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老舍的文学翻译及其研究
老舍的文学翻译实践始自1925年旅英时期
，至1955年止，长达30年。翻译体裁涉及小说、诗歌、文论、戏剧等，翻译语种既有英译中也有中译英。
老舍的英译中翻译实践相对集中在1930年至1935年，此时他在山东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教书，可见其翻译的意图显然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老舍自己在相关的资料中也是作如此交代，但仔细考察则发现实际情形复杂，此处只略作交代，详述见后文。三年间，老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但没有专注于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或某一流派，而是依据教学的需要。现将其翻译的作品名列举如下：赫德利·巴克尔（C.Hedley Barker，1894—？）的《出毛病的大幺》（The Ache of Trouble），载《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2期；百瑞福德（Frederick Donald Beresford）的《隐者》（The Hermit），载《齐大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布莱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1969—1951）的《客》，载《鲁铎》1931年第3卷第2期；叔本华的《论学者》（On Men of Learning），载《齐大月刊》1931年第2卷第1期；《但丁》，载《齐大月刊》1931、1932年；伍尔夫（Humbert Wolfe）的诗《我发明的死》，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伍尔夫（Humbert Wolfe）的诗《爱》，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R.W.丘奇（R.W.Church）的《维廉·韦子唯慈》，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几封信》，载《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几封信节选于劳伦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1865—1959）编辑的《阵亡英人的战函》（War Letters of Fallen Englishman）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八百多万人丧生，为了让生者牢记这些为国死去的同胞，劳伦斯·豪斯曼收集了英国参战士兵的亲笔信，辑成这本书，1930年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Gollancz）出版。1932年，老舍从侯宝璋处借到这本书，便选择了其中的几封信译成中文，于1932年4月发表。与上述其他译本不同，老舍翻译《几封信》不是为了借鉴其文学性和艺术性，也不是为了参考其语言特点。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步步紧逼，加紧了侵华行动，老舍在时局紧张之时，看到了国家与民族危在旦夕，家国认同感油然而生，就以翻译的形式表达了“书生报国”的意愿，因此这一翻译行为纯粹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抗击外侵的信心。但是联系到1946和1947年在全民抗战期间，老舍为了鼓舞抗战士兵的士气，亲自撰写过鼓动士兵抗战的大鼓词等“口号”式宣传作品，便把《几封信》列入其中。
此外，老舍还译有伊丽莎白·尼奇（Elizabeth Nitchie，1889—？）《文学批评》（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一书前四章：第一章“批评与批评者”（Criticism and the Critic）（《齐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第二章“文学与作家”（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齐大季刊》1932年第1期）、第三章“文艺中理智的价值”（Intellectual Value）（《齐大季刊》1933年第2期）、第四章“文学中道德的价值”（Ethical Value）（《齐大季刊》1934年第4期），之后，老舍还从英语转译了法国现代文豪安德烈·莫洛亚（AndréMaurois，1885—1967）的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战壕脚》，发表在1935年1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56期上，其翻译目的同英译《几封信》。
1935年之后老舍不再有英译中作品面世，直到1953年老舍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才又翻译了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The Apple Cart。
老舍除了从事英译中翻译实践活动，还从事过中译英的翻译实践。他的中译英实践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8年间，此时他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即现在高校流行的“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交流项目，在美国访学。老舍去美国访学除了希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还肩负着向美国社会宣传中国国家文化、中国全民抗战的社会现实状况，企图赢得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的任务。与其英译中翻译实践不同的是，他的中译英翻译实践几乎都是在翻译自己的小说、戏剧等，翻译手法或直译，或改写，其中有些作品是他自己独立翻译的，有些是与其他人合作翻译的。翻译的文本列举如下：1947年3月，老舍开始与浦爱德合作翻译《四世同堂》，这部小说的翻译一直持续到1948年夏。还是在1947年，老舍用英文独自将他在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经典《断魂枪》改编为话剧《五虎断魂枪》（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1988年该英文手稿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被发现。1948年，他与郭镜秋合作翻译了《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由纽约的雷诺与希区考克（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1948年6月，老舍还开始了与郭镜秋合作翻译《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并于当年年底完成，该译本直到1952年才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
在美期间，老舍还独自英译了《马裤先生》，撰写英文小说《唐人街》，到目前为止这两部英文小说均没有被找到。
但在更早的时候，即1925年春到1928年夏，老舍就“协助”英国人克莱门特·艾支顿翻译了“明朝最出名的小说”《金瓶梅》。协助艾支顿英译《金瓶梅》与其1940年代的翻译活动的不同处在于，老舍与《金瓶梅》译本的关系是“协助翻译”而不是“合作翻译”，因此严格地来说，是不能够将此译本归类到老舍的翻译活动之列，但本书依然把《金瓶梅》译本列入其中，基于以下几点缘由：第一、老舍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宣称没有从事过翻译活动，学界后人因此推演出老舍不愿承认曾协助艾支顿翻译过《金瓶梅》一事；第二、1946年，也就是事隔近20年后，老舍在美国发表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讲时，依然对《金瓶梅》艾支顿英译本中把“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了拉丁文”表达了一己之见，“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第三、老舍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竭力吸收“民间文学”之精粹，推崇文学创作的生活化与民间性。这些可能都与他协助艾支顿翻译之事相关。近年，翻译研究发展迅猛，翻译的定义与内涵也在不断拓展，此处姑且把老舍协助艾支顿的翻译事实归类到另类合译中，尝试从中窥探老舍的“协作”或曰“另类合译”程度究竟如何，对译文的左右究竟有多深有多广，从而窥探其文学审美趣味与该小说审美趣味相关的脉络。
对老舍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尤其是从文学/文化、文学关系角度切入对老舍文学翻译文本进行的研究始自2000年。如2000年，山口守在其专著《老舍与二十世纪》一书中，首次研究《四世同堂》的英译；2013年，李越在其专著《老舍作品英译研究》中，论述了老舍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路径下的英译，从时代／社会文化角度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作的出版与接受等译介环节作了分析，对老舍的翻译只有零星的研究。2014年，张曼在其专著《老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论及老舍的《离婚》《五虎断魂枪》《四世同堂》等英译作品和《苹果车》、《论学者》、《维廉·韦子唯慈》等中译作品。该书或从文学接受的视角切入，对译本的翻译策略做研究；或从文学传播的视角，分析译本的改写，揭示其背后文学交流的折冲、回旋与反复。论文有魏绍华、刘红涛的《埃达·蒲爱德与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载2008年《东方论坛》第3期，魏绍华、刘红涛的《〈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载2011年《文学评论》第4期。作者在文中通过对中英两个文本的比较，从删节的篇章、字句等角度切入，指出这些删节“折射出老舍较为自觉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张曼论文《论老舍翻译萧伯纳戏剧〈苹果车〉——从朱光潜写给老舍的一封信谈起》，载2011年《深圳大学学报》第5期。在文中，作者梳理了译者在翻译中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指出译者之所以采用违背赞助人要求的翻译原则，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是萧伯纳剧本的独特性；第二是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老舍巧妙地将赞助人要求的“翻译语言的阶级性”转化为语言中包含着阶级的特定要求，从而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的互补与互动；第三是老舍把翻译当成潜在创作，在他创作受到种种限制的时期，企图借翻译引进戏剧新文体促进汉语和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者同时还分析了朱光潜对老舍译文的评价其背后的关键原因所在。张曼的其他论文：《老舍与1930年代大众语诗学建构：论老舍译〈维廉·韦子唯慈〉》，载2013年秋季《英美文学论丛》；《翻译不等于影响：老舍与叔本华文学关系探析》，载《翻译的区域合作：首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蒲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载2012年《外国语》第2期。张曼在其论文《分离式合译：论老舍与蒲爱德合译〈四世同堂〉》（载《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中指出，《四世同堂》英译本由老舍与蒲爱德合作完成，但合作方式却是分离式，老舍对原文本进行改写，蒲爱德把改写本译成英语。老舍虽然对蒲爱德译文不满，然而事实上蒲爱德的怪译不但没有妨碍老舍的文化传播意图，反而创造了一次机遇。
1.2 老舍被译及其研究
老舍被译，即中外译者英译老舍的作品。老舍作品的被译按国别可分为国内和国外的翻译与出版；国内又分为香港和大陆两地区的翻译与出版。如果按译者身份划分，老舍作品英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外译者独自翻译，一类是国内译者独自翻译。国外译者又分为外籍本土译者和华裔外籍译者。为便于论述，笔者采用国内和国外的划分。
1.2.1 国内的英译
国内首次英译老舍作品始自1938年。是年，《天下》英文月刊刊登老舍短篇小说《人同此心》英译本，该译本英文名“They Take Heart Again”，译者任玲逊（Richard L.Jen）。1941年8月，《天下》月刊第二次刊登老舍短篇小说《且说屋里》的英译本，名为“Portrait of Traitor”，由叶公超翻译。《天下》月刊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是民国时期国内第一份英文刊物，抗战爆发，刊物移至香港继续发行，至1941年停刊。此刊的办刊宗旨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通过翻译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为海外了解中国文化搭建平台。1942至1955年是国内老舍作品英译的空白期。直到1956年国际新闻局才又开始翻译并出版《龙须沟》英译本。国内和香港推向海外的老舍英译作品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之后，准确地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承担中国向海外出版老舍作品英译本的机构主要是北京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中国文学》海外版和香港联合出版公司（Hongkong Joint Publication Co.）。北京外文出版社有比较悠久的海外出版经历，早在1956年就在海外出版发行过廖煌英翻译的《龙须沟》（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 Three Acts）。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提出“以文学滋养人心，让中国走向世界”，大力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其中包括老舍作品，如1980年约翰·霍华德-吉本（John Howard-Gibbon）翻译的《茶馆》（Teahouse：A Play in Three Acts）。1981年施晓菁翻译的《骆驼祥子》（Camel Xiang zi）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唐·科恩（Don J.Cohn）翻译的《正红旗下》（Beneath the Red Banner），1985年《中国文学》（海外版）杂志社编辑英译本小说集《月牙儿》（Crescent Moon and Other Stories）。该集共收录老舍短篇小说12篇，其中2篇由戴乃迭（Gladys Yang）所译，分别是《微神》（A Vision）和《上任》（Brother You Takes Office）；另两篇由西德尼·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W.J.F.詹纳（W.J.F.Jenner）翻译，即《月牙儿》（Crescent Moon）和《我这一辈子》（The Life of Mine）；除此之外，其他8篇均由科恩翻译，分别是《一天》（A Day in the Life）《黑白李》（Black Li and White Li）、《抓药》（Filling a Prescription）、《大悲寺》（By the Temple of Great Compassion）、《马裤先生》（Mr.Jodhpurs）、《眼镜》（The Eyeglasses）、《断魂枪》（The Soul-slaying Spear）、《“火”车》（The Fire Chariot）。1991年，朱莉·吉梅索（Julie Jimmerson）重译《二马》（Mr Ma and Son）。香港联合出版公司向海外推介的老舍作品分别是：1984年黄庚和冯达微（Kenny K.Huang and David Finkelstein）英译的《二马》（The Two Mars）、1986年熊得倪英译的《天狗》（Heavensent）和1987年郭镜秋英译的《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这些译本主要刊登在杂志《译丛》上，而《译丛》对译文的要求是译文要保持准确、完整与透明，并要求译者尽量做到等值，使译文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
比较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两本杂志的办刊宗旨可见，内地赞助人强调宏观，即翻译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和现代社会现实，因此尤为重视对译本的选择。如新时期之前，杂志选译了老舍的《龙须沟》，因为该小说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更讴歌了新中国政府为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做出的极大且有成效的努力；新时期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对译本的翻译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要求所选中的小说要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求译本能体现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还要有文学性/人性，可见，新时期之后通过翻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学，虽一如既往地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与此同时开始关注所选作品的民族性和文学性/人性，这一举动无疑开始打破海外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书写的思路，并形成了中国台湾现当代文学翻译传播与大陆现当代文学翻译传播在海外一争高下的短暂局面。比较而言，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文学的翻译选择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
1.2.2 国外的英译
老舍作品在国外的英译，包括国外译者翻译且在国外出版的老舍作品，还包括由国内译者翻译，而在国外出版的老舍作品。其次老舍作品被译成很多包括英语、日语、俄罗斯语和法语等在内的语种，但鉴于老舍的翻译仅限于中译英和英译中，此处为了便于论述，仅选择老舍作品的英译尤其是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作为研究对象。国外的老舍作品英译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的翻译。老舍小说首次被译介到美国是1944年。是年，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编辑并翻译《中国现代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子收有老舍先生5部短篇小说。1968年，纽约格林豪斯出版社（Greenhouse Press）再版了这本小说选。1945年，伊文·金翻译了《骆驼祥子》；1948年，译者又翻译了《离婚》。两部小说均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且《骆驼祥子》译本在1946年由纽约桑代尔（Sun Dial Press）和伦敦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 Joseph）出版社再版。当时出版社选择伊文·金翻译老舍小说，可能因为他曾在中国做过外交官，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比较了解。在中国做外交官期间，伊文·金还写过《亚洲人的亚洲：日本人占领的手段》（Asia for the Asiatics：The Techniqu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一书。至1981年，《骆驼祥子》又有3个重译本面世，分别是理查德·杨和赫伯特·施塔尔（Richard F.S.Yang and Herbert M.Stahl）的《东洋车夫》（The Rickshaw Boy，1964），由纽约精选学术读本（Selected Academic Readings）出版社出版；琼·詹姆斯（Jean M.James）的译本《东洋车：长篇小说“骆驼祥子”》（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ng Tzu，1979），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施晓菁的译本《骆驼祥子》（Camel Xiang zi，1981）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1946年，袁家骅（Yuan Chia-Hua）和罗伯特·佩恩（Bobert Payne）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收录了老舍的《“火”车》（The Last Train），由诺尔·卡林顿大西洋艺术有限公司（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LTD.29 Percy Street London and at New York）出版。第二阶段是1949年之后到1963年的翻译。这期间仅在1951年从英国引进一部老舍小说的英译本，即J.M.登特父子阿尔定有限出版公司（J.M.Dent and Sons LTD Aldine House）出版的老舍长篇小说《天狗》，这主要是由中苏建交、中美关系恶化、老舍回国等原因引起。第三阶段是1964年到新时期。1964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詹姆斯E.杜（James E.Dew）翻译的《猫城记》（The City of Cats）；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W.J.F.詹纳和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收有老舍小说，此外老舍小说的英译本又有一个重译本，即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重译的《猫城记》（Cat Country：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四阶段是新时期之后的翻译。“文革”结束，国内自1978年开始再次掀起老舍研究热，美国跟随其后也掀起新一轮老舍作品的翻译热。1979年琼·詹姆斯重译了《骆驼祥子》，这是新时期之后老舍作品的第一个英译本，译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该译本所依据的原文与伊文·金英译文的版本相同。正如译者所言，该译本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内容也保留了原文本的结构，而且全篇小说除了个别字词的表达注入了译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外，几乎没有一处删减和改写，译者显然是企图再现中文文本原貌。有趣的是，译者这一翻译策略恰好符合香港《译丛》录用译本的要求。1980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主编是许芥昱（Kai-yu Hsu）和王廷（Ting Wang），书中辑入了老舍话剧《茶馆》（Teahouse）第一幕；旧金山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译本《二马》（Ma and Son：A Novel），该译本由琼·詹姆斯执笔。1981年美国还出版了大陆学者施晓菁的《骆驼祥子》译本，另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选集》，分别收录了老舍的评论文章《自由与作家》（Freedom and Writer）和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An Old Tragedy in a New Age），两篇都是由迈克尔·杜克（Michael S.Duke）翻译。199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次推出《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威廉·莱尔翻译的《老字号》（An Old and Established Name）；2007年，该社又出版了《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再次收入威廉·莱尔的《老字号》译本。1999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萧红研究专家霍华德·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编辑，威廉·莱尔和陈伟明共同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辑集《草叶集》（Blades of Grass），收录了短篇小说11篇，随笔3篇。
2005年，美国学者迈克翻译老舍童话剧《宝船》，并亲自将全部译稿赠送给老舍纪念馆。
1.2.3 国外的研究
国外，即美国对老舍作品的研究于1939年开始，至今已蔚为大观，但是从翻译文学角度对老舍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的研究微乎其微。鉴于国外对老舍作品的研究或多或少会对国外译者翻译老舍作品时产生影响，此处仅对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研究特点作一总结，而不再罗列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研究的文献资料。
1.2.3.1 意识形态操控下的20世纪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国内的研究不谋而合
1939年华裔美国学者高克毅在美国首次推介老舍，而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却是5年之后的事，这一现象看似历史的偶然，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国内的外交关系使然。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中日战争即将结束，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了明争暗斗。1945年，郭沫若、丁西林和茅盾应邀访苏，1946年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老舍与曹禺发出邀请。“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争霸的背景之下。两大国不仅要谋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展开激烈争夺。面对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问的举动，美国方面自然会作出反应。而在当时的中国，抗战虽然胜利，但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此形势下，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争夺对象，争取在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谋求均势。”“人们明白，老舍和曹禺将能充分代表中国现代正义和进步的文学事业，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丰厚艺术实绩，并将中国人民在连年抗战中焕发起来的新的精神状态一并介绍出去，使西方社会得以较为真切和全面地了解东方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趋势。”可见，老舍和曹禺访问美国，是两国政治操控下的文化“表演”，在美华裔学者积极回应官方的意图，如1944年王际真编选出版《中国现代小说选》时，选择作品的标准基本是围绕小说反应社会现实这一主题，选择作家的标准基本是作家的思想能体现当时中国的先进与进步。王际真在“序言”里写道：“当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们如严复、梁启超等，看到小说可以作为政治鼓动的工具，他们便决定利用小说来唤醒民众。”并在最后总结道：“总之，编选这本文选，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小说技巧精湛；第二、文选所选的作者在中国均是有影响的作家；第三、选译的小说高度关注中国当前的社会和问题；第四、这些作家都受到过外国作家的影响。”可见，这本小说选是为了协调“权力关系”，“被规定为”宣传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中国文化。
众所周知，伊文·金在翻译老舍两部小说《骆驼祥子》和《离婚》时，对原文本作了改写，国内有学者因此认为，伊文·金对《骆驼祥子》和《离婚》的改写是一种文化霸权心理作祟，是对弱国文化的操控与侵略。殊不知伊文·金这么做是为了配合美国官方邀请老舍访美，企图借对老舍小说的改写让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北京，因此笔者认为伊文·金改写小说不能完全排斥其中暗含的善意成分。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图里（Gideon Toury）认为：“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兼顾两极，达到两个抽象极端的理想准则。”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可以佐证。在“20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成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正面形象，……《大地》（摄于1937年，赛珍珠的另一部电影《龙籽》摄于1944年）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军；……可以推测，热爱土地和勤劳勇敢的品质不能不说是西方观众20世纪80年代以来偏爱中国第五代导演所代表的、类似《黄土地》和《红高粱》这些反映旧中国的‘民俗电影’的潜在因素。”伊文·金的改写虽然没有忠实于原文，但译者的审美选择和社会文化需求达成了一致，作品翻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达成了一致，从而实现了翻译的社会价值。
与此同时，国内对老舍作品的研究基本与美国译者的意图一致。山东聊城大学石兴泽教授认为“1938年之前，老舍是按照个人的心性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在革命文学浪潮里，鲁迅、茅盾对他的创作持保留态度，但评论的主流是一直赞赏老舍‘轻松的文笔’、‘幽默的艺术’、‘用北京的话，写北京的人物’、‘比任何作家地道’”等等。抗战开始后，由于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转移——文学表达的内容是否有利于抗战，老舍逐渐由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向家国意识倾斜，并创作了一些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20世纪40年代，评论界对老舍的评价开始掺杂非艺术性因素，政治性倾向明显，如“高度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文艺界的团结抗战所做出的贡献、公而忘私的正义感，……对朋友的热心关爱等。即使涉及创作，主要内容也不是文本分析和艺术评价，而是高度赞扬他服从社会需要和民族解放的精神。”“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锐的巨笔，去痛击过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虚伪者的假面。”可见，美国译者对老舍作品的翻译、改写，在认知上与国内的老舍研究者是不谋而合，美国译者翻译老舍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国内研究者研究老舍其目的是看老舍创作是否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两者异曲同工。
老舍是位平民作家，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企图通过对他所熟习的平民生活的描写，揭示社会问题，改变国民性中的弱点。他明白中美官方对其小说社会性因过分强调，而忽略或低估其创作的文学性，且有过不满，并抗争过。如面对国内对其小说批评的政治性定性，老舍故意拖延回国日期，企望在美国能继续个人的翻译和创作。甚至在回国之前，他还曾与友人交谈，称回国后要遵守“三不主义”——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可见老舍在美国的4年里内心矛盾与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因此可以判断，老舍“个人的文学品格”与国内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时就有所流露。到了美国后，老舍四处发表演讲，接触各阶层人士，对美国社会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入，并渐渐地认识到，他在美国继续待下去，其境况会更加逼仄。伊文·金对其小说屡次的改写、老舍与他人合译小说出版后市场的冷淡，外加疾病的纠缠、对家人的思念等等，当时已经让老舍痛苦难耐。1977年蒲爱德在写给费正清夫人——威尔马·费正清的信中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落。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没有印刷，他给我念的是手稿。就这样‘翻译’完成后，同样连同老舍的中文书稿、手稿和蒲爱德的英译打字稿，一并交给美国纽约的出版社，于1951年正式出版。这部《黄色风暴》只能算是《四世同堂》的节选本”。老舍这一行为与他“严谨作家”的称号是不符的。
1.2.3.2 20世纪50年代：沉默期
1949年老舍回国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里，美国出版机构仅出版了老舍三部小说的译本，其中两部是他回国前已与出版社签订好合同，第三部是从英国引进。1953至1963年没有老舍的作品被翻译或介绍，从上文的分析可知，20世纪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国的推介是官方政治外交的副产品。老舍在美期间，与他人合译自己的小说，第一本出版后市场反应冷淡，其后的译本出版得益于友人赛珍珠的帮助。回国前老舍因稿酬与赛珍珠夫妇疏远，归国后因1949年后中美外交关系冻结，老舍小说在美的翻译出版随之沉寂下来。
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创作仍在进行，国内对于老舍的研究也仍在继续，但研究视角却是社会政治学而非艺术批评。如1951年《龙须沟》上演后，近两年时间里有近70篇的评论文章发表，其中文本研究只占数十篇。即便如此，研究者们在高度评价文本的思想成就、人物刻画、语言艺术、戏剧冲突时，最后不忘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老舍对新生活的政治热情。“向《龙须沟》学习，‘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的态度。’”在社会政治学批评压倒一切的语境中，非应时之作如《茶馆》备受冷落。“但同时，即使这些学养甚高的批评家、艺术家也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有人批评作品结构‘松散’、人物‘挖掘不深’，这是属于艺术欣赏问题；也有人批评作品‘情调低沉’，缺乏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红线’，‘感受不到革命斗争的气氛、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声’，因此提出增加‘红线’，这是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因为无法抗拒的时代氛围的压力，《茶馆》的两次演出都草草收场。”
“文革”发生后，老舍以自杀结束生命，《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对老舍进行“政治鞭尸”的文字，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政治学老舍研究的合乎逻辑的极端发展，这些研究除说明岁月荒唐之外对于认识老舍及其艺术没有价值。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研究虽然没有价值却留下了后人反思历史的素材。
1.2.3.3 1961年之后到新时期：文学性/人性研究的肇始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因受赞助人的控制，老舍小说没有引起美国研究界的关注，对老舍的评价文字仅散见于译文集的“序言”中，如王际真的“序言”导读、袁家骅的“序言”引读等，因此基本没有单篇的研究论文发表。
1961年，美国官方机构邀请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撰写《现代中国小说史》，老舍开始进入海外中国文学史中，这是美国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史专著。撰写这部文学史，夏志清本着文学性解读的原则，借用英美新批评的理论，细读文本，给予作品独特的阐释。《现代中国小说史》出版后，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罗伊（David Roy）评论道：“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1971年，《现代中国小说史》再版时，夏志清增补附录，对老舍作品《猫城记》“重加估断”，认为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人性主题。
夏志清在书中辟专章讨论了老舍小说，推崇其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从创作主题、手法、语言特点等几个方面将老舍与茅盾进行比较，指出老舍和茅盾因早年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影响——老舍受英语文化影响，茅盾受俄、法文化影响——才有如此大的差异。除此之外，夏志清还开启了老舍小说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书中，夏以很长的篇幅分析了老舍早期的5部长篇小说，即《赵子曰》《二马》《离婚》《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范围涉及每部小说的主题、人物描写、艺术特色、语言特色等方面，并指出这5部小说均受到英语世界作家的影响，进而分析老舍创作与影响源小说之间的同和不同之处：如《牛天赐传》受到了菲尔丁（Henry Fielding）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的影响；《牛天赐传》中人物几乎在《汤姆·琼斯》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人物，两部小说都是采用休闲的叙述方法，小说的讽刺技巧同样高超等。但菲尔丁小说的结尾是“当主人翁陷入极度悲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给主人翁带来一大笔财富；而《牛天赐传》的结尾是20岁的主人翁怀揣多个成功的梦想，朝着伟大的北京城出发了”。
自新时期后，伴随着国内老舍研究热，美国翻译界又掀起重新翻译、研究老舍的热潮，如《骆驼祥子》的重译、《猫城记》的翻译。至1981年，《骆驼祥子》在美国已有3个重译本，包括1979年琼·詹姆斯的译本。在前言里，琼·詹姆斯特别指出，经过核实，他选译的原文版本与当年伊文·金所凭借的版本相同。笔者经过对照阅读，发现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没有对原文随意删改，译者显然是企图再现原作者创作意图，再现老舍小说原貌。
对老舍的研究继而也开始脱离早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研究者们有的从思想艺术角度探讨老舍小说，有的从文化角度探讨老舍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有的比较老舍小说与外国作家尤其是狄更斯、康拉德等的关系，有的分析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比较之，国内的老舍研究由1938年之前的对文本随感式审美解读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性倾向研究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学批评。老舍研究在美国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却是对国内1938年之前老舍作品文学性研究的赓续和深入。
吊诡的是，20世纪40年代伊文·金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喜好改写了《骆驼祥子》和《离婚》，这令老舍愤慨，可是在1951年至1955年间，老舍三次操刀改写《骆驼祥子》。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后记”中，老舍写道：“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这是我十九年前的旧作。在书里，虽然我是同情劳动人民的，敬爱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出书不久，即有劳动人民反映意见：‘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这使我非常惭愧！”原本强烈反对译者为迁就“读者的口味”对作品进行改写的老舍，却自己动手对作品进行改写，而且改写的路数如出一辙。
总之，20世纪60年代到新时期前美国的老舍研究是对国内同时期研究的“反动”，海外老舍研究为新时期的国内研究开启了文学性研究的先河。
1.2.3.4 新时期至今：国外研究再度与国内互动互补
新时期之后，国内的老舍研究“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首先，研究者的论述开始放弃感性评判，走向理性分析，研究范围由明确的平反意图走向自觉的学术探讨。第二、研究对象由单篇作品的深入分析走向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第三、研究视角跨越“社会—艺术”二维空间，走向多元、文化向度的研究。第四、对作品研究的选择既有对其主要作品的研究，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也有对他的其他作品的研究，如对《老张哲学》《二马》的重新审读，对一些未发表作品作文献资料的新发现与整理，对一些不太重要，但研究者认为不该忽略的作品作重新解读与定位，并进行意义阐释。总之，研究面拓展到了老舍文本世界的各个重要方面，如语言艺术、创作个性、创作道路、艺术源流、文学思想、戏剧风格和戏剧理论、文学史地位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还出现了老舍研究的研究，且成果丰硕。
与国内研究比较，美国学界有关老舍研究的论文数量超过了20篇，这相对于汉学研究不太发达的美国而言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中对老舍研究最为倾心的是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汉学家陶普义先生。王德威先生自从1982年撰写了有关老舍的博士论文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老舍的研究，他分别从老舍的战争小说、爱国小说和老舍与台湾文学的关系等多角度审视老舍小说的艺术成就。尤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其他学者一起对国内把老舍定位在“现实主义作家”、“爱国进步作家”的提法上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陶普义对《四世同堂》的新见解在海内外老舍研究界凡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非文学研究者的老舍研究者。
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美籍学者加入了美国老舍研究的行列，由于他们独特的地域身份，使得他们对老舍研究的视角新颖独特；又由于他们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所以能更好地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视角观照并分析老舍作品，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可能；还由于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语境和学术背景，他们的研究与国内研究既构成张力，又互动、互补，相映成辉。
1.2.3.5 国内的研究
国内首次英译老舍作品是在1938年，但是研究者最早对老舍作品英译本作研究却是在1982年。是年，舒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上发表《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一文。时至今日，学界对老舍作品英译本的非文学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作文学的研究，尤其是高校硕士、博士生，他们常常把研究对象集中在《骆驼祥子》和《离婚》这两部作品的英译本上，从幽默语言在译文中的再现、原文的北京文化特色词在译文中的再现与误译、译文对原文本的文化再现、语料库研究等各个方面对译文本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新意迭出，启发良多。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属于翻译文学研究的范围。而从译本的改写、变形、删减等方面出发，探讨译者如何操纵译本，以达到特定的目的等的老舍翻译文学研究则仍有待拓展。
1.3 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的意义
老舍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英国、20世纪30和50年代在国内、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翻译活动与其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有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当助教期间，帮助过英国人艾支顿英译《金瓶梅》，此后他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中国小说中伟大的传统。老舍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他在英国生活与工作时，遍览欧美各种经典之后得出的对中西文学关系的理性总结。这一价值判断决定了老舍积极主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使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或者说自觉地对外来文化持比较与批判的意识，并直接导致了他无论是在国内学人唯西方文学马首是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国内拒绝与西方文学发生交流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显或隐地呈现出对中西文学平等交流与互动的胸襟。如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期间，就曾经对照比较英文、拉丁文、法文和汉语的简单程度，由此对各种语言的认识经历了华语较之英文“枯窘简陋”到英文比拉丁文和法文“枯窘简陋”，再到“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进步”的循环体认的过程。也因此在中国现代作家兼翻译家的行列中，老舍不愿自己被列入这一队伍（老舍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曾做过翻译），即“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中国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
20世纪30年代，老舍为了配合教学，较为集中地翻译了论叔本华、论华兹华斯、论但丁和西方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西洋文章。这些翻译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越了教学本身，如论但丁的论文，是译者自20世纪20年代读到但丁的《神曲》之后，深深地被《神曲》的艺术性所吸引，随后创作灵的文学便成为老舍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对邱奇论华兹华斯一文的翻译，如前言中所述，为20世纪30年代众声喧哗的“大众语诗学建构”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老舍虽是一位“写家”，但是家国意识极其强烈的满人秉性和血气使得他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通过翻译、创作戏剧、曲艺等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
20世纪40年代中期，老舍受邀到美国进行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在美国期间，他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自译或者合译活动，其艰辛与曲折的程度，远远不是伊文·金翻译《骆驼祥子》时把“最后悲剧结尾，改成大团圆”而引起的气愤可比拟。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伊文·金的改写在美国的翻译史上是常见现象，如狄更斯的小说来到美国时，译者照样作改写处理，因此并不是由于原文是中国文学作品，译者才会随意改动。2005年北京人艺老舍《茶馆》剧组受邀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虽然叫好声一片，但是演出结束，两剧团成员交流经验时，肯尼迪艺术中心国际交流部副经理艾丽西亚·亚当斯（Alicia Adams）对该剧的悲剧结尾——王利发多年忍受和抗争换来的却是自杀——提出了异议。“看到这样的结尾令人震惊。如果把结尾改成王利发又恢复了活力，其激励人心的历史意义更大。你看如果把剧中人物改为失败了，爬起来，再失败，再爬起来，他们不断进取，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2005年11月亚当斯在接受英文版《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见中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之处。如果把伊文·金对《骆驼祥子》的改写先搁置不论，单看老舍个人对《断魂枪》的改写，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译者的改动都远远多于伊文·金。再如老舍对《四世同堂》的删节式翻译，这些都与老舍传播中国文化的意图紧密联系。老舍不断调整个人的翻译策略与手法，改变传播内容，对当代中国刚性文化传播——不同于林语堂式——的前奏，有筚路蓝缕之功。
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政治运动的语境中，老舍受命翻译了萧伯纳戏剧剧本《苹果车》。中译本《苹果车》暗含了作者对如何通过借鉴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包括如何丰富新中国戏剧、如何发展新中国的戏剧、如何创新新中国戏剧的语言等问题的思考。老舍的这些翻译实践一方面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轨迹，一方面映现了老舍的现代文学创作对西方文学接受的点点滴滴，整理研究它们无疑有助于深入考察老舍的中外文学关系进而探索老舍创作轨迹以及其中的周折，透露出文学基本发展规律如自然规律一样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
老舍作品的英译研究不同于围绕老舍的文学翻译展开的研究，且十分复杂：译者队伍庞大，身份涉及海内外，文类涉及老舍旧体诗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被译作品数量在海外仅次于鲁迅。作品翻译带动作品研究，因此老舍作品研究在美国阵容相对强大，这些研究虽然不仅是针对译者的译本作翻译研究，但是西方研究者对老舍作品的认知与解读，基本是通过对译本的阅读实现，因此从他们的研究中依然可以折射出译本的某些情况。
美国最早译介老舍作品的是高克毅（George Gao）或译为乔志高的华裔美国人，紧跟其后是王际真对老舍短篇小说的翻译与介绍。他们根据国内文坛的评价推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强调这些作品特有的艺术成就，反映中国现实状况的程度等，在推介中译者始终不忘记注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文学或艺术或技巧的影响。如上所述，海外译者早期翻译老舍作品时，会作改写式处理，引起老舍不满，但这一举动折射的不仅仅是翻译上的改写问题，也折射了是对人生、对未来、对人的价值观等认识上的差别。
新时期之后，海外译者开始采用直译甚至直译加注的手法翻译老舍作品，这至少表明西方译界、学术界与文学界开始充分认识到老舍作品的价值所在。而且老舍作品在他们的笔下，已经是世界文学多元系统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西译者不同的翻译目标导致同一部老舍作品具有不同的译本再现，这一现象如果用本雅明所认为的译本是原文“再生的生命”来解释的话，多个译本的存在是对原文的奖赏。从跨文化的间性诗学角度去“同情”地理解之，其意义大致相同，但是，无论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翻译是“同情”也好，或者是本雅明所提出的原文不是“物化”也罢，传统翻译理论中认为翻译是带着脚镣跳舞，无论从宽泛的视角还是狭隘的视角界定翻译，这一说法始终没有错，错的只是对脚镣松紧张弛度的把握不当。
全面考察老舍翻译文学，可对跨文化的相关理论作整合与修饰，从而完善跨文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把学界现有的翻译理论如“间性诗学”理论、“求同存异”理论、“异趣交流”理论、“整合”理论等整合到一起，可指导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相反，随着对老舍翻译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通过结合这些跨文化理论，研究结果可以拓展现有的翻译理论，因此笔者尝试提出翻译的“生存性认知”理论与方法，以拓展翻译理论研究新的空间。
- 此处不包括1922年12月老舍翻译的由宝广林用英文撰写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此文刊载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生命》第3卷第4期上，因为该文宣扬了基督教的同情、服从、克制等教义和实现世界大同的途径等内容，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文本。上述文中之所以把《几封信》列入其中，一方面考虑到老舍是在翻译文学论文或著作的相同时间里翻译了这几封信，另一方面，1940年代中国抗战期间，老舍为了鼓舞抗战士兵的士气，亲自撰写过鼓动士兵抗战的大鼓词等“口号”式宣传作品。
- 《鲁铎》也是私立齐鲁大学印行的一种学术刊物，不过是由神学院主办。
- 劳伦斯·豪斯曼，作家兼音乐家，是现代英国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弟弟。
- 英译本《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中《饥荒》的最后十三段的中文是由马小弥从英文本转译，特此说明。
- 1946年老舍在美国作题为《中国现代小说》演讲时说的话。
- 见赵毅衡《伦敦造就的作家》，《对岸的诱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山口守：《〈四世同堂〉英译本的完成与蒲爱德》，《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
- 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 张曼：《老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 Lee，Leo Ou-fan，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s：1919-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 “国外的研究”此处既包括美国学界对老舍原作的研读，也包括对老舍作品英译本的研读。
- 详细资料可参见张曼：《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98-106页。
- 马斌：《老舍在美国》，中国网，2002年1月4日。http：//www.china.com.cn/firbry/2002-01-11/2002-01-1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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