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选》序
一
乐府诗是由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我们谈乐府诗不得不走一条老路，从这个机关开头。根据东汉历史家班固的话，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是相当庞大的，人员多到八百，官吏有“令”、“音监”、“游徼”等名目。
经过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增加了不少，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刘彻凭这些本钱一面开疆辟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由于前者，西北邻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国来，引起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兴趣；由于后者，“制礼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这两点都是和立乐府有关的。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这里说明了刘彻这时才有立乐府的需要，也才有立乐府的条件。《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这里说明了乐府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采诗”，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辞和乐调。《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里说明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同时说明了那些歌谣的特色。刘彻立乐府采歌谣的目的是为了兴“乐教”、“观风俗”，还是为了宫庭娱乐或点缀升平，且不去管它，单就这个制度说是值得称许的。一则当时的民歌因此才有写定的机会，才有广泛流传和长远保存的可能。二则因此构成汉朝重视歌谣的传统，使此后三百年间的歌谣存录了不少。这在文学史上是大有关系的事。
有人以为在刘彻之前已经有了乐府机关，说班固弄错了事实，因为《史记·乐书》说：
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
但这也许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汉书·礼乐志》也曾有“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之文，正是同类。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从“习常肄旧”这句话正可以看出武帝以前纵然有乐府，也不过是另一种规模的乐府，那时绝没有采诗制度。既然如此就不必相提并论了。
乐府采诗的地域不限于“赵、代、秦、楚”，《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地民歌有：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从这里看出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但总数一百三十八篇却并不算多，大约此外还有些不曾入乐的歌谣。也许汉哀帝刘欣“罢乐府”这件事不免使乐府里的民歌有所散失。《汉书·礼乐志》说刘欣不好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政府来做榜样，把乐府里的俗乐一概罢去，只留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裁革了四百四十一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此后乐府不再传习民歌，想来散失是难免的了。
东汉乐府是否恢复刘彻时代的规模制度，史无明文，但现存古民间乐府诗许多是东汉的，可能东汉的乐府是采诗的，至少东汉政府曾为了政治目的访听歌谣。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此也可推想当时歌谣必有存录，而乐工采来合乐也就很方便了。
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旧的乐府歌辞，有些还被继续用着，因而两汉的民歌流传了一部分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到沈约著《宋书》，又载入《乐志》。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层阶级所采取传习，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又不外乎恋情，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比。
后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乐府。那时北方争战频繁，似乎不会有采诗的事。但“横吹曲辞”确乎多是民谣，传入梁朝，被转译保存，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事实看来，汉、魏、六朝民歌的写定和保存，主要靠政府的乐府机关。但由于私家肄习，民间传唱而流传的大约也不少。汉哀帝罢除乐府里的俗乐之后，一般“豪富吏民”还是“湛沔自若”，那时期该有不少民歌靠私家倡优的传习才得保存。现存古乐府歌辞有些是不出于《乐志》而出于“诸集”的，大约都和官家乐府无关。像《孔雀东南飞》这篇名歌，产生时期是汉末，见于记录却晚到陈朝，在民间歌人口头传唱的时间是很长的。
二
顾亭林《日知录》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乐府》从机关名称变为诗体名称之后，又有广狭不同的意义，狭义的乐府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制作的和采自民间的。广义的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更广义的又包括那些并未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的作品。甚至记录乐府诗的总集，如《乐府诗集》之类，也简称乐府。
这一本选集所收的只是从汉到南北朝的乐府诗，主要的是入乐的民间作品，而以少数歌谣和在这些作品影响之下产生的文人乐府作为附录。
这些诗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里分别隶属于《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和《杂歌谣辞》六类。《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其分类方法也被后人所沿用。前五类正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
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辞今存《铙歌》十八篇。大约铙歌本来有声无辞，后来陆续补进歌辞，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有武帝时的诗，也有宣帝时的诗，有文人制作，也有民间歌谣。
铙歌文字有许多是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读的，主要原因是沈约所说的“声辞相杂”。“声”写时用小字，“辞”用大字。流传久了，大小字混杂起来，也就是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无法分辨了。其次是智匠所说的“字多讹误”。这些歌辞《汉书》不载，到《宋书》才著录，传写之间，错字自然难免，再其次是朱谦之所说的“胡汉相混”。这是假定汉《铙歌》里夹有外族的歌谣，那也并非不可能。本编选录三分之一，都是民歌。
相和歌是汉人所采各地的俗乐，大约以楚声为主。歌辞多出民间。《宋书·乐志》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便是指相和歌说的。内容有抒情，有说理，有叙事，叙事一类占主要地位（叙事诗是汉乐府的特色所在）。所叙的以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其中的大部分被选入本编。
《乐府诗集》的《杂曲》相当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乐府杂题》，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为无可归类，就自成了一类。这一类也是收存汉民歌较多的，和《相和歌辞》同为汉乐府的菁华之菁华。本编也选录其中大部。
南朝入乐的民歌全在《清商曲》之部。郭茂倩将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三部分。“吴声”、“西曲”与相和曲及舞曲同属于隋唐清商部。《乐府诗集》将相和歌与舞曲另别门类，所余吴声西曲等，因为本是清商的一部分，就姑从其类，名为清商。上述三部共四百八十五首，本编选入七十首。
横吹曲是军中马上所奏，本是西域乐，汉武帝时传到中国来。汉曲多已亡佚。《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是从北朝传来。其歌辞除二三曲可能是沿用汉魏旧歌（也是因流行于北方，辗转传到江南的）外，都是北朝民间所产。其中一部分从“虏言”翻译，一部分是北人用“华言”创作的。本编选入三十八首。
《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一类收录上古到唐朝的徒歌与谣、谶、谚语。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些民谣。民间歌谣本是乐府诗之源，附录在乐府诗的总集里是有意义的。不过《乐府诗集》所收，有些是伪托的古歌，有些是和“诗”相距很远的谶辞和谚语。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谣又缺而不载。其采录标准是有问题的。本编附录的歌谣不以《乐府诗集》所收者为限。
本编也选入几首《古诗》，这里应该说明。所谓古诗本来大都是乐府歌辞，因为脱离了音乐，失掉标题，才被人泛称做古诗。朱乾《乐府正义》曾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虽不曾举出理由，还是可信的。从现存的古诗（不限于“十九首”）观察，其中颇有些痕迹表明它们曾经入乐，一是诗句属歌人口吻，如“四座且莫喧，且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梁启超认为“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调格调，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梁氏并据此判定“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二是有拼凑成章的痕迹，如十九首之一的《东城高且长》篇就是两首（各十句）的拼合。《凛凛岁云暮》篇中的“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二句也是拼凑进去的句子，其余如《孟冬寒气至》一首也有拼凑嫌疑。乐工将歌辞割裂拼搭来凑合乐谱，是乐府诗里常见的情形，如非入乐的诗便不会如此。三是有曾被割裂的痕迹，如《行行重行行》篇。据《沧浪诗话》，宋人所见《玉台新咏》有将“越鸟”句以下另作一首的，可能这首诗曾被分割过，或因分章重奏，或因一曲分为两曲。这也是乐府诗才有的现象。四是用乐府陈套，如用“客从远方来”五个字引起下文，就是一个套子。惯用陈套又是乐府特色。五是古诗《生年不满百》一篇和相和歌《西门行》大同小异，正如《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的关系，可能是“曲之异辞”。六是有几篇古诗在唐宋人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如《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等。这些情形似乎够证明朱乾和梁启超的假定了。《古诗》里有些反映农村，如《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有些反映城市，如《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都是“一字千金”。本编所选以具有上述第六项条件者为限。
三
汉魏六朝乐府诗所以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果实；二则这些诗对于中国诗歌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两点，得先提《诗经》。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
汉乐府民歌被搜集的时候正当诗歌中衰的时代，那时文人的歌咏是没有力量的。将乐府民歌和李斯《刻石铭》、韦孟《讽谏诗》或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来比较，就发现一面是无生命的纸花，一面是活鲜鲜的蓓蕾。《江南可采莲》、《枯鱼过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趋《骚》《雅》的文人所能梦见；孤儿的哭声，军士的诅咒也不是“倡优所畜”的赋家所肯关心。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倒是多余的了。南北朝民间乐府在颜延之、谢灵运、任昉、沈约的时代，又是文学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么，这些诗和《诗经》相比怎样呢？就诗的精神说，《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就具体的诗说，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虽然传统的看法是《诗经》的地位高得多。里巷歌谣也是发展进步的，四百年后的里巷歌谣必然有其“新变”。最显著的当然是诗形的进步，从语言观点看，五言的，七言的，杂言的乐府诗体当然胜过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再就题材说，像《雉子斑》、《蜨蝶行》、《步出夏门行》、《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等无一不是新鲜的。就是拿题材相同的诗来比，乐府还照样给人新鲜之感。将写爱情的《上邪》比《柏舟》，写战阵的《战城南》比《击鼓》，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比《谷风》和《氓》，写怀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胜场，或后来居上，绝不是陈陈相因。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
总之，从乐府回顾汉武帝以前的文学，可以见出乐府的推陈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学，又可以发现乐府的巨大影响。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做“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这要从建安黄初所受汉乐府的影响来看。
建安黄初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那些记述时事，同情疾苦，描写乱离的诗。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写出汉末政治的紊乱和战祸的惨酷。王粲的《七哀诗》也描写出当时的乱离景象。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北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这些都是本书已经选录的乐府诗。此外如曹丕六言诗“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也是写乱后情形，和曹操王粲所注目者相同。至于蔡琰的《悲愤诗》，记亲身经历，更是惨痛。诗中写“胡羌”的残暴说：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也有不用乱离疾苦做题材，而从另一面反映社会的诗，如曹植的《名都篇》，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生活。这也是有现实性的。这些例子表明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这精神是直接从汉乐府承受来的。这些诗百分之九十用乐府题，用五言句，用叙事体，用浅俗的语言，在形式上已经看出汉乐府的影响。如再把《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篇和曹、王、陈、阮的社会诗比较，更可看出他们的渊源。这些诗人一面受西汉以来乐府诗影响，或许一面也受当时民歌的影响。当时的民间既产生《孔雀东南飞》，料想还有其他同类的民歌。
由于曹操父子的提倡，邺中文士大都勇于接受从乐府发展出来的通俗形式，也承受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精神。他们身经乱离，遭受或目击许多苦难，所以肯正视当前血淋淋的现实，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贯注丰富的感情。这样的文学自有其进步性。晋宋诗人没有不受建安影响的，傅玄、鲍照独能继承上述的文学精神。到南齐、梁、陈，“众作等蝉噪”，文学被贵阀和宫庭包办。许多作者生活腐烂，许多作品流于病态。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几乎斩断。幸而为时不长，唐代诗人从各阶层涌出，文学标准又有转变，“汉魏风骨”再被推崇。陈子昂的《感遇诗》，大半讽刺武后朝政，格调和精神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且为“杜陵之先导”。到杜甫时代，社会苦难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离经验，有深厚的社会感情，了解人生实在情况。他继承建安以来的文学精神，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它。元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别”一类诗，尤其称赞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说他做乐府诗而能摆脱乐府古题，写当前的社会。他们也学杜甫的榜样，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称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不过这种叙事写实的诗体还是从汉乐府来的，这种诗的精神也是从汉乐府来的，不是创自元、白，也不是创自杜甫。仇兆鳌说杜甫的《新婚别》“全祖乐府遗意”，为了指明传统，这样说法是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里许多作者如元结、韦应物、顾况、张籍等都有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诗（大都用乐府题目和形式）。元、白两人且大张旗鼓来宣传提倡。他们事实上继承了汉乐府和建安诗人的传统，但同时抬出《诗经》来做旗帜。这时的诗人对《诗经》的看法已经和汉朝人不同，他们已经认识“风雅比兴”的真精神了。不过说到影响，比较起来汉乐府对于他们还是较切近较直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里巷歌谣影响文人制作并不止这一回，但是在内容上发生这么大作用的例子还不多，汉乐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可以从这里去估量。
四
以下是关于本书体例的话：
一、关于选诗。选的范围和标准从上文已经可以见出。大致汉代乐府古辞选得最宽，因为流传的篇数本来少。其形形色色方方面面大都影响后来文学，也大都有值得注意之点。从本编所选，大体上可以认识汉乐府的精神和面貌。其次是北朝民间乐府，反映社会的面也算是广大的，其直率伉爽的风格，在中国诗里很突出，对唐诗颇有影响。本编也尽量多选。又其次是南朝（指东晋至陈末）民间乐府。这一类多写男女私情，题材既少变化，形式也差不多，选的时候着眼在感情的真挚健康与否，和表现手法的新鲜与否。去其重复和太“艳”的。附录的第一部分是歌谣，取其反映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或歌颂民族英雄，描写人民生活，歌咏大自然，而艺术可观的。最后是文人乐府，只取其和民歌较接近，现实性较丰富的。入选篇数虽少，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乐府民歌怎样影响了文人。
二、关于校勘。各篇以影印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做底子，和其他总集、乐志、专集、类书等互校。凡遇可供参考的异文便用小字夹注在正文之下。其中如有正误优劣很显明，校者认为应从“一本”的，便在夹注的字旁加着重点来表示。十分显明的误字就随手改正。必要的校语附在注释里。如有衍文或只表声音并无意义的字，用〔 〕号表明。
三、关于注释。各篇先释字句，后述诗意（明白易晓的诗从略）。间有关于本事或背景的说明和作者介绍之类都附在后面。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注释者的创说也并不特别说明，因为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哪是旧说哪是新解，而专家学者不需说明自能辨别。至于篇题的解释往往从缺，因为乐府题只可从声调去解释，而声调久已失传，不可得闻。过去也有人“望文生义”地去求乐府题之“义”，那显然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