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大家们
鲁迅的收入与生活
第一篇 鲁迅与祖父：遗传的力量
一
绍兴人，在北京生活过十多年。
个性强毅好斗，擅长骂人，能骂到令人“镂心刻骨”的水平。
喜欢文艺，文笔优长。
数十年坚持记日记，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
读了以上这些描述，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此公只能是鲁迅。其实这些文字，也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描述他的祖父周介孚。
遗传的强大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以至于隔辈人之间的相似可以达到复印式的精确。
周作人回忆祖父周介孚，说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脾气乖张、极善骂人。骂人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周作人说，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子侄孙儿，都被他骂遍了。他骂起人来，“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嘎嘎作响，乃是常有的事情”。
他骂人总能一针见血。他骂慈禧是“昏太后”，骂光绪是“呆子”，骂夫人是“王八蛋”。有时拐了一道弯，则更蕴藉有味。比如有一次，鲁迅三兄弟一起在桂花明堂站着聊天。
祖父笑嘻嘻对我们说：“乌大菱壳氽到一起来了。”
为什么骂“乌大菱壳”呢？绍兴水多，人们吃完菱角后，往往把菱角壳扔进水里。时间久了，漂浮着的菱角壳变成乌黑的一片。“乌大菱壳”，实际上就是废物的意思，又兼具“腹中空空”的含义。
骂人显然是祖父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经常对族人大讲《西游记》里的故事。周作人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讽刺本家堂弟媳“衍太太”（鲁迅作品中写到过这个人物）。“衍太太”作风不好，与族侄周五十姘居。人们传说周五十是因为偷看了“衍太太”洗澡而发生奸情，周介孚便以猪八戒偷看蜘蛛精洗澡来加以讽喻。“介孚公对于这事很是不满，不过因为事属暧昧，也只好用他暗喻的方法，加以讽刺，于是有在堂前讲《西游记》的事情，据族叔官五（别号观鱼）所记，所讲的是猪八戒游盘丝洞这一节，这故事如何活用，我因为没有听到过，无从确说，但总之是讽刺他们两个人的。”
此公不仅善于以口诛，亦长于以笔伐。他生前留下了一副挽联，是自挽的：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鲁迅看了以后说：“这是在骂人。”他对弟弟解释说：“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只有地下才能找到骨肉，那么，他的意思是在说，活着的这些亲人，和他并不亲热，对他不够孝顺。[1]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病逝以后，他也曾写有一联：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分明是指责这个死去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辜负父母之恩。这种曲折深刻，后来在鲁迅的文字中多有继承。
鲁迅在尖刻的同时也以幽默著称，而他的祖父也是既善骂又善谑。周作人说：“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
胡适日记记载：
演讲后，去看启明……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2]
二
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天赋，都与这位祖父的遗传及培养有关。
周介孚是翰林出身，自然文笔优长。后来，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他的时候，考语是“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
他著有一本诗集《桐华阁诗钞》，还有一本名为《恒训》的家训。这本家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些阐明大道理的小故事写得如同《聊斋志异》一样精彩可读。
他的读书品位和普通老夫子也颇有不同，不喜读高头讲章，而喜读小品文[3]，祖父指导鲁迅兄弟读书时，主张可以让孩子们多读小说，如《西游记》等。这一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开明甚至惊世骇俗的。另外，他高兴的时候，还会带孩子们去看戏，或者给他们讲故事。这些无疑对鲁迅兄弟一生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虽然鲁迅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但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念念不忘，他说：
他的影响却也并不是全没有，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
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诗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
三
祖孙俩性格之强毅也非常相似。
周介孚说，“予性介”。确实，周家并非世家，家计不丰，甚至请不起老师，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科举成功，并且成为翰林，没有点奋斗精神是不可能的。
介孚公幼年时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就三台门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介孚公也是趁机进修，他天资高，易于领会，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4]
鲁迅继承了祖父的这种奋斗精神。他在家道破落的过程之中，依靠个人的发愤挣扎，才得以走出家乡，获得留学资格。
周介孚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极有恒心和毅力，一个表征是他记了一辈子日记。周建人回忆，祖父的日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无独有偶，鲁迅一生也是不间断地记了数十年日记，方式也与祖父一模一样。“（鲁迅）日记以毛笔竖写在印有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张十八行的‘乌丝栏’稿纸，一九二二年以后用的是每张二十行的‘朱丝栏’稿纸。……共计二十五本。”[5]
周介孚的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而鲁迅的日记也是临终前一天才停止。
周介孚一生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场轰动朝野上达天听的科场案。事发之后，审案官员为了大事化小，向上汇报说他精神有问题，神志不清。周介孚却毅然呈供自己精神完全正常，并且当堂揭发质问为什么某某和某某都行贿考官平安无事，只有我倒霉？搞得审案官下不来台。
入狱之后，有一次臬司到狱中点名，犯人按例都应答“有”。臬司因为周介孚以前也做过官，算是官场前辈，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以示尊敬。没想到他却恨恨地回了声“王八蛋”。“可见他的倔强气魄。”[6]
犯人出狱时，狱卒照例会来敲诈上一笔钱。周介孚被释放时，狱卒也前来伸手。周介孚明白这一套，拿起门闩就打，打得狱卒抱头而逃，他还在后面追了一段，才恨恨地停下脚步。
鲁迅一生“不怕鬼”，敢于并乐于与各色人等争斗，临终前仍宣布一个也不宽恕，这些都颇似祖父的风格。[7]
四
人类心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并不喜欢与自己个性过于相似的人。鲁迅对他的祖父正是如此。
“在周氏三兄弟中，真正在个性、性格上承袭了祖父遗风的，恰恰正只是鲁迅。”[8]
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录中，都多次写到祖父，既指出他的缺点，也论及他的长处。只有鲁迅，虽然写了很多回忆早年生活的文章，多到能汇成集子，但是绝口不提这位对他一生有极大影响的祖父。
1919年，鲁迅返回绍兴迎接家人移居北京。三兄弟卖掉了祖宅，并处理了很多无法携带的生活杂物。关于如何处理祖父的日记，兄弟们产生了分歧。周建人说，有些东西，比如账目、课本和一些不重要的书籍，一股脑儿放在火中烧了。但是，“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周建人在鲁迅面前一再表示他对于祖父遗物的珍惜，建议鲁迅把它们带到北京，作为传家之宝。可是鲁迅却说，里面记的无非是娶小老婆等无聊的事，没有任何价值。在鲁迅的坚持下，祖父那些文笔娟秀的厚厚的日记都被烧成了灰烬。周建人遗憾地回忆道：“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
吴俊分析说：“如果说鲁迅在形成这些个性心理倾向的过程或最初萌芽时，祖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是非常明显和深刻的话，那么，第一个遭到鲁迅这种心态还击和报复的人，恰恰也正是他的祖父。……从这件事中，我能够想象并似乎看到了鲁迅因报复了祖父对自己的虐待而感到的那种充满了复杂感情却又是带有恶意的心理快感。”[9]
第二篇 鲁迅的公务员生涯
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二十五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幻灯片事件受到刺激，弃医从文，投入文学事业，发愿要用文学唤醒国人。
而事实上，鲁迅直到三十七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10]
那么，三十七岁以前的鲁迅主要在做什么呢？
做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做“官”。
辛亥革命是“海归”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个关键契机。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本来只是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马上被委任为“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然而上任不过两个月，1912年初，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他的朋友许寿裳从南京给鲁迅来了封信，说他已经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请他到南京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
鲁迅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前往南京。
1925年，鲁迅回顾当年从政的心情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三十四岁中了进士，步入仕途。鲁迅进入教育部这一年是三十二岁，与祖父相仿。
有趣的是，祖父中进士时向朝廷申报的年龄是二十七岁，少报了七年[11]，目的是将来多做几年官。而鲁迅进入教育部时，也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一岁，动机也是相同。[12]
从地方奔赴首都的鲁迅，怀抱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志向。绍兴人天生有从政基因，何况周家本是官宦世家。乡人也都认为鲁迅从此要“阔”了。数年后鲁迅回乡接母亲时，邻居“豆腐西施”就对他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可见此次鲁迅出仕，亲戚邻里们都认为是周家中兴的开始。[13]
二
民元初创的教育部，机构相当精简，一共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个司下面有两个到三个科，全体人员不过73名。
刚到南京，鲁迅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科员”。数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鲁迅也随之北上，半年之后即获升迁：官阶被定为“佥事”，实职则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这个科长，不同于今天的科长。因为鲁迅的顶头上司是司长，所以按今天的级别，应该算是处长。
至于官阶“佥事”，则比今天的处级还要高。“佥事”是民国沿用清末的官阶名，在清末，佥事为从四品[14]。
所以鲁迅的官位，如果从品级看，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也就是现在的副司局级。从职务来看，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在佥事之下，还有主事、技正、办事员、录事、工友等级别[15]，因此晋升之后的鲁迅在教育部是正儿八经的中层领导，在部中日常事务有人负责给他跑腿[16]。鲁迅认为这个官还是比较“大”的。后来1926年7月的一天，已经久不到部的鲁迅到部里办事。“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因此感慨道，“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进入仕途后，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外放做了几年江西金溪县知县，后来回京任从七品内阁中书。综而较之，与鲁迅的这个官位大体相当。
因此获得这个任命的时候，鲁迅是相当兴奋的。1912年8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17]当天晚上，鲁迅约好友钱稻孙、许寿裳到广和居欢宴，“每人均出资一元”，在当时属于非常阔气的一餐。饭后回家，日记记载“归时见月色甚美”。这种反映心情的景色描写在鲁迅日记中是极罕见的。五天之后第一科科长的委任状颁下，鲁迅当晚又“大饮于季市之室”。[18]
后来鲁迅在与陈西滢等打笔仗的时候，因为陈氏讽刺他是“区区佥事”，鲁迅回击说：
据我想，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从这些叙述可见，鲁迅对这一职务是相当看重的。
三
那么，鲁迅这个“较大”的“官”，都主管什么呢？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辖以下内容：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关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
关于诵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19]
管辖范围颇广。1920年以前，鲁迅对他的工作是相当尽职和努力的。作为民国创始阶段一个中级官员，鲁迅在这个崭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最初都是由他参与首创的。
国家图书馆的设立与管理是鲁迅的职责范围。“社会教育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筹办一个京师图书馆。”为了筹办京师图书馆总馆和通俗图书馆，鲁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
鲁迅也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的筹建。1912年6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是为了察看国子监是否适合设立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采购事宜鲁迅也参与。日记记载有“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
中华民国的国歌审定也是鲁迅的工作内容。因为要审定新的国歌，1917年，鲁迅“往高等师范学校听校唱国歌”。1919年，鲁迅被指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颇为此事奔忙了一段时间。
中华民国的国徽更是由鲁迅直接设计的。钱稻孙回忆说：“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图案并不很好，但文章写得很好，是用六朝文写的，部里其他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教育部的人都很佩服。……国徽上是十二件东西，拟好之后交部里了，很用了一阵子，驻各国使馆用了，国书上用了，证书上也用了，钱上也用了。”
此外鲁迅还受蔡元培所托为北大设计校徽。这一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注音字母方案也是鲁迅参与制定的。1913年2月，鲁迅参加“读音统一会”，因为与会人员达不成统一意见，鲁迅作为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努力居间调停，促成了解决方案。
有的主张用音韵来代，反对的说，各地方言音韵都不同；有人主张去掉汉字，反对的说，去掉汉字就是割断了中国的历史；有人主张用简字，反对的又说，简字是不正当的，等等。……我们教育部的五个人提议用注音字母的方案，大家同意了。因为这三十九个注音有许多好处，是篆字演化来的，又是独立字，又有音韵，笔画少，所以大家同意了。
戏曲也是归第一科管理的。1912年6月，鲁迅为了考察戏剧，前往天津出差。任务是观赏新旧戏剧。到了天津，他前往洋行“购领结一”“革履一”。显然，因为代表官方看戏，他需要西装革履出席。[20]
此外，鲁迅也参与过“大内档案”的整理，主持过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规程草案的编订，在溥仪出宫后被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在中华民国文化奠基的很多方面做过自己的贡献。
当然，也有一些活动，今天看起来不甚光彩。比如，从1913年至1923年，鲁迅每年都要参与祭孔。这在当时被进步知识分子认为是反动的文化活动，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鲁迅对此也不以为然，不过他每次都按时参加，行礼如仪。日记中此类记载不一而足，比如，1913年9月28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1915年3月15日：“赴孔庙演礼。”16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17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
鲁迅的同事钱稻孙回忆说：“袁世凯想做皇帝，我们是不以为然的，比如做执事生，虽然不乐意也得去，不敢怎么反抗。”
除了祭孔，鲁迅还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过自己的名字。钱稻孙说：“有一次，袁世凯与日人订了廿一条，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地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
四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把公务员工作当作一个饭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在公务员生涯早期，鲁迅这个“官”，做得是很认真的。所以进教育部两年多后，他又从五等官进叙为四等官，后又得过北洋政府颁发的五等嘉禾勋章，这些他均郑重记录在日记中。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颁大总统策令，对各部门公职人员进行封赏，封鲁迅为“上士”，由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盖大总统印的策命文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守学弥敦，当官无阙，才既胜于吏事，职当列于清班，兹策命为上士。”袁氏称帝后的洪宪元年二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
后来他这样总结自己：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鲁迅的勤勉和尽职，背后有两个动力。
第一个是晋升。刚刚进入公务员体系半年，鲁迅就成为中级官员。下一步如果晋升，就会成为司长，数年乃至十数年后成为次长乃至总长，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数年以后，鲁迅的很多同事都纷纷“进步”。1915年，他的老同学伍仲文升为普通教育司司长，与他同级别的佥事陈仲骞做到了代理次长，他的下级主事李梦周做到了司长，甚至小小技正范吉陆后来也做到了司长[21]。连老朋友许寿裳，也先到外省做了教育厅厅长，后来回到北京，做了高校校长。1922年，和鲁迅一样留学日本、同样做过师范学校校长的汤尔和甚至出任教育总长。此人进入教育部比鲁迅晚，1914年做校长时还专门跑到教育部巴结过鲁迅，鲁迅日记中记他“似有贺年之意”，语气颇为鄙视，没想到数年后却成为鲁迅的最高领导。
所以鲁迅对自己的仕途有一定的期望值，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鲁迅的仕途虽然起点较高，但是却后劲不足。1915年之后，鲁迅在仕途上就陷入停滞，“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却一直没有再能升官。这一走势与祖父也非常相似。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离开翰林院外放为江西金溪县知县后，虽然也颇想有所作为，但是因为性格因素，在官场待得并不如意。他言语刻薄、愤世嫉俗，与上司和同僚都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只做了四年知县，即被沈葆桢以“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参劾，灰溜溜回到北京。
和祖父一样，鲁迅固然精细、勤勉，愿意尽职，但是他性格中的偏激和苛刻导致他无法很好地处理与上级和同僚的关系。周建人说：
鲁迅……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祖父曾经做官，但……他却常常顶撞上司，与衙役争斗很厉害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时亦与上司争意见，与章士钊就闹得很凶。[22]
鲁迅对“高等做官教科书”不是读不懂，而是做不到。他表面上言语不多，内心中却相当倨傲，几乎所有上司都不入他的法眼。招鲁迅入部的蔡元培不久就离职，继任者为范濂源。鲁迅听了他的演讲后在日记中记载“其词甚怪”，显然有些瞧不起。范氏干了不到一年又走了，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鲁迅听了他的就职演说后评价说“不知所云”。对次长梁济善，鲁迅的评价则是“山西人，不了了”。
他的直接领导也就是社会教育司司长，一开始是夏曾佑，是著名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今天仍然得到较高评价。“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夏学问很好，在当时也比较有科学的头脑。”然而鲁迅对他的评价是“阴鸷可畏也”，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虾公”。
内心鄙夷如此，鲁迅自然很难搞好和上级的关系。他有时甚至还会犯官场之大忌，顶撞上司。
鲁迅在教育部中任职的时候，他当社会司下面的一个科的科长，是管图书馆等事情的。有一回，一个次长叫他把一件公事给他批准，他看了一看公文，说不能批准。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是不照做官的规矩。[23]
他与大部分同事的关系也并不算好。他对部中同事大都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观念落后，不学无术。1912年7月12日，鲁迅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决定，取消美育教育。鲁迅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
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1918年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
钱稻孙自认为是鲁迅好友，相知甚深，他哪里想得到自己会被鲁迅私下称为庸妄人。对待好友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相似的个性，导致祖孙两人的公务员生涯走势大致同步。周介孚被弹劾回到北京后，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熬了十来年，也没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家，结束了十四年京官生涯。鲁迅和祖父一样，从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整整做了十四年京官，到离职那一天，级别仍然是一个“处级”，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五
虽然得不到升迁，鲁迅仍然愿意继续在部中效力，因为这里还有第二个吸引他的因素，那就是丰厚的薪水。
1912年8月，鲁迅成为五等佥事后，月工资定为240元。1914年8月，鲁迅从五等晋升为四等，工资也由240元上涨为280元，与当时的大学一级教授的薪俸相同。1921年，鲁迅又获得了佥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
这样的薪俸购买力如何呢？陈志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北京1911年至1920年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植物油每斤7分钱。”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2元。鲁迅所雇的女佣，每月工资是2元至3元。因此鲁迅的收入是普通市民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堪称巨款。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收入，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才能以自己近3000银元的积蓄，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的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四合院。八道湾11号是北京典型的“三进”大型四合院。[24]前院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共9间，每3间1套，当中3间是鲁迅的书房。中院有高大的北房3间，东房西房各3间，后院内有后罩房9间。这在当时已是颇为阔气的住宅，今天更是价值起码过亿。
也正是有了这笔薪俸，鲁迅在北京才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他在北京时期，嗜好下馆子、看戏、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才能做的事。他平时上下班常坐黄包车。钱稻孙回忆有一段时间鲁迅曾“包了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包的时间不长。不包车时，也总是雇车，走路的时候很少。因为当时道路很不好走。……教育部门口车有的是，雇车好雇”。今天的公务员午饭都在食堂解决，而鲁迅是到馆子吃包饭的。1914年3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午与稻孙至益锠午饭，又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食，每六日银一元六角。”鲁迅日常生活也有仆从伺候。1914年8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佣剃去辫发，予银一元令买帽。”“佣”就是仆人。
能享受这样“上等人”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有这个公务员身份。因此，1913年底，教育部宣布要裁员，并且说佥事、主事要裁去一半时，部中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鲁迅也非常提心吊胆。好在最终鲁迅的职务没有受到影响。
1913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26日日记：
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鲁迅自己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但是对于那些落职的同事颇感同情，因为他深知这个饭碗的重要性。
六
1920年起，也就是从政八年之后，鲁迅对公务员生涯终于开始感觉厌倦。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迟迟得不到升迁，而且也已经明白自己不太可能升迁了，因此生活重心已经从恪尽官守转向文学创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20年起，由于政局动荡，教育部开始欠薪，经常几个月不开支。
因此他在教育部工作的两大动力至此都已经近乎熄火。
民以食为天，欠薪直接影响到鲁迅的日常生活。此时他肩负着包括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内的整个大家庭的养家重任，不得不另想他法。1920年8月，他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每周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18元。从那之后，他又陆续接受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甚至黎明高中等校的邀请，频繁奔波于各处，靠积少成多的讲课费来维持高水准的生活。
这其实也是教育部很多同事的共同选择。既然拿不到钱，没多少人愿意为政府义务劳动，因此很多部员都外出兼课。当然，班还是要上的，每天至少要到部里去一次，点个卯，然后再偷偷开溜。鲁迅后来曾向郁达夫描述他亦官亦教的生活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在大学兼职讲课的时候，鲁迅开始经常公开讽刺官员的做派。
夏丏尊1937年说：
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门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这种半官半学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多。到了1925年，有几个因素促使鲁迅决定告别公务员生涯。一个是这一年，一名叫许广平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生活。由于他的结发妻子和老母亲都生活在北京，这一著名的师生恋在当时并不为主流舆论所接受，要想继续这份感情，他需要离开北京。
另一个是正好在这一年，因为文学创作已经文名大著的鲁迅经好友林语堂介绍，收到当时创办不久的厦门大学抛出的橄榄枝。厦门大学邀请他担任研究教授，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月薪400元。
因此1925年底，鲁迅决定离开北京。作为告别官场的第一步，鲁迅开始积极讨薪。因为工资遭到长年拖欠，教育部门的公务员已经组织了多次“索薪”斗争，不过鲁迅以前态度并不积极。1920年教育部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静坐抗议，但查鲁迅日记未见记载。陈明远说，直到1926年初，决心离开公务员队伍的鲁迅才开始积极参与。[25]1926年1月，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与各校代表同赴国务院索薪，并且有所收获。1926年2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份”。“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这笔薪水已经拖欠两年多。但是，因为北洋政府财政极度紧张，索薪活动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1926年7月21日，鲁迅公开发表《记“发薪”》一文，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然而这一曝光行动没有什么效果，据钱稻孙回忆，教育部所欠的薪金后来都没有还清，只用一张八行书写了张欠条就算完事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差旅费100元和月薪400元后离开北京，结束了十多年的公务员生活。[26]
第三篇 鲁迅与书商
一
在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时候，鲁迅的动机其实与钱无关。
成为公务员后，鲁迅本来已经放弃了文学梦想。做官之余，他像一般晚清民国的士大夫一样抄抄古碑，校校古文，玩玩古镜。[27]文学创作并不在他的生活规划当中。
改变他生活的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文学革命之后，《新青年》杂志决定从1918年起全部刊登白话文，但是有能力写出清通可喜的白话稿件的人不多。钱玄同与鲁迅兄弟是旧相识，知道他们长于文字，便“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周作人很快交出了稿子，但是鲁迅却迟迟不愿意动笔，人到中年的他对文学救国已经不再有什么信心。钱氏只好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经过一番著名的关于铁屋中人应该不应该被唤醒的辩论之后，鲁迅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如果仕途顺利，如果没有钱玄同的大力怂恿，也许鲁迅不会出现在现代作家行列。
《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一举成名。成功激励他文思泉涌，1918年至1921年，三年多的时间，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五十四篇，其中小说五篇，新诗六首，杂文二十九篇。此外还有通讯、译文等多篇。鲁迅由此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著名“闯将”。
不过，虽然发表了这么多文章，鲁迅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稿费。因为当时的《新青年》杂志是一个精英们的同人刊物，公开宣布不计稿酬。1918年，《新青年》曾登载了如下启事：“本志……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赀。”[28]
因此鲁迅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时是没有任何经济目的的。事实上，在他的经验当中，写作是赚不到钱的。早在1907年，也就是立志以文学救国后不久，在日本留学的二十七岁的鲁迅与弟弟周作人曾经计划创办一个文艺杂志，主要刊登翻译作品，起名《新生》，目的既为“推广文艺”，也希望能有经济收益。结果还未开印，“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兄弟俩为杂志费心准备的翻译稿也就没有用上。
杂志没有办成，周氏兄弟又开动脑筋，想把这些翻译稿编成《域外小说集》出版。绍兴同乡蒋抑卮慷慨赞助了150元印刷费，在日本印刷。第一册印了1000册，第二册印了500册。虽然鲁迅兄弟自撰广告语大力营销，然而知音很少。据鲁迅说，在东京只卖去各20册，在上海寄售的数量也差不多。剩下的只能堆在寄售处，过了几年，因为火灾全被烧光了。多年以后，鲁迅曾与黄源谈起这件事时说：“我有个开银行的朋友，我在东京时要印《域外小说集》，他给我垫了一百五十元，我至今也没有还他。”[29]
除了办杂志之外，鲁迅也写过一些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虽然如他自己所说，为了多赚稿费，刻意写得很长，但最终也没有赚得几元收入。[30]
因此，鲁迅早年的文学活动，基本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的。1918年，在绍兴会馆灯下埋头创作的时候，鲁迅并没有想到钱。他是一个薪俸很高的官员，生活无忧，本不需要赚几元稿费来补贴生活。后来教育部欠薪，生活来源出现问题，他也没有想到卖文，而是通过到学校兼职教课来赚钱。写作目的单纯，是他早期文学创作水准极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直到1923年《呐喊》出版，鲁迅才第一次认识到，通过写作能够养活自己。
《呐喊》的出版，一开始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偶然事件。1923年初，鲁迅将自己的14篇小说结集，连同200元出版费一起交付给出版商李小峰。这一举动说明，他是准备自费出版这些小说，自娱自乐一下。这是传统时代官员士大夫的惯常做法。中国古人的诗文作品，基本都是自费出版，在朋友圈中发行，鲁迅的祖父的诗集就是这样出版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李小峰在1923年8月把《呐喊》尝试着投放到书店后，居然销量喜人，当年12月即获再版。1924年5月，北新书局又第三次开印，印数为4000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惊人的销量。[31]
李小峰敏锐地发现鲁迅原来是一棵摇钱树。李小峰除了退还给鲁迅200元自费出书的费用之外，还给鲁迅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版税，然后以畅销书的模式对这本书进行营销。[32]
营销方式之一是请人撰写“软文”，进行饥饿营销。比如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就曾化名“曾秋士”写了一篇“软文”，名为《关于鲁迅先生》，文中宣称鲁迅因故（没说什么缘故）不许《呐喊》一书再版，因此读者可能无缘再读到此书，欲购只能从速了。“鲁迅先生……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呐喊》的再版闻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绝无希望的了。”[33]这种营销技巧有效地刺激了当时还非常单纯的读者群的购买欲望。
在李小峰的运作下，《呐喊》很快成为当时的著名畅销书，据保守估计，到1939年，《呐喊》已经印行24版，单行本总印数逾10万册。这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比较平常，但是在中国出版产业刚刚兴起的年代，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34]
作为小说家的鲁迅由此获得了丰厚的版税收入。北新书局也因为经营鲁迅的作品而声名鹊起，成为国内知名文学出版社之一。鲁迅这才发现，自己的这支笔原来是可以换钱的。
三
作品的日益畅销带来的不只是版税收入的增长，还有社会声誉的迅速提高。这才有了厦门大学的邀请，有了鲁迅的辞职。
这是鲁迅职业身份的第一次转换，是从公务员转变为大学教授，但是这次转变并不算成功。大学并不是象牙塔，他在厦门大学只待了不到半年，就陷入人际纠纷当中，与顾颉刚等人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不久之后他又跳槽到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不但给出更高的薪水和更重要的位置，还可以任命许广平为鲁迅的助教，但是他在中山大学也没有待多久。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同国民党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兼以再一次陷入人事纷争，遂于1927年4月离开中山大学[35]，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决定不再从政或教书。在教育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不愉快经历，让他决心不再与官员、学者们相周旋，而是专心写作，用自己的这支笔来养活自己。他说，“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只“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他对许广平说：“这些好地方（指教授职位），还是请他们绅士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36]
之所以能做出如此潇洒的决定，自然与经济基础有关。到达上海之后，北新书局提供的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固定收入在200银元以上。除此之外，到了上海之后不久，他又获得一笔名为“特约撰述员”的特殊收入，每月300银元（这笔收入从何而来，后文有详细解释）。这是他能完成身份的第二次转变，从教授转变为一个自由写作者的重要保障。
有人总结说：
世人皆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离开了独立的经济来源（稿酬）的鲁迅，骨头还能硬多久？鲁迅个性的张扬，不屈不挠的硬骨头气质与他坚韧的性格密切相关，但自然也离不开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稿费制度的建立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37]
四
为了留住鲁迅这棵摇钱树，李小峰给鲁迅的版税一开始是20%，后来又涨到25%，这在国内出版界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其他书店，比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最高版税不过是12%～15%。
鲁迅从此将北新书局当作自己的“御用出版社”，他说，“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除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予别人……”[38]鲁迅一生一共有39种著述由北新书局出版或发行。据学者陈树萍统计，北新书局翻版次数最多的14种新文学著作中，鲁迅就占了6种。
版税虽然高，合作虽然密切，但是鲁迅仍然遇到了一个今天作家仍然经常遇到的问题，那就是隐瞒印数与拖欠版税。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个人关系本来极好，过从极密，但是因为版税问题也曾经撕破过脸。1929年，鲁迅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北新书局有隐瞒印数的行为，加上版税又经常拖欠，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他决定“亲兄弟明算账”，毅然聘请律师，向北新书局提起了版税诉讼。后来经郁达夫调解，双方同意和解，李小峰将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归还，新欠则每月还款400元，双方遂和好如初。
这次冲突的结果，导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中使用了一种新模式：“印花票”模式。
在这次事件后不久，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得……铅字二十粒。”这是指印花票上用字。印花票是一张约常规邮票大小的宣纸，上面除了钤有作者的名印外，还要印上一个代表这本书的一个字，例如《呐喊》就印一个“呐”字，这里的“铅字二十粒”就是准备印在印花上的二十种著作的简称。[39]
也就是说，北新书局以后出版鲁迅的著作，只有贴上鲁迅亲自盖印的“印书证”，或者叫作“印花票”才能上市销售。通过这种方式，鲁迅可以确切地掌握自己的书到底卖了多少本，以防出版商少付版税。
这一做法虽然保护了自己的权益，但是也要鲁迅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时间成本。因为制作印花票是很繁琐累人的，每张都要作者亲自盖印。从今天保留下来的《呐喊》版本上看，鲁迅的印花票上，钤印端正工整，每一个盖得都很用心。有人曾经测试过，“按照这样的钤印质量，大约盖一枚印花票章的时间需要一至两秒钟”[40]。如果加上休息时间，正常情况下半天时间不过能盖五千张左右。
韩晗在《论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鲁迅——以〈呐喊〉的出版为中心》一文中说，查30年代鲁迅致李小峰的信，“印花”一词随处可见，动辄就是几千张。譬如，“印花据来函所开数目，共需九千，顷已一并备齐，希于便中请人带收条来取为荷”（1932年4月13日）；“印鉴九千，亦即托其（按：即费慎祥）持归，想已察入”（1932年10月20日）；“今将印花送上，共八千个”（1933年3月15日）；“印花三千，顷已用密斯王名义，挂号寄出”（1934年7月31日），等等。
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和许广平在书房里一张一张机械地盖印的情形。“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愿意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可见鲁迅对作家权益的重视程度。[41]
五
鲁迅和同时代文人身上有一个显著不同，是他身上没有旧式文人的清高，谈钱的时候总是大大方方。
1923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时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对金钱的这种深刻认识，与他自己的早年经历有关。
鲁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自己家族的破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入了困顿”。鲁迅自己说：“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42]
应该说，鲁迅这段叙述有所夸张。因为祖父周介孚的“科场行贿案”以及父亲的重病，家里确实出卖了田产，但是只卖了一半，并非“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药店与当铺》一文中说，在父亲重病期间，家中“还有水田二十多亩，不过租谷仅够一年吃食费用”。
陈明远说：“周氏寡母鲁瑞和三兄弟一家人，在1896年以后，至少到1901年，仍保有一部分田产，每年可收租谷35袋至45袋（约3500斤至4500斤），以维持全家生活。由此可见，周家里虽然日渐败落，但尚未完全破产。”[43]
不过，这场巨大变故对鲁迅的心理冲击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幼小的他确实曾一度寄住在亲戚家里，被人暗地里称为“乞食者”。回到自己家之后，作为长子，他不得不经常出入当铺当中，“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遭人白眼的同时，也明白了许多人情世故。他后来对萧军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确实，钱能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没钱上学，鲁迅不能走当时一般读书人家子弟所走的“正路”，只好选择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因为他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更因为这里学费、膳费全免，每年还有2两银子左右的津贴。
江南水师学堂是维新派所办的洋务学堂，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进步的事业，在当时却是被人看不起的。鲁迅说他母亲因此感觉对不起他，“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鲁迅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很重。鲁迅对许寿裳说：“因为起孟（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在成为公务员之前，鲁迅一直在为“钱”这个字所苦。因此，鲁迅一生都对收入特别重视。收入是他做很多事的重要动机，为了增加收入不惜辛苦。
六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鲁迅花费巨大的心力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出版商仍然有很多空子可钻。
方法之一是在鲁迅看得到的地方贴印花，看不到的地方就不贴。“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当时北新书局在汉口、广州、北京、南京等地都有代售点，而鲁迅只在上海生活，极少外出。所以北新书局就只在上海发行的《呐喊》等著作上贴印花票，以防鲁迅亲自到书店检查，但销往其他地方的书却不贴印花票，这些本该属于鲁迅的版税就通过这种方式被北新书局悄悄侵吞了。所以今天古籍拍卖市场出现两种《呐喊》版本，一种有印花票，另一种则没有，甚至在同一版次中，也分为“有印本”和“无印本”两类。[44]
鲁迅对此当然非常愤怒，翻开鲁迅与朋友们这一阶段的通信，对出版商的抱怨与咒骂处处都是：“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45]
经历过与书商们斗智斗勇的痛苦，再加上推广左翼文学的迫切需要，鲁迅决定索性主动进入到图书出版领域，变身出版商。在上海的十年间，鲁迅先后创办了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等出版社。他亲自策划图书，亲自设计封面，亲自起草广告，亲自跑印刷所，从出版产业链的终端游到产业链的中部，把出版权掌握在自己手里[46]。凭借自己过人的经营天赋，鲁迅在短短几年内就掌握了畅销书的营销技巧，学会运用饥饿营销给读者制造适度的心理紧张感、高效地运用广告来促进销量等操作手段。因此他策划出版的书，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作品，销量大都比较好，对作者权益的保证也更加到位。
第四篇 鲁迅在上海的收入与生活
一
鲁迅离开北京，一定程度上是一次逃离或者说“私奔”。他与许广平的师生恋，今天当然是一段佳话，但是在当时，却遭受着重重非议。因此直到中山大学时期，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同居一楼，还是没敢公开住在一起。
计划前往上海之时，许广平心中充满开辟新生活的兴奋。因为上海是一个风气自由的地方，到了那里她终于可以和鲁迅正式公开同居。
对鲁迅来说，上海更是一个海阔天空之地。他可以摆脱一切体制束缚，龙归大海，下笔不必有任何顾忌。
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的心头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隐忧。自由总是有代价的，逃离体制的束缚，也意味着放弃了体制的保护。时局如同大海一样动荡，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上海又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后，分工明确：鲁迅专门“爬格子”，赚钱养家，而许广平则成为“职业主妇”，在家悉心照顾鲁迅的生活，全力支持鲁迅的创作。
自感携妇将雏压力巨大的鲁迅，创作非常辛苦。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而许广平也恪尽自己的职责。她亲自下厨，烹制可口的菜肴。“一般是三样菜，荤素汤兼具，保证了鲁迅膳食的合理营养。”鲁迅有通宵工作的习惯，许广平总是清晨六点起床，为鲁迅泡茶。[47]
萧红回忆说：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在许广平的精心照顾下，鲁迅在上海九年期间非常高产。1935年底，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48]
二
王朔曾经说过：“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也有人说，鲁迅之所以没能获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没有长篇。
是鲁迅缺乏写作长篇的能力和才华吗？也许不是。因为鲁迅根本没有尝试过写长篇。
鲁迅不写长篇，与时代环境有关。在鲁迅的时代，文学期刊远比今天的《收获》《当代》等刊物薄，能容纳的字数有限，因此大都以刊登短篇为主。比如，1920年沈雁冰准备改革《小说月报》时，就刊出广告：“惟以短篇为限，长篇不收。”“惟小说只收短篇，过一万字之长篇，请勿见惠。”请注意，那时超过一万字，就算“长篇”了。事实上，当时除了以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通俗小说为主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大部分严肃文学作家的创作都以短篇为主。[49]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文体转型，那就是从早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晚年的杂文写作。对于这次文体转型，有人的解读是鲁迅晚年创造力衰竭，已经无法再写出一流的小说和散文。其实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型不仅与鲁迅的年龄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一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剧烈变动当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氛围高涨，知识分子积极争夺话语权，发言讲求时效，在没有微博微信自媒体的时代，他们只能参与以报刊短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争。
二是在鲁迅晚年，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疲软不振，上海经济也连年萧条，一般书店出版社都争相出版销量大、周转周期短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称作“杂志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都难以出版。[50]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生存，便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由原来的小说创作转为杂文创作。
鲁迅杂文创作的最高峰，出现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了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51]
为什么鲁迅这段时间如此高产，而且集中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呢？[52]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谈》杂志的稿酬高，给鲁迅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10元（他的作品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洋文、空行。他为标点、空格争取稿费的事情已成佳话）。这远远高于其他杂志。[53]
当时一般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几角到5元。沈从文在致金介甫的信中说，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7角，《现代评论》时期才升至3元。鲁迅在1934年底写的《病后杂谈》中也提到：“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当时，《动向》杂志给鲁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读书生活》3元5角；《现代》每千字4元至5元；《文学》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谈》将鲁迅的稿酬标准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也充分激发起鲁迅的写作潜能，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超高产”。因此，鲁迅晚年杂文的产生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54]
因此鲁迅的这支笔，不只是投枪和匕首，也是一棵摇钱树。据陈明远统计，1927年秋至1936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70142.45元，月平均674元[55]。减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津贴14700元，月均卖文收入510元。
三
因为收入很高，所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
鲁迅在上海一直是租房而居，租的都是大面积的洋房。“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住房方面是不愿意节俭的。‘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它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他先后在共和旅馆、景云里寓所、北川公寓、大陆新村等地租房，当时上海的房租是很昂贵的，好的房子更是天价。”确实，鲁迅所租的都是条件很好的房子。比如大陆新村九号，就是一幢水、电、气齐备的三层楼的阔大建筑，堪称“豪宅”，这样的房子在30年代的上海并不太多。
鲁迅在买书上更是花钱如流水。有人做过统计，1928年至1935年八年间，鲁迅购书支出8671.5元，月均约90.328元。1930年，购书额更是达2400.45元，平均每月超过200元。[56]手笔之大是普通人绝难望其项背的。
在上海期间，鲁迅经常带一家人去看电影。为安全和方便起见，鲁迅看电影一般坐汽车来回，而且除非人满了，他总是坐最贵的座位：“花楼”第一排。鲁迅说，看电影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57]
在请客吃饭上，鲁迅同样非常讲究，宁缺毋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58]鲁迅宴客总是去知名饭店，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桥香、聚丰园等，花费自然不小。有时候，鲁迅家宴也要从大饭店请名厨。比如，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人伊赛克饯行，请的是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
鲁迅辞世不久，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大肆讨伐鲁迅，称“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这话倒并非毫无根据。查1932年2月26日鲁迅日记，海婴感冒，鲁迅邀石井学士赴寓诊，诊金高达10元。[59]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水平，从他所购置的日用品中也可见一斑。1934年7月14日，他“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1935年5月9日，他“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在当时，电风扇、留声机并非大众化的日用品。鲁迅为五岁半的海婴买件玩具的花销就可供一个单身汉生活两个多月。[60]
四
但与此同时，鲁迅的生活也有非常节俭的一面。苏雪林论及鲁迅时说：“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
确实，节俭是鲁迅的本色。艰难的早年生活让鲁迅形成了吃苦的生活习惯。
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二十岁左右的他“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至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61]。因为经常营养不良，影响发育，导致鲁迅体形瘦小，落下了胃病的顽疾。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时，月薪30块银元，收入并不低，但他生活很节省。朋友们回忆，一年之中他有半年是穿一件廉价的洋官纱长衫，吸的是廉价的“强盗牌”劣质香烟。在北京为官时，虽然收入更高，但是在寒冷的北方严冬中，鲁迅仍然不穿棉裤。鲁迅曾对朋友说：“我岂但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在上海时期，虽然收入很高，但鲁迅还是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自己旧的生活习惯。他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平日总是穿普通布制长衫、棉袍，脚踩老式中国布鞋。平日自己一个人外出，经常搭公交或步行，不常叫车。至于吃则更不讲究，虽然喜欢吃点“老酒”，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豆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虽然烟瘾很大，却长年吸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
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家中任何杂物，包括一张包装纸，一小截绳子，都不会轻易丢掉，都要物尽其用。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在金钱上，鲁迅先生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旨，总是处理得清清爽爽，从不含糊。鲁迅与日本人须藤先生关系极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记却记有这样一则：“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
以鲁迅与须藤关系之好，他居然还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1元钱。[62]
五
鲁迅在金钱上如此细致，除了生性节俭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到上海时，人已过中年，“携妻将雏鬓有丝”。虽然版税标准很高，但是他的书常常被禁，收入并不稳定。他曾经慨叹：“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因此他常常担心自己有朝一日生活不能维持：“上海……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日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
另外，鲁迅健康状况一直很差，知道自己不能长寿，担心自己去世后，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所以鲁迅为了有所余裕，努力储蓄，为了应对突然变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贮一些钱，以备万一”。鲁迅曾对一位朋友说：“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63]
据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透露，鲁迅去世前，曾为许广平和他“准备了一笔钱”，以供他们今后的生活。至于鲁迅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价值几何，至今似乎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
第五篇 鲁迅与中央研究院的“特殊收入”
一
鲁迅决定告别体制束缚，以自由创作为生时，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终于不再需要周旋于官员和教授们中间而感觉快意，另一方面也为失去体制保障而生出一份不安全感。
如果能在自由写作的同时，获得一份体制内的闲职，拿一份干薪，自然是最好的事。
就在鲁迅计划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之际，恰好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政府提出一个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方案，“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在计划案中，这个机关有点像今天的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地位清要，待遇也很高，不需要去坐班，只需要报上一个研究计划，就可以坐领津贴。
二
要谋到这个职位，一个关键人物是鲁迅的老上司蔡元培。因为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委员，实际主掌其事。
蔡元培是鲁迅的恩人。鲁迅最初因为蔡元培的延请进入教育部。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席，也是蔡元培聘用的，甚至鲁迅弟弟周作人的工作也是托蔡元培安排的。蔡元培一生对鲁迅种种激赏和呵护有加[64]，以致郭沫若做出这样的总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因此，按常情鲁迅应该主动联系蔡元培，请求他的帮助。
然而鲁迅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在朋友章廷谦和同乡郑奠主动帮他去求蔡元培时，鲁迅还给他们泼冷水，说肯定不会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鲁迅和蔡元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蔡元培不仅呵护鲁迅，也呵护鲁迅的敌人胡适、顾颉刚等人，甚至于对胡、顾等人的赏识更在鲁迅之上，让鲁迅心生猜忌，非常不快。
蔡元培一生重视人才，以提携才俊为己任。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文学家，虽然也写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但是他在学术上的基础不好，成绩也不多。而蔡元培却一直大力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的主张高度趋同，因而同声相应，互动很多。他亲自将留学美国的胡适请回国内，并多方扶助，让他很快在北大站稳脚跟。胡适曾多次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65]。爱屋及乌，蔡元培对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也很欣赏，对他独辟蹊径的研究评价很高。
然而鲁迅与胡适早年虽然是好友，后来已经形同陌路。至于顾颉刚，更是成了鲁迅的主要攻击对象。他在小说《故事新编》中《铸剑》篇里多次影射顾颉刚，对其“红鼻头”的生理特征和口吃的生理缺陷进行嘲笑。鲁迅之所以离开厦门大学，就是因为顾颉刚的到来。转赴中山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之邀联翩而至，令鲁迅再一次拂袖而去，由此可见两人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敌人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他认为蔡元培在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影响之下，肯定已经对自己产生负面看法，因此渐渐与蔡元培拉开了距离，很长时间不再主动与蔡元培联系。1926年，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鲁迅甚至对蔡氏公开讽刺：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显然这是批评蔡元培与胡适穿了一条裤子。并且认为他与蔡元培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决定与他分道扬镳了。
所以鲁迅听任朋友去向蔡元培说项，自己却没有给蔡元培写信。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里的“介石”，指的是鲁迅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蔡元培。袁希涛、蒋维乔都是教育部的老人，也是鲁迅的老上级。如前所述，鲁迅对教育部的上级们大抵都是不以为然的。在信中公开说他与蔡元培两个人“气味不投”，表明他一开始就没有对蔡元培寄予分毫希望。他后来在信中还说：“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鲁迅认为蔡元培肯定会把中央研究院的位置留给袁希涛、蒋维乔等自己讨厌的人，而不会是自己，因此不打算上门自讨无趣。
三
鲁迅将希望寄托在蔡元培的政敌身上。
9月19日，准备乘船离开广州的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点事。”
虽然信中表白自己到南京并不是“谋饭碗”，但是他到上海后，却去拜访了曾任教育总长的易培基，目的正是谋职。
易培基与鲁迅曾同为章太炎弟子，因此是旧相识，时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在当时文化教育界的权利争夺中，他是蔡元培的敌人，此时正与他的亲家李石曾联手，在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公开发起挑战。鲁迅看好易培基一派的政治优势，判断蔡元培可能会失势，所以把宝押在易培基一边。[66]
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场就谈到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党同伐异”的亲密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鲜明地表示了对易培基一派的支持，曲折地表达了对蔡元培的反对。[67]
然而，易培基并没有表现出蔡元培那样的热情，虽然鲁迅初到上海与他过从甚密，但他只是邀请鲁迅给劳动大学每周做一次讲座，除此之外并没有动用自己的资源给鲁迅安排什么合适的职务。鲁迅的判断失误了，他在劳动大学的讲座也只做了两次就停止了，据说是因为专车问题：“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头一次是用易培基的专车来接的；第二次也来了，但稍为迟了些，令鲁迅好焦急地等待了一番；到第三周，车子干脆不来了，易培基也一直没向鲁迅查问一下为什么不来，鲁迅从此也再没有到劳动大学教书。”[68]
四
就在此时，1927年10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对大学院的职务有决定权。在大学院任蔡元培秘书的老友许寿裳来信告诉鲁迅，表示蔡元培有意为鲁迅和另一个名为江绍原的学者安排“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
收到这封信，鲁迅有点半信半疑。他不敢相信蔡元培有如此雅量，不念旧恶。他判断，这也许是蔡元培敷衍许寿裳的话，决定先看看再说。
果然，接到这封信后，鲁迅等了十来天，没有收到后继消息，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气愤地表示不想去吃这碗饭。
又等了七天，鲁迅还是没有接到消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说：“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指斥蔡元培用假话敷衍人，并且说，即使蔡元培真的聘请他，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无聊”。
又等了一个月之后，还是没有结果，鲁迅已经非常愤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评论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鲁迅称他为“太史”。鲁迅在信中不但称蔡元培为“傀儡”，还判断属于蔡元培的时代已经过去，认为他在中国已经不会再有作为。
当然，嘲骂和不屑并不妨碍鲁迅死马当作活马医，他决定还是主动尝试一下，成与不成要有一个结果，以免心中总是放不下。他深知是自己在报上公开嘲讽蔡元培，并中止与蔡元培联系，才造成了两人间的裂痕。如果想要弥补裂痕，必须由自己采取主动。
已经很久不与蔡元培通信的鲁迅，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由头，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语气极为恭敬，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的工作，但却巧妙地表达了自己重修旧好之意。信虽然发出去了，鲁迅其实并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
然而事实证明鲁迅不够了解蔡元培。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而闻名的蔡元培固然欣赏胡适与顾颉刚等人，但并没有因此而看低鲁迅。他对鲁迅文学才华的欣赏一如既往。当然，鲁迅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令他感觉不太舒服。现在，鲁迅一旦有所表示，他马上就伸出了救援之手。收到鲁迅来信后没几天，1927年12月18日，蔡元培就派人给鲁迅送来“大学院聘书并本月份薪水泉三百”，聘任他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又称特约著述员），每月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
蔡元培之所以帮助鲁迅，当然是出自公心，想为这个有才华的老乡提供一点自由创作的保障。他曾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鲁迅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12月19日，致邵文熔信中高兴地说：“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
五
蔡元培通过特约撰述员这个名目提供给鲁迅的这笔“补助费”长达4年又1个月，共计14700银元，数目相当巨大。[69]
然而，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同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对立，因此鲁迅夫妇在书信文字中提及由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此项收入时，一直有所隐讳，并不想为人所知。比如，1929年5月，许广平写信告诉鲁迅收到了这个月的补助费：“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70]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教育部由中央银行汇寄的300元汇款单，已经由周建人托王蕴如取出又转入储蓄的存折了。许广平在信中将这笔收入称为“中央行那张纸”，而且连转账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可见夫妇二人对此事的谨慎。后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时，干脆把这段话全部删去了。
接受了聘书之后，鲁迅与蔡元培恢复了交谊，从此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蔡元培没有再出恶言与讥评。1930年3月27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还这样说：“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他称赞蔡的“念旧”，显然与蔡此举有关。
鲁迅最初争取这个研究职位的时候，是计划把他早年所辑集一直没能出版的《古小说钩沉》之类的书出版几本，聊以塞责。但是出版这种书籍没有市场，他联系了多家单位也没有人愿意出版。后来他又打算自费印行《嵇康集》，但是刚刚整理好文稿，又因为战乱无法进行。一直到1931年年底，鲁迅并未为这个岗位做过任何工作。
因此，1931年12月，鲁迅的编辑费因为没有工作成绩终于被裁撤。对此鲁迅倒是觉得理所应当，毫无怨言。他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说：
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
然而蔡元培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很不满意，仍然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鲁迅争回此款。不过因为鲁迅违约事实过于明显，他的努力没有收到成效。鲁迅知道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了深深的感激：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育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71]
巴尔扎克的天才与虚荣
一
文学青年巴尔扎克二十岁那年心血来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掉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他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早九晚五的机械工作，再也不能忍受默默无闻的卑微生活。他要当作家，一个大作家，发大财扬大名！
作家的名声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黯淡，甚至可以说如日中天。可是他的父母有充分的理由大发雷霆：且不说律师是个多么让人羡慕的工作，关键是他巴尔扎克从小到大写作课成绩都是一塌糊涂，从来没有在哪怕地方小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根本没有文学天赋。从小他又懒又笨不讨人喜欢，能安安分分做一个律师是他们对他的最大期望了。作家是说当就当的吗？
可是一直都挺听话的巴尔扎克这回却一反常态，说什么也不回去工作。在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哭泣哀求都不管用之后，他的父母只好策略性地让步：他们同意给巴尔扎克两年时间，让他去胡闹。两年之后，如果他还没有成为“作家”，那就乖乖地回去做他的律师。
于是，文学青年巴尔扎克拿着家里给的几百法郎，跑到巴黎，租了间四处漏风的房子，做起了作家梦。
