姐姐搂在怀里——相持了好一会儿，军人们才撤走。回到家里，父母亲才发现，几乎所有的财物都被国民党的溃兵洗劫一空了。
一九四八年易帜前夕，父亲随着难民潮来到了上海。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响起，眼看就要和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职的姑父等人一起登船撤退去台湾了，他忽然又割舍不下还留在老家的母亲和正是年幼的哥哥姐姐，独自悄然返乡了。他又在关键时刻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去了台湾，又有多少个家庭从此被拆散了四十多年，从而造成了海峡两岸无数的人间悲剧——不过也多亏了父亲的这一临时决定，否则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我了。
回到家乡，父亲对新政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此时只有以沉默来面对现实了。相比之下，我的另一位堂叔却天真多了。他禁不住干部们的一再劝诱动员，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热心帮助党整风，实际上只是给他任职的大学里的党委书记的家长作风提了一些意见，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并立刻沦为贱民，更被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分子们当做皮球一样，从六楼顺着楼梯一直踢到一楼——等到折磨够了，又把他发配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年。
父亲虽然侥幸逃过了前几轮“阳谋”迫害，但到了“文革”风暴袭来时，他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早已是在劫难逃了。他先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而成了“历史反革命”，不久又因为受人牵连——又是受人牵连——成了“现行反革命教唆犯”，而被抓进了监狱。此事的起因是我大哥下乡插队的一名同伴，深夜钻在被窝里偷听台湾电台的广播被发现，同屋的几个知青都被五花大绑地抓起来严厉审查。在当时，偷听敌台可是个不得了的罪名。一查我大哥不是“红五类”出身，再顺藤摸瓜自然就扯上了我父亲。在那个血统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怜的是，父亲虽然在千里之外，还是逃脱不了残酷斗争的旋涡。
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一闭上眼睛，还是常常清楚地看到那天傍晚父亲戴着手铐，被一群警察和红卫兵簇拥着回家搜查罪证的情形。尽管嘴角有血痕，圆领的白色旧汗衫上带有鞋印和污泥，面对着院里院外乱哄哄看热闹的人群，父亲的腰仍然挺得很直，一脸的坦然。看见此时的父亲，我突然想起了他过去经常教给我们的那两句话来：“做人一定要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看得出来，父亲当时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想不到的是，院子里的批斗会开得正酣，屋子里忽然传出来一阵疯狂的叫喊：“找到了，找到了！”紧接着一名红卫兵手里捧着一个铜锈斑斑的旧墨盒从屋里冲进人群，对着父亲大声吼道：“你暗藏国民党党徽，分明是妄想变天！”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我此时不由暗暗叫苦，这是小时候父亲教我练习毛笔字用的那个铜墨盒，它的盖子上有个残缺不全，几乎看不清楚的国民党党徽是不错，可这是民国初年的老古董啊！“文革”初期扫“四旧”时，全家只顾焚烧书籍字画，砸碎祖传的古玩玉器，这个小小的根本不起眼的铜墨盒不知被遗忘到哪个角落里尘封土埋，连我也早已把它忘掉了。想不到的是，它今天竟被挖地三尺的红卫兵们翻了出来，成了父亲“盼蒋反攻大陆”的证据，而使他罪加一等。
“文革”终于结束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也随之起了变化。渐渐地有海外关系成了时髦的事情，有亲属在台湾的人更加受到当局的特殊关照。我那个“右派”堂叔的父亲本来是国民党辛亥革命的先烈，如今他的子女一下子成了家乡的政协委员，奉命对在台湾的亲属进行统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堂叔沦为贱民几十年，堂堂大学教授一度为生计所迫而沦落街头，以卖烤红薯和租赁小人书谋生。由于是戴着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那些号称“小脚侦缉队”的街道居委会老太婆们个个都能随意侮辱他。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他都挺了过去，好不容易盼到快要平反的消息了，他却因为一时兴奋，而突然发病去世了。真是时也命也。
对于类似的统战策略，父亲依然以沉默作为回答。他唯一的心愿，是来美国探望正在留学的我。可是老天又来作梗，护照还未办好，他已染病在身，无法远行了。
父亲并非大学者，也不是名作家，一个平常，但却绝不平庸的知识分子而已。他年轻时冒死逃离西安后写的《星夜闯潼关》等作品早已散失。除了几大本他亲手拍摄、洗印的最得意的旅游照片，几十首旧体诗和十余篇游记之外，他并无传世之作留下来。他的大部分珍贵的日记，在兵荒马乱之际未曾丢失的，也大多在“文革”动乱中自己动手烧毁了。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如果上天再给他五年的时间，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留给孙子们看，题目就叫做“爷爷的遗产”。没有料到命运是这样地吝啬，那次独自外出旅游时的突然心脏病发作，竟使他再也无法醒来，而我们姐弟也从此都成了无父之人！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退休之后，他先后多次游历了国内不少的名山大川。说来也巧，他去世的地方，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美丽湖畔。他虽然走得孤独，但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了吧！
我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一定还在念念不忘要出国看世界。前年回故乡扫墓时，我捧了他的一半骨灰，和那刚刚写了前三章的自传，一起带回美国供奉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有灵，应当如愿了吧！
珍藏的眼泪
我几乎一气呵成，仅用短短的时间就读完了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虽然书只是由许多的短篇组成，虽然只有每个人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可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与零零散散的碎片拼合起来却构成了我儿时所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步履维艰可没有人能为我搀扶，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大个子叔叔一样，在他最需要人们的理解、最需要曾经同舟共济的亲人陪他一起度过人生磨难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而回报他的却是那些不明是非的人们无情的诬陷、仇视的目光、羞辱的唾液、愤怒的鞭挞；面对的是被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雨冲刷后扭曲的心态及变形的面孔。他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一个人最起码对生的渴望，他感到了无助，他把最后的眼泪流给了我……
人们总说，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清晰最深刻的。也许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会变得模糊，会失去诸多细节，而对孩童时的记忆却是完整的，每段时间、每个地点、每位人物和每个情节。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跟着母亲，就着席卷遍地的落叶和掀起满天尘埃的秋风，随着滚滚的下放洪流，登上了开往宁夏的火车，奔赴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部学校。宁夏平罗东临黄河、西环贺兰山，虽说是守着黄河，但那时的黄河却是掀着块块干裂的黄土皮，全然不见波涛翻滚、直扑苍穹那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更找不到清代诗人法海名句中“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所描述的秀丽的景色。而我们要去的干校又正好坐落在一个灌区的边缘，真可谓是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下了火车，转乘干校派来的卡车穿过片片的沙丘，寥寥的湿地，来到了我们的住所。
干校专为第二批下放干部及家属增盖了两排平房，母亲与我被分到最边上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屋子。当时在下放的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盖的房，雪白的墙，油炸馒头蘸白糖。”听起来像一曲共产主义颂歌，直到住进去我才理解了这其中的含义：一幢用土坯垒起的新房，墙上浮满了白花花的盐碱。可那时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与油炸馒头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内容描写与政治形势的需要吧。离住处不远，有间破旧的小屋，四周围着粗细不一的枝条，枝条上密密麻麻地缠着铁丝，屋子的门窗全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听隔壁的阿姨对她的孩子们说，那个屋子里死过人，是用来关压“牛鬼蛇神”的地方，每天早晚都会出来放风，所以千万别到那玩儿，离得越远越好。幼小的我哪里懂得“牛鬼蛇神”真正的意义，但对鬼神却生出极大的好奇。于是，第二天我趁着早晨出去拾树枝捡煤块儿的时机，远远地站在那个小屋旁边，默默地等候着鬼神的出现。太阳懒洋洋地爬了上来，尽管还未进入冬季，但是寒风已经打透了我身上的棉衣，两只被冻僵的小手插进袖管里立刻凉透了全身，冻木的小脚早就没有了知觉，而我还是痴呆呆地望着那间鬼神出没的屋子。门终于打开了，我全身不由打了个寒战，侧身躲到了树后偷偷窥视。从屋里最先走出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叔叔，后面紧跟着一个身着发白蓝布制服、低垂着脑袋的大个子叔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两人走到院子，年轻叔叔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抽烟，大个子叔叔开始围着栅栏走，他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地发着耀眼的光茫。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男男女女，有的向他啐唾沫，有的冲他扔石头，还有的用木棍狠狠地打他，嘴里喊着：“打死你这狗东西！”只见他用双手紧紧地捂着毛主席像章，不停地说：“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晚上，妈妈很晚很晚才能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想睡，就想等着妈妈回来问个明白。妈妈进屋后，我把热好的饭端到土台上，一边看着她吃一边问道：“妈妈，他们为什么叫那个大个子叔叔‘鬼’？他们为什么要打他？他没有亲人吗？”妈妈明白了我在问什么，眼眶渐渐红了起来，摸着我的脸说道：“孩子，你太小，还不懂这些事。那个大个子叔叔不是‘鬼’，他的亲人全都跟他划清了界线，他是好人。你爸爸现在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也被关在小黑屋里，唉！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妈妈的话我多一半没有听懂，但我知道了那个叔叔跟爸爸一样，都是好人。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在那个时刻站在栅栏边等他。
平罗的风沙很大，到处都是盐碱地，那里种不了果树，只有长在水渠两边的沙枣树。那沙枣树粗粗的高高的，沙枣在皮鲜肉嫩的时候是不会自然掉落的，只有在熟透干透时才会掉下来。我常常在树下捡些熟透的沙枣。野酸枣大小的沙枣干干的一层皮儿，皮下裹着一个硬硬的核，皮与核之间是一层薄薄的沙肉，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奢侈的零食了。我每次都要捡好多，回家后搁在妈妈缝制的纱布袋里，攒到看电影时抓一把边吃边看。一天早晨，我装了一口袋沙枣来到大个子叔叔的房前，等着他出来。我望啊盼啊，可把他等了出来，等人们骂够打够散开后，我慢慢走过去，轻轻地叫了声：“叔叔。”他奇怪地看着我，我赶紧从口袋中掏出沙枣连掉带揣地放到他的兜里。他低着头把手伸进兜里，当他抬眼再看我的时候眼里已经是充满了泪水。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在我面前流泪，他摸了摸我那冻红的脸蛋儿，扭过身子低着头走了。虽然他只是摸了一下我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却感觉像是爸爸的抚摸一样的亲切，我想他一定很喜欢我送给他的沙枣。那天起我每天都装满一口袋沙枣来等他，可再也没找到给他的机会，因为那个小小的院子已经改成了批斗他的会场。以后的那些日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挨斗挨打，我惊奇地发现他从没流过一滴眼泪，嘴中还是那几句：“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寒风卷着尘沙疯狂地抽在人们的脸上，水渠里的水已经开始上冻，那年的冬天就这样早早地到来了。可革命的热潮却是一浪高于一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越来越多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和“现行反革命”被挖了出来，批斗舞台越搭越大，很多的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十岁的我也没逃脱干系，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被老师揪着辫子仰头陪斗。那时在我心中总会出现大个子叔叔的影子，他都没哭，我也不哭。散会之后，我又来到大个子叔叔的小院前想看看他，我觉得我也是他队伍中的一员了。可是没有见到他出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回家问妈妈他到哪儿去了，妈妈告诉我：“他死了，有人说他上吊了，有人说他病死了，谁也说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听到这里，我连哭带拽地非要去找他。我无法忘记抚在我脸上那亲切的手，永远也忘不掉他在我面前流下的眼泪。此刻我感觉我的泪和他的泪一点一点地在凝固，渐渐生出一份恨来，可又不知道该去恨谁，心里备感委屈可不知道为何委屈，我狠狠地抓起那袋沙枣一把扔了出去……
一九七六年的秋季，我们一家来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放爸爸的骨灰时，我意外地见到了大个子叔叔的墓牌，是一个没有骨灰的墓牌。是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在他走前连句话也没有留下，而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他的眼泪，一直珍藏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