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最早接触鲁迅是从中学语文课本开始的,而且是从“文革”中“学习鲁迅”运动开始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那个疯狂而愚昧的时代,我成为一个单纯而激进的蒙昧少年。我们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接触到一个伟大人物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个伟大人物也就带有许多不正常的理解。很长时间里,我对于鲁迅的理解是单一而偏激的,阅读鲁迅作品的结果无外乎是语文课本和老师告诉给我们的——“通过”什么,“揭示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歌颂了”什么之类的公式化感受。说到底,鲁迅精神世界的本质并没有被我和时代所理解。鲁迅本来是最具思想个性和叛逆性格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然而“学习鲁迅”的结果恰恰是使我们消泯了个性思想和反叛意识,成为当代政治批量生产的毫无意义的边角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代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使人失去了自我意识,使民族失去了思想的能力,而这祸根从中小学时期就已经种下。我曾经说过,最彻底的觉醒是思想的觉醒,最彻底的专制是思维方式的统治。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就像挑担的农民梦想自己有朝一日做了皇帝,也要有一根金扁担一样。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代转型的迟滞原因,不仅在于思想观点的落后,更在于思维方式的落后。

深感庆幸的是,在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过去之后,我赶上了一个当代中国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阴云密布的天际出现了一缕阳光,而这缕短暂的阳光就照在了我和我们一代人的身上。从此,在人生道路上我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几位学术和人格兼优的老师,他们的指教和培养令我受益匪浅。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8年的那个春天,我以高出录取线将近一倍的分数进入延边大学学习。因为那时候高考录取还有政审,我担心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报高了志愿怕有问题。所以,第一志愿报的是延边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当时无知的认为,如果成绩好,吉林大学就会录取我。

那时候,好像整个中国的一切都在过渡,从国家到个人,从思想到生活。入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是在离学校百里之遥的汪清县山里的仲坪公社延边大学分校渡过的。那是一个偏僻而又美丽的山乡,到了那里,我最先看到的是那满山遍野的火红的金达莱花。还有青青的稻田,高高的白杨树。第一个学期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的是湘妹子陈琼芝老师。她口才好,知识面广,特别是她参加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73年版的注释工作,因此接触了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课堂上她常常讲一些教科书之外或者与教科书不同的史料、轶事,令我们十分感兴趣。通过她的讲解,使我们知道了与以往不同的鲁迅。陈老师夫妇后来像延边大学中文系的许多老师一样,离开了延边。前些年的一个秋天,陈老师在北京病逝。大学时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张德江老师。他当时是延大的副校长,我们第一个学期在汪清山里的时候,他曾经来分校做过报告。大学学习期间的最后一年,张德江老师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归来,第一次上课就是给我们班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和盛玉田老师的“中共党史”成为最受我们欢迎的公共课。我对于茅盾《子夜》中的公债交易基本知识就是从张德江老师讲的课程中弄懂的。毕业留校任教4年之后,经张德江老师的建议和鼓励,1986年的秋天我考入了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刘柏青、刘中树、金训敏等先生读研究生。毫无疑问,这是我思想和生活的又一重要转折。

我曾经在以前出版的论著中多次谈到,我先是由对鲁迅研究界诸多前辈先生人格的敬重而踏上真正研究鲁迅之路的。与我结识的几乎所有鲁迅研究界前辈学者都有一种令我肃然起敬的道德人格,通过与林非先生、严家炎先生、孙玉石先生、袁良骏先生、朱德发先生、陈漱渝先生、陈鸣树先生、王富仁先生、钱理群先生、张梦阳先生、闫庆生先生、王吉鹏先生以及学界诸位仁兄同事相会相知的过程,使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这其中还有鲁迅研究界以外的诸多先生在我的学习研究中给予了无限的支持和帮助,像曾繁仁先生、董键先生、童庆炳先生、项楚先生、饶芃子、陈洪先生、陈大康先生等。我不仅从先生及同仁们那里学得如何治学,更学得怎样做人。不仅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如此,海外的学者亦是这样。由于学校的地理与历史关系,我们与日本的学者交往较多。丸山升先生、伊藤虎丸先生、山田敬三先生、片山智行先生、藤井省三先生等也曾多有赐教,他们那种严谨求实认真刻苦的学术风格令人敬仰。我最感可贵的,是在吉林大学学习期间感受到的几位导师那种坦诚、热情和宽容。我们前后几届研究生都与先生们相处得十分和谐,常常去老师家里吃喝,一起争论,一起谈笑,思想上相通,情感上不隔。1988年7月我提前一年通过论文答辩,毕业留校任教,留在了先生们的身边。

1994年春天,我从日本归来一周后,通过了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继续跟随刘中树、孙中田先生学习。这是我加强学术训练,更进一步走入鲁迅世界的必要途径。

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很快就确定为鲁迅研究,因为导师刘中树老师的主要学术方向之一就是鲁迅研究,也是因为我对于鲁迅的热爱与困惑。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中树老师和我无数次交流,多次修改论文,细致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那个时候,中树老师担任吉林大学校长,工作极忙。最后一稿他带着上了飞机,回来后给我了一个完整的修改稿。在老师身边至今已经整整27年了,27年是一个孩子由出生到结婚生子的漫长过程,而对于我的学术生涯来说,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树老师对我有形与无形的关心和培养令我永生难忘。

我们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是久远的学术高原,也是政治风云变幻的是非之地。鲁迅用这种个人处境的悲凉换得民族的自省和自强,直到今天,我们还要庆幸我们这个民族有鲁迅。我在《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早就明白自己选择了一个费力而不得好的课题。但从开始到最后,我都没有一丝后悔。因为我一直认为,鲁迅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我思想和人格的楷模。研究鲁迅的过程就是对鲁迅的认同并确认自我的过程。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和愿望。二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感受和愿望没有一丝改变,只是社会的思想环境发生了更大变化。这个变化也使鲁迅文化选择和思想性格与时代有了更大的差异,虽说他所批判的和现实存在的越来越相似。

我曾经说过,无论对于鲁迅评价如何高都不过分。这种过分的意识和情感被我带进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我记得在答辩时,几位评委老师不约而同地提问:鲁迅的文化选择是否存在着局限性?对此,我只好避实就虚,从思维方式上作出回答: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局限性,事物也就不会发展了。其实,我们不仅要把鲁迅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还要以一种平常心将其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在这个激变的时代里缺少的就是那种平常心。

这次出版的文集中的文章写作和发表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这也是我逐步走近鲁迅的漫长过程。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和速率,就像个人的生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价值的差异一样,人类思想和学术在不同的文化时代也存在着很大的价值观差异和变化速率。没有一种不变的思想,即使是先人留下的思想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差异。这种价值差异有时候是增值,有时候是贬值,而最后的价值判断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从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当下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我越来越坚信毛泽东当年对罗稷南“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的真实性,这是一个被我们思想界有意回避的“罗稷南之问”。我们只要一天不消除这个疑问,社会就不会正常。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不再需要“活着”的鲁迅了,或者鲁迅只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一种知识修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趋于完善了。而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我衷心期待那个时代的早日到来。

研究鲁迅是我自己思想成长的过程,在博士论文出版的后记中我曾经说过,鲁迅是一棵大树,当我走近他,自己的影子就消失在树荫下。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这片树荫下,没有阴影,只有庇护和感恩。走不出树荫并不只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把鲁迅的思想与当下环境对接之后,愈发觉得鲁迅的深刻与高大,愈发觉得这片树荫的广阔和可贵。我最感激鲁迅的不只是他为我们民族留下了精神追求的刻度,而且给我们评价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最有力、最恰当的言说方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会言说;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好言说。

树叶绿了又黄了,几绿几黄我们便慢慢变老了。我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了,“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是典型的衰老标志。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说,回忆往事让我们泪流满面。过去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一件极其平常的小事也会让自己激动不已。怀旧,作为人生暮年的个人情怀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真诚感动;而当怀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时,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回归与复古的渴望。其中,也包含有对于当下现实的失望与拒绝,是今天与昨天两个时代对比反差后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今天,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一个普遍怀旧的时代和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一样,都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

我在《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一文的结尾中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和内心感受。我在网上看到2012年武汉市中学语文月考时,选用了我的这篇文章作为阅读理解的试题,其中对于这两句话的标准答案并不与我想的一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越来越理解鲁迅了。然而也就是因为理解才更觉得悲哀。作为鲁迅的传人,我们似乎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连自己的呐喊都觉得空洞,真的成了孤独者了。我的朋友李新宇先生把几年前出版的鲁迅研究的著作命名为《愧对鲁迅》,给我的震动和慨叹让我永远难忘。但我们还是要呐喊,哪怕是面对空无一人的旷野。

在这20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因此,面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化,我把自己的对于时代的思考也写在了近年的鲁迅研究文章中。所以说,鲁迅的一些观点不仅是衡量我们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也是我们言说社会和时代的工具。当然,我自己的变化也很大,这很大的变化不在于我担任了什么领导职务,而在于环境和心境的变化。春夏秋冬轮回,日月星辰变幻。在大学校园里,坚守伦理的善良、学理的端正和真理的执著,应该是教师的一种职责。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深深感到成长环境对于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特别是青年人的重要。我担任学院领导工作的十四年里,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在学术思想上永远要“鼓励个性,保护叛逆”。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时候时代的差异并不是与时间距离成正比的。也许某一阶段里,五年或十年的差异比半个世纪的差异还要大。因为这是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差异。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都明显感受到1990年代是一个文化反思的年代,文化反思即是对20世纪文化选择的重新评价。文化选择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行为,它不同于纯粹的文化观,因为它包括从文化价值判断到价值重构的连续过程。文化选择可以发生于同一文化系统内,如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但我们在此所说的文化选择主要发生于两种文化系统之间,是指鲁迅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冲突交汇中,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重构。半个世纪以前,当未来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作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著名判断之后,鲁迅的文化选择的价值和“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素质似乎就被确定了。某种激情的消退带来了文化心态的平复,在平复之中,一种以对20世纪新文化反思为内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便悄然而生。反思也是一种清算,于是,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方向新的一次清算,便最终构成了对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怀疑。鲁迅,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新一代人心中的形象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阴云缓缓漫向高耸的山峰。

我常想,作为后人,似乎谁都可以对历史做出轻而易举的评价,然而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包含着对于历史的曲解。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的文化选择过程便是这样一段被后人肯定而又多有曲解的历史。近年来海内外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也正是通过对鲁迅文化选择的怀疑和曲解,来否定中国新文化的价值体系和实践意义的。

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借助于一种民族情感的保护和出版界唯利是图的商业机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操办盛大而不伦不类的祭孔大典,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民间不断涌现各类“大儒”,半人半仙半神经,或中山装或长袍马褂,年老的一定要鹤发美髯,不那么年老的也要老成持重,故作深沉,穿梭于高官的宴席和富豪的写字楼中,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还有热心者设立国学私塾,招天资聪慧小儿,行周礼,着汉服,吟诗诵经,摇头晃脑煞是好看。而出版市场也搭国学热的快车,各类“丛书”、“经典”、“精选”铺天盖地。真是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似乎前些年学者们畅想的“中国的世纪”就要到来。在这种文化复古潮流中,作为“五四”新文化的旗帜,鲁迅及其思想首当其冲受到质疑和否定。面对这种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乃至警觉。

一个世纪前,鲁迅生活在近代中国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化选择。鲁迅文化选择的基本取向便是从整体上批判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国“深度现代化”的完成。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历史有如一个旋转的大舞台,把昨天和今天、传统与现代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我们再一次做出文化选择。

我们有一种直觉,坚守鲁迅精神是痛苦而充满风险的。但是,鲁迅的文化选择,为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和发展确立了基本尺度,而新文化作为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使我们面对着又一次文化选择。此时,鲁迅的尺度自然又成为我们今天的尺度。因此,重新确认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便具有至关重要的当代意义。其实,当你阅读完鲁迅再阅读我们社会,你就会发现鲁迅离我们很近。远离的,原来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在这个最需要鲁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