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体都是矛盾”
借用鲁迅《故事新编》之《采薇》一篇中的一句话，苏雪林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通体都是矛盾”的人物。从世俗生活到文学世界，她给人的印象似乎太混乱了，无法用一些清晰的概念和明白的术语来加以界定和归纳。女作家似乎应该是端庄的、秀气的、温和的、内敛的和清晰明白的，苏雪林却用她坚硬的语言和性格质地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观念和期待。她曾经是那样激烈的新式知识分子，一个积极的妇权新知的倡导者与追求者，但她却在“五四”的风口浪尖上转向了，转向了对传统伦理德行的服膺。可她并没有成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女性，反而在对德行的坚持和纷争中金刚怒目，让人觉得难以接近。长久以来，她是一个禁忌，一个被有意识忽略的存在。
1.激进而混乱的保守主义者？
苏雪林在现代文学时期形成了两个身份：一个是文化身份，这是她的主要身份；另一个是政治身份，应该是作为从属身份而存在。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是交错、纠结在一起的，但评价苏雪林，两种身份的主次地位需要分清楚。由于她在有生之年，对自己“反鲁反共文人”的政治身份并不讳饰，反而经常自我标榜，甚至自鸣得意。所以长期以来被贴上了“反鲁反共”的政治标签，严重干扰了学界对她的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正常评价。
从政治立场看，苏雪林是一个“右翼”作家，她自己的言论、文章和人生选择摆在那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从文化立场上看，她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或者说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许多现代文人、学者、作家来说，从思想方法上说，这两者可以是一致的，是相融合的。苏雪林却是一个另类，在许多人眼里，她可谓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而且思想方法上比较混乱。
一般人的印象是，“左翼”知识分子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在文化上代表了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革命阶层，讲求突变和批判的力度；而主张维护南京政权的“右翼”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后来逐渐“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张比较稳健保守，姿态也比较平和，很少有恶语相向的。统观三四十年代现代文坛“左翼”、“右翼”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情况也大抵如此，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从学术追求上看，苏雪林似乎比其他“右翼”知识分子更像个足不出户的书斋学者。她既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参加什么社会活动，连朋友都没几个，不外乎袁昌英、凌淑华等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女性作家。尽管她的想象力很充沛，但这种想象力还是受限于她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框架。她是一个只有学术追求而无政治追求的保守主义者，大抵是不错的。但是没有政治追求，并不代表她没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相反，苏雪林的政治文化立场非常鲜明强烈、非常的固执。她对当时文化动态的洞察也是非常的敏锐，而且在外在表现形式上，非常的激进，《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是最好的例证。那种所谓“正义的火气”的爆发，使得她经常连胡适的话也听不进去。在这一点上，倒是非常接近“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试想，当时对鲁迅和“左翼”反感的人很多，但有谁像苏雪林那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像《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那样的激进的、偏执的长文？她说出了许多人心里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但显然未能真正进入鲁迅的思想世界，而停留在人格、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攻讦上面。所以说，苏雪林的激进只是姿态的激进，至于文化立场和思想基点，还是基于传统的儒家道统，也许还有点基督徒的牺牲精神。这两者在实质上并不矛盾。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苏雪林激进的反鲁反共姿态，并没有得到来自“右翼”阵营的多少支持，可谓应者寥寥。国民党高层也没有什么支持性的表态，只有《奔涛》之类的影响不大的“右翼”杂志跟风点火，这一点其实可以想见。胡适是基本支持她的，但也批评了她的“旧文字的恶腔调”。可见她的激进，并非来自某种集体的鼓励或暗示，而是来自她自己个人的好恶和认知。在“右翼”包括那“右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她也是一个边缘人。虽然她反对“左”又不怎么容纳于“右”，但是她自甘边缘，硬是将这种姿态保持了一生。
在对苏雪林的责难中，认为她的思想世界“偏执而混乱”，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先说“偏执”，这点似乎不必多说了，有她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及诸多没有多少学理的反鲁文章为证，如《理水与出关》、《富贵神仙》、《论偶像》之类。基本上是先入为主，为自己的观点找证据，找说法，不惜铺陈夸张，甚至空想臆测。至于思想方法的“混乱”，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宏观层面上，在她的文化心态构成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成分来源，如“五四”新文化之于传统的德行观念，这在前面已经详述过了。互不协调的思想观念在不同的时期支配着她的言行，从历时性角度看，“混乱”意味着前后矛盾，这在抗战之前的人生选择中是比较明显的，但同时也取决于我们所持的立场和视角。立场和视角换了，可能矛盾也就不成其为矛盾了。如以前总有人认为苏雪林的捐金抗战和她的反共之间存在思想意识的混乱，这是典型的“左翼”视角，她在抗战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反共了，爱国和支持共产党并不能简单对等，我们以前喜欢把两者弄到一起来看。苏雪林本身的思维是清楚的，并不混乱。再者如反鲁问题，苏雪林将人格层面的鲁迅和艺术层面的鲁迅分开对待，给予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在向来注重“文如其人”的许多中国读者那里，就意味着思想的混乱。其实将人格批评和风格批评分开，这是现代批评的基本原则。苏雪林是清楚的。只不过现代批评重艺术风格批评，而苏雪林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大多时候是在对鲁迅的道德人格大加挞伐，且言辞极为不恭，显然让情感湮没了自己的理智，让人觉得她头脑不清楚，只会乱骂一气。
微观的层面上，考察苏雪林在文章中的运思着墨，起承转合，笔者个人认为是很难将“混乱”这个判断加到她头上的。反之，她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甚至是严密的，只不过论证的起点与立场是站在我们不习惯的“右翼”的立场上而已。以著名的她写给胡适的《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为例，全文紧紧扣住当前的“文化动态”，从文化宣传的角度，谈了她对《独立评论》办刊风格、争夺文化领导权、“左翼”抗日宣传主张及所谓“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核心则是向胡适呼吁，“右翼”的文化领导权已经失去，应该从“左翼”手中夺回。如果站到“右翼”的立场上看，我们不得不佩服苏雪林的敏锐和清醒，她在文章中所担心的后来全部变成了事实，她的判断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而胡适在回信中否认了苏雪林的观点，则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变成了一个他自称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雪林在接到回信后，并不同意她敬仰的胡适的判断，坚持了自己对“左翼”的态度。可以说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文化战线的全面溃败中，苏雪林是站在“左翼”对面的、一个头脑清醒的“右翼”知识分子。不仅在对当时文化动态的分析判断上，而且在苏雪林的大量新文学批评中，她也保持着这种分析模式。所谓条分缕析，用来形容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可以看看她的《<阿Q正传>和鲁迅创作的艺术》，则可知她对批评对象理解得全面和细致，及思考之深入。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当然，也有不少感情偏颇的、激烈的言辞和判断，但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她的思维及论述过程的严谨。在论述某个具体问题时，她从来都不是个混乱、马虎的人，把想法一条一条说出来，是她一贯的做法，这和她的学术研究、长期的学术训练、推崇学术理性也是很有关联的。
苏雪林的激进和保守，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她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姿态所致。从本质上说，她还是保守、内敛的。她的偏执，与她的文化心理及性格有关，有时是情感外向喷发的结果。至于她的混乱，表现为文化心态构成要素在某些历史阶段的矛盾。至于思维方法，笔者倒觉得是比较明晰的，前后也是比较一致的。
2.在艺术和道德之间
作为一个新文学批评家，苏雪林新文学批评的成就引人注目，也颇引人非议。具体说来，招人非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她对批评标准的掌握。她的批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艺术标准，一个是道德标准。这是批评家们常用的标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苏雪林并没有将政治标准引进她的文学与艺术批评实践中，体现出她对文艺独立性的尊重。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批评家们对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的使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这和批评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相联系。苏雪林在上述两种标准的采用上的观点是“以艺术人品为重”(36)，但艺术与人品孰为重？她在实际执行中是有倾向性的，对不同的对象是有所偏重的。这种倾向性如果不能始终一致、左右摇摆就可能造成标准使用的混乱，这在苏雪林的批评实践中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着的。
苏雪林在谈到她的戏剧《鸠那罗的眼睛》的创作时，曾说了下面一段话：
作家对于古代的故事原有改造的权利，那也没甚要紧。他这个剧本(指王尔德的《莎乐美》，笔者注)是不道德的，但因为用美文体裁写，读者只觉得一种哀感顽艳的趣味直沁心脾，道德不道德，在所不论。我这个《鸠那罗的眼睛》也可以说是不大道德的，但系采取美文的体裁，那不道德的气氛便完全给冲淡了。(37)
这段话显示出了“艺术”(美文)对“道德”的优先。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艺术标准优先的，对“左”、“中”、“右”的作家作品基本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当然，“右翼”作家实在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她对“左翼”及“左倾”作家茅盾、丁玲、郑振铎、张天翼、田汉、叶绍均乃至闻一多等评价都比较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仍多恕词”(38)，对追随过鲁迅的乡土作家如王鲁彦、许钦文、黎锦明、沙汀、吴组缃等都持正面的看法，对后来堕落变节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也评价极高，等等。这些都是从艺术角度来谈的，基本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台湾学者马森也说：
我的解释是如果艺术的成就足以掳获苏教授的心，她的道德标准是可以放宽的，正如对鲁迅的推崇也处于一样的情怀。对郭沫若与郁达夫的严厉指责，则因为他们的艺术在苏教授眼中是不及格的，所以只剩下道德标准了。(39)
这话是很有见地的，也可以用来解释苏雪林对周作人的高度评价，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事实上，苏雪林对鲁迅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并没有放宽她对鲁迅道德人格的苛求和攻讦。她将这两者是分开来看的，一直如此，两者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对郭沫若与郁达夫的严厉指责，包括对张资平的贬低性评价，是从艺术到道德，还是从道德到艺术，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很难说苏雪林认真、细致、客观、全面地研究了他们的作品，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她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将人格、道德评价和艺术评价混在一起的，而共同点则是对他们的人格、道德的贬低，尤其是对郁达夫。众所周知，苏雪林有道德洁癖，而上述几人的私生活则不够端正检点，为她所厌恶。有趣的是，在她的《郁达夫及其作品》开篇，她便将郁达夫和郭沫若、张资平三人放在一起进行了否定，共同点是他们的作品发挥了不良的社会道德影响，影响了社会人心，显然是道德因素影响了苏雪林的艺术判断的分寸。否则以她的眼光，怎会看不出郁达夫对现代抒情小说流派的开创性贡献，看不出郁达夫的散文的水准？难道他还比不上穆时英？这些并不令人费解，何况她对后来走抒情小说路线的沈从文评价并不低。道德归罪的欲望在这里摧毁了学术理性，甚至战胜了民族立场，只能让人感叹情感偏执的力量。
在艺术与道德之间，苏雪林基本坚持了一个新文学批评家的独立立场，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缺憾。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些缺憾同时造就了苏雪林新文学批评的个性。考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没有缺憾和个性的批评家是不多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发掘这些批评个性背后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立场，也许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3.个人与群体
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政治、文化、文艺思潮可谓风起云涌，个人常常裹挟于时代思潮而难以自拔。在政治立场上，苏雪林属于“右翼”文人无疑；但在文艺与学术研究层面上，她并未湮没在一个个群体或集团之中，倒更接近于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别集中体现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增加了学界对她进行评判的难度。
在一般人看来，苏雪林既然属于“右翼”，那么她应该归属于“右翼文人”这个群体。可在苏雪林身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归属的明显迹象，在她的文字里，除了对国民党政权一些宏观的、口号式的拥护之外(而且这些言语往往是在批评“左翼”和鲁迅的时候出现)，也没有体察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充其量只是，她在三四十年代对国民党政权确实没有做出什么批评。我们知道，甚至在去台湾以后，她也顶住了当局的压力，没有加入国民党。在“右翼”或“右倾”的知识分子群体里，她的社交圈子其实很小，这从她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长来往的女性也就袁昌英、凌叔华等极少的几个。而这几个女性作家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明显，姿态远没有她那样激进，袁昌英新中国成立后就留在了内地。男性也就胡适、陈源、王世杰等几个人，但交往时的地位也不平等，他们比她的地位要高，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内心思想的交流。另外就是和一些天主教徒如善秉仁等有一定的来往，和其他的同时代女作家、艺术家如冰心、庐隐、冯沅君、孙多慈、潘玉良等多属于泛泛之交。她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写作、学术研究和自己的姐妹家庭生活中，和当时真正的“右翼”文化圈联系并不密切，对政党政治并不关心和了解，了无兴趣。她的“右翼”身份在当局和时人眼中也不显著，以至于1948年6月，她莫名其妙差点被武汉国民党军警作为拥共分子抓走。所以在“右翼”的知识分子里面，苏雪林其实是很孤立的、不合群的一个，而且又是一个不盲从、不愿意苟且的人。反对“左”，也不怎么容纳于“右”，从这点上说，把她放在“右翼”群体里又有点勉为其难。
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和学者，苏雪林非常看重自己的作品和学术成果在外界的认可度。当别人赞赏她作品的时候，她一般都很高兴，而不会去计较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自己有共同的文艺爱好的，她也不会去顾及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如她和武大的同事朱君玖私交甚好，是因为两人都爱好诗词和戏剧，而朱君玖的政治态度则是“左倾”的。在抗战期间，她和同事顾如、凌叔华、袁昌英曾在武汉宴请过邓颖超，席间邓颖超称赞她的散文和《棘心》，她非常高兴，几乎要引以为同道了，席后还对邓颖超赞不绝口。(40)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她很明显是偏向艺术的。作为一个婚姻生活并不幸福的女性，苏雪林内心希望得到朋友和文艺界的认同，希望获得群体的归属感，但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主张去获得这种归属感，所以她很难融入到某个思潮中去。她曾经托人将自己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送给梁启超，将自己的《绿天》赠给鲁迅，诸如此类，都是想获得来自某个群体的认同。她是一个有名利观而无名利欲的人，她也希望通过名人和群体的认同来获得创作和学术上的成就感，但往往事与愿违。她对自己的创作、研究和主张有很强的信心，并不盲目屈从于胡适这样的权威。这给了她独立的勇气，使她独立于群体之外，而且能够持之以恒。在去台湾以后，她也是保持着这种独立姿态的，起码在艺术和学术追求上是如此的。她梦想拥有自己的名山事业、掌声和赞誉，可她很多时候都是孤独的，起码在艺术和精神世界里是如此。
苏雪林是一个胸无城府、心直口快、情感外向的人，同时她又拥有极为丰富的、独立的而又略显封闭的精神世界，她一直生活在这两种富有张力的维度之间。政治上的选择兼之外向型的性格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影响了她的人生道路，并造成了长期以来内地学界对她的否定性的评价和有意识的遮蔽，这和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的苏雪林的内心是矛盾的。其实，最终去台湾也是她无路可走的选择。在事业上，她追求一种安稳的、平静的、充实的学者生活；在个人生活上，虽有姐妹家庭的安逸，但感情上毕竟有缺憾。她内心仍然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将自己归属于这个家庭之中，虽然这有可能分散她的精力，影响她的文学创作和学术事业，但这毕竟是每一个女性内心的基本需求。遗憾的是，所谓造化弄人，她一直没能实现这样的愿望，也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年轻的时候，苏雪林借助于《棘心》中的“醒秋”形象，这样评价自己：
醒秋的性格本来有些特别，一面禀受她母亲的遗传，道德观念颇强，严于利义之辨。一面又有她自己浪漫不羁的本色，做事敷衍随便，缺乏责任心。有时逞起偏执的性情，什么都不顾。她很明白的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美善的天神，同时也有一个魔鬼，势均力敌的对峙着。(41)
我们再来看走过现代文坛的风风雨雨、走近晚年的苏雪林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我对世间万事一无所好，所爱只是读书。若有一个神仙以三个愿望许人选择，我所选的第一个愿，要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让我终日獭祭其中；第二愿，有一个和美的家庭；第三愿，太平时代的中产之家的收入。倘若神仙所许的仅一愿，那么，给我图书馆吧。
我的性格外表上好像喜欢热闹和活动，内心实倾向孤独，所爱的是从容的岁月和恬静的生涯。我常和我的朋友袁兰子说：假如有一花木繁盛、池榭清幽的园林，园中有一藏书楼，万卷琳琅，古今中外皆有，期刊日报，也按时送到，不管这地方是修院也罢，牢狱也罢，我可以终身蛰伏其中，不想念外面的繁华的世界了。(42)
苏雪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看似前后矛盾的文字，那么丰富的人生场景，让我们在徘徊在她的“人”与“文”之间而左右为难。她的一生如此漫长，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她奠定自己文学地位和思想基础的时期，本应和其他同时代女作家一样，给后人留下一个明晰而完整的印象。可是她太执拗了，她挑战了男性世界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作家的日常审美规范和行为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她孤独、偏执、矛盾的背影。
直到今天，我们可能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苏雪林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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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了安庆一女师肄业数年，几个国文教师又都是热心卫道之士，所授文字无非是宣扬伦常礼教，他们是大冬烘，我们也就成了小冬烘。”参见《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2)《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3)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4)苏雪林：《我的荣与辱》，参见《我的生活》，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246～250页。
(5)苏雪林：《灵海微澜》(第三集)，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6)方维保：《救渡的契机：苏雪林皈依天主教的心灵轨迹》(未刊稿)，《2010海峡两岸苏雪林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武汉大学文学院、成功大学文学院2010年11月编印，第18～24页。
(7)苏雪林留法期间写有反映她入教时情感动态的小诗：“黑衣黑帔的女冠/抚我如一小孩/晨夕必替我亲颊问安/并随时诚恳的帮助我/伊那深而黑的眼光中/含有慈祥的道气/呵呵，人们互相爱助的伟大啊!”(《村居杂诗》之二四)；“但使我见到和善慈祥/肯谦抑自己以扶助他人的妇人/我的心灵便有说不出的深切感动/因为我想到我的母亲了!”(《村居杂诗》之二五)。可参考范震威《世纪才女：苏雪林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8)苏雪林在《棘心》中谈及她入教前后的心理变化，这样写道：“这正如一个人置身于洪炉之侧，热不可耐，忽然看见一个积水潭，便不顾水的深浅，踊身向潭里一跳。初入水的时候，万热皆消，浑身清凉，原像换了一个世界。但过了一些时候，便觉得潭里的水太冷，冷得沁肌透骨，非爬出来，便有生命的危险似的。这时候他又觉得宁可受洪炉的熏灼，不愿再在水里存身了。”参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9)黄忠来、杨迎平：《背负传统的“五四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10)方英：《绿漪论》，《苏雪林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98页。
(11)苏雪林：《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2)苏雪林：《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13)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14)龙应台：《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比较两本女性自传小说》，《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成功大学1991年编印，第13～5页。
(15)苏雪林：《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一》，《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
(16)参见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印行，第7页；以及许广平1929年5月28日致鲁迅信，《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0页。
(17)苏雪林：《辛亥革命前后的我》，《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6～80页。
(18)苏雪林：《辛亥革命前后的我》，《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19)参见李瑛：《四访苏雪林》，载《文史春秋》2004年第11期。另李瑛在此文中提及萧乾于1995年7月12日曾在《羊城晚报》上撰文回忆，苏雪林在1936年将五十一两黄金托他交给《大公报》，捐赠给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因为此说在捐金时间、捐金对象等方面与现存说法存在出入，该文的行文也存在一些讹误，这里姑且存之。
(20)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页。
(21)参见吴姗姗的文章《论苏雪林的尚武思想》，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文与哲》第十三期，271～298页；以及她的《苏雪林之尚武与正气》，载《长江学术》2011年第2期。
(22)参见苏雪林：《灯前诗草》，台北：中正书局，1982年，第24页。
(23)本段引文均出自《胡适文集》(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3～824页。
(2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7～788页。
(2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9页。
(26)鲁迅：《两地书·十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27)鲁迅：《两地书·十九》，《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28)约翰·密尔：《论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页。
(29)参见布封：《论风格》(范希衡译)，载《译文》1957年第9期，第151页。
(30)可参看苏雪林归国前仿龚定庵诗所作的二十首绝句《惆怅词》，如“小别湖山劫外天，东南幽恨满词笺；灵文夜补秋灯碧，请肆班香再十年”。又如“文字醰醰多古情，荷衣说艺斗心兵；梅魂菊影商量遍，竟至虫鱼了一生”。转引自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31)阿英：《苏绿漪小品序》，《无花的蔷薇——现代十六家小品》(阿英编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
(32)苏雪林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中说：“现在政府(指南京政府，笔者注)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
(33)参见《胡适之先生答书》，即胡适针对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和《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两文，于1936年12月14日写给苏雪林的回信，原刊于武汉《奔涛》半月刊创刊号。
(34)参见尤西林：《风格与人格的现代性关系》，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5)参见谢泳、蔡登山编“中国现代文学稀见史料”《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台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V～VI页。
(36)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序言，台北：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页。
(37)苏雪林：《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38)苏雪林：《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39)马森：《论苏雪林教授<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载《百家春秋》2000年第2期。
(40)参见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以及范震威：《世纪才女苏雪林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41)苏雪林：《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42)苏雪林：《忆武汉大学图书馆》，《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