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益世报·女子周刊》与女高师国文班的“金刚”
苏雪林几经周折，于1919年9月进入同年4月成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一班就读。由于之前她在安徽已对新文化运动心向往之，一进入北京，苏雪林迅速进入了新文化运动激情澎湃的主流文化语境，写作上也由之前的喜好格律诗词和林译文言小说开始向现代白话文的思想与审美趣味转变。至1921年秋赴法留学止，苏雪林在女高师的短短两年的创作，主要发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以下简称《文艺会刊》)、《益世报·女子周刊》(以下简称《周刊》)以及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其中《文艺会刊》上刊发的多是她的格律诗词与文言小说以及早期的学术论文(第2期有一篇白话小说《童养媳》)，如《周秦学派与印度希腊学派之比较》、《学术思潮与教育主义之改进》、《历代文章体制底变迁》等，但现代白话文的创作毫无疑问以发表在《周刊》上为最多。由于她的笔耕不辍，苏雪林和同班同学庐隐、冯沅君、程俊英因出色的写作才华被称为女高师国文班的“四大金刚”，一时名动京城。
1920年10月30日，《周刊》创刊，并以“女子主任编辑”作为刊物的办刊特色，聘请女高师学生周寅颐、苏频伽(即苏雪林)(6)、杨致殊三人担任主要编撰工作，由于周、杨二人皆不是国文专业学生，不擅文艺创作，兼之当时女性来稿极为稀缺，在赴法留学前的大约一年中，苏雪林成为该刊文艺栏目的主要撰稿者，几乎包办了该刊的文艺版面。她后来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回忆这段生活说：“为了经济关系……每月至少要写万把字……所写也不全属文艺创作，杂凑的论文，凌乱的随感亦复不少。”(7)整体来看，苏雪林这个时期的写作题材多样，风格驳杂，从文体看主要有如下几类：
首先是小说，在各文体中较有代表性。如《一个女医生》、《我自己升学的经过》、《两难》、《天囚》、《节孝坊》、《一封海岩边的信》、《放鸽》等，还有个别译作。其中《一个女医生》篇幅最长，在刊物上断断续续从四月连载到六月，主要是控诉军阀恶行给下层民众及其家庭带来的痛苦；《我自己升学的经过》中主人公以“志鸿”为名，内容实则是苏雪林个人求学经历的自叙传，但相对“五四”那一代青年追求知识解放和精神自由而言，确有普遍意义；《节孝坊》与《一封海岩边的信》皆是通过女性对婚姻爱情的不同理解及其不同的悲剧命运来控诉封建礼教的；《两难》写下层民女翠姐由于生活所迫，在丈夫和女儿之间难以抉择的痛苦生活的；《放鸽》是写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冲突的；《天囚》是较为特殊的一篇小说，写罪犯的悔罪心理和良知发现，其最终目的却在社会教育，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问题小说”主题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拷问”手法的影响。平心而论，这些小说和同时期冰心、庐隐等女作家的那些社会问题小说比较起来，主题不乏重合之处，在艺术上也并不逊色许多。
其次是诗歌和杂文。诗歌主题涉及社会问题、友情、亲情、人事等方面，以社会问题居多，如《京汉火车中所见》、《风涛中的小舟》、《黑暗中的光明》、《送鲍君毓华毕业南旋》、《哭从弟勋》、《女高师英文部主任吴贻芳先生的辞职》等。杂文有《旧式的婚礼谈》、《火山与军阀》、《杂感》、《最近的感触》、《谈屑·梅厂絮语》等等(“谈屑”是《周刊》的一个常设杂感栏目，“厂”这里疑为“之”，即“梅之絮语”，梅即苏梅，是苏雪林在女高师时期的学名)，从题目上即可看出，这些杂文诗歌同样多以社会问题为话题。和小说相比，这时期的诗歌与杂文量多质杂，影响并不大。但可看出《周刊》时代的苏雪林适应各种题材，已成为一个新文学写作的多面手。(8)
还有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文艺批评。真正使“苏梅”两字名动京城的是她的一篇并不非常严谨的文艺批评文章《对于谢楚帧君<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文章共四部分，第一部分1921年4月25日发表在《周刊》第23期上，由于文章较长，其余部分至5月份《周刊》第26期才得以刊完。《白话诗研究集》系1921年春冒用北京大学出版部之名发行的，(9)印了六百册，是一部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的合集，除了署名作者北大学生谢楚帧的一百二十首新诗外，还有包括胡适、蔡元培等众多新文化名人的论新诗的文章和新诗作品，规模体制并不算小。该书印行前曾大肆炒作，请了沈兼士、杨树达等学者为其联名在《京报》上大做广告，大作吹捧。并想请胡适在报上作介绍，胡适对该书印象极差，完全拒绝了。(10)被一些名人们如此吹嘘的一本新书，自然会引起敏感的苏雪林的注意。因为当时的出版物是很少的，尤其学术性的出版物更少。绝不像现在这样，满大街的书店，满店满架的新书，令人目不暇接。苏雪林读了该书，觉得和报纸上的广告宣传截然相反，于是便写了《对于谢楚帧君<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一文进行批评。
客观地说，苏雪林的这篇批评文章态度坦诚，文风犀利，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文章一方面抓住了谢文关于新诗之识见的平庸浅陋、缺乏新意，担心其老调重弹会误导社会各界特别是复古文人和新青年们对白话文的认识，产生误判，从而对新诗乃至新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另一方面，数千字的批评，只涉及谢文中关于古诗改革的部分，其他部分语焉不详，谢文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读者还是不太清楚。批评方式不够端正，遣词用句不严谨，嬉笑怒骂，攻击性强，缺少学术批评的客观与交流、沟通精神，其后来个性中的偏激、好争辩的特点此时已初现端倪。如文章一开始就是一长段的讽刺挖苦，说什么“饱饭熟睡之余”，“发了做这书的冲动”，不如“还是抹牌喝酒，干你那正当行业去”；又说，谢氏“竟将雪白的纸，漆黑的墨来印刷他的著作”，真是“暴殄天物”，等等，语气比较尖刻。此文一出，即引发了一场颇为壮观的论战。当时京城两大名报《京报》和《晨报》参与其中，《京报》支持谢楚帧、罗敦伟、易家钺等人，《晨报》则力挺苏雪林。苏雪林在《周刊》和《晨报》上发文回击，以一己之力对抗谢、罗、易等人的轮番挑战，最终引出当时舆论普遍认定为易家钺所作的文风低俗、充满人身攻击侮辱意味的《呜呼苏梅》(刊《京报》1921年5月13日第七版)，引起舆论大哗，胡适、高一涵、李石曾、黎锦熙、杨树达和女高师校长熊崇熙等均卷入论争之中，一时间“苏梅”之名充斥5月份京城报刊。
这里补充一点，关于《呜呼苏梅》一文是否为易家钺所作及相关人事纠葛的细节、过程，请参考耿云志的文章《想起苏梅的故事——从唐德刚先生的一封信说起》，该文对此事有非常详细的考证辨析。因为内容的原因，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对于谢楚帧君<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及相关论战文章可以视为苏雪林正式进入现代文坛并广受关注的标志，因为她开始进入当时女性作者较少涉及的比较高端的艺术领域：文艺评论，开始参与当时的文学观念乃至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其意义已经进入现代文学史层面；同时“呜呼苏梅”事件引发的巨大舆论压力也成为她赴法求学、逃避舆论关注的动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此后的思想和人生路径。
女高师时期除了在《周刊》上的大量白话文章外，《晨报》也开始成为苏雪林新文学写作和活动的一个阵地。上述“呜呼苏梅”事件中她的反击文章《答谢楚帧君的信和AD君的<同情与批评>》和《答罗敦伟君的<不得已的答辩>》等文便刊登在5月份的《晨报》第七版上；还有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如1919年10月1日《晨报》第七版便有苏雪林的一篇关注妇女问题的白话文章《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呼吁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要过人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也呼吁男性加入到拯救妇女的队伍中来，追求“社会全体的新生活”。由于1919年2月经李大钊等人改版以后的《晨报》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亦即后来著名的《晨报副镌》)已经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园地并在事实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可见刚刚进入女高师不足一个月的苏雪林已经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联系，并且用自己的笔开始参与新文学革命。此外，她还经常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评论和随笔文字。(11)
要而言之，苏雪林“女高师”时期在《周刊》和其他刊物上的新文学写作兼顾了“五四”时代思潮涉及的各个层面，显示了她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的实际的参与。这些作品虽驳杂笼统，技巧也不够丰富，但有充沛的激情，显示了一种对新思想与新道德、对“妇权新知”(龙应台语)的全力拥抱和追逐，从各个题材层面凝聚成一种“态度的同一性”(汪晖语)，而这一点恰恰是“五四”精神的极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