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民:愚昧而卑贱?

大国之民:愚昧而卑贱?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膈膜更厉害。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与“佛见喜”李莲英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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