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流放
在斯塔尔夫人接到驱逐她出境的命令后，她通过她的一个朋友约瑟·波拿巴
打听是否允许她到德国，是否会从那里把她抓回来。经过一些耽搁，她得到一份护照，于是她出发前往魏玛。在那里她结识了公爵一家，并就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和席勒作了多次长谈，还天南地北问了歌德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她特别爱讨论那些引起争议的问题。但使歌德和其他著名人士最感吃惊的是，她不仅愿意认识他们，还想在各方面对现状施加影响；她谈起话来，就仿佛行动的时候已经到来，他们必须起来行动似的。她从魏玛又来到柏林，结识了路易·斐迪南亲王，被接纳入费希特、雅各比和亨利埃特·赫尔兹等人的圈子，还带走了奥·威·施莱格尔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
第二年她又到意大利游历，研究它的古迹、艺术、南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并尽情领略意大利的风光。然后她回到柯贝，写出了《柯丽娜——或名意大利》。
但对法国的想念使她不能平静。她被禁止进入离巴黎四十里格的地方，她就在这界限以外的地方居住，先是在沃西叶尔，然后在卢昂。(卢昂市长由于对她比较客气受到停职处分。)最后获准在离巴黎十二里格的一所别墅里主持《柯丽娜》的出版工作。但书刚一出来，就来了命令，把她完全驱逐出法国。《柯丽娜》很成功，但任何成功如果拿破仑没有一份，他是不能忍受的。斯塔尔夫人回到柯贝，也像那位皇帝一样，继续开拓她的疆土。随着她热情性格的发展、思想见解的加宽和朋友的增多，她的影响也扩大了。她在柯贝简直像立了一个朝廷。来自欧洲各地的杰出人物都云集到她这里。在她家里可以见到像贡斯当这样的政治家(她迷恋他时把他称做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像希思蒙迪这样的历史学家、维尔纳和欧伦施莱厄这样的诗人、德国的亲王们、波兰的亲王和公主们这样一些出身高贵或才华超人的人物。从她访问德国以来，她一直继续不断地学习德语，研究德国文学，不过她感到如果想把她看到的这个新世界完整地介绍给她的同胞，她还有必要到这个国家再住一段时间。她已到过德国北部，这次她就在维也纳待了一年，在回到瑞士之后她就着手撰写她的三卷本巨著《德国论》。这部书是1810年完稿的。下一步就是把它在巴黎出版的问题。
这时已通过一项法律，任何书籍不经审查一概不许出版；接着又加上一条规定，一本书即使已经审查通过允许出版，警察总监也有权在他认为适当时加以取缔，这一条规定是专门用来对付斯塔尔夫人的。这条法律实际上取消了过去的一切法律。斯塔尔夫人在获准居住在离巴黎四十里格的地方来主持她这部书的出版工作后，来到布路阿，先住在洛瓦河上修蒙的大别墅里，然后住在浮赛，之后又住在她朋友们在这一带的别墅里；她保持规定的距离在她心爱的巴黎周围流动着住，就像一只扑灯蛾围着蜡烛飞似的。有一次她甚至冒险进入首都。与此同时，审查员对她的书进行了审查、修改、删节，然后在大砍大杀后剩下的部分盖上了他们认可的印戳。一共印了一万本。但就在准备发行的那一天，警察总监派宪兵来到出版商的店里，在派人把守了每一个出口处之后，按照政府的命令开始了捣毁一万本书的英勇行动，最后把它们揉成了一大团。出版商得到二十枚金路易作为补偿。同时斯塔尔夫人还接到命令要她交出手稿(这是她六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也代表了她的希望)，并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法国。在这次警察总监给她的信中有下面几句话：“你不要认为我给你传达上述命令的原因，在于你在你的近作中丝毫没有提到皇帝；这样看是错误的；这本书里不可能有什么地方配得上提到他。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来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适合；至于我们，还幸运地没有堕落到在你如此崇拜的那个民族当中找寻榜样。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
使她倒霉的就是这个——它不忠于法国。《德国论》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法国文学中是划时代的，因为它不是偶然地而是从原则上和一切陈旧的文艺传统决裂，指出了新的生命源泉，不想就是这部书却被国家的思想警察擅自安上了“不忠于法国”的罪名！还装出一副殷勤的口吻来进行恶毒的讽刺！“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适合”——因此就劳驾到别的地方去吧！我们仿佛听到法国被陶醉的虚荣心在说：“我们其他人在暴政之下感到幸福，而你竟敢还热爱自由；我们都沐浴在拿破仑荣誉的阳光里，而你竟敢在《柯丽娜》里描绘天才的绝对独立，你自己已从巴黎被驱逐出来，竟在罗马的神殿里让你的理想人物戴上花冠；当法兰西之鹰闪耀着千百次胜利的光辉，外国纷纷变成我们的臣下时，你这样一个孱弱的女子竟敢说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已几乎干涸，让我们把受人蔑视的德国看成在诗歌上比我们更高超的国家，把令人生厌的背信弃义的英国看成是比我们更坚定、更真心热爱自由的国家，把垂死的意大利这个被我们法国征服的一个省份看成是具有纯朴的风俗习惯和高明得多的艺术值得我们模仿的国家——由于这一切，你将给打上不爱国的烙印，你帽上的国徽将从你额前摘下来，你的书将予以销毁，连你的手稿都要撕成碎片，你本人则将在二十四小时内由一两个暗探跟踪着，像一只野兽似的被赶出法国国境。”
区行政官被派去索取这部书的手稿；斯塔尔夫人把一份草稿给了他，把手稿保存了下来。但对于书的忧虑这时还只是她最小的忧虑。她一直想渡海到英国去，为了明确阻止她这样做，警察总监在信上加了一个附注，禁止她在北部的任何港口上船。她有些想登上一艘开往美国的法国船，这艘船或许能被英国人俘获，但这样太冒险，她打消了这个计划。她沮丧而伤心地再次回到柯贝。
在这里各种各样新的迫害在等着她。日内瓦区的行政长官根据他接到的第一道命令，通知她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永远禁止返回法国，原因是他们曾企图获得拿破仑的接见，以便为他们的母亲说情，尽管没有成功。几天以后斯塔尔夫人接到行政长官的一封信，他以警察总监的名义要她交出关于德国的那部书的校样；经过暗探确定，这部校样还在。法国政府不满足于仅仅把已经印出的书毁掉，这还不够彻底，这部作品必须完全消灭，要使它将来出版也不可能。这位女作家答道，校样已经寄到国外，但她愿意保证绝不再在欧洲大陆刊印她的任何作品。她在《流放十年》中写道：“这样的保证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大陆上当然没有政府会批准出版拿破仑禁止的书。”在这之后不久，日内瓦区的行政长官巴朗特(历史学家巴朗特的父亲)因为对斯塔尔夫人过于宽大，自己也被流放了。斯塔尔夫人的儿子生病后，遵照大夫的建议，她陪他到离柯贝六十英里的萨沃伊省的爱克斯温泉去。她还没到达那里，就接到勃朗峰地区行政长官派专人送来的通知，她不仅禁止以任何借口离开瑞士，而且在瑞士境内随便行动也不允许；她只被允许在离柯贝六英里以内的范围里活动。把她自己的庄园变成监禁她的地方，政府还不感到满足，他们还要让她不仅饱尝失去自由之苦，而且要她经受一下监狱生活特别难受的一点——寂寞；对她这样一个特别爱交际的人这是加倍的痛苦。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在她家住了八年的施莱格尔奉命离开，提出的笨拙借口是他影响了她反对法国。当问到他是怎样影响她时，回答是他作为文学评论家在把拉辛的《费德尔》和欧里庇得斯的《费德尔》进行比较时他表示赞成后者。蒙莫伦西由于在柯贝住了几天也遭到流放；又如雷喀米埃夫人，斯塔尔夫人还来不及通知她即使对她作短时间访问也会受到惩罚，在路过瑞士时来和她谈了一会儿话劝慰她，也被禁止返回法国。甚至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头，她父亲当总理时的同僚，圣·普里斯特，也因在柯贝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而遭到放逐。
受到孤立是所有反对暴政的人的命运，这对她已不新奇。长期以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和政界人士，凡属不想得罪政府的，没有人敢到柯贝去看她。他们都“因事”或“因病”不能来了。有一次她说道，“唉，对这种自称有肺病的怯懦行为，我是多么厌烦啊！”看到自己被这么多朋友所抛弃是痛苦的，现在更使她痛苦的是看到她真正的朋友只是由于对她稍稍表示了一点好感就遭到流放的惩处。她哀叹说她好像传播传染病一样在她周围散布灾祸。
即使现在，经过多年的流放迫害和实际上的监禁，她还是有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和获准写书和出书的；有人私下通知她，只要她稍稍改变她的看法和态度，她就可以得到返回法国的权利；但她不愿意以这个代价赎取自由。后来有人对她说得更具体：“只要你说一小句或是写一小句关于罗马王的话，欧洲所有的都城都会对你开放。”对此她只回答说：“我希望他有一个好保姆。”
处于这样孤立和受严密控制的地位，她决定作一次果断的努力来逃离柯贝。她想去美国，但没有护照就去不了，怎样才能拿到护照呢？而且她还担心在去港口的路上，他们会借口她打算去英国把她逮捕，她被禁止去这个国家，如果违抗将处以徒刑。她很清楚在引起的一阵公愤过去之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政府把她悄悄地投进监牢；不久她将完全被人忘却。因为整个德国北部都在法国人控制之下，她考虑取道俄国前往瑞典。她相信她可以从提洛尔逃出去而不致被奥地利引渡，但去俄国的护照必须向圣彼得堡申请，她担心如果她从柯贝写信，可能会有人向法国大使告发；她必须先到维也纳，从那里再写信。在六个月当中她仔细研究了欧洲地图，设法找寻一条逃跑的道路，就像拿破仑研究地图找寻道路去征服世界同样地急切。经过一个月的耽搁，她申请美国护照的最后一次请求遭到拒绝(尽管斯塔尔夫人已经保证，如果得到批准，她将不在那里发表任何东西)，这时这个孱弱而勇敢的女人决心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逃走。在1812年的一天，她和女儿一道乘马车离开柯贝，手上拿着扇子，车里连一个箱子或一件行李也没有。她们安全抵达维也纳，并写信到圣彼得堡申请护照。不过奥地利政府是那样亟于避免和法国发生麻烦，以致斯塔尔夫人在加里西安边境受到阻拦，在整个奥属波兰都有暗探跟踪。当她在途中在鲁波米尔斯基亲王家停留一天时，这位亲王不得不在他饭桌边给一个奥国暗探设了一个座位，只是由于斯塔尔夫人的儿子进行威胁才没让这个人夜间在她卧室里站岗监视。她直到越过了俄国边界才重新自由地呼吸。但是自由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刚到莫斯科，就传来了法军向这座城市逼近的谣言，逼得她继续奔逃，直到她到达圣彼得堡才感到脱离了危险。
在她逃离柯贝的前一年，四十五岁的斯塔尔夫人，私下和一个二十二岁的法国年轻军官阿尔贝·德·洛卡结了婚，这个人受了重伤来到瑞士，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完全是一个病人。斯塔尔夫人对他表示的同情引起了他强烈的感情，后来他们秘密地结了婚。洛卡在俄国边境和斯塔尔夫人会合。
她本来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和希腊去给她计划写的关于狮心王理查德的长诗增添适当的地方色彩。她阅读了拜伦的作品似乎启发了她想写这首诗，她说这首诗将是一部《莱拉》，虽不会和拜伦的那首诗差不多。但她担心旅途劳顿她的小女儿和洛卡会受不了，决定还是去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她恢复了和贝纳多特的友谊，也碰到了她的老朋友施莱格尔，贝纳多特让她当了瑞典的贵族和他自己的私人秘书。通过施莱格尔，贝纳多特还认识了贡斯当，让他当了北极星爵士，还企图劝说他协助他密谋夺取法国的王位，但没有成功。对贝纳多特的性格斯塔尔夫人的认识不及贡斯当深刻，她总是满怀热情地谈到他，对拿破仑的共同仇恨肯定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根纽带。不过自从同盟军向法国进军以来，她对拿破仑的仇恨就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她由于不得不希望拿破仑胜利而感到难过，但她已没法把他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分开了。不过她比贡斯当有骨气，拿破仑在最后百日当政时期曾向她表示和解，她没有理会。她活着看到他最后垮台，也痛苦地看到波旁王族重新上台，比起他们所取代的独裁者来他们是自由更凶恶的敌人。她于1816年在巴黎又和贡斯当聚会，第二年去世。
关于这位杰出女人的一生及其成熟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简要叙述，足以作为基础来进一步完整地描绘她作为一个女人和作家的性格。她生性热情和聪颖过人，她的热心肠后来发展成了宽阔胸怀和慈善心，她的聪明发展成一种近乎天才的接受和复现能力。
她很明显具有十八世纪的一些特点，例如好交际，爱谈话而且十分健谈。十九世纪的伟大女作家乔治·桑和人在一起时总是沉默寡言的，只有在写作时才透露内心的想法，而斯塔尔夫人却能作生动的即席发言。她有使人感动的本领，什么问题经她一讲就完全清楚了。认识她的人都说，和她的谈话相比，她的书简直算不了什么。一位评论她的人在文章末尾说：“在听她讲话时，简直不可能不同意她的话。如果这些不是她写下来的，而是她讲出来的，我就不可能加以评论了。”一个有地位的贵妇人开玩笑说：“要是我是女王，我就命令斯塔尔夫人不断地和我说话。”保存下来的她无数的话语，虽说经过刊印减色不少，仍然能使我们看出一些她谈话时的才气和新意。有一天，她谈到父母不应当包办婚姻，而只应当让女孩子自己去选择对象时笑着说：“我将强迫我女儿去为爱情而结婚。”拿破仑的一个朋友有次通知她，如果皇帝能肯定得到她的感情，他可以把她父亲交给法兰西银行代管的两百万法郎发还给她。她答道：“我原以为得有一张出生证才能拿到我的钱，没想到会要求我发表感情宣言。”
但在由社交时代发展起来的这种能说会道、善于说俏皮话的能力后面，蕴藏着充沛的热情和丰富的思想，这是十九世纪所欣赏的。这位深受敬仰的柯贝别墅的女主人，这位受到尊崇的迷人的社交界领袖，是个真诚坦率从不做作的女人。正像前面说过的，由于她和她母亲看法不一致，很早就使她相信并且爱好人的天性。对那种不可能指导天性反而和天性冲突的责任观念她是非常反感的。在她的作品《论感情的作用》中，她把感情和幸福而不是和责任感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研究每一种感情对我们的幸福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她在《柯丽娜》中说：“世上最容易的事是摆出一副道德的面孔，对一切崇高伟大的东西加以指责。责任感可以变成进攻的武器，那些平庸无能的人对自己的平庸和狭隘洋洋自得，正可以用这个武器强迫有才能的人保持沉默，并摆脱有热情有天才的人，总之，摆脱他们的一切敌人。”
斯塔尔夫人进行创作的感情基础是真正具有女性特点的。尽管她无可否认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女子，她的最终理想仍然纯粹是关于个人的，是很质朴的，那就是得到爱情的幸福。她的两部大型小说《黛尔芬》和《柯丽娜》就是追求这个理想；她的基本思想就是：在社会同意的婚姻中找到幸福的可能性不大，在婚姻之外找到幸福更不可能。家庭幸福和崇高抱负或自由恋爱的不断矛盾，只不过反映了她的经常抱怨的东西，那就是：天才和激情同她内心深处永远向往的家庭幸福是互不相容的。在她的书里，当女主人公所有最殷切的希望都破灭时，她就设法成名。对斯塔尔夫人来说感情就是一切；连成名都只不过是得到感情的一种手段而已。柯丽娜说：“在我追求荣誉时，我总是希望这会使人爱我。”斯塔尔夫人自己也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那些不讲正义的敌人和忘恩负义的朋友为摧毁或压制我们的才智而高兴。我们本来只要有感情就感到满足了，是他们逼得我们去追求名望的。”
正是这种温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母性，在她身上使得这个时代的忧郁情绪具有独特的性质。她的忧郁不单是两个相亲相爱的人说“不是我把你送进坟墓就是你把我送进坟墓的日子就要到来”时所表现的那种人类普遍的忧郁。它更不是当时许多男作家身上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产生的忧郁情绪。它是与革命时期争取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压抑情绪，是一个热情改革家的忧伤情绪。
她从年轻时起就热情地主张平等，甚至在能力上她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基本上是相等的，只有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稍稍有点差别。从她坐在她爸爸膝上时起，她就怀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由能使人幸福，能使人把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发挥出来，这个信念从未动摇，不管是在那年九月当她被迫从恐怖统治下逃出来的时候，还是在执政时期她被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时候都如此，尽管恐怖统治当时是由于试行平等造成的，独裁是从自由演变成的。不过，从很早起，她开朗的思想上就蒙上了一层由忧伤和失望织成的轻纱，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她有势力时曾援救过塔勒朗，使他免遭流放，而他却并未怀有感激情绪来企图进行报答，于是她在给他的一封信末尾这样写道：“再见了！你感到幸福吗？以你这样聪明的头脑难道你看不出一切事物核心里的东西——不幸？”在《柯丽娜》里女主人公也重复了斯塔尔夫人常说的话：“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
毕竟她的头脑是健康的，她到时候还是对人生采取了比较开朗的看法。一个对她很了解的亲属写道：“可能有时候她谈话中尽说什么生、死、忧伤、热情的自我牺牲等；可是当这些话像传染病一样在她那一圈子人中传开，甚至在佣人中也开始听到谈这些话时，她已经对这些话讨厌得要命了。”她在思想上比许多同代的法国人要走得远一步。
她的批判能力发展得更符合十九世纪的精神和方向，这确实是她最突出的一点。原来她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对大自然的美并不真正欣赏。她第一次逃离巴黎后，头一回见到日内瓦湖时，她怀着思乡的情绪说道：“连巴克街的水沟都要比这好看得多！”没过几年她在《柯丽娜》中描绘意大利风景时语言确实很热情。在她早年，她喜欢甚至可说迷恋巴黎，认为它代表文明，可是就是她首先教会法国人理解其他欧洲民族的特点和优点。因为她具备真正的鉴别才能，这就是说，她能不断扩大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接受能力，及时破除偏见，从而使自己不断准备去理解新事物。
我们应当说正是由于这一点她才具有那样突出的吸引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她处于流放和屈辱的地位却有那么大的力量和影响，仿佛她是柯贝女王似的。我们的同胞欧伦施莱厄在她家做客，虽说他并未清楚理解这位女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却对斯塔尔夫人和他1808年对她的访问作了很动人的描述。他说道：“全世界都知道，斯塔尔夫人是多么聪明，有才智和和蔼可亲。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有才气的女人；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身上有些男子气。她有宽阔的身材，轮廓鲜明的面貌。她并不漂亮，但她明亮的棕色的眼睛却有十分吸引人之处。她富有女性的那种本领，能吸引人，巧妙地控制人，把一些性格非常不同的男人聚到一起。在爱情方面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一点她在《黛尔芬》和《柯丽娜》中已表现出来。卢梭本人描写爱情也并不比她更充满激情。不管她在哪里出现，她总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智的人，甚至把他们从年轻漂亮的女人身边吸引过来。当人们回想起，除这些之外，她还有钱、好客、每天给人丰盛的款待，他们就不会奇怪她像一个女王或仙女一样，把许多人吸引到她的魔宫里来了。她吃饭时手边总有一支带叶子的小树枝，给她拿在手里玩，人们几乎感到这是为了表示这是她的领地。佣人每天都得在她盘子边上放一支，对她来说它像刀叉汤勺一样需要。”
人们到柯贝去，就像五十年前人们到附近的费尔奈去一样，在那里伏尔泰也作为一个流放的人尽量住得靠法国边境近些；在晚年时他身边聚集了欧洲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人们不禁要把费尔奈的这位老人产生的影响和柯贝的主人发挥的影响加以比较。伏尔泰在费尔奈度过的那些年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作为正义和信教自由的维护者单枪匹马，凭着一支笔作武器，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他在费尔奈有三年的时间都用来帮助让·卡拉斯打官司。卡拉斯是吐鲁士的一个商人，六十八岁，是新教徒。他的小儿子改信了天主教，和全家完全疏远了。大儿子是个放荡荒唐的青年，一天突然自杀了。天主教教士立即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儿子准备第二天改信天主教，父亲出于对天主教的仇恨把儿子勒死了。为此全家都被关进监牢。自杀的尸体摆出任人观看，接着还出了一件又一件的怪事。审案子时正好是吐鲁士发生圣巴多罗买节大屠杀二百周年。由于宗教狂热，十三名法官竟在没有丝毫罪证、一切都证明他无辜的情况下判处了卡拉斯以车裂的刑罚。尽管老头至死喊冤，他还是给处决了。他的子女在缓期执行的借口下被关进一所寺院，硬逼着改信了天主教。于是伏尔泰在费尔奈写了他关于信教自由的著名论文，并竭尽全力使这个案件重新得到审理。他向全欧的公众舆论呼吁。他迫使巴黎的国务委员会向吐鲁士的最高法院索取审讯记录。开头他们拒不交出，后来极力拖延；但经过三年不懈的斗争，伏尔泰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吐鲁士的判决被宣布是不公正的，死者的名誉得到恢复，他家里人得到一笔赔偿费。一切愿意公道地对待伏尔泰的人应当记住，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信里不断出现“消除这种丑事”这句名言。
也是在费尔奈，伏尔泰还为希尔凡一家提供了避难的地方。父亲是加尔文派教徒，但他有个女儿被迫进了修道院。她在变疯了之后才被放出来，后来在离父亲家不远的地方投井自杀。她的父母和妹妹被控谋害修女，受到审讯，一起都判处了死刑。这家不幸的人知道除了伏尔泰家，在整个欧洲都不会有藏身之地，于是就逃往费尔奈，母亲在路上由于悲痛死掉了。伏尔泰这个被流放的人，靠他的口才和热情，迫使法国法院重新审理这个案件，这一家人才被宣判无罪。
三年之后埃塔隆德也在费尔奈找到藏身之处。1765年有两个青年，一个叫德·拉·巴尔，一个叫埃塔隆德，被控有罪，一是在宗教行列经过时他们没有脱帽，这是事实，一是把十字架扔进水里，这是诬告。两人都受到严刑拷问，后来德·拉·巴尔被车裂处死。他赴刑时很勇敢，他最后的话是：“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会为这点小事把一名青年处死。”埃塔隆德被判砍掉右手和割掉舌头，后来他逃到费尔奈，在伏尔泰家里就没有人敢碰他了。
伏尔泰在费尔奈时还救了一条人命。有一对名叫蒙贝伊的青年夫妇，被诬控谋杀，判处了死刑。男人先被车裂，后又焚烧，女的由于怀孕才被推迟了火刑。伏尔泰听到这件案子，以他闪电般的目光，一眼就看透了这无耻的诬告，于是向法国司法部门呼吁，证明一个无辜的人被处死了，就这样挽救了这个妇女，使她免遭火刑。
除了保护被告人的生命，他还维护死者的名誉。他自己临死时收到的最后几条消息之一就是，他为反对使拉里将军丧生的不公正的判决发出的呼吁取得了成果，案翻过来了，死者宣布无罪。这些年间，伏尔泰还挤出时间把费尔奈由一个穷村改造成为一个繁荣的市镇，热情地为废除法国的农奴制而奋斗，还写出了好些重要作品，这些书唯一的目的就是破除基督教的教条，在他看来这是教士掌权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坏事的根源。对上层社会的要求他也没有忽视；他盖了一座私人剧场，聘请许多最优秀的演员在那里演出；当时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人都到费尔奈来访问他。
柯贝的名声不能和费尔奈相比，但也有相当的名气。从这个流亡的地方也表现出要求公理正义的强烈愿望，和对自由真理的热爱。
十九世纪再晚一些时候，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它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他的任何文艺影响。不过随着这个世纪的开始，文人成为一个巨大力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像伏尔泰那样大的天才在这个世纪也难以发挥在他那个世纪发挥的那样强大明显的影响。斯塔尔夫人的才情远不能和伏尔泰相比。而且她的任务完全属于不同性质。教会外部的权力已暂时被打破，而且她头脑里的宗教思想也太重，不会允许她跟着伏尔泰的步子走。政治专制已经如此明显，仅仅在一部谈德国的作品中没有提法国皇帝的名字，就被认为是政治示威而相应地予以制裁。但是尽管革命完成了种种外部的大变革，有一样任务却没有完成，而完成这项任务皇家的命令是无法禁止的，那就是消除由宗教、道德、社会、民族以及艺术上的偏见构成的那座大山，这座山比拿破仑的帝国更沉重地压在欧洲身上，也正是它使帝国成为可能。伏尔泰自己就卷入许多偏见，特别是艺术和民族方面的偏见。斯塔尔夫人则从柯贝和所有一切偏见斗争。她和伏尔泰一样，也找出时间来履行她的社会职责，她也有自己的剧场，她既为它创作剧本也参加剧本的演出。柯贝别墅女主人和费尔奈的哲学家一样，也是在思想上毫无拘束，在目的上同样崇高；她比较不那么幸运，不那么有力，但由于她是女人，又受了许多痛苦，就更引人兴趣。伏尔泰为别人做了许多事。斯塔尔夫人则仅仅维护了她自己。
- 约瑟· 波拿巴(1768—1844)是拿破仑的哥哥，先后当过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国王。
- 每里格相当于三英里。
-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希腊伟大悲剧家之一。费德尔为希腊神话中人物，希瑟斯之妻，爱上了丈夫前妻之子，遭拒绝后诬他强奸，自己则自缢而死。
- 见本书第66页注②。
- 《莱拉》是拜伦的一首长诗，写西班牙的海盗莱拉。
- 见本书第84页注②。
- 参阅奈克·德·索叙尔夫人著《斯塔尔夫人的性格及作品评论》。(原注)
- 巴多罗买系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的节日为8月24日。此处指法国天主教当局于1572年这一天起屠杀新教徒，由巴黎蔓延至其他地区，后引起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