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类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战争和屠杀过后，关于纳粹历史的个人反思，也一度被掩埋在厚重的废墟之下。与各种领域的重建相比，道德重建最为曲折缓慢，它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待罪责问题时的言不由衷。然而，二战结束六十多年以来，尤其在德国文学领域，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怀着求真之心，不断颠覆既成的认识、更迭熟悉的视角，为罪责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提供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案例。

社会的改变引发人们反观自身的同时，也迫使人们去重估历史。人们在过去一度执着的，如今要怀疑；一度信奉的，如今要唾弃；一度歌颂的，如今要贬低。对于纳粹罪责的认知，总是在不断反复中艰难前行。这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来自文学领域的长篇叙事作品以及政治、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论著。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领域的罪责反思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罪责话语可谓相反相成，纳粹的具体身份经历了从少数精英向多数民众的辐散，纳粹的形象经历了从魔鬼到凡人的更换，纳粹的归属经历了从“他们”到“我们”的转变；尽忠职守从美德变成庸俗、不负责任的托词，甚至成为罪恶的助推器；羞耻与自尊变相成为丢却良知、助纣为虐的筹码。纳粹历史遗留下的道德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德语小说历久弥新的创作主题。毋庸置疑，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对宏观历史叙事的有力补充，与晚近的社会、心理、历史、政治哲学等研究成果相得益彰。

一、罪责反思的必要性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动辄即问：德国这样一个思想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会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并制造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恐怖事件？对于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庞杂的历史疑问，任何一个单纯的研究视角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1945年以后，每谈及战争话题，德国人仍然找不出比“震惊（Betroffenheit）”更加确切的表达。而这个词本身的解释又是不确定的：它包含了“受到打击或者被影响之后的错愕、沮丧、惊恐”。当人们走出震惊，必然要追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展开罪责问题的探索之旅。这是令人痛苦又欲罢不能的旅程，而罪责问题就好比西西弗斯面前的巨石。痛苦的原因不言自明，而欲罢不能的原因，正如某本专门以罪责为题的书之副标题所言，没有对过去的反思，便无法面对未来。

反思罪责必先从罪责概念本身谈起。从广义上看，罪责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一个令人不安的基本事实”。这个跨越哲学、宗教、法律等专业领域的概念，也是一个超时空、跨民族的文化现象，其含义随着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人类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罪责概念或迥异或相近的理解，也为我们理解相似的文化现象从而反观自身提供契机。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德国这个特殊背景下的罪责问题。归纳起来，它首先指战争的发起者德国纳粹法西斯对二战中受害国、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所负担的刑事和政治罪责；其次指经历战争的一代德国人作为个体应当肩负的道德责任——如果他们对后代隐瞒战争罪责，便是一种有罪的沉默；最后，罪责问题还跨越时空延伸到与战争无关的德国人，他们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政治的、道德的，也是形而上的。

纳粹的出现虽然有具体的历史传承原因，但均可归结到启蒙的不彻底。这种不彻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当中表现为理想主义和理性权力的过分扩张，从而导致现代化误入非理性歧途；而在普通市民、小市民阶层当中，理性的光辉遭遇了隔离和阻滞，并呈现畸形甚至倒退，这是导致希特勒上台、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泛滥乃至战后德国社会政治文化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德国灿烂的思想文化孕育的精神果实，在传递和普及过程中渐渐脱离现实，遭遇极端和激进思想的干扰；于是，理想主义在操作的过程中渐渐促成了知识分子与小市民阶层的泾渭分明。重思维、形而上的传统文学创作（内心流亡作品、宗教修身文学）在迫切的政治民主构建中被架空，形成远水不解近渴之势。二战结束伊始，在联邦德国展开的罪责问题大讨论并未对德国的市民社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就是一个明证。而由政府包揽的自上而下的认罪姿态，反而助长了逃避个人罪责、一切从零开始的自欺心态。对于这些问题，文学领域也许不是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但却是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以普通人的故事补充宏观历史叙事，对于反思罪责往往更具说服力。因此也可以说，战后德语小说，是“外界认识德国历史的一条虚构之路”。

以战后德语小说为蓝本研究德国人如何反思罪责问题，不但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可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某种启蒙效果。结合历史社会语境阐释罪责问题的含义，选取经典文本展开主题研究，既可了解战后德国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又可弥补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从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现状来看，对战后文学作品尽管始终保持关注，但罕有以罪责问题为核心展开的主题研究。这也就更显出本书的意义所在。目前我国的德语小说研究或以文本中的叙事方式为主，辅以罪责问题作为延伸；或以某位作家的生平作品为标题，把罪责问题作为作品研究的一个侧面；文学研究领域真正以罪责问题为对象进行主题研究的范例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客观性上看，作为中国人，一个看似“隔岸观火”实则也曾罹患过战乱之苦、理想主义泛滥之灾的“局外人”，不需要面临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尴尬，可以避免先定身份造成的情绪混乱，同时又可以在诸多不言而喻之中找到反观自身的镜子。

二、文本选择的策略

二战结束至今，德国知识分子对战争罪责的探讨和反思从未停止。德国在四十年里经历了战后重建、战犯审判、学生运动、历史学家之争、两德统一。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的每一次轰动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即历史与现实、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在罪责话语下发生了冲突。首先，罪责问题将战争一代与战后一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纠结在一起，在父辈与子辈的传统代沟之外，又呈现出被告方与控诉方这一新的关系。其次，反思罪责并未因战犯或受害者的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而生者中无论是当年的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深陷纳粹阴影，无法释怀，于是不断通过回忆或虚构还原历史，为反思和记忆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

经历了经济重建的德国社会，首先是自上而下地进入到对罪责问题的不反思中。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回归内心、保持沉默之后，战后德国小说家以恢复民族乃至人性良知为己任，对罪责话语进行重构，借助优秀的长篇小说彰显和剖析罪责问题。小说这一庞杂琐碎而不失宏大深邃的叙事体裁，恰恰对应了罪责问题的复杂性。从文学史角度看，德语现实主义小说有悠久的传统，战后小说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德语成长发展小说因子，而且还记录了德国社会心理的成长发展，具备启蒙社会的效应。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不谋而和的开放式结局，又体现了罪责反思的艰深和启蒙大众在当代的困境。另外，德语文学中的战后小说和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屠杀小说或战后小说这些称呼，仍适用于当下同主题的作品。战后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对作品主题的确认。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纳粹罪责，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罪责问题构成讨论诸多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战后德语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关键词。基于对内容与载体之间的亲和度，本书以三部富有影响力的战后德语小说为例，研究战后德国如何对罪责问题进行反思以及对反思进行再反思。

本书选取的三个文本《铁皮鼓》、《德语课》和《朗读者》分别诞生于战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对当时社会围绕罪责问题展开的思想冲撞和情感负荷进行了直观的表达，更引发后世读者自觉深入反思，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读者之间铺设桥梁。格拉斯、伦茨、施林克这三位作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代人，其创作都围绕罪责问题展开，并至少突出了罪责话语中的某一个具体议题，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他们都以各自的角度历史性地表现了无力哀悼和克服过去的艰难。三个文本所反映的罪责问题各有侧重，在某些内在层面又相互融和：三人均从微缩的个人体验出发继而达到一个超越地域、民族、时空的高度；三部小说的叙事均发端于主人公的青春期，都采用由下而上的视角展开回忆；均以第一人称书写，从不同角度揭示人们在“克服过去”中的心理障碍及原因；三位作者均在批判的视角中注入哀悼之情；小说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或小人物，人物塑造既饱含个性化色彩，同时又浓缩体现了德国大众的社会性格。当然，并非每部小说都能就罪责问题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通过考察德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罪责问题，揭示人性的亏损和社会启蒙的盲点。由此看来，这三部小说的结局与其说是悲观的，毋宁说是寓言式的。

在这一个个寓言中，整个德国战后社会好比一个未成年人，就连成年人也成了盲目成长、亟待启蒙的未成年人。未成年视角在三部小说文本中成为独特的风景，传统德语成长发展小说被旧瓶装新酒。反成长发展模式出现了，是社会而不再是个人成为成长发展的首要问题：身体成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隐喻着社会发展的畸形态势；随处可见的成人社会对历史的沉默，被视作另一种未成年状态，未成年人在罪责问题上享受的特权被整个社会所分享。未成年社会与成年社会成了社会现实与启蒙理想的代名词。在未成年与成年人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生理或心理界线，未成年特征符合了大多数成年人回避责任的心理。战后小说一方面刻画并批判了这种集体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些问题个体。这些个体因其各自的特殊情况而成为罪责问题的典型或特例，往往是最有争议的个体为罪责问题的反思提供了破界（有罪与无罪、施害与受害、生理与心理、主动与被动）的契机。

罪责问题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它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战后德语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在拨开层层叙事技巧、光怪陆离的美学外衣之后，那个隐藏的并不深的内核便显现出来：罪责问题几乎纵贯二战至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在以罪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里，几种范畴的罪责往往交错在一起，凶犯不再附着于一种身份，原有的身份界定被打破，于是便出现了“有罪的受害者”和“无辜的凶犯”。集体的罪责也不再作为个人罪责的对立面出现，而是成为一种有助于沟通的心理基础、文化现象。如果说这些小说都是由地道的前西德作家所写，是一致的“凶犯视角”，在目前的德语文学研究界似乎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本书对所谓的“凶犯视角”持保留态度，但在具体操作上，为保持文化心理的一致性，选择的文本无一不是出自所谓“凶犯”或“凶犯的下一代”之手，而将前东德、瑞士、奥地利的德语作家作品排除在外。1945-1990年之间的德国，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在东西两方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尤其在反思罪责问题方面，前东德与前西德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鉴于罪责问题在前东德有完全不同的具体含义，因此前东德小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虽然纳粹战争在本土之外的德语文学圈同样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思，但是处于不同的民族意识（National-bewusstsein）之中，我们无法在奥地利和瑞士地区的小说作品中发掘出与本土德语文学在情感层面上的传承性；而情感纠缠在罪责话语中的缺失与重现，乃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因此，瑞奥文学也不在本书研究之列。

三、方法论与文献综述

本书遵循文学阐释学的宗旨，以小说文本为核心，辅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对文本中的罪责话语进行分析论述；在紧扣文本现象的前提下，融合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重要史料，力求令论述充分而客观。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本书将以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分别重实证、客体性的宏观方法和重个性、主体性的微观方法作为主要支柱，引入20世纪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同时兼顾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经典以及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阐释空间。

1945年以来，德国社会对罪责问题曾展开多次讨论，无论是1945-1949年间在知识分子和政界等上层社会展开的罪责问题大讨论，还是四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之争，无论是各种历时漫长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战犯审判，还是后来接二连三爆光的战前污点身份，都体现出罪责话语的复杂和持久；对纳粹历史的认识和判断也渐渐呈现多元化，甚至出现观点的倒退或反复。二战前后，历来扮演聆听忏悔角色的教堂和宗教经历了长期的黯淡。真正撼动社会上下的，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心理学界对“第二罪责”问题的研究，正如对集体罪责和个人罪责的探讨，早在二战结束伊始就已现端倪。社会心理学与文学这两种学科在罪责问题上互为支持，观点不谋而合。从亚历山大·米彻利希提出的“无父社会”、玛格丽特·米彻利希的“榜样时代的结束”继而到“未成年社会”一说，不仅为罪责问题的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德语小说里也得到了有力的文本回应。

战后德国反思罪责问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潮，这种高潮体现了罪责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无论是政治学上对克服过去所做的阶段性总结，还是历史研究中的代际划分，乃至心理学上对德国社会的集体诊断，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来自哲学、历史、政治、心理等学科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罪责的反思成果，加深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甚至影响到文学作品内容本身。在文本分析和论述过程中，本书将采用跨学科的思考模式，借鉴与罪责话语相关的理论和著述；在引荐理论方面，我们应不仅仅引介前人的成果，也应特别注重这些成果得出的方式方法、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本人后来的修正和反思。

二战结束前后，针对纳粹罪责问题与德国人的关系，德语文学界最有影响的声音首先发自流亡作家。通过托马斯·曼事件，德国人在战后对待罪责问题的基本态度已经十分清晰。1945年5月18日，曼在《谈德国的罪责》一文中将德国称作“人类丑陋”的象征和“邪恶的代表”，认为“希特勒主义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幽深的刑讯室。如今刑讯室的厚墙已被打破……德国让整个人类感到了恐怖。”1947年，曼指出“对之前十二年悲剧负责的不应该只是德国的领导阶层；纳粹在德国人的思想特征和传统中有一定的根基。在纳粹专政的最初几年里，德国的确群情振奋，并相信纳粹。现如今的窘迫是希特勒政府及其施政措施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为此德意志民族付出了他们的财产、智慧、勇气和行动力。德意志民族不能由外来力量教化转型。每一场行之有效的转型教育必须由内而发。”曼的观点遭到了德国人的集体抵制，人们纷纷指责他冷酷无情、背离祖国，只有作曲家哈特曼等少数人没有将罪责反推到流亡的曼头上，而是对其观点表示了赞同，指出德国人是在实行罪责防御，不爱听真相。这种疏远和分裂并不是曼造成的，而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如果说流亡作家对德国本土的判断有隔岸观火之嫌，那么五十年代，沃尔夫冈·克彭（Wolfgang Koeppen）的三部曲《草中之鸽》（Tauben im Grass）、《温室》（Das Treibhaus）、《死于罗马》（Tod in Rom）所遭到的冷遇，则恰恰是因为小说对战后没有被及时反思的纳粹罪责进行了冷静的揭示和批驳。可是，本土作家的反思作品不是寥寥无几，便是经年遭到同样冷遇。可见，对于当时的德国社会而言，任何关于个人层面的罪责反思都是“不合时宜”的。

与文学领域曲高和寡的反思呼吁相比，在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反思和复辟相抗衡的局面。1945年冬，纳粹时期被迫流亡到瑞士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回到德国后，在海德堡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讲座，主要分析德国当代历史和战后社会现实。讲稿后来被编辑成书，名为《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这是罪责问题在战后第一次作为专有名词被提出并得到系统阐释。罪责问题从此成了战后至今悬在德国上空的一把利剑。雅斯贝尔斯将其划分为四重范畴：刑事犯罪、政治犯罪、道德罪责以及形而上的罪责。雅斯贝尔斯论述的重点在于后两重罪责，把德国的希望寄托在团结和沟通之上。这部著作在战后多年被人漠视，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在一批政治学者的努力下得到应有的重视。雅斯贝尔斯的罪责概念，是本书论述罪责问题的主要依据。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基于自己多年对德国问题、极权问题成因的思考，在二战结束之初撰写并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提出极权政治与人的孤独和孤立密不可分。她的许多观点在战争期间即已形成，并散见于后来的其他作品当中。直到六十年代，根据艾希曼审判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汇总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性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出版，阿伦特的观点如同两块巨石激起千层浪。这两块巨石均与罪责问题有关：一是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并提倡对纳粹战犯去恶魔化，将施害者还原为普通的人的形象；二是揭露犹太长老会等组织在大屠杀中协同犯罪，剥去了犹太人作为大屠杀受害者所享受的道德保护伞。对比阿伦特的其他论著，这本庭审报告产生了超越学科的最广泛影响，为她本人的学术走向和个人生活都带来巨大震动。从此，阿伦特对罪责问题的思考更加集中于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她的思路与雅斯贝尔斯最为相近，无论施害者、受害者还是旁观者，都毫无例外地对历史罪责负有责任。阿伦特关于罪责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她的思考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深刻，也是最有前瞻性的。本书的文本分析部分，尤其是对小说人物“跟风”犯罪的解读，将结合阿伦特的罪责思考而展开。

关于纳粹成因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二战结束前，弗洛姆就恐惧与自由、极权主义与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曾发表著述。他在《逃避自由》、《自为的人》等书中，试图在标志着从中世纪文化转到现代文化过渡时期的数百年里，寻找当代世界政治与社会的病源；进而提出，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人的被孤立和不安全感，以及权威主义人格的养成。弗洛姆的心理学阐释对于理解普通民众的纳粹情结，具有重要意义。

二战的结束也许在军事、经济、政治格局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在社会文化尤其是社会心理层面，并没有带来显著的改变；许多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心理病症，成为德国后纳粹时代的具体症状。对此，德国心理学者在继承传统心理分析结论的同时，将心理学与社会学有机结合，对战后德国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临床诊断。这其中反响最强烈、影响最深远的专著，当属米彻利希夫妇于1967年共同撰写的《无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该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成果出发，结合战后大量社会案例，详细分析了罪责问题压制社会精神健康的心理根源，以及心理问题对社会现实造成的反作用，从而对德国的战前、战时直到战后社会做出诊断。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并非致力于“系统性研究”，而是基于一些自发的观察，其中“不仅有个体的行为，而且还可以看出广泛的随处可见的群体反应”。作者将矛头直指德国战犯一代在经历战败、经济重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心理抵御机制——对周围世界的冷漠、对历史罪责的无动于衷、对家人的情感麻木、对政治问题的反应迟钝——，意在揭示历史事件与当前社会缺乏生机、民主政治前景暗淡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米彻利希夫妇认为，德国人对历史的回忆是有选择的回忆，“牵涉到自身罪责的事件被否认，其意义被颠倒，责任被推给他人，无论如何与我们的身份不沾边”。

《无力哀悼》成为研究罪责问题经典理论文本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一半的篇幅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父子冲突以及政治自治等问题，而这些无疑是最迫近德国现实的话题。因此，这本社会心理学专著不仅成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典范，更是对六八学生运动和德国民主建设造成直接影响，是战后德语文学阐释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文献之一。这一时期反思罪责问题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戏剧和舞台剧。六七十年代的小说作品以自传体的回忆录为主，内容多是战后第二代人的疗伤经历。六八运动之后是德国文学的过渡期，催生了七八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具有相当浓厚的哀伤情绪，感性发泄有余，理性反思不足。

与此同时，随着哲学、心理学对罪责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德国政治科学领域也越发关注罪责问题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并同样呈现跨学科的研究趋势。罪责问题随之被一些跨学科的概念所具象化，如“克服过去”、“哀悼工作”、“沉默”等。“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这个源自心理学术语压抑、排斥（Verdrängung）的新词，受到德国政治学者的极大重视，渐渐演变成为政治研究的一个热门概念。政治学者阿尔民·莫勒（Armin Mohler）于六十年代在以“克服过去”为题发表的一系列讲义以及后来的研究专著中，详细罗列了“克服过去”的种种表征，克服过去甚至成为二战以后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与罪责问题相关的现象的统称。莫勒的专著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原因，但是欠缺针对现象进行的发生学研究。

继雅斯贝尔斯之后，罪责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虽然集体罪责、个人罪责、历史负担等等频繁出现在公众话语中，直到拉尔夫·乔达诺（Ralf Giordano）在1987年出版的《第二罪责或关于身为德国人这个负担》（Die Zweite Schuld oder von der Last Deutsch zu sein）中提出“第二罪责”说。乔达诺借用了雅思贝尔斯对罪责问题的概念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战后德国罪责问题的新内容，把父辈对后辈隐瞒罪责的做法作为第二罪责。他一方面批判人们对屠犹事件趋之若鹜、忽视纳粹对非犹太人的屠杀，另一方面肯定集体的罪责。这个集体的罪责与最初罪责问题讨论中的集体罪责含义有所不同。在米彻利希夫妇的研究基础上，乔达诺论述了战后困扰德国社会的第二罪责——沉默，强调要明确第二罪责的具体含义，必须追溯到1945年以前的第一罪责，并提出二战以后对罪责问题最为简明的定义：第一罪责，指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的罪；第二罪责是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对第一罪责的压抑和否认。老一辈因害怕剖析自己而拒绝反省，客观上造成下一代成长的障碍。与战犯共同生活在“巨大的和睦”中，以及人性方向的丧失，构成《第二罪责》的两个基本论点。

德国人始终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经验中反观历史对现实所造成的影响，并且自觉地尝试破除施害/受害这一二元身份，综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视角阐释纳粹尤其是后纳粹时代的德国社会。政治学者格西娜·施万（Gesine Schwan）在1997年发表的专著《政治与罪责》（Politik und Schuld）中，继续以战后德国人的集体沉默对民主社会的危害为核心问题，在阐释方法上融合了文化人类学视角。她首先从古希腊悲剧文化到以《圣经》为蓝本的基督教文化，从超验的宗教概念到历史的具体罪责，从遗忘到记忆，对罪责问题的产生、发展、变异做了文化学梳理。不同于四十年代的那批史学家、政论家们，施万虽然把论据远推至人类文明的开端，但她最终的立足点并不是从历史上为纳粹德国存在的原因寻找证据，也不是为了评说德国人究竟是受害者身份多一些、还是施害者身份多一些；她所论述的是纳粹历史在当下的延续和对民主的腐蚀，以及人们在面对罪责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沉默对社会心理造成的恶性影响。在拉尔夫·乔达诺提出的“第二罪责”基础之上，施万对沉默之罪的含义进行补充，认为父辈的沉默不单是参加战争的一代人在第二代人面前对历史的沉默，不单是一种代际沟通的中断，它也是那一代人对自身罪行的默不作声；沉默之罪不仅是对行为、规范更是对内在原因的沉默，是对诚实自省的拒绝。她尤其指出，沉默的危害性是可以遗传的。施万的解决方案与雅思贝尔斯的呼吁殊途同归，即通过沟通和团结重建民主精神。

罪责，罪感，从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转变成基于具体史实的集体经验、集体创伤、集体记忆。这种创伤体验从个人病史蔓延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经历。德国文学研究者、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与乌特·弗莱福特（Ute Frevert）在1999年联合撰写了《历史遗忘与历史迷狂——1945年以后如何面对德国历史》（Geschichtsvergessenheit，Geschichtsversessenheit．Vom Umgang mit deutschen Vergangenheiten nach 1945．）。副标题已经表达出，该书以二战为界，认为战后德国社会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有一个基本转变，那就是从以沉默为表征的刻意遗忘，到以各种纪念日、纪念碑的纷纷兴起为标志的对历史近乎痴狂的膜拜。作者承继了本尼迪克特在分析日本文化时所提出的耻文化与罪文化概念，认为这个现象的转变，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一种并未发生改变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文化，并断言战后德国仍长时间处于一种耻文化占主导的状态下。作者指出，米彻利希夫妇的《无力哀悼》很少提及凶犯视角下的心灵创伤，有的只是对受害者承受的精神损失的观察分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六十年代精神领域的主流震荡是代表战后第二代人的控诉声音。关于耻文化与罪文化在德国的表现，将集中运用到本书对《朗读者》跨代罪责成因的分析中。

为什么会出现跨代罪责？如何克服作为第一罪责副产品的沉默之罪？哲学与政治学的回答固然给人以希望，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一定的局限。这是因为，学科讨论与社会启蒙之间的距离，传统的精英与小市民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群体，并没有随战争结束而产生弥合或过渡。1945-1949年之间的罪责问题大讨论对普通民众阶层几乎没有带来丝毫影响，就是一例明证。同样，若要辨听沉默所包含的各种声音，必须也只能调动各种学科与视用，在控诉与辩护交错之下，透过文本现象去理解本质。

四、结构概述

本书正文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概念和思想史（第一章）、文本分析（二～四章）以及结论（第五章）组成。

第一章属于思想史部分。罪责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必须廓清战后罪责问题的具体指涉，才能避免对小说文本中的罪责话语进行脱离现实的解读。出于德语文化的特殊背景，“罪责问题”这个合成词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中文里也没有约定俗成的翻译，甚至有与法律、宗教等概念简单混淆之嫌。因此，第一节首先对罪责与罪责问题的概念进行简要说明，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第二节将对罪责问题在战后引发的第一次跨学科争论进行梳理。那场争论中所迸发的观点，囊括了战后数十年内社会各学科领域对罪责问题的基本认识，对于理解小说文本中罪责话语的社会文化语境至关重要。与罪责问题相关的表述和主要概念，如早已在战后德国文化领域不胫而走的“克服过去”、“哀悼工作”、“沉默之罪”等，具有强烈时代色彩，但至今没有得到过系统的阐释。本章第三节将集中介绍罪责话语中几个常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本书第二部分是文本分析部分，遵循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明确罪责问题在文本中的具体所指；其次，结合文本分析主人公/社会不认罪或不反思的原因，亦即对反思困境的反思；最后，反思与行动，即在现实政治思想文化史中考察文学罪责话语的功能。

三部小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罪责问题的具体内涵，反映出当时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因此在论述分析的过程中，本书将借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成果，对文本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解读。《铁皮鼓》首先对跟风者的罪责和原因进行了深刻揭示。小说中的人物，集合了盲目服从、中庸、小善小恶、无主见、缺乏独立意识等特征；放大来看，每个人又都因逃脱不了各自的生存环境而拥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追溯到最后，善恶的界限模糊了。小市民阶层仍局限于生存本能或机械的配合环境的状态，缺乏精神领域的启蒙，没有成熟的主体意识，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无法做到真正意义的负责。本章论述的重点有两个，第一是两类跟风者之罪及其成因，第二是小说所揭示的战后德国人无力哀悼现象。主人公奥斯卡的罪责意识贯穿小说始终，然而他却没有进行过积极的行动；他在回忆反思的同时不停在周围环境中寻找替罪羊，降低自己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甚至参与并助长了纳粹势力；他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人性与魔性之间、成长与倒退之间徘徊。奥斯卡自身的多重矛盾统一，是另一个论述重点。

第三章围绕《德语课》中的罪责问题展开论述。这部小说的作者西格弗里德·伦茨，无论在年龄还是具体经历上都有格拉斯有相似之处，文本叙事策略上也有类似。然而，在格拉斯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出现两代人的沟通和对话，基本是主人公对上一辈人的批判观察。而伦茨的这部诞生在六十年代末期的长篇小说，更加侧重两代人共同的历史，集中于罪责问题与后纳粹时代的教育问题之间的关系。小说在反思历史罪责与现实关系上首创性地提出了三个思考方向：首先，它揭示了“义务”这个德国传统市民文化中的美德如何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大肆扭曲升级，以此促使人们去反思履行义务、服从、秩序等历来享有尊位的概念的真正含义，反思小市民社会的道德僵化和思想狭隘与纳粹极权灾难的关系。其次，小说对实证科学尤其是对二战以后直至六十年代对德国精神文化发展影响至深的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调侃与反诘；对科学和教育在实践中沦为工具理性的牺牲品从而背离人文精神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最后，小说对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子女冷漠关系的再现，不但具有反思意义，更有预言的功能：它预示了之后的六八学生运动和七十年代自传小说以及“父亲文学”的出现，也为父辈的“第二罪责”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德语课》是继《铁皮鼓》之后联邦德国最为畅销的小说，研究者对其褒贬不一。小说中“尽忠职守”的警察父亲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纳粹第三帝国与德国民族性的讨论。有论者认为过于传统的叙事手法，对人物性格的平面化处理，使这部小说不具备过高的文学价值。然而，仅从小说的接受史来看，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就不可低估。结合六十年代末爆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主人公西吉由于无法深入到父辈内心深处并改变现状而感到痛苦，正是跨越战争的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西吉在回忆中重构警察与画家的对立，父母与子女的对立，正是他对历史罪责不能释怀又束手无策的结果。因此，《德语课》是对后来六八运动前后社会心理急剧变化的预言，堪称一部反思罪责问题的过渡之作。

对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关系最直观甚至最有争议的表现，当属第三个文本《朗读者》：战争一代与战后一代，即父辈与子辈在罪责问题中的纠缠。本书第四章将对这种代际“纠缠”以及主人公的赎罪历程进行深入探讨。论述以罪责问题的多重性为开端，针对小说中所展现的各种困境和两难，对代际冲突以及大屠杀之后的历史认知的再反思，进行批判性解读。本章第二节借助社会心理学中有关耻文化人格与罪文化人格的研究成果，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对跨代罪责产生的原因进行阐释。其中既包括第一代人从不知罪不认罪到自我启蒙、主动赎罪的转变历程，也包括第二代人在克服过去这个问题上的自我剖析。主人公米夏埃尔所代表的战后一代，面对罪责问题所经历的叛逆、回避、挣扎和反省，证明两代人在历史罪责问题上尽管表现迥异，然而却抱有相似的心理结构。通过一场审判，汉娜作为纳粹女看守对集体的盲从、对任务内容的冷漠，将麻木的“尽忠职守”在第三帝国的极端表现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作为文盲的汉娜自学读写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范例。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法律在道德启蒙和罪责反思问题前的无力，是施林克小说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章第三节论述赎罪的可能性。小说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故事，表现主人公对于罪责问题不断发展的认识，以及从克服羞耻、克服罪责直到主动赎罪的过程。以受害者与纳粹后代合作完成赎罪作结，从这个意义上看，《朗读者》是三部小说中相对豁然的一部，它以集体的罪责提醒我们思考战后之初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解决方案，并且以文学话语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

最后一部分本应是结论，实际是对一些开放式观点的综述。这一部分首先从政治学者阿伦特对罪责问题的基本判断出发，明确本书在研究结论上的开放式特征；继而回顾三部小说文本在罪责反思上的逻辑关系以及各自独特的时代特征，强调罪责话语的具体所指，即战后反思小说中的共同话题：辩罪。围绕这个话题，三部小说分别揭示了罪责反思的困境和必要性。尤其是第三部《朗读者》，在文本分析部分遵循作者的创作初衷，将论述重心置于第二代之责与第一代赎罪的可能性上；同时也以辩证的视角，反思小说自身的所谓“政治不正确”，补述小说可能引发的对于纳粹一代罪责的辩护倾向。

结论部分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德国“正常化”的分析。反思罪责的小说普遍具有将纳粹去魔化的倾向，兼容批判与同情的视角。无论是辩罪、哀悼还是“正常化”，无论是锋芒毕露的批判还是寻求理解的尝试，都是以探索和改善人类的道德盲点而非挑战法律概念为宗旨。因此本书并不刻意区分某部小说究竟是在脱罪还是认罪，而是借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对问题展开立体观察与思考。

1. 参见布衣（Ian Buruma）：《罪孽的报应》，戴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2页。
2. Gerd Haeffner：Schuld“．Antropologis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m ebenso problematischen wie unverzichtbaren Begriff，in：ders．（Hrsg．），Schuld und Schuldbewältigung．Keine Zukunft oh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angenheit，Patmos，Düsseldorf 1993．S.12．
3. 这里的“启蒙”，是普遍含义下的脱离蒙昧无知，有别于18世纪欧洲针对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不同于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启蒙。
4. Siegfried Lenz：Geschichte erzählen—Geschichten erzählen．In：Über das Gedächtnis，Reden und Aufsätze，Hamburg 1992，S.32．
5. 在针对格拉斯小说的专项研究中，冯亚琳曾就“但泽三部曲”中《铁皮鼓》的“罪责主题”以及《蟹行》和《剥洋葱》中的“罪与赎”撰文进行简评或综述。参见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第36-40页，以及第138页以下。
6. 参见李昌珂：《德国文学史》（第5卷），译林出版社2008，第15页。
7. Thomas Mann：Die vermiedene Deutschland Reise 1947．In：Die fragile Republik．Thomas Mann und Nachkriegsdeutschland．Herausgegeben von Stephan Stachorski，Frankfurt am Main 1999，S.66．
8. Thomas Mann：Die vermiedene Deutschland Reise 1947．In：Die fragile Republik．Thomas Mann und Nachkriegsdeutschland．Herausgegeben von Stephan Stachorski，Frankfurt am Main 1999，S.66．
9. Alexander und Margaret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18．Aufl．，Piper Verlag，München/Zürich 1986，S.16．
10. Alexander und Margaret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18．Aufl．，Piper Verlag，München/Zürich 1986，S.16．第18-22页。
11. Alexander und Margaret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18．Aufl．，Piper Verlag，München/Zürich 1986，S.16．第26页。
12. 彼得·魏斯（Peter Weiss）、拉尔夫·霍赫胡特（Ralf Hochhuth）、海纳·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等剧作家纷纷围绕大屠杀和犹太人问题展开创作。
13. Ralph Giordano：Die zweite Schuld oder von der Last Deutscher zu sein，Hamburg 1987，S.11．
14. Gesine Schwan：Politik und Schuld．Die zerstörische Macht des Schweigens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997，S.101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